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咖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找一个与你知心的伴侣，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否则宁可独自一人。）
office 咖啡文化
有数据表明，当今中国人的咖啡消费量正逐年上升，这显示着一种文化的形成。但我认为，中国的咖啡文化还尚未形成。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不少法国人担心战争会影响日用品供应，他们跑到超级市场抢购得最多的“紧缺物资”就是咖啡和糖。对比之下，喝茶喝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咖啡不可能成为生存的基本物质，它仅代表一种情调，这也只有在物质消费达到一定充裕的程度之后，否则是不可能将它作为精神享受的。
一天在办公室偶然听见几个人谈话：“下班后去喝些什么？”“卡布基诺。”“真俗。”卡布基诺怎么俗了？细问起来，原来是因为它普及程度太高，显得没格调。我觉得，这是对咖啡文化的一种扭曲，大凡文化都要经历从技术到艺术再到精神的发展过程，文化不是以一种时尚标签来表明自己的品位的。
大多数白领对咖啡的热爱源于一种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我们正生活在一辆叫做“疲于奔命”号的生活列车上，而喝咖啡既可以优雅地释放“压力”，同时又为人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彼此交换信息的借口。在这种热爱的背后潜伏的是对悠闲的认同，是对办公室规整生活的小小反叛，也可算是一种办公室咖啡文化吧。
（喝咖啡既可以优雅地释放“压力”，同时又为人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彼此交换信息的借口。）
我的爱尔兰咖啡
一直以为爱情也可以用咖啡来表示，刚开始入口感觉强烈，再细品却更加回味悠长、细致复杂，无怪乎有人能从中品出甜，有人却只能品出苦。当然这也可以说完全是看你对爱情的态度和你在爱情中是否想得开。但爱情往往是没有道理的，很少能让你有想得开的时候。很喜欢喝星巴克里的卡布基诺，经常会幻想和一个钟爱白棉布裙子，一头长发的女孩对面而坐，直视她的眼睛，读出青春年少的秘密。
喜欢咖啡的味道，事实上却不敢将它饮个够，因为它对我的作用过于明显，一杯足够让我晚上辗转反侧，但我偏偏喜欢看它在杯子里搅动的模样和那浑厚的颜色，随着金属勺子轻轻的搅拌，慢慢旋转、旋转，一种厚实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体会到了冥冥中前世今生的轮回。如果此时正值午夜时分，又正好有一位男主角或者女主角，手拿一杯咖啡，站在大大的落地窗前，再有一点昏暗的灯光相伴，这似乎就构成了一个故事的开始。我幻想有这样一个故事的开始，充斥着暧昧的感觉。
最近疯狂喜欢上了爱尔兰咖啡，喜欢咖啡美酒恰到好处的融合，其中的原因是看了蔡智恒的那篇《爱尔兰咖啡》，整篇的故事充满了温馨，让人怀念久久。据说，爱尔兰咖啡是由一位在柏林机场工作的酒吧服务生为了一位心仪的空姐调制出来的。当他第一次替她煮爱尔兰咖啡时，因为激动而留下眼泪，因为怕她看到，所以他就用手指将眼泪擦去，然后偷偷地用眼泪在爱尔兰咖啡杯口画了一个圈，这就是第一杯爱尔兰咖啡的味道，带着思念被压抑许久后所发酵的味道，里面加着爱的眼泪，适合思念和怀旧的心情。
我喜欢爱尔兰咖啡，但不希望也决不要加眼泪，我想那滴眼泪也正预示着思念的绝望。思念和火车不一样，思念只有一个方向。爱尔兰咖啡可以流传下来，但那个服务生永远没办法让他心仪的空姐体会那份苦心。这个故事的结局，让人接受不了，或许是我太幼稚，就像我不必非要接受黑咖啡一样。我承认我怕苦，所以不接受的事情不想去理会。反正我可以在咖啡里加奶、加糖甚至威士忌，即使有人会就此说我没有品位。我更可以像猫一样保持我的慵懒、任性和无所谓，就像咖啡所带来的微妙而苦涩、香浓的感觉，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时丽:我的卡布基诺与情人一起喝咖啡(
当思念之潮来袭时
咖啡的芬芳搭配烈酒的浓醇
将在凛冽的冬夜
让你在幸福中一路温暖到底
（就像咖啡所带来的微妙而苦涩、香浓的感觉，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现代都市里的速溶咖啡爱情
