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回到座位上，脸上毫无伤感的残痕。他对我有所失望，有一点儿悟到他的舍命陪君子风险很大，因为他陪的这位很可能不是君子。但他想开了，他的营救包括容忍被营救者的劣习，以至最终纠正这些劣习。
我说我也去去就来，同时马虎地指一下洗手间方向。
这时是场间休息。台上的六个乐手到台下来了，饮着什么。我在走廊上碰到六个乐手中的一个。他也是长长一根马尾辫，抽大麻或白面，脸色与里昂接近。我上前同他搭讪。他两腿是美国大兵式的稍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姿态不是松懈的，但他的态度使他这副身姿十分懈怠。里昂却是把全副生命力都凝聚起来，拧成他挺秀的脊椎。与里昂的专注相比，他是涣散的。总之，他的外表与里昂正相反，但我却感到里昂透过他淡灰的眼睛打量着我。我的一只脚提起，脚掌抵着脚，两手松松的，手心也贴着墙。我们俩像站立地躺着，如同在海滩上无任何防御地闲搭上的伴儿。他和里昂什么都不同，除了他们的实质，就是那种“梭罗式自由”（梭罗即HenryDavidThoreau．美同十九世纪著名散文家和思想家），所谓的绝对的自由，他们都对自己本性中彻底的自我忠实毫不感到羞耻。我的话就是谈些对爵士一知半解的感想，卖弄的那点儿东西是里昂那儿来的。我们的姿态是很搭讪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跟乞丐、流浪者、街头艺人搭讪。还有轻度精神病人，我碰到他们，总忍不住和他们搭几句，逗逗他们，如同逗一个说梦话的人。他们千般百种，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他们中的谁都不打算救我。我居然跟这个音乐家交换了电话和地址。但我知道我很快会忘记它是谁的电话和谁的地址。
我突然问他：你们刚才奏的那段“黑头发恋人”是谁的作品。他回答这是个颇俗套的作品。一般他们为取宠听众在两三个高雅的曲子后，总插一个俗的进来。但因为演奏的临场处理是即兴的，也不至于把他们烦得屎都能出来。他问我是否听过这曲子。
我一定听过。不过我不能确定。我有个朋友也是音乐家，作曲的。
他说：哦，是吗？太好了！他心想，你瞎套什么近乎。
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他不介意。他心里嘀咕：这个东方女人不是有病就是想勾引我。
假如——纯粹的假定式——你爱上一个女孩，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放弃爵士，另一个是出卖一个肾。你的选择是什么。
他眼神将我的眼神牢牢锁住，说：我选择放弃这个女孩。
作弊。前提是你只有两个选择。
他一只手抬起，架在另一只胳膊上，托住下巴。他把自己关进内心，良久才出来，对我说：反正我绝不放弃爵士和我的肾。
我也垂下眼皮，好好想了一下他的这句话。
你呢？他反问。
作为那个女孩子，你希望她放弃什么？
在一个女孩身心内，实际上存在好多个女孩。一时她为你这个牺牲感动，一会儿她为完全不同的牺牲爱你爱得死去活来。每个女孩都是多重矛盾体的混合。
那你会为爱情牺牲什么？
牺牲……这词不好，该重新命名。
你想命名“牺牲”什么呢？
一时想不好，暂时先不命名吧。
他看着我，大致确定我是有病。他想她这病也不伤大雅。于是他凝视我的目光完全变成了里昂的，充满无命名的知觉。
我跟他别了之后，来到柜台上，要了纸和笔，留了字条给安德烈和劳拉。没有永别的字眼，只有永别的意境。我找到了挂衣架上安德烈的外套。我把它取下来，它上面有他的克隆淡香。就是一颗善良、干净的心灵所该有的气味，那种多年后将引爆一大团微痛记忆的清香。美好的东西，再新鲜都带有一点儿陈陈的感觉。这便是昂贵物什的昂贵所在。安德烈外套上的气息，该是几十年岁月才能提炼出的悠远、沉郁。我发现我的眼泪把他的外套打湿了一片。里昂毁坏的不是我心灵的忠实，他毁了我对爱的接受和给予的能力，他毁得最彻底的，是我对爱的胃口。一个人整个情感世界的一切命名被打乱了，他是幸还是不幸呢？他是残缺了还是有了病态的增生？
我扶着刘先生走到柜子花丛下，他说：天真好啊。
天的确真好。只是他的好天和我的相差四十多年。
我在给安德烈的字条上最后一句说到我将把我所有的作品献给他。当然这得他允许我献，也得他稀罕我的作品。
我这样一个断肠人陪伴着另一个断肠人，不知需要多久，我们才会康复，去迎接下一次断肠。
刘先生指指长椅，说：燕子没有了，就有点儿热了。电灯泡你要不要吃？
我说：你呢？我去给你拿。
他说：好的。顺便看看，“美琪”演什么片子。
我一路小跑，回到房子里。去为刘先生取冰淇淋。我心想他胡乱命名的某些话，竟有些诗意。他意思是说，“雨停了”，却说成“燕子没了”。FBI给我测谎，如果我把谎言说得像刘先生这样无邪、优美，会留下怎样的真与谎的记录呢？我的成绩是不是会更理想些？……
问：你和那个叫里昂的作曲家是什么关系？
答：没什么关系。
问：你和戴维斯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中国首都，一次圣诞晚会上？
答：在美国首都。
问：你是否参与过中国军方的情报工作？
答：谁说的？
问：答是或否。
答：否。
问：安德烈·戴维斯先生是否和你谈到他在中国的工作？
