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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矿卧底（刘庆邦）

一

周水明决定走这步险棋，是为了能拿出一份过硬的业绩，以证实自己的能力。

他到这家记者站应聘，司站长翻看了他交上的厚厚的见报稿剪贴本，并对他进行了面试，答应把他留下试用。司站长有言在先，试用期为三个月。在此期间，如果他：表现出足够的新闻采访和写作能力，在报上发表一定数量和—定质量的稿子，记者站就与他正式签订聘用合同，第一个聘期为两年。如果试用不合格，那就对不起了。目前试用期已过去俩月有余，他心里—点也没底，吃不准司站长对他印象如何，愿不愿意跟他签订聘用合同。他自我回顾总结一下，觉得自己的表现还可以。前两个月，他干得马不停蹄，连双休日都不休息，都用来采访和写稿子了。第一个月，他发表了七篇稿子。第二个月，他发表了十一篇稿子。所发表的每篇稿子，他都不忘记署上司站长的名字，并把司站长的名字放在前面。他知道，见报的稿件报社是发稿费的，可他从没有向司站长问过稿费的事。人得学会吃小亏，吃不得小亏，就有可能吃大亏。周水明懂得其中的道理。他像是来参加考试，主考官只有一个，那就是司站长。他每天都盼着司站长给他打分。他曾参加过两次高考，每次等分数下来时他都悬着心，体重都会下降好几斤。第一次，他只差六分没达到录取分数线。第二次，他仍不敢表现出乐观，说这，一次恐怕还不行。其实他心里暗暗有个估计，觉得这—次应该差不多。等分数下来，他再次受到打击，经过—年努力，他与做一名大学生的距离不但没有缩短，反而离得更远了，这一次竟差了二十多分。那时，他不知道谁在给他打分，没办法向左右他命运的人争取一些印象分。现在不同了，他和给他打分的人坐在一个办公室，司站长吸气出气他都听得见。他一定要给司站长留下好印象，在努力挣得业务分的同时，希望多得到一些印象分。走人社会这么多年，他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印象好坏有多么重要，若印象好了，看似办不成的事可以办成，若印象不好，原本能办成的事也会办砸锅。可司站长一直把态度平端着，从没有给他打过分，没打过高分，也没打过低分。他很想探探司站长的口气，因时间不到，他担心一探会探跑了气，探成半锅夹生的东西。他的心又一点一点悬起来，几乎和高考之后等待判分的时候一样了。他的办法只有多看司站长的眼色，或许能在司站长的眼色里得到一星半点信息。

他早早来到办公室，打了水，擦了地和桌滋子，就坐下来倾耳听着司站长的脚步声。司站长刚到门口，他就把门拉开了，轻声问着来了，伸手接司站长的手提包。司站长说不用，他还是把皮质提包接过来，紧走两步，把提包放在司站长的桌面上。他马上回转身，替司站长取下围在脖子里的团花带绦子的丝巾，挂在衣架的挂钩儿上。在他挂丝巾的当儿，司站长已把外套脱下了一半，他像是怕失去时机似的，又赶紧帮司站长脱外套，并把外套也挂在衣架上。司站长在椅子上坐下了，他的殷勤还没献完，摸着司站长放在桌角的茶杯问：“我把茶给您泡上吧？”

司站长说：“你忙你的，我自己来。”司站长拉开手提包，从里面拿出十听新茶。

周水明已把暖水瓶提过来，打开了软木塞，说：“还是我来吧，您把茶叶放上。”

司站长说：“新茶你不会泡，水太热，—烫就把新茶烫死了。”

周水明噢了一声，像长了很大学问一样，说原来是这样。又问：“那怎么办呢？”

“你把瓶盖儿放在一边，敞着口晾一会儿就行了。”

“那好吧。知识处处有，我今天跟司站长又学到一种新知识。”

司站长说：“这是生活常识。”

和往日一样，司站长对他很和气，他至少看不出司站长对他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可是，他也看不出司站长对他有什么喜欢的地方。这使他对司站长更加佩服，还有些敬畏。人家的城府是怎么修的呢，咋就这么深呢！他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司站长一半的城府深度呢！他大概仍不甘心，站在司站长桌前，问今天有没有采访任务。他说的采访任务，指的是一些会议。作为一家全国性经济类报纸驻在这个省会的记者站，记者参加会议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一些专业性会议，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每月都有好几个。一般情况下，会议报道都是由司站长亲自去搞。也有个别情况下，记者站同时收到两个或三个会议通知，司站长实在忙不过来，也会让他去参加其中一个会议。周水明因此知道了，记者每参加一个会议可以领到一个信封，信封里除了已经拟好的新闻稿子，还有二百三百块钱不等，名曰车马费或辛苦费。

