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赶紧感谢该谢的人。
老军官说： 「从前， 去死刑号的路是单程路， 没人从那儿回来过。关于死刑号的任何事情都是国家机密。今天， 我们会把你的镣铐卸下来，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 镣铐还在我们手上， 如果你不好好改造， 随时都可以再给你带上， 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吗？ 」
「明白， 明白。」那天， 他说甚么话， 都不能改变我的心花怒放。那天阳格外光明媚。那天， 我就是从水底挣扎浮起， 飞出水面。看见了太阳， 苦海有边， 那边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线。出来后， 听老七说： 有关方面两次都决定枪毙我们了， 最后还
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救了我们。平均俩字一条命。而那位把我从死刑号提出来的人， 就是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可惜， 等我出狱的时候， 周恩来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 苟活下来的我都不知道该去谢谁。
六
一年以后， 又把我押回饶阳。这时候， 小段、杨秉荪都已经分别判为十五年、十年徒刑， 送到劳改队去服刑了。小亓告诉我， 我们走以后，还真来人调查过我们那份报纸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些当事人， 早就死的死， 走的走了， 这事就不了了之。而他手头的那份报纸早就销毁了。
回到饶阳县， 这里已经不同往年了。张所长认为， 这些政治犯如果天天在屋里呆着、憋着、饿着， 早晚会出事。说： 闲饥难忍， 干点儿活儿可以分散注意力， 否则， 这伙人指不定琢磨出甚么呢。于是， 这里开始拧麻猴。
所谓「麻猴」在北京叫轴毛， 就是一条五彩的麻毛。当年人们骑自行车的时候， 就把这轴毛拴在车轴上。随着车轮旋转， 显出骑车人的风采。这是当年自行车的装饰物。
估计这「麻猴」零售也没几个钱， 附加值极低。幸亏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免费劳动力。别看这个小小的「麻猴」，制作也不那么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运到看守所中间的空场， 然后由劳动号(有特许劳动权的犯人， 一般都是当地犯人。) 用大铡刀，把那些长麻铡成一尺长左右的短麻。然后， 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术的犯人， 把这些麻染成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下一个工序是：把这些色麻分发下去给老弱病残的犯人， 让他们用梳子把这些麻梳成像蚕丝那样通透柔软， 发出缎子般的光泽。
我和老七算是青壮劳力， 就被分配到成品车间。三年多来， 由于我们是同案， 所以一直关在不同的牢房， 在死刑号都是如此。如今， 到了车间，我们俩的车床就可以挨着， 就可以畅聊一通了。这里所谓的车床就是木制的土车床， 我们就用这种车床依次把不同颜色的麻毛，用一根铅丝把它们拧在一起。生产出我们这个工厂的唯一产品—— 麻猴。监狱长为了刺激生产力发展， 把我们的产量和我们伙食的定量绑在一起。
一开始， 当地的青年农民手头都比我们利索多了。他们认定我们肯定玩儿完了。他们吃最高的定量， 我们吃最少的定量。这还不算， 一不留神，我还把自己的手掌给剪了个大口子。这又让那些青年笑得喘不过气儿。但是， 也和大多知青一样， 三个月以后， 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渐渐地我们就开始吃最高定量， 而新来的农民只好吃最低定量。而且， 即使是有技术的老农民， 也不可能再追上我们了。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还进行了技术革新， 不但把那个车床进行了彻底改造， 还把当地多少年来拧「麻猴」的标准程序和姿势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变，地位的转化， 并没有引起饶阳当地人和我们之间的矛盾。他们很朴实， 能面对现实。笑话我们的时候很真诚， 佩服我们时也很真诚。