卡布基诺咖啡，是意大利最享盛名的花式咖啡，风靡全世界。香、甜、浓、苦的滋味充分表现了一种热情与浪漫，值得在慵懒的午后，舒舒服服来上一杯。“充分洋溢着南欧风情的浪漫咖啡，上层起泡的鲜奶，可温和意大利咖啡的强烈浓苦，使口感香醉，是当今最流行的花式热咖啡。”这是一家咖啡厅的“浓情冰咖啡”的广告画。我之所以将它抄下，不是因为我想做一名咖啡推销员，也不是我在收集各类咖啡的说明词作一番深入的研究，而是觉得现代都市正进入一个咖啡爱情的时代。
现代都市里的爱情是咖啡爱情。我这样说的理由，不仅因为当今都市的时尚男女之间的故事好多都发生在酒吧、咖啡馆里，还因为这些故事大都具备了咖啡的特色：香醇可口而又便捷，洋溢着浓情蜜意的浪漫情怀。
我曾经参加过一对时尚男女的婚宴。婚宴设在一家豪华的星级饭店，整个餐厅装潢考究，处处透露出一股异国情调。那天宴会上，新郎全身西装革履，新娘是一袭玫瑰红的露肩吊带裙，迷人、性感。当我从邻座得知男的来自北方而女的是江南水乡人，相识才三个月时，很是惊讶和感兴趣。婚宴开始后，一群青年人起哄，要他们说说是怎样认识的。新郎望着新娘笑了笑，说：“我们是在咖啡厅认识的。”接下来是新郎新娘献歌。当大厅里的VCD响起煽情的音乐，他们合唱的正是那首“只要曾经拥有，又何必天长地久”的经典老歌。
婚宴结束时，已是深夜。我独自行走在暮春的大街上，都市的主要街区依旧灯火通明。透过一家家酒吧、咖啡厅晶亮的玻璃门窗，我看见里面坐满了时尚男女，他们手里握着晶莹的高脚杯，正饮啜和陶醉着咖啡的浓情，上演着一出出咖啡爱情。
当我这样描述时，我感到似乎触摸到了都市的脉搏。我们的都市弥漫着咖啡的香味。在今天的现代都市里，你如果对时尚男女说梁祝的故事，说爱情如红豆，会遭来他们不屑一顾的眼神和大为惊讶的感叹：“都什么年代了！”就像你请他们喝茶，他们会说“有咖啡吗？我们喝的是咖啡，现在是咖啡时代”一样。他们已经割断了《诗经》和唐诗宋词中一脉相承的爱情脐带，他们是被流行爱情歌曲养大的时尚一代。
正如同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只要今天快乐，别管明天的烦恼。”现代都市的爱情就像一杯香醇咖啡，既看不见焙、烤、碾这一系列的制作，又有舒舒服服的香味浓郁的口感和享受时尚的优雅浪漫，犹如是一篇不重主题的随笔小品，便捷如速溶咖啡。
（这些故事大都具备了咖啡的特色：香醇可口而又便捷，洋溢着浓情蜜意的浪漫情怀。）
咖啡不加糖
记得保罗·福塞尔在《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里有这样的等级划分标准：嗜好甜东西是下层贫民的生活习惯之一。看来，如果喝咖啡不加糖的话，一下子就会使自己的社会等级和生活品位上升好几个层次，于是，咖啡不加糖，就像牛排只要四成熟一样，已成为小资的一个时尚标准。
常常在电视电影里看到这样的镜头，时尚慵懒的小资们在酒吧要威士忌的时候，喜欢用译制片配音演员那种口吻不厌其烦地说：“加两块冰，最好再兑一点干姜水。”而在咖啡馆里要咖啡的时候，则又流行以略带不耐烦的口吻提醒服务生：“不加糖对了，也不加奶。”
小资们的一句“不加糖”，顿时使那些按部就班地加糖加奶的人们显得没有见过世面，那些加了肉桂或者榛果粉的人们更是自惭形秽，仿佛自己从来没有喝过咖啡。
据说，“不加糖主义”是最酷的一种喝法。因为只有不加糖不加奶精的黑咖啡，才能彻底保持咖啡本真的灵魂——那种纯粹的、浓郁的、醇厚的苦，充分享受到咖啡因的苦，单宁酸的涩以及咖啡豆糖分所溶解的甜的自然均衡味道。所以，不会喝咖啡的人才加糖加奶呢！
时丽:我的卡布基诺与情人一起喝咖啡(
不过，动不动就咖啡不加糖，有时一不留神也会弄巧成拙。
有个笑话很有意思。一天，三位先生在一家酒店的大堂吧坐下，服务生过来招呼他们：“请问先生需要点些什么？”第一位先生说：“来杯咖啡吧，不加糖。”第二位先生说：“哦，咖啡，不加糖，也不加奶。”第三位先生看前边两位不加糖不加奶的，也学着人家的样子，流露出一脸厌倦的神色，以老咖啡客所特有的那种老到，懒洋洋地说：“哦，我什么也不加！”结果，服务生给第一位先生端来一杯不加糖的咖啡，给第二位先生端来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的咖啡，给第三位先生端来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甚至也不加咖啡的空杯！
这当然是开玩笑，但矫揉造作的咖啡不加糖，有时真的会引出笑话来。
事实上，即使你真的喜欢不加糖的咖啡，也不必那么啰唆地强调不加糖也不加奶，你直接告诉服务生“我要黑咖啡”就可以了。
（咖啡不加糖，就像牛排只要四成熟一样，已成为小资的一个时尚标准。）
中法两国的咖啡文化
