作者: 朱伟
一九六八年初中未毕业就从上海到黑龙江下乡，七八年回到北京，在《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编辑，八三年至九三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小说编辑室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九三年创办《爱乐》杂志，九五年起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我的七十年代开始于一九六八年。
这一年九月十日，我还不满十六岁，就完成了从一个孩子向成年人的过渡。这种过渡，是从去向父亲告别开始的。当时父亲正被隔离审查，而我已经穿上了建设兵团发的一身崭新的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在那个年代，穿这样一身军装，自然有一种英气勃发的气派。其实这军装不合身，很肥大，到全家合影时，姐姐只好以一个夹子来固定我瘦瘦的脖领。
我至今记得与父亲告别的那天下午。父亲被隔离的地方，在看守所的东侧，看守所高墙下有一个蓝球场；我在西斜的阳光下穿过球场，父亲则从一个很小的门洞走出来，似乎在躲避阳光。在我至今仍然痛楚的回忆里，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告别，而是儿子在向父亲表达一种父子割裂的决心，一边是一个内疚的父亲，一边则是一个鄙夷父亲历史的儿子。在我心里，父亲和他的历史，就像一根束缚着我飞向光明的绳索，我的建设兵团之行，就险些由于他的问题而通不过政审。最后，是在我的坚决申请下，班主任说了很多好话，领导才额外放行。我由此意识到，只有从这绳索中挣脱出来，才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和未来。那是一个可以轻易决裂的时代，亲情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可是实际上，父亲所谓的历史污点，只不过是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局里，做过一个比科长还小的管事员——课长。而能当上这课长，只不过是因为他打得一手好算盘，他能双手同时在算盘上运算。
母亲躺倒在床上，只有哥哥与姐姐送我到火车站。火车开动前站台上一片凄厉的哭声，千万人之哭，一下子汇为一体。在那一刻，我才感觉到了告别的份量——三天三夜火车，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这辈子就再也不能回来。不过火车一开动，更多的却是激动与神往。那种激动与神往，是由《好儿女志在四方》这首歌的歌声所引发的。那是描写新疆建设兵团生活的纪录片《军垦之歌》的主题歌，一片片黑土被犁开，变成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现在回头看，这首歌中豪情已经成为现实：正是由于我们的军垦，今天的黑龙江成了中国最大的粮仓，成为一块在粮食战略储备上让亿万人安心的基地。
也不知怎么，现在越来越觉得，在自己的一生中，这一段生活弥足珍贵——那么多来自各方的男男女女集聚在一个个知青点，许许多多穷乡僻壤几乎都被来自各大城市最有活力的千千万万青年所占据。这是城市对农村的包围，是另一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键是，那时候的我们，都是那样年轻，年轻单纯到如一张张白纸。那是一种只有毛泽东的气魄和远见才写出来的历史，以后不再会有这样纯净的青年，不再会有千千万万青年经受这样从身体到精神的磨炼，也就不再会有这样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了。
运送我们的火车专列从上海开出，直达嫩江。待下车集结的时候，正是黄昏时节，车站广场上一片生气勃勃的草绿色。形成对比的是，运送我们去农场的崭新的兜棚卡车，不是草绿色，而是天蓝色。上车后开始觉得冷，然后在颠簸的路面上各自昏昏欲睡。迷迷糊糊中听说车正经过小兴安岭，大家争先掀开棚布向后望，可是除了看到一对跟一对爬行着的车灯，黑黝黝的，甚么也看不见。
我分配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师第一团，编号为建字一○一，正处在边境线上，很值得骄傲。卡车到了团部，换成胶轮拖拉机，突突突喷着黑烟，拉我们去连队。这种拖拉机叫「二八」，大约是因为具有二十八匹马力吧。到连队的沙石路还是当年日本关东军所修筑，一路坑坑洼洼，拖拉机就不断剧烈地摇头甩尾。连队在一个山岗下，站在岗上看出去，大约有十来栋砖房、草房，每栋房的屋顶，都有起码有六个烟囱，非常醒目。傍晚时分，每个烟囱冒出的烟都无忧无虑地裊裊上升，与晚霞连接在一起。
土房是拉合辫的墙(将草拧成辫，甩上土)，泥地，屋里有两铺炕，中间隔着一堵火墙，连着火炉。宿舍以班为单位，班长副班长都是从部队转业的老兵。班长有家，我记得他请我们第一次到家里，吃的是煨熟的刚出土的土豆，蘸大酱，我第一次感觉到，土豆原来那样好吃。副班长睡在炕头，他喜欢拉二胡，还好喝两口小酒。
到连队的第一件事，是装点宿舍。我们之中年龄最大的三个自然成为核心，他们是上海少体校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两位打网球，一位打篮球，各自带着网球拍、羽毛球拍与篮球。其中打网球的余海星，是核心的核心，他带来了各种广告色，有绘画才能。他用广告色在窗玻璃上画出屯垦戍边的标识，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我们于是都为拥有这样一扇美丽的窗户而自豪。