我们把这里的「麻猴」产量翻上去不只一番， 这里环境因此就变得更加宽松。一天， 张所长高高兴兴地把我们集合起来发表讲演，说我们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果， 现在产量上去了， 超额完成了任务。可是， 质量也要严格把关。质量过关以后， 下次改善， 一定有猪肉炖粉条。虽然，他的讲演时肯定刚喝了酒， 但就算就这么说说， 我们也高兴。在饶阳我们一年标准改善伙食只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旧年。他老人家甚么时候给我们吃猪肉炖粉条， 那就不知道了。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产标兵， 所以吃的比过去多多了。暂时不再被饥饿煎熬。其实张所长也没有给我们增加定量，他只是把新进来犯人的部分口粮挪给我们吃了而已。新来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产指标。我们也没有因此良心不安， 因为当地犯人都在这里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劳改队去服刑。在劳改队他们成了合法劳动力， 到了那儿他们就不会挨饿了。而我们等于是死缓犯人， 不知在这里还要等多久，所以自保为先。在这里开展生产之前， 和我们一块儿来饶阳的北京气象学校学生邹宗志， 就饿死在这里了。我们不想重蹈他的覆辙。
开展生产对我们最大的好处是， 我们可以在车间里天天一边拧麻猴， 一边聊天。有时候， 我们也一起唱歌。当地的青年也不时唱点样板戏，或语录歌。有一天， 我和老七唱起来《伦敦德里小调》。也许， 那忧伤的情调很符合那时大家的心情， 所以， 我们俩就一遍遍小声唱着，不愿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觉中， 其他北京青年和当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 整个车间都宁静下来， 除了车床的嗡嗡声外， 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俩的歌声。
这时， 我们俩才发现大家都在听这首歌， 唱完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来。人们都没说话， 大概还沉静在那个曲调中。过了一会儿， 休息开饭了，几个青年走过来， 有北京的， 也有当地的， 都向我们要歌篇， 我和老七答应晚上值班的时候， 帮他们回忆回忆， 写出歌谱。
第二天， 我和老七把两个人的回忆加在一起， 誊写出了一张歌篇。他们就拿去抄写了。此后， 每天一上班他们就要求我们唱这支苏格兰的老歌，他们就小声和我们合唱。几天之后， 差不多整个车间的青年都学会了这支歌。以后每天， 我们都必唱几遍这支歌曲，《伦敦德里小调》似乎成了这里的厂歌了。谁会想到， 这首苏格兰旋律会缭绕在饶阳白花花的盐硷地上。
后来， 我们也教给大家德沃夏克的《思故乡》。其实这支歌的歌词我都记不确了， 只好自己根据大概那意思来填写，就这样以讹传讹教给了大家。后来还教给了大家许多歌， 我和老七也自己趁机写了几首歌， 也教给了大家。不过， 那三年中，人们最喜欢唱的还是他们学的那第一首歌。
「我心中怀着美好的愿望...」
后来， 人们觉得还不够过瘾， 就开始自己写诗、写小说。我的程序就是这样， 每晚在两个小时的值班时， 自己写一段故事。第二天交给老七， 他一边儿看一边儿帮我编辑、改错。第三天， 在工余休息的时候， 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这珍贵的自由。
那一段时间里， 渐渐地， 这样的写作就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每天万籁俱寂的牢房深夜里， 我都要写上一千来字。对同一个车间的犯人来说，等于多了一个说书人。也许， 每个写作的人都需要读者或者听众。而这里的犯人， 在这里除了物质方面的饥饿以外， 也有精神的饥渴。所以，我写作就有了动力。
在那个阶段， 我和老七在干活的时候， 最多的是聊社会上的风花雪月，自然会聊到许多遗憾的浪漫故事， 就会有许多「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也有晴雯那种「早知枉担了虚名，也没了远限」的那种遗憾。这些深聊让我决定写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因为从一个房子开始， 又以同一所房子为结， 所以小说的名字就叫作《房子》。