在中国，人们越来越爱喝咖啡。随之而来的“咖啡文化”充满生活的每时每刻。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是各种社交场合，人们都在品饮着咖啡，它逐渐与时间，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遍布各地的咖啡屋成为人们交谈、听音乐、休息的好地方，咖啡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无论是新鲜研磨的咖啡豆，还是刚刚冲好的热咖啡，都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令人沉醉。品味这一沉醉的方式很多，如意大利特浓咖啡（Espresso）、卡布基诺咖啡（Eappuccinc）、拉泰（Latte）、风味咖啡等都是人们喜爱的品种；它们为北京、上海以及中国其他大城市经常光顾咖啡屋的人们提供了多样的选择。
有数据表明，中国的咖啡消费量正逐年上升，有望成为世界重要的咖啡消费国。而今，出产在中国土地上的云南咖啡，以其高品质、低价格，将推动这一时尚的潮流。云南咖啡正在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咖啡品牌，并正促进着中国自己的咖啡文化：请您也来一杯咖啡吧，这是生活的味道！
曾听说法国人一度由于咖啡缺货而少喝了咖啡，马上就见打盹的人多了起来。说来好像夸张，但法国人嗜咖啡倒是千真万确。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法国也是参战国之一，当时不少法国民众担心战争影响日用品供应，纷纷跑到超级市场抢购。此事连电视台也惊动了，当镜头对着手提怀抱“紧缺物资”的顾客时，却发现他们拿得最多的竟是咖啡和糖。此事一度成为当时的大笑话。
有趣的是法国人喝咖啡似乎不在于味道，而是讲究环境和情调，他们大多不愿闭门“独酌”，偏偏要在外面凑热闹，即使一小杯的价钱足够在家里煮上一壶。而且他们也不是匆匆喝完，而是慢慢地品，细细地尝，读书看报，高谈阔论，一喝就是大半天。法国人养成这种喝咖啡的习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着一种优雅的韵味，一种浪漫情调，一种享受生活的惬意。这是法国人的一种独特的咖啡文化。正因为如此，法国让人歇脚喝咖啡的地方可说遍布大街小巷，马路旁、广场边、河岸上、游船上，甚至埃菲尔铁塔上。而形式、风格、大小不拘一格，有咖啡店、馆、厅、室。至于最大众化、充满浪漫情调的，还是那些露天咖啡座，那几乎是法国人的生活写照。难怪注重品味的法国人有一个传统说法，在塞纳河边叫人换一个咖啡馆也许比换一种宗教还难！喜欢品咖啡的常客不仅决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咖啡馆，连来咖啡馆的时间和坐在哪张咖啡桌上的习惯都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忠诚当然也体现出好客不倦的主人，不用招呼，那些熟知自己常客脾气和嗜好的老服务生也会端来他最喜欢的那种咖啡，配上一盘特色点心，甚至还会随手带来他最爱看的报刊，而且不必说谢谢。因为这些服务内容在一个正宗的咖啡馆里都是理所当然的。
看来，法国的咖啡文化比中国更为地道和丰富。但咖啡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国度，咖啡文化自然会带上本国的特色，就好像中国咖啡文化中较多的理性和法国咖啡文化中较多的浪漫。
时丽:我的卡布基诺与情人一起喝咖啡(
（请您也来一杯咖啡吧，这是生活的味道！）
冯亦代:咖啡馆的余音(1)
老友何为寄赠一册刚出版的《老屋梦回》，一看便知是本忆念旧时岁月的书，其中有篇谈到《文艺沙龙和咖啡馆》的文章，读后掩卷，当年情景油然记起，因为你也是个于咖啡馆结不解缘的人。
我一向喜欢读外国文人的回忆文章：海明威的巴黎瑞兹咖啡馆，爱伦堡与巴黎洛东达酒吧，以及纽约文人群集的阿尔龚耿饭店就是他们发迹的地方，我羡慕这种波希米人的浪漫生活，这些也都是我做文艺学徒的憧憬之处。
1936年我大学毕业，凭考试在上海谋得了一个啖饭的职业。我在上海孑然一身，只得找到一处亭子间住下。上海的文人大都住在亭子间过清苦的生活，我住了亭子间，工作之余，便读书写文，梦想有一日能够进入缪斯的殿堂。虽然寄出去的稿件，都进了编辑的字纸篓，杳无音信，但自我感觉还很好，因为住了亭子间似乎与文艺事业，又跨近了一步。彼时混迹十里洋场的文人，不论有否成就，大都与亭子间、咖啡馆和街头闲步三者结合在一起。
我这个沉浸于做作家白日梦的人，住亭子间与漫步长街是做到了，但却不敢一临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林立的咖啡馆。咖啡馆的幽黯灯光和柔和音乐显得神秘与诱惑，可是进进出出不是白皮肤的男女就是间有黄皮肤的高等华人，我这个措大，只能自惭形秽，怎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心里总十分不甘。外国人不论，为什么同是中国人，只因为他们有钱，便可以堂而皇之自由进出，而囊中羞涩的我，却只能望而却步呢。真太不公道了。因之，心中一腔怨艾，总盼有一天能出这口鸟气！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沦为战场，只有住在租界的人可以隔岸观火，但是心里总不是滋味。中国军队撤退时，闸北大火，几天几夜的火光与浓烟，滚滚不散。我含着泪在高楼上张望，那时情景至今不能忘记。我想离开上海，不愿在租界里醉生梦死，却好我工作的保险公司要去香港设立办事处，派我去筹备，我便搭船南行。
