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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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死亡

毕淑敏

淡蓝色卡片。病危通知单。

夫接过它，眼睛忽而大忽而小地凝视着。因为夫的面色偏黄，在蓝光的辉映下，显出绿来。

姓名:毕淑敏

年龄:70岁

性别:女

籍贯:山东

诊断:肝癌晚期……

夫翻来覆去地检视着，好象在欣赏深秋原野上最后一朵矢车菊。

“开什么玩笑。”他说。

我说，“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他说：“什么是真的？70岁吧？肝癌吧？为什么要选择70？这是你的吉祥数吧？还有肝癌。就是一定要得癌症，就得别的癌好了，不要迁肝癌。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病，是在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身上。是它把焦裕禄的藤椅扶手抵出一个洞。”

我说：“70是上了诗歌的，杜甫语录。而且我以为70是一个界限。70以前算短寿，70以后就死而无憾了。至于肝癌，鉴于你不愿意听，我可以改为胰腺癌。”

夫说：“你饶了我最主要的是饶了你自己好不好？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此绝顶可握的罪名折磨自己？”

我说：“这不是罪名，是病，况且，都一样。”

他说：“什么都一样？病是不一样的。感冒只会使我们趴在床上，可癌会使我们死亡。”我说：“你不错。你在给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当了近20年的丈夫后，已经相当内行。有人是久病成医，你是久爱成医。”

他说：“我们不说这个话题好不好？我知道你最近在临终医院采访，今天就弄了这个劳什子来吓我。我们离死还远着呢，我们还年轻。”

我拿起小镜子，照照他又照照我。屋里有许多镜子，可惜都象木板一样镶在固定的的地方。我们每天走到那个角落揸自己，光线总是从特定的角度照着我们。在朦胧的旮旯里，我们总以为韶华依旧。

现在小镜子近在咫尺地逼视着你，你看得清岁月之网每一个绳扣。

夫说：“镜子老了。”

我从书包里往外掏磁带。精致的小盒子象一块块果酱夹心饼干，从我的手指柔滑地脱落。

夫从录音磁带的夹层里捻出一张张内容提示。这是我在偷录的间隙匆匆写就，潦草不堪。

86岁的痴呆病人叱骂医务人员。

五男二女要示拔下其母的氧气吸管。

英国临终关怀医学专家詹姆斯博士参观医院时的讲话。

……

我把一盒磁带卡进音响，揿下按键。

极为急促的呼吸声，夹杂着怪异的喘息。

“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吧？”我问。

“听说有一种XXX级的录音带，录的是人们造爱时的音响。可惜咱无缘见识。这就是吗？”夫说。

“不要想入非非。这是一位垂危病人最后的呼吸。你或我或是其他的任何人，都可能发出这种声音。只是那时自己不一定听得清。人生应该完整，我怕你听不到，才特地录来这最后的华采。好好听听吧。人和人其实相象，生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血污，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抽噎。明晰地知道这个全过程，该是文明人类的需要。”

他说：“你赶快把它关了，我拒绝知道。”

我指点说：“这是最后的叹息，其后就是永恒的沉寂。”

高保真的音响并没有听我的预告，在那个老人艰难地吁出悠悠长气之后，是一声尖锐的汽车喇叭。临终关怀医院设在马路边。

“这里还有癌症病人痛苦的呻吟。”我说，换了一盘磁带。

“我不听，不听不听！”他斩钉截铁地说，甚至还用双手捂住耳朵。这个动作使他显得很幼稚。死亡使我们所有的人幼稚。

“你不要以为人们知道得越多越好。好奇心是有限的。我知道你是想写一篇有关临终关怀的文章，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人想看这样的文章，人们拒绝谈论死亡。”他索性走过去，锁住声音。

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们这个民族不喜欢议论普通人的死亡。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惨烈的死，贞节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一个伟人说，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以为世上只有这两死法。其实大多数人的死象一块鹅卵石，说不上太重，但也不至于飘起来。

