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头子徐恩曾，老奸巨滑、心狠手辣；而朝中大员徐恩曾，则是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无所不为。
徐恩曾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又受过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美国留过学，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经历，使他在生活中成了一个涂满多种颜色的变色龙。他的训话中，常常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鼓吹“四维”、“八德”，仿佛自已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时而举行私人舞会，时而邀少数亲信到野外“Picnic”(野宴)，过着洋化的生活，一变而为美国人眼中的高等华人。
窃取情报
事实上，徐恩曾的私生活极其糜烂，他的姘头无数，被玩弄的女性更多。仅正式夫人就有三位。
元配梅子琴，浙江吴兴人。起初两人感情还可以，自从徐恩曾爬上了高位，在外花天酒地，两人关系有了变化。徐恩曾后来和她断绝了来往，梅氏一直在徐家陪伴婆母生活。
第二位夫人名叫王书青，辽宁人，燕京大学肄业。本来，徐恩曾看中的是王书青在南京的妹妹王书元，他和王书元姘居后，为表示对王书元的喜爱和对蒋介石的效忠，将他的办公地点特地定名为“正元实业社”。一次，王书青来看望妹妹，被徐恩曾看中，钉住不放，将王书青弄到了手。而此时的王书青已经结婚，丈夫在美国留学，徐恩曾凭借权势，强迫其写下字据，将王书青拱手让给了自己。
第三位夫人是费侠，此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叛变。徐恩曾见过费侠一面，即对她的风流姿色动了心，于是弃王书青与费侠姘居。1938年春，两人正式结婚。由于人们对徐恩曾喜新厌旧、视女人为玩物的做法很反感，徐、费二人结婚时，前来祝贺的人寥寥无几。
一些国民党内的官员，甚至是二陈CC系的某些上层人物，也痛骂徐恩曾不学无术，男盗女娼，败坏党国形象，是个鸡鸣狗盗之徒。自然，中统特务机构内的很多具体事情都落到了机要秘书钱壮飞头上。
钱壮飞为总务科配备了少量的机要人员，有的负责管理电台，有的担任秘书、会计，有的则成了他和李克农进行联系的秘密交通，他的女婿刘杞夫就充任了这样一个角色。
徐恩曾是国民党官场里一个典型的官僚，凡是各地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情报，都先送给钱壮飞审阅，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再交给徐恩曾签字了事。
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所谓“绝密”文件，在中共中央的办公桌上，也同时有了一本副本。为了维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搜集有关共产党的各种情报以及国民党内部反蒋反陈派系的情报，徐恩曾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的名义，在南京组织秘密指挥机关，在全国各地建立基层机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根据中共中央特科的指示，“帮助”他们在天津、北平、武汉和南京等地建立了一套以“通迅社”名义为掩护的半公开的情报机构。南京，建立了“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这是情报机构的心脏，两社社长均由钱壮飞兼任。
天津，建立了“长城通讯社”，社长由胡底担任。
上海，李克农升任了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成了这一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宋季仁成了李克农身边当差的伙计，每天中午，他给李克农送来午饭，而李克农呢，则经常摆出主人的架势，动不动就大骂宋季仁饭烧硬了，菜做咸了，好像从来就没有满意的时候。每当这时，宋季仁就装出一副唯唯诺诺的可怜相。而国民党秘密情报则在这样的气氛下被装进饭盒，顺利地由宋季仁带回转交中共中央。当李克农和宋季仁晚上回到宿舍时，常常掩上门为白天的精彩表演捧腹大笑。
一次，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会议，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消息，准备破坏。李克农迅即将情报交给宋季仁，由宋季仁向党中央报告，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徐恩曾经常夸耀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为他的三员得力干将，岂不知，有了他们，中共中央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成立了一个直属中央负责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单线联系的三人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党小组长，往返于京沪之间指导工作。李克农、胡底每次来到南京，都住在离总务科不远的中央饭店，三人在此碰头，商谈重大问题，党小组讨论决定后，再分头执行。
伴随着中共情报网络的逐步建立与健全，国民党大量的军政情报源源而来。中共中央得以及时洞察和掌握国民党的最新动向，掩护暴露身份的同志提前转移，制定正确的对敌政策。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二次军事“围剿”时，钱壮飞将得到的情报迅速传递给李克农，经李克农转交陈赓，由中央送往苏区，使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徐恩曾对情报的需求同样很迫切。李克农等人也给这位顶头上司提供了许多“情报”，不过，这些“情报”大多是一些经过整理的“材料”而已。
1930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一时间，中原大地上狼烟滚滚，各方互相争杀。这样，屯兵关外的张学良，就显得举足轻重；谁能争取到张学良东北军的支持，谁就能把握住这场军阀大战的主动权。
蒋介石很着急，他命令徐恩曾尽快弄到张学良的情报。
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徐恩曾也曾几次派遣特务前往东北探听虚实，全都有去无回。这次，他把宝押在了自己的三员大将身上。机会难得。钱壮飞乐得接受了这个“美差”，和胡底、陈赓一起，打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挡箭牌，大把大把地花着领来的经费，一路上，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华北的工作，给中共中央带回许多重要情报。
回到上海后，为向徐恩曾交差，钱壮飞拉上李克农，一头埋在东方旅馆，把报纸上有关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新闻报道全部收集一起，以他们的想象力，用剪刀和浆糊拼凑出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这份报告，虽没有多少重要的情报，但写得相当系统和完整。报告送到了陈立夫、徐恩曾的手上，二人赞叹不已，不断地叫好:“哪来这么好的材料?了不起!了不起!”