到连队后没多久就是十一。前一天连队杀了牛，这天是两顿饭，早上开饭结束了连续半个月没有肉的伙食，食堂里香气扑鼻。大家争着每人都买两三个红烧牛肉，狼吞虎咽，结果到晚上，几乎人人都肚子疼得不可开交，随后争先恐后上厕所。那厕所一到晚上就一团漆黑，蹲在里面的人，必须以咳嗽警示，以免被匆匆进来小便的人滋着。
那是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第二天食堂就开始被清查，追究有没有阶级敌人投毒。查来查去，不了了之。后来才闹明白，原来是食堂急着让大家吃上肉，肉没有炖烂就出了锅；尽管大家一个个都有朝气蓬勃的胃，但是也无法消化如此之多的没有炖烂的肉，这也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吧。
过了十一就下雪了。我们把有两层窗户的窗缝都用报纸封起来，中间铺上木屑，还插上树枝养鸟，鸟在其中喳喳乱叫。窗户上有了水气，日渐污染着窗玻璃上的画。到十月底，第一次领略了暴风雪，那种凄厉的呼啸持续了一夜，真是惊天动地。第二天醒来，宿舍的门被厚厚的雪封住，推都推不开。
下乡第一年的冬天，我们能干的，只不过是维持生计。所谓生计，一是取暖，二是用水。那时除食堂用煤，我们每个宿舍都是烧柈子取暖，要进山砍树，拉回来先锯成段，再劈开成柈子。而水，一到严冬，营区里的井都枯了水，只有沟底的那口深井还没干。到那井去挑一担水，要爬二十多分钟的漫坡，来回地换肩也还是不堪重负，于是每逢轮上挑水，都成了对我最大的考验。井台上结满了冰，只留一个寒森森的冰窟窿。一担水挑在肩上，因为个子矮，前后两个水桶里的水，都会不断泼洒出来，洒在裤腿上就变成冰。等挑到宿舍，一桶水变成了半桶，棉裤则完全变成铠甲。这样挑水实在困难，后来就换成以牛车或拖拉机拉着水罐去拉水；一个人管摇辘轳把打水，一个人往车上提水，再一个人将水倒进水罐。无论提水还是倒水，一桶水都会洒掉三分之一，洒在身上，棉衣棉裤都是冰，进屋前必须将冰敲掉，才能把衣裤脱下来，至于脚和鞋，肯定就冰冻在了一起。
仅第一年，我们就不知烧掉了多少树。树最多的地方，是当年日本关东军遗留的一个飞机场，那里的白桦树，齐齐整整，都有碗口那么粗，在皑皑白雪中一排排密密地站在那儿，显得十分宁静。从连队到飞机场，马车要走两三个小时，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坐在车上，风像刀割一般，帽耳上很快结成了霜。口罩是不能戴的，一戴上，眼睫毛马上也会结成霜。最要命是冻脚，我们用一晚上在火墙上烤得暖暖的毡垫，很快就变成了冰，于是就必须下车跟着马车跑，以防脚不被冻坏。跑暖和了，上车坐一段，待冷得受不了，再下车跑。那时候，寒冷可以冷到那样的程度——吐口唾沫，到地上马上就变成一个冰珠。
砍树的斧子都磨得飞快。砍树的窍门在于一斧接一斧，顺着刃口，不断形成斜面，再将斜切的木片劈飞，使斜面步步深入，以撼动树心。而我抡起斧子，经常一个斧刃对不准前一个斧刃，还经常把斧子头和斧头把连接的地方砍在树上，自己的虎口震得生疼，斧子把也被折断。
中午吃饭，是自己带来的冻得硬梆梆的馒头，还有咸菜。馒头吃之前，要用树枝点一把小火，把冻馒头在火上烤，但是常常的，谁也不耐烦等到馒头完全烤热就吃上了，往往外面已经焦了，里面还有冰碴，不过也不在乎，反正另外能够就着馒头吃的，也还是雪。那雪看起来雪白，其实里面积存了大量尘土，所以化在嘴里，总有一种白桦树粉的气味。如果把它们放到铁桶里化成水，那水总是黑的。干一天，等到砍够了一车木头，马车上堆得高高的，再上去下来，就变得很困难；坐在这样的柴禾车上，最好的办法是将脚埋在树枝里，马慢慢走着，路变得不再颠簸，高高的柴禾堆随着路面来回摇摆，我们就像睡在了摇篮里。
我当时在班里最小，年纪最小，个子最小，人也最瘦弱，在严寒下每天冻得鼻涕邋遢，狼狈不堪，砍树的业绩也差得毫无自尊可言。于是我被剥夺了砍树资格，留在宿舍里劈柴烧火。在当时，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等于你缺少了别人都有，可是唯独你没有的一种重要的劳动能力。
负责劈柴的，其实另有其人，一个被监管的朝鲜族老兵，是所谓「朝鲜特务」。我记得他姓朴，每天只穿一件部队发的军绿色球衣，不停地举着斧子在那里劈柈子，劈下的柈子都堆成了山。我的工作，是把柈子抱回宿舍，码在一进门的地方。白天，大家都出门砍柴、拉水去了，我就成了烧炉工。工作主要是保证晚上的柴禾，打扫卫生，保证炉火不灭，还有一壶壶地烧开水，灌满全部的暖瓶，再就是到偏近黄昏的时候，开始烧炕。每天晚饭后，是宿舍里最热闹的时候，没条件洗澡，大家只能围着火墙擦身。一个个都脱得仅剩一条裤衩，打半盆水，先把脑袋整个埋在水里，呼噜呼噜，水溅得四处都是；那水溅在烧热的火墙上，就冒出带石灰味的水气。然后，一块毛巾，从上擦到下，擦下身时候都是工步，毛巾整齐地在裤衩里来回地掏。擦完了，纷纷展开双臂，靠近火墙热烤，烤到浑身舒展，那是最惬意的时候。擦干净后上炕，下棋打扑克，吹笛子吹口琴，侃山聊天，各不耽误。红灯牌收音机是唯一连接世界的纽带，有时候能听到一个极为低沉的声音，「这里是红旗广播电台」，于是就赶紧转台。
这样的室内浴，洗完往往一地的潮湿，同时屋里开始瀰漫出各种臭味：火墙上开始挤满各种鞋与鞋垫——都需要靠暖暖的火墙烤上一夜，第二天穿上，再走进严寒之中。烧炉工最美好的时间是在晚上：歇灯号吹过，大家很快就都熟睡了，于是世界就会变得特别的静。这时候你的任务，是保证炉火不断熊熊燃烧，反正门口有的是柴。搬个板凳，面对炉膛，看着那些白桦树的柈子滋滋响着冒水汽，美丽的桦树皮在火中渐渐卷起来，被烈火吞噬，变成熊熊燃烧的一部分。对着炉火看书，在我的记忆中是最美妙的——那火光就在书页上跳动。那时流传的是大家从家里带来的书，五花八门，我最难忘的，是法捷耶夫的《毁灭》。还有一本厚厚的《马克思传》，以及一本厚厚的《朱可夫传》，不过记不大清是不是那一年冬天在炉火前读到的了。