你可以拒绝一切，但不可以拒绝死亡。拒绝可以把世俗的一切圈在外面，好象一座荒凉的古堡。但死亡会大踏步地越过藩篱，镇定地挡住你的去路。

我决定探索普通人的死，看不看由你。

益寿司吉。

临终关怀医院的门楣上漆着这四个字，大而红，象四只巨蟹。我是每一次看到这几个字组合一起，竟念成益寿吉司，觉得甚好。

这是执掌人生死的一座殿堂。对，还是司局级的。

口家殂的院子，镶玻璃的回廊。几十间病房，奶白色的雾气萦绕其上。一片静谧的院落里，晾着许多带蓝色条纹的衣裤，有尖细的冰锥悬在衣物的最低点。

我当过许多年的医生，我知道这个行当里的许多秘密。我决定不暴露我的医生经历，让医院的医生护士在完全不戒备的情形下自由发言，以便更客观更冷静地描述我见到的一切。

院长是一位中年妇人，身材娇好，但是头发散乱。这使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颇好。好的女医生多半不修边幅。假如她长得一般也就罢了，要是天生丽质还不知珍爱自己，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依赖她的医术了。

“就这么说吗？”她看完我的介绍信，问。

“随便说。”我在衣兜里按了录音机。“要不我问您什么，您就答什么也行。您是怎么想起来办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医学生。我常常听到老医生对病人的家属说，回去吧。什么好吃就闹点什么吃。病人家属就乖乖地把病人推走了。我说，为什么不把他们留下来试一试呢？

老医生说，医生医生，是只医得生而管不了死的。他们已经没有医治的价值了。做什么都要有价值，识别出什么病人有价值，什么病人没有价值，是医生经验的象征。年轻人，你慢慢摸索。我说，那他们怎么办？那些已经没有医治价值可是还活着的人？老医生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人类的一个死角。后来我的经验渐渐丰富了，我非常希望自己把他们忘掉，医生的基本训练之一，就是让自己的心灵逐渐粗糙。可是随着我见过的死亡越多，我越发现死亡是那样的不平等。我私下里做过一个调查，你知道人一般是死在哪里？“

“不知道。医院里吧？”我没有多大把握地说。

“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说。可是严酷的数字说明，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死在医院洁白的病床上，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或是高干。一直到死，都有人服侍他们。普通的老人就没有这番待遇了。三分之一的死在急救车里，家里的人发现他们不行了，赶快往医院运，铁皮的救护车就成了最后的归宿。还有三分之一的老人死在家里。可以说，假如你是一个平民？

你多半是在没有医疗保护的情景下寂寞地死去。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作为中国人，我们画得不圆。“院长忧郁地注视着我，那目光分明是为我将来的死亡之地惋惜。

“所以您就创办了这所医院？”我避开她悲天悯人的视线。

“是的。很难。租房子，添设备，招人手……”

“这里一共有多少人？”我问。

“你是说工作人员吗？”

“不是。我是说，这里一共住过多少病人？”

“几百人。”她说，“我们建院的时间还不长，今年会达到1000人。”

“所有的病人都……死了吗？”我说。

“是的。绝大多数的病人都去了。我们医院的平均住院时间是13.7天。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

“知道。就是说您这里的病人，基本上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全部死亡。”我说。

“您理解得很正确。他们全都去了。”院长看着苍凉的天空。今天天气不好，有极细小的雪花趴上她的发丝。

“我们到病房里看看吧。”她说。我跟在她身后，向低矮的平房走去。在临推开病房门的一刹那，她停顿了一下，回头望了望我。我脸上神色很泰然。多年行医的磨练，我不怕死人不怕鲜血不怕粪便不怕丑陋。

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深吸一口气，好象人们要潜进深水时那样。毕竟我知道门里的那个世界和我们不大一样。

阴阳界。

生命象一只旧钩子，悬挂着我们的躯体。从我们降生的那一瞬起，钩子就在时间的峭壁上承受重量。你的钩子结实不结实？不知道。随着我们身心的渐渐膨胀，那个钩子象受了热的塑料渐渐抻长。当然，一般说来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不会戛然断裂。但它的韧度被岁月磨损，当灰尘的重量越积越多的时候，终有一天，那钩子象水龙头口一粒将滴未滴的水珠，缩出颈子般的窄处。

钩子就要断裂了。

房间里摆着两张床，通常医院的模样。床上是空的。我想院长不可能随时随地掌握病床的周转，她误把我领进一间空屋。

就在我礼貌地准备退出的时候，我发现那床上其实是有人的。

我的心理上，已经预备了他们的瘦，但现实仍然令我震骇。

他们比骷髅还干瘪。骷髅是洗练而洁白的，棱角分明。他们连这种力度也没有，完全是枯萎的雪片。床单细碎的折纹，就是他们躯体的轮廓了。枕头上是一只空罐头盒，青灰色地塌陷着。有一些不很显著的洞穴点缀其上，我在其中两颗平行的洞里，看到绝望和平和的星光。

