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刘少奇接见了刘浩，具体安排了他的工作。
刘少奇说:“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依靠我方在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好工作；二是依靠我军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三是利用各种可能，直接与滇军上层将领接触，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总之，工作要从各方面去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或迫使滇军大部分起义。”
刘少奇还告诉刘浩，中央还将抽调一部分云南籍干部去东北开展滇军工作，滇军中地下党员的关系，由刘浩负责联系。并要求刘浩先乘飞机去北平，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由叶剑英、李克农具体安排接近滇军的事宜。
1946年5月6日，刘浩按中共中央指示，飞抵北平，向李克农等汇报受命策反滇军的情况。
李克农与刘浩详细研究了如何安全进入滇军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东北的防护，沿途盘查甚严，最后决定:刘浩先乘飞机去张家口，再经晋察冀转冀热辽，想办法进入东北。
李克农要求刘浩首先与东北滇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再相机行事。
在李克农的帮助下，1946年7月下旬，刘浩辗转进入东北。此时东北上空已弥漫着战火的硝烟了。
刘浩到东北滇军后，立即与九十三军中共地下党员张士明和六十军地下党员杨重接上了头，传达了中央指示，并根据滇军中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与他们研究确立了八项工作任务:对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迅速分别发展入党；共产党员要争取掌握带兵实权；广泛开展交友活动，更多地团结中、下级军官；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广大官兵的不满情绪，适时地进行策反宣传，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敌；积极搜集军事情报，配合解放军外线作战；建立与解放区的交通联络，内外配合；为便于工作，把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分为两个独立活动的党组织，六十军地下党组织由杨重负责，九十三军地下党组织由张士明负责；积极慎重地开展对上层将领的工作，争取在滇军内部策动反蒋起义。两个军的地下党组织，按照统一部署，积极活动，迅速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了广泛的交友活动。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很有成效，很快，两军的带兵实权就掌握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士明、宁坚、杨重、范啸谷、赵国璋手里。
刘浩将两军的实际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认为，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虽然为保存实力，作战消极，但对中共顾虑颇多；和国民党其他将领一样，他迷信美国的支持和手中精良的装备，不到走投无路是不会认输的。
针对这一形势，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作出决断:集中精力策反六十军。
李克农居“庙堂”之高，刘浩处“江湖”之远，策反工作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昼夜不息地运转起来。
与此同时，长春城外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城内已弹尽粮绝，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军长曾泽生哀叹:“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是自相残杀。”原先充盈胸中的“为卢汉争光，为滇军争气”的豪情壮志，已荡然无存了。
于是，在历史的日历上，记载下了这样两个振奋人心的日子:1948年10月15日，东北滇军第九十三军在锦州被全歼，军长卢浚泉被俘；
1948年10月19日，东北滇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军部和一八二师、暂编二十一师、暂编五十二师3万余人，在长春起义。曾泽生部起义后，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1950年10月，五十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涌现出白云山团、帽落山英雄营及修理山、文衡山英雄连等英雄集体和一批战斗英雄，立下赫赫战功，打出了军威国威。曾泽生本人则于建国后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长春起义，使蒋介石东北棋盘上重要的一颗子，不战而为我所有，这对改变战局，无疑有莫大的裨益。
滇军，是国民党军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继续从滇军入手，李克农把眼光盯住了云南。云南掌握在龙云、卢汉手中。
龙云，1884年生，云南昭通人，彝族。他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曾在云南军阀唐继尧部任过军长。1927年，43岁的龙云发动倒唐政变，一举夺得云南的实权，成为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第十三路军总指挥，成了名副其实的“云南王”。抗战胜利后，早有消除异己之心的蒋介石，免去了龙云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明升暗降，将龙云闲置了起来。龙云被蒋介石夺去了军权，但在云南的一方天地，影响却还在，他不时通过各种渠道，遥控云南局势。新任云南省主席卢汉便受其影响。
卢汉，1896年生，云南昭通人，彝族。1914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是龙云的老部下。此时，接替龙云，主理滇政。蒋介石此举，意在挑起龙、卢二人的矛盾。
龙云在抗战时期，曾与中共有过接触，此刻对蒋介石将其调虎离山的一招，正愤愤不平。卢汉偏于云南一隅，手握杂牌部队，蒋介石借“勘乱”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伎俩，也令他大为不满。显然，蒋介石在弄巧成拙。
全力策反云南
在这种形势下，卢汉向中共发出信号———请求与中共联络。中共中央也相应作出决定:全力策反云南!