司站长随便从桌上拉过—张报纸翻着，说没什么采访任务。见他站着还不离开，一副俯首听命的样子，司站长便又说了几句，司站长说：“要想当好一个记者，不仅要完成规定动作，更重要的是做好自选动作，我这个话你懂吧？”

周水明摇摇头，说不太懂。他好像听说过体操和跳水比赛有这样的说法，写稿子干吗还要做动作呢？

司站长解释说：“所谓规定动作，就是报社编辑部或上级领导交给你的报道任务，这个必须按时完成。自选动作呢，就是通过你的观察和采访，自己发现、自己选择、独立完成的新闻报道。这样的报道才能真正考验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实际能力。懂了吧？看来你还需要好好学习。”

周水明到底还是把司站长的口气探听出来了，人家说他还需要好好学习，这就是给他打的分啊，就是说他离当一个记者还有距离啊！他顿时觉得头有些蒙，脚心手心都在冒凉气，腿杆子软得像站在云彩上一样。他有点讨厌自己，曾对自己说过多少次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结果还是存不住气，惹得司站长把对他的评价提前露了出来。周水明该怎么办呢？还好，他没有失去理智，没有忘记对司站长的恭维，他说：“听司站长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我一定向司站长好好学习，为司站长争气。”

周水明不会放弃努力，晚上，他买了两瓶好酒，还买了一大盘上等的进口香蕉，提着到司站长家里去了。

司站长开了门，却不接他提的东西，说：“你来了就来了，还拿东西干什么！”

“没什么，我给您买了两瓶酒。”

“我自己在家从来不喝酒，你一会儿还拿走吧！”

周水明有些尴尬，他低头瞅着门口的鞋架子说：“好，我换换鞋。”换了拖鞋，他自己把礼品放到客厅的电视柜前面去了。

在沙发上坐下，周水明像是想了一会儿才说：“司站长，我觉得您今天上午跟我说的话特别好，特别重要，我已经原原本本记在日记本上了。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教诲。”

“你说得过于夸张了。”司站长说，“小周不是我批评你，我觉得你对社会上负面的东西接受得多一些。”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接受您的批评，您的批评是对我的爱护。您给我指出不足，我才好改正，才能找出努力的方向。”说完，周水明望着司站长，做出准备虚心聆听的样子。

司站长的话没让周水明完全失望，司站长认为他比较勤奋，比较刻苦，对新闻工作也比较热爱。但不要过多相信功夫在诗外，还是要在苦练内功上下功夫。既然想当一个记者，就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能满足于发表一些小豆腐块儿，不能满足于能经常在报上见到自己的名字，只有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报道，才能产生影响，才能在新闻行业站得住脚。司站长一边说，周水明一边点头，他说好，好，记住了，他一定按司站长的话去做，争取尽快写出有分量的报道。

从司站长家里出来，司站长没再提让他把酒拿走的话，这让他心中暗喜，觉得自己给司站长送礼还是送对了。礼是什么，礼就是钥匙，你把礼送到了，才能打开那些当官儿的嘴。他要是不给司站长送礼，说不定司站长还是把嘴巴闭着，不会跟他说出实话。什么正面东西，负面东西，好酒闻着是香的，喝到肚子里是热的，谁能分清它是正面还是负面！初春天气，路边法国梧桐树上发的叶片才有猫头鹰的耳朵那么大，微风里还有一些凉意。篷大的树冠交头接耳，路灯掩映在枝杈之间，闪烁如猫头鹰的眼睛。整个下午，为筹备登门拜访司站长的事，他连晚饭都忘了吃，这会儿才觉得有点饿了。他拐进街边的一家小吃店，让服务员给他来碗面条。他以前在这里吃过饭，跟服务员说过他是记者，服务员认识他。服务员对他笑了一下，问他要不要喝点酒。他说喝什么酒，今天不喝了。面条要上得快一些。等面条期间，他把司站长说的活又重温了一遍。司站长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就是认为他写的文章都是些小豆腐块儿，没什么分量。从开始绐报社写稿子起，他就听说过小豆腐块儿这种说法，人们把发在报纸上的短小文章，统统说成是小豆腐块儿。小豆腐块儿当然是一个贬义词，它不光代表小，还代表嫩，代表易碎，里面还有水分，一过夜就馊了。以前，周水明没有把小豆腐块儿和自己发的稿子联系起来，他对自己的每一篇见报稿都很珍视，都小心地剪下来，集中贴在一个专门贴剪报的大本子上，连一条二十字三十字的小简讯都不放过。他愿意时常把剪报本子看一看，并在空白处画上一些类似绿叶或兰草样的图案，以便对他的成果进行烘托。在他眼里，那些宝贝稿子跟金块子银块子也差不多，而绝不是什小豆腐块儿。尽管司站长那样说了，他还是不愿承认他发表的稿子都是小豆腐块儿，有的稿子从所占报纸版面的面积来看，要比小豆腐块儿的面积大得多。不过他绝不能和司站长争辩，争辩的结果说不定比臭豆腐块儿还糟糕。剩下的时间还不到—个月，危机迫在眉睫，他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尽快拿出一篇有分量的稿子来。