徐恩曾信任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但狡兔三窟，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还留了一手。这，就是被徐恩曾视为“通灵宝玉”的密码本。这个密码本，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通报使用，绝对不能外传。徐恩曾看成至宝，连每次外出，他都带在身上，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有了这个密码本，就可以搞到国民党的核心机密，李克农和钱壮飞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早就下决心一定要在虎口拔牙。终于，机会来了———
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李克农和钱壮飞抓住徐恩曾好色的特点，决定趁机把密码本弄到手。他们向徐恩曾大肆介绍上海滩上的美女，你一句，我一句，把徐恩曾说得怦然心动，急不可耐，忙着要走。
李克农用手指着他的密码本，忙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么个玩艺儿怎么行?”一贯诡秘的徐恩曾觉得李克农的话言之有理，当即不加思索，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保管，并嘱小心提防之类。徐恩曾走后，二人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
就是这个密电码本，使中共中央在不久以后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电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第二篇
顾顺章坐着小轿车直驶中央路30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路上，他故弄玄虚地对蔡孟坚耳语道:“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请速将其扣留，如果他一旦逃走，整个肃清共党的计划，就会全功尽弃!”蔡孟坚听完，叫苦不迭，他恼怒地训道:“怎么不早说!怎么不早说!”
顾顺章叛变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顾顺章叛变了!
正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小组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如鱼得水，准备大展鸿图之时，这一五雷轰顶的消息传来，转瞬间，将三人小组逼上了绝境，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逼上了绝境!顾顺章何许人也?他，原名顾凤鸣，又名黎明、张华，江苏宝山白杨人。他长得很结实，鼻梁很高，个头不大，身体肥胖，原在英商开办的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当“拿摩温 ”(即工头)，沾染上较重的流氓习气。他平素喜爱舞刀弄棒，打架斗殴，还会耍一点魔术，曾以“华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演出过。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他态度积极，敢打敢拼，被上海总工会看中；1926年，中共中央派他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他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担任武装纠察队队长，因为勇敢，受到周恩来的赞扬。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他参加了筹备工作，并担任三科(即行动科)科长，以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掌握了包括三人小组在内的中共几乎全部的机密情报。
随着中共秘密工作的发展，隐藏在顾顺章内心深处的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意识日益暴露，他不仅无视党的秘密工作方针、政策，而且骄狂蛮横、飞扬跋扈，极端狂妄。他在上海英租界威海卫路原幢石库门802号有座“公馆”，家具摆设极其奢华，他还抽大烟，玩女人，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陈赓曾气愤地说:“我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果不其然。1931年3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派遣，护送沈泽民、张国焘从上海经武汉到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工作。完成任务回到武汉后，顾顺章将秘密工作的纪律置之不顾，重操旧业，以当年“华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市场的游艺场公开登台表演魔术，结果于4月24日在汉口被叛徒尤崇新指认被捕。
顾顺章被捕后，被押送到徐恩曾设在汉口的新建特务机关———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侦缉处。