香港人有坐茶楼的习惯，无论是商场买卖或文坛求稿，都是在茶楼里成交的，老派的在茶楼里，洋派的则以坐咖啡馆作替代。上海去的一批文化人大都进出于中华阁仔和聪明人俱乐部，两者都是饮茶和喝咖啡的地方。那时一元法币可以换两块港元，特价又便宜，大家都可应付。刚好诗人徐迟把在一家晚报做电视翻译的工作让给了我，我每天下午工作完毕，就坐在中华阁仔和文艺界朋友闲磕牙，但也觉得我是在受文化的熏陶。许多作家、诗人、艺术家，我都是在这里认识的，有的成了我终身的挚友。我们也没有在咖啡馆里白坐，多少支持抗战的工作，都从这些地方商谈出来。英港当局要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禁止中国人进行抗日活动，又要对付中国共产党，所以对于中国人如果家里客多了，便要受到“政治处”的注意，但是在咖啡馆里，我们说着上海话，他们听不懂，而且认为是在公共场所，他们也就不那么注意了。
那时我刚入世不久，对什么事都有新鲜感，因此只要有人要我去做有利于抗战的工作，我都全身心投入，逐渐也为朋辈所认可了。共产党的代表廖承志公开住在香港，他每天下午必在皇后大道一家咖啡馆（大概名ABC）会见朋友，这处便成了他公开而又秘密的办公室。香港文协的工作，几次筹款的义演，几次纪念会都是在这里商谈的。我那时不知高低深浅，居然为鲁迅纪念会导演了哑剧，原来的剧本是女作家萧红写的，但场面太大，无法演出，就由丁聪和我另写。世人只知丁聪是漫画高手，其实他写文章也是高手。那幅舞台上当背景用的鲁迅画像，则是漫画家张光宇、正宇、郁风等人的集体创作。只要交代我做什么，我决不打折扣，因此赢得了“跑龙套”的美名。一个人要做跑龙套也是不容易的，乔冠华征求我入党意见时，我便迟疑了，因为我害怕铁的纪律，从此我做了一辈子自由主义者，此是后话。
1941年初我到了重庆，即使是战时，在危墙败屋中间，也会出现咖啡馆，而且经常夜夜客满，最有名的一家叫心心。这里尽管有纸迷金醉、花天酒地的人出入，但这里也产生了严肃的工作。中国最初的歌剧《秋子》，便是由诗人李嘉冒着酷暑，在这里写成的；而花腔女高音张权和男高音莫桂新的美妙歌喉，便夹杂在日帝的轰炸声里响彻云霄。
冯亦代:咖啡馆的余音(2)
不过令人难忘的是中华剧艺社前进穿堂的那个老式茶馆。这是重庆常见的平民出入的地方，一碗沱茶可以消磨半天，这时浓浓的茶色早已变为白开水了，但玄师不会来赶客人起身。墙上张着莫谈国事的拓贴，茶桌上却还有人在叫骂抗日前线的节节败退和贪污大案。枪毙宋蔼龄的干儿子林世良，就在茶馆里成为最吸引人的谈资。这里的座上客除了市民之外，还有电影戏剧界里的剧作家、导演、演员、艺术家，经常在那里出现的有陈白尘、应云卫、陈鲤庭、贺孟斧、秦怡、熊晖、赵慧琛、舒绣文、蓝马、江村等，都是熠熠生辉的人物。他们忍饥挨饿在舞台上做着宣传抗战、暴露世相和抨击反动派的工作。如今他们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还在为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作斗争。我常常回忆到这些同仇敌忾的友人和那些喧嚣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被我当做第二故乡的上海，这时已经可以昂首阔步进出过去进不去的咖啡馆了。夏衍老人住在静安寺路一所弄堂房子里，附近就是DD’S（蒂蒂斯）咖啡馆。我当时在办一张《世界晨报》，有事请教，就都在这家店里；我把这里称作夏老的会客室。这家咖啡馆有个特色，喝的咖啡都是在柜台上现煮现卖的，煮时清香满室、一缕蓝色的火焰在幽暗的店里格外夺目，令人好作遐想。有时夏衍老人就在卡位里写他脍炙人口的《蚯蚓眼》短文，使反动派头痛万分。
何为在他文中提到的赛维纳咖啡馆位于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回力球场对门，抗战前座上大都是西班牙回力球手和周身珠光宝气的洋女人，中国人是不去的。抗战后成了中国剧人进出的地方。进得店门是南北两行靠壁的大车座，经常在北首坐着重庆归来的游子，南首坐着上海的剧人，似乎这里存在泾渭之分，但也掩不住座上的星光璀璨。