“您叫什么名字？”我问。

没有人回答。

“多大岁数了？”

“得的是什么病啊？”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锲而不舍地询问，一律没有回答。屋子里很暖和，强悍的气流冲击着暖气管的内壁？

啪啪作响。

“他们不会回答你的。世界在他们心中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待上路。

到远方去。“院长说。

也许是看我太急于和这些人交谈，在另一间病房里，院长代我发问。

“你们觉得好吗？”

“我84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一位老太太瘪着嘴说。

“大夫常来，护士也常来。那些闺女叫我老祖。不用叫老祖，叫老太就行。都好，可就是不去。不去就拖累人。早去就好。”她看着院长说，一副充满表现欲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她床头的诊断牌。老年性痴呆。

“这几句话并不痴呆啊？很逻辑，很完整。”我轻声对院长说。

“老人们也很要强。他们象小孩似的，要在生人面前表现表现。刚才这几句话，把她一天的精气神都耗竭了，咱们走后，得昏睡一整天。她还记得我是院长，一个劲地说医生护士的好话。挺可爱的。”

“您是说，她在痴呆之中，还记得讨好别人？”我说。

“是啊。这很正常。她一生都是个小人物，她知道小人物该怎么过活。别的都忘了，这个不会忘。她到最后一口气都还记着自己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院长说。

我们一间间屋子走过去，濒死的人是那么地相似。极端瘦弱，极端淡漠。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快速衰老。

回到办公室，院长说：“你不是问我有没有活着出去的人吗？我想起来了，有一个的……”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一个瘦瘦的男子走进来。他华贵的变色镜由于屋内昏暗的光线逐渐变得清澈透明，更显出脸色的苍白。

他张了张嘴，没有出声。象一个剜去了肉的河蚌，干燥地敞着唇。

院长回答说：“没有，还没有。”

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走进来，问同样的话。院长都有同样的答案使他转身出去。相似的过程使院长先不好意思，抢先说。

“可是，到底还要多长时间？”小伙子问。好象空气中有一条鞭子抽了他的脸，脸稀薄的红了。

“不知道。你明白这不是天气预报。就是天气预报也常常搞错，在预报晴天的时候下雨。”院长鸟瞰着这个已不算年轻的年轻人。成天接触的都是垂垂老矣之人，院长觉得自己足有几百岁了。她比所有的人都要老，比那些将要死去的人老，比他们的子女更要老上几辈。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没有人比你们更有经验的了。”年轻人固执地说。他平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院长知道这种人一旦开始说了，他就会问个水落石出。

“是的。我们是比一般的医院有些经验，但它毕竟不是定律。生孩子是有规律的，比如月份减三加七。但死没有。你母亲的各项生命指征都正常。就是说，她虽然是架旧马车了，可还在缓缓地运行。等着吧。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等待。”院长很体谅面前的年轻人。当家属把他们的亲人送到临终关怀医院来以后，院长就觉得同他们有一种亲属关系。

“等到什么时候？”小伙子急切地问。

“等她的精神突然好起来。眼睛会象涂了油似的发亮，说话充满感情。假如你的母亲是个文化人，还会有诗意。她会突然说她想吃某种东西，嗅觉突出得好，会听见很遥远的声音……到这种时候，就快了。依我们无数次的经验，从那时候起，大约还有一天的时间。”院长谆谆告诫。

“那就是……”小伙子思索。

“是的，那就是回光返照。”“可是我刚看了。她昏昏沉沉的，好象完全失去了知觉我叫她，摇她，她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把睫毛闪了一下。”小伙子失望地说。

“那是她在同你打招呼。别埋怨她，她只有这么多的劲，全使出来，只能动一动睫毛你记住我的话，将来你老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提眼皮的那块股肉，距大脑最近又最轻巧。它是人类随意活动最后的屏障。”院长解释。

“院长。不要同我说我老了以后的事情，我不愿意听这个。我会老，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在老还没有到来之前，让我们抓紧时机干点事。既然我们都会摊上那个结局，没有必要说来说去。我们的道德总是太注意结局而忽视过程。我还没有向您介绍过我自己……”年轻人激动起来。

“我认识你，你不是21床的儿子吗？”院长道。

“我是博士。在英语里博士和医生是一个词，可我不是医生是博士，是我的母亲把我培养成博士的。我马上要到德国去学习，这也是我母亲清醒时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这是我的护照、签证，喏，还有一星期以后飞往法兰克福的机票……”小伙子把一大摊东西铺在桌面上，棕色的护照象一大块巧克力饼，斜插其中。