烧炉工最值得炫耀的，是把火炉的炉盖烧成通红透明。这时火膛里，炉火愤怒地轰鸣着，就像奔驰着火车。炉盖透明得像要融化。那时候，屋里温度就会很高，窗玻璃上的冰霜全都融为水，进入梦乡里的人一个个舒服得四仰八叉，全不盖被子。走到寒气凛冽的室外，是宁静的冰天雪地，月亮清寒，就像一个大冰盘，抬头看月色下烟囱里散发的紫色的烟，实在是另一种的美丽。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尽是田园。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紧张之时，我们地处中苏边境，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任务是挖出「苏联特务」。周边晚上的荒野里，经常会升起很多信号弹，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传言最神的是关于七连的。七连驻地是山神庙，那里本是日本关东军面对苏联最近的一个兵营。据说当时关东军有「大大的山神庙，小小的哈尔滨」的说法，所以这里战败后留下了几百栋成片的营房。这些废弃的营房全部只有房架，没有了房顶与门窗，苏联红军驱除关东军后，把可用木料全部拆除运走了。这些废营房里出现的信号弹很密集，据说信号弹是定时自动发射，所以围剿总一无所获。当时最毛骨悚然的传闻是，巡逻人员走到废房子里，不见人，却有还未燃尽的火。关于信号弹问题，至今仍然令我不解：如真有特务，当时的信号弹除了恐吓作用，又有甚么意义呢？是为了证明他的存在，还是为了与清查较量？
因为形势紧张，夜晚增加了轮班巡逻，主要任务是保卫麦场。麦场上有几个大粮囤，积存着秋收的全部果实，拖拉机与各种农机具也都停在那里。农业连队没有枪，值班的两个知青只能空手徒步巡逻，现在想想也觉得荒唐。除了冷，还有在黑黝黝的凛冽寒风中的恐惧。我清楚记得，有一位北京知青在一次夜巡中与我同班，他是中科院地理所的子弟，说话瓮声瓮气。他似乎是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一定不要在明亮的地方走，在暗处，别人就在明处，我们就处处主动。我们于是就专拣暗黑的地方走。他又说，两人一定不要并排，并排危险的概率就太高，我们就彼此拉开距离，可是越拉开距离，就越觉得身前身后都是声音。夜里很静，踩在结了冰的雪面上，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巡逻时候，最温暖是从麦场走进亮着昏黄色灯光的马厩里，马不吃夜草不肥，这时候那些马都把脑袋伸在马槽里，安静地嚼着夜草。到值夜班的马厩的火炉边坐坐，有时能吃到烤得香香的老玉米。
随着一批哈尔滨工读学校的学生到连队，清理阶级队伍升级了。在批斗会现场，他们搬了个窄窄的树墩子，让有嫌疑的所谓「特务分子」摇摇晃晃地站上去，然后一脚将树墩踢翻，看着他们仰面摔倒在地，再上去拳打脚踢。后来，「特务分子」越扩大越多，先是牵连到睡在我们班的开「二八」拖拉机的司机，再牵连到爱拉二胡的副班长。开拖拉机的司机姓齐，因为像狗熊一样长得又黑又壮，被老战士们称为「齐瞎子」。追查他，他嘴硬，不服，就被打得厉害，半边脸都肿了。我们全班都对这样打人反感，又没人敢站出来。「齐瞎子」被打后，也不说话，后来我们见他炕头放了一旅行袋的饼干，是在小卖部买的，足有十几斤，就在暗下里嘀咕，怕他想不通，要自杀。大家就开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决心一旦发现就阻止他轻生。后来发觉，他每晚睡觉都是鼾声如雷，才明白他根本就没当回事，「活一天算一天，该吃的吃光，该喝的喝光」。这事后来不了了之，查了一通，甚么也查不出来，就一风吹了。那年冬天，「齐瞎子」问题查清后，他就结婚了，娶了一个漂亮的小媳妇。我记忆中最清晰是我们到他家新房，见他与小媳妇面对面，一块扯被里、缝被子的场景。两人面对面地扯被里的样子，后来一直在我心里成为温馨家庭生活的一种象征。
冬天食堂的菜，只有三种：土豆、白菜、萝卜。这些菜平时贮藏在菜窖里，全都被冻过，吃的时候放在大锅里炖，根本没有油水。所以，那时候能到老战士家里吃一顿狍子肉，是天大的享受。冬天，狍子会成群结队在远处的雪原上跑过，在白雪上留下的脚印，回来时候，它们一定还走这条路线，所以被称为「傻狍子」。老战士们在它们经过的路上设下连环套，就可以套住牠们。狍子肉的做法，在当时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和土豆一起炖，而且肉少土豆多。
还有一个解馋的办法，是到小卖部。小卖部里最吸引我们的，是上海梅林牌的红烧猪肉罐头。铁盒包装的罐头里，其实有一半是油，肉很破碎，一共也没有几块，但是吃起来极香。从食堂打回没有油水的菜汤，掺上罐头里的红烧猪肉，然后在宿舍的炉子上加工，再吃就感到鲜美无比。那时候，我们的工资加上边境地区的津贴，每个月只有四十九元，但是作为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过的简直是奢侈生活。所以，我们到小卖部并不怜惜花销。最奢侈的一个，大约是少体校打篮球的陈文江。他近一米九的个子，穿四十四码鞋，张开手就能把篮球单手抓起来，大家觉得这一手非常了不起，因此都叫他「大手」。他有每天保持干吃奶粉的习惯，只要回到宿舍，就靠在被褥上一口口干吃奶粉，还说，奶粉的味道比牛奶要好。除奶粉，他还爱吃白糖，也不用水稀释，就那么一勺勺地干吃。