答：没有。他一般不谈把我屎都能烦出来的所谓工作。
问：那他跟你谈什么？
答：恋爱。
问：你认为他是真的爱你。
答：是的。
问：你若要他提供国家的一些机密，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答：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任何一种机密都特乏味，更别说国家机密了。
我想着刘先生把冰淇淋叫成电灯泡，换了他到我的位置上，他说不定会把“情报”命名为“热带鱼”或者“油炸臭豆腐”，或者“白郎宁手枪”、“雪芙莱轿车”、“大世界”。对于回归于浑沌的刘先生，是非不再有了，真与谎同样坦荡。
冰箱里的冰淇淋只剩了一层薄底。我赶紧跑进储藏室。这里有个小屋般的大冰柜，里面冰冻着一块蛋糕。它是刘先生和玛伦达的母亲婚礼上的蛋糕。那个蛋糕宝塔的底座被保存了下来，按说该在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由夫妇和朋友们共享。是什么耽搁了这个意义深远的“共享”？是刘先生躲避了它？因为他认为这座肥厚的奶油宝塔将他镇在了里面，永世地隔开了他和他心爱的菁妹？他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菁妹若是幸福了倒也罢，偏偏又是一年复一年的怨和憾，是等不及来世的相同一份无奈。
我不知在这块古董蛋糕前站了多久，直到感到浑身冷透。
我回到刘先生面前时，他已睡着了。我母亲借着我的眼睛打量着这个风烛残年的恋人，借我的手替他盖上一条毛毯，借着我的怜悯心看着他嘴唇微启，一线口涎流出来，落到肩上，藕断丝连地牵住这一头和那一头。那根口涎在太阳中闪出彩虹的七色。
我在离开那家爵士吧前还做了一件事：付清了劳拉、我、安德烈三人的消费。我一共给了经理两百块，随便他俩再添几巡酒，这个夜晚的开销该不会超出两百块。我不知道我付那笔账是什么意思，是被人款待、救助得太长久了，想反串一下角色？还是有恃无恐——反正一贫如洗之后可以到刘先生这里白手起家。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付那么大一笔酒、饭账。在美国、慷慨一点儿也不让我好受，而这一回，它至少没让我难受。
我到了刘先生家以后只跟王阿花保持联络。她在电话上说她腹内胎儿的新动作新表情。她还告诉我海青出了一次车祸，保险公司的一大笔赔款可以支撑他们两年，他不必去给观光客画肖像了。她帮我中转所有信件。其中多数是安德烈来的。他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告诉我他的生活，他新听来的笑话。他说我丢在他那儿的衣服，该干洗的他都替我干洗了。他还说他第一次看见我，果真是在北京的一次圣诞晚会上。他说我那天晚上看起来很美丽、楚楚动人。
王阿花也转来牧师太太的信。她总是谈她为我组织的捐助活动有了怎样的进展。王阿花从来不以任何形式向我讲到里昂。
我母亲的感觉充实着我，让我伸手驱开一只被他的涎水吸引来的小黄蜂。我替我的母亲还愿，偿了“白头偕老”的人间第一愿。还愿的意愿使我对这个老人少些嫌弃，除了毫不留情地挣他的钱之外，我对他做的该说是尽善尽美。
第二个月，医生要我开始教刘先生英文。要教他最基本的名词，这样在我暑假结束，拾起学业时，其他人才有可能接着照料他。我教他，他学得很认真。我第一天教会了他“水、面包、黄油”。第二天，我又教了他“苹果、香蕉”。我看着一天天长进起来的老人，心想，坏了，你的美妙的无命名世界正在向你关闭，你正在被我领出那里，向我们这个充满命名的正确世界走来。你将再次背负起真与谎的负担。
又一个月过去，我开始给刘先生一些小小测验。比如说：我问：你吃的是什么呀？他答：橙子。我们这些测验第三个人肯定觉得头晕眼花：我们是普通话、英文，以及我们自己发明的语言统统拿来的。
我说：这是什么？
他说：水。
我说：错啦——是牛奶。
他于是慢吞吞地说：牛奶可以喝吗？
我便自己喝一口，再递给他去喝。
他走路、行动都恢复得不错。有次我去冷冻储藏室里取东西，他竟跟着我进来了。我忙把他往外搀，怕他冻病。他却死活不肯走，眼睛盯着那个古董蛋糕。我只得把自己披的毯子搭在他身上。他问我：那是什么？
我见他的眼睛有了点儿觉醒，似乎他离他整个记忆的觉醒只差一步。
我说：你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呀？……好好想想。
他想了一阵，摇摇头。
我说：它叫蛋糕。
他跟着我念了几遍，慢慢就沉默了。然后那一下午一晚上他都沉默着。那天夜里我照常起来查夜，发现刘先生的床空着，伸手一探，被子里还有一丝体温。我不知凭什么直接寻到了那间储藏室。他果然站在那儿，对着三十多年前的蛋糕苦思冥想。
我说：刘先生……
他说：蛋糕。
我说：对的，发音很标准——
可是菁妹，你还没有同我结婚啊。
我想，词全说对有什么用？他的总体上下文是错的。不，也许他的是对的。
他又说：菁妹，不会是你和别人结婚的蛋糕吧？……
我想何必让他再来一次心碎？我微笑着，使劲摇摇头。不用镜子，我也知道我就是十九岁的殷恬菁。
我扶着他往外走时，发现他浑身冰凉。他回头又去看一眼古董蛋糕，然后再来看我。他的意思是：你没有骗我吧？
我把他扶到门外，然后去关那扇沉重的门。
他说：那是个婚礼蛋糕吧？……是不是？
不是。
那它是什么？
是……一条小船。
