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从自我分析到梦的解析 .2

对于以往的各种观念，弗洛伊德始终都采取谨慎的研究和分析态度。只要在这些观点中包含有一点的科学精神，弗洛伊德就给予密切的注意。

例如，弗洛伊德对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梦的研究成果就十分重视。他说：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作品中就曾提及梦。当时他已认为梦是心理的问题：它并非得自神论，而是一种“精神过剩”的产物。他所谓的“精神过剩”，意指梦并非超自然的显灵，而是仍然受到人类精神活动本身的法则的控制。

弗洛伊德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赞赏并非偶然。因为亚里士多德尽管没有明确指出梦的真正本质，但他至少排除了关于梦的“超自然”本质的谬沦，而把梦径直归结为人类精神活动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甚至试图从人的肉体感官的特殊感受中寻找梦的内容的来源。这在公元前五世纪来说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弗洛伊德发现，在他以前，人们确实不很重视对梦的观象进行考察，以致使他感到从原始时代起，到十九世纪为止，在对于梦的解释的问题上，反科学的、宗教迷信的观念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他深怀感慨地说：“这种原始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对梦的看法，迄今为止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一般守旧者对梦的评价，他们深信梦与超自然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一切梦均来自他们所信仰的鬼神发出的启示，并因此断言超自然的鬼神对梦者有特别的作用，梦是预卜他们的未来命运的。”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对形形色色的关于梦的看法的历史性探讨，使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即人们对梦的解释乃是他们本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弗洛伊德说：

科学问世以前对梦的观念，当然是由古人本身对宇宙整体的观念所酝酿而成的。……因此，古代哲学家们对梦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们个人对一般事物的看法。

弗洛伊德还看到，人们对梦的看法又反过来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正如他所说：“史前时期原始人类有关梦的观念，均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整个宇宙和灵魂的看法。”

使弗洛伊德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当近代科学有了相应的长足进步的时候，那些反科学的迷信观念仍然充斥社会，而那些自称是“有学问”的哲学家们也竟为这些荒谬观念呐喊。

我们由此看到，推动弗洛伊德研究梦的思想动力是他对种种反科学的宗教迷信观念的厌恶。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从不相信鬼神和超自然的力量。而这个物质世界的内在规律性是可以认识清楚的。即使是无形的人类心里活动，也可以在人的机体内找出其内在

的客观根源。梦，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或虚幻的现象，它是人体内的复杂精神活动的一个特殊表现，其根源和人的其余精神活动一样，是在心理世界的潜意识深处；而这种潜意识，既不是灵魂的“显现”，又不是人体之外的“上帝”的“启示”，而是人类早年实践活动的浓缩品和沉淀物，不论从个人或人类种族发展系列而言，归根到底，它都是实践的产物。

这就表明，弗洛伊德研究梦的活动，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广阔前景，使梦和整个人类心理的研究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并具有深远的意义。

由于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活动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资料准备，所以，从一八九七年秋到一八九八年二月底以前，弗洛伊德顺利地完成了《梦的解析》的前几章的写作。弗洛伊德在谈到这段写作过程时说：“看起来这一部分还很不错。它使我比预期的更深入到心理学中去，我所增益的部分是属于哲学方面的。”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以前，他终于完成了《梦的解析》的第一部分。显然，这一部分是在经历深思熟虑和长期准备之后，一气呵成写出的。弗洛伊德自豪地说，“无疑地这是写得最好的一部分”。