冬天小卖部里的水果，只有冻柿子与冻梨。相比冻柿子，我对冻梨的印象更深，那是一种圆圆的黑色的梨，冻得非常结实，像一个个铁球。把这些铁球买回来，先扔在水里解冻，等一层透明的冰壳褪去之后，里面是半烂半不烂软软的瓤，咬在嘴里，还是冰牙。
当时最吸引人的娱乐，当然是看电影。放映地就在食堂，冬天四面漏风，墙上都结着一层冰霜。最难忘是那一年放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轮转到我们连队放映，似乎已经是下半夜的两三点钟，可是大家仍然像是迎接一个节日那么高兴，没有人在意那冬夜的寒冷。
冬天最难受的是上厕所，风从茅坑下钻上来，有如利刃割肤，下面，是宝塔般耸立在那里结成冰砣的粪便。这样蹲坑的滋味实在受不了，我们就选择野外的雪地方便。但是旷野里八面来风，又是另一种滋味，等拉上裤子，屁股冻得完全麻木。一场大雪后，我们在靠宿舍的山墙边上，动手用积雪围成了一个厕所。这厕所垒成一人多高，走进去还有一个拐角，经过这拐角，才是用来如厕的隐秘的空地，周边是洁白的雪墙，头顶是明净夜空中一轮清明之月，风都被挡在外面。这个雪厕又干净又方便，每天的排泄物会迅速冰冻，也没有臭气；清洁的时候，只需把粪便铲去，再铺上新雪，就能每天都保持整洁。
在宿舍门口，另一个必需解决的，是日常的泼水问题。每天洗脸洗脚的水，如果出门就泼，门口就会都是冰，相当危险。我们设计出一个坡度，大家都顺坡倒水，渐渐变成一个顺坡的冰面，于是很快有人用桦树干钉成一个小爬犁，顺着坡面可以滑下去，大家都觉得好玩。
在记忆中，这一年过年，我第一次喝了白酒，喝的是六十五度的「北大荒」。过去在家里，只跟着父亲喝过一点甜酒(也就是那时零卖的葡萄酒)，所以烈酒下肚，似乎五脏六腑都在燃烧，结果大年三十的夜晚，我吐得一蹋糊涂。不过喝多的好处，是晕晕乎乎忘记了想家。等到酒劲过去，大家动手包的的年夜饺子，都已经包得差不多，等着下锅了。对那个除夕夜，还有一件事很难忘：我们放到室外去冷冻的饺子，最后都给狗吃了，还有我们埋在雪窝里准备过年吃的很多别的东西，也都给狗刨了出来。
从过年到开春，其实还有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在我记忆中，好像只是瞬间。开春时候，开了九大，林彪当了副主席。这时雪化了，道路变成泥泞不堪，山墙边的厕所变成了最丑陋的所在，我们揑着鼻子才将它清理干净，但臭气犹存，久久消散不去。
起程
作者: 高默波
——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出生在江西一个小村庄的贫苦家庭。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厦门大学，后选派到英国留学，先后就读威尔士大学、剑桥大学、西敏寺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后移民到澳大利亚，先后在格里菲斯大学和塔斯曼尼亚大学任教。现任阿得莱德大学讲座终身教授，兼任阿得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发表了四部专着和一系列文章及合着章节。最新专着是《解释中国过去的论争：毛和文革》。
一
要说七十年代，还得先从六十年代末我刚上初中时说起。
那时一个农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经了不起了。拿我们两百多人口的高家村来说，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孩子上了中学，其中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
父亲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能继续升学。那时的初中离高家村有十几里地，不可能天天来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亲省钱买了个搪瓷脸盆，生怕把农村人用的木盆带到学校丢人现眼。
在我上中学期间，父亲去世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虽说才十几岁，但也该是挣工分的劳动力，可上学非但不能养家，还得由家里负担学杂食宿费。三寸小脚的母亲也不得不下地干活，贴补家用。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学校突然就宣布停课了。文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但高年级同学写的那些大字报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地理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被抄，他单身多年。大字报上说，他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他日记中写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车坐在一个女人身旁，贴着她感觉很舒服。另一个证据是，他嫌公共厕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学校旁的树林上厕所。
甚么是资产阶级？我们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这老师的确有点怪。村里男女老少之间，打打闹闹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为甚么身体接触一下，就会激动得写进日记？让人不可思议。