小船？……他看着我的眼睛像即将要闪出云层的月亮。
小船。我肯定地点头。
我想，从明天开始，我要停止教他名词。
船？……
船。
一颗泪从他脸上流下来。一颗滴穿了四十多年岁月的泪。
【书评】
书评★1.文字不在这里
——读《无出路咖啡馆》
佚 名
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我等了很久，但拿到的时候有点失望，因为我没看到我渴望的文字。我现在还记得前几年她写的《扶桑》——一个一百多年前漂洋过海的中国妓女，因为严歌苓的文字区别于日本《望乡》中简单的凄凉：“她能让每个男人感受洞房的热烈和消除童贞的隆重……一个旧不掉的新娘。”
《无出路咖啡馆》取材于严歌苓的亲身经历，她和美国外交官的爱情被质疑上了间谍背景，故事因此展开。也许，这段跨国的爱情过于逼真和奇异了，没给严歌苓留下舒展文字的空间？但女人用故事来表达自己总有些性别上的错位，好像说评书，会让精致的文字插不上嘴。有人说过，让女人研究哲学是对哲学和女人的双重损毁。因为哲学是形而上的概念，而女人有形而下的体验，后者一旦有前者介入就难以亲近了。女人之于故事也一样，不管是绘声绘色还是煞有介事，多少会糟践女人的阴柔和温软。严歌苓之所以是严歌苓，绝不是因为她曾经讲述的故事本身，而是因为她时时让人倒吸一口气的精彩文字：“……扑空的盲女跌倒了，红苹果全翻在雪地上，红的污了，像雪地溃烂了一片。”（《卖红苹果的盲女子》）“那尖锐的色彩凿子一样将她三十七岁的表层凿了个缺口，青春哗然涌出。”（《红罗裙》）其实严歌苓也早就说过：“我又是总瞧不起仅仅讲好听故事的作者，他们使我想起文学的初级形态：说唱文学。”严歌苓这回有点串行！
我也因此想起小时候常会遇到的情景，那会儿的电影还是百姓惟一的娱乐形式，经常有人看了电影回来站在院子里讲：“有一个男的吧，还有一个女的，他们两个搞对象……”人们都竖起了耳朵，戴围裙的，添炉子的……被摘录或者提炼成纯粹情节的电影更适于这种维持温饱的环境，那是可以夹带着小肚、啤酒的厚道和浓香一起下肚的谈资，只是不能把玩。好在那会儿的电影也没有可以绕梁的余音，人们也还没有把玩的余力和雅兴，要是搁现在，一个热衷于故事的看客能从《花样年华》或者《我的父亲母亲》当中说出什么呢？
买严歌苓新书的那天挺失望，我发现书店的柜台上已经摆满了成功改编成电视剧或者因为成功的电视剧而改编的新书，封面是电视剧中的明星，据说卖得挺火。故事或者情节成了引导人们接受书籍的一个理由，是文字的悲哀，倒也是购买者的幸事，因为我就此知道：我要的文字不在这里。
书评★2.生活无出路
——读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
小 猫
严歌苓，很诗意的名字，著名旅美作家，中国作协的成员，同时也获得美国文学界的奖项。这样一个在中美文坛都举足轻重的女作家，近来又推出新作《无出路咖啡馆》。
女人的秘密武器是什么？是美貌，是智慧，还是“向往强者”的意识？小说中刻画了生活在金元帝国中的一群无出路的青年，用撼人心魄的故事，揭示了把冰凉当作美味的美国社会，将海外游子的又一个凄楚的侧面，生动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女主人公是一个成熟，含蓄，执着又好强的中国留学生。这样的形象和我们熟知的在美国孜孜奋斗着的留学生形象非常吻合。我们在那样一片土地上，要么自强不息，要么就此堕落。那是一片到处都是机会也到处都是诱惑的地方，你很难穿透事物的表象去究其实质，很多时候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凭着一些上帝都无法言述的直觉。虚浮而潦倒的生活，让人滋生出很多欲望，而生活的四面墙壁轰然倒塌，你却突然发现，原来困囿住生活的咖啡馆外，并无一条路径可走，生命举步为艰，毫无出路。
一段邂逅的恋情，为什么会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肆意骚扰？一个柔弱如风的中国女子，为什么最终拒绝了美国外交官的追求？作者运用精妙的文学语言，独到的刻画了一个中国女子在美国的遭遇。美国的FBI ，很多人会在影视作品中留下一些印象。文中的理查。福茨是这样一个符合我们想象的人物，英俊、内敛、冷酷。他总是不厌其繁毫无怨言，他的耐力没有极限，然而我们有，我们没有经过任何的专门训练，我们是普通平凡的中国人。女主人公很小心的周旋于此，处处玑珠，原因仅仅是缘于她爱上了他们美利坚帝国的外交官——安德烈。很多人说，凡夫俗女的爱情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因为没有那许多必要或是不必要的外因介入。如果一件婚姻，要严重到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那么婚姻本身的感情因素是不是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我们和老美们受着截然不同的教育，他们自由、平等、肆意、随性的生活方式一直是我们羡慕不已的。可是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和相爱的人结婚，让法律赋予爱人之间一些保障时，号称平等自由的美国政府部门竟然犹豫了。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阻挠这样的不如他们意愿的婚姻产生，不择手段的旁敲侧击和扼杀本身并无差异。面对移民，美国人总有一些莫明的优越感，虽然他们可能并没忘记这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女作家往往有细腻的笔触和敏锐的洞察力。小说中描写到了许多生活在底层的移民的潦倒生活。象阿书、里昂、海青，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很穷，但从不对生活低头，他们有自己生活的方向，从不迷路。
