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农同志，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
“我同意陈毅、粟裕的意见。”李克农说，“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正在拉拢‘两航’去台湾，并开始了台湾与香港的通航。‘两航’呢，过去与我们地下工作者有过联系，但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甚了解，不完全信任。刘敬宜和陈卓林尚犹豫不定。现在，他们二人正处在十字路口上，我们只要走错一步棋，就可能把他们推向敌人。我建议，对‘两航’应采取特殊政策———保留他们的原职、原薪，原机构不动。这是一项敏感的政策措施，可以立即影响香港‘两航’人员，用事实给刘、陈二人吃定心丸。”周恩来微微点了点头，显然早已成竹在胸，他对李克农说道:“克农同志，我已向主席推荐了你，决定由你来协调各部门，共同完成这项使命。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需要自己的民航事业；新中国，没有民航是不行的。”
“两航”起义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决定安排查夷平去香港。查夷平是李克农的老部下，他还物色了一位27岁的青年人吕明随同前往。
李克农把周恩来写给“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的亲笔信，交给了查夷平，同时将另一封给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张铁生、乔冠华的亲笔信，交给吕明，叮嘱他在港的地下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查夷平的安全。
1949年10月11日，“两航”起义的最高决策会议在中南海周恩来的家中举行。与会者除李克农外，还有解放军代总长聂荣臻、华东军区司令员粟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等人。
会上，周恩来宣布:报经中央同意，任命李克农全权负责“两航”起义事宜。为确保起义成功，组成由李克农领导的由空军、华北军政委员会有关人员参加的领导小组，具体指挥。华东局、华南局、香港地下党和在港民主人士积极配合，共同打好这场特殊的战役。同时宣布，刘敬宜、陈卓林二人起义成功来北京后，接待谈判事宜由李克农安排。
查夷平和吕明奉命前往香港———这个各派势力激烈争夺的特殊而又神秘的地方。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他们在同香港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两航”内部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周恩来的亲笔信通过吕明交到了刘敬宜、陈卓林的手中。信上写着:刘总经理敬宜:陈总经理卓林:
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名义请你们回到祖国来，共同建设我们的新家园。过去“两航”也曾为蒋介石做过一些有害民族的事情，但这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要生存。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爱国不分先后。我们热切希望两位总经理回国。回来吧!人民盼望着你们，家乡盼望着你们……
周恩来的信写得情真意切，勾起了刘、陈二人的思乡之情。两人看完信，双双落泪。经过“两航”内部激烈的斗争，刘敬宜、陈卓林最终作出决断:北飞!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电令查夷平、吕明，协同两位总经理组成起义指挥部，确保起义成功。
1949年11月9日中午12时15分，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长啸，央航刚从美国购置的“空中行宫”610号四引擎客机，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苑机场。
中航的11架飞机几乎同时安抵天津机场。
在港的“两航”员工4000余人宣布:脱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投身新中国的怀抱。
11月12日，周恩来宣布:两航资产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刘敬宜、陈卓林面带微笑走下舷梯，李克农箭步上前，几双大手紧握在一起。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民航!