卢汉的联络人，名叫宋一痕，此人1926年入党，1928年脱党后在上海从事新闻、摄影工作。1938年卢汉北上抗日时，宋一痕投身卢汉麾下，跟随卢汉征战南北。鲁南战役中，宋一痕在突围时与部队失散，几经周折后，于1939年携妻子回到昆明。与中共联络，卢汉想到 了这位老部下。1946年9月底，宋一痕夫妇被卢汉派往香港，卢汉希望他们能在香港找到与中共接触的渠道。
宋一痕夫妇下塌于“九龙饭店”，前脚进店，后边就跟来了香港“一斋书屋”的老板黄洛峰。
黄洛峰是中共党员，宋一痕参加中共后，二人曾在一起工作过，是老相识。而所谓“一斋书屋”，正是中共在香港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黄洛峰就是该联络点的总负责人。
此后，宋一痕在香港和昆明之间穿梭来往，在中共和卢汉之间传递信息。
卢汉心动了，他嘱夫人写了封起义决心书，签字盖印后，交宋一痕面交中共领导人。
1949年6月，宋一痕在中共华南局护送下，来到了北平。李克农会见了他，向他布置了云南起义的有关事宜。
中共中央对卢汉的决心书作了答复，宋一痕再回香港。而北平和香港之间的电讯联络也正式开通。宋一痕要回昆明见卢汉，他夫人的二弟席宣负责与中共的联络。宋一痕临走时，向他交待了暗语，说“我们在香港的地点，北平已知道了，如果北平来了电报，你就转昆明，而昆明来的电报，则转往北平。记住，北平来电的代名是:邹明。”邹明，就是李克农。
北平的电报南来，昆明的电报北往，通过香港的中转站，中共和卢汉频繁联系。为防国民党特务窃听，电报一律用密码加暗语:来往电报谈的全是有关汽车买卖的事。连席宣自己也弄不明白，只是照转不误。
终于水到渠成。1949年8月，先期避往香港的云南省“老主席”龙云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集团，拥护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9日，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消息传出:云南省“新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偕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和潘文华，同时在昆明和彭县通电起义，宣布即日起率所部与国民党集团脱离关系。云南、西康和平解放!
据史料记载: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50年海南岛解放，中共策动国民党军起义、改编、投诚近500起，整师156个，舰艇74艘，飞机26架，官兵177万。起义投诚官兵占解放战争中被歼人数807万余人的1/5以上。这一业绩，在中外军事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战火硝烟的背后，李克农参与策动了部分地区的和平解放工作，并组织了多起起义，功不可没。
形势下的傅作义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神州大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国共双方摆出了战略决战的态势。经过两年多作战，双方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勇，由战争初期的12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万人；而国民党军则大量被歼，仅1948年7月至11月间，就丧失了100万部队，总人数则由发动内战时的430万人下降为290万人，元气大伤。对此，蒋介石神情黯然，手足无措；而毛泽东却充满了自信，他说:“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 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1948年底，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围困的北平城中南海居仁堂内，一位体态魁武、神情严肃、身着黄布军装的国民党将军在室内默默徘徊，疲惫不堪的脸上露出忧虑的神情。此人，就是国民党军中名声显赫的傅作义将军。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今临猗县)人。1895年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青年时期，他抱着救国的理想，投身军营。1918年，傅作义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阎锡山的晋军中任职。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阎冯反蒋战争、抗日战争。1939年，傅作义脱离阎锡山部队，到国民党第八战区任职。
1948年5月，国民党军在华北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后，为挽救败绩，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剿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傅作义走马上任后，绞尽脑汁，期望有所作为，不料，就在他刚刚上台不到两个月，华北人民解放军在保定以北的涞水、庄町一役，重创其“王牌”第三十五军、歼灭他的新编第三十二师和第一一师，给傅作义以极大的打击。
在正面战场给傅作义部迎头痛击的形势下，针对傅作义已陷入兵临城下的艰难处境，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傅作义部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一方面傅作义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的所作所为有较深的矛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傅作义是反共的，长期与共产党兵戎相见，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有60万国民党军队，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因此，中共中央在立足于打、准备打的同时，力争和平解放北平，以保全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为胜利后在北平建都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配合中共中央的部署，李克农领导的情报系统积极活动起来。当时担任傅作义机要秘书的阎又文，就是李克农领导下的一名秘密党员。
阎又文原是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往傅作义部的一名情报人员。由于他与傅作义是同乡，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深得傅作义器重，长期在傅作义身边隐蔽。1947年冬，李克农提出要尽可能地发挥阎又文的作用，决定将阎又文直接划归中共中央情报部领导，并将与他联系的王玉调入情报部。
