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2月8日我由香港飞抵纽约。新闻记者和侨胞在机场欢迎的很多，美国国务院也派专员迎接。我驻美大使顾维钧和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也在机场迎接，并由顾大使担任传译，我即向新闻界宣布此行全系就医性质，一俟身体复原，便当束装返国。随即乘车入纽约城，并专程到唐人街答谢留美华侨欢迎的盛意。
同时即住入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检查胃疾。该院系世界最佳医院之一，主治医师都系世界权威。检查结果，发现我十二指肠发炎，亟待割治，我便留院医治。时国务院忽派专人前来邀请我即赴华府一行。主治医师闻讯，认为就我病情而论，非先行开刀不可做任何活动。不久，院方即为我施手术割治十二指肠。该院设备既佳，主治医师又系名手，经过情形十分良好，精神恢复甚速。
此消息为美国国务院所知，国务卿艾奇逊君乃又着人送来一函，约我往华府一行，好和杜鲁门总统面商今后中美关系。该函原文如下：
总统先生阁下：
欣闻贵体于动手术之后日趋康复，迅速复原，早庆勿药，实所至祷。如贵恙痊可后，有意来华府一行，余深盼能有此荣幸，为贵我两国之相互利益，拜晤阁下一叙也。
艾奇逊
不过我在来美之前，对美国已经绝望，今大陆已全部失守，曲突徙薪，为时已晚，故对美国政府的邀请，早不感兴趣，加以我仍在病中，不宜远行。因请甘介侯君缮复一函，告以遵医嘱，俟身体完全复原后，再来华府拜候。
1950年1月间，我身体已大致复原，然接国内报告，大陆已全部失守，国府迁往台湾，蒋先生因我在美未表示意见，未便贸然复职，但他已是事实上的独裁者。
白崇禧所部数十万人在广西被中共全部消灭，兵团司令张淦、鲁道源等，悉数战败被俘。数十年来驰骋疆场、所向披靡的第七军及第四集团军旧部，至此可说已片甲不存。
白崇禧只身飞往海南岛，和退往海南岛的粤籍将领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会商防守海南岛的计划。此时海南岛的守军仅两万余人，然残余海军尚有不少舰只，空军亦仍完整，中共海军、空军皆缺，一时想渡海攻占海南岛尚非易易。政府如坚守琼、台二岛，苦撑待变，则反攻大陆的机会远比台湾一岛为大。
无奈守海南岛非蒋先生的心愿。因为他的着重点仍在美援，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七千五百万援华款项。蒋先生务必造成一事实，使美国不援华则已，援华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台湾又是蒋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所以他训令海南岛守军全部撤往台湾。中共未发一矢，便扬长渡海将海南岛占领。
在这种局面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之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逆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个人牺牲不足惜，然对国脉民命究有何补？
但是我也深深知道，蒋先生在未能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对我还存有投鼠忌器的戒心。因为当时美国舆论界以及美国民主党政府对蒋已感绝望。”蒋介石“三字，成为中国政府贪污、无能、独裁、专制的代名词。蒋介石政权早为中国人民所唾弃。而我本人自竞选副总统那时起，尚薄负时誉。中国人民痛恨蒋政权统治的，多寄我以无穷的希望。我本人因而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民主改革“的象征。因此欧美友邦同情中国的人民，对我均极具同情与好感。我就任代总统后，美国朝野对我所受背后的挟制，亦殊感不平。
所以蒋先生对我这位民主象征，在未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必不敢加以毁灭。再者，蒋先生现在虽掌握了实权，而我仍身肩国家的名器。如果国内人民、海外侨胞，以及友邦舆论界与友邦政府，能予我以有力的支持，我未始不可把台湾建成一民主政治的示范区。这便是我当时的心境，也可说是万分绝望中的一分希望，我要为这一分希望努力到底。因为国家、民族既以一国元首的名器托之于我，我一息尚存，即不能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这就是我病愈以后，在美勾留所努力的方向！
叙述至此，我且将甘介侯博士于1949年夏初奉我之命来美从事外交活动的经过，作一简略的叙述，作为叙述我自己与美国杜鲁门总统及国务院往还的注脚。
我派甘介侯来美的最初动机，是由于驻美大使顾维钧的玩忽法统。顾大使当时对政府完全采敷衍态度，一切活动完全受命于蒋先生。政府如将其撤职，渠必抗不从命。如在国家将亡之际，还要在海外演一幕大使抗命的丑剧，未免太不成话了。所以政府为顾全大局，不加撤换，而另派甘介侯为总统的私人代表，与美国政府直接交涉。
