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这位使美李代表心神不宁的“隐形巨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克农。他，就是这场特殊战役的中朝方面的直接总指挥。紧张的谈判期间，李克农家事纷繁，有忧有喜。
赴朝不久，他收到了老父亲不幸去世的电报。当时，大家正在议论工作，坚强的李克农没有告诉别人，他强忍泪水，将电报揣进了口袋。夜晚，李克农独自走到帐蓬外，在黝黑的天空下，面对着西南方鞠了3个躬，以遥祭父亲的在天之灵。想起自己一生在外奔波，全家老小跟着受了不少苦，1946年母亲去世时，他正在北平军调部紧张地工作。这次父亲病逝，他又远在异国他乡。想着想着，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从此直到谈判胜利结束，素爱整洁的李克农没有刮过胡须，以此纪念自己的父亲。
喜事也有，1952年8月，他的孙子平安出世。
也许是开城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给孙子起名就叫“凯城”(开城谐音)。据说，南日大将听说李克农添了孙子，特表祝贺。李克农请他给孩子起名，南日说:“我们舌战在开城，就叫开城怎么样?”李克农觉得这名字很有意义，当即同意。谈判夹杂着战争，战争推动着谈判。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到了1953年7月27日。这一天，板门店外格外热闹，世界各地记者云集会场，朝鲜停战的签字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
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和哈里逊从东西两侧走进会场，这两个充满敌意的军官彼此未说一句话，也没有正眼看对方一眼，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各自签字完毕便扬长而去。
长达3年之久的朝鲜战争至此终于落下了帷幕。
为防异外事端发生，确保签字成功，早在7月26日，李克农就提出:双方司令员不到现场签字，而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生效，然后再各自向本方司令官送签互换文本，因为从汉城传出消息，李承晚很可能派人来板门店搞刺杀活动。美方对李承晚似乎也有点不太放心。因此，这一锦囊妙计被双方接受。
彭德怀司令员是在开城签字的。7月28日上午9时30分，身材高大、面色黝黑的“彭大将军”，倒背着双手，大踏步地走进开城来凤庄签字大厅，胡子刮净的李克农领着杜平、乔冠华、张明远、肖全夫、李逞瑞等人跟随走进会场。
日内瓦会议的会前工作
中共中央赋予的朝鲜停战谈判这一重大使命胜利完成了，而李克农却陷入极度疲劳和虚弱之中，他两鬓雪染，面容消瘦，已有垂暮之兆。
1953年2月7日，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保健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专门就李克农的病况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称:
李克农自1943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病状，每年发作一二次。去年则加重了，每月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并曾晕倒，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0.2毫克，他竟服过0.8毫克，我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周恩来闻讯十分焦虑，他立即将报告转给毛泽东。3月4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尚昆同志:
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决不可那样服药法。毛泽东三月四日
李克农的病状，显然引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与不安。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以后，美国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仍然不断在朝鲜战争遗留问题上制造事端。同时，美国还力图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印支战争，是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达到重新控制印支地区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印支战争的结果，使法国损兵折将，伤亡惨重，政府内阁频频更迭。美国则利用法国的窘境，混水摸鱼，加强对印支战争的干涉，逐步代替了法国在印支的地位。朝鲜战争后，印支战争便成为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主要事件。为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苏联政府建议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讨论印支问题。
1954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的建议，并宣称:“许多重大问题，首先是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不能解决的。”苏联的建议和中国的声明，如一石击起千层浪，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要求迅速结束印支战争的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1月至2月，美、英、法、苏四大国外长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由苏、美、英、法、中及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日内瓦会议。
这次会议对中国来说，非比寻常，因为它是新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展示出自己的形象。
李克农———这位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果敢的外交才能和灵活的应变能力的外事活动家，自然被中央列入参加会议的主要人选之中。
而李克农却提出，不参加会议，其理由有三:一是“情报部门的三个部门年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二是自己“无国际知识，不懂外文”；三是“身体不健康”。
但中央还是决定:李克农参加由周恩来率团的中国赴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看来，这次会议不能没有李克农。