学校里有好多新鲜事，让我们好奇。比如说那些单身，我们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虽说没多漂亮，但找个对象应该易如反掌；另一个女老师也是，还总是穿高跟鞋，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感觉挺怪的。还有教导主任黄某，胖得出奇，腆着个大肚子，跟我们这些皮包骨的乡下人相比，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对老师很尊敬，没人打老师，甚至也没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学生们殴打学校食堂兼仓库的管理员。那时候农村学生在校寄宿，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从家挑一担大米和柴禾到学校，交给管理员过秤，再根据重量给我们饭票。他过秤时总是偷奸耍滑，饭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饭又比饭票含量少。很多人都怀疑他贪污，但又找不到证据，文革终于给了人们发泄的机会。
有一天，上面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从学生中选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协商提名，公开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条就是学习成绩，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对，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偷过他的折叠小刀。这是胡扯。我在屋外捡到一把小刀，爱不释手，就留下了。他非说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没人相信他的指控，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趟旅程最让我激动的是头一次坐火车，这比见毛主席更令人激动。北京街道宽敞豁亮，高楼大厦，真有点儿像神话世界，连发给我们当干粮的饼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点起床，步行去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编队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条条读毛主席语录。终于一辆辆敞篷汽车开过来，一晃而过。周围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点莫名其妙。说实话，连毛主席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问我看到毛主席了吗，我当然说看到了。啥模样？跟画像上一样。
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是些爱虚荣的家伙，军大衣、自行车和白塑料底鞋让他们出尽风头，惹得漂亮女生频送秋波。至于红卫兵是甚么，为甚么造反，造谁的反，我很茫然。停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在公社无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们生产大队，我又为挨整的大队支记辩护，结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从小听力不好，入伍我身体不够格，招工机会更少，所以对我来说，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学高考。文革一来，不管学习成绩好坏，这条路都断了。于是我成了「返乡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上学上不成，我这本来就是农民的学生就又成了农民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天塌下来。跟那时多数农村人一样，我总是认为，事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农村人跟黑格尔一样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对。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队的人看见我读《水浒传》，就把书没收了，说是封建书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烦。为了铲除农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队把村里的宗谱收集起来准备烧掉，我那时正热衷于练毛笔字，农村缺少纸张，就从查抄后存放在仓库的宗谱中拿了一些来练毛笔字。工作队觉得「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连同读封建书籍的罪名，数罪并罚，将我抓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学被软禁了两个星期，白天写检讨，晚上接受来自各村老师的批斗。不过，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但对我以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妨碍。一九七三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还被推荐去厦门大学读英文——而我并没有任何家庭背景。