顾顺章的被捕使国民党特务大喜过望。25日拂晓，行营主任何成浚亲自提审了顾顺章。顾顺章当即屈膝投降，供出了中共驻汉口的秘密机关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的办事处，还出卖了直属中央特科领导的、在英商一条运输船上当舵手、负责上海—汉口间秘密交通线的一位姓陈的共产党员。一时，武汉的中共机关纷纷被破获，十多位共产党人惨遭杀害。这，只是顾顺章的一点见面礼，他心中还酝酿着一个大阴谋。他知道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他熟悉中央特科的情况，他要把这一切面告蒋介石。
有奇货在手，顾顺章有恃无恐，他提出要见陈立夫、徐恩曾派到武汉的两湖“调查员”、武汉绥靖公署侦缉处头子蔡孟坚，他以老对手的口吻说道:“蔡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才是武汉对付共产党的负责人。”
蔡孟坚是武汉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因为在破坏和镇压中共地下组织中“屡屡有功”，曾受到蒋介石的当面嘉许，赏给他一万元的奖金。此刻，他正以少将参议的头衔，专事负责破坏湘、鄂、赣三省的中共地下组织的特务活动。作为中共特科的重要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自然了解蔡孟坚的底细。
蔡孟坚被请来亲自审问顾顺章。顾顺章手中握有王牌，态度十分傲慢。他狂妄地对蔡孟坚说:“本人有一个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保证可以在三天之内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当务之急，是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将当面陈请。”
顾顺章不愿意向何、蔡二人将实情全盘托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担任过中共特科三科科长，亲自领导“红队”惩治过叛徒和内奸，中共叛徒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他知道三人小组就潜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本营中，一旦他被捕叛变的消息被泄露，自己性命难保，因而他恳求蔡孟坚在他到达南京以前，千万不可将他被捕叛变一事电告南京。
顾顺章说完这番话后，随即沉默不语，任蔡孟坚如何审讯也不透半个字来。后话，是必须说给蒋介石听的。
30岁不到的蔡孟坚撬不开顾顺章的嘴巴，只得作罢。为了抢头功，他和何成浚没有买顾顺章的帐，于4月25日争先恐后地分别向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发去特急密电，禀告详情。并称，迅即派特务和一个排的宪兵乘坐专轮，押送顾顺章去南京。而蔡孟坚本人，则于26日清晨，搭乘飞机先飞南京。惊心动魄的大事在武汉发生了，而南京，却一无所知。4月25日，星期六。
对顾顺章采取措施
好色的徐恩曾找美女消魂去了，而在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的大本营里，却还亮着一盏灯———徐恩曾的“心腹干将”钱壮飞，在值夜班。
六封来自武汉的特急绝密电报摆在桌上，每封电报上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
什么大事?这样神秘?如此紧急?钱壮飞心中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拿出和李克农一起 从徐恩曾身上弄来的密码本，在一个无人的房间里，偷偷地把电报译了出来:
第一份电报———顾顺章被捕已自首，他要求立即送往南京面见蒋介石，面告中共首脑及所有各要害机关的驻地；第二份电报———将用军舰将顾顺章解押至南京；
第三份电报———用飞机解送，无论如何请徐恩曾不要让左右的人知道。
看罢电文，钱壮飞大吃一惊。顾顺章———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已经叛变投敌!
中央怎么办?三人小组怎么办?钱壮飞焦急万分。但他毕竟是一名战斗在秘密工作战线的勇士，他稳定了情绪，将电文的内容仔细记下，再按照原样把电报封好。
接着，他查找了“京沪路行车时刻表”，决定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坐特快列车赶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自己则赶到“民智通迅社”，通知那里的地下党员，不巧，人不在家。钱壮飞拿起小刀，在桌上摆放的一张地图上划开一道缝，暗示已经“破裂”，让他立即转移。
4月26日晨，钱壮飞照常上班，将密电交给徐恩曾后，借口回家休息，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乘火车前往上海。为防范徐恩曾派遣特务在上海火车站守候缉捕，他在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小站下了车，转道进入市区，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上海。到上海后，他又按预定暗号，给天津的胡底发出“潮重病速返”的电文，让他立即想法脱离。
刘杞夫奉命于4月25日深夜来到了上海。
位于上海闹市区东方旅馆的一间房门，被轻轻而又急促地叩响。李克农从睡梦中惊醒，打开房门一看，只见刘杞夫神情紧张地站在门口，他心里暗暗一惊。
刘杞夫将钱壮飞的密信交给李克农，李克农看罢，如五雷轰顶!情况紧急，危如累卵!