院长不由自主地向后躲闪了半步。东西太杂乱，要是碰掉一星半点，说不清。

院长办公室的桌子很破旧，侧面都喷着税务局的字样。税务局如今都是鸟枪换炮的机构，淘汰下的桌椅就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了临终关怀医院。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只要了十元钱，哪里找！

当时，院长买下桌子以后，悠闲地在古老的桥墩底下和菜农讨价还价。在买了一把新鲜的小白菜之后，她走上桥头。

大妈！封凉台不？贴壁纸不？打家具不？

桥畔的小工麋集过来，手里扬着光洁的木板。

不打家具。光修。还油。干不？院长说。

这是个苦活。看这半老太太的模样，家里一定不宽裕，手头不会太大方。

小工们想着，渐渐散去。只剩下一个小木匠，刚刚进城，没人雇他就得干掏饭钱。他说，我油，我也能修。

小木匠油得桌面浓淡不匀，象村姑搽的胭脂。在一块浓郁的褐黄处。躺着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的钥匙链，上面只有一把钥匙了。

“快收起来。我相信你的飞机票是真的。别丢了。”院长说。

“可是因为我的母亲，我迟迟不能动身。从秋天到冬天，我一次一次推迟了行期。再推下去，法兰克福就要取消我的资格。”小伙子忧愁地说。

院长频频地点着头。这并不说明她赞成你，只是证明她很注意地听。

“你们能否帮助我？”小伙子恳切地说。

“我们当然很愿意帮助你。关于你母亲的后事……你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没有。我是独子，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那么单位也行。”

“没有单位，我母亲是家庭妇女。”

“我是说你的单位。”

“我的单位？因为出国的事，我已经同我的单位闹翻了。我是不打算回来了。”

“那么就朋友吧。虽说这种事不太好办，但我们一定大力协助你。你请你要好的朋友来一下，同我们取得联系。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地飞走了。你母亲的后事，我们和你的朋友一起操办。我们会尽心尽意地去做。你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把整个过程拍成录像，给你捎去。一定象你在场一样肃穆隆重。”院长设身处地地说。

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依旧眉头紧锁：“我相信你们，但这件事不能这样办。

我是独子，母亲含辛茹苦将我拉扯大，假如我不能亲自给她老人家送终，我的心灵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悔恨无穷。这一辈子。坎我拿哪一国的绿卡，成了哪一国的华裔，我的灵魂都会不安。骨子里我永远是一个中国人，有一套中国人的神经系统。我辛劳一生的母亲应该有一个善终，她只能在我的怀里死去。其它任何一种死法我都不能接受。“

见多识广的院长糊涂了：“可是那该怎么办？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是不做安乐死的。”

曾经有一家子女把患皮肤癌的老父亲送到医院后，对院长说：“人就交给你们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医护人员顾不得说别的，先把人搀到床上去。一走动，癌被触醒了？鲜血顺着老人的裤腿灌满了两只鞋。他的肢体象蜂窝一般烂着，腐败的气息把他周围几十平方米的地域熏得象停尸房。

“大夫，让他早点去了得了。他也省得受罪了。为他好，也为大伙好。大热的天，您看苍蝇可劲地往这院里飞，红头绿头的直打架。跟您商量商量，让他安乐了得了。”儿子边给院长递冰激凌边说。

院长说：“你们的意见我可以理解。我的这所医院是唯一不以延长病人生命为宗旨的医疗机构。但是我没法满足你们的要求，因为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假如实行了安乐死我们说不清。”

一个外国同行的故事让院长痛心疾首。

一个美丽的女人得了不治之症。治疗只是延长她受苦的时间，治疗本身更加得她的痛苦。

我实在是受不了。医生。从我患病以来，我求过您多少次，但这是我最后一次求您了？我不能让我的所有感官，都成为储藏痛苦的容器。我不愿意生命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医学的威力。我的生命现时对我已毫无意义，它只是病的跑马场。我的意志已经走到尽头。

我除了消耗别人的精力与财富以外，唯一的用处就是感受痛苦。经过郑重的考虑，我恳求帮助我，结束生命。

那位医生冷静地说，女士，您刚才谈论的问题，应该去问您的丈夫。作为您的保键医生，我只能告诉您，您对病的了解和预后判断，都是正确的。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现在我需要的是您的帮助。病人瘦骨嶙峋的手指抠住医生，传达出毅力。

