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那时李先生己存心返国。他总希望在动身之前，把这份稿子作一结束；所以他仍然不时电催，促我加油。我既是中英二稿唯一的执笔人，又怎能因”受调离职“便拂袖不管呢？
加以李德公是我祖国的前辈，我二人都是中国传统孕育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无酬之工“，我连”暗示“也不敢微露了。所以在李公不断催促之下，我还是在大学公馀之暇，漏夜为英文稿赶工，以期不负所望。所幸那时精力犹盛，有时整夜打字，直至红日当窗，我才假寐片刻，便要往哥大上班了。
这部英文稿我终于煞青了。李公一切认可之后，我又为他与哥大出版部拟订合约，一切顺利。不幸此时哥大出版部主持人因为婚姻问题请假，一时无法回任来签署合约。李宗仁先生夫妇，等不及，便悄然离美了。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夫复何言。事隔十五年，最后始由笔者专负文责，独挑大梁来出书，其命也夫？
十、李宗仁给黄旭初的信
我和李宗仁先生七年合作的工作情况，当然只有我二人知道得最清楚。但是他那时和在香港居住的”老部下“、前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氏通信，亦偶有报导。李氏在北京逝世之后，黄氏曾将他二人的有关撰写回忆录的通信，在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上择要发表。下面几段，是谈到我们当年工作的情况，黄氏写道：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李〔宗仁〕又来函说，同忆录已写至围攻武昌，只唐德刚（安徽人）一人工作，整理文字、抄写文字、译成英文，全部是他，故进展缓慢。完成后或有百万字等语……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李又来函云：”去春已竣事之回忆录，中文有六十万字。依工作惯例，应由唐德刚继续整理，因哥大另有时间性之工作须唐担任〔刚按：此一‘时间性之工作’，系指为黄沈亦云夫人译改回忆录，并整理‘黄郛私档’事。因黄夫人那时拟返回台湾定居也。〕对此不拟出版之回忆录，待后整理。“〔刚按：”不拟出版“云云，系指中文稿，因李氏与哥大有先英后中的出版承诺也。〕
李氏一九六五年六月离开美国到瑞士，我〔黄旭初氏自称〕得他七月八日由苏黎世来函云：”哥大当局集中精力整理英文回忆录工夫，正拟与我商洽今年秋间订立合同出版事宜，而我事前已启程来此，只好停顿。唐德刚以副教授兼哥大图书馆中国馆长，一身数职，赶理英文稿，常至深夜尚未回家，所以中文稿之整理充实，不便向其催促。“（以上三段引自一九七0年八月一日，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第三一四期，黄旭初着《李、自、黄怎样撰写回忆录？》第十五页。）
李宗仁先生在上引诸函中所说的我们工作情况，均系事实。只是在他离美之前，我把英文全稿已”赶理“完工；哥大出版部所拟的合约，亦已拟就打好，而终以阴错阳差，李氏未及签字，便秘密离去，这也是命中注定该如此结束的罢？！
十一、李宗仁返国始末
李宗仁先生夫妇于一九六五年六月，秘密离开纽约赴苏黎世，然后再由苏黎世专机返国，在当时是一件国际上的大新闻。这新闻原是我首先向哥伦比亚大学当局打电话，其后再由哥大校长寇克氏向新闻界宣布的。
李氏返国定居，是他早有此意，但是其发展的过程，却是透过不同的路线的。
我个人所得最早的线索似乎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春天。他那时有意无意地告我，他”要去巴黎看戴高乐“！