“两航”起义带来了一股旋风般的冲击波———残留在西南各省抵抗的国民党军顿失空中接济，胡宗南部溃不成军；紧随“两航”公司之后，国民党的香港中国银行、招商局轮船公司、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驻港机构等也纷纷弃暗投明。
毛泽东对李克农的干练才能，十分欣赏，他说:这一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访问苏联保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等职。1955年7月，经中央特批，李克农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
1955年9月，李克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外交部成立初期，任务相当繁重。周恩来总理虽兼任外交部长，但无暇处理具体事务，副部长有王稼祥、李克农和伍修权等人，王稼祥因为兼任中联部部长，也很少到外交部来上班。外交部的组建工作主要由李克农负责。
由于外交部是一个全新的部门，干部来自四面八方，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原来随周恩来在重庆、南京工作的同志以及解放战争时才成立的中央外事组；
曾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从各部队选调上来的同志；从地方部门选调上来的同志；
一些知名的国际条约法律专家、学者；新从大学毕业的西语系学生。
对这些年龄不同、经历各异、级别悬殊的干部，李克农注意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对调进外交部的干部，他都要谈话了解情况，亲自分配工作。
外交部成立后，对外进行建交谈判，向建交国派出大使、公使，建立使馆等，任务十分繁重，但在李克农等人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建国不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出决定: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第一件重要的外事活动。毛泽东首次访苏的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和两国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问题。
毛泽东和斯大林将在莫斯科会晤，全世界都把焦点集中在这两位巨人身上。
一定要做好毛泽东访苏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是中央的命令。对国民党特务不能不防，台湾孤岛上，特务头子毛人凤正精心策划着一个又一个针对中共新政权的破坏行动，刚刚侦破的妄图炮轰北京天安门破坏开国大典案、保密局天津特别组特务案等，都和他有关。
毛人凤，浙江江山人，1898年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5年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任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股长。1938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本部主任秘书。1945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局长。毛人凤为人城府极深。初入军统时，他态度特别谦恭，见了任何人总是面带笑容，极少有发脾气的时候。无论是受戴笠斥责，还是被同僚部下耍态度，他都能平心静气地忍受。戴笠是军统说一不二的“暴君”，凡事稍不如意，就会大发雷霆，手下人整天提心吊胆。而毛人凤常能代人受过，向戴笠引咎自责，戴笠曾当面说他是“菩萨心肠”，难成大器。
等到毛人凤执掌了军统大权，他的狠毒才渐为人知，其阴险毒辣甚至连当年的戴笠也难望其项背。这可以从他对族侄毛森的态度上略见一斑。
毛人凤原本对他这位族侄信任有加，凡事都与他商量，有意栽培为自己的心腹。有毛人凤这张虎皮，毛森在国民党特务营垒中一帆风顺，先后担任了军统浙江省站杭州分站站长、行动总队长、中美合作所爆破训练班副主任、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主任等职。上海解放前夕，毛森升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进步人士，被人赠了个“毛骨森森”的绰号。上海解放后，毛森逃往福建，任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此后，他同美国人勾搭上，直接从美国人手中获得了一批武器和电台，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反共活动。
毛森羽翼渐丰，又受到美国人的器重，这引起了毛人凤的不满。他命令毛森把和美国人制订的一套计划全都交出来，由保密局统一管理。然而，毛森不买帐。
叔侄俩从此闹翻。毛人凤竟决心派人将毛森暗杀掉。毛森也是特务出身，熟知此道，防范甚严，毛人凤无从下手。最后，毛人凤公开通缉毛森，由于全国即将解放，最终才不了了之。