介侯抵美后即分别与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巡回大使杰塞普、国防部部长约翰逊等人晤谈。杜鲁门总统对援华所存的疑虑，即南京失守后，中国政府是否能在华南立脚的问题。杰塞普个人对介侯极友善，曾两度约介侯到其乔治镇私寓用晚餐。但杰君显然对国民政府已绝望，而对与中共建交已有腹案。他竟坦白告诉甘君说：”今日吾人如继续援华，必将引起中国人民的敌视。“
证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言行，美国似已有承认中共政权的趋向。
不过当时国务院内几位实际负责人，如副国务卿罗斯克、助理国务卿向德华、中国司司长泼鲁斯、中国司副司长弗里曼等则对援华尚未完全绝望。他们只表示中国军民已无继续作战的意志，如要提高民心士气，中国政府一定要改弦更张，改弦更张的第一项步骤便是蒋先生必须在幕后撒手，蒋一日不撒手，则美援必如往日一般堕入蒋集团的私囊。蒋如一日不放手，则美援一日不应继续。
9月初旬，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莱竟在参院公开宣称：”蒋介石已自其人民之前私逃至台湾，并席卷价值一亿三千八百万元原非其个人所有的黄金入其私囊。此项财产为中国政府所有，彼竟窃据之。若辈何不先用此一亿三千八百万元，然后再乞请吾人予以援手乎？“
然参院终于在康莱参议员主持之下，在9月中通过新援华法案七千五百万元，以济中国军民之急。此项援助由杜鲁门总统作全权支配，不以中国政府为唯一对象，凡中国地方武力抗共有效的，皆在援助之列。蒋先生侦知此事，所以非一心一意把我在两广撑持的局面拆垮不可。他首把胡琏调走，继要刘安琪迟迟不行，大庾岭天险不守，两广遂彻底为共军占领。到了大陆全部失守，蒋先生又放弃海南岛，使美援非送至台湾不可。
蒋先生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但其使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1949年以后，美国本想撇开蒋介石另行支持新兴的力量，而蒋先生却有本事玩美国政客于股掌之上，使美国讨厌他却仍不得不支持他那独裁反动的政权。在这方面，美国人的笨拙和蒋先生的厉害，恰成一尖锐的对比。
我因和蒋先生共事数十年，对蒋先生的手法领教太多，所以他一举一动的用意何在，我均洞若观火。蒋之所以能每策皆售，固然是他的本事，同时也是国民党内开明分子的力量太小。稍有改革举动，蒋先生渗透、离间、威胁、利诱各种毒计一时俱来，必将其连根拔除而后已。如有一种革新的运动真正有力量、有方案、坚持到底，蒋先生未必就能一意孤行于天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便是一个例子。
至于台湾，我知道美国今后必继续予以援助。蒋先生在台湾既已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他今后在台湾的横行霸道，独裁专制，将十倍于大陆之时。如此，大陆有中共的专制，台湾有蒋氏的独裁，则中山先生的遗教与民主政治的宏观，在中国将永无施行的一日。
吾人醉心于民主改革，非至绝无可为，不愿眼看国脉民命如斯而放弃奋斗。所以我在1950年2月间病愈之后，即拟应杜鲁门总统之约，赴华府听听美国人对我们的意见。然后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台湾去，领导同胞，将台湾建成一个民主政治的示范区，使其不致变成如今日的贪官污吏、反动政客的逋逃薮。
杜鲁门总统如果真正是中国的友人，关心民主政治在中国今后的推行，他一定会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来，在经济方面全力支持我，让我团结海内外中国民主人士，回台湾去着手改革，使蒋氏投鼠忌器，不敢过分阻扰。这便是我接受杜鲁门总统的邀请的主要动机。
2月下旬，甘介侯奉我之命去华府回拜艾奇逊，并接洽我和杜鲁门总统会见的安排。艾奇逊当即预备请帖，不过他认为既是两国元首晤面，在外交礼节上，似应通过大使馆。介侯乃往访顾大使，孰知顾维钧竟推托说，现值林肯及华盛顿诞辰，美国各机关都很忙，晤面时间应安排得晚一点才好。不数日，顾氏竟以度假为名，飞往迈阿密去了。
顾氏去后，艾奇逊遂直接和介侯接洽。由杜鲁门发出请柬，约我于3月2日至白宫用午餐。艾奇逊在电话内问介侯，请帖内是否应包括顾大使，介侯转以问我。我说，请他把顾维钧也包括在内。事情便这样决定了。
在此期间，顾维钧当然把全部经过报告了台北。3月1日，蒋先生便撕破面皮，正式”复职“了。当晚我便收到他的电报说，由于环境的需要，他已于3月1日复任总统，希望我以副总统的身份做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云云。
蒋先生的”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不过站在国家法统的立场上，我不能不通电斥其荒谬。按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今蒋先生复任总统是根据哪一条宪法呢？本来，与蒋先生往还，还有什么法统可谈？不过我的职位既受之于宪法，并非与蒋介石私相授受而来，蒋氏的”复职“，在法统上说便是”篡僭“。我至少亦应作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我与杜鲁门的会面并未因蒋的”复职“而变化，杜氏给我的信函仍称”总统先生“。有好奇的新闻记者问杜鲁门对我如何称呼，杜说：”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他对蒋介石如何称呼，杜说：”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