我一直是个戏迷，初到香港，就以为报纸写影评而跻身文坛，一辈子也写过两个电影脚本。其中第一个是根据我给《星岛日报》刘邦琛编娱乐版写的中篇小说《紫瑛》，司徒慧敏看中了这个故事要我改编的。1941年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光，数易其稿写成，但在重庆寄出后第三天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入侵香港，这电影脚本就此不知所终。另外一个《金砖记》，是抗战回上海后写的。故事是上海某家银行的实事，当然我也加进了上海滩的形形色色，写一个银行职员因沉湎于投机买卖证券，生活堕落而偷盗银行金砖的故事。这个戏已经由金山经营的清华影片公司预备开拍了，但是1948年淮海战役的大鏖战，上海时局紧张，投资人抽回资金，不得不停止摄制。我当时自叹命运多蹇，一个电影，正如十月怀胎，看着要分娩了，结果却是个死胎，为父母者岂有不痛心的？如今看来，这却是我的造化，如果那时拍成电影，这将令我迎来噩运，也许1957年侥幸过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会成为文艺黑线中的喽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电影拍成固然风光，可算起账来，也就吃不消了；我不得不佩服老聃的哲言。
1938年我离开上海时，还有租界，南京路外滩一些大厦里，如堂皇豪华的汇中饭店和沙逊大厦以及福州路都城大厦楼上的咖啡座等，原来中国人是进不去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代我们收回了租界，这些场所也为中国人开门了。我以一种愉快的心情出现在那里，但是心里也有嘀咕，如果是我们自己收回的，那又多么自豪！
当时，《世界晨报》的地址相离不远，我经常与朋辈到这些地方去喝咖啡，谈时局，交换一些报上“开天窗”的消息和原来文字，那是为反动派报刊检查机关所不许刊载的，也谈谈海内外文坛。我们常聚在一起的有董鼎山、乐山兄弟，已成作家的何为、李君维、吴承惠诸人，都是《世界晨报》的编辑、记者或撰稿人，惨绿年华，风发意气，想不到如今都已翻然老矣，但也各有所成了。
解放后，我举家北迁，案头烦冗，便与咖啡馆久违了。记得初到时，东安市场有家起士林，偶然去了一两次，店里的气氛与当时的社会潮流，显然极不协调，坐在那儿，很不舒服，已找不出半点儿波希米人的浪漫情调了。50年代开始，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知识分子惶惶然过日子，今日不知明日事，咖啡馆也关了又开、开了又关，就不敢去再临了。
冯亦代:咖啡馆的余音(3)
80年代初，我曾去上海参加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晚上无事，曾与梅绍武等去访问静安路上的咖啡馆。还是那家DD’S，上得楼来，满座青年男女，高声欢笑，嘈杂不堪，而且在一片朝气中忽然掺杂了几个华发老人，显得格外触目。我们也局促不安，匆匆喝完冷饮，便悻悻然离去，不敢稽留。我们的时代与座位，早已为青年人所占有，惟有退出历史舞台，安安分分地做槛外人了。
20世纪末文学作品精选散文卷《时间漫笔》白烨、雷达编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
张楷模:咖啡馆的老人(1)
仅巴黎市的中国餐馆，就多达3000家，这只是东方外来“吃文化”的“入侵”。而作为法兰西“喝文化”的产物的咖啡馆，在巴黎究竟有多少家，恐怕多得谁也说不清。
可以说，咖啡馆是各个时代聚集在巴黎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灵感的摇篮。
咖啡使精力过剩的巴尔扎克越发神采飞扬，昼夜伏案去编排那惊心动魄的《人间喜剧》……
地处克利希林荫道入口附近的巴蒂克诺勒咖啡馆，则是当年印象主义画派向古典画派发动进攻的大本营。库尔贝、马奈、雷诺阿，修拉等大师们，每周必在这儿聚会两次，秣马厉兵……
拉丁区的花神咖啡馆，成了著名作家们的荟萃之地……存在主义的鼻祖萨特，常在圣日耳曼附近的“两个烟蒂咖啡馆”会客……烟雾缭绕，唇枪舌战，君子之交淡如水；思绪万千，百感交集，粪土当年万户侯……区区咖啡馆，即是人生大世界。
位于繁华的香榭里舍大道的“富凯咖啡餐馆”，90年来，更是高朋满座，贵客盈门。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放巴黎的那一天，选中“富凯”举行庆典。多年来，这家咖啡馆曾接待过波兰钢琴家鲁宾斯坦，意大利音乐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希腊船王奥纳西斯，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至于巴黎文艺界名流，如电影演员贝尔蒙多、里诺·凡杜拉、阿佳妮，漫画家米歇尔·福隆等，则是“富凯咖啡餐馆”的老主顾。去年电影恺撒奖的得主们，云集“富凯”，开怀畅饮，通宵达旦……难怪巴黎的一家周刊，发出这样的感叹：“若想崭露头角，请上富凯咖啡餐馆。”