毛人凤不仅凶残，也相当迷信。蒋家王朝逃离大陆后，毛人凤去了台湾。他曾经自以为是地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是由于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因为这面“国旗”象征着国民党将被共产党全面包围。他甚至准备向蒋介石正式建议，将“国旗”改为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到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共产党。
对毛人凤的侦悉
毛人凤的这一想法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可笑，但他策划的一系列特务活动，却实实在在地危害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李克农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毛泽东首次访苏，可千万不能在安全上出问题。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向苏联驶去。作为情报部长，李克农深知自己身上担子的沉重，因此决定亲自护送毛泽东出国。
北京前门车站，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因为北京刚刚解放，保卫部门心里没底，安全工作实行的是人海战术。
毛泽东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将换乘苏联专门来接他的专列，而从北京去满洲里，则坐中国自己的专列。
这趟编号9002的专列，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解放战争期间被人民解放军缴获。卧室、会客室、会议室甚至浴室一应俱全，十分高级。
专列经天津时，有报告送来:铁路线上发现一颗手榴弹。公安部长罗瑞卿不敢大意，亲自下车处理。
旅途漫长，火车迎着呼啸的寒风在北国大地上飞奔。
一次，李克农和毛泽东在车厢里闲聊了起来，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首脑和专家，谈着谈着，话题自然就扯到了情报工作上。李克农问毛泽东:“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毛泽东“哦”了一声，没说话，好像在等着李克农的下文。“第一件事，就是看情报要点，不然，这一天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李克农不紧不慢地说。
毛泽东一笑:“你呀，给我上起课来了。我和他不同，随来随看，不怕多，只怕少。这回去莫斯科，我还要和斯大林谈谈你们情报方面的事情呢。”
李克农将毛泽东一直护送到了中苏边境的满洲里，才返回北京。毛泽东安抵苏联，李克农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果不其然，在毛泽东出访前夕，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在其头子毛人凤的主持下，精心策划了一个颠覆毛泽东专列的详细计划，企图暗杀毛泽东。
毛人凤自恃手中握有两张“王牌”: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和直属保密局的秘密武装———东北技术纵队。
北平潜伏台专事与台湾的秘密电讯联络，为毛人凤与其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网牵线搭桥。而东北技术纵队，则从事重大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其成员均经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严格训练，熟练掌握射击、爆破、投毒等各种特工技能。国民党溃退到台湾前，他们有的奉命潜入国民党起义部队，经过改编混入人民解放军；有的散落在社会上，隐藏下来，伺机而动。
毛人凤精心策划的这场阴谋中，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保密局北平潜伏台特务、刚刚由毛人凤从中尉提升为上校的计兆祥。这个计兆祥，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于一身。潜伏电台就设在计兆祥自己的房间里。计兆祥的住处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这里过去是王公要员的住宅，解放后则有不少高干住在这里，防范较严，也相对成了真空。计兆祥从事特务活动十分卖力，他的这个潜伏台被毛人凤称为“万能潜伏台”。
毛人凤的阴谋很快被李克农侦悉，而计兆祥自然也早在中共情工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中。
毛泽东出访前夕，曾在公安部有关此案的报告上批示:“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李克农从边境回来后，立即领导了侦破工作。
一天上午，在情报部的会议室里，李克农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计兆祥一案。
李克农说:“潜伏电台就设在计兆祥的屋内，现在就要破案。但要统一认识，不能只抓一个计兆祥，要打歼灭战。今天开会，就是要统一这个认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李克农下令:逮捕计兆祥。
一天，计兆祥被带到李克农面前，李克农很严肃地对他说:“小计，你替我发个报给毛人凤，我这个报，你可得给我发好哟。”计兆祥在中共保卫部门的审讯下，早已坦白，此刻在大名鼎鼎的李克农面前，更是紧张地连连点头:“是!是!”