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帮助您了。

那是以前。我说的是现在。请您帮助我结束自己的生命。您知道，我是一个多么胆小的人啊！

您是说，要我帮助你杀死自己？

我不需要您亲手来做这件事。这也许会在我的身后给您带来麻烦。你只请求您告诉我应当怎样做。它最好简单实用，像电子计算器的按键一样。只消轻轻一弹，一切就结束了您知道，我是一个懦弱的女人。虽然决心已下，但我怕自己在最后的关头会手忙脚乱。我的意志不会动摇，但我的手指可能会发抖。所以，那装置力求百发百中。

还有最后一条……

女病人突然显出羞怯，说，假如您觉得我的要求太过分了，可以拒绝。就这我已感激不尽。那就是您帮我选择的死亡方式最好不要使我很丑陋。

女士，您让我想一想。这个问题很突然……我钦佩您的勇气和智慧。它其实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但这一切，需要手续。

我现在很清醒，完全是我的自由选择。但是您说得很对，我和我的丈夫将写出书面文件。在最后的时刻，我指的是那个时候……女病人望着远方，好象那里翱翔着一只鹰。

医生微颔首，表示他明白。

我的丈夫会在场的。我们笃爱一生，他不会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走开的。谢谢您了，医生！我们会衷心表达这种感情，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物质上。这是您为我做得最后也是最好的治疗。

我不是为了钱才决定帮助你的。女士。我敬佩的是您的勇气。

医生做了一个精巧的装置，类似儿童玩的弹弓。它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只要轻轻一揿就会有一支锋得而强劲的针头射进皮肤。它携带着剧毒药液，可在几秒钟内致人死地。

女士和她的丈夫选定了一个吉日。那是一个明媚的春天的傍晚，空气中浮动着毛茸茸的拨人打喷嚏的花粉气息。曝晒过一天的大地蒸腾着湿润的岚气，白桦林显出幽蓝的色泽。

医生和丈夫随着女人走。他们不知道她要到什么地方去。无论她到什么地方，他们都只能跟随。

就这里吧。女人如释重负地说。她的肌体已经十分虚弱，还要留有足够的劲道操纵小弹弓。

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斜倾的阳光象金色的绶带披在林间的木椅上，白桦树干象刚出海的刀鱼，闪着银白鳞光。嫩叶象羽毛似的摇曳着，仿佛要脱离柔韧的树枝飞升。

医生突然想丢掉他的小弹弓。让我们再试一试好吗？一切都重新开始。他满怀希望地说。

女人轻快地微笑了。她说，当第一次把这里当做最后的安息地时，我也动摇了。决心象方糖似的融化了。但是，夜间频频发作的剧痛提醒了我。我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只服从病魔。不要再无望地延宕下去，趁一切还来得及。我现在还有力量为自己划一个圆圆的句号，挣一个体面的死。我按照自己的意志完成了一生，我是胜利者。好了，开始吧，我挚爱的人们。

她吻了她丈夫，吻了她的医生。

她对丈夫说，原来我是想让你坐在我的身边，陪我走到尽头。可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让我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切。你们俩往东方去吧，那个角落里生长着美丽的孔雀杉。你们可以静静地欣赏它绿云一般的枝叶。五分钟以后你们就可以回来了。是吧？医生？您说过这么长时间就足够了。

她天真地望着医生。

是的。足够了。医生干巴巴地说。

再见了！不，我应该说，永别了！女人优雅地挥了挥手。

两个男人象伐去树冠的木桩，动也不动。

喔，请你们走吧。我已经感觉到冷了。再呆下去，我会感冒的。女人说。是的。她会感冒的，感冒还会转成肺炎。她的体质很不好，这是一定的。所以要快，我们走吧。医生拉起痴迷状态的男子，男子梦魇似的跟着他向东方走去。

才走了几步，医生又回过头来。

还要打搅您一下，非常对不起。我有点不放心，关于那个弹弓。假如您操作的不完美对您还是对我，都是一种尴尬。请原谅，您当着我的面再演习一遍。

女士顺从地拿出小弹弓。它象一只温和的小宠物，蜷在女人的手心。医生换掉注满毒液的针头，放上一枚空针。然后说，请试试。

女士伸出自己骨瘦如柴的左前臂，那里布满芗注射的针孔，疤痕累累象一段蛇蜕。只有肘窝正中还有铜钱大的一块皮肤，保持着少妇应有的光泽。

那里有一根救命的血管。医院的护士们都有意识地为病人保留一截光滑的静脉，好象母亲为穷孩子藏起最后一块钱币，留着山穷水尽时用。

女人把针头对准这块未遭过荼毒的皮肉，果决地按下开关。针头在刚离开弹弓架的时候，笔直向上。女人吓得闭了一下眼睛。但她马上就睁开了，很不好意思。就是射中眼睛敢没什么了不起，剩下一只眼睛足够干这件事的。针头在盘旋了一个美丽的弧形之后潇洒下滑，象流星撕破空气，稳稳地戳中女人的胳膊。