以上这等去处，毕竟是巴黎咖啡馆中富豪名流光顾的姣姣者。绝大多数咖啡馆，则是为劳累疲倦的百姓，提供一个休息消遣的场合，其功能有如中国的茶馆。
也正如中国的茶馆，在咖啡馆呆得时间最久的常客，多半要数那些退休后孤独的老人。
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咖啡馆一般都整洁安静，少了中国茶馆那特有的、有时是很有人情味的嘈杂人声。老人们要上一杯咖啡或是啤酒，各自慢慢品尝，偶尔相互寒暄几句。这样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甚至半天，然后拿起手杖，道一声“再见”，缓缓走回家去。
这是巴黎那些孤独寂寞的老人，消磨晚年时光的主要场所。
在我居住的巴黎第十区，居民多为工人、教师和小职员。按具有等级观念传统的巴黎人的划分，这里属于“穷人区”。这里的咖啡店，当然也只能算作穷人的咖啡店。我住所四周，就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咖啡店。
我有时也随便走进一家咖啡店坐坐，花4法郎喝杯啤酒。或者坐在凉爽的人行便道上，或者透过室内宽敞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困惑地琢磨着这个于我来说十分陌生的城市。当然，少不了随身带着速写本和一支笔。
无论绘画还是摄影，除了风光，我对老人的形象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佝偻的身躯，眼中深藏的神情，口中轻微的叹息，以至脸上的每一道皱纹，似乎都能告诉我一个无言的故事……相比之下，青春的躯体，年轻漂亮的面孔，对我来说，除了“好看”之外，总觉得少了一种深层的、激动人心的感染力。
法国是个高福利的国家，医药卫生设备十分齐全，具备各种医疗手段和人寿保险。即便如此，人们依然逃不脱衰老。比起重人情伦理的东方家庭，法国的老人需要承受更多的、精神的孤单与寂寞。
……一个系着黑色领带、身材矮小的老头，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咖啡店。取下深灰色的旧礼帽，露出银丝稀疏的脑袋，他向咖啡店里散坐着的五六个老人点头问好，然后选一个有阳光的座位，放下手杖，挂好礼帽，要一杯咖啡慢条斯理地喝。另一个瘦高个儿、穿风衣的老头也吸引了我，他带着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狗，胳膊靠在柜台上，边喝咖啡边与老板聊天……
我非常想画这些老人。
张楷模:咖啡馆的老人(2)
我知道，必须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在法国，如果不经允许将照相机对准一个当地人时，你多半会在镜头里看到一张生气而恼怒的脸。
我走过去，用非常有限的法语加上连比带划，向他们表示我的愿望。这些老人非常随和通达，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法国人不怎么喜欢日本人），便十分友好地微笑着对我说：“OK！Mon-sieur．（可以！先生。）”
我很快画了起来。老人们继续喝他们的咖啡，我画我的，彼此相安无事，互不干扰。
由于年事已高，体力耗尽，他们的动作显得迟缓。密布于额头、眼眶和嘴角的皱纹，不时微微牵动。每一道皱纹里，都隐藏着他们一生的艰辛与悲欢。
饱经风霜之后，他们如今好像一尊尊雕像般宁静安详，又好似远航归来的几叶小舟，相互靠拢着，停泊在无风的港湾。
那裹着一层雾霭似的眼球，使他们沉思时凝视的目光，显现出一种久远的朦胧与迷惘……
他们有时侧耳聆听，似乎正有一种不易察觉的、悄悄的声音，使他们屏息神往，出神入化……有时候，我正在画的老人的目光，与我不期而遇，我们便无言相视而笑。在他的笑容里，我体会出一种因为被来自一个东方的陌生人所理解和尊重时，从内心里表露出的欣慰与感激。我也因为体会到这一点而感动。
整个下午，不知不觉中竟然画了三十几幅速写。
画完之后，我请那位系黑色领带、柱手杖的老先生喝一杯啤酒。他非常高兴，慈祥的脸上挂着诚挚的微笑。
我非常想和他交谈，想知道他的身世，他的家庭，甚至他一生的欢乐与忧伤。看得出来，他同样也想知道关于我的故事，以及我那遥远的家乡。
但十分可惜，由于语言的隔阂，我只能举起酒杯，对他说一声：“Bonjour，La France！（您好，法国！）”他也向我举起酒杯说道：“Bonjour，La Chine！（您好，中国！）”
当他看了我为他画的速写时，眼睛里顿时露出孩童般欣喜的笑意，这一次他先向我举起了酒杯：“Merci，La Chine！（谢谢，中国！）”
我知道，在这瞬间，我们心灵间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语言的障碍。