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很似是而非，你无法描述这究竟有何意义，但出路就在这冥冥黑暗中隐隐凸现着。颓废是生活最低谷的表现，那些用艺术表现超现实的现实和本身极度功利虚荣的现实其实都是一回事，要优越的生存环境和高尚的精神享受。美国人是极度赤裸的表现对物质的追求的，来美国的人很少能排斥这样汹涌而来的欲望冲撞。移民被同化历来就是惯例，溶入是一种解脱，格格不入是一种消耗，一种对生命本质游移不定的消耗。女主人公当然不是一个轻易妥协的人，因此她要活得比一般的人辛苦。她要同时面对解脱和沥炼的双重考验。
在人文上的容入和在思想上的独立使她举步为艰。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深沉文化底蕴，在美国数百载虚浮文化的搅和之下，生活的航船的确容易迷失航向。抓住一些什么，不管是物质、是感情、还是虚无飘渺的精神……
百花文艺版的书里有着这样一些插图，隐隐的背景，上面鲜明的文字。才几页的场景，但都是文中出采之处，值得细细品味。尤其最后那一段文字：“那它是什么？是……一条小船 船？船。一颗泪从他脸上流下来。一颗滴穿了四十多年岁月的泪。”这是华彩的篇章，也是文章的高潮和结局。也许很多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但人生往往也就是这样无可奈何的开始和结束着。就象我这样的倾诉，虽然有很多尚未意尽之处，却也要就此打住了。去看看这本书，找些你自己的感觉吧！
2003年9月9日
书评★3.《谎测》改为《无出路咖啡馆》
新浪网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著名女作家严歌苓女士来到新浪作客聊天，下面请严女士为广大网友说几句话。
严歌苓：非常幸运到这里来跟你们聊天，我从美国回来不多久，是因为我父亲病了，正好赶上我的书《谁家有女初长成》中篇小说集出版，非常高兴来和大家聊聊天。
网友：严女士，您好，我很喜爱您的小说，听说您最近在国内出了一个小说集，祝贺您，我认为您是近年来非常有实力的女作家之一，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严歌苓：这本书主要是由两个中篇小说，和两三个短篇小说组成，最主要的一个中篇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是我最近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是写的大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被拐卖，她的经历，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她的一段经历，这应该说是第一次写中国当代的小说，反响也比较大，听到的意见也有很大的分歧，所以我非常有兴趣听到读者对我这篇小说的看法。
网友：作为一名作家，您是怎样看待写作和随之而来的名利？
严歌苓：我时常提醒自己把欲望降得低一些，因为在海外心还是比较静的，因为在海外的物质欲求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生活应该说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里，国内的亲人和朋友，这几年的物质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有点人欲横流，也感到有一些压力，但是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能够站得稍微远一点，离这样的一个社会。
网友：您的作品通常都选择女性题材，那么您本人是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严歌苓：我从来没有给自己这样的定义，但是我是非常喜欢写女人的，怎么说呢？也有一些我的读者或者一些学者问我是不是有女权主义的倾向，我不喜欢女权主义，说良心话，他们把女权主义提出来以后，特别是美国的六十年代，有一些非常过激的行为，我觉得实际上是非常违背女性天性的一些运动。
网友：您的《白蛇》、《扶桑》都表现处女性的痛苦和坚韧的挣扎，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对生命切身的体验，这是您自己的感受还是您的观察呢？