周恩来决定:会前的准备工作，由李克农抓总。关于代表团的人选，“告李副部长先行讨论，3月2日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副部长决定”，关于会议对策、编印资料、业务分工等，“请李提出方案”。另外，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人选，均由李克农全权决定。在3月3日到4月19日这一短暂的时间里，李克农投入了紧张的会前准备工作。
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李克农对会议可能涉及的各种问题、各种情况，分别列出详细的预案，报送周恩来审定。他还指示有关人员就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拟出29篇发言稿，作为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的依据。
此外，李克农还组织外交部、对外联络部、军委联络部、军委情报部、外贸部等单位，就朝鲜问题、印支问题、中国的基本情况以及内外政策等，编写了长达1700多万字、共计12大本的资料。这些资料，在以后的会议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的还被提供给了苏联、朝鲜、越南代表团。
3月初开始，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相继到北京集中，进行培训。李克农又指定专人向大家介绍外交礼仪，介绍瑞士的风土人情、法律法规。为加强保密工作，李克农还亲自给大家作了有关报告，对译员、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等都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对未出过国的司机也作了相应的培训。
抱病出席会议
原国民党外交部起义人员刘泽荣提出，应注意全权代表证书的格式和应设立代表团对外发言人。这一建议被李克农采纳，李克农组织代表团发言人黄华、随行记者以及当时常住北京的外国友好记者贝却敌等，多次举行模拟记者招待会，做到心中有数。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李克农特别指示中国驻瑞士使馆为周恩来及代表团主要成员预租一座别墅，为一般人员预租旅馆，并安装了由日内瓦到国内的电传打字机，保证通讯联络迅速、安全、畅通。代表团工作员共有200多人，安全问题显得格外重要，马虎不得。公安部为确保周恩来的安全，特地 准备了一批小白鼠，被周恩来发现后，他吩咐从飞机上搬走。但李克农还是安排了侦保、化验人员随同前往。
医务人员除保健医生黄树则外，还有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珏。本来，傅连璋向周恩来建议，将李克农的保健医生史书翰也带去，因为“史随李克农同志在朝鲜将近两年，工作认真小心，对克农身体甚为熟悉”。而黄树则更建议最好派一名苏联大夫陪同。因为“李克农同志多年来患肺气肿，并时常发生气喘及左胸前区疼痛。……在热度较高时均有明显的心前区疼痛”。他很担心李克农的身体能否适应长时间的空中飞行。
李克农闻讯后连连摇头，“死不了，让李连水照顾我就行了。”李连水一直担任李克农的警卫员，在李克农鞍前马后已经工作很多年。
中国代表团于4月20日离开北京，24日下午抵达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安顿完毕，即广为散发事前印就的周恩来中文和英文简历，这份简历由李克农主持起草，未经周恩来径直报中共中央审定。简历内容长达5页，其中第一段这样写着:
周恩来，生于一八九八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李克农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这段话，可能是第一次使用“最亲密的战友”的提法，反映了李克农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正式开始。4月26日至6月15日，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印支问题的会议从5月8日开始到7月21日结束。
李克农除参加会议外，还负责和有关代表团进行会外接触，并做好与来访的各国人民团体的接待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为及时掌握会议动态，李克农还组织人员以自己的名义编写了《每日简报》，电告外交部并抄送中共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其内容多是各国代表团及外国舆论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反应以及对外接触时所了解到的重要情况，很有价值。
例如，4月30日，莫洛托夫宴请周恩来和英国外相艾登，由于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的首次接触，李克农非常重视，在5月1日的《每日简报》上，李克农摘录了周恩来和艾登的谈话要点:艾登:联合王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承认联合王国。
总理: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艾登: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愿意指定一人，由我们的杜威廉先生和他联系。总理:我们的西欧司司长宦乡就在这里，他过去常和杜威廉先生接触。
艾登:那好极了，我是特意把杜威廉从北京调来的，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去了。
艾登(指着桌子上的水果):什么水果都有，就是没有菠萝。
莫洛托夫:但是中国有，中国是极其富有的国家，艾登先先应该到中国去一次。
总理:欢迎艾登先生到中国访问。
艾登:我非常愿意。我想告诉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和我同伍的一个军官叫哈蒙，他在战争中牺牲了。上星期他的弟弟给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来先生的每一句话。他说他熟悉周恩来先生。
莫洛托夫:美国行事特别冲动，英国应该施加影响，你们有共同语言。
艾登:一个剧作家曾说，英国和美国除语言共同外，别无共同之处。
类似这样的简报，语言生动，又能说明很多问题，其内容往往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6月20日至7月12日，与会各国首席代表休会，周恩来利用这段时间，先后访问了印度、缅甸，并与胡志明会谈。张闻天、王稼祥也离开了日内瓦，周恩来委托李克农代为主持代表团的工作，并协助越南代表与法国代表商谈印支问题。
这段时间，李克农加强了住地的安全保卫工作。为防窃听，他指示专人利用周恩来别墅边的马厩，建起了一个内部会议室，还安排放映过几场卓别林主演的电影，丰富了代表团成员的文娱生活。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
侦悉毛人凤的阴谋
中国、越南、苏联三国代表团利用这次会议，始终坚持和平协商的方针，对于美国阻挠解决印支问题的种种阴谋活动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周恩来则在会议期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政治活动，大力贯彻“求同存异”的方针，利用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美国，推动会议取得成功，显示出一个新中国外交家的卓越才能。