李宗仁和戴高乐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戴高乐于一九六二年冬，在法国大选中，大获全胜之后，威震西欧。懂憬当年拿破仑之余威，他要在西欧政治中压倒英国，在世界政局中摆脱美国，而自组其以法国为首，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这个名词，是戴高乐最初发明的，其意义与今日所使用的显有不同——但是环顾全球，能与法国携手，共奠”第三世界“之基础，与美苏两大集团抗衡者，那就只有刚刚脱离苏联集团、同时仍与美国对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所以在六十年代初期，戴高乐主义形成后的第一着棋，便是与北京建交！
至于巴黎、北京之间的秘密建交谈判的”内幕“，历史家虽尚无所闻，而戴高乐想讨好北京，帮同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则是意料中事。
戴高乐想居间调解国共之争，以为中法”关系正常化“的献礼。而国共之间的奉线人，当然最好是一位由左右为难、转而为左右逢源的中国政客。这样，戴高乐可能就想到在美国当寓公的李老总，而李老总也就要到巴黎去看戴高乐了。
可是李氏巴黎之行，始终没有下文。这后果，老实说也是在我当时的逆料之中。因为戴老头没有读过中国近代史，他不知道这位在政治上已一败涂地的李寓公，在蒋、毛之间，绝无做政治掮客的可能。国共之间的政治掮客是有其人，但是不是李宗仁——这是当时笔者个人的观察，李宗仁之所以去不成巴黎的道理。
可是一九六五年夏，李宗仁却偕夫人悄然而去。他之所以决定离美返国的道理，据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国共两党中的领袖们曾有几位是甘寂寞的呢？在美国退休的寓公生活，对他是太孤寂了点。他有时搓点”小麻将“来打发日子。找不到”搭子“之时，有时就两对夫妇对搓也是好的。
有位年轻的主妇告我说：”陪李德公夫妻打麻将，‘如坐针毡，。“原因是他打那”广东麻将“，”花色又少“、”输赢又小“、”出牌慢得不得了“、”说话又非常吃力“！
李先生的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找和他工作的最初三年，有时就带了一批谈客去和他”谈国事“。李公真是一见如故，谈笑终宵。后来我不常去了，李先生遇有重要新闻，还是要打电话来和我”谈谈“。有时我不在家，李氏和昭文也要为”国事“谈半天。他那一口”桂林官话“和我的”上海老婆“谈起来，据昭文告我也是”吃力得不得了“。
和这些年轻的家庭主妇”谈国事“，李代总统也未免太委屈了。想起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只要北京不念旧恶，铺起红毡，以上宾相待，那自然一招手，他老人家就”落叶归根“了。
第二，他回国，也是受他的”华侨爱国心“所驱使。纽约地区十六年的寓公生活，已把李氏蜕变成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华侨“。有时我陪他老人家在”华埠“街上走走，喝喝咖啡。我就不觉得这位老华侨和街上其他的老华侨有什么不同之处，而街上的华侨，多半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老几；知道的，也不觉他和别人有何不同。
只要良心不为私利所蔽，华侨都是爱国的。他们所爱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国或共产党的中国。他们所爱的是一个国富兵强、人民康乐的伟大的中国——是他们谈起来、想起来，感觉到骄傲的中国！
那”十年浩劫“之前的中国，在很多华侨心目中正是如此。她也使老华侨李宗仁感到骄傲。想想祖国在他自己贵党统治下的糜烂和孱弱，再看看中共今日的声势，李宗仁”服输“了。在一九四九年的桂林，他没有服输，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李代总统“，一九六五年他服输了，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老华侨“。