粉碎毛人凤的诡计
一份电报传到了台北，毛人凤日夜守候在电台边，等候着计兆祥的电报。此时，有计兆祥的电报信号传来，他兴奋不已。译电员将电报送到他面前:
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你向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力量，你们活动到哪里，哪里就陷入人民的包围之中，我们的专政机关就会立刻侦破你们 。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来多少，就歼灭多少。保你有来无回。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好好地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你们有丧师八百万、逃往海岛的教训。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会长久。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立功受奖、不咎既往。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
李克农———这是个令他心惊肉跳的名字!连毛人凤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的确确是个奇才，他无法对付。
此刻，正是李克农给他毛人凤发来的电报，咄咄逼人，令他不禁恼羞成怒。“万能电台”算是完了，毛人凤只得把希望寄托在东北的技术纵队身上。
时隔不久的一个夜晚，一架无国籍标志的飞机低低地盘旋于离哈尔滨不远的山林里，两只降落伞从飞机中缓缓落下。
当他们刚刚落地，就在地面中共监视人员的枪口下，束手就擒。根据从计兆祥处截获的电讯情报证实:他们二人就是由毛人凤派来领导东北技术纵队进行暗杀活动的两个特派员，从他们的随身行李中，搜出了美制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炸药等特工用具。
两人名叫张大平、于冠群，他们供认，将于次日上午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与东北技术纵队接头，并代表国民党保密局，给有关人员颁发委任状，以鼓励反共有功人员。
翌日清晨，在松花江饭店一个高级客房里，毛人凤的特派员张大平和于冠群与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接上了头。不过，此“张大平”非彼“张大平”，乃中共情工人员乔扮而成。
寒暄几句后，马耐交出了东北技术纵队170人的花名册，以备“张大平”按名单向毛人凤邀功请赏。后话不表，毛人凤的另一张“王牌”自然又败在了李克农的手中。1950年3月14日晚，毛泽东安抵北京，蒋介石、毛人凤的幻想彻底破灭。
第九篇
按情理，重病缠身的李克农完全有理由申请回国休养，无需继续为停战谈判劳心费神。可李克农很倔强，他不愿向困难低头。为减轻病痛，他常常一面看文件，一面将药片一小把一小把地送进嘴里，只是当喘咳得无法忍受时，他才将手头的活儿暂时搁下，休息一会。
幕后出良策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然而，就在此时，李克农的身体状况却突然恶化了。1950年5月14日，一份有关李克农病情的报告摆在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刘、朱、聂、杨:
李克农的病状书，现由杨尚昆译出送阅。今晚已照主席指示，立即停止工作入院治疗。战略情报会议，由邹大鹏主持。关于经常工作，分别向聂、杨请示，重要的可与我接洽。周恩来5.14
李克农哮喘病复发了，并且很严重，要用药物控制，晚上只有注射镇静剂才能入睡。
可就在此时，太平洋西北角上爆发了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美国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部队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起猛攻；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同时命令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战争伊始，北朝鲜军队在金日成统帅下，以重炮密集轰击南朝鲜军队，苏制T—34坦克成群地开向南方，很快解放了汉城，大军南下直逼洛东江三角洲。这时，只要把位于朝鲜最南部的“釜山环形防御圈”拿下来，朝鲜战争就可告以结束。
金日成认为形势十分乐观，他估计8月份就可完成解放朝鲜国土的任务，并早早地给中国领导人打了招呼。
7月5日晚，周恩来把李克农、章汉夫、乔冠华、陈家康和雷英夫召集起来开会。
“总理，有什么问题吗?”李克农问道。
“你们对朝鲜战争有何看法，金日成打了招呼，8月份要结束战争，8月份能结束吗?”周恩来静静地问。
李克农说:“人民军的战斗力强于李承晚的军队，装备也是苏制的，而且每个师还有十五六名苏军顾问，如果就单打李伪军来说，人民军没有问题。但现在美国插手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美军有绝对优势，朝鲜战争恐怕不会这样简单结束。”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也表示赞同李克农的意见。
周恩来点点头说:“是呀，不经过反复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一直到他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果然，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要求会员国给李承晚政府提供帮助，随后又决议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授权美国指派司令官。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是美国五星上将，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他指挥过一些重要的战役，被美国军方称为“天才的、杰出的军事家”。不过，美国总统杜鲁门或许更加了解他手下的这员大将，他曾经这样描述麦克阿瑟:
他的个性富有引吸力，他讲起话来快而巧妙，……他看起来似乎对他的历史知识极为自豪。但在我看来，尽管他读了不少书，他的历史知识仍然是浅薄的，他只知道许多事例，而不甚明了这些事例所蕴含的逻辑和哲理。对于远东他知道得很少，在他的历史知识中除了对历史的歪曲，剩下的就是一种渺茫的希望，他希望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方法对同共产主义斗争的那些人有所帮助。
9月15日，15个国家的军队在这么一位对东方历史知之甚少的麦克阿瑟统帅之下，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这次行动的代号是“烙铁行动”。仁川其实是朝鲜东西海岸最不具备登陆条件的地点，它航道狭窄，潮汐落差达30英尺，这是一个海军最看不上眼的劣等港口。而麦克阿瑟———这位70岁的倔老头，却出奇制胜，在此冒险登陆成功。
朝鲜半岛南北长，东西窄，三面环海，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南北战略联系，斩断了后方补给线，并在人民军主力背后与洛东江的李承晚军队呼应夹击，从根本上改变了战略态势。人民军主力部队被迫后撤，命运危在旦夕。9月26日，美军经过一周激战，占领汉城。
三天后，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飞抵汉城，重建起“大韩民国”政府。在重建政府的简短仪式上，麦克阿瑟兴奋地说:
我高兴地代表联合国把贵国政府所在地送还给你(指李承晚)总统先生，从这里你也许可以更好地履行你的宪法职责。我热切地希望，仁慈的上帝将给你和你的共和国的所有官员们以智慧和力量，以仁慈和正义的精神去解决你们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经过过去的艰苦努力，在朝鲜人民面前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黎明。
这或许是麦克阿瑟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是他55年戎马生涯的顶峰。
赴朝鲜谈判
贺电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杜鲁门也在华盛顿为麦克阿瑟叫起好来:军事史上没有任何军事行动能同你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迟滞战相比拟，正是通过这一战役(指仁川登陆战役)，使你的部队得到了加强；也无法同你的最终解放汉城的功绩卓著的作战行动相比拟……我向你们大家致敬，并代表我们在国内的所有人对你们大家说:“干得好，干得漂亮。”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作出判断:共产党中国干预朝 鲜战争的可能性有，但不干预的可能性更大。麦克阿瑟也这样预言道:
(中共的干涉)可能性很小。假如他们在第一个月或第二个月进行干涉，那可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们不再害怕他们的干涉了，我们也不必再必恭必敬了。中国人在满洲有三十万部队，其中很可能不超过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人部署在鸭绿江边，只有五万到六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既然我们的空军在朝鲜已经有了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
李克农指挥的情报机构也紧张地运转起来，通过各种公开报道，进行大量分析，掌握了美军许多重要情报，有的还提供给了朝鲜人民军。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
中共中央最终作出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向朝鲜派兵。10月19日，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中朝军队团结一致，并肩作战，以运动战的形式，把美李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附近。
战争态势的根本性扭转，使停战谈判成为可能。
1951年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其顾问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6月23日，马立克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演说，表示同意马立克的建议。至此，朝鲜战争就由单纯的“武仗”转为“武仗辅助文仗”的阶段。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李克农被中央送往苏联养病。在苏联，他每天都通过报纸分析局势的发展。随着战争不断升温，李克农再也无心疗养，他迫不及待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里，他通宵达旦地工作，一双眼睛在大幅的朝鲜半岛军用地图上来回“扫描”。朝鲜谈判的信息传来后，他以一位老情报工作者的特有预感察觉到，轮到自己上台“唱戏”的日子不远了。果然，在确定赴朝鲜谈判的人选上，毛泽东点兵点将又点到了李克农。
1951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他。