傅作义被蒋介石委任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李克农两次约见王玉，亲自布置工作，要王玉秘密进入北平，向阎又文安排进一步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向，提供傅作义部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随时报告中共中央。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后，李克农又多次指示阎又文要随时掌握傅作义的一切动向，并不失时机地向傅作义做一些影响工作。阎又文按照李克农的指示，开始积极而谨慎的工作，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矛盾心理都适时地向中央汇报。甚至连傅作义焦躁不安、想乘飞机逃走又怕蒋介石整他以及解放军一旦用武力攻下北平后，自己将成为毁坏这座历史名城的罪人等等矛盾心情，都作了详尽的汇报。
这些情况，对中共中央及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1949年1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强大感召下，傅作义终于决定率部起义。北平———这座驰名中外的古都、饱经忧患的历史名城和平解放，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北平的安全工作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2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
会后，中共中央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准备———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次进发。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
3月23日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分乘汽车前往北平。临上车前，毛泽东诙谐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一席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周恩来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信心十足。
这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平常而平静地向北平驰去。
23日当晚，毛泽东一行住在唐县淑阎村。24日到达涿县。
24日晚，中共新任北平市长叶剑英专程从北平赶到涿县，同毛泽东、周恩来商定从涿县出发的具体事宜。最后商定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先乘火车进北平。
平、津解放前夕，李克农指示公开的情报研究机构，编写了平、津概况，供即将入城的干部阅读。这一做法，对他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后上海、南京、西安、武汉、重庆等地的情报组织，也都推广了这一方法，编写了各城市的概况，有利于入城人员顺利接管。
为确保顺利接管城市，李克农还在河北省平山县黄村举办了“西黄训练班”，学员有从各解放区挑选出来的有斗争经验的地、县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有经过中组部和华北城工部调集来的刚从平津到解放区来的青年党员和大学生。这些人都有过从事地下工作和民主运动的经验。巧得很，训练班的总人数刚好108人，后来被人们戏称为“一百单八将”。
1949年9月，训练班正式开学，在李克农的组织下，训练班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讲形势、讲情况、讲政策。李克农有时还亲自授课。这个训练班虽然为时仅仅3个月，但收获不小。北平解放后，这批受训的干部，跟随李克农进入北平，协助中共中央接管北平。
按中央部署，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先期到达北平，安排打前站的工作。为安全保密起见，中共中央机关被代号为“劳动大学”。在“劳动大学”的名称下，李克农设立了三个临时机构:即劳动大学筹备处(办理交涉和备置用具)、劳动大学收发处(调查社会情况和布置警卫及办理中央机关来京人员的住宿介绍等具体事宜)和劳动大学招待处(负责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布置和租借等任务)。
为保卫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叶剑英和李克农对沿线铁路做了周密的布置。3月22日，两人联名致电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并报中央:
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余公里，两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叉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5个客车和3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
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这个方案。
按计划，毛泽东和中共高级领导人将在北平西郊的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则从西直门火车站下车。这两个车站成为安全保卫的重点。
西直门火车站由中央警备团先入北平的一部分和北平纠察总队负责。而清华园火车站的警卫工作，事关毛泽东的安全，则由李克农的中央社会部便衣队负责，车站外围由北平市公安局配合。清华园车站是个废弃的旧车站，过去基本上不用。此时，作为毛泽东进京的停靠车站，24日一整夜，灯火通明，一派繁忙景象。李克农不敢大意，亲自和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到清华园车站检查部署情况，直到一切稳妥后，他才松了口气。
为防途中有变，李克农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在前门火车站也安排警卫，以防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前门站临时下车，避免保卫工作措手不及。
安全第一
25日凌晨4点左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安抵北平。火车进入站台，周恩来立即下车去找李克农。见了李克农，周恩来问:“克农同志，这里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李克农将中央领导进京的安全保卫工作向周恩来作了大致的汇报。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根据李克农的安排，毛泽东等人下火车后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益寿堂休息。
颐和园里本来住了一些和尚和工作人员，因为北平刚刚解放，国民党潜伏特务很多，破坏和暗杀活动十分猖狂。为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李克农安排人员将颐和园里的人都打发走了。哪知道毛泽东来了后，要水没水，要饭没饭。由于当天下午毛泽东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仪式，此情此景令他很生气:“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吃去了?”