3月2日我自纽约乘车抵华府，随即赴杜氏宴客的白赖尔庄午餐。顾维钧闻讯，也临时飞回华府。在初次会面介绍礼节上，顾维钧承蒋意旨，企图以”副总统“一词作介，为国务院执事者所否定。顾氏始被迫改用”代总统“为介绍词。
杜鲁门请客用的是一张圆桌。我坐于杜鲁门与艾奇逊之间，甘介侯坐于杜之左，美国防部部长约翰逊与顾维钧则坐于对面。杜氏致欢迎词后，按外交礼节，应请顾大使翻译，然杜氏一反常例，却请介侯翻译，终席未与顾氏交一言。
我在席上，除对历年来美国援华表示感谢外，并对共产党胜利我方失败的因素作一番分析，兼论我们今后反攻大陆的策略，以及我个人对促进中国政府民主化的方针。杜氏细心倾听，不时以手轻轻击桌说：”总统先生，你这分析深刻极了。“或是：”对极了！“他有时未听明白，还请介侯重译一遍，以表示他在留心地听。杜氏所说是出于他的真心，或仅是外交辞令，我不得而知。我只觉得我有说出来的义务，好让一位与我国荣辱相关的友邦元首知道我们政府当局的真正意见。
饭后，杜鲁门领我至餐室隔壁的客厅休息。这客厅之外尚有一小客厅。杜氏引着我边走边谈，竟穿过大客厅走向小客厅。这时，跟在我们后面的艾奇逊突然拉顾维钧在大客厅坐下，介侯原拟随之坐下，约翰逊连忙推介侯的背，要他随我与杜鲁门至小客厅，他自己则与艾、顾二人同在大客厅坐下了。
在小客厅内，杜鲁门和我倾谈很久。他说他是一切都了解，只是来日方长，劝我务必暂时忍耐，并与他保持接触。我知道杜鲁门已决定应付现实环境，别的也就不必谈了。
自杜鲁门处辞出后，我们一行暂赴大使馆休息。此时新闻记者数十人齐集于大使馆客室内采访消息。美国前驻法大使，后与中国官僚厮混极熟的美国政客蒲立德亦豁然出现。他在众记者之前，举手大骂甘介侯。无非是说，蒋总统已复职，甘介侯不应介绍李将军以总统身份与杜鲁门总统相见云云。
大使馆内有一小职员李干，与介侯是同学，是在中国购料委员会中当一名低级秘书，也居然当众指摘介侯荒唐，怒脉贲张，像煞有介事。
介侯亦不甘示弱，首问蒲立德：”两国元首会晤，干卿何事，要你到中国大使馆来大声疾呼？“再骂李干说：”足下位不过小秘书，你有何职责在大庭广众中提出抗议？“
我把介侯叫进来说：”算了，算了。他们既不是向我抗议，更不是骂你，他们是做给蒋介石的特务看的，好去报功！“
蒲立德此人，与所谓”中国说客团“秘密勾当极多。他这番表演从蒋介石的美金户头下分得多少，我不得而知。不过这位姓李的表演之后，官运就亨通起来了。他由一名无关紧要的小职员，旦夕之间便被提升为国际银行协会中国董事，年薪两万五千元，一直做了十年，到1960年才被免职。为着这个远景，也难为他怒脉贲张地表演一番了。
国家一日没亡尽，便一日仍有寡廉鲜耻的分子在继续钻营。这就是蒋介石统治中国三十年所养成的风气啊！
结 论
我自一九四九年岁暮因胃病来纽约诊治，在纽约城郊乡居已十余年。因不谙英语，平时和当地居民极少往还。日常除阅读书报和偶有友好得暇来访之外，闲居无事，对我国三十余年来的变乱和个人所参预的军国大事，曾不时作冷静的深思及客观的分析。对个人说，固不无”退思补过“的功用；对国事说，以个人的经验与观察，对将来当国者也未始不可作刍盏的贡献。余妻郭德洁女士每每劝我撰写回忆录，以为后世国人留一部可信的史料。
一九五八年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克尔克博士、该校远东学院院长幸尔勃博士也分别来函，以此相劝，并云在幸尔勃、何淬廉两教授所主持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为保存当代史料，极愿襄赞其成。我本人既早有此心愿，复承世界第一流学府之约，因欣然承诺。该校旋派研究员唐德刚博士前来助理撰述，中、英文稿同时并举。我口述后，由唐笔录，整理成篇，然后再就有关史料，详加核订，再经我复核认可后，视为定稿。英文译稿则就中文原稿，略加删节。三年以还，已积稿盈笥。原稿凡七十余章，约五十余万言。虽仍觉言有未尽，然数十年来我个人所参预国事的要节，以及我个人生平事迹的大略，于斯篇已可见其梗概。兹于篇末，再缀数言，以为结论。
（一）
回忆我少年时代，正值满清衰敝，国内仁人志士群起力图匡救之时。当时立宪维新和驱满革命两派人士，均朝气勃勃。人尽忘其小我，为挽救国族而奋斗。照常理推论，辛亥革命已告成功，民国应可立臻富强，孰知辛亥以后，朝气顿失。昔日慷慨悲歌、舍身为国的志士，往往于旦夕之间即变为暮气沉沉的政客，甚至为拥兵殃民的军阀。那时我本人正是少年，目击此种变易，失望之余，便深觉革命大业开创固属艰难，守成亦至不易。
辛亥以后，我国在军阀统治之下，凡十余年，即以广西而论，陆荣廷的十年统治，虽无赫赫之功，然亦无大过的可言。因其人出身草莽，尚具自知之明，不特对士大夫甚为尊重，对传统道德规律也颇知敬畏，不敢过分越轨。可惜所受教育有限，思想陈腐，无法与时代前进，至为时代所遗弃。然就我个人所目击之事，以陆荣廷的治绩与后来蒋先生标榜革命的省政相较，则陆氏实颇有足多者。今日回思，能不令人浩然叹息！