国民党骂他的返国为”变节“。他如不”变“，又向谁去”尽节“呢？向”党“？”党“在何处呢？”总裁“？”黄埔系“了”CC系“？”政学系“？汪系？胡系？太子系？……究竟应该向哪一位”尽节“呢？他们对他的”桂系“是深恶痛绝的，他的”桂系“，对他们也痛绝深恶。大家一丘之貉，半斤八两。拆伙了，”党“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
向”主义“尽节？孙总理不是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李宗仁也是能言善辩的。这样一想，”落叶归根“也就是无限的光明正大了。
但是促使李宗仁先生立刻卷铺盖，还有个第三种原因——郭德洁夫人发现了癌症。
在李夫人发现这种恶疾之前，他二老的生活虽嫌孤寂，然白首相谐，也还融融乐乐。丈夫以不断翻阅自己的回忆录为消遣，亦颇有其自得之乐。夫人则随国画家汪亚尘习花鸟虫鱼，生活亦颇有情趣。
郭德洁略有积蓄，亦雅善经营。在五十年代中，美国经济因朝鲜战争而复苏，股票市场甚旺。郭夫人以小额投资，亦颇有斩获。据她告我，她在股票市场中，有时还”买margin如呢“！
笔者生财无道，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买margin“的真正步骤，只知道那是有相当风险的”买空卖空“的股票交易之一种罢了。不过”艺高人胆大“，她在六十年代初的小额投资亦颇有亏损。不过那都不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
可是郭夫人一旦发现了癌症，这就是个晴空霹雳了。
一九六四年李夫人在医生数度检查之后，终于遵嘱住院。在病院中，她时时想起”老头子一人在家，如何生活？“越想越不自安，一次在午夜之后，乘护士小姐不备之际，她披衣而起，溜出医院，叫了部计程车，迳自返家。这位失踪的女病人，曾引起病院中一阵骚乱，但是她既溜之后，决定再也不回去了。
郭德洁原是一位美人，衣着一向整齐清洁。她虽不浓粧艳抹，但是淡淡梳粧薄薄衣；虽是半老徐娘，犹自仪态翩翩。纵在身罹绝症之时，仍然轻颦浅笑，不见愁容。英雄儿女，硬是不愧为顶呱呱第一夫人。
她在真正的”年方二八“——十五虽有余，十六尚不足的豆蔻年华，便被那战功赫赫的青年将领李旅长，在桂平县的城门楼上，居高临下地看中了。他原是和一位”拍马屁的营长“，躲在城门楼之上，好奇地偷看美人的。可是”一看之下，便再也忍不住了！“（这句话是李公乘夫人去香港探母之时，和我一起烧”火锅“时，亲口含笑告我的。）因此将心一横，停妻再娶，郭美人便是李旅长的”平头“夫人了。
她原是位木匠的女儿，出嫁之前还在小学读书——那时革命风气弥漫，小学生是常时”出队“游行的。在这游行队伍之前掌旗的便是她。虽是一位小家碧玉，然天生丽质，心性聪明，年未满二十，便着长靴、骑骏马，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广西妇女工作队“，随军北伐了。北伐期中的第七军，真是所向披靡、战功彪炳。那穿插于枪林弹雨之中的南国佳人、芙蓉小队，尤使三军平添颜色。
郭夫人告我，北伐途中，一般同志都把她比作甘露寺里的孙夫人和黄天荡中的梁红玉。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军民争睹丰采，也真出尽风头。她军次我们安徽芜湖时，曾往”孙夫人庙“祭奠求籖。籖中寄语，这位不系明珠系宝刀的刘先主娘娘，竟要与我们将来的代总统夫人结为姐妹呢！
郭德洁也确是一位聪明人。她虽连广西落后的国民小学也未毕业，但是从”旅长娘子“做到”第一夫人“，言谈接应，均能不失大体。在纽约期间，我看她与洋人酬酢，英语亦清晰可用。笑谈之间，不洋不土，俨然亦”威尔希莱“式的中国留美夫人焉。
我知道她很敏感，因此每次有洋客来访时，我如是翻译，我总介绍她为”麦丹姆“，而避免用”蜜赛斯“。本来嘛，宋美龄既然一直是”麦丹姆“，郭德洁为什么一定要做”蜜赛斯“呢？所以每当我介绍”麦丹姆“之后，我总见她有一点满意的微笑。