讲的是我小时候住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我们院儿的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而六十五号是一座北京胡同里难见的童话般的两层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姓黄的老头。在楼上， 还住着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因为她的穿着， 和我周围的孩子完全不一样， 完全是动画片里的打扮，举手投足也都是仪态万方。今天明白， 这都是家教而已。而那时在我眼里， 她就是童话中的公主。
反右的时候， 黄老头自杀了， 那天我在房上看见救护车如何来把老头拉走， 也看见那个小公主面色苍白， 嘴唇微微发抖， 站在院子里。不久， 我们搬走了， 那一切就渐渐淡忘了。那就是我们童年的相遇。
我大学时代， 一个聚会中偶然遇见她。一聊， 发现很谈得来， 又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告诉我她在北京医学院读书， 家住在小雅宝胡同六十五号。
我恍然大悟。这时候我才知道小时候我心目中的公主姓字名谁。我才知道， 原来她是黄老头的养女。而黄老头那次自杀并没有成功， 如今仍然低调健在。
那时候， 我已经有个女朋友了， 她和我都少年气盛， 还都有些不可一世。所以， 我们正在闹别扭、闹分手。
也许， 生活的际遇不同， 黄姑娘则非常低调、通情达理也非常善解人意。于是， 就觉得她才是最适合我的人。
然后， 我们开始来往。但是， 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交往， 必然遭到我们学校， 我的同学， 以至于我们家庭的坚决反对。
文革中， 她家再次受到更激烈的冲击， 这次黄老头就没有再次躲过， 终于乘黄鹤而去， 她家也被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占用了。好在， 她当时还是学生， 作为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医疗队， 被派驻到清华大学。
我穿过风雨硝烟， 在清华校园里的帐篷中找到了她。相顾无言， 也无泪一行。最后， 她送我出来， 说： 「你回去， 做你同学的好同学， 你朋友们的好朋友， 做你妈妈的好孩子。离开我吧。」我的自行车消失在夜雾中。
过了几个月以后， 被几个老兵拉去他们司令部喝酒， 没想到去的地方就是当年黄姑娘家。我们就坐在以前她的闺房里，这里已经被这帮孩子糟蹋得不像样子了。满地啤酒瓶子， 杯盘狼藉， 到处垃圾。万幸的是， 还这里居然还剩下来一个完好的电唱机。我放上一张，捷克的唱片《自新大陆》， 这张唱片的第二乐章开始的旋律， 就是当年我们俩最喜欢的一段。
我正在一边儿闷头喝酒， 一边儿在回想中玩味这旋律的时候， 外面一个孩子大叫： 快来， 快来！ 这里有一个上锁的地下室， 还没被抄过呢！ 说着， 就抡起砖头开始砸那个锁。几个孩子都窜了出去， 只有我还留在这里喝酒。
外面传来咚咚地砸锁声， 留声机里的定音鼓也在咚咚作响.....
这就是我在饶阳所写的《房子的故事》的结尾。既然是小说， 我自然要加以渲染， 加以演绎和八卦。每天在我们劳动休息的时候， 我们这些秃瓢光着膀子，身上的汗水粘满了各种颜色的麻屑。他们端坐在一起， 我一字一句认真地读着那故事， 那些小伙子听得直眉瞪眼。
只有一个在饶阳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就大不以为然。
他叫柳陆森。他说： 我打小儿在北京胡同里开玩儿， 就没见过， 也没听说过你讲的这种事儿。我揣摩， 你整个就是一个侃爷，别这儿蒙这帮傻孩子了。他们一听就以为北京到处可以遇见公主， 你这不是害人家孩子吗？ 你以后再侃， 得事先声明， 这不过是你自己瞎编的。
我的这些粉丝就轰他走， 说： 你不爱听， 你就走人， 真的假的不用你管， 好听就得， 谁像你这么弯弯绕？ 于是他们就把当地「四大弯」顺口溜改成： 辘轳把， 大弯针， 豆芽菜， 柳陆森。
有一天， 我念完那段故事之后， 人们坐在那儿玩味着， 默不作声。柳陆森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这样的诗：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 相信未来...
