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的李宁高中刚读了一年，就前往南京找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从此走向了社会。
而小女儿李冰，则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难忘的青少年时光。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李冰听从母亲的安排，考入了美国教会在芜湖开办的弋矶山医院护校，这里四年包吃包住，毕业后有文凭，较易找到工作，对李冰来说真可谓一大幸事。然而，进护校要先预交50银元保证金。就是这50元，对赵瑛来说也是一笔巨款，她四处借债，还当掉了自己稍稍值钱的东西和衣服。幸运的是，当时赵瑛的娘家情况略好，靠着他们的资助，李冰才得以考进了护校，在录取考试中，李冰成绩名列前茅。当李冰收拾衣物准备去护校时，赵瑛含泪送别:“以后的日子就全靠你自己了，不管怎样你都要坚持，将来一定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做个有出息的人!”这是赵瑛对孩子们的要求和期望，此刻，她将这句话送给了年幼文弱而又即将挑起社会重担的小女儿。弋矶山医院———这里是美国基督教文化的一面镜子。院长是美国人，教员和职工也有不少是美国人，而且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李冰，这个血管里涌动着和父亲一样澎湃热血的少女，在这样的氛围下，显得是那么格格不入。为了不被歧视甚至是除名，李冰和几个非基督教徒的同学，也跟着这些美国人去做礼拜，参加各种教会活动，当然，她们虽然和其他人一样，跪在耶稣像面前闭眼祈祷，但心中并没有想着上帝和《圣经》，而是期盼着能早日毕业，将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由于李冰在工作和学习中非常努力，成绩优良，加上为人处事小心翼翼，受到周围人们的广泛好评，渐渐地也就习惯了那里的环境。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38年，也就是李冰进入护校的第二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芜湖，美国人的家属和一些高级医护人员都纷纷逃离医院。赵瑛也带领家人到巢县乡下避难。
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美并未交战，作为长江下游一所较大而且有些名气的弋矶山美国教会医院，日本人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由于医院空地多，不少难民纷纷拥入医院，搭起棚子，把这里当成避难所。
赵瑛逃离芜湖前夕，和李冰商量了她今后的去向。赵瑛认为，目前医院还是比较安全的，希望李冰能再坚持两年将文凭拿到手，将来也便于找到工作。于是，李冰就留在了医院。
赵瑛带着家人走了，整整两年音讯全无。而这两年，李冰是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的。
弋矶山医院门口多了日本士兵站岗，不得随便出入。每次外出都必须向日本兵鞠躬，接受盘查。1940年李冰毕业时，原先招生的30个人只剩下了4人，而非基督徒只有李冰一人。第一次拿到工资时，李冰放声大哭!
由于家人没有音信，李冰毕了业也无处可去，而当时医院正需要人手，李冰被要求留下工作。不久，她就被提升为手术室护士长。1940年底，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日本人开始出现在医院里，日本人的重病患者也不时送来诊治。医院里人心惶惶，美方院长和其他一些美国人开始撤离，最后只剩下了几位年老的美国医生与护士长，医院成了维持会，“到哪儿去呢?”这是每天盘旋在李冰脑海里的问题。
骨肉分离的痛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李冰焦虑不安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医院办公室的中国主任将李冰找到他的办公室去，神情紧张地询问起她的家事来，并告诉李冰:日本人已来医院调查了李冰两次，称芜湖的共产党分子李克农的女儿据说就在这所医院里。由于李冰进校时已改名“李静彬”，“家长”是爷爷李哲卿。所以院长只答 应进行调查，应付了过去。
不久，日本人又来盘问，院长见事有不妙，赶紧劝李冰离开医院。可是年方20岁的李冰投奔何方呢?她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急得整天只有哭泣。
几天以后，有两个身穿老百姓服装的陌生人到医院来找李冰，说是赵瑛派他们来接她去上海的，并给了一笔路费，而且他们还告诉李冰到上海车站后有人来接她，交待了如何找到接待的人。原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初步形成，李克农终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1936年11月，赵瑛收到了李克农从北方捎来的鸿雁，李克农的这封信很长，信的最后一句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思念家人之情，你们可以想象到。”全家人得知李克农还活着，都兴奋不已，欣喜若狂。此后，李克农便常有家书寄回。
李克农就任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一职后，赵瑛和一家老少，步行来到武汉，终于得以和李克农团聚。以后随着日军进逼，赵瑛又跟着八路军办事处转移到湖南、贵州和广西。到桂林后，赵瑛决定将处于兵荒马乱中的李冰接来。于是，就出现了上文中所描述的那一幕。
恰好此时弋矶山医院有一位家住上海的大夫要回去探亲，于是李冰便与他一道匆匆忙忙地登上从未坐过的火车离开了芜湖。在上海车站，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伯伯将李冰接出了站。这位老伯伯，李冰小时候见过，他是和李克农交往甚密的共产党员。
此时李克农已经就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由于日军侵入云南，滇缅路被封闭无法通过。李冰在上海住了两个月后，在中共地下工作者安排下，被送往香港等待时机。一个月后，李冰和其他一些海外华侨中的地下工作者们，在中共地下党接引下，穿过日本及国民党的严密检查，从香港经九龙偷渡到广东淡水，由惠阳进入内地。
一个多月的昼夜行走，终于到达广西桂林，李冰见到了失散已久的父母。20岁的女儿此时此刻变成两岁的小孩，一头扎在妈妈的怀中，泣不成声。