三月十日，弗洛伊德对未来要写的部分进行反复思索。他说：“对我来说，愿望之实现这个学说，只给我们心理学的解答，却没给我们生物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解答。”他所指的“形而上学的解答”，指的是不久以前已经提出来的关于意识的内在构成的学说。弗洛伊德说：“依我看，就生物学观点而言，梦完全是从人的史前时代（即一至三岁）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这个地方也正是潜意识的发源地，亦即是精神神经病病源的唯一出处。而这一时期往往是正常人毫无记忆的部分。这和歇斯底里症相雷同。于是我拟就一个公式——在幼儿时期所见者，可以产生将来的梦；所听者，可以产生将来的幻觉；而所经验到的性事，则产生将来的精神性神经病。人类重复幼儿时期的经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愿望的实现。近期新起的愿望，只有和那时期的事物有相关连时（或者是那时期的愿望的演化物，或者和那时期的愿望融合为一），才会造成梦。”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在写作时的那种无时不在钻研的、奔驰般的心灵。弗洛伊德和任何一个有刻苦钻研和谦虚精神的真正科学家一样，深知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解答，不管多么精采、多么深刻，都不能看作到达此点后似乎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有关的问题了。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去推敲已得的结论，找出它的不足之处，引出另一个考验该项解答的新问题来。

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宣称已经完成该书的第三部分，即有关梦的结构部分。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弗洛伊德停下该书的写作，而着手写有关一般心理学的论文。奇怪的是，他从心理学的写作中，发现从变态心理学得来的研究成果，比从梦里得来的，还要有助益。显然，他在写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时，遇到了麻烦。所以，他停顿了一段时间，而且，由于这本书涉及到了他个人及其家庭的许多私人生活和个人心理的内幕，所以，他似乎躇踌不前，不打算将它们公诸于世。

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九日，他在一封信中说，他试图分辨梦的本质和歇斯底里的症状，因为两者同样都是实现愿望的改装。他的结论是在梦里只有被压抑的愿望存在，而在歇斯底里的症状中，则是被压抑的愿望及其压抑物之间的妥协。在这里，他首次使用“自罚”作为例子来说明后者。这件事以后不久，他才在”责罚的梦”中，发现梦中也有那种妥协的存在。

在五月二十八日前，弗洛伊德又突然以“没有特别的理由”，重新燃起对写作《梦的解析》一书的热情，并决定将它出版，还表示要在七月底之前一切就绪付梓。他说：“我想，所有的借故推托都是没有用的，我这个大发现可能是唯一能使我有钱活下去的支持物。我可不能把它占为己有，而去挨饿。”

大体说来，这本有关梦的著作写得相当好。有一次，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问他哪些是他最喜爱的作品。他从书架上拿出《梦的解析》与《性学三论》来，说：“我希望这一本书（指《性学三论》）能因为大家都接受这个学说而很快就过时。但是，那一本书就得流传很久一些。”接着，他又笑着补充说：“我的命运似乎注定要发现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例如孩子有性感触这件事，每一个保姆都是知道的；而夜梦和白日梦一样，它代表愿望的实现这件事，原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梦的解析》的出版，就象一把火炬一样照亮了人类心理生活的深穴，揭示了许多隐藏在心理深层的奥秘。它不但为人类潜意识的学说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而且也建立了探讨这个远比人类意识更对实际行为产生巨大影响的潜意识的新里程碑。此外，这本书还包含了许多对文学、神话、教育等领域有启示性的新观点，触发了许多作家、艺术家的灵感。

这本书所涉及的面很广泛，几乎可以说，它是包罗万象的。它的主题——对梦的研究是以无比精辟的科学方法展示出来的，它的推理是遵循着严谨的逻辑的，所以，它的

结论，自出版之日起，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的。其中只有极少数的结论作了部分的修改和补充。这在科学史上也是很少有的。

《梦的解析》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只有最后一章，即讨论梦的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的第七章，给弗洛伊德带来很大的困难。这是总结性的、理论性很高的部分，因此，不但在写的过程中最吃力，而且对读者来说，也许是最晦涩、最难懂的部分，但它却是该书的精华所在。弗洛伊德在写这一部分以前，本来就先存畏惧，不过写作上了轨道，他就写得很快。他说“象做梦似的”，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于九月上旬完成了。

当弗洛伊德把全书写完，把稿子送去付印时，仿佛是和他身体的某一部分分离似的，怅然若失。六个月之后，他曾在信上说。每当他遇到烦闷不乐的时光，每想到身后留下了这本书，他也就感到心安理得了。