他读完以后， 人们都七嘴八舌说： 行啊， 大弯针， 有两下子， 是你自己写的吗？
他慢吞吞地说： 「在这里边儿， 都把你们给关傻了。这是着名诗人郭路生写的《相信未来》。你们真是井底之蛙， 甚么都不懂， 甚么都不知道。」
的确如此。我真不知道郭路生在外边儿写了这首诗， 我也不知道甘恢理写了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 更不知道白洋淀还出了一群文学好汉。
我的七十年代， 就是在与世隔绝井底的一洼水里， 和其他几个更小的青蛙， 一起聒噪。不知道那算不算七十年代文化潜流， 不知125 道那算不算文学。对我们来说， 算甚么都不重要。这些微小聒噪喜悦， 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七十年代， 是我生命宁静的地平线。
听敌台
作者: 阿城
原名锺阿城，一九四九年清明节生于北京。代表作包括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和《孩子王》，及杂文集《威尼斯日记》和《常识与通识》等。现居北京。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结束了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早结束了一年。
一九七六年结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结束了四年。
不过，算上一九七六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从一九六六年算起，有十年，所谓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decade划分，不准确，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
一刀一刀按斤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我来说，度日如年。
有一天我在山上一边干活儿一边想，小时候读历史，读来读
去都是大事记，大事中人，一生中因为某件大事，被记了下来，可是想想某人的一生，好像也就那么一件大事，那么，没有大事的一天天，怎么过的呢？也是如此度日如年吗？七十年代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无穷的精力，反应快捷，快得我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常常要告诫自己，慢一点慢一点，你有的是时间，你甚么都没有，但你有的是时间。
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田间劳作并不影响思维，尤其是分片包干，简直是山里只有你一个人。天上白云苍狗，地上百草禽兽，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啦。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风干了的排127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当时都想甚么呢？杂，非常杂，甚至琐碎，难以整理。本来想到甚么，结果漫涣无边，直至荒诞。由荒诞又延出一支，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思维是快乐的。
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事。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一九六六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大家都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着，震惊中涌出喜不自胜。虽然竹笆草房永远是透气的，但是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
场上有个红点，走过去，是队里支书在蹲着抽菸。我们知道支书也是敌台热爱者，照香港的说法是敌台发烧友。大家都不戳破，逗支书说还不睡觉啊？明天还要出工上山，睡了吧；别心思太重，甚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啊。等等等等，支书一个都不理，只抽菸。
大概一个月后，省上派工作队到县里，召集队一级以上的干部到县里。队长回来后很得意，说咳，早鷄巴就晓得的事，还要鷄巴搞得多紧张，把人围到山上，鷄巴山下民兵围得起来，妹！机头都扳开，乱就扫射，打你个鷄巴透心凉。党中央说了，鷄巴林彪逃跑了。
云南是没得鷄巴说不成话。但是只听鷄巴就想歪了，它只是语助词。
我们就做惊讶状，啊？林副主席？队长说，没的副主席啦，林彪；啊？往哪儿跑啊？咳，副主席自己有飞机，你们这些小狗日的，哪个不听敌台！还要装不知道！那你在县里也装不知道？咳，我们么，在组织嘛。
这种互相装傻充楞，永远是我们的娱乐之一。不过，当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恐怕后人不懂注一下)传达下来的时候，立刻让我们对林氏父子另眼相待，尤其是纪要中称五七干校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大家都点头。纪要中对毛的行状刻画，简练准确，符合我们对独裁者的想像。割江而治，老办法，但还是好办法。隔江对峙，南边恐怕制度上会不同于北边。制度不一样，我们恐怕会好过得多。四川知青和昆明知青都觉得挺高兴，有上海知青耽心会在上海打得很厉害：隔么好来，瓦特了，屋里厢嘛.(那么好了，完蛋了，家里头嘛?.)