李冰在解放后长期从事肿瘤防治工作，是新中国肿瘤防治事业的优秀领导者和具体参与者，她领导组建了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及肿瘤研究所，成立了中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在组织上为全国的肿瘤防治研究进行了准备，为中国肿瘤防治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回忆抗战初期的这段经历时，李冰充满感慨地说:李克农等一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是默默无闻却又最无私无畏的人，至今我对这样的地下工作者还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默默地不顾一切危险地奉献着，有些就在敌人阵营而不为人知，或是受着严酷的困苦和冤屈，家属也受尽牵连不能翻身。我是幸运者，又有什么艰难委曲不能愉快克服呢?这也是我几十年来的一种‘动力’，是自我斗争中战胜自己的力量。”革命，要面对牺牲。革命，同样要能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营救关押的“政治犯”
1937年3月，李克农抵达上海，一方面治疗眼疾，一方面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半公开的红军驻沪办事处，联系中共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统战工作。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交由李涛负责。大上海，又见面了!
时过境迁，景物依旧，往事历历在目，李克农心中不由地发出阵阵感慨。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经国民政府批准，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改编后，八路军即开赴华北前线，深入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李克农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和潘汉年、刘少文等人一起，在红军驻沪办事处的基础上，筹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
不久，办事处正式成立。它设在上海福煦路多福里21号(今延安中路504号)，中共党内同志都爱称这幢两层小洋楼为“李公馆”，李克农、潘汉年、秘书长刘少文和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办公。
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进行上层统战、联系社会团体、恢复中共党组织、运送物资器材、散发宣传品和营救中共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出狱。
李克农在驻沪办事处工作的时间不长，他的主要精力用在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的工作上，对每一个被国民党关押的同志，他都做了极其细致的调查研究，力求使营救工作卓有成效。中共杰出的文艺工作者夏衍，第一次和李克农见面，就是在办事处的那幢小洋楼里，也正是在那儿，他为李克农开展营救工作所花的功夫而折服。
那次见面，性格腼腆内向的夏衍，看见严肃的李克农，很有点紧张和拘束。但话匣子一开，夏衍不禁被李克农那平易近人的态度和风趣的谈吐打动。
最令夏衍惊奇的是，李克农对文艺界的情况了如指掌，某人是哪个省的，某人在狱中用什么别名，某人在上海有什么社会关系，他都心中一本清帐。因为李克农正在做营救“政治犯”的工作，所以对每个人的情况一清二楚。这是详细调查研究的结果。临走时，夏衍向李克农道别，李克农让他等一等，并对站在身旁的一个人打了个手势。
“不用为我叫车，我离这儿很近。”夏衍误解地赶忙谢绝。“不，不，”李克农说，“让他先去看一看，弄堂外有没有‘狗’。”停了一会儿，又加重语气说:“听说你是‘福将’，在上海没有被捕过。但是，越是这样，越要当心。不要以为蒋介石会发善心，一边在做，一边在捉，即使国共合作了也要格外当心。”一席话，说得夏衍心悦诚服。
8月下旬，李克农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国民政府首府———南京，就任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驻沪办事处的工作改由潘汉年负责。办事处设在南京傅厚岗66号(今青云巷41号)一幢小洋楼里，是周恩来托关系租到的。叶剑英作为八路军驻京代表于8月中旬先到。不久，增加了钱之光，他负责办事处的军需和财务工作。工作人员有童小鹏、夏之栩、熊天荆、张樾霞、王凯、王超等人。8月底，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领着齐光、吴志坚、康一民、李白等来到南京，也参与了办事处的工作。
为便于工作，办事处又在高楼门29号(今高云岭29号)租了一座小楼，称“处长公馆”。
因对外联络的需要，李克农买了块少将肩章。他还印有名片，上面赫然写着:“陆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
负责机要的童小鹏等人，也依样办理，买了少校肩章，摇身一变，成了少校科长。
这一招，在只重官衔不看人的国民党官场，的确是行之有效的，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多方便。
李克农接手工作后，营救和接待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的任务，就摆上了议事日程。他协助周恩来、叶剑英，想方设法，同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从监狱里营救和保释出几百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这中间，有从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黄文杰、刘顺元、陈农菲、王鹤寿等人；有从首都反省院出来的张樾霞、乐于泓、张恺帆、李世农等人；有从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出来的陈独秀和赤色工会国际驻太平洋职工会的代表牛兰、汪得利曾夫妇；有从和县临时监所释放的喻屏、陈春林等人。
出狱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他们有的径往外地，有的找到了地方住，更多的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像迷失的孩子找到家，个个热泪盈眶，兴奋不已。