就在去年的11月，毛泽东的长子、在志愿军总部担任秘书的毛岸英，在朝鲜平安北道的一次美机轰炸中，不幸遇难牺牲。毛岸英曾经担任过李克农的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李克农很喜欢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毛岸英牺牲后，李克农很难过，毛泽东委托他把这一噩耗告诉了他的儿媳、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不过此时，毛泽东已一扫老年丧子的悲痛，他果断地对李克农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有人参加。”
“我马上准备出发!”李克农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过，李克农还是向中央如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病情，使中央能有所准备。毛泽东在考虑之后，依然定下来:还是李克农去。也许，只有李克农是他心目中的最合适的人选。随同李克农前往的还有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国家新闻局局长的乔冠华。大家都称他“老乔”，其实是年他只不过38岁，正是挥斥方遒的青春年华，他作为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前往开城。临行前，毛泽东专门接见了李克农和乔冠华，同他们进行了长谈，并要李、乔二人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李、乔二人随后组建的这个班子，人才济济，有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浦山和新华社的丁明、沈建图等人。李克农还特意选调了几位同志带两部可接收各大通讯社新闻的收报机，以便了解各方面的反应。他还请志愿军派出一个参谋班子前往开城，使谈判班子能够及时了解战场情况的变化。周恩来也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详谈，并送给他们一句意味深长的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带病坚持谈判工作
7月2日，朝鲜志愿军总部收到毛泽东从北京发来的电报: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将来朝鲜参加停战谈判，于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今丹东)，7月4日傍晚由安东去平壤，大约5日早上或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处，请朝鲜方面派人到适当地点去接应。
7月5日，李克农一行到达中国边城安东，柴成文专程由平壤来此迎接，谈判班子改乘吉普车过江。
7月6日晨，李克农前往平壤东北约15公里的根地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新设的作战指挥部所在地，拜会金日成。金日成已经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他热情地接待了李克农。李克农是主持谈判的实际负责人，自然要向金日成请示工作和保持联系。随着交往的增多，二人的私交也越来越浓，以至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每次来北京，总不忘给李克农送上几坛他爱吃的既酸又辣的朝鲜泡菜。
经与朝鲜方面协商，李克农为中朝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协助其工作，对外公布的名单则是人民军的南日、李相朝将军和志愿军的柴成文、邓华、解方、杜平等人。南日大将，曾在苏联留过学，此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是金日成指定的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由于李克农的身份很特殊，他既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又担任了代表团的党委书记，不便公开，大家都称李克农是“队长”，称乔冠华为“指导员”。
7月7日，中朝代表团抵达开城。
谈判的会址定在了离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市区房屋密集，不利安全警卫，而这里较为清静安全。来凤庄的西南，有几家民房，再靠西南，有一幢别墅式的平房，志愿军代表团就驻在这里。
开城谈判代表团，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指挥三线。第一线是直接出面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南日、邓华等人；第二线是乔冠华、柴成文，由柴成文负责联络；第三线则是幕后坐镇的李克农。李克农负责将每天的谈判情况上报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
7月10日，来凤庄一间长18米、宽15米的大厅，成了全世界为之注目的焦点，艰难异常的朝鲜停战谈判从这里开始，一谈就是两年。
这两年，在李克农眼里显得是如此艰难而又漫长。这，不仅是他建国后所接手的最庞大、最艰巨、最复杂的一项任务，而且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难关。
在志愿军内部，真正懂行的外事工作人员严重缺乏。像乔冠华这样对国际问题素有研究的职业外交家，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欠缺外交头脑”，他们不惧怕敌人的枪炮，可对于和敌人谈判却心中无数。大家纷纷请李克农“传经送宝”，李克农总是谦虚地说:“我们八路军的传统就是组织起来。军事外交我们谁也没搞过，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干中学，干中提高!”