旁边社会部的同志赶忙解释，一切的一切都只为两个字:安全!毛泽东听罢，更气了:“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社会部的同志无奈，只得跑到颐和园外面的饭馆买来米饭和三菜一汤，才算解决了吃饭问题。
入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香山，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这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北平毕竟解放不久，毛泽东如果住在北平城内，一旦出了问题，后果确实不堪设想。而香山地处北平西郊，山峦叠嶂，清泉幽幽，不仅景色怡人，而且易于安全警卫。
早在2月5日，李克农就指示:“由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尚山羽等组成中央社会部工作组立即去北平西郊，为党中央打前站。”
根据李克农的指示，中央社会部的工作队以北平西郊为重点，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摸底调查，一份份报告送到了李克农的手中:《北平西郊概况调查》、《香山概况》、《颐和园工作报告》、《海淀区工作报告》、《青龙桥情况调查》等等。同时，北平市公安局也抽出力量协助调查。
中央社会部的工作队到达香山时，在发现他们准备安排毛泽东居住的双清别墅里还住着200多名从保定来的流亡学生，香山寺等地方也住着一些东北的流亡学生，附近还有一所香山慈幼院，也住着人。为安全起见，这些人全被安排迁出。等到毛泽东住进香山时，北平西郊已基本上算是平安无事了。
毛泽东所住的双清别墅，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曾两次出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的住所，香山慈幼院就是他创办的。这里环境非常幽静，清朝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双清”二字，清楚地印在别墅中的石壁上。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住在双清别墅北边的香山寺中，和毛泽东的住处只有二三百米距离，有一条石头铺成的小路相连。毛泽东在香山，集中精力抓了几件大事:同南京政府和谈；指挥渡江战役；筹建中央人民政府等。毛泽东在香山住了近5个月，是年7月，他离开香山正式搬入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在香山，毛泽东还就中共中央进京的安全警卫工作，召集了总结会。他批评了警卫工作，说:“你们搞得我进北平比蒋介石进北平还厉害。”
周恩来也说:“像你们这样搞法，交通断绝，枪口朝外，还叫不叫我们接近群众?人民领袖哪有这样进城的?”负警卫之责的同志，上上下下都作了检讨。
事后，李克农也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前站的总结报告。认为自己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只考虑安全第一，而其他的一些问题则考虑较少。
批评归批评，检讨归检讨，但李克农心中却很高兴:毕竟，这是多少年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大城市，一切平安，自己的劳作终于没有白废!李克农的挚友杨尚昆在多年后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党与傅作义将军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后，克农同志又担负起为党中央进城打前站的任务。当时北平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为确保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亲自布置警卫，安排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他会同北平市委同志，领导警卫部队和公安部队，为整顿社会治安，建立革命秩序，为保卫首都安全，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
第八篇
黄、李之间往来的电报悉入李克农掌中的同时，在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中，有一位李克农的手下大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金山。金山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无人不知，他怎么会成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呢?