我们的麦丹姆，平时也是很有精力的。烹调洗浆之外，开着部老林肯，东驰西突，随心所欲，她那土老儿的丈夫，只好坐在一旁，听候指挥。……可恨造物不仁，这样一位活生生的中年夫人，顿罹痼疾；和平安乐的李府，不出数月，便景物全非！
一九六五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我独自开车送李宗仁先生回寓。时风雨大作。驶过华盛顿大桥之上，我的逾龄老车，颠簸殊甚。这时李公忽然转过身来告我说，据医师密告，他夫人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了。言下殊为凄凉。
我凄然反问：”德公，您今后作何打算呢？！“他说他太太已不能烧饭了。为着吃饭方便计，他们恐怕只能搬到他开餐馆的”舅爷“家附近去住，好就近在餐馆寄食。我知道李夫人有位兄弟在瑞士开餐馆，我想他们不久将要搬往瑞士去住了。殊不知那次竟是我和李宗仁先生最后一次的晤面，今日思之，仍觉十分凄侧也。
那时——一九六五年——正是我在哥大最忙乱的年份。图书馆内杂事如毛。我周日工作繁忙，是断然没有工夫回家午餐的。可是就在我送李先生深夜返寓的几天之内，一次不知何故忽然返家午餐，餐后正拟闲坐休息片刻，突然门铃大响，有客来访。开门竟是郭德洁夫人，含笑而来。她虽然有点清瘦，然衣履整洁，态度谦和，固与往日无异。
李夫人没有事前打电话，便翩然来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也使我夫妇二人受宠若惊。我们问她何以突然光临，她说是她儿子志圣开车送她去看医生，路过我处，所以顺便来看看我们。志圣则因无处停车，只好在车中坐候，由她一人单独上楼来访。
她看来不象重病在身，和我们亦如往昔地有说有笑，谈了个把钟头，才依依不舍而别。这是我夫妇和她的最后一晤。两个星期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郭夫人此次来访，是特地来向我们道别，也是永诀了！
天下就有这等巧事吗？我至今一直在想。我这个绝少回家午餐的人，就回来这么一次，却正好碰着她前来辞行！真是不可想象的事！
她一去，我们就从此永别了！
十二、归国后的余波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五，我于下午工毕返寓时，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自苏黎世的来信。一看便是李宗仁先生的笔迹。信是给我的，里面却写着”德刚、昌度两兄“。他说近年来身体日颓，加以妻子病重，午夜们思，总觉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所以就离开”我的第二故乡美国“了。
信中又说年来致力国民外交，希望中美早日和好——李氏在返国前数年，曾与战前中国驻波兰公使张歆海数度联名致书《纽约时报》，倡导台海罢兵，中美和好——谁知却隔阂日深。自觉无能为力之下，所以就决定”重返新中国“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娣娟“，我们的友谊将不因人处两地，而稍有区别云云。
此时胡昌度不在纽约，我接信后未经他过目，便直接交到哥大去了。因为李公一去，我们将如何处理这宗百万言的回忆录呢？
正当哥大上下会商对策之时，纽约各报与电视，已同时以头条新闻报出了七月二十日李氏专机飞抵北京的消息，接着便是毛、周等欢宴的场面。举世哄传，这位过了气的”李代总统“，旦夕之间，又变成了国际新闻人物。在新闻记者搜寻之下，我们这部百万言的《回忆录》，居然也成了当时的重要新闻。
这时在纽约与李宗仁先生一向很接近的人，最感紧张的莫过于甘介侯先生了。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要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搭线人“。各报并盛传在李家经常出入的还有几位”共产党员“。此时正是美国害恐共病最严重的时期。为追寻共党，麦加锡参议员所搞的白色恐怖，在知识分子之间余悸犹存，而甘介侯与当年执政的共和党又有前隙，因此恐惶尤甚。