他很为钱壮飞的安危担心，不过，凭他的直觉，机智果断的钱壮飞一定会脱离虎口。对站在眼前有些慌乱的刘杞夫，他反倒有些犹豫，不断劝慰他:“小刘，要沉住气，一定要沉住气!”
问及刘杞夫今后的打算，刘杞夫表示:希望马上回南京去接妻子钱椒椒，李克农只好应允。临分别时，李克农紧紧握住他的手，关切地说:“此行凶多吉少，遇事一定要英勇沉着，望你好自为之!”送走刘杞夫，李克农便马不停蹄地去找陈赓。这天是星期六，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怎么办?
对!先找江苏省委，找到了江苏省委，就一定能找到陈赓!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微明中，他步履急迫，问了一人又一人。
老天有眼，他终于和陈赓接上了头。接着，他又和陈赓一起见到了周恩来。
这时，已是4月27日凌晨了。情况紧急，刻不容缓!
周恩来当机立断，立即会同李克农、陈赓、陈云和李强等人，采取了一系列应急的断然措施:
第一，周密地保卫并迅速转移中共党的主要负责人住址，把顾顺章所熟悉或能侦察到的党的负责人的秘书全部调换成他不知道的新人；
第二，所有原在上海的可能会成为顾顺章侦察、追踪目标的党的干部，都尽快地有计划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社会关系；
第四，立即废止和改变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应变。立即撤退!
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全部搬家，安全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从而避免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4月27日早上，顾顺章乘坐的军舰抵达南京，先行赶到的蔡孟坚亲往码头迎接。
顾顺章坐着小轿车直驶中央路30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路上，他故弄玄虚地对蔡孟坚耳语道:“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请速将其扣留，如果他一旦逃走，整个肃清共党的计划，就会全功尽弃!”蔡孟坚听完，叫苦不迭，他恼怒地训道:“怎么不早说!怎么不早说!”
一场大搜捕
4月28日晨，一场大搜捕开始了。
顾顺章领着陈立夫、徐恩曾如饿虎扑食，准确无误地向各个目标扑来。
处处人去楼空，等待他们的是空空如也的房子。陈立夫、徐恩曾大失所望，顾顺章呆若木鸡。
在中央机关里，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陈立夫失望地问自己的手下:“刚才四周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只有一个女人从附近走过。”“还见到一个老头，刚刚转过拐角。”
“女人”是周恩来，“老头”是陈赓，他们刚刚离开，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远走高飞。
多险!离活捉周恩来，只差15分钟。
此时的顾顺章，悔恨交加。蔡孟坚一个劲地埋怨道:“你在武汉，太大意了，太自大了。如果早说出钱匪潜伏在我中央机要部门之事，我会立即采取措施，而不会向南京发电了。这是你的自我失败!”
事过多年，蔡孟坚在台湾发表《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的回忆文章时，还大骂顾顺章被捕后，“打埋伏”，留一手，不肯将实情和盘托出，以致功亏一篑，害得他们空喜一场。南京的蒋介石也是美梦难圆，连声骂道:“娘希匹!”
顾顺章投敌后，并未受到器重。1937年冬，他在镇江被国民党枪毙。
这是一段非常的日子。李克农心里只装着中央，他四处奔忙，顾不上妻子、孩子，也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赵瑛和孩子们紧急撤离原来的住处，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只得流落街头，夜宿菜场，直到一个多月后，风声渐息，李克农才和家人团聚。钱壮飞逃离南京时，为防徐恩曾迁祸于自己的家人，曾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他，如果家人有难，将把徐恩曾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公诸于众，让大家看看“徐主任”的真面目。
这一着很见效。徐恩曾对钱壮飞的家人始终不敢妄动，钱案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现代史上扣人魂魄的一页就这样被翻了过去。
可以设想:假如没有李克农等人，中共中央机关将被破获；可以预料:假如没有李克农等人，中共中央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等等将难逃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毛泽东以后曾深有感触地说:李克农等人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将不存在了。
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风声鹤唳，中共中央机关分批转移江西革命根据地，李克农、钱壮飞转道进入江西苏区，胡底转道前往鄂豫皖苏区。
赵瑛和孩子们不便前往，返回芜湖老家，赵瑛从此开始了多年的小学教师的生涯。李克农告别了妻子儿女，也告别了上海———这个没有硝烟而同样是翻滚着火药味的战场。他踏上了远行的征途，心中默念道:上海，再见了!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1931年的金秋，江西的丛山峻岭层林尽染。一身风尘未洗，李克农来到了共产党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
繁重的工作又摆在了他的面前:在苏区的四周，国民党大军围困，红军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而在苏区内部，情况同样相当复杂。肃反扩大化日趋严重，不少地区在反对“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滥施刑讯，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有的地方甚至搞到“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地步，严重影响了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这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撤至江西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把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当作进入中央苏区后的头等大事来抓。