严歌苓：我非常崇尚宽容的女性，我非常喜欢女人身上自然的东西。还有，在我接触到的上一代的中国的妇女当中，那种非常宽容的东西，我非常喜欢，我本人天性也是比较宽容的。现在从塑造我的人物的过程当中，我希望把这些美的东西放进去。
网友：您是否愿意谈谈您对爱情的看法？
严歌苓：爱情就跟味精似的，没有了是不大好吃的，这个作品里。但是现在的爱情跟我喜欢的爱情比较远了，更多的是一种肉欲的爱情，一种情爱。我觉得，我不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东西，而且我也认为，如果肉体的爱情离开了灵魂的追求，我认为是没有审美意义的。
网友：从视频上看，觉得严女士的眼神非常锐利，不知道是为什么，请您说一下听了这句话的感受。
严歌苓：倒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的眼神很锐利，很多人都说我眼神比较悲哀。
网友：您愿意谈谈被改编的电影《少女小渔》和《天浴》这两部作品吗？
严歌苓：写电影并不是我原始的激情的创作，很多都是技巧的发挥，我在学校里学了电影创作，剧本创作，当时教授教也是更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使一部电影剧作能够，如果这样就遵循了创作的技巧，所以我写剧本是有点浪费的，因为我原始的文学想法是很多的。
网友：《天浴》被电影局规定为违规影片，您有何看法？
严歌苓：我不加评论。
主持人：那么对《天浴》这部电影本身呢？
严歌苓：还是达到了导演陈冲对这个作品的设想，因为陈冲想把它拍成有童话情调的作品，在人物，在自然环境的选择上面，她选择了离现实稍微远一点的，所以它比较诗意，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点的。
网友：请问您的写作和阅读有没有个人的偏好？
严歌苓：我每隔两三年就会换一个偏好，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善变的人，写作也是，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样式，在人物的塑造到语言上，我希望能够突破自己。
网友：当今文坛有您比较欣赏的作家吗？
严歌苓：有啊。我很喜欢女作家，当然我们大家都在关注彼此的创作和成长，我很喜欢王安忆的作品，我喜欢林白和徐小斌。男作家我喜欢毕飞羽、韩少功。这些作家应该说都是很不同的，相互之间，我喜欢他，只是觉得他在文学的审美上有很高的价值。
主持人：就文学本身而言有审美价值？
严歌苓：对，就文学本身而言有很高的价值。
网友：您再一次访谈中说到，多用一些动词，体现速度感，少用形容词，这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严歌苓：这跟个人的审美很有关系，也许有人觉得，形容词多动词少更好看，这是个性化的说法，所以我并不准备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或者是改革来提倡，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也是用英文创作的人，所以我感到动词多的作品更容易抓住读者。
网友：请问您作为海外的汉语作家，您如何保持与母语文化的亲近呢？
严歌苓：我还不断地读中文的小说，我跟中国的移民在美国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很喜欢听他们的故事，我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人的经历，离开中国和中国语言，我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网友：您写过各种各样的情与爱，但是我最喜欢您写的同性恋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您能谈谈对同性恋的态度吗？
严歌苓：我对同性恋是非常关注的，因为我最开始，对同性的爱情非常好奇，而且也是一无所知。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碰见一些同性恋的朋友，逐渐逐渐就使我感到我非常同情他们，我认为他们的感情原来也是非常非常崇高的，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觉得最初使我接触到这个，而且感到意外的感情应该是《蜘蛛女之吻》这部电影和小说。
网友：您的下一部小说名字叫《测谎》，能谈谈创作的初衷吗？
严歌苓：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名字改了，原来叫《谎测》，现在改为《无出路咖啡馆》。
这本书的创作跟我的个人经历很有关系，到了美国第二年，因为我和美国外交官的婚姻，牵涉到他们国家的一些法律，美国外交官是不可以和从共产主义国家来的女人结婚，或者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如果有这种关系，他们就要受到两年的安全审查，在这个期间，他是不能接受外驻的任务的，也是没有办法进国务院大楼的。这种经历，使我想到一些非常荒谬的关于人权之类的问题。