办事处地方太小，李克农安排大家住进鼓楼一家旅馆，办事处派人登记、发钱、发衣服。出狱的人经过初步审查后，一部分由办事处直接分配工作，大部分送往西安转赴延安，总计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的，约有七八百人，全都由南京办事处买好火车票，分批组织起来，发给八路军护照走的。对那些在监狱中表现不好的，就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参加抗日。出狱的人员中，有的在监狱中没有暴露身份，对他们，李克农总是想办法安排打入国民党营垒，继续从事特殊工作。
奋力救战友
8月底从中央军人监狱被营救出来的陈农菲，就是其中的一位。8月29日，陈农菲和其他被营救出来的“政治犯”被送到办事处来。周恩来、董必武和被大家称为“参座”的叶剑英、李克农，亲切地会见了大家。李克农操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笑眯眯地和这些老相识打招呼道:“我们又见面了!”
李克农和陈农菲详谈许久，当话题转到陈农菲的工作安排时，李克农说:“农菲，你还 有一个比别的同志更有利的条件，要好好利用，这是花了代价换来的呀!”
“什么有利条件?”陈农菲被李克农一番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不是和大家一同从监狱出来的么?”
李克农看出陈农菲的迷惑，不动声色地说:“你有你的有利条件。我看了你的判决书，上面有‘被告坚决不承认有加入共产党之事实……’严刑逼供你都不承认，以后任何时侯，只要是革命需要，你大可以搞你的革命的‘不承认主义’，利用你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到他们那里去进行工作。这呀，就是你的有利条件。要是承认了是共产党，国民党又是通报各地，又是照相、查指纹，再要隐蔽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啊!”
“哦，原来……”陈农菲恍然大悟，但又稍有失望。
他本来是憋足了劲要上前线打鬼子的，经李克农这么一说，只好答应说:“现在总算活着出来了，工作嘛，服从组织安排。”果然，陈农菲不久就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被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吕超推荐给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受聘为国民党元老们办的《金陵日报》总编辑、代理社长。这家报纸正因为经营不善，销路很少，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陈农菲拿不定主意，去请示李克农该怎么办。
李克农听罢，高兴地说:“好事!求之不得的好事!我们党要办一张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发行的报纸，国民党用尽一切方法与我们为难。我们的《新华日报》现在还是有人无报，潘梓年、章汉夫同志等只好打‘太极拳’，国共合作的宣言，国民党到今天还不公布，八路军出动的消息也一点透不出去，我们党的主张不能与广大群众见面；假如这份报纸能在团结、抗战、民主的原则下，总编辑有权不受限制地工作，你便可以去，这需要与林森、吕超谈清楚。”
接着，对与《金陵日报》有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克农以行家里手的口吻评点道:“林森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是国民党元老，但对蒋介石的专横，自己当傀儡主席，内心是不愉快的，因此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曾说过:‘我这主席不过是个监印官耳。’其实，这国民党的大印，也只有蒋介石才管得住。吕超这个空头参军长更是毫无实权。现在，他们都想利用抗战捞点政治资本。找你办报，目的便在于此，因为他们知道你过去在四川办报还有些成绩。现在他们请你，不要不答应，也不要答应，要讲点先决条件……”
李克农指点迷津，陈农菲茅塞顿开。
他去找了林森、吕超，谈了自己就任总编辑的条件:不理睬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杂志检查处每天对报纸大样的检查，一切得由自己作主。
林森听完说:“现在是举国一致团结抗日，民主是要讲的，只要避开反独裁就可。汉群(吕超的字)，请你打个电话给检查处的那些人，《金陵日报》的大样，每天我都会过目，用不着麻烦他们了。”
吕超则进一步对陈说:“大样你看过就印，就说林主席和我都已过目。你就放手去干吧。”一切顺利。
陈农菲悉数上报李克农。李克农兴奋而又带几分调侃的口气说:“有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志将复杂的事情想得那么简单，而有时又将简单的事情考虑得过于复杂。国民党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要善于分析，懂得对什么工作用什么方法。他们不要我们办报，可他们的主席却请共产党人去当编辑，我们的子孙恐怕也不会相信有这样的糊涂事吧。”
说着说着，李克农激动地站了起来:“看吧!国民党独裁统治了十年，在他们的首都南京，即将出现一张为人民讲话的报纸。”这张报纸凝结着李克农的心血。
喉舌怒斥敌势
为把这张报纸办成中共宣传抗日的喉舌，李克农就如何利用这张报纸，甚至如何组织稿件等，都向陈农菲一一作了指示。他还介绍同陈农菲一起蹲过监狱的何云、周维以及平津流亡分子中的活跃人物朱穆之，协助陈农菲办报。陈农菲自己也专门约请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为报纸写稿，使这张原本死气沉沉的报纸，大有起色，一时有洛阳纸贵之感。
“党国喉舌”不知不觉成了人民手中的利器。
在宣传方面，《金陵日报》的出版，使中共在国民党的首府有了一块实际上的舆论阵地。同时，李克农还和叶剑英、博古等人，经常接见一些对中共友好的人士和中外记者，特别是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歼灭日军千余人以后，八路军在国统区名声大震，许多人来办事处打听消息，办事处一时应接不暇。李克农让袁超俊买了一架油印机，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战报印发，并用不同方式通过进步或中间报纸在报上透露出去。陈农菲接手《金陵日报》不久，就在该报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