与国民党谈判
1948年秋至1949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歼敌154万人，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江北地区已彻底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面临全面崩溃。蒋家王朝内外交困，走投无路。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声称:
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民国15年，由广东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全民族，实现民主，康济民生为职志。……现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又是一篇官样文章，又是一次故伎重演。李宗仁被推上了前台。
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达到所谓“划江而治”的目的，李宗仁宣称，愿同中共谈判。中国共产党本着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痛苦的诚意，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国民党进行谈判。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国共和谈又一次拉开了帏幕。
蒋介石的“下野”并非真心，他声称“和平”是假，借机卷土重来才是他的真正意图。
蒋介石下野后，循以往两次下野惯例，迅即返抵故里———浙江奉化溪口。他虽一再声言“沉思与自省”，实则不断接见国民党党政要员，插手政务，操纵和谈，拆李宗仁的台，为其第三次上台做准备。
1月25日，蒋介石电令参谋总长顾祝同指挥北平中央军，对中共作战，同时令国民党中央军作好空运南撤准备；
1月28日，在溪口密晤党国要员张群、陈立夫、郑彦3人；2月12日，召见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着手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先行迁往广东，其后加以整顿；
2月12日，电令顾祝同，命刘安祺死守青岛；
2月17日，召见阎锡山，讨论国民党党政军今后改造及政务问题；
2月19日，召见刘为章，称“李宗仁以毛之八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对此，美国合众社称:
据今日讯，形式上暂时引退之蒋介石仍发号施令，渠仍保持充分之总统权利，以否决与中共将来之一切谈判。目前渠每日尚施行其此等权力以保持其视事途径洞开。在渠任中国领袖之二十一年间，曾两度辞职，两度复起。渠是否准备历史重演甚成疑问。
的确，蒋介石并未真正“下野”，他稳稳地坐在溪口，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控制着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各部门。
和谈要进行，而蒋介石却不愿真谈，他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他和李宗仁桂系集团也积怨甚深。李宗仁上台后摆出一副“惟和是务”的架势，如果和谈一旦真的成功，那么李宗仁就有可能坐拥半壁江山，美国转而大量援李，自己就可能完全丧失复起的机会。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中共虽然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形势无疑是有利的，但和蒋介石这样一个阴险狡诈的人打交道，却历来不轻松。
为蒋介石“把脉”
李克农并非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但他却在幕后，指挥他的情报网络，为蒋介石“把脉”，向中共代表提供各种信息。
黄启汉———这位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国民党驻北平联络处联络员，此时受李克农的领导。黄启汉与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关系颇为密切，李济深反蒋、反独裁、拥护中共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逐渐地，他同中共接上了头。
1949年1月，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攻势面前，焦虑不安的李宗仁找到了黄启汉。他知道，黄启汉同中共的关系一向不错，请黄趁北平被中共占领的时机，前往北平求见中共领导，表达他李某人的“和平诚意”，以望中共能早日停止军事进攻。黄启汉被李宗仁委任为驻北平联络员。
为便于联络，李宗仁叫机要科给黄启汉编了一本专供黄一人使用的电报密码，并把他自己所居住的南京傅厚岗官邸的电台呼号也抄给了黄启汉。李宗仁指示他去北平后，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许其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李宗仁通讯之用。
黄启汉到北平后，曾向刚刚起义的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提出设立和李宗仁通讯的电台一事。傅作义表示，电报可以交给他，由他转发绥远，再由绥远转拍南京。
黄启汉恐有不便，没有接受这一方案。他想到了共产党。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王拓前来和他联系，王拓是共产党方面派来专门和他接头的。黄启汉将自己从南京带来的电台呼号、密码，统统交给了王拓，由王拓转交给李克农。为不让李宗仁起疑心，黄启汉还托人向李宗仁撒了个谎，说已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设立了电台，以后的收发电报都径直交这个电台办理。李克农指定专人收发、翻译黄启汉和李宗仁之间的往来电报。通过这部电台，中共代表团得以了解李宗仁和国民党集团内部有关谈判的最新动向。