每次谈判之前，李克农都要和谈判班子一起熟悉文件，商讨对策，模拟实习，使大家每次谈判都能胸有成竹。针对一些同志心急气盛、感情冲动的缺点，李克农反复强调:“我不担心哪位同志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还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言教辅以身教，大家渐渐地入了门，工作开展得也越来越顺利。
随着谈判的深入，李克农的身体也日渐恶化。他是拖着即将崩溃的病体来到朝鲜的。这时，他视力微弱，眼睛几乎要贴在炕桌上才能看清东西，哮喘病经常发作，疼得气都透不过来，加上房子里生了朝鲜式的地炕，十分闷热干燥。他隔不到一会儿，就要到房子外面去大口大口地吸上几口潮湿阴冷的空气，才会好受一些。长期伏案工作，胸口被挤压得十分难受，又引发了心脏病。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了过去，幸亏在场的人抢救才苏醒过来。病痛的折磨，使得他的双手常常发抖，手中的笔不时从炕沿上滑落下来。
按情理，重病缠身的李克农完全有理由申请回国休养，无需继续为停战谈判劳心费神。可李克农很倔强，他不愿向困难低头。为减轻病痛，他常常一面看文件，一面将药片一小把一小把地送进嘴里，只是当喘咳得无法忍受时，他才将手头的活儿暂时搁下，休息一会。
尽管这样，李克农还是想给大家留下一个身体挺不错的印象。李克农身体健康，代表团就有了主心骨。他一向注重仪表，酷爱整洁，即使在身体快要垮了的情况下，也仍然保持着超凡的魅力和迷人的风度。一副黑边眼镜架在他那宽大的国字脸上，留着神气的短胡须，脚蹬马靴，一身戎装，风度翩翩，完全是一副外交家的派头。
僵持的谈判
大家很为他的身体担心，提醒他要多注意身体，他却总是笑眯眯地鼓励大家道:“现在我们站在兄弟国家的土地上，背负着党和祖国人民的希望，让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出色吧!”为不让大家担心，工作间隙，他还不断地开些玩笑，逗得大家乐不可支。李克农的身体状况很差，但却非常关心同志，他总是和大家打成一片，随时听取每个人的意见，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如此，所以，中朝代表团的所有人员都视他为师长，有些朝鲜工作人员在个人生活上受了委曲，不去找自己的直接领导，而是跑到李克农这儿向他倾诉。
段连城———一位年轻的中国翻译，在他1951年8月31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队长上年纪了，蹲在阴湿漏水的防空洞里，脑海里还得思考问题，如何对付敌人。这些同志啊!他们从长征起，而陕北，而抗战，而解放战争，今天又在朝鲜。他们毕生在艰难危险中度过。然而他们却是如此谦逊，虚怀若谷，像我们这些后生小辈的一言一语，他都认真地倾听。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是那样的豪放通达，像小孩子似的说笑。……这些同志，他们真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人。
中共中央还是很快了解到了李克农的身体状况。根据中央决定，1951年11月，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奉命去朝鲜接替李克农，让他回国休息和治疗。
伍修权一行夜以继日急奔朝鲜前线，到开城见到李克农。伍修权给李克农他们带来了一批慰劳的水果，哪知由于天冷路遥，加上路途颠簸，全都烂了。
伍修权很有些过意不去，李克农却装着叹息地笑道:“这事谁也不怪，只怪我们的口福太薄，不过你们的心意我们全领了。”当伍修权向李克农谈了要接替他，让他下去休息和治疗时，李克农固执地说:“临阵不换将。”
李克农自有他的道理。他熟悉这里的工作，也摸清了各方面的规律，中途换人，不利工作。但伍修权看着李克农的病体，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结果两人一起电告中央，中央来电同意仍由李克农主持工作，伍修权暂留朝鲜，如李克农病情无发展就不换人，事情才算有了了结。
从1951年7月10日到26日，经过半个月时间的唇枪舌战，双方代表团终于达成了谈判的5项议程:一、通过议程；
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
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职司；四、战俘的安排问题；
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当谈判进入第二项议程时，很快便僵住了。中朝方面反复提出应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却以“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为由，断然加以拒绝，并以沉默不语的冷场战术来拖延时间。到8月10日第20次大会时，这种沉默达到了高潮。大会开始后，中朝代表发言完毕，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却率其部下拒不作答，结果，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死一般的沉寂。秘书长柴成文有点急了，他悄悄走出会场，来到会场外的一座帐蓬里，问李克农该怎么办，李克农冷静地写了三个字:“坐下去!”柴成文将纸条带回会场，从中朝代表手中传递过去，大家看到李克农的指示，一个个都沉住了气，和美李代表比赛起“打禅”来，终于以整整2小时12分的沉默对抗创下了谈判史上的空前纪录。当然，“闪电战”也有，有的会谈25秒钟就宣告结束。