此外，对充斥于国民党报刊之上的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诬陷和诽谤，李克农进行了坚决的抨击。
一天，南京一家自我标榜为“中性”的报纸———《新民报》，根据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胡编乱造地登出日寇已经打到了山西，而八路军却“游而不击”，不知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诽谤八路军的消息。
报纸摆在李克农的桌上，他勃然大怒，穿上军装，扎起武装带，佩好少将肩章，威风凛凛，气宇轩昂。
一个电话打到了《新民报》的办公室:八路军的李长官请报社总编速来办事处，有要事相商。
总编到后，李克农手指着报纸，厉声喝问:“总编大人，你说我们‘游而不击’，有什么根据?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消灭了多少日军，全世界都知道，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做想干什么?对其后果你负得起责任吗?”
一串连珠炮似的问话，问得那位总编头上直冒冷汗，一个劲地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表示明天一定更正。第二天，该报就登出了一条更正启事。
事后，办事处的同志对李克农说:“克公(大家对李克农的尊称)，您真有两下子。”李克农笑着说:“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嘛。”八路军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所要解决的困难也越来越多。向国民政府领取军饷、军械和其他军用物资；采购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所需物资，并运往陕西、山西等地，这些都是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任务。1937年10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国民党军政部的电报说: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所部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负责署名领取，特电谨呈备案。
自那以后，凡是中共向国民政府争取过来的军用物资，都由李克农签名领取。
物资匮乏的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缺乏纸张、棉布和其他物资，这些大多是由驻京办事处采购、运送的。战争期间，形势相当混乱，火车车皮十分紧张，但在宁、沪一带，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很高，拿着八路军的护照几乎都能得到优先照顾。
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随后兵分三路，向南京压来。国民政府决定分别迁往重庆、汉口、长沙三处办公，而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
李克农协助叶剑英为撤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一是在京、沪、粤之间建立交通机关，以保证南京一旦陷落，中共交通联系能畅通无阻，并尽可能在敌占区建立交通机关；二是将从南京监狱营救出来的大批同志进行妥善安置和转移，或送往延安，或派往国统区工作；
三是抓紧时间从上海抢运数百吨物资到西安；四是继续着手准备《新华日报》的出版工作。
在办事处撤离前，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本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与驻沪办事处之间经常有联系，李克农指派上海他的学生宋季仁担任两地之间的交通。撤离前，李克农交给办事处的王凯一份密封的重要文件，让他在家中待宋来取。
碰巧，宋季仁另有任务去了汉口，并已在汉口获取了这份文件，就没有再来找王凯。南京沦陷后，王凯历经千辛万苦，才躲过了日本军队的魔爪，他将文件藏在裤裆里，带着妻子和孩子，扮做乞丐前往上海寻找宋季仁。但怎么也找不到，只得回家乡———福州，后来经过辗转才重新找到党组织。
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者，的确需要有铁的纪律。
12月初的一天，叶剑英、李克农、负责机要的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和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加上司机王应絮一共7人，分乘两辆旧车，从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前往武汉。这两辆旧车，原是李克农在10月间于上海用700元买的，逢上这兵荒马乱的时候，难以租到汽车，这两辆旧车就派上了用场。司机王应絮，本来在出租汽车公司工作，此时自愿留下为八路军开车。
一路上，难民拥挤不堪，道路崎岖难行，大家乘坐的两辆被戏称为“烂背骡子”的旧车，停停走走，走走修修，走了5天才到长沙。到了长沙，两辆“老爷车”便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袁、王二人只好留下修车，其余的人改乘小火轮赶赴武汉，于12月10日左右抵达汉口。
第四篇
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情报、电报看完即毁，不得存档。对违反命令的人，李克农是要发火的。
一次，机要员朱轩正在值班，忽然日机轰炸的警报拉响，楼里的人纷纷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轩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装文件的密码箱躲进了法租界。
事情让李克农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将朱轩狠狠地训了一通，并命令:以后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门。令行禁止，谁也不敢犯禁了。对触犯情报纪律的事，李克农决不手软。
抓机要保卫周恩来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这是李克农新的工作岗位。