主持人：这件事里您是不是看到，发达国家跟我们的文化和观念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同时也存在着跟他们提倡的人权问题有一些冲突或者纰漏？
严歌苓：相同的，各个国家的政府都是神经末梢循环非常差的，这个法律制定是1950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在冷战，现在的政治平衡完全不同了，从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了这样的政治格局，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用非常僵硬的一套法律来约束他们的人，我觉得在某些方面就让我想到了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是满可笑的，而且它是在一个自由的旗号下，所有的这些事情，我自己经历的，跟FBI打的交道，我觉得很可笑，完全是一部荒谬小说，所以我自己就写了很荒谬的，很好笑的，我很少写很好笑的东西，在这篇东西里面，我觉得是舒展了我的幽默一面。
主持人：这本书有没有发行？
严歌苓：是在国内和台湾发行的。
主持人：进来的每一位网友都向您提出关于作品本身的问题，可见大家都是您忠实的读者。
网友：《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里面，您结尾的意思，是不是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的交往，是不是可能就会改变他们的性取向呢？
严歌苓：这是一种希望和一种愿望，我觉得应该有一种超越性别的爱情，在我是存在的，在我和许多同性和异性的朋友当中，我认为这种感情是有的，我觉得我和他们有很多的恋恋不舍的一些情愫，但是这些情愫好象不属于性的。我就在这篇作品里，在女主人公身上，把我自己刹那之间的情感的体验放进去了。
网友：看到《扶桑》发髻里滚出的铜钮扣，我被震撼了，您这种神来之笔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严歌苓：其实在我开始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写到《扶桑》这个发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两个人将来要经历怎样大的悲痛和误会，这个钮扣是将来误会的钮扣，能解开一切，我就用这个形象，夕阳下金色的钮扣滚了出来，长发飞舞，流动的美丽，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非常惊心动魄的画面。
网友：我非常喜欢您早期的作品，《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觉得非常好，但是跟您现在的风格好象不太一样？
严歌苓：大概是我的经历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89年出国，自己在情感上、婚姻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对生活的观察和对自己的整个的文学创作都有了新的要求，不变化是不可能的。
网友：您觉得您的创作高峰是在什么时候？您是怎样保持它，还是顺其自然？
严歌苓：我很难说有什么创作高峰，我每天都要写一点东西，我觉得这是我新陈代谢的一部分，我希望要这样做，这也成了我的健康，我所有的整个生理生活的一部分了。
网友：那么当一个作家遭遇到情绪上的低谷，比如说一些生理反应，抑郁或者是失眠的时候，您是如何克服的？
严歌苓：告诉你们一个实话，我是严重的失眠症的患者，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吃安眠药也已经吃得非常可怕。我在美国有三位医生在为我的失眠想办法，而且失眠是最终要导致抑郁症的，这是我读了很多很多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著作找到的一个答案，现在我希望通过体育锻炼，比如说我练瑜珈功，打坐，这些心理治疗、精神治疗，对我非常非常有效，我练瑜珈以来，第二个礼拜睡眠就有所改善了。
网友：严姐姐，您和张爱玲是否有可比性？您如何评价张爱玲？
严歌苓：我很喜欢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又觉得很不满足，张爱玲如果像我一样走到西藏去，或者是在山西的原上了望过，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会写出更大格局的东西。
网友：好作家都是要自杀的，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严歌苓：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写了很多艺术家和精神病的联系，看到很多的好的作家，比如说海明威等等，都自杀了，但是也并不是说每一个好作家都会走到这条路上。比如说纳波克夫就没有自杀，也给我们一些好的例子，比较正面的。