在陆氏及其他军阀被翦除后，广西各界在我和黄绍兹竑、白崇禧等共同领导之下，毅然加入国民党，促成两广合作，奠定国民政府的基础。当时革命势力的膨胀，固不能不归功于中山先生”联俄容共“与改组国民党的大计，然促成北伐军的早日问鼎中原，统一中国，我们领导桂籍同志，不计利害，拥护国民政府光明磊落的作风，实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我们一腔热血，绝未想到最后竟演成”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惨痛局面。
此种不幸结果的形成，今日回思，实由两大因素所养成。因国民党改组后，一意”以俄为师“，实行一党专政，使人治重于法治。而中央领导分子则拳拳以扩张个人权力为目的，致酿成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明争暗斗之局，终使全党分裂，党权无法统一。另一原因则为国、共两党部分同志的左倾幼稚病所促起。当时在革命大后方，工会、农会领导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不法行为层出不穷，造成社会上的大恐慌，此实为促成国民党”清党“的主因。”清党“以后，党内派系原可捐弃成见，团结一致，为国民革命而奋斗，不幸手拥重兵又善用权术的蒋先生不此之图，反而乘机扩大党内派系的斗争，以便从中渔利，遂使国民党的声誉一落千丈，造成军事独裁、政治腐化的局面。
北伐完成后，蒋先生如气度恢宏，为政以德，以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建国事业，则堰武修文，并非难事。无奈蒋氏无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诛锄功臣、消灭异己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连祸结，内战之惨甚于军阀时代。不论贤与不肖，俱被卷入漩涡，甚至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以拒敌图存为职志，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会正义沉沦无遗。本为吊民伐罪的革命军，转瞬竟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民国十九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相持不下时，张学良受蒋的利诱率其奉军入关参战，终以东北防务空虚而引起”九·一八“事变。东北四省沦陷于旦夕之间。虽满族的颟顸，与北洋军阀的无知，其所招致的外侮也不若蒋氏主政中枢时之甚。
蒋先生经此惨痛的教训，如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督率治下各省，厉行如我辈在广西的兴革，号召全国军民抵抗外侮，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无奈蒋氏不此之图，反而挟寇自重，对日寇坚持不抵抗主义，对共军则围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统治的省区内坐大。迨共产党武装已发展至不可侮，蒋先生又私心自用，以剿共灭赤之战，作消灭异己军队的安排，终使星星之火，成其燎原之势而不可收拾。
到芦沟桥事变起后，全国激于义愤，一致团结，拥护以蒋先生为首的中央，即陕北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亦不例外，形成民国以来空前未有的大团结。中央当局如于此时乘势一变其以往褊私狭隘的作风，化人治为法治，纳中华民国政府于正轨，”抗战“、”建国“双管齐下，则日本一旦投降，我国便可以崭新局面出而为四强之一，作安定世界的柱石。无奈蒋氏及其小集团，把持中央，其褊狭贪污的作风竟变本加厉。政府仿独裁政体的恶例，而无独裁政体的效能。上下交征利，政风军纪败坏达于极点。抗战胜利变接收为”劫收“。腐化颓风弥漫全国。直至民怨沸腾而不知悔，终为中共所乘，数百万大军一败涂地。谁实为之，孰令致之，今日痛定思痛，能不感慨系之。
（二）
以上所述固为近数十年来中国变乱的主因，然国际因素自亦不容忽视。满清的覆亡和革命的兴起，原为东西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民国成立后十余年的纷乱，帝国主义者从中作祟亦为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英、日两国在中国横行无忌，中山先生始被迫而联俄容共。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完成，与夫革命军北伐初期的胜利，主要的外在原因实为苏联的全力协助。无奈斯大林胸襟狭隘，违背列宁扶助弱小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遗教，故其对华援助，以义始而以利终。北伐军尚在中途，第三国际即决议支持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结果引起国共的纠纷而使国民革命流产。嗣后数十年的纷争因之而起。中国人民固遭其殃，于苏联又有何益？