1937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二省政治局会议”，决定:为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组织开展工作，于汉口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公开机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秘密办公，办事处处长为钱之光。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分管统一战线工作，董必武负责民运工作，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李克农 担任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此时也住在武汉。
作为中共和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管辖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武汉“八办”一时成为爱国进步人士心中的指路明灯。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等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办”人员，个个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抗日大潮，这种精神风貌，给来来往往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署名“实甫”的作者，在《抗战》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
“八办”的环境很艰苦，而面临的形势却又十分复杂。当时的武汉，在政治力量上，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在共产党内，既有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又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身为秘书长的李克农，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除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还要照顾各方，小心谨慎。大事小事，方方面面，他都尽可能地照应到。
李克农常说自己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由于工作繁重，李克农的身体越来越差。
武汉时期，国民党采取改善国共关系的一个重大措施，是邀请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8年初，蒋介石为适应抗战需要，改组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政治部。为撑起门面，蒋介石力邀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由陈诚担任)。周恩来再三推辞未果，报经中共中央同意，走马上任了这一重要职务。
蒋介石在邀请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同时，还邀请了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郭沫若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曾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上海，恢复了党的秘密关系。此时蒋介石邀请郭沫若任职，显然是为了利用他的声望为其罗致人才。
三厅成立后，郭沫若请著名戏剧家、中共党员阳翰笙做他的主任秘书，协助制定编制、安排人事和计划。按政治部规定，厅以下设两个处，每处三个科。在筹备中，蒋介石下达“手令”，第三厅还要设立一个对敌宣传处，这样就成了三个处。其中，第五处主管动员工作，中共秘密党员、文化名流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主管艺术宣传，著名戏剧家田汉担任处长；第七处主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此外，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张志让、洪深、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等都参加了进来，真是群贤聚会。
在长江局里，周恩来无疑是最为忙碌的一个人。政治部设在武昌，而他则住在汉口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里，每天上午9点前就要赶过长江到武昌政治部去上班，晚上又要过江回到汉口来，处理许多急待处理的事情，晚上9点多了还要召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由于会议讨论的问题既多且杂，常常开到深夜，有时甚至要到凌晨才能结束。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还得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或是审批李克农交来的情报，有时还要找同志谈话。他每天都睡得很晚，有时天亮才能休息。
为了配合周恩来的工作，李克农的作息时间也没有了规律。李克农原来住在长江局内，后来赵瑛带着孩子们从安徽来到武汉，办事处的钱之光处长安排他们一家到原来董必武住的安仁里去团聚。
这个情况，周恩来起先并不知道，大家也忘了告诉他。临时有事就派车请李克农到办事处来，由于周恩来事情特别多，常常叫李克农到童小鹏的房间里等着。待到周恩来同其他同志谈完话后，东方既白，周恩来疲劳不堪，就叫李克农明天再谈。李克农只得白等一夜，这已经是常事了。
照例，情报和机要工作由李克农主管。具体分工是:他的老部下张唯一、陈家康负责情报工作，童小鹏负责机要工作。童小鹏此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
严厉的工作制度
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情报、电报看完即毁，不得存档。对违反命令的人，李克农是要发火的。