其实事情已经过去了，说着说着好像事情马上会发生。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历史文献。它的行文口气是文革初起时大学生的语言，不过林立果当时已经是空军作战部部长，他的文本语言，其实影响至今。我偶然看到刘亚洲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口气。平心而论，这个纪要是新中国第一份改革文献，它第一个提出现代化的关键，即，现代化首先是解决极权，尤其是独裁的问题。百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即第一次现代化。苏联好像完成了，还赢了二战，所以新中国误会为工业革命并不威胁极权，尤其是工业现代化也并没有阻止德国出现希特勒。到了极权的顶峰，周恩来在九大提出四个现代化，似乎顺理成章，结果不久就出事了。
当下的所谓后现代，实质是针对第一次现代化，也就是解决了政治极权的工业现代化之后的批判，大致是第二次现代化，即后现代。后现代要解决的是没有政治极权的现代化社会中的各种权力的问题，以前的二级权力现在成了一级权力，商业化，媒体的权力，话语权，等等等等。八十年代出国留学者出去碰到的是第二次现代化，教授们开出的教科书大致都属于第二次现代化内容。他们九十年代归来，可能忘了国内第一次现代化远未完成，党和国家极权仍在，而且退到初级阶段了，手中有磨好的洋刀，结果庖丁乱解牛，模糊了两次现代化。我听过不止一个留学生说，啊你不知道，国外知识已经换代了。这种话，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真是压力而又压力，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在一种希望的压力之中。我还记得八十年代初北大请来美国的詹明信，批判媒体，主要是电视的权力129控制。在美国，没错，但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全国才有多少电视机啊！有电视机，也只是个政治权力的喉舌啊。
八十年代，确实是涌入的年代，但确实将两次现代化混淆了，时髦词汇鱼目混珠。但政治权力是清醒的，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下台，改革夭折发生六?5四。抱歉扯到八十年代了，回到七十年代。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从境外广播听到的。第二天在山上，大家都在议论昨天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情。当地出生的人问起天安门广场有多大，那时北京知青都办回北京了，结果在场的人只有我见过天安门广场，我大致目测了周围几个山头的距离，用手划了一下，说从这儿到那儿，从那儿到那儿吧。大家一齐惊呼「妹」。「妹」是云南的惊叹表示音，等同现在港台流行过来的「哇」。惊叹时常常还会「妹妹」或「妹妹噻」，也等同「哇噻」。不过我喜欢妹妹。
七十年代听境外广播，当时叫敌台，我不知道在全国知青当中普遍不普遍。云南知青中相当普遍。云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不太清楚，报纸也要多少天后才运到山里，收藏在党支部书记家，卷菸抽的时候都是向支书手上撕条报纸。所以中央的电台和报纸，对听敌台的人来说，只能算参考消息。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飘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飘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围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总要有一段时间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飈。
还有就是香港的宗教台，「主说...」，「主，告诉我们...」，「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在旷野之违逆，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我那时记忆力真好，过耳不忘，随时可诵。我也不会忘记听这台的上海知青似乎睡着了，可是忽然就有眼泪流出。
台湾台，男播音员的声音有点干瘪，女播音员的声音，「大陆同胞...」，有点妖，男知青的话：听着挺好，可是不跟她上床。
苏联台，有一个播音员声音怪，好像是叛逃过去的人，可是听口音又辨不出是哪省人。「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啊(很短的一个啊)，莫斯科广播电台...」好像瞟了一眼甚么。
美国之音，英国BBC，等等等等。多的是叽哩哇啦的外语，所以每个知青的收音机短波线上，都刻上道儿标示出汉语台的位置。我有一个道儿刻的是BBC英语台，不是听英语，而是这个位置经常有音乐会实况转播。现场观众的噪音，乐队定音，咳嗽，鼓掌，大概是指挥出来了，慢慢静下去，咳嗽，安静，音乐起，不久又有咳嗽。音质相当好，有现场的空气感。为了这个频道，七十年代中，我特地在回北京路过上海的时候买了一台很贵的熊猫牌全波段晶体收音机，需四个一号电池，一百六十块钱(当时一块天津手表一百二十块钱)。不很大，但一个书包放不进。我记得喇叭是椭圆型的，直径按长径算，挺大的，可以辨出定音鼓，邓丽君不在话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收音机成为晚十一点前的公共收音机，十一点一到，是我的音乐会实况转播时间，收归私有。