网友：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您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严歌苓：最痛苦的时候，其实我现在都已经对自己痛苦的时候有所准备了，就是你写到一个阶段，你肯定会出现几天写不出好句子，脑子不怎么灵的状态，这当然跟我的睡眠状况也很有关系。我在这种时候就知道过两三天就会过去的，我不会为了这个就怎么样，好象去等一等，跑出去玩儿，等着灵感再来，我不相信这个，这跟我过去跳舞练功一样，有时候怎么样也发挥不好，跟运动员上场的竞技状态不一样，这都是很自然的，人就是生命，生命当中有很多偶然的东西，你不可能掌控它，我对这些东西习以为常了，我拿自己的痛苦也不是很当真的。
主持人：从您的谈话当中我们了解到，您有过跳舞的经历，《白蛇》里面鲜活生动的描述，是不是跟您那段经历有关呢？
严歌苓：对，我对舞蹈演员非常了解，因为我就是一个舞蹈演员出身的作家。
主持人：您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完成这种角色的转换，您这一段的生活经历是怎样的？
严歌苓：这两个东西也有相通的，过去我跳舞也走了很大的歧途，跟写作生涯不怎么沾边的，现在我发现，我很感觉到我其实是得益于做舞蹈演员这么一个经历，因为舞蹈演员给了我一种节奏感，这个节奏很难用语言来说的，但是你在呼吸当中，你在写作当中，你希望自己的写作是呼吸的，有一种节奏，有了节奏就很容易，就跟跳舞找到拍子一样，我觉得好的小说一定有节奏的，特别是中国文字，从我们的唐诗宋词元曲，就可以感觉到，我们的语言文字跟节奏是血肉相连的，我们的文字有生命，就是因为它有节奏。
还有，舞蹈演员是一种非常肯吃苦的人，吃了天下最大的苦，能够出现最后的刹那的美丽，这就使我一直到今天都不指望有什么捷径可走，在这方面，我认为舞蹈演员给了我非常好的素养，非常有纪律的生活。
网友：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历过不同的磨难，您的生活经历看起来那么的丰富多彩，您能列举一下您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吗？
严歌苓：当然有磨难，我当兵的时候，我是心智发育比较早的人，又出生艺术家的家庭，我父亲和爷爷又是作家，是天性比较浪漫的人，从小读书过多，就出现了早恋，这种早恋在15岁发生的话，在部队这种严酷的环境当中，当然要彻底掐灭，如果说我一辈子有过自杀的念头，那是我离自杀这个行为最近的一段时间。
主持人：这应该是您人生当中最大的磨难吧？
严歌苓：这使我感觉到众叛亲离是什么滋味的一段时间。
主持人：在异国他乡，自己求生存，做过一些职业，还坚持写作，这些磨难相比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严歌苓：很可能，我是天性乐观的人，我喜欢大笑，非常喜欢讲笑话，挖苦自己也挖苦别人，当然挖苦自己更多了，这样一种天性，也使我看到，我每次自杀的念头实际上自己也不会当真的。
网友：过去有这样一种说法，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女作家，美女作家作为写作上的一种现象，前几年已经被炒得非常热，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的？
严歌苓：美女作家这个提法让我感觉到非常恐怖，我觉得我第一是年龄已经超过她们这个群落了。第二个，这好象是不搭界的事。
主持人：您看到过一些美女作家的作品吗？
严歌苓：我看过，因为是社会和文学的一些现象，所以对这方面也有一些了解。
主持人：能评价一下吗？
严歌苓：她们是比我们更自由的一些作家，我们这些人不管怎么样还有文以载道的，社会代言人的一种负担，他们是没有这种负担的，对自己的心理和生理，情感的追求都是关注得更加密切的一些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作家是不管怎么样都摆脱不了我们的这种写作习惯。看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就像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一样，看到一些时代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烙印和痕迹，这个看起来是非常有趣的，特别是在美国，回首来看国内的一些现象，我觉得非常有趣。
网友：请问一下您的新作和您喜爱的颜色。
严歌苓：我的新作有五部，都是半流产的状态，我现在正在改自己的电影剧本，负担是很重的，因为电影剧本一稿总是写不成，总是要十来稿，所以我写小说的时间和精力都被电影占去了，所以我觉得非常愚蠢。我是一个变色龙，什么颜色都喜欢，这个阶段最喜欢的是白颜色和黑颜色。
主持人：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严歌苓：好象你在想不出什么颜色的时候，穿黑的和穿白的总不会错的。