一次，机要员朱轩正在值班，忽然日机轰炸的警报拉响，楼里的人纷纷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轩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装文件的密码箱躲进了法租界。
事情让李克农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将朱轩狠狠地训了一通，并命令:以后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门。令行禁止，谁也不敢犯禁了。对触犯情报纪律的事，李克农决不手软。
为这，他还和陶铸闹出过一段“大水冲到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趣事。
长江局在湖北省委的住处———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2号“董公馆”架设了一个秘密电台。一天傍晚，李克农来电台检查工作，刚刚走到电台房门口，朦朦胧胧中，忽见一人大摇大摆地朝电台门口走去。
此人正是陶铸。他是前一年被南京“八办”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里营救出来的，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
李克农没见过他，以为是坏人，立即上前加以阻拦，陶铸看见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挡他的道，当即发起火来，非进不可。一个坚决不让进，一个非进不可。一个脾气倔，一个倔脾气。
结果，两个人在走廊上扭打了起来。李克农的眼镜被打掉在地。闻讯赶来的同志急忙拉开，作了介绍，李克农和陶铸二人正在狼狈不堪之际，一经点破，不由得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段时间，李克农工作很顺利，心情也很愉快。因为这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好时期，在中共全面抗战的旗帜下，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长江局和武汉“八办”一起，积极领导、组织和推动民众爱国运动的发展。
1938年7月7日，为筹集钱物，支援抗战，以实际行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在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具体组织下，武汉地区掀起了群众性的“献金”热潮。为吸引群众，三厅在武汉三镇设立了五座固定献金台，每座献金台都由一位要人的夫人作台主，另外还有三座流动献金台，设在卡车上，进行流动献金。
中共代表团和武汉“八办”代表到江汉轮渡口献金台参加捐献，这里的台主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由于李宗仁在3个月前，指挥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现在又是保卫大武汉的主力部队指挥官，因而，郭女士的出现，更加引人注意。上下轮渡的人群，自动集中到献金台前，纷纷捐钱。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周恩来献出了自己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个月的薪金240元；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除代表中共献出1千元外，又各自献上250元。李克农也来了。他首先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交上公函一份，并献现金1千元。公函上写着:
顷奉朱总司令自山西来电，嘱将八路军在“七七”抗战建国周年纪念日素食所节省的全部菜费1千元，代献作慰问抗战军人家属及救济被难同胞之用。
接着，李克农把叶剑英、钱之光、李涛、罗炳辉、边章伍和自己一个月的薪金也献了出来。
“八办”的其他工作人员———童小鹏、廖似光、龙飞虎、巴方廷等，也献出自己一个月的薪金。
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群众，以热烈的掌声来表示对这些民族精英的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见提高，蒋介石则忐忑不安，心有余悸，他命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严加防范。
戴笠，号雨农，小名春风，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民国初年，他混迹于上海交易所，结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起初，他们视戴笠为小瘪三，让他干一些跑跑腿、送送茶水之类的杂务。后来，戴季陶打听到他姓戴，又是自己的浙江同乡，便对他多了一份关心。
一次，戴季陶问他读没读过书，以后想干些什么。
戴笠看到蒋、陈等人不似普通人，今后必将会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便答道:“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指找不到职业，到处流浪)打到上海来了。”
一席话说得戴季陶对戴笠另眼相看起来，戴笠也相机老于世故地改口称戴季陶为戴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以后也吩咐戴笠干些事。
戴笠幸遇蒋介石，改变了他一生的经历。而他以后的发迹，也得力于蒋介石的大力提拔。
赴武汉车站智截叛徒
1938年4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把李克农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去武汉火车站迎接一位神秘人物，而且，必须迎到，不能空手而归。