回看日本。两千年来日本虽未向中国正式称臣，然明治以前日本立国精神多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实无可置辩，何期日本一朝西化，即步西方帝国主义的后尘，对文化母国竟有吞象之心。结果战败乞降，蒙数千年未有的奇耻大辱。此固日本军阀咎由自取，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实为对任何残余帝国主义者的教训。因人类生而平等，民族自觉尤为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不幸二次大战后，仍有少数反动集团昧于时势，继续做其种族优越、弱肉强食等旧帝国主义的残梦。如今日法国少数反动军人仍欲维持其奴役非洲的特权，又如南非联邦和澳洲政府仍迷恋其自杀的种族歧视政策，将来终必自取其祸。我本人痴生七十年，为中国革命运动重要的一员亦垂三十年。北伐之役，我们以数万之众，不旋踵便自镇南关打到山海关，抗日之役，我们以最落后的装备陷数百万现代化的日军于泥淖之中，终至无条件投降。此非我辈革命党人生有三头六臂，只因革命浪潮为不可阻遏的历史力量而已。嗣后中共的席卷大陆，其趋势亦复如此。我本人亲历此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凡数十年，深知其势不可遏。任何反动力量，试樱其锋，必遭摧毁，深愿今后国家的秉政者能三复斯言。
（三）
次说美国。二次大战后，美国实为影响中国国运最大的友邦。近百年殖民运动中，美国亦为对外劣迹最少而对内最为物阜民丰的西方大国。然美国在二次大战前却为一自了汉，渠有安定世界和平的力量，然未能负起对世界和平的义务。一九三一年沈阳事变时，如美国振臂一呼，以后来联合国对付北韩的方式对日，则”满洲国“断不致成立。日本侵华如因此受阻，则嗣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亦必有所顾虑，则第二次大战或可避免。邱吉尔说，第二次大战为不必要的战争，观此岂不信然？
二次大战结束，美国以古道热肠的态度，遣马歇尔专使调解国共之争。然美国政府固不知中国问题症结所在，因而调解结果治丝益棼。到国共纠纷至无法和平解决时，美国竟一反常态，全盘撤手不问。白官智囊以国民党中央少数当权派的腐化无能，竟误以为国民党内全无开明可为的势力，足以挽狂澜于既倒。艾奇逊见不及此，直至捉襟见肘不知何所措其手足之时，竟以”等尘埃落定“为遁词。
试即就美国利益立场来说，乘混水始可摸大鱼！如何能”等尘埃落定“？若就中美两国之间利害相关的立场来说，我们阖室大乱、尘土飞扬之时，也正是我们需要友人帮同澄清之时。试看今日中国，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请问艾奇逊先生，于美国究有何益？
今日东南亚乃至南美各国的局势正亦步亦趋走向二次大战后中国的局面，而美国的对策则仍因袭昔日的窠臼，举凡一切号称反共的国家，不论良窳，美国悉加援助。因而美国所支持的往往为各该国表面上似乎最反共，而本质上却为最反动、失民心的政权。此无异为共产党制造温床。至治丝益棼，此种政权无法支持时，则美国又不加检讨，率尔撒手作壁上观，徒呼奈何。长此以往，我们将坐视共产党势力的”解放“全人类了。
再就最近发生的西藏问题来说，美国朝野为僧恶中共，竟抹煞客观真理，认定西藏非中国的一部，并以中共对西藏的改革措施为侵略行为。须知远在隋、唐时代，中国政府即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千余年来即西藏土着亦未尝否认。近百年来英国觊觎西藏，然亦未敢否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事实。民国以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藏族为中华民族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更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朝野为厌恶中共，便歪曲史实，硬欲将西藏划出中国版图，其幼稚无知，岂不可笑？
再者，中、印疆界不清，有史已然。尼赫鲁忽提出中国侵略之说，而又不愿与中共谈判划界，其用意似不在疆界之争，真正动机或有对内对外两重作用。因印度民族衰老，共产潜力尤大。此时提出中共侵略口号，对内足以打击印共，提高民族精神，转为建国图强的精神力量。对外则无非藉反共的幌子，以骗取美援。美国扶日反共已有先例，印度正可乘机效尤。聪明政客如尼赫鲁者，明知中共目前对内致力于建设，对外争取友邦，并无心亦无力侵略任何国家，故敢虚放誉报，混淆视听。如中共真有侵略行为，则尼赫鲁可能反要作睦邻的活动了。美国朝野不明斯义，竟帮同摇旗呐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对于反共实无益而有损，宜三思之。
（四）
最后拟对祖国国、共两党现阶段政权略作分析：
大陆上的中共政权，十年以来已渐趋稳定。惟中共急于工业化，及实现共产社会理想，不无躁进之嫌。然中共十余年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战出现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