网友：严姐姐，您做妈妈了吗？如果做了的话，您怎样教育子女？
严歌苓：哎呀，你让我很痛心啊，我特别想做妈妈，但是好象没这个命了。我非常非常爱孩子，我可以跟孩子玩儿，总是要看手表，不要玩得时间太长了，玩得什么都忘了。
网友：您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
严歌苓：幸福就是知足，您特别满足就幸福。
网友：听说《扶桑》要拍摄电影了，能介绍一下这个进程吗？
严歌苓：《扶桑》是很难产的电影，已经进入了前期制作，我们换了三任编剧，后来编剧的资金被耗光了，才由我自己来编剧，演员基本上已经选定了，要把唐人街重新建造起来，工程量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写电影的经历上是非常非常难忘的经验。
主持人：资方和导演已经确定了吗？
严歌苓：导演是陈冲，资方是美国和日本的电影公司。
网友：写作给您带来的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严歌苓：乐趣是自得其乐吧，苦中求乐吧，还有一种就是生活方式，独立的，不需要上班，可以自己说收场就收场，这种比较自由的，还有不见人，我这个人特别怕见人，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还有你写作嘛，你观察人，都是你在旁边，我很喜欢到人很多的陌生场合去，这样我也会被人认出来，不用和人周旋，寒喧，像鬼魂似的，这种观察是非常安全的。
主持人：您所描写的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对自己人生的剖析和最大程度的理想化？
严歌苓：没错，这个讲法是非常专业的，我对自己的剖析很多，每天都有很多对自己的发现，有的时候非常惊喜，大量的时间是非常的有挫败感。特别是在自己父亲身上和自己身上看到基因的无法抗拒的顽强性的时候，这时候的自我剖析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我没有办法不把许多东西理想化。
网友：您对当今的很多作家热衷于媒体上的炒作，您怎么看？作为实力派的作家，您在文坛上拥有的读者和得到的奖项，是不是有一种不相称的感觉？
严歌苓：这就是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是容易知足的人，我是乐观的人，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不平衡，现在炒作在美国也很需要，我出了一本英文书，就必须在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演讲，和读者见面，有时候我觉得像卖假药的，比如陈冲提醒我，最近我看见马友友在超市给人签名售碟，他也需要这样做吗？他是为了自己认为好的音乐而占领一些地方，一个作家对自己有自信的话，就应该这样做，听了陈冲这些话以后，我就感觉到，不应该对宣扬自己的作品那么脸红，可能是比较老的态度，但是我自己的个性实在是非常非常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情。
网友：您专门学习过英文写作，现在尝试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写小说，您是如何把握这两种不同语言的特性的？
严歌苓：这两种语言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一个是视觉的，一个是听觉的。英文写下一行字出来以后，我们的汉语，说良心话，从古老的文字形式演变出来，但是和古老的形式没有太大的区别的，我们每个字都是象形的，假设会写繁体字的话，会发现每个字都是象形的。我在美国《纽约客》这本杂志上看到了对汉语的评论，它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例外，对中文作家来讲，就是一个非常独特又非常艰难的一个创作，就是说你这种语言是和他们共性很少的一种语言。我感觉到，在英文的翻译当中，我和我的翻译经常切磋的一些问题，发现有很多时候你要牺牲，汉语和英文当中有一些不可译的东西，它的生动，它的幽默，它的很多东西，到了翻译以后，就发现它不在了。这一点就让我对两种语言很熟悉的人感觉到非常无奈，有时候非常痛苦，找不到一条最好的途径。
那么我就在幻想，是不是有一天我可以用汉语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然后再用英文写一遍，或者先用英文写，再用汉语写，是不是有这样一天呢？现在它还只是停留在我的幻想的一个阶段，因为创作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东西，一个偶然的劳动，如果你先用一种语言把它写了，你第二次就不叫创作了，你无论如何都没有这种偶然了，没有偶然就没有艺术，艺术是不可复制性，就像科学的可复制性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