二
如果仅仅从世事的环环相扣上来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实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样的年代里，我有政治运动中受批斗的「污点」，但却又因为「政治可靠」被推荐上大学。只是事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些并不矛盾。
文革前有个「四清」运动，那次运动中，徐家村人徐从旺因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很快，文革给了这个徐家村人一次机会，他立马起来造反，要打倒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常银。于是高常银被炮打靠边站了。
高常银正好是我们这个族系的人，为了寻找罪名打倒高常银，已经在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掌权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队，要我承认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银指使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当年批斗我最起劲的中心小学的徐校长也恰恰是徐从旺的妹夫....到一九七三年时，徐从旺造反没成功，高常银也没有官复原职，高徐两人的争斗悄然成为历史，没翻出甚么浪花。
恩怨永远纠缠不清。此其一。再说我被推荐上大学的事，那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公社文教组负责推荐大学生的名字叫高常艶。巧的是，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范」前面两个字一样。所以，当高常艶把我推荐到县教育组时，负责人竟然误以为我是高常艶的弟弟，而这位在选拔上掌有生杀大权的负责人，又正巧是高常艶在上饶师专的好同学。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不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潜规则」。首先，政策和指示从最高层下达，到地方上执行时，可能已经跟原来的意愿和内容完全不一样了。「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但我当时受的指77控，和这些内容完全沾不上边。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样的农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传统和意识，总在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政策执行和政府的运行。从「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两家，一直在你争我斗，看不出谁会长赢谁又皆输。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拿所谓的样板戏来说吧。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间，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看戏难」问题，当时的文革派决定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联合，由谢铁骊等执导，将样板戏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农村发行、放映。
也是由此机缘，我学会了欣赏和演唱京剧，特别是它的唱腔和台词，由此得益一辈子。现在还时不时唱一两段，使我在需要的场合能出个节目。国内外的朋友，包括搞京剧专业的，都会对我这个没有师从的农村京剧爱好者的水平大吃一惊。
所以说，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谁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版戏的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而且，样板戏普及的过程中，广大的老百姓变客体为主体，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就是证明。