会议最后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订了关于在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 )交战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印支和平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
日内瓦会议彪炳史册，抱病出席会议的李克农劳苦功高。会议结束回国后，李克农双颊塌陷，嘴唇乌青，身体久未复原。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又将另一副重担压在李克农的肩上。16日深夜，周恩来请李克农到其中南海西花厅的住宅，向他布置一项重要的任务。一份电报递了过来:
亚非会议将于今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请允许我以缅甸、锡兰、印度和巴基斯坦5个发起国总理的名义，向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阁下发出庄严的邀请。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1955年1月14日
周恩来对李克农说，这次会议十分重要，我们决定出席。而你的任务就是要准确而又及时地掌握情报，使代表团顺利抵达万隆。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
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将济济一堂，在没有西方大国的参与下，自己讨论自己的问题，讨论世界大事，他们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这实在是现代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创举。
很自然，西方大国的某些领导人有些心理失衡了。特别是对新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更是有着本能的敌视。
他们发动宣传机器不停地散布:此次会议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他们耍弄外交伎俩，想方设法对有关国家施加压力，造成诸多不利于会议成功的因素。
一时间，反华逆风扶摇直上，而于1955年4月11日由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精心策划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则将这股妖风刮到了顶点。
是年3月，当中国代表团正在为出席会议紧张筹备之时，李克农获得情报:“蒋特已布置人对我代表团进行破坏。”这一破坏行动由毛人凤全权负责，其核心是:刺杀周恩来。
由于建国初，我国无大型客机，尚未开通飞往印尼的国际航线，国家领导人出国只得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是唯一的办法。为此，中国代表团定下了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中印双方约定，4月11日上午，该机作为正常航班飞往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飞往雅加达。
4月上旬，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夕，缅甸总理吴努发电邀请周恩来赴仰光暂住两天，商谈与会议有关的问题，待会议结束后，约周恩来与他同机前往印尼。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随即与陈毅一起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行昆明，再启程去仰光，并由仰光直飞雅加达。为安全起见，此行对外严格保密。
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按原计划由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径飞雅加达。
“中共代表团已定下印度民航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这是毛人凤接到的可靠情报，对周恩来将先行赴缅甸一事，毫无所知。他立即派人定做了一架飞机模型，仔细研究密谋炸机。
李克农的情报机关很快侦悉了这一阴谋。在周恩来临上飞机前，这一重要情报送到了他面前。周恩来指示:请转给在京有关领导办理。
再次挫败毛人凤的阴谋
4月9日，邓颖超再次给李克农打来电话，要求他高度注意香港飞机的安全。
李克农不敢怠慢，迅速向中共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报告此事，邓小平指示采取外交行动，立即妥为处理。外交部得到指示，向英国驻华临时代办社通报，提请他们务必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已到香港的代表团成员得到命令，提请香港当局对启德机场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严格检查。
香港警方迅即行动起来，对启德机场进行了严密的防范。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当时启德机场内部缺乏检查定时炸弹的安全防护仪器，同时对机场内部员工缺乏必要的戒备，使毛人凤手下的特务钻了空子。
“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后的调查表明:这一炸机行动是由国民党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是暗害周恩来。该案主犯是:主谋周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健夫，参与筹划者沈齐平。炸毁飞机的定时炸弹是由台湾“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秘密运至香港，然后由国民党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从张祖顺的住处取走，再由另一特务转交给周驹。
周驹，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清洁工，住香港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好色之徒。案发前，周驹常去一个名为“就记电料行”的商店，该店表面上经营一些电器设备，实为国民党特务设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站，由特务头目张耀灵负责领导。一天，张耀灵邀请店老板关就记喝咖啡，并介绍他结识了一位姓吴的神秘人物。吴某通过关就记的关系，找到了关的朋友周赞如，因为周赞如有一位同族人———周驹，就在启德机场工作。在周赞如的牵线下，吴某秘晤周驹，他对周驹说:“我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托你帮个忙，事成之后，可得60万港币的奖金，并负责安排你去台湾，保证你的安全。”周驹问道:“什么重要任务?”