原来当国民党在大陆上溃退时期，蒋李两派人物在美国争取”美援“的活动，都有其”一边倒“的政策——蒋派专交共和党，李派则专交民主党。甘介侯那时身任”李代总统驻美特派员“，便是搞民主党活动的中坚人物。
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之后，共和党人为打击政敌，便要追查民主党执政时期”失去中国“的责任，庶几以”通共卖国“的罪名来对付民主党中的官僚、政客与职业外交人员。如此则甘介侯自然是最好的见证了。他们要使甘介侯对民主党官员反咬一口，乃不惜用尽一切利诱威胁的手段，来套甘某入彀，以便使其去国会挺身作证，这样他们的政敌，就要鎯铛入狱了。幸好甘氏亦老于斯道，未入圈套。但是身在虎穴，又已冒犯虎威，欲摆脱干净，谈何容易！
甘氏告我：某次一位贵妇在游泳池内，对他以重利相诱，甘氏婉却其请。她恼羞成怒，两眼一瞪说：”甘博士！再不听话，将见尔于六尺地下！“
甘介侯一个穷光蛋，慢说六尺，三尺他也就够受的了。惶恐之余，最后还是李宗仁出资，以一百元一小时的重价，雇请律师，以”外交特权“为护身符，而幸免于难。
而甘氏开罪于共和党更严重的一次，则是对艾森豪总统的有辱君命。
据李宗仁告我，某次艾森豪的幕后大员、纽约州长杜威，约其密谈，谓有要事相商。李以不谙英语，乃遣甘介侯为全权代表。原来艾帅为防台湾落入中共之手，而又嫌”蒋介石独裁腐化“，因有意”送李总统回台，重握政权，以替代蒋氏“云云。杜威言外之意，艾总统有意在台湾策动一武装政变，以翦除蒋氏，然后乘机送李宗仁返台”从事民主改革“。杜威因以此不存记录的密谈，劝李宗仁合作，共成大事。
当李氏事后把这一惊心动魄的密议告我时，我问他当时的反应如何。李说他既在美国作难民，自然不便与美国当局公开闹翻，所以他就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
李并感慨地告我：美国人所批评蒋先生的那几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和蒋氏针锋相对地斗了几十年，也是事实，”但是要我借重美国人来把蒋先生搞掉，这一点我不能做……“
李宗仁当然也知道，做美国人的傀儡，并不比做日本人的傀儡更好受！
后来李氏回国，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也曾暗喻此事，但未提杜威之名。那时的退休总统艾森豪闻讯大怒，因亦隔洋与李氏对骂。他说李宗仁在扯个”黑色大谎“！但据笔者所知，”谎“则有之，不过说这”谎“的是李宗仁或是艾森豪，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李宗仁既然不愿做艾森豪的傀儡，那个和艾帅手下的二杜——杜纳斯，杜威——打交道的便是甘介侯了。在甘氏看来，共和党的政客们对他的要求既无一得遂，李宗仁在美时他还可躲在李氏背后，虚与委蛇。如今李氏一去，托庇无由，一旦共和党旧帐新算，借口把甘介侯这小子捉将官里去，那真比捉只小鸡还容易呢！因此甘先生便大为着慌起来。
一日清晨我刚进哥大办公房，便发现甘氏在等我，神情沮丧。一见面他就抱怨”德公太糊涂“！
”德刚，“甘公告我，”我来找你是告诉你，以后我二人说话要’绝对一致，啊！“
”怎样绝对一致法呢？“我说。
”你知道他们在找‘搭线人’，你我皆有重大嫌疑！“甘氏口中的”他们“，自然指的”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了。后来这些”他们“，把”我们“这批与李宗仁很接近的人，都调查得一清二楚。据说其中只有一个涉嫌重大的”中国人“，他们尚未找到。这个人的名字叫”韦慕庭“。”我们“得报，真喷饭大笑。
这时我看甘氏实在狼狈不堪。我便笑问他道：”甘先生，您是不是‘搭线人，呢？“
”共产党怎会要我做’搭线人‘呢？“甘说。
”那你怕什么呢？“
”德刚，你初生之犊不畏虎！“甘说，”你不知道美国政治的黑暗！可怕！“