事实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戏剧移植工程。我们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传统戏曲曲调来改演京剧。移植很成功，我们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几个其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学既当导演又当主演，给大队也演了一齣京剧。这些活动不但大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团和公共活动意识。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曲调上台演戏，都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全都认真地读剧本，也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活动还开辟了年轻人之间自由恋爱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家的婚姻都是通过介绍人而达成的。而戏剧移植的活动，让各乡邻间走动得更勤，两对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而且他们的婚姻打破了阶级成份和族系门户。主演阿庆嫂的就是高家村一个富农成份的女孩，她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扬眉吐气，大大风光了一番，成为很多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我们把这种活力带向了周围的各个村落。高家村还建了个篮球场，还组织各村之间的的比赛。在那个年代，这给年轻人带来很多欢乐的时光。
三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和「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又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编者按，引述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大批的国家机关干部和家属被下放到了农村。
就在那时，两个机关干部家庭从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机关下放到了我们大队。一家姓李，一家姓侯。李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侯家是一个女孩。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怎么说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开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条件的不便。对于习惯电灯的城里人来说，每天晚上漫无边际的黑暗是无法忍受的，即使他们两家都点着很大很亮的煤油灯，在其他农村人看来着实浪费，但他们还是不习惯。再就是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都得从井里打上来，担回家储在水缸里。另外，孩子上学的条件也自然没有城里好.......
最令他们烦恼的，恐怕还是前途的不确定。
我们农村人都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到来有点不可思议，而他们离开农村也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一年年过去，他们还在农村呆着，那种不确定似乎就要演变成确定。他们孩子也越来越农村化，没人敢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农村人都很尊敬他们，但大多是敬而远之。他们被认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员，大队的领导不但经常请他们吃饭，还请他们开会、出主意、提建议。到后来，差不多每次重大活动和决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参与。他们被认为是很有知识和教养的人，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就是从老李那儿学来的。另外，他们在我们眼里也很富有。他们衣服的料子(甚么毛料和「的确良」)和做工好得我们看都不敢多看。他们照样拿在省城的工资，他们所在的生产队还分给他们粮食和其他物品，有的不用付钱，有的则很便宜。我们农村人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的东西，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农村人那儿买鱼，不但很新鲜而且很便宜，农民还给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些服务那时在城市都享受不到。
在我眼中，他们显得那么高贵和优雅。
我尤其欣赏李先生的女儿李倩如。她的名字就超凡脱俗，皮肤很白很柔滑，没有丝毫的斑点纹路。她走路和坐下的姿势都是那么的文静高雅，我心目中女性的一切美她都具有。对我来说，她简直高不可攀。