不很痛，对吗？我在我自己身上也试过的。感觉很好，是吗？医生很耐心地问。

是的。很好。只有一点轻微的疼，好象被牛虻叮了一下。女士说，她有些焦急，从树叶间隙，看到太阳迅速下滑，接近地平线的一端已经模糊。

我不得不请你们走了。很抱歉。她说。

祝晚安。这是她的丈夫说的唯一的话。

两个男人踏着厚厚的腐叶向东方走支。影子象黑色的路标引着他们。

他们没有回头。不知是怕自己失了勇气还是怕那女人失了勇气。

等一等！突然传来女人尖锐的叫喊。接着是踢踢踏踏的跑步声。

你不要跑。我们就到你那里去。让我们回家！她的丈夫热泪盈眶。

医生也被感动了。他发誓，永远也不给病人帮这样的忙了。

他们和女人面对面地站着。女人的脸由于奔跑，现出娇艳的绯红。

她剧烈地喘息，许久才平静下来。面对医生，她说，我再问您一遍，您一定要如实地回答我。

我一定如实地回答您，以上帝的名义。医生说。

我要问的是……过一会儿，我……会不会很可怕？特别是我的脸……女人目光炯炯地盯着医生。

不会。什么都不会改变。一切都和现在一样，特别是您的脸，气色很好，一切都将保持住。那将是一种凝固。医生冷静地说。

那太好了！快！请你们快走！我感觉到我脸上的血正在往脖子里回流，红色就快保持不住了。我需要这份健康的颜色。她说着用双手托着自己的下巴，以为能够阻止血液的倾泻。

男人们义无反顾地走了。他们看到了孔雀杉，绿色的羽翼遮没了半个天空。

时间到了。医生说。

再等一会儿吧。万一……我不能忍受。丈夫说。

你应该相信我。相信科学。医生率先踏响了去冬留下的黄叶。

女士很优雅地侧卧在林间的木椅上，脸上留存着永远不去的绯红。

……您的例子不是很好吗？皮肤癌患者的儿子把冰激凌倒了一下手，由于院长迟迟不接，粘稠的奶液流淌下来。

是的。对病人和对家属都不是一件坏事，可是对医生负不了这责任。不要说在我们这个死亡教育很不发达的国家，没有立法，谁也不敢实施。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外国医生，后来也被州法院传讯。最后以谋杀罪和制造杀人武器罪被逮捕……所以关于安乐死的问题我们无法讨论。院长说。

我们可以到公证处去。说明一切都是我们的选择，同医院无关。怎么样？这样还不可以吗？你们还要怎么样呢？你们要我们熬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皮肤癌的儿子焦躁起来。

我很同情你。可是我不能。医院不能这第做。院长舔舔干燥的嘴唇。她每天要同病人的家属说无数的话。在最后的日子里，家属同医生说的话，远比同他们垂危的亲人多得多。　？日言百句，其气自伤。院长回到家里，很少说话。就象厨师在自己家里，只吃最简单的饭菜。

你们做医生的，把人治活没什么本事，把人治死还不容易？找点抑制呼吸抑制心跳的药面泡在滴瓶里，不就什么事都了结了吗？皮肤癌的儿子很内行地说。

这种内行激怒了院长，或者说是潜伏在这种内行后面的冷酷。安乐死未尝不可，但它由这样一位打扮过于精细挥着淋沥水激凌的年轻人，如此轻描淡写地说出来，她为那奄奄一息的老人叹息。

她的病人都已经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发言权。她要为他们说句公道话。

“既然你知道得这么清楚，又不用负法律责任，你把你老父亲拉回家去就是了，所有的操作你都可以在家里完成，又何必送到我们这里来！”院长没好气地说。

冰激凌化了。

“您这是什么话？我哪能那么残忍？那我的后半辈子还有好日子过吗？我父亲死在家里，还是叫我一手给安乐的？！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想让他早点去了，可我自己不能干这事。我的手上不能沾着我父亲的血。既然你们医院这么不肯帮忙，咱们就熬着吧。快有出头的日子了。”衣冠楚楚的年轻人甩了甩手上的奶油汤，叹了一口气。