李克农到达瑞金后，经任弼时分配至江西省保卫分局任执行部部长(局长为吴德峰)，奉省委李富春指示，处理江西省石城、广昌、雩都、兴国、平安寨等地大批积压的反革命嫌疑犯、所谓AB团、托派、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案件。任务完成后，回瑞金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执行部部长(局长为邓发)。
1932年，李克农奉命调前方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领导建立了一、三、五、七、九五个军团的保卫分局组织工作和红军中的保卫工作。不久，红军保卫局改为红军工作部，李克农遂改任红军工作部部长。
保卫局先后颁布了组织条例、处理反革命条例、自首自新条例，使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得到不断完善，保卫监察工作逐渐建立起来，肃反扩大化的倾向也不断得到扭转。
这段时间，李克农的工作相当紧张而繁忙。以后曾到陕北采访、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写道:李克农的“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了。另一只视力微弱。这是因为他在江西每天晚上在烛光下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所致。”李克农，几乎是一部永不停息的机器!
钱壮飞和胡底也都曾担任过保卫局的干部，他们和李克农一样，都是富有经验的行家里手，而对大多数红军的政治保卫干部和战士来说，这和扛着枪上前线打仗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这些身体结实的棒小伙子，政治上没得说，个个都对国民党蒋介石充满深仇大恨，一心只想着端起枪上前线，痛痛快快地杀敌人。对情报、保卫工作，他们很不安心，有时还嘲笑搞保卫工作的人是“胆小鬼”，没出息。
李克农又重操起当年民生中学的旧业，教育、开导周围的工作人员。他和钱壮飞等人现身说法，将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说给大家听:
当年在上海国民党公安局里，有这么一位侦缉队长，穷凶极恶地追捕中共地下党员。李克农和钱壮飞决心设计除奸。首先，两人在上海租了一处房子，安排几名中共地下党员住进去，并在屋里放置些党内的文件———当然，这些文件，国民党特务早就搜获到手过，已经毫无价值。接着，向侦缉队长先生透出口风，但却劝告他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要鲁莽行事。几天后，当他带着大批人马前去抓人时，早已人去屋空，只拣回几片无用的文件。上司知道后，连声大骂其无能，不多久，这位侦缉队长终于被当作“共产党的奸细”秘密处决。战士们听了“哈哈”大笑，李克农乘机对大家说:“同志们，谁说保卫、情报工作不是战斗?这，也是对垒，也是厮杀，但更艰巨、更复杂、更需要智慧。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搞保卫、情报工作的，就是要暗藏杀机，要有更大的杀伤力!”
战士们读书少、文化低，李克农他们就自编教材，并向大家传授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怎样警戒布哨?怎样追踪?怎样摆脱钉梢?怎样识记和描绘不同人物的特征?怎样搜集和传递情报?怎样进行审讯?怎样记录、调查和分析各种资料?怎样预测天气?怎样分析地形?怎样同三教九流打交道?诸如此类。李克农妙趣横生的讲解，说得大家频频点头称是。正是有了李克农等人的辛勤工作，才培养和造就了中共历史上训练有素、精通业务的情报保卫工作队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人生新的起点
苏区的山路崎岖难行，苏区的阳光却格外灿烂。环境虽异常艰苦，但李克农埋藏已久的文艺天赋却有了用武之地，他常常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好戏连台。
红军学校俱乐部设有一个文艺俱乐部，赵品三任主任，他和李伯钊、危拱之等文艺活动家，拉上在红军学校工作的伍修权等人，发起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经常为军民举办文艺晚会。
李克农眼睛不好，人们都戏称他是“只眼先生”。虽已过而立之年，并且身体微胖，可他对这类文艺活动却乐此不疲，像小伙子一样兴味盎然。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李克农与李伯钊同台表演两人自编的话剧《农奴》。李伯钊很会演戏，建国后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和她一起登台表演，李克农毫不逊色。他表演生动自然，把苦大仇深的农奴哥哥表演得惟妙惟肖，博得满场喝彩。李克农还主演过《秘书长万岁》这部戏，对当时猖狂进攻红军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嘲弄，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高层政局也在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李克农的安徽老乡、在顾顺章叛变后曾被李搭救过的王明挑起来的。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仅两年的27岁青年人———王明，倚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公开发难，一举控制了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其极“左”的一套。顾顺章事件后不久，他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通过他的亲信———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遥控中共政局。