最后一次校稿完成后，他在十月二十七日之前给弗莱斯寄了一份校稿样本。那本书实际上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四日出版的。但出版商故意在封面上注明一九零零年出版。扉页上的题辞是录自魏吉尔写的《艾乃伊特漂泊咏》叙事诗第七卷第三百一十二行的诗句——“假如我不能上撼天堂，我将下震地狱”。这句话显然是指受压抑作用的人的命运而言的。弗洛伊德早在三年前，就想以此作为他计划中要写的论歇斯底里心理学的书中某一章的题目。

这本书发行了六百本，却花了八年才卖完。前两个星期只卖了一百多本。弗洛伊德一共只收到了约二百多美元的稿费。

这本书出版十八个月之后，弗洛伊德在信上说，没有一本科学性期刊提到这本书。只有非学术性杂志在少数地方提到了它。可见，这本书完全被人们忽视了。六个星期之后，《维也纳时报》发表了一篇最愚笨、最恶毒的评论。作者是维也纳柏格剧场前任经理柏克哈特，这位作者自己不学无术，却诬蔑此书“毫无价值”。这个评论判决了该书在维也纳的销路。按着，在一九零零年三月三日的《环顾》和三月十日的《维也纳外侨报》上分别刊登对该书的评论文章。六个月之后，《柏林日报》发表了一篇赞许性文章。接着，《白天报》又发表一篇好评。所有这些，就是该书出版后头一、两年内在舆论界的反应。当时，在柏林有弗莱斯的大力宣传，但仍然不起作用。

弗洛伊德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该书所遭受到的反应。他说，有一位精神科助理医生根本没有念过《梦的解析》就写了一本书来反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这个人就是后来的雷曼教授。这位雷曼教授后来还对学生说，弗洛伊德写这本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

直到一九二七年，弗莱堡的霍赫才在他的《做梦的自我》一书中，把弗洛伊德有关梦的学说加以总结，并把它和关于恶梦的学说一起放在《梦的奥秘》一章里，还说：“那本有名的释梦名著竟然印在厨房破纸上。”

《梦的解析》一书出版以后，销路一直不好。科学史上很少有象它那样的著名著作而遭受到这样的厄运。一直到十年以后，弗洛伊德的这本书才受到重视。弗洛伊德有生之年，这本书出版了八次。最后一版是在一九二九年。

在这些年中，这本书一直没有作重大的修改，每次不同的版本只是增加说明和注释，以及增加一些讨论性的问题。

这本书的第一次外国文译本是一九一三年的英文版和俄文版，接着就是一九二二年的西班牙文版，一九二六年的法文版，一九二七年的瑞典文版，一九三零年的日文版，一九三四年的匈牙利文版，以及一九三八年的捷克文版。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是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作。依据弗洛伊德总结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既然人的精神活动的原始基础是意识背后的“潜意识”、那么，在睡眠中，即在人们停止自觉的意识活动时所发生的梦的活动，就恰恰是潜意识的最生动、最典型、最纯粹、最真实的表演。在人的精神活动中，除了精神病患者的神经病发作以外，大概再也找不到比梦的活动更有利的条件，能如此生动和如此典型地观察“潜意识”的直接表演。所以，任何一个想要深入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人，任何一个想要掌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精华的人，都不能不看《梦的解析》这本书。

由于不理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由于对人类精神活动缺乏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由于社会上的种族歧视的偏见和反科学的落后势力的干扰，在弗洛伊德生活的那个时代，弗洛伊德对于梦的研究成果遭到了不公正的冷遇。当有人知道弗洛伊德正着手分析梦的时候，甚至有人讥笑弗洛伊德“走上迷途”。所有这些，恰恰证明弗洛伊德是一个敢于独创、蔑视传统、忠实于真理的科学工作者。他不是看风使舵、迎合“时髦”的伪君子。在他看来，只要是科学真理，纵然是未有前人开拓的、充满荆棘的荒野，纵然会被人耻笑，也要勇往直前地探索。