当时，我并没有上完初中课程，但因为文革时农村中小学扩展的需要，我当上初中老师。有的学生跟我年纪差不多，李倩如就是其中之一。可我连跟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我利用打乒乓球抢球的机会碰了她一下，心满意足了好一阵。九十年代在南昌和李家人再见面时，我谈起当年的那些小心思，孩子都已上中学的李倩如只是淡淡一笑。
老侯跟老李不一样。老侯对毛时代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更虔诚，更投入。他们都不需要参加劳动，但老侯却像个普通农民一样，积极参加一切农事。最后他结实墩黑，成了道地的农民。老李和他的妻子则很少参加劳动，有的话也是一些轻松活，意思一下而已。对此也没人有甚么异议或批评，只是偶尔有人说他们架子大。对此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所谓，架子大又怎么的？
四
文革前，高家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步行三里地去中心小学，一天来回六趟：早读后回家吃早饭，再去上上午的课，回家吃完午饭去上下午的课，傍晚回家。那时农村人大多穿自家做的布鞋，能买得起雨鞋的很少。春天的泥泞，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风雪，对孩子们着实是折磨，再加上其他困难，不少农村孩子想读书也没法子，失学现象很普遍。
文革两年后，教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高家村办起了本村的小学，我返乡不久就被选为本村小学第一任老师，同时教一年级和二年级。经费不足，我这样的老师没工资，按课时挣工分，农忙时也得赤脚下地干活，故得「赤脚老师」的称号。
在我任教的两年，每个学龄儿童都入学了，老人们说这在高家村历史上前所未有。随着一二年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上高小和初中的也直线上升，而原来的中心小学就升格招收中学生了，我跟着「荣升」到中心小学教初一初二的数学。可那些课本连我自己都没碰过，只能边学边教。做「赤脚老师」，报酬只有一般老师的五分之一，还得教更高年级的课，但我乐在其中，更不在乎甚么公平不公平。
虽说有被群众批斗的「政治污点」，我还是被「重用」，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同时也说明在一切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能简单划分得益者和受害者，我自己在文革就兼而有之。当时的那种孤独与悲凉，如今只剩下一点惆怅而已。
有时想起高家村，竟会莫名奇妙地热泪盈眶。当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和那些摸鱼捉虾的乡下孩子有些格格不入，我用书本把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来。后来教书，我硬着头皮啃大本的哲学书，半懂不懂，折腾得精疲力尽，但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似乎为了让自己对抗环境。
我终于被推荐上了大学。先搭车去县城，转班车到鹰潭，再从鹰潭坐火车去厦门，一路辗转好几天。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旧木箱，一头挑着打补丁的被单，我就这样走进了厦门大学的校门。
厦门是漂亮的花园城市。海滩上，校园大道宽敞，小径幽静，都是柏油或花岗岩石铺成。对我这个乡巴佬来说，感觉像是一脚跨进天堂。
乡巴佬倒没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去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实习，才感到身份的压力。瞧不起我的倒不是外国人，而是所谓同胞。那些百货商店那些穿着时髦、皮肤白净的上海姑娘，用眼神和身体语言告诉我：不会上海话，一看就是乡巴佬，你买得起吗？
我确实买不起。
大学的生活还是挺美好的，尽管伙食差。早餐是稀饭馒头加咸菜，中晚饭是季节菜加几片肥肉，偶尔有带鱼或巴郎鱼。米饭是黄的，那是快要发霉的陈年大米，居民不买，就给大学生吃。而对我来说，这饭菜已经够好了，每月定量不够，女同学总是把饭票让给我。
虽说招的是工农兵学员，但一九七三年那届真正农村人就我一个。大多数是上海知青，主要是从国营农场选拔上来的，工人出身的居多。至于当兵的学员就别提了，学外语的尽是部队来的军干子弟，上山下乡时他们入伍，一转身就成了工农兵学员。他们养尊处优，学习没动力。比如来自福州军区的卢晓俞，很少跟我们来往，人倒还和气，总是笑眯眯的。他人胖，夏天酷热，整天穿着花哨的游泳裤在宿舍凉台冲澡，用有限的英语打招呼。正是我想像中的花花公子！
我们那届有个上海的高才生，进厦大后把插队时结婚的妻子休了，妻子一告，他就被大学开除了。还有个同学叫张东华，父亲是福州军区的高级将领。我在他那儿头一次听到《梁祝》，觉得美极了。他毕业后留在厦门，后来听说因流氓成性，民愤极大，八十年代严打时被送到新疆蹲了大狱。
军宣队撤了，工宣队一直留到我们毕业。毕业分配的大权掌握在工宣队的老蔡手中。毕业前，风闻各种幕后活动在进行，而我对此一向反应迟钝。最终留校的都是踏踏实实的共产党员或工农子弟。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学生都另有小算盘，他们更想去这个部那个部甚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