当然，电台也有差点走漏风声的时候。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后，中共代表团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宴后，黄启汉去拜访张治中。张治中忽然问:“德公(即李宗仁)说你在这里设了一个电台，所有同南京来往电报，都是经过这部电台收发的，是吗?”黄启汉事先毫无准备，只好应付道:“是的，我们是有一个电台，代表团要和南京通电，就交给这部电台好了。”“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张治中又问。
“就在东单附近，离此不远。”因张治中是国民党要员，黄启汉不便透出实情，只好含糊作答，心里不免一阵紧张。所幸张治中没有继续追问，此事也就被敷衍了过去。
黄、李之间往来的电报悉入李克农掌中的同时，在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中，有一位李克农的手下大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金山。金山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无人不知，他怎么会成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呢?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国民党江河日下，人才奇缺，而金山知名度高，为人又精明干练，活动能量颇大；二则也是更重要的，是金山的大哥、二哥都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他的姐夫潘公弼，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名大员。在国民党官员眼中，金山无论如何是可靠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金山早已在李克农领导下秘密工作多年。北平和谈期间，金山参与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一切重要讨论。每当一轮谈判结束，国民党代表或是研究下一轮的谈判方案、或是向李宗仁请示报告、或是传达李宗仁的最新指示时，金山总是不显山，不露水，一边“认真研究”，一边暗暗牢记在心。
夜幕降临，金山悄然走出驻地，穿街过巷，来到指定的联络地点———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向等候在这儿的李克农汇报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情况。第二天，一份有关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详细情况的材料，就送到了周恩来手中。
李宗仁他们哪里知道，此时正由李克农执导、上演了一出共产党人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的历史趣剧。
在北平和谈中，李克农坐镇幕后，搜集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尽快促使全国和平的早日实现。然而，在国民党的词典里，“和平”永远都是一块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1949年4月20日，是谈判的最后签字日期，南京政府宣称:“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无考虑余地”，拒绝在“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至此，南京政府的和平骗局宣告破产。
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强渡长江，于22日胜利突破国民党军近千里的江防阵地。4月23日，南京解放。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两航的困境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一年，毛泽东的心情特别舒畅:国民党败局已定，新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一张白纸正任他去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很兴奋，说:蒋委员长一直叫我“土匪”，前一个时期才不这么叫了。他还称什么“剿匪”，现在也不这么叫了。我这个“土匪”的名字，丢的时 间并不算长。
而和他苦斗了22年的老对手———蒋介石，这时却被毛泽东冠上了“蒋匪”的美名。蒋介石兴味索然，无奈之极。当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正在台北———广州———重庆之间疲于奔命，力图挽救败局。
然而，国民党军队还是如潮水般地溃退、再溃退。
蒋介石徘徊于日月潭边，苦闷于阿里山麓，满腔“英雄的末路悲怀”。他的忠于党国的黄埔嫡系哪里去了?他的誓死效忠领袖的门生子弟又在何方?1949年11月9日，一张香港《工商时报》被摆放在蒋介石的桌上，蒋介石扫了一眼，忽然，头版头条一行醒目的大字直刺他的双眼:
本港中央中航公司传有惊人变动两公司负责人今晨乘机飞沪今日飞往各线班机全部停航蒋介石一时头晕目眩，惊愕不已。
而在北京朝阳门内一个古朴典雅的四合院里，李克农却开心地大笑起来，这是我党的又一次成功策反。
所谓“两航”，就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仅有的两家航空公司，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运输企业。在蒋介石时代，中国的天空，只属于它们。
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于1929年4月15日，为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同美国商人合资经营的民用航空公司。中航下设董事会，由二名美籍董事与三名华籍董事组成。起初规模并不大。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撤往重庆，为与外界加强联系，除打通滇缅公路外，开辟国际航线是唯一办法。中航乘机得到了发展。抗战胜利后，中航总部迁回上海。