这位神秘的人物是谁?———张国焘。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921年出席过中共“一大”，是建党的12名创始人之一。1930 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后，先后担任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副主席等职，领导红四方面军和国民党军作战有过战功。然而大浪淘沙，泥石俱下，1935年6月红军长征途中，身为红军总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他，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竟然无视中央北上决定，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向川、康地区退却，并在卓木雕非法另立第二“中央”，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在陕北，为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仍然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此时的张国焘，虽然口头上承认了错误，内心却早已和党同床异梦，插翅飞往武汉蒋介石身边去了。
1938年4月4日，正是中华民族思亲祭祖的清明节，为表合作抗战之决心，国共双方约定派代表去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合祭黄帝陵。国民党政府代表是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而中共代表则是张国焘。
祭陵完毕，张国焘撇下秘书和警卫员张海等人，一头钻进蒋鼎文的小车直奔西安。张海负警卫之责，只得跟着后面西北行营宪兵队的汽车，同往西安。
在西安，张海打听到张国焘已经住进了国民党高级招待所———西京招待所。
两天后，张国焘买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上午临上车前，张国焘让张海打电话告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林伯渠闻讯速往车站，对张国焘不经中央批准、擅自行动给予了批评。张国焘煞有介事地说:“我到武汉，是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得去。”
林伯渠劝阻无效，见事已至此，当即指示张海随同前往。回到办事处后，林伯渠马上电告中央，同时又和武汉的周恩来取得联系，告诉张国焘去武汉的车次和时间，要武汉“八办”派人好好“迎接”。
任务交给了李克农。
周恩来告诉他，一定要在武汉车站截住张国焘，然后做工作说服他，希望他留在党内，不要做出叛党的事来。最后周恩来加重语气说道，这也是中央的要求。
李克农受领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反复考虑万无一失的行动方案。他与吴志坚、童小鹏、邱南章等商量，万一遇上国民党特务阻拦甚至劫持怎么办?对，带上手枪。4月8日上午，武汉大智门火车站。
一列列火车南来北往，上下火车的人流熙熙攘攘。两辆小车驰进火车站，李克农带着总务科长邱南章、童小鹏和吴志坚等四人，从车上走了下来，径往各个出口，等候张国焘“大驾光临”。西安发出的列车来了。他们警觉地打量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不料，旅客都走光了，张国焘那又白又胖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是不是在车上没下来啊?”童小鹏问道。
李克农想了一会儿，说:“好吧，小鹏你在这里盯着，我们三人到列车上看看。”说罢，三人跳上了车。
三双锐利的目光，沿着车厢挨个搜索，终于，在靠后的一节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
张国焘斜躺在座位上，歪着脑袋，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张海已被特务缴了手枪，坐在对面。两边紧贴着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鬼鬼祟祟，像是在等人来接应。
邱南章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说:“张副主席，你来了，李秘书长带着两辆小车来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猛然看见李克农一行，他深知李克农来此的用意，脸一沉，色厉内荏地说:“我不要他请，我来武汉是有事的，我有地方住。”说完，急忙跟着两个特务往车下溜。
李克农见状，不便强迫，因为张国焘职务还在，只得叮嘱邱南章说:“你和吴志坚一定要跟着他，我们先回去向周副主席汇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又迅速找到张国焘。由于李克农的劝阻和邱南章、吴志坚等人的严密监视，张国焘一时间毫无办法。他气急败坏，却又无计可施，只得表示同意由武汉“八办”安排住处。不过，他死活不愿住在办事处内，最后安排住进了太平洋饭店。
张国焘泄密
为防张国焘向国民党泄露中共机密，李克农悄悄地让张海将他的行李搬到了“八办”，很可能，里面装有中央重要机密。果然，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还派人到“八办”要过行李，这，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4月17日，周恩来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找来张国焘，严肃地对他说:“中央的意见有三条:一、改正错误，回党中央工作，我们最希望是这样。二、可以向党请假，休息一段 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否则宣布开除你的党籍。”张国焘听完，面无表情，初衷不改。
当晚11点左右，在国民党军将领胡宗南手下一伙特务的协助下，张国焘仓皇逃离住所。
张国焘就这样背叛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出走后，负责监视的邱南章立即电话告知李克农，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冷静地说:“张国焘不思悔改，迟早是会走上这条路的。”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被安排进入军统内部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持工作。特务头子戴笠对张国焘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只盼着张国焘能利用自己过去在共产党里的地位和关系，对中共的组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阴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