一碗面条没吃完，周水明就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这个决定让他有些激动，心口怦怦跳着，脸都红了。由于激动和走神儿，面条他吃吃停停，是咸是淡都没吃出味儿来。这个决定是他准备装扮成一个打工的农民工，深入到一个小煤窑去卧底，把所见所闻记下来，然后写成长篇通讯。他相信，只要通讯一发出来，肯定有着爆炸般的效果，说不定会轰动全国，很多报纸都会转载。到那时候，他就不必发愁姓司的不聘他当记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周水明听说过，西部深山窝子里有一些小煤窑，窑主派人到火车站汽车站等农民工密集流动的场所，把农民工骗走。一旦骗到窑里，他们就把农民工严密看管起来，强迫农民工像牲口一样给他们干活。他们喂给农民工饭，为的是把农民工喂饱了好有劲给他们挖煤。他们把钱把得死死的，一分都不给农民工发。谁胆敢逃跑，若被他们捉住，一律严惩不贷，轻者痛打一顿，重则敲断腿骨。这样的窑旧社会就有，那时叫做圈窑，猪圈羊圈那个圈。现在这样的窑还没人为它命名，不知该叫什么窑。这样的口头信息他听到不少，在报纸上也见过一些零零碎碎的报道。但不管是听来的还是见到的，都是间接的消息，属于第二手或者第三手第四手资料。当事者肯定是有的，而当事者在信息传播中却是缺席者，不知道他们都消散到哪里去了。由于缺乏当事者的直接陈述，那些信息就显得无关痛痒，既没有切实的分量，也不具备振聋发聩的震撼力。在这样的关头，周水明只好把自己豁出去，勇敢地把责任承担起来。

第二天上班一见到司站长，周水明就把自己的决定对司站长说了。他想说得平静些，因事关重大，个别句子说得还是有些磕巴。他以为司站长会对他的决定感到惊讶，并对他大加赞赏，然而司站长的眼皮缓慢地动了两下，在肯定了他的想法很好之后，马上提示说：“你要慎重考虑，这样的行动是要担—定风险的。”

周水朋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仿佛已经上来了，他说：“风险我不怕，我反复考虑过了。为了揭露不法势力，维护农民工的利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司站长闭着嘴巴微笑一下，还微微摇了摇头，随即以严肃的表情对周水明指出两点，让周水明记下来：“一、记者站没有要求你去小煤窑卧底采访，是你自已主动提出来的；二、你要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自己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

周水明说记住了。

“你最好记在采访本上。

周水明拿出随身带着的小采访本，把司站长指出的两点记在于本子上。在听到司站长指出的两点时，他并没有从脑子里过，以为不过是领导对他的一般化例行交代。把司站长的话一个字一个宇往本子上记时，他才觉出这些话有些沉重了，悟出司站长话后面有话，是后话，有这些话记录在案，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司站长就可以据此推卸责任，他心里寒了一下，才稍稍冷静些，意识到自己这次去卧底的确不是闹着玩的。他对司站长也说了两点：“等我把稿子写出来，一定以咱们两个的名义发表；我这次卧底计划去七天，七天之后，如果我不能跟您取得联系，请您跟公安机关报一下案，让他们帮助您查找我的下落。” 　“我希望你能按时回来。祝你一切顺利恐怕不大现实，好，祝你取得成功！”