最后我和甘先生总算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这在英文成语里便叫做”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我二人既均非”中间人“，”他们“如果要对”我们“来个”隔离审讯“，我二人是不可能说出一个”绝对一致“的故事来的。对”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各自”据实告之“！
十五年过去了，甘先生当时慌张的情况，我今日想来仍如在目前。我一直没有把这事看成什么大灾难；但是甘某却是个”惊弓之鸟“！记得我在《李宗仁回忆录》中，原拟有最后一章，叫做”退休也不容易“，想谈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华政治“（不只是”对华政策“）。那也是甘介侯建议不要烧纸惹鬼，少谈为妙而搁笔的。缺了这一章，我始终心有未甘，大概就因为我是个”初生之犊“的缘故罢。
十三、《回忆录》的版权问题
至于李先生对他的《回忆录》的出版问题，在回国之前，他是迫不及待的，一直在催着出版。可是回国之后，他就从北京来信说”不要出版“了。
上文己提过，这份由昭文所抄的《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清稿，一共只有两份。哥大存了正本，李氏存了副本。但是在六十年代的初期，他为征询他老部下黄旭初先生对本稿的意见，乃把这副本寄给了黄氏。后来他匆匆束装取道瑞士返国时——因黄氏侨居香港——乃未及索回。因此此一副本乃落入黄旭初之手。
此时恰好黄氏也正在撰写他自己的《黄旭初回忆录》，并分章在香港的《春秋》杂志上连载。李氏返国之后，不久便卷入”文革“漩涡而消息全无。黄氏乃将李宗仁的回忆录，大加采用，改头换面地写入了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去。因此笔者在李稿中的许多笔误和未及改正的小错误，也被黄旭初先生误用了。
黄氏在港逝世之后，才又由黄氏遗属将此一”副本“转交给李公的长子李幼邻。幼邻于七十年代末期侍母返桂林定居时，乃又将此稿送交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在一九六五年李宗仁先生返国时，此一副本既在黄旭初之手，李氏自己身边就有个英文稿副本了。据说当年毛泽东主席接见李氏时，曾询及此稿，有意批阅。可惜毛氏不谙英语，而李氏又无中文稿；毛主席乃面嘱将此英文稿发交”北京外国语学院“译回中文。
这宗”奉谕回译“稿是否全译了，笔者在海外，当然无由得知。至于这个回译稿现存何处，笔者当然更无法打听：不过我确知其存在，因为李先生在一九六五年底写信给我，嘱我转告哥大当局，停止出版英文稿的理由，便是他”重读“这份”译稿“，觉其与”原中文底稿，颇有出入“的缘故。
李氏之言，分明是借口，因为这份英文稿之完成是经过他逐章、逐节详细核准的，在离美之前，他还不断地催着要出版呢：回国之后，主意改变，这在当时不正常的中美关系影响之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这位受影响最大的”撰稿人“，对他这一”出尔反尔“，倒颇能处之泰然；但是哥大当局那些戆直的洋学者们，则认为李氏此函有欠”诚实“！他们因而把这批文化公案，移送法院，让美国法律加以公断。
我当然是这一项法律程序中跑不掉的第一位”见证“。在律师盘诘之下，我也是一切”据实以告“！至于这件”案子“，其后如何由法院公断，我这位”见证“是无权过问的，只知道其结果是按美国出版法以及国际版权协议，这宗文献，全部被判成”哥大财产“。因为在本稿撰着过程中，李宗仁先生只是本稿”口述史料“的提供者，他并不是”撰稿人“，而本稿的真正撰稿人，却又是哥大的”雇员“，所以哥大对它自己的”财产“，有任意处理之”全权“。
哥大显然是根据此项法律程序，便把全稿封存了。