至于台湾，十余年来，蒋先生小朝廷内的一切作风似仍沿袭大陆时代的恶习而无甚改进。按常理说，蒋先生痛定思痛，应有一番新作风。辛亥革命时，中山先生曾有意划崇明岛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实验区“。蒋先生统治中国三十年，未能在大陆实行三民主义，今日在台湾已做到党政军清一色的局面，理应发挥理想，把台湾治成一”三民主义的实验区“，才可与中共在政治体制上唱对台戏。但是蒋先生十余年来的独裁作风，且有甚于大陆时代。如此而犹欺人自欺，动辄以”反攻大陆“作宣传，岂不可笑。一种政治宣传，如果连自已都欺骗不了，如何能欺骗世人呢？
但是台湾问题今日必须解决。因台湾问题已成世界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环。直接影响世界裁军问题，乃至有导致中共与美国直接冲突的可能。是以台湾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一日有变成世界火药库的危险。但是今日国共双方已不可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蒋先生既无力反攻，况他用兵还要受中美协防条约的约束。中共虽高唱”武力解放台湾’，但内战停止已久，中共纵能越过美国第七舰队而进攻台湾，恐亦得不到中国人民的谅解。所以台湾问题的解决，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政治解决台湾问题，则不外以下三种方式：
（一）联合国暂时托管；
（二）成立独立政府；
（三）按现状继续拖下去。
这三种方式中，第一、二两种国、共双方都不能接受。因据最近史家考证，远在殷商时代，台湾即为中国人所发现。隋、唐以后，中国即开始向台湾移民，晚而益盛。明末，荷兰人虽一度作短期的占领，但不久即为郑成功所驱逐。成功且踞台作反清复明的英勇斗争，虽以众寡不敌而失败，而台湾一岛却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上的永远纪念碑。清末甲午战后，台湾割归日本凡五十年。然珍珠港变起，中国对日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失效，按照国际公法，台湾遂复还于中国。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更经同盟国领袖正式承认。故台湾绝无独立的法律依据，任何中国人自皆不愿接受。因此前述第一、二两种方式均不会实现，则维持现状，势在不免。但台湾局势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严重问题，对中国固不利，于友邦亦无益。按情理言，美国尤其不愿拖。因中共视台湾问题的不解决，便等于中共政权的未完全统一。在其国力日盛之后，万一中共有原子弹出现，渠可能和美国赌国运，冒世界大战的危险，和美国摊牌。中共和美国之争，韩战即是先例。苏联以华制美，正可一石两鸟，全力支持中共对美作“局部的战争”。在此情况下，美国如不愿为保持台湾而赌其国运，则台湾问题便要急转直下了。
今后解决台湾问题之道，在我个人看来，可有甲、乙两案可循：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成为纯摔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我想蒋先生已逾七十高年，一生饱经忧患，至愿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想蒋先生亦不致河汉斯言。
我退休海外，不问世事已十余年。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的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五）
总之，今日中国，乃至任何国家内的严重纠纷，都为世界问题的一部。而世界局势的变动对各该国国内问题亦有严重的影响。任何国家今后决不能再孤立于世界。人类文明今已进入太空时代，太空船环绕地球一周，费时不足两小时，世界已无形缩小。将来国界消灭，举世界书同文，而车同轨，当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不幸今日文明社会仍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所困扰而不能自拔，而第三种的民主社会主义依违两者之间又无法抬头。如因此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双方各以原子武器相对抗，则人类数千年文明或将从此斩绝。不过，就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及其与之俱来的殖民主义经数百年的演变，今已日趋没落。因资本主义制度对内每易发生无法解决的阶级问题，对外则难免趋向扩张主义。时至今日，由于此两项问题的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已至日暮途穷之境。