听敌台，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大概是一九七五还是七六年，记不清了。总之，北京知青中能回城的都回城了，我还在云南，我决定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决定建立一套音响。音响是我八十年代才有的概念，它指的是由音源、前级输出、后级，或称功率放大输出，加上喇叭组成的播音系统。我当时要做的这套播音系统，其实是我那台熊猫收音机的放大。我在北京的朋友黄其煦帮了大忙，他小学时就已经有做收音机的照片在报上发表，做我的这个巨型收音机算是手到擒来。苦他的是要满北京买零件。我不记得是我七六年上北京去取这套东131西，还是有人帮我带来？总之从北京到昆明，火车要走三天：从昆明再到所在山沟，长途汽车也是三天。就这样，一个单声道大喇叭(10吋？)的播音系统终于立在我的草房里了。
我特地请黄其煦留了电唱机的插口，因为我有几张苏联和捷克的大唱片，这回我要认真地听一下它们。当然，我主要是要好好听BBC的音乐会实况转播。音箱我用我认为的最好的木料。还做了架子，总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势。
开播，对不起，声音有点惨。本队的和翻山越岭来听的朋友们，都挺客气，「来来来，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头牛啊，尾巴长在屁股后头哇，四个蹄子分了八瓣啊，个鷄巴硬得赛了车轴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声音不好的原因是电压的问题。前数年电拉到山沟里，电压衰减到灯丝可以直视。但我坚信电的问题会好起来的，只不过现在我还要用我的四个一号电池的熊猫收音机了。后来县里有人跑来要买，我没有卖。幸亏他没买成，因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个喇叭的手提收音机走私进来了，哐叽哐叽，震耳欲聋，八十年代提前进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开始研究树木，判断它们中的谁是好的木料。我和别人各执长解锯的一端，破开树干，锯成板材。我开始打家具，实实在在在这里生活下去。
七六年，开始死人，周恩来，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四人帮被抓，一路滑坡。毛泽东死时，我正在北京，毫无感觉(他已在听敌台的云南知青心里于七一年死去)，买些东西，准备回云南过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震动，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无甚念头。到了队上，知青们都说，哈，你逃过去了。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昏到，昏倒总要抬出去喽，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多一半人昏到，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裸体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鷄巴。女知青笑浪谑谑，同时嘴里总是有吃的。我从北京带来的种种，剎时消
耗。明月当空，星尘糜烂，唯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当此时，心下澄明。
让思想冲破牢笼——我的七十年代三段论
作者: 朱正琳
一九四七年生。在贵阳上中专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六六年在校被打成「反动学生」，七一年因反革命案被捕入狱，至七五年获释，七九年获平反。八○年考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硕士研究生，八三年毕业。曾任《东方》杂志副总编，着有监狱回忆录《里面的故事》。
仅从我个人命运的角度看，是可以清晰地断出一个「七十年代」来的。一九七一年七月我锒铛入狱，一九八○年九月我考上北大，对于我的人生来说，两者无疑都是「划时代」的事件。当时我在贵阳。
正题：生活在别处
一 被抓
七十年代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开始的。一九七○年春节，大年初一上午，几十辆军用卡车载着一排排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士兵，押着刚刚在「公判大会」上被宣判死刑的几十名囚徒，在市中心的大街上缓缓驶过，然后直接驰向城郊的刑场。街道两旁熙熙攘攘站着一些沉默的看客，我也在其中。
「军事管制」，我们那个小山城里的气氛确实有几分肃杀。从广东方面调过来的军队接管了从「西南的春雷」中诞生的「红色政权」，制止住了「派性斗争」。全副武装的军车和士兵在大街上游弋早已是城市的日常景观。有一则当时流传的笑话说，一对恋人在公园里一时斗气，也招来了「武装干涉」——背着枪的巡逻兵走过来问道：「你们为甚么屁股对屁股坐着？」那对没好气的恋人反问，这么坐着有何不妥，士兵的回答是：「这里是公园，没有事不准进来！」讲这个笑话要学着模仿粤语腔的普通话，其效果不亚于如今的某些小品。
有朋友私下里曾自嘲说：「其实我们最不怕的就是吓，因为我们就是吓大的。」据我观察，受惊吓多了，彷彿便会从一身冷汗中生出一种冷幽默。就说这示威性质很明显的「游街示众押赴刑场」的景象吧，那几年人们也好似见惯不惊。每年春节前照例会有一批，民间竟冷言称之为「杀年猪」。不过，「杀年猪」理应是在年前，历年皆是如此。唯独这一年却选在了大年初一。再不怕吓的「看客」想必也会有些震骇。至少我是。当时我想，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幕写下来。
我当时其实也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在网之鱼。几个月后，一个几乎天天与我在一起厮混的哥们被抓了，我和另外两位哥们的时光似乎就只能用来等待被抓。因为我们认定，那位哥们被抓的原因是伙同我们仨偷书，在各大中学校图书馆偷书。当然，也风闻，我们几个人被卷进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但我们自己心里却清楚，除了偷书我们没干过别的。几十年后我的说法是：「我几曾有过『反』的壮举？」