二

去卧底之前，周水明还要回一趟家，筹备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必备的行头，要把自己装扮得确实像个农民工的样子。比如他必须穿一身旧衣服。旧衣服不一定破，不一定打补丁，但一定要旧，旧得皱皱巴巴，脏脏乎乎，而且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衣服都要旧。比如皮鞋是不能穿了，最好穿三双少鼻子瞎眼的球鞋。再比如他还要带一条早些年淘汰下来的粗布被子，把被子卷巴卷巴塞进塑料编织袋子里。另外，这次冒险行动他得跟妻子说一下，顺便跟妻子亲热一番。他已经二十多天没回家跟妻子亲热了。

他的家在一座国营大型煤矿，离记者站所在的省会一百多公里。从长途公共汽车上走下来，周水明俨然是—副记者的形象、派头和风度。他西装笔挺，穿着皮鞋，打着领带，头发抿得一丝不乱，手里提着精致的真皮小皮包。他拉开小皮包，拿出一副眼镜带上了。他的眼睛不近视，也不散光，他戴眼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视力，也有那么一点向明星看齐的意思。他的眼镜是水晶平光镜，在阳光的照射下稍微有一点变色，变的色是蓝灰色。这样，他能看清别人的面目，别人看他的眼睛就看不大清楚。这副眼镜，是他参加一个水晶产品的推介会时主办方送给他的，据说值六百多块钱哪。他现在戴的红色领带也是厂家送给他的，领带上绣着金色小花儿，是世界名牌。周水明还没当上正式的记者，就得了这些实惠，等他真正当了记者，实惠不知道有多少呢。从国道边到矿里还有五六里路，一些开三轮蹦蹦车的司机冲他迎上来，叫他老板，请他坐车。他摆摆手，表示不坐。以他现在的身份，要么坐小轿车，要么步行，坐这等开起来扭来扭去的蹦蹦车算什么！

走到半路，周水明碰见了他当年在掘进队时一块儿摘掘进的一个工友，他先跟工友打了招呼。工友说：“嗬，周大记者！”工友向他身后看了看，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你还要什么人？”

“这么大的记者，不带保镖怎么行广

大记者的称谓让周水明很受用，他说：“哪有记者带保镖的！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幽默。”

周水明和工友的话还没说完，一辆黑色红旗牌小轿车从他身边开过去，他认出这是该矿矿长的车子。他正想不知矿长在车里坐着没有，车子在前面停了下来。他以为是矿长看见了他，从车窗里探出头的却是井庆平，井庆平让他上车。

他不想沾井庆平的光，往前挑了两下手梢儿说：“你先走吧，—会儿就到了。”

井庆平开门从车里下来，说：“快上来吧，我正要找你呢，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了。”

周水明只好紧走两步，上了车。矿长不在车上，井庆平在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坐着。井庆平吃得一头一脖子的肉，头发也留得很长，时髦得像是一个影视导演。井庆平说了正要找他，不说什么事，却回过头笑着问他：“怎么样？”

周水明说：“还可以。”

“不行到我们报社来吧。”

“谢谢！什么时候等你当上总编再说吧。”他以前不是没找过井庆平，井庆平说这不行，那不行。现在他到记者站去了，井庆平才敢说这个大话。他要是真的答应去报社，井庆平不知又该怎样拿捏呢！再说；井庆平不过是一个普通编辑兼记者，他也没权力让他进报社。

井庆平说：“真的，你光当记者不行，当记者的还得巴结编辑，不然你的稿子还是发不出来。记者是卖方，编辑是买方，你把编辑记者都当着，等于卖方买方一肩挑，省去了中间环节，你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益。”

“你还总结出经验来了。”

“那当然。这一行学问大着呢！”

“你不是在市里买了房子吗，还回矿里干什么？”

“房子正在装修，等装修完了，我就把家搬过去。”

周水明跟井庆平开了一个玩笑，说：“房子装修完了，你的家也不要忙着搬，有两间房子在市里空着，你搞情人多方便。”

井庆平乐得喷屁，说：“对，对，你这个主意太好了，就照你这个主意办。你搞到情人，也可以带到我那里去。”