在研究室被搬得一空之后，我拍拍身上从五十年代上积下来的尘埃，洗清双手，对镜自笑：十年辛苦，积稿盈笥，而旦夕之间，竟至片纸无存！这对一个以研究工作为职业的流浪知识分子来说，履历上偌大一个空白，对他的影响是太大了。但是头巾气太重，沉溺所好，不能自拔，入其境而不知其俗，咎由自取，又怨得谁呢？
十四、千呼万唤的英文版
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虽循法律手续”封存“了它那份”财产“，但是学术毕竟是天下之公器。这份中文稿既经黄旭初氏借用出版了一部分。哥大的英文稿屡经访问学人的阅读与传抄，亦颇有变相的流传。
这份英文稿，固为写当其时，在五六十年代，也曾是有地位的出版商争取的对象。当哥大的出版部以其篇幅浩繁而感经费支绌之时，柏克莱的加州大学则向哥大协商转移。该校政治系主任、名教授查穆斯·约翰生博士，并曾为本稿写了一封他认为是中国的”民国政治史上不二之作“的，逾格推崇的介绍信。这一来这一部稿子，乃又自哥大出版部于六十年代后期，转移到加大出版部去。
那时中国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李宗仁先生亦消息全无。加上当局有鉴于这部文稿历史复杂，出版部负责人乃专程来纽约找我加以澄清，并问我对英文稿能否负担全部文责。这本是我义不容辞之事。我遂正式以口头并书面，向加大负责人表示，不论本书在法律上版权谁属，我个人均愿独负文责。他闻言欣然同意。这便是在后来的英文版上，我的名字被列于李氏之前的最初动议。其后相沿未改者，无他，只是一位治史者对他所写的一部传世的历史着作，署名负其全部文责而已耳。
加大既已决定出版本书，他们乃廉价雇用一位据说粗通中文的美国退休外交官，来担任美国出版过程中例行的核校工作。他由于个人关系，且向哥大要去了一份复印的中文清稿，来帮助核校（这时已有廉价复印机）。谁知这位年高德劭的”中国通“自己却在这时卷入了另一桩文化漩涡，无暇及此——同时他的中文根基，似乎做两稿互校的工作亦难以胜任——但是他却抓住了本稿，死不放手。他前后一共”工作“了七八年之久，却只”核校“了十五章。如此一年两章地”校“下去，那末七十二章就要化掉他老人家三十六年的退休时光了。
加大当局为此事而甚为着急。一再要我去催他，并转请哥大负责人去催他。可怜我这位”着作人“却身无”版权“。我催多了，人家总是说：”干卿底事！“多次自讨没趣之后，我也只好索兴不管了，听其自生自灭罢。我所怕的是旁人在稿子上乱动手脚，那就不可收拾了。
最后这位校稿人终子倦勤停笔，把稿子退回加大，而加大出版部，也由于他拖延太久，时效全失——美国是个时效决定一切的社会——为顾虑出版后亏本的问题，也就废约不印了。这时美国由于越战的关系，银根已紧，这一失去时效的”巨着“，便再也没有出版商愿意去碰它了！
一九七五年年底，这批文稿终于辗转又退回到哥大了。这样哥大负责人，才把这已失时效的一只大鸡肋，发还给我，要我觅商付梓。大学当局并以正式公函告我，两书出版时，我可以收取中文版的版税。
这样一来，中文稿始由香港《明报月刊》分期连载，前文己有交代。可惜这时李宗仁先生已早成历史上人物。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已经不知道李宗仁究竟是什么人物了。该刊连载过久，编辑先生感到乏味——这也是新闻界的常情——所以连载未及半部也就中断了。
我们重觅英文稿出版人，也是历尽艰辛的。一本”巨着“（超过六百页）如新闻价值已失，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度里，是没有生意人愿意出版的——要不然，便是：（一）作者先垫巨款，出版后如有钱可赚，再慢慢归垫，否则拉倒，（二）本书煞青工作上一切杂务——如核校、制图、索引等工作，按例都是由出版商负责的——这时都由作者自己负担，将来销路好，再由版税中，逐渐扣除归垫。
我这位两袖清风的作者，哪里能拿出印刷费呢？我纵有心张罗筹借，我将来既无版税可抽，我又何以偿欠呢？！
如此，就只好眼看这部拖延二十余年，我个人，乃至我的小家庭，都被它拖得心力交瘁的历史着作，便要永远”藏之名山“了。在万无一望的情况之下，我把死马权当活马医，乃转向我自己服务的”纽约市立大学“研究部申请资助。