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又有一个哥们「进去」了。在「外面」的两个人便约定，如果再有一人被抓，第四个人就去自首，以便案子早日了结。那时候我们俩都已随各自家里的老人「疏散下放」到农村去了。俩人又约好「倒流」回城市，东家借一宿西家住一晚地「打游击」，一边担心夜里遭突袭「查户口」而被遣返，一边却又在等待甚或是期待(！)被抓归案。虽然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但我们还是相信，我们干的那点事算不了甚么，不至于会被判刑，所以还是早了早好。当然，入狱之后就明白了，我们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尽管在拖了四年多之后我们确实都获释了，但我在狱中的所见所闻使我相信，要判我们个十年二十年的，也绝不是甚么匪夷所思骇人听闻的事。关键只在于我们赶上了甚么样的「形势135需要」。
在别人家借宿一般只能晚上悄悄「潜入」。那些年，我们的朋友大都住在父母家里，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户主呢。因此，我们曾有过许多漫长的白天。两个人时常在街头并排行走，很少停步也很少交谈。从大十字到大西门到紫林庵到喷水池再回到大十字，这一圈下来，过去了半小时。再走一圈，又过去了半小时。有时候我一个人走，速度就会慢一些。走走看看，那行径也就更像一个城市流浪汉。我不逛商店，那年头物资匮乏，商店也没甚么好看的。与所有无家可归百无聊赖的人一样，我会对墙上的文字感兴趣。一字一句地读了许多有朱笔划勾的法院「布告」，从那种千篇一律的抽象词句，我也曾推想出一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们的人生故事。还读了许多当年时兴的「安民告示」，内容庞杂琐碎，从居委会通知开会到失物招领或寻人啓事，不一而足。其中常会有一些遣词造句令人意外的，当时会引发一笑，但事后却大都忘却。只有一则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贴在医院门口的。抬头照例是：「最高指示：安民告示」。正文的内容则是：「请自杀者家属自带急救药品。」
几个月「流浪」下来，消磨了我对「流浪」一词抱有的全部浪漫情怀。以至于后来我「住进」看守所，倒好像松了口气，于是顾影自怜地幽了一默：「这回好了，不会再有查户口的了。」不过，我那几个月的光景也并不像如今煞有介事地说起来时那么惨淡。人毕竟年轻，经得起折腾，再加上满脑子想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眼前那点颠沛倒也不怎么当回事。用古话说，我当时是「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用今天的话说，无需借助电脑，我当时就拥有了一个虚拟世界。记得入狱前的最后一段时日，我一直背着一本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写的《西方的没落》「转战南北」，正读得踌躇满志，自以为有希望解透中国的「文化宿命」(斯宾格勒语)哩！
当然，偶尔有些日子，也会有「临时的固定住所」，我便也能享受独自在家的感觉。例如我被抓的那天，就是住在我哥从朋友那里暂借的一间小屋里。一大早，我刚打开《西方的没落》，就听见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赶紧把书塞在被子底下。开门一看，是我哥当时所在单位——杂技团的军代表带着七八条大汉来了，其中赫赫然有表演拉大弓的大力士在。那位军代表告诉我说，我哥出了车祸，要我赶紧跟他们去看看。消息太突然，我一时竟也相信了，一边跟着他们往外走，一边问：「人在哪家医院？」回答是：「在市公安局。」我当然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等着的不就是这一天吗？那位军代表看我已识破了他们的意图，竟没敢把我往市公安局带，而是就近带我到了一个区分局，然后打电话叫市局来提人。事后想起来觉着有几分好笑：我真有那么危险吗？还有，我至今没想通的是，为甚么市公安局就不直接来抓我？
我有幸成为我们四人当中的第三个被抓者，免除了能否痛下决心去「自首」的考验。出狱后我方得知，最后剩下的那位哥们还真是如约去自首了，倒让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吃了一惊，立即对他进行搜身检查，随后就把他轰出了公安局。听办案人员的那口气，大约是抓与不抓的主动权在他们手上，哪里容得你自己来决定？果然，过了几个月才又趁其不备把他抓将进去。
此前的风闻立即得到了证实，我们的确是卷入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拘留证上写得明明白白。在公安局先呆了三天，接受昼夜兼程的突击审讯，之后才被送到看守所拘押。这三天审讯，翻来覆去就是一个意思，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交代不出来，又不敢抗议，所以也只能翻来覆去地说「我没有罪」。没想到预审员一不耐烦竟问了我一句：「你说你没有罪？那为甚么大十字(市中心)那么多人我们都没抓，单单抓了你？」这一问可把我给咽住了，当时竟无言以对。让我郁闷许久的是：这话本来该我问他，怎么他却抢在前头问了我？多年以后，我在一本法律学教科书上接触到「无罪推定」的概念，这才明白我的郁闷也不无道理。那个概念有一条简明的定义是：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也就是说，控方才有义务证明被告有罪，所以是该由我问他：「大十字那么多人你们都没抓，为甚么单单抓了我？」但这种「资产阶级」的理自然没法对当时的「公检法」说。当时实行「三堂会审」，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被并成一家联合办案，谁向谁证明去？在公安局里有一位年轻的预审员甚至对我说：「你知道我们这是甚么地方吗？我们这是专门给地狱发放通行证的地方！」我当然记得这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日本军官鸠三的台词。但他说这话时一脸的严肃，且表情生动夸张，让我惊奇不已。更让我惊奇的是，我竟然没有笑。想来当时的我，只怕也是一脸的严肃！