回住所的路上，夕阳西下，车如潮水。街道一面古老的楼层，正沐浴在渐渐消隐的、珊瑚色的红光之中……
我望着小汽车里那一张张严肃而疲乏的脸孔，似乎慢慢开始懂得了这个陌生而神秘的巴黎。
1989年9月于PARIS
舒婷:婚姻美咖啡
如果要给现代家庭中的婚姻、爱情和性打个比方，或许可以把它比喻成符合中国人习惯的一杯咖啡，通常它需要咖啡粉、糖和牛奶。
我们祖辈中有些奉父母之命遵媒妁之言，头盖下摸彩的包办婚姻，运气好的话，先结婚后恋爱的事时有发生，牛奶自然顺理成章。最惨的是连糖和牛奶都加不进去，因而是一杯又苦又涩的黑咖啡。既不能解渴，又不能果腹，还导致失眠。
到了我们这一代，满脑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理想主义教育，糖因此至关重要，有些痴心情种居然靠它过了一生，就像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但在世人眼里，它既然不能成为完整的家庭，便不是正宗咖啡。这块糖又干又硬，哽在嗓眼，得不到溶解的机会。
漫长禁锢的中国社会里，性始终是不洁的，讳莫如深的，尽管很多没有爱情的家庭暗地里其实靠它维持，繁衍后代。咖啡里加了牛奶，就比较润滑容易入喉。没有婚姻的性是需要“偷”的情。那年头的谦谦君子窈窕淑女，哪怕渴裂双唇，牛奶伸手可及，却不能碰，否则就叫做生活作风败坏。所以牛奶虽然营养丰富，却是惹祸精。
（新新人类中那些流行光喝鲜奶的，则应另当别论。）
烹出现代家庭这杯咖啡，各人口味不尽相同。是不是爱情越甜蜜浓烈，味道就愈香醇持久？其实也不尽然。有女朋友在电话中声声哽咽，投诉丈夫自私，每夜应酬贪杯，凌晨才回家。任她一打二十多个传呼都不回，甚至苦苦恳求也置之不理。做妻子的身负领导职责，每天肿着眼睛捂着哈欠，驱车去上班，精神几将崩溃。他们俩恋爱时，可是人人羡慕的金童玉女，结婚10年来亦如胶似漆。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就像女朋友自我反省的：“我脑子里整天只有他一个人，我也恨自己没用，爱得这样没有自尊。”另有一位成功男士，终于找到梦中情人结婚，遂收起偌大生意，做专职护花使者。每天接送妻子去剧团排练演出，鲜花、水晶鞋、葡萄美酒夜光杯，该有的都有了。如果妻子单独和朋友去吃饭或喝咖啡，11点钟他必守候在酒店门口。直到有一天，妻子受不了，不辞而别逃之夭夭。
爱情这种东西真的像糖，既养人也伤人的。
新年伊始，马可波罗酒店的圣诞树犹闪闪烁烁。几位女士手执鸡尾酒，聊完时装，说起丈夫孩子，自然对家庭婚姻生出无限感慨。旁有一男士，是研究婚姻家庭的人类学教授，他语出惊人：“现代家庭首要条件是经济实力。”
我等嗫嚅。有人微弱地反驳：“从前很穷，爱情很实在很重要；现在不愁吃喝，爱情反而看不见摸不着了。”
好吧，经济社会里，金钱的力量确实不容忽视。如果还要继续咖啡这一蹩脚比喻，那么金钱就是容具。人可以“拨开青苔喝山泉”，却无法在手心调制一杯好咖啡。朴素耐用的木杯，笨拙可爱的陶杯，精致易碎的玻璃杯，寻常人家往杯中加加减减，在意的是品味。至于薄胎细瓷描金手绘，乃至水晶和纯金打造的杯子，已不在乎盛的是马尿还是豆渣了。
人生难得一杯香浓咖啡在握，就像那个辣妹李文可可的广告词：“一喝好心琴（情）！”
2001年元旦
尤今:异乡咖啡缘
在怡保，有一种咖啡，称作“白咖啡”。
它色黑如墨，味道浓得香得你喝过以后死死地记得它那怪异的名字。叫它“白咖啡”，只因那质地上好的咖啡豆在研磨成粉以前，是用牛油炒过的。
从小便在家乡喝惯了咖啡，长大以后，喝咖啡便成了习惯里一种甩不掉的瘾。
在外旅行时，找咖啡喝，是每日一项不成文的“例常活动”。
在西欧各国里，咖啡店通常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别。第一类是“专业化”的咖啡；长长的柜台上，一瓶又一瓶的全是尚未研磨的咖啡豆，待“咖啡友”选定了要喝的“咖啡品种”，才当场研磨冲泡。我很少光顾这一类咖啡店，理由是不论在用费上或是时间上，都不符合“经济”的大原则。第二类咖啡店是供行人歇脚的，随处可见。这一类咖啡店，有个特色：站着喝比坐着喝便宜了许多，原因是坐着喝要加收服务费。还有一类是露天咖啡座，在炎热的夏天里，常常满坐，是我最喜欢的。桌子，就在树下，树上开满了白色的花，花的清香与咖啡的浓香犹若多时不见的情人，难分难舍地在你身畔紧缠不休。异国街头的众生百态，是你平时难得一见、但又同时是画册里惯见的，你痴痴地看着，忘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甚至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良久良久，侍者温文的声音在耳边悠悠响起。
“请问，你还要多来一杯咖啡吗？”