社会主义的兴起原由于资本主义的没落。其初时最动听的口号即为对内解决阶级问题，对外扶持弱小民族的独立以阻遏殖民主义。何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社会主义国家均逐渐形成极权政治，剥削人民基本自由。因此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反为保有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引为反共的口实。两大相持，是非不分，致使中立小国茫然不知何所取舍。
然今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虽剑拔弩张，真正诉诸武力，目前似无此可能。战既不能，则和平共存，作政治、经济建设的竞赛，似为必然的趋势。试看近代世界各国建设史迹，凡以社会主义方式，以暴力从事社会主义与经济改革的，其牺牲至大，而收效极速；其以民主资本主义方式改革的则反是，而且往往远水不能救近火。中共与印度即为一最明显的对照。再者，在和平共存世局之中，落后国家因人民教育有限，生活水准极低，民主政治乃至民族资本主义均不易实现。勉强试行，若非流为武人专政，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以及今日的阿拉伯、巴基斯坦、南韩各国，即为共产极权。以故第二次大战后，民主集团的失势即在此等落后国家之间。
不过近世科学昌明，工业化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准与教育程度都在日渐提高之中。到人类生活水准普遍提高之后，其要求自由的呼声必随之高涨。极权主义的不能持久，民主政治的日益普遍，实为必然的趋势。而资本主义经济蜕变的趋向社会化，英、美近代历史中亦昭然若揭。以故今后极权政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蜕变而殊途同归，亦为必然的结果。为调剂二者的优劣，我国孙中山先生首已阐明此义。二次大战后英国工党亦试行其制。两者功效虽均未大着，然就近年来世界政治制度演变的推测，民主社会主义终必大行于世界，盖可断言。我国先哲于两千余年前即有“大同”的理想。今后世界政体演变的终点，我亦将视其为国界消灭，种族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后之读者，重读吾书于大同实现之时，亦将有感于斯文！
附录：李宗仁声明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亲爱的同胞们：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当飞抵北京机场之际，又受到热烈的欢迎，内心感动，尤难自已。谨借此先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由衷恳切的谢意，并述个人愿望和感触以告国人。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其次，我深愿以留美十多年所得的感受，寄语留台国民党同志。这些年来，美国表面上以“反共”为名，实际上乃进行着一系列反华、反世界人民的肮脏勾当，企图孤立中国，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特别自约翰逊主政以后，更变本加厉，扩大侵越战争，甚欲借此挑起一场跟中国人的战争。此举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同声谴责，也遭到了其国内各界知名正义人士不断反对和抨击。此种情况，为美国立国以来所仅见。
我尤欲寄语留在台湾的国民党同志者，多年以来，美国必欲据台湾为己有，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台湾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绝不容许美国霸占。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美国插手。吾党同志继承孙中山先生爱国反帝的革命遗教，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两度合作的光荣历史。当此美帝国主义亟欲谋我之际，何忍引寇自重，为敌张目，甘为民族罪人，国家蟊贼。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最后，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人士也应该坚决走爱国反帝的道路。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祖国早已宣布“爱国一家，不分先后”和“来去自由”的政策，此次我以待罪之身，也能获致宽大的待遇，就是一项具体证明。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
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并望能在祖国颐养天年，于愿已足，别无他求。谨布荩忱，敬祈垂察。
（原载196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
一、《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后记