一时间，“左”倾冒险主义思潮横行无忌，红色苏区大祸临头!由于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央红军终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从瑞金出发，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总共86000人，开始了英勇悲壮的万里长征。
李克农奉命担任了中共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负责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在长征中的安全。
1935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红军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忽然宣布拒绝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图谋危害中央。李克农面临抉择。
他没有犹豫，断然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命令。他协助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李克农和林伯渠、杨尚昆、肖向荣等一起参加了叶剑英秘密主持召开的军委纵队干部会议，支持叶剑英提出的以“外出打粮”为名、跟随中央北上的方针。
1935年10月，李克农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调至先遣工作团工作。该团任务完成后，他又负责组织突击队驻道左铺，担任向洛川方面进行侦察游击的任务。
红军历尽艰辛，终于到达陕北。这里将是李克农人生新的起点。黄土高原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片金黄，信天游委婉动听的旋律萦绕在耳边，李克农站在高坡之上，俯看苍茫大地。
这是一幅多美的景色，他，将在这张大纸上，尽情挥洒他的人生!“红色特工”三人小组中的其他二人———胡底，于长征途中在松岗地区被张国焘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秘密杀害，时年仅30岁；钱壮飞，1935年3月21日红军长征渡过乌江后掉队失踪，下落不明。1985年，中共贵州息烽县委正式确认:钱壮飞已于1935年4月2日在当地遭地主武装袭击后殉难。他的遗孤后被中共党组织设法送到延安，曾得到李克农的照料。
既无畏暗箭，又何惧刀光，这，才是“红色特工”的英雄本色!“三杰”中仅存的李克农又将踏上漫漫征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
1935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呼声，神州大地上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1935年夏，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为中华民族神圣的救亡事业而奋斗。是年底，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李克农就在此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由于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联络局也就自然地格外受到重视。
中央机关设在保安县(今志丹县)，城里最好的一个大院交给了李克农，用作联络局办公和接待用。
说是“最好”，其实除了几个空窑洞和一个空荡荡的院子外，要啥没啥。当时大家的处境都比较艰难，李克农二话没说，和大家一起打扫院子，准备粮草，借来家具，把院子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联络局对外有个响亮的名字———“外交部”。但，这个“外”，是相对根据地来说的，所有进入根据地的重要人物和中共中央的外派干部，联络局都要管。
女作家丁玲、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洋医生马海德等等，都曾是联络局的座上客。
陕西地下党负责人孙作宾、高克林也受到了李克农的热情接待。经李克农的安排，他们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中共陕西省委同杨虎城建立秘密联系的情况。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很早就和中共进行秘密接触。孙作宾等人向中央汇报了与杨虎城秘晤的情况后，中共中央委托李克农给杨虎城的手下大将和亲信———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对杨、孙二人“抗日情殷，愿赋同仇”，深表钦佩，提出“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毛泽东在信上签了名。
为加强和十七路军的联络，李克农还安排人员在十七路军内建立了秘密电台，保持和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系。
这时的李克农又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不停息地工作着。埃德加·斯诺———这位经验丰富的美国记者，用他那独有的敏锐眼光，为这个时期的李克农留下了一张宝贵的“速写”:
“李克农有些易于激动，说话很快，富有幽默感而又善于模仿别人。”
在他那本旨在向世人揭开红军———这群战斗在西北高原上不屈的革命者的神秘面纱的名著《西行漫记》中，还记载了这么一段有关李克农的小插曲。在斯诺前往根据地保安采访的途中，一天，他被安排在百家坪过夜，由于开水很烫，口渴的斯诺就招呼一位从身边走过的小红军:
“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那位小红军却不愿搭理这位外国客人。
几分钟后，着急的斯诺先生又去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一样。出什么事了?斯诺心中纳闷。
这时，李克农走了过来。他戴着厚厚的玻璃近视眼镜，斯诺称他“瞎子”。李克农笑话他说:“斯诺先生，你可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你可以叫他们‘小鬼’，要不你就叫‘同志’，你不能叫他们‘喂’。这些孩子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都是小革命，他们是自愿来帮忙的。只有地主家的佣人，才被称‘喂’，他们个个可都是未来的红军战士啊!”