你的意识，被召回来了。点一点头，咖啡来了，你又在那一股浓腻的咖啡香里，舒舒服服地任思潮在异国驰骋。
喝咖啡喝得最畅快的一个地方，是在巴西。巴西盛产咖啡，当地流行的一句话是：“凡是不会喝咖啡的，便不是巴西人。”到漫山遍野尽是咖啡树的圣保罗去，当地餐馆把咖啡当成白开水，免费赠送，喝得你五脏六腑全染得黑不见底，而开口说话时，吐出来的气息，缕缕全是咖啡香。
印象里最恐怖的咖啡有两种：一种是阿拉伯咖啡，另一种是土耳其咖啡。
阿拉伯咖啡是金黄色的，阿拉伯人在米色的咖啡豆里加入了辛辣刺鼻的香料，冲泡出来的咖啡，徒之名而不具咖啡之实。一杯喝下去，呛得你脸上五官全都扭曲在一起。这样的饮料，用咖啡之名，实在亵渎了咖啡之美，应该把它易名为“辣茶”。
土耳其咖啡呢，在我感觉里，不是液状的，而是呈“固体状态”的。它装在两寸来高的圆形小杯子里，整杯咖啡，浓若泥浆，味苦如胆。把这样的一杯咖啡捧在手里，你绝对无法“一饮而尽”。你必须有极大极大的耐性，以蜗牛般的速度，一小口一小口的把它慢慢地倾入口里，咬嚼它、吞咽它。这时，我强烈地感觉，我是在服一种名为“咖啡”的药！
冯骥才:咖啡香飘三百年
欧洲人都喝咖啡，但知道自己这习惯始自何时，惟有奥地利。相传是入侵奥地利的土耳其军队战败撤退时，扔下了两袋子咖啡，维也纳人尝一尝，味道挺好，于是咖啡便在奥地利流行开来。据说这是1687年的事。
三百年来，奥地利人不单一日三餐，饭后必饮一杯咖啡，平时也把咖啡当做饮料，就像中国人喝茶。中国人有茶馆，奥地利人便有咖啡馆。这以大城市最多，街头巷尾，只要咖啡香味飘来，寻这香味一找便是一家咖啡店了。
这些咖啡店是最特殊的一种店铺。置于一两间小屋，皆为一楼，不尚装修，只是一些小桌小椅而已，桌上甚至连瓶花也没有。但惟一不能缺少的是一些报夹，都是当日报纸。然而这是奥地利人最喜欢的地方。闲时进来一坐，要杯咖啡，从报上看看当今世界发生了哪些事，或者读书、写文章、闲谈、打牌……咖啡馆像个世间空地，随便在里面做些什么都行，只是不能唱歌、跳舞、大声喧哗，也就是不能影响别人。因为这空地是一块社会的空间。
这空间给人的印象总是消闲、轻松、松散和宁静。人坐其中，东一个西一个，尽可能相互拉开距离。享受安宁也享受孤独。在这种充满惊涛骇浪的大城市中，一迈进咖啡馆，便如小舟驶入避风港，耳根清净，肌肉松垂，神经舒畅。早晨太阳从东边窗户探进头来，黄昏时跑到西边的窗口挥着金色的手告别，这便是咖啡馆一日里仅有的变化了。它笼罩着一种特有的慵懒的气息。这对于天性散漫的奥地利人，也许再合适不过的了。
但在一个世纪之前，咖啡馆并不这般潇洒。那时人们住房窘迫，咖啡馆便成了众人共有的活动场所，结交朋友，洽谈生意，作家写作，甚至密探接头，都在咖啡馆里；有些咖啡馆由于某种职业的人常去，久而久之，真有点“专业性”了。像维也纳政府大机关所在地的“中央咖啡馆”，就是当年政治家们的社交场合。还有一些咖啡馆则是作家、画家、音乐家、舞台明星、编辑、记者们等经常流连的地方。许多名人轶事与绯闻便同历史一起留在咖啡馆里，并成为这些咖啡馆今天沾沾自喜的一种荣耀。
皇宫后门街角那家古朴沉静的咖啡馆，相传20世纪曾是作家与出版商聚集之地。一次，某出版商看中一位穷作家的作品，约他在这家咖啡馆里商谈价钱，这位穷作家正在林茨。他必须乘火车赶来却买不起全价车票，只好付了一半车费，到了维也纳车站便打电话向咖啡馆老板求援。他是这家咖啡馆常客，老板立即派人去付了另一半车费，接他回来。这样他的书就出版了。这个故事在文学界和咖啡馆里流传至今，可见咖啡馆对作家的必不可少。
往事去矣，人们改换了生活方式，家中居住宽绰，社交场合也愈来愈多。但人们仍不丢弃咖啡馆，由于它的松弛安谧，古朴自然，而且保持着往昔生活那种富有魅力的氛围。今天，走进这些咖啡馆，依然看到那些看报读书、写写弄弄、或者摆牌下棋而消磨时光的人们……咖啡馆不改老规矩。一杯咖啡可以坐上一天，决不会因为杯空碗净，请你出去。饿了可以叫些小吃饱腹，为了使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在昔日，一位常客如果喜欢某个座位，可以声明这个座位是他的专座。老板便在桌上放个小牌子，写上姓名，别人就不去坐了。这个老规矩今日依然严守不怠。如今在维也纳一些咖啡馆里，常能见到一个靠街临窗或者可以环视四周的好座位前，立一个小纸牌。不会儿，就会有一位老人神气十足坐到自己独享的固定座席上。倘若他服装式样老旧，看上去便活灵活现一幅昔日的风情画了。
古老的文化不只为了欢赏，更是为了用来享受的。
宇秀:咖啡与伴侣(1)
能喝清咖的人并不多，得挺得住那份苦涩，多数人还是需要加伴侣的。至于是加多少糖加不加奶加不加酒或肉桂粉，那就看各人的喜好，看咖啡本身的类别和制作咖啡所选用的器具等等。
虽然有人说能喝清咖的才是喝咖啡的高手，我不懂。反正我是绝对需要伴侣的。在洋溢着浓郁的美国风味的STARBUCK5喝卡布基诺，我就喜欢加很多的肉桂粉，那里可以随意自取的，感觉特别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