院长也叹了一口气。不能说皮肤癌的儿子讲的毫无道理。但有道的事，不一定现在就能做。亲属不敢做，医院也不敢做。安乐死需要群体意识，当群体还没有用法律的形式把规则固定下来，做了就是犯规。

我们的民族忌讳死亡。华夏大地虽不出产鸵鸟，但我们秉承了这种动物的精神。帝王将相们寻找长生不死之药，以为可以逃脱自然法则。小小百姓有许多言语禁忌，他们天真地认为不谈死亡，死亡就会扭过脸，给我们一个光滑的后背，人们把无数天然的动植物和矿物混淆在一起，用神秘的火加以熔炼。人们以为无法忍受的高温会把天地间的精华焊接在一块，咽到肚里，就可与日月同辉（且不说日月也有崩溃的一天）。我们崇尚“福禄寿”三星，以为这是人生成就的最高境界。革命了，人们不再谈“禄”。“禄”现在叫勤务员或是公务员，你不能在门上贴个倒“禄”字，以求在新的一年加官进爵，不断进步。至于“福”，最是众说纷纭的词，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条对“福”的注解。说不清的事，就不要去说它了。惟有这个“寿”简单明了，国际通用的试题衡标准。只要活得久远，那便是福祉，是一个人德行的明证。象一匹没有缩过水的白布，一眼就看出长短。

我们曾炼出那么多有用无用的仙丹，我们正繁衍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人群。可是我们还没有学会正视死亡。我们的老人象外国女人似的不谈年龄，好象净王爷是个多情的骑士，而且弱智，极好糊弄。

在这种夹缝中诞生的中国临终关怀医院，像老式挂钟的吊摆，忽而倾向濒危的去者，忽而倾向疲惫的生人。多一番摇摆的艰难。

那个小伙子用手绢揩着手上的冰激凌汤失望地走了，这个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又来了。

院长迷惘地看着他。他已明确得知医院不做安乐死的操作。

“院长，您不必紧张。我今天是特意来向您道谢的。在我母亲最后的日子里，你们给了她温馨。她虽然不会说话了，但我看得出她挺满意。我是她一手抚养大的，我读得懂她每一个眼神。”小伙子实心实意地说。

“现在我要把妈妈接走。”

“为什么？”院长很惊异，“她会死的。把她从病床上挪下来，再搬到救护车上，抬来抬去，与病人极不相宜，她会……”院长突然噤了声。

法兰克福的小伙子镇静地看着她。

院长明白了。儿子需要母亲的那个结局。而且要快，越快越好。距那架飞机起飞的时间，对于火化一具尸体，操办一场象模象样的丧礼来说，并不宽裕。

大家相对无言。

“小伙子，我还要提醒你。当然老人家可能会在这场搬迁中停止呼吸，这是最理想不过的结局了。可是万一呐？万一你的母亲挺过了这场折腾，回到家里还是咽不完这口气，你马上又要出国，谁来照料她最后的时光？死亡就象一片摇摇欲坠的树叶，也许下一阵风就会飘落，也许会悬挂到第二年春天。人死是一难，活着不容易，死也不容易。请三思而行。”院长苦口婆心。

“谢谢您。您为我想得可真周到。是啊，要真那样，就好了。可您说得也对，要不利索，变成您后来讲的那样，就更难办了。我不能把我妈接回家，那算怎么回事？家里摆个死人，老婆孩子还不吓晕？实话跟您说吧，我给我妈联系了一家医院，民办的……”

“小伙子，把你妈接走，是你的自由。接家去，我没的可说。有的老人就爱死在家里？

这也是中国人的习俗。但要是接到别的医院里去，不是我当院长的老王卖瓜，要说临终服务，我们这里是周到的。民办医院收费高，治疗也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条件比较差。你再全面考虑。“医院床位很紧，等着住院的打破头，院长是设身处地为他想。