纽约市大此时正在全校宣布”破产“之后，一连申的减薪、裁员。直至目前为止，它老人家还欠我们教职员半月薪金未发呢！
我的挚友、最忠实无欺的君子、李佩钊教授，他在市大服务已二十一年，领有”终身职“聘书，这时竟惨被裁撤。他一时想不开，可能也感到苦海无边，生意全无，竟于一夕之间悬梁自尽，遗下弱妻幼子，惨不忍睹。
市大在这种经济绝境之下，我递去”出版辅助“的申请书，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聊以尽心焉“而已。谁知天下事往往就出于意外。我的申请书竟获市大各阶层一连串的同情，最后竟在极艰难的情况之下，总校允于少额研究费项下，拨款支援。
市大既已解囊，哥大亦不甘示弱。一班新当权的年轻执事，遂亦自该校研究费中，酌拨若干，以为资助。市大、哥大这两项合资，原不能算小，但以今日的美金比诸今日的工资，这数目也不算大。”不足之数“，我这位”作者“就只有”归而谋诸妇“了。
我们是有两个孩子进大学的小家庭。夫妇二人日出而作、日入未息的收入，也只是从手到口，所余有限。但是这部书已经把我们拖得够惨了。我壮年执笔，历时七载，为它牺牲一切，通宵不寐的情况，记忆犹新。如今煞青在望，我个人亦已两鬓披霜……无论怎样，它是应该和读者见面的了。我二人乃决定，咬紧牙关，不顾一切地，把不足之款，和剩馀工作承担下来。
去年六月，这部《李宗仁回忆录》的英文版，总算以最原始的印刷方式面世了。新书既出，我回想起二十多年的曲折遭遇，真不禁捧书泣下！
十五、出版后的感想
如今这部《李宗仁回忆录》，互有短长的中文、英文两个版本，总算都与读者见面了。在英文版的”序言“里，我对李宗仁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曾略有评析。暇时当另译之，以就教于中文版的读者，此处不再赘述。但在英文版序言中，笔者对此书的撰述经过，则语焉未详——因为这些都是将来”中国史学史“或”目录学史“上的琐碎而专门的问题，西文读者是不会感觉兴趣，甚至嫌其哆嗦的——可是对中文版的读者们，尤其对那些专攻中国近代史的专家们，笔者就应该有个比较详细的交代了，否则他们一定会奇怪，这中、英两版为什么”不尽相同“？糟更的便是将来严肃的考据学者，在中、英二稿中，可能都会闹出个”双包案“来。言念及此，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非交代清楚不可，因为在目前知道本稿撰述经过详细情形的，只有哥大已退休的教授韦慕庭和笔者个人等三二人而已。所以笔者才不惮烦地冒美东百度以上的褥暑夭气，裸背为本书制数万言后记以阐明之。尚乞中、英两版的贤明读者，批阅后不吝指教！
最后，笔者更不揣冒昧，以撰写本书时亲身体验的辛酸，来略志数语，以奉劝中国知识界和我有同样短处的书呆子；你如有圣贤发愤之作，你就闭门着书，自作自受。能出版，就出版之，不能出版，就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你有自信，莫愁它没有传人。
不得已而与人合作，也要一是一，二是二，搞个干净利落。千万不可把你呕心呖血之作，婆婆妈妈地弄成个妾身未分明的状态。因为一个作者着书，正如一个艺术家，创造一件艺术品；一个花匠，培护一园名花：一个养马师，养育一匹千里名马……你对你心血结晶品的感情，绝不是主权谁属的问题。问题是你能看她有个美满的结果和如意的归宿。
笔者为这两本拙作，披肝沥胆，前后凡二十有二年。回顾它在过去二十二年中所经历的沧桑，而我这位原作者，心情之沉重，怎敢讳言？！
古人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在本书今后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笔者自信，知我者当不乏其人也。
一九八0年七月二十八日于北美洲北林寓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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