唐德刚
一、李宗仁的历史地位
李宗仁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数的国家领袖。他的出身是满清末年落后的广西农村里一个诚实忠厚的牧童。他是个真正赤脚下田肩挑手提、干过粗活的贫苦农民。然而历史和命运，三凑六合，却渐次提携他在中国军政两界，逐年上升；终于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年中，成为国家元首——有历史和正统地位的国家元首。这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上说，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末代帝王”罢。“末代帝王”——尤其是传统的宗法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转移时代”的“末代帝王”，是任何读史者所不能忽视的。
从李氏个人在历史上的事功方面来看——让我引一句套语——他的一生也可说是“有足多者”。他在二十来岁初主“方面”之时，居然能摆脱旧军人的传统，跳出当时腐化的环境而以新姿态出现，这就是一件那时军人不容易做到的事。其后他加入国民党，侧身国民革命，论战功、论政略，他都是国民党旗帜下一位佼佼不群的领袖。在那些国民党执政时期诸多决定性的大事件之中——如“统一两广”、“北伐”、“清党”、“宁汉分裂”、“武汉事变”、“中原大战”、“国共第一次内战”（“五次围剿”与“反围剿”）、“闽变”、“六一事变”、“抗战”、“国共二次内战”、“国民党行宪”、“蒋氏二次下野”、“国民党退守台湾”等等——李宗仁都是关键性人物之一；少了他，历史可能就不一样了。
就以最后这件（蒋氏二度下野、国民党退守台湾）事来说罢，李氏也是造成今日台海两岸对峙的重要人物之一。当年李宗仁曾对笔者力辩一九四九年“逼官”之说为“诬赖”。据个人探索，我也认为“逼宫”之说有点过甚其辞。但是蒋氏当年既然退而不休，却为什么又要坚持“引退”呢？
原来“内战”与“外战”不同，在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支配之下，对外战争在情况险恶之时，卫国将士是应该“宁为玉碎”的。但是内战在同样情况之下，那便不妨“阵前起义”或谋“局部和平”，以求“瓦全”了。蒋氏下野而置李氏于“炉火之上”，其用意显然是在“稳定桂系”，免得它效法傅作义，在华中地区搞“局部和平”罢了。
在蒋氏那时的估计，桂系如不搞“局部和平”，他或许仍然可以“割据两广”以抗共军。这样蒋所直接控制的中央系也就可以确保台湾了。这也是“守江必先守淮”的次一步安排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旦国际局势转变，国民党卷土重来，还怕“桂系”不听指挥吗？这可能就是国民党“毋忘在莒”原始思想的出发点罢！
后来桂系在“两广”虽然“割据”未成，但是李、白二人没有和程潜、陈明仁一道去搞“局部和平”，倒给予中央系人物较充分的时间去准备退守台湾——搞个如胡适在抗战期间所说的“苦撑待变”！而国民党在台湾居然能并未怎样“苦撑”，就“待”出一个朝鲜战争之“变”来，而拖延至今。那时李、白二人如果也搞起“局部和平”来，则台湾可能早就被人民政府统一了。没有个台湾，整个中美关系，乃至今日三强互制的整个世界局势，也就不一样了。
一九六五年初夏，李宗仁先生有一次忽然十分伤感地向我说，他年纪大了，想“落叶归根”！他那片“落叶”，如果在一九四九年就“归根”了，今日中国和世界的局势还会是这样的吗？
匹夫一身系天下安危。我们读历史的人，岂能小视李宗仁这位“末代帝王”的个人故事！所以我们要治“民国史”，则对李宗仁其人其事就必须有一番正确的认识。但是要认识李宗仁，他本人的回忆录自然是最直接的原始资料。
二、本书正名
当然古今中外任何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圈内的人物——的自述，都有其片面性。它的论断是极度主观的。但是一位创造时势的英雄，对他如何创造他那个时势的自述，其史料价值究非其他任何间接史料所可比。至于如何在这些第一手史料中去甄别，取舍，那末见仁见智就要看治史者和读史者——不论他是个人、是团体或是阶级——个别判断能力之高低和成见框框之大小来决定了。
笔者不敏，由于“治史”原是我的终身职业；“读史”也是我生平最大的兴趣；加以上述理想的驱策，因而在美国大纽约地区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之聘，自一九五八年暮春至一九六五年初夏，断断续续地用了将近七年的时光，在李宗仁先生亲自和衷合作之下，写出了这部《李宗仁回忆录》的中、英二稿。属笔之初，李公与我本拟在《回忆录》之外，另加一书名叫《我与中国》，使它和当时风行美国的《艾森豪回忆录》另有个书名叫《远征欧洲的十字军》一样。至于作者的署名则更经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提议，李氏的同意，用：“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编纂发行”等字样。这种安排也可说是一种三边协议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