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垂下头来。他在想什么？

院长说：“你还有什么特殊的难处，尽管说。只要力所能及，我们将全力以赴。”她此刻已不单考虑一个老人的去留，而是怎样把医院办得更好。

“主要是他们所能提供的服务你们没有。”小伙子为难地说。

假如他说出别的理由出院，院长什么话也不会说。住院有些象银行，进出自便。但这句话刺激了院长的职业自尊。

“没有什么服务项目是民办医院能做到而我们不能做到的。”院长很矜持地说。

“真的。有。”小伙子不很情愿但是很肯定地说。

“没有。他们能做到的我们都可以做到。你详细说说。”院长有几分冒火。

……

没有回答。小伙子沉默。听得见远处病房轻声呜咽，又一位老人去了。

“说啊！”院长不耐烦了。

“我不说。”小伙子终于开口，“我不想说。”

院长火了：“你刚才还说感谢我们，这么一件小事都藏着掖着！就看在我们为你妈端屎端尿的份上，你也该说！”

“你是不是想你妈反正也这样了，再说什么也没大的意义了？别这么想，是人都得死你给我们提了好的建议，以后的老人们就会舒适些。就请看在将要死去的人面上，你告诉我实话。”院长热忱地恳求。

“我不想说。”小伙子阴沉着脸。

“你这个人太不象话啦！我要偷你吗？我要抢你吗？为病人服务的事，又不是专利，有什么不可说？行了，你走吧，快到你的法兰克福或是外国的其它什么地方去吧。你人还没走，就变得这么不通情达理。我不希罕你说了。你前脚把病人转走，我后脚就能打听出他们使的办法。”院长气愤地说。

事情往往一发火就有了转机。

“院长，我之所以不说的原因不是对您。是对我自己的。”小伙子艰难地说。

“说吧。”

“那家医院已同意将我母亲安置在一间没有暖气的房间里，拔掉在这里维持了几个月的鼻饲管。而且停用一切维持药物，氧气也掐断……；这样，据他们估计，我母亲在一两天内就可以……走了。”法兰克福的小伙子不看院长，对着墙壁说。

他的话说得很理智，漠然中渗出残酷。但他越往后说，语调越被一种潜在的哭泣所分割。“这样，我就可以在母亲身边尽完最后的孝道，无怨无悔地踏上奔赴异国的道路。我将把母亲滚烫的骨灰带在身边，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母亲都永远同我在一起了。她会保佑我，关照我，我一生永不孤单。从此，我的灵魂同母亲的灵魂在一起，永不分离。”

院长瞠目结舌。她觉得自己也算个高级知识份子了，真不明白这个儿子！要说他不肖吧，他服侍老母到今天，此刻眼里还闪着莹莹水光。要说他孝，竟打算把自己的亲生母亲活活冻死！饿死！

院长背对着法兰克福的小伙子，从抽屉里拿出一瓶药，说：“我本是从来不帮病人做这种事的。拿去，这虽是普通的镇静药，给你的妈妈服上几粒。她也能毫无痛苦地永远睡去。比你那办法要人道得多。”

小伙子惊恐地叫起工业区：“不！不！我不要！我怎能亲手给我的妈妈吃这种东西？？那样，我的心灵将一辈子不得安宁。我的妈妈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死去，而那个时间正是由于我给她吃了某种东西，这个结论会使我痛苦万分。我的灵魂将终生在有愧于母亲的阴影里徘徊。我不能做这件事！”

医护人员象摘渔网似的从她身上取下各种导管。揪下氧气的时候，她的呼吸顿时窘促她长期生活在氧气的保护下，其实同正常人已不在一个地球。那是几亿年以前的地球。树木葱茏恐龙出没，氧气比现在要多的多。她知道这是转院的需要，就坚强地隐忍着。几乎没有一个病人能从这所医院里活着出去，她是多么的幸福啊。

“我好了……会来看你们……”这是法兰克福小伙子的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整个告别过程，院长没有出百。她抱着双臂从窗户看着这一切。她觉得自己没出息，当这么多年的白衣天使，还那么容易动感情。她在想，小伙子不怕他妈妈的死，那么，他绝不是装出来的恐惧，究竟是怕什么呢？

他怕的是天命。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他哪怕在外国得了诺贝尔奖，他也畏天命。

在中国人的骨髓里，觉得人是不能操纵自己的生命的。冥冥中有一只手，那是天的意志。天要你活，你不得不活。天要你死，你非死不可。儿子可以把母亲往死路上推，但他不敢清晰明确地对那个时刻负起责任。他不怕母亲，他怕的是天。代天行道，天就会怨你僭越了名份，惩罚于你。

既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又要顺乎天意。难啊！不孝儿女们！

我与院长交谈着，进来一位穿淡紫色工作服的女孩。我知道这是护工的装束。护工就是护理员，临终关怀医院里最脏最累的活由她们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