现在，我们集中地介绍弗洛伊德从梦的解析中创立出来的“自由联想法”。这是弗洛伊德在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理论体系后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独特方法，它实际上也是梦的解析的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副产品之一。

过去，在弗洛伊德的治疗中，对于病人往往是采取催促，鼓励的方法。后来，弗洛

伊德发现这种方法对于双方的压力太大了。而且，根据精神分析学的基本观点，旧的方法也不符合人的潜意识活动的规律。弗洛伊德很快地改用新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他不再催促病人对某一个指定的题目说些什么，相反地，他要患者尽量放松身体与神经，进入所谓的“自由联想”状态。换句话说，他要病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给予任何思路的限制或指引。病人必须把他自己感受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直说出来，不能屈服于自己的判断而把自认为不够重要、或所谓毫无意义的事情弃置一旁。

经过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把因“阻抗”而隐蔽起来的东西带回到意识界来。

其实，所谓自由联想并不是绝对的自由。病人的心智活动虽然没有被引导到一个特定目标上，但他却仍在精神分析状态的影响之下。所以，我们应假定患者的精神状态是处于医生的控制之中。患者面对医生的分析和控制，必然产生精神上的“阻抗”现象。他们对再现过去被压抑下去的材料所具有的抗性，可由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第一种方式是严厉的反抗。须知，正是为了对付这种情形，才发明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所以，对于这种严厉的反抗不应大惊小怪。第二种方式是其原有的抗性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使压抑着的材料不直接浮现出来，而以相近似的事情暗喻出来；而且抗力越大，病人所报告出来的联想代用物和分析者所探索的真相之间的差别就越大。一个能泰然自若的分析家，当他倾听病人的联想流的时候，对病人所提供的资料，能依其提出之两种可能性而进行不同的运用：假如病人的抗性很轻微，他可以很容易地从病人的暗喻中，推论出病人潜意识里的材料、内容；假如病人抗力强些，那么和主题之间的距离也远些，但这时也同样可以从病人的联想中认出其特性。总之，认清病人的抗力，是克服病人抗力的第一要诀。所以，精神分析的工作实际上与解说的艺术有关。要成功地运用解说的艺术，就需要机智和不断的训练。要达到这个地步并不困难，自由联想法优越于以往各种方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的省力，最主要的是它能给病人承受最低限度的压力。它可以永远不失去与现实界的联系，不忽略神经质疾病的结构中的任何因素，而且不让任何东西因分析者的主观期望而产生干扰作用。它完全让病人自己去决定整个分析的过程及其材料的配置。与催眠法和催促法不同，使用自由联想法可以使具有连系性的材料，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同时间内和不同的地点上重现。所以，在一个旁观者看来（虽然这个旁观者在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自由联想法的这种自我分析过程及其治疗作用可能是难于理解的。

自由联想法的另一长处就是可以永远不间断地进行。从理论上看，假如不对它的特性加以限制，它总是可以找到联想的对象，不致产生中断。不过，在实际上，也可能会有个别病人，曾在治疗中出现有规则的中断现象。但是，这种特殊的病例并不妨碍对该病例的说明。

自由联想法也叫分析法，即精神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自由联想的过程中，由于精神活动得到彻底的解放（相对于原来受约束而言），精神活动中的各种因素都可以得到真正自由的流出。而在这样的自由流出过程中，由于排除了外来的干扰，就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净化过程，即出现精神活动的纯粹状态。所谓净化或纯粹状态，就是排除了一切外来因素，恢复了精神活动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它就是它，是真正的自身。在这样的纯净状态中，精神活动中的各种因素呈现且自动地分离出来。从而，在自由联想过程中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状态——构成精神活动的一切因素（原始的、再生的、分化的、重合的、走向复杂化的、走向简单化以致逐步消失的）都统统呈现出来了。因此，自由联想法又象筛子一样，筛出了精神活动中原来混合在一起的各种混乱因素，使我们看出了它们的原来模样。不仅如此，这个筛于还具有自动调节的作用，它的筛孔并不是一个尺寸、一样大小的，而是可因对象的不同而改变自己的尺寸。因而，它可以把精神活动混合体中的任何大小的“因子”，都顺利地流筛下来。正因为这样，自由联想法所展示的心理现象表面上很混乱，似乎毫无规律、毫无逻辑性，但实际上，它恰恰反映出精神活动本身的最原始的状态及其内在的构成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联想法就是一种分析法，就是精神分析的典型应用。