二 案由
有一个梦在我出狱后一直在追逐着我，时至今日也仍反复出现——我老是梦见自己又被收监！说是案子还没有结，说是案子还需重审，说是案子又查出新问题了?8943.总而言之，我是又进去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梦，在梦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就发生在我已出狱多年的当下此刻，我的有些反应因而会与时俱进，譬如这几年我在这样的梦中就会焦急地寻找手机。但有一种焦虑却是始终如一的，我总是立即苦苦思索：我们的案子到底是一个甚么样的案子？这事怎么就没有个完？
说实话，我对我们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一直都不甚了了。据说我们卷入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有好几十人。但我只认识我这三个哥们。显然是有人代劳，把几十个人「组织」成了一个「集团」。逼供诱供透露出这个集团的形状是：有一个工人组，还有一个学生组，按理自然还应有一个总部。我们四个人大概就属学生组。后来了解到的背景情况大致是这样：根据当时的「中央精神」，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国各地因此「破获」了不少「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有些地方这种集团被命名为「读书会」或「马列小组」。我们那个山城虽小，却也没人敢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那里就没有出现「新动向」。至于我们几个人的「入选」，虽说纯粹是由于运气不好，让我们碰巧进入了办案人员目力所及而手又够得着的范围，但我们的「地下书库」却不容抵赖地成了天赐的「铁证」。替办案人员想，哪里还找得到比这更「符合中央精神」的事？
我们所偷的书，在当时当然全是禁书。不禁又何必去偷？况且，当时又有几本书没有被禁？这已然足以构成一条「罪行」，何况我们所偷的量还不小。据公安局收缴后的统计是三千余册，其中文学书籍不在少数，尤其是翻译文学。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几个毛桃小伙恐怕也就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在一起吹牛，说得最多的就是普希金、屠格湼夫、托尔斯泰......我们那一代人都偏爱的俄罗斯文学。其实这种偏爱本来也是在成长过程中被长期灌输的结果，但到了文革时期再坚持却就成了叛逆的姿态。当然，那年头你只要自己摆个pose，就都在叛逆之列。不过，叛逆在我们也确实是自觉的，从偷读禁书到「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偷禁书就是一种证明。一旦开了偷戒，自然就远远超出俄罗斯文学这种过去曾被允许阅读的范围，文革前被禁读的各种「内部读物」更是我们的首选。一个个充满油墨香味的书库，让我们对「书香」一词有了一种自定义的「质感」。那些已然粘结在书架上的「内部读物」种类之繁多，更是让我们眼花缭乱！于是有了「关门读禁书，其乐也融融」的一段时日。此外我们还偷听西方音乐，偷看西方绘画......总之，被革了命的「文化」一时倒成了我们的最爱。只可惜好景不长。如今想起来，这种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饥荒反应。当几乎所有「食物」都被禁止食用时，你的服从与不服从，并不都是理性的选择，常常成了一种生理反映。
我们所偷的「内部读物」中有一些比文学书籍更为「敏感」的理论书籍。举例说，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言论资料汇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着作、外国资产阶级谈中国近代史的论文集，以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等等等。这可就够我们几个哥们喝一壶的了！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时，裁定书上 139还留着一条「思想反动」的「尾巴」，其根据就是那些书，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其他文字落在办案人手里——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们就已养成不写日记、不记笔记的「良好」习惯！有趣的是，举例用来论证我们「思想反动」的书倒不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理论书籍中的一种，而是一本写纳粹德国历史的内部读物 ——《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不知道办案人员选此书为例的理由是甚么，不过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信手拣了一本。顺便说一句，到一九九○年代以后我才了解到，该书当年也是奉命翻译，主要译者多为正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其中之一是我所敬重的李慎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