可见，朝鲜停战谈判的确是一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白刃战”!10月25日，谈判地点从开城移至板门店。这个日后名扬世界的地方，当时却连一个小村庄也算不上，它距开城东南约8公里，贫瘠荒凉的土地上，只有4间无人居住的小屋。随着双方谈判代表云集此地，这个偏僻的不毛之地很快“硝烟四起”。
11月22日，停战谈判的第2项议程达成原则协议后，双方参谋人员于22日起按照实际接触线的方位和座标，确定军事分界线并划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
11月20日，李克农在志愿军代表团驻地召开中朝代表团小型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谈判情况。李克农侃侃而谈，边章伍、乔冠华、解方等人围坐在四周，静静地听着。
最后的谈判
“这次谈判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是胜利者同失败者之间的谈判。平心静气地讲，只是战场上打了个平手的谈判。可是，对于这个特点，对方是不肯承认的。他在打的时候想到谈，谈起来达不到目的又想打，打不出名堂来再来谈，谈起来又想拖，总不能痛痛快快地达成协议就是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切不可急躁，急也没有用。二是针锋相对。我们背后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不求别的，只求和平，争取和平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压力。当然，说针锋相对并不是不讲灵活性。谈判是打文仗，不是打武仗，单凭一股盛气是 不行的。今天这种僵局当然是双方造成的，但如有机会，总要抓住机会予以‘诱导’才好。”中朝代表们连连点头称是。李克农最后说:“中央把底盘都交给我们了，时机也比较好，问题就看我们如何组织力量和执行了。要做好两手准备，在实际工作中，要为迎接协议的达成做准备，也要为经过努力达不成协议做准备，这样才能做到‘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至于战场，不用我们管，彭老总早就讲过，‘打得坚决打，谈得耐心谈’，我们的任务就是谈判。”
在解决了军事分界线这一关键问题以后，自1951年11月27日起，谈判转入了讨论第三项议程。
当时，中朝方面的一些代表认为，既然军事分界线这一棘手问题已经解决，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李克农在全面分析了形势、任务和敌我双方的对策以及敌人可能设置的障碍后，认为不能放松警惕。
李克农叮嘱大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向我方代表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有关和谈的指示:“原则要坚持，策略要灵活。和固有利，拖也不怕，只要涉及到朝鲜人民的主权，我们决不让步!”果然，谈判开始后，美方无理取闹，中朝方面虽作了必要的让步，但美方对他们所提出的战后限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国土上修建飞机场等无理要求始终不愿放弃。代表团成员按照李克农的指示，坚持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方的险恶企图。经过力争，终于迫使那些宣称“到地狱结了冰”才能放弃其无理要求的美方代表服了输，于1952年5月2日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随着谈判的继续进行，美方代表越来越相信，在中朝谈判代表中，有一位巨大的“隐形人物”在策划、指挥着一切，正是此人，才是他们要与之较量、却又难以战胜的真正对手。这位足智多谋的“隐形人物”是谁?
杜平将军战后所撰写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中，给了这些充满疑虑的美国人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们谈判代表团的分析会经常开到深夜。平时每一天这样的预备会，大都由乔冠华主持。会上大家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分析敌人明天可能会提出些什么问题，我们该怎样回答。最后由秘书处的几个同志整理综合，经李克农过目后，连夜向上级汇报。待上级答复后，即打印成文，参加谈判的正式代表每人一份。每天到会场都是拎一大叠纸条。这样，不管对方提什么问题，我们都能有条不紊地给以答复或者批驳。如果敌人提的问题，我们事先没准备，这也不要紧，就向对方提出暂时休会，在电话上与李克农或乔冠华商讨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