吴某说:“破坏一架共产党要员所乘的飞机。”
周驹听了为之一怔，脱口而出:“这，这，太危险了!”
吴某见周驹有些犹豫，便说:“60万港币，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老兄，再想想，想清楚再给我回话。”
贪财的周驹几经考虑，终于被毛人凤“钱弹”击中，接受了炸机任务。在台湾特务的安排下，周驹接受了爆破训练，学会了安放定时炸弹的方法。
4月11日，周驹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带进了飞机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机场后，他乘着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
当时机场外围有一些警察放哨，而机场附近除了领班在场外，则无人防守。
周驹谎称手中的西药是给人捎带的，骗过了领班，顺利作案。随后，不等下班，他便匆忙由铁丝网下爬出了机场，登上台湾特务接应他的汽车，迅即逃走。
对此，香港警方一无所知，还以为警戒严格，平安无事。一纸电文悠然传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检查完毕，将于4月11日由香港直飞雅加达。
飞机腾然升空，而周恩来高度敏感的神经却一直关注着这架飞机的动向。
11日下午，北京电话通报周恩来:“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启德机场起飞，安然无恙；
下午6时，第二个电话传来:飞机失去联系，去向不明；
当晚，第三个电话由李克农亲自打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机上中国代表团成员李肇基等8人和波兰、奥地利记者及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共11人全部遇难。
周恩来闻讯色变。这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国际政治阴谋事件!次日，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毛人凤刺杀周恩来的炸机阴谋破产了，而他们这种灭绝人性的表演却大白于天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毛人凤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仍将一个数十人的暗杀团秘密派往印尼。
暗杀团的行踪已被李克农掌握，由于代表团对外交涉，对内防范，致使暗杀团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的独立大厦开幕，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平安步入会议大厅。
蒋介石慌了，美国人也干瞪眼，中国———作为亚洲的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确立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第十篇
“要记住，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这是李克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所领导的中共情报机构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功勋卓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视人，重视干部，珍惜人才。
严抓干部问题
建国后，李克农在干部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显示了一位中共情报战线上的领导者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和超凡胆识。
“要记住，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这是李克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所领导的中共情报机构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功勋卓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视人，重视干部，珍惜人才。
李克农工作非常认真严谨，对部属要求也相当严格。一次开会，个别单位有同志到会迟了一些，他当场就以严峻的口气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时间犯。”这个新鲜的词汇，让来晚了的同志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廖承志有一次开会也迟到了。一进门，只见李克农正沉着脸同其他已经到会的人一起，鸦雀无声地坐着等他，廖承志的面部顿显紧张的神色。李克农严肃地问道:“你为什么迟到，要让这么多人候你的大驾?”