1947年5月，河南人刘敬宜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航总经理兼董事长。
刘敬宜，1897年生，父亲早逝，自幼由母亲抚养。刘敬宜饱尝艰辛，立志苦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去美国留学，考入密西根大学攻读航空工程学。1922年，刘敬宜谢绝美国底特律大陆动力公司邀请，毅然归国。他只有一个心愿:开创中国人自己的航空事业，以航空救国。1945年8月14日，为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为中美关系及培训飞行员所作的贡献，国民政府授予刘敬宜云麾勋章，美国政府授予他一枚杜鲁门勋章。
在刘敬宜的精心管理下，到1949年止，中航已拥有大小飞机56架，工作人员2000多人，其中在香港工作的有近千人，物资基础和技术力量都居东南亚之首。
中央航空公司成立时间稍晚，它的前身是由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于1930年2月合股经营的中德航空公司。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并于翌年对德宣战并断交。中德航空公司随之倒闭。1943年，国民党交通部接管了该公司，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国民党空军将领陈卓林被委派为总经理，交通部官员查镇湖任副总经理。
出身于华侨巨贾的陈卓林，广东台山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1923年回国。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大沙头创立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时，曾聘陈为飞行教官。陈卓林在国民党军界中几度沉浮，此时被委以重任。和刘敬宜一样，陈卓林志在蓝天，报效祖国之心深藏于胸。他接手央航后，励精图治，到解放战争末期，中央航空公司已拥有飞机34架，员工1700多人。蒋介石挑起内战后，两航被他奉为至宝。
军运、投粮、掩护撤退，成了两航的主要任务，大部分飞机被征用，往返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成为蒋介石军事部署中赖以生存的交通命脉。空军本就有“天之骄子”之称，而两航此刻更有“骄中之骄”的美誉。然而，刘敬宜和陈卓林心中却忐忑不安:局势动荡不安，严重危胁着两航的生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特别是三大战役后，蒋介石手中的地盘日益缩小，两航业务急剧萎缩。
更令他们担忧的是，蒋介石并不甘心让两航80多架飞机和几千亿元的资产，拱手交给共产党。他连番下令，要求中航速迁台湾，央航则迁往尚未被中共解放的昆明。这一招，引起了全体员工的强烈不满。
前途莫测，两航陷入从未有过的困境。
两航的讨论
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同时引起刘敬宜和陈卓林的注意。这个英国占领下的殖民地，是两航外避中共攻势、内求自身发展的绝好空间。
中共进攻上海前夕，中航迅即将机航基地和业务重心迁到香港，还从美国预订了大量器材，计划在香港启德机场建立新的基地。而央航先是南撤广州，随后也将大部分飞机集中香港，也希望能在香港寻觅到常驻之地。
两航众多的飞机静静地停放在启德机场，英国人慌了。
会不会招致中共的不满?或者会同英国人自己的民航搞竞争?英国人不能不担心。
英国航空大臣来到了香港，一下飞机就大发脾气:“这些飞机是怎么回事?这里到底是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
香港当局一道命令下来:因驻港英国空军需要，需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发动机厂和仓库，同时征用央航在启德机场的基地。两航内部，波澜迭起。生意萧条，人心浮动。
为人耿直的刘敬宜困惑了，内战的烽火已令他对国民党失望至极，而眼前的情景更令他不安；陈卓林连喊头痛，数千员工的薪水要发，飞机的正常维修需要维持，这笔巨大的开支又从何而来?台湾他不愿去，为此和蒋介石闹翻了；而香港又不能留，他又存身何处?
两航的员工也因惑了:他们都是身怀一技之长的基层工作人员，对国民党的腐败深表不满，希望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献身于自己所热爱的航空事业，报效祖国和民族。蒋介石频频施压迁台，港英当局拒绝不速之客。何去何从?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
中共中央周恩来、李克农对两航的处境了然于胸，他们要来为两航的飞机“领航”。
1949年8月的一天，李克农被周恩来请来。一封中共中央华东局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递到了李克农的手中:
关于国民党“中国民航”和“中央民航”在上海的资产处理问题，华东局再次发生争执。陈毅、粟裕等同志认为:“两航”总经理撤往香港时，曾嘱咐过上海留守处，让其把“两航”留下的资金、金条等登记造册，送交新政府，这说明他们对新政府既是试探又是信赖。我们建议，对这些官僚买办资本，不采取没收方式。另，据了解，“两航”中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且多居大陆，有回归之心。而蒋介石撤台立足未稳，急于解昆明之围，还顾不到“两航”，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做“两航”回归工作。但有的同志认为，“两航”属于官僚买办资本，政策规定不可随意更改，如不对他们采取没收之政策，何以服人。保留“两航”资产是右倾之举，万不可造次。以上两种意见，望军委早日果决，不可再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