斯诺听罢，恍然大悟。他按照李克农的吩咐去做，果然如愿以偿。这些大多是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此外，配合中共中央部署，联络局还有一项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任务，那就是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央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协助工作。李克农走马上任后，首先在瓦窖堡举办了训练班。其中一个班是由红军在对东北军几次作战中俘虏的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共120人，称为“解放军官学习班”。
开班第一天，这120名军官抬头四看，见四周贴满了标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突然又响起了熟悉的歌声，只听围坐在学习班周围的的几十名红军小战士，放声高歌《打回老家去》，歌声震天动地，这些东北军军官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李克农给他们上的第一课。接着，李克农又请来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人来给大家讲课。毛泽东也来了，他说: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
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东北军的军官们感动了，醒悟了，他们自发地成立了抗日同盟会。许多人还找到李克农，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要求回到东北军去做工作。
李克农也在其中精心物色人员，他要在东北军中打开一个缺口，同共产党联合抗日。
而张学良，这位东北军的最高统帅，此时，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是国民党的一支地方实力派。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听命于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将东北千里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不战而退，撤至关内，成为受人嘲讽的“不抵抗将军”和“流浪将军”，国内遣责之声四起。
1935年10月，蒋介石为了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司令，将东北军调往西北充当进攻红军的炮灰。
然而，在战场上鹿死谁手，这可是要靠枪杆子说话的。形势令这位34岁的少帅很不乐观:
1935年9月，劳山战役，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
同年10月，榆林桥战役，619团被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同年11月，直罗镇战役，109师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毙命；紧接着，黑水寺战役，106团的骑兵部队又在吴起镇遭到重创；……战场上这接踵而至的惨败，将少帅颇为自信的头脑击得眩晕不堪。才短短的三个月不到，损失已是如此惨重，赫赫有名的东北军被红军报销了近三个师，张学良痛苦万分，他长叹一声:“学良真是心中痛苦倍增!这许多优良将才没有牺牲在抗日前线，却埋身于内战的战场，真是可惜可叹!看来，共军的战斗力，决不可小视啊!”
这时，连战连败的东北军中下层官兵，对这场看不见任何取胜希望的“剿共”战争也越来越不满。劳山战役后，成千名在这场“剿共”战争中被歼被俘官兵的家属，到张学良的“西北剿总”门前哭诉。张学良一向以体贴下属著称，此时此刻，他看见黑压压的人群拥向他身边，心中也不由得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张学良这时真正意识到:中共和红军是“剿”不完的，剿共”战争再不能打，也打不下去了!
而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军这类“杂牌”葬身红军之手，却是幸灾乐祸。1935年10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往日车水马龙的门前，忽然变得来客寥寥。对于张学良依照惯例提出的重建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损失的部队和给予补给的要求，蒋介石不仅不批准，连110、109两师的番号也给取消；甚至连张学良要求对“忠勇殉国”的何立中、牛元峰的家属特恤各十万元，也被驳回。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张学良痛苦、彷徨。
败军之将，焉敢言勇。一个念头———同共产党讲和的念头，在张学良的胸中腾然升起。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可共产党在哪里?
张学良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同共产党接上关系，颇费了一番周折。1935年11月，张学良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托故来到上海，他要在这里会见老友杜重远。杜重远是张学良的同乡，“九一八”前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秘书，两人私交笃深。“九一八”后，杜重远来到上海，一面兴办企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与章乃器、邹韬奋等一起编辑《生活周刊》，后又充任《新生周刊》的总编辑。1935年6月至7月间，由于《新生周刊》登载了《闲话皇帝》一文，被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的“罪名”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张学良到达上海的时候，杜重远正在服刑，被保释移住在虹桥疗养院，由法警监守。张学良秘密约会了杜重远，想听一听他在政治上有些什么高明的意见。
老朋友之间，开诚布公，肝胆相照。杜重远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张学良过去几年“剿共”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提出了在西北搞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针对张学良对共产党的种种怀疑和顾虑，杜重远强调说:只要你汉卿老弟下决心走抗日这条道，共产党一定会跟你联合的，这一点不用怀疑。杜重远言辞恳切，张学良听了频频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