廖承志一声不吭，气氛很紧张。
还是罗瑞卿出来解了围，轻声地对廖承志说:“小廖，这一回碰上克公，受批评了吧!”这才将气氛缓和了过来。
批评归批评，李克农向来对事不对人。初次见到他的人对他都有点望而生畏，相处久了，才知道他真正是个爱惜人才、关心干部的好领导。
对当年和他一样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李克农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情感。李白，这位曾经从延安出发、秘密潜入上海架设电台同中共中央联系的烈士形象，就常常浮现在李克农的脑海中。解放后，李克农时常对人谈起李白英勇献身的故事，不忘抽时间去慰问李白的家属，去上海万国公墓为李白扫墓。他曾经和记者黄钢谈到李白:“你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歌颂这些真正的英雄，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上海的解放，也不会有全中国的解放。”
李克农建议和支持黄钢把这位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搬上电影银幕，黄钢等人深受启发，创作了著名的电影剧本《永不消逝的电波》，剧中男主角李侠的原形即为李白。
鲍君甫，这位30年代李克农在中共中央特科时的情报员，解放后生活一度较为窘困，李克农得知鲍君甫经济拮据、年高体弱、牙齿脱落的情况后，立即写信给罗瑞卿，建议“可给以破格照顾”，提出“由公安部告南京市公安局每月津贴他150元至200元，并帮助他镶配一副牙齿”。
解放后，钱壮飞的夫人和子女居住在上海，李克农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寄钱给他们。一次，钱壮飞的大女儿到北京，李克农特别交代给了她几百元钱作为生活费。
李克农坚持原则、关心干部、保护干部的品质，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潘汉年案件”和保护沙韬的事情上。
1955年春发生的“潘汉年案件”，是一起长达27年之久的大冤案。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内部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起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933年被派往陕甘宁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年9月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高岗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和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代理政委。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参与领导了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1949年后，高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去英、法、苏留学，回国后任北满共青团省委书记、代理中共东北地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1935年赴苏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及华东军区政委。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从二人的简历不难看出，高、饶都是中共老资格的党员，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自1953年高岗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后，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联合起来，进行了一连串分裂党的活动。毛泽东本来是很信任高岗的，他们阴谋活动暴露后，毛泽东非常气愤。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高岗拒绝党的教育，于1954年8月自杀。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开除了高、饶二人的党籍。
“潘汉年案”
在会议讨论期间，一些受过高、饶影响的或是与他们有牵连的人，相继作了自我批评，交待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表示肯定，同时指出，高级干部中如果有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的，都应主动地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来不及讲的，或是会上不便讲的，会后还可以想一想，写成材料，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否则罪加三等。
“潘汉年案”就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发生了。
潘汉年，1906年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他辗转于南昌、上海、武汉等地，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文化战线上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及其文化“围剿“政策的斗争，成为一位活跃的左翼作家。
20年代，潘汉年参与了“创造社”的工作，由于经常干一些诸如捆书籍、跑印刷厂和邮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大家都叫他“小伙计”。到30年代，他和杨杏佛、杨度等当时的社会名流打起了交道。这期间，在中共领导下，他参加发动了左翼文艺运动，并主持了“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成为30年代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自1931年起，潘汉年离开了文化战线，成为中共秘密战线上从事对敌斗争的一名战士，他当时的代号是“小开”。“小开”是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1933年至1934年，他以江西中央苏区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同陈铭枢、蔡廷锴等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以及陈济棠的广东地方军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谈判。1935年潘汉年在长征途中，受中共中央委派，从川黔边境前往苏联莫斯科，以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间业已中断的联系；1936年，潘汉年奉命回国，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秘密谈判，奔走于南京政府与陕北之间，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开始后，潘汉年以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在上海、淮南等敌后地区主持情报工作，屡建奇功。解放战争期间，他以香港为阵地，开展情报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成为中共与国统区各民主力量间一条最重要的联系渠道。1949年全国解放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治理大上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潘汉年确是一位情报战线上的杰出战士和优秀领导人。
在毛泽东提出高级干部应讲清历史的号召下，潘汉年心事重重地来到这次会议的华东组组长陈毅的住处，向他道出了自己一桩埋藏多年的心病:
那是1943年初，已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的潘汉年，在来不及请示中央的情况下，于南京被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
李、胡二人的目的无非是想向汪精卫表明，他们有办法、有能力拉拢中共方面，借以博得汪精卫的倚重。而汪精卫急于见潘汉年，也是为了向他的日本主子显示他在政治上的能量，以增强日本人对他的信心，同时他还针对周佛海与重庆方面搞热线联系，造成国共两党彼此间的磨擦和矛盾。