弗洛伊德在应用上述分析法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治疗过程中，无须医生的力量，在病人与分析者之间，就可以产生一种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有、而只有在这种治疗过程中才能有的强烈的感情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面的，而且可能处于爱与恨这两种感情之间的一系列的任何一点上。弗洛伊德把这种感情关系称为病人的感情“转移”。我们在谈到催眠法的时候，曾谈到这种“转移”的现象，现在，在应用自由联想法时，弗洛伊德对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弗洛伊德指出，这种转移很快就取代了病人心中的原来的求治的愿望。只要这种转移够真切、够热烈，病人就会受制于医生的影响，并使这种作用成为左右精神分析要务

的枢纽。

这种转移，对于一个不愿尊重客观的精神活动规律的医生来说，可能会被认为是反常现象，或甚至是令人讨厌的现象。但是，对弗洛伊德来说，这种转移的发生恰恰表明精神分析法的效应。因为它表明了精神分析已把患者精神活动的真实过程疏导出来了。只要医生头脑清醒，自始至终有驾驭病人的能力，并保持乐观，就可以借此引导出病人心中受积压的各种精神因素，使之在这个缺口中宣泄出来。

如果医生不能驾驭事态的发展，惊慌失措，这种转移就会变成影响或妨碍治疗的消极因素。弗洛伊德说，当这种转移变成为一种爱意，或转变成一种恨意以后，它又成为抗性的主要工具，而可能麻痹病人的联想的力量，因而就会妨碍治疗的成功。但是，如果想规避这种作用，也是枉然之举。因为精神分析本身必然会导致感情转移，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对于转移，要认识到它是精神分析导出来的。所谓导出，并不是造出。前者是本来就存在，只因多种原因，隐蔽下来，精神分析解除了阻碍它出现的帷幕或阻力，它就自然而然地流出。而所谓“造出”，是指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而被生产出来。正因为这样，弗洛伊德明确地说：“应用精神分析而无转移现象，那是不可能的事。但不能因此认为转移是精神分析的产品，或没有精神分析就没有转移。实际上，是因为实行精神分析，才把转移现象揭露出来、分离出来。转移是人类心理生活中极普遍的一种现象，它可以决定所有医学影响力的成功与否，而且在每一个人与其人为的环境的关系中，占有极显著的地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它和催眠家所说的‘暗示感应性’一样，是一种动力因素。暗示感应性是催眠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而其不可预期的表现使涤清法遭遇许多的困难。同样地，当病人已不再有这种感情转移的倾向，或已转移到完全相反的方向去，如导致早期性痴呆或妄想狂等，那么，想以心理学方法去影响病人也是不可能的了。”（见弗洛伊德《自传》）

由此可见，精神分析法与别的精神治疗法都应用“暗示”或“转移”作为自己的工具。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对于精神分析法来说，应用暗示或转移，只是引发病人去做一件心灵上的思考工作，让他随意地思索，以克服他的转移抗力。这种思考工作，关系到他的精神状态的命运。在进行精神分析时，分析者要让病人感觉到转移的发生，要主动告诉病人：在他的转移态度中，正显示他再次经验到他在儿童退行期内自己与最早爱慕的对象之间的感情关系。要用这种说服来安慰病人，解除他的顾虑。

如果医生能真正地按这些要求去驾驭“转移”，它就可以从抗性的最强武器，一变而成为精神治疗的最佳工具。

当然，对“转移”的处理，乃是精神分析术中最难掌握的一环。只有认真地观察，有最好的忍耐，又有机敏的态度，才能抓住要领，加以实施。

弗洛伊德已经基本上把握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内在规律，而这些内在规律恰恰就是在整个的梦的解析过程中总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