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汪精卫对潘汉年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殊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最后，汪精卫对潘汉年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和汪精卫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谈话本身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毕竟这是一次政治性的会谈，而且就潘汉年本人而言，这次会谈竟成为他政治历程上一次重大的转折。
这段经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未向中央汇报。此时，他把实情告诉了陈毅，并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在材料上大笔一挥，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平反“潘汉年案”
“潘汉年案”发生后，党内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情报部门内部人心惶惶。为稳定人心，周恩来曾专门就此案向情报、保卫人员讲过一次话，他说:“要相信绝大多数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无论公安也好，情报、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绝大多数好人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周恩来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因为潘汉年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周恩来指示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就中央情报部的有关档案以及1939年到1948年潘汉年和中央的来往电报进行审查，搞一个审查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责成专人审查了解放前潘汉年的全部档案材料，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在报告中，李克农以超人的胆识提出了有力的5条反证材料:
一、中央屡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汉年利用李士群、胡均鹤等的情况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为中央提供了大量决策性的情报:
1.潘汉年于1941年6月13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该报告中央于6月20日收到；
2.潘汉年上报了侵华日军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
3.潘汉年上报了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一情报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关注；
4.潘汉年所参与、了解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5.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所知道的。
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认为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材料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李克农的报告并未受到重视。1955年4月，49岁年富力强的潘汉年以所谓“内奸”罪被捕，遭受不白之冤，并株连了一大批人。“潘汉年案”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也是建国后发生的最大一起“反革命案”。
经过长达8年的预审期，1963年1月，潘汉年以所谓“内奸”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7年，潘汉年因病在长沙去世，终年71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中央纪委书记陈云亲自过问了此事。陈云和潘汉年在十年内战时期，有过两度共事的经历，对潘汉年有很好的印象，现在他作为中纪委书记，在倾听了有关“潘案”的反映后，感到有责任把这一案件弄清楚，以对党和潘汉年本人负责。
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指示办公室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说他要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请公安部当天下午就将“潘案”的最后定案的全面材料送到他那里。
10天后，陈云办公室的秘书又给公安部打来电话，请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关“潘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材料，送交中纪委。陈云还找了过去对潘汉年比较了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写材料，把他们对潘汉年的了解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交给中纪委。1981年1月16日，公安部在中纪委和陈云的督促下，写了关于潘汉年一案的概况材料，如实地反映了潘案的处理全过程，特别是将1945年刘少奇、康生给饶漱石的电报(以说明潘汉年和李士群等汉奸的接触，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做的)和1955年6月李克农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为潘汉年案件提出的5条反证材料，一并向中纪委作了汇报。
这两份材料，为潘汉年案的再次复查和最终平反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和证据。
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努力复查，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过许多重要贡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知》还宣布:
一、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二、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疾病中的李克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的李克农仍然在情报、保卫工作战线上辛勤劳作。
1955年5月，流亡美国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幕僚程思远，由香港来北京，谈及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和李意欲归国的情况。李克农非常重视这一信息，当即报告周恩来。
5月7日，周恩来约见李克农，李克农积极向中共中央建议，争取李宗仁回国，此后李 克农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正在李克农为党努力工作的时候，病魔却又一次侵蚀着他的肌体。1957年10月25日中午，李克农忽觉头晕，想出门走走，不料刚刚迈出门槛，就失控栽倒在地上，立即陷入昏迷。
消息传到中南海，中共中央十分关切，周恩来亲往北京医院，指示组织全力抢救。他对医务人员说:“你们大胆治，只要尽了力，没有理想结果，不要你们负责。”
经北京医院全力抢救，昏迷长达8天的李克农才苏醒过来。经确诊，他患了脑溢血重症。由于大脑严重受损，几乎丧失了记忆。大家都劝他安心休养，他却对自己的儿女说:“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工作。”
在病中，李克农仍然不断地过问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工作。中共中央采纳了李克农的建议，后几经周折，最终使李宗仁夫妇于1965年7月由美国返回，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中共中央对此事甚为满意。周恩来说:“公安部和调查部办了两件大事，公安部改造了一个末代皇帝，调查部争取了一个国民党代总统。”
1960年，为确保李克农养病，中共中央决定让他离开工作岗位，但李克农却很诙谐地说:“我们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是不舒服的，能驮多少，就驮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