说话车已经到了矿里，周水明让司机把车停一下，他先下了车。

周水明不能不承认，他之所以到记者站去应聘，主要是受了井庆平的影响。原来井庆平和他一样，都是在矿上的宣传科当干事。井庆平看到市里工人报招聘采编人员的启示，就悄悄跑到报社去应聘。井庆平后来说，他去应聘，—点把握都没有，趁着到市里送稿，权当到报社玩一下。连自己都没想到，经过笔试和面试，他还真的被人家聘上了。井庆平—当上记者，他的活动舞台就大了，除了市里有好几个区，市上还管着周边七八个县，都是他的报道范围。井庆平的能量也很大，很善于发挥当编辑记者的优势。他想到哪里采访，就要哪个单位派车接他，不接他就不去。他去采访过了，发了稿子，再去那个单位，就事先准备一些发票让人家给他报销。他报销的发票五花八门，票值逐步升级，先是—些打的票、鞋票、衣服票，后来买的照相机、手机、电脑、彩电等，也开了票找被报道单位报销。再后来，井庆平嫌报销发票太麻烦，也容易给人家留下把柄，就不报销发票了，就以各种巧妙方式跟人家要现金。现金被他说成辛苦费、赞助费或红包儿。因人生得意，井庆平的这些作为并不瞒着周水明，愿意在周水明面前吹一吹。井庆平说，现在他每年的收入不下十几万。在市里买了房子只是他的第一步，下一步他还要买汽车。有一次井庆平把酒喝多了，抱着他的脖子，嘴凑在他耳边说：“你不知道，当记者的好处多着呢！”他还没问有哪些好处，井庆平就说开了，现在下去采访，只要你在那里过夜，人家都要给你安排一下。这个安排一下不包括喝酒，喝再高级的酒都是小菜一碟，排除在外。安排的系列内容包括唱歌、跳舞、洗头、洗脚、按摩、找小姐。这些项目里面，找小姐最有意思，算是重头戏。他问井庆平一共玩过几个小姐了。井庆平说，说实话，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井庆平的话，周水明有的信，有的不信。但有一个事实在那里明摆着，他不愿意相信也不行，那就是井庆平的确在市里买了房子。一套房子二十多万，这表明井庆平狗东西真的发财了。有一段时间，他不愿想到井庆平，更不愿提到井庆平，极力想把井庆平忘掉。一想到井庆平，他就感到别扭，还有些焦躁，肚子里像长了个瘤子一样。有一次正吃饭时，妻子提到井庆平，说井庆平找了矿长，把老婆弄到幼儿园当老师去了。他一听就对妻子发了脾气，差点把饭碗摔在地上。事后想了想，他心里不平衡了。说得不好听一些，他嫉妒井庆平了。与井庆平相比，他觉得自己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井庆平强一些。井庆平只会写一些简单的报道，报道里多有不通的句子，还常常出现错别字。他不仅会写报道，还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散文和诗歌，文字当然要准确和优美得多。在为人方面，井庆平自控能力很差，一喝酒就过头，一过头就闹事。有一回闹到书记那里，摸过书记桌上的烟灰缸，把烟灰缸里的烟灰当茶喝，把书记的玻璃烟灰缸都摔碎了。周水明和井庆平等人多次在一块儿喝酒，他也曾喝高过，但越高他似乎越清醒，从没有失去过应有的意志力。井庆平的长相也不好，矮个子，大耳朵，肚子鼓着，肥得像猪。他身材适中，不胖不瘦，别人对他的评价是眉清目秀。论能力，论才华，论为人，论仪表，他哪点比井庆平差！他在宣传科一年满打满算才挣一万块钱多一点，井庆平一年却能挣十多万，收入是他的十倍，凭什么？难道人的工作岗位不同，差距就这么大吗？人的价值也不一样了吗？既然井庆平能去当记者，能提高自身的价值，他为什么不能呢！宣传科有人问过他；是不是见井庆平跳槽成功，他就坐不住了。他表面不愿意承认，心里盯的还是井庆平，一定要和井庆平比一比。

周水明回到家，见妻子田少荣正在床上睡觉，知道妻子上的是夜班。妻子在矿上选煤楼拣矸石，对于矿上的女人来说，妻子干的是最脏最重的活儿。因他是单身职工，妻子的户口不在矿上，矿上就不给妻子安排工作。拣矸石的活儿是妻子自己找的，临时性的，一个月才挣四五百块钱。他说过不让妻子去拣矸石，妻子说，两个孩子都上学去了，她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出去能挣一个是一个。妻子也把他叫大记者，说：“大记者回来了，不睡了，起来给大记者做饭吃。你还没吃饭吧？”

见妻子赤裸着上身，他对妻子的小小身子顿生怜惜，说：“你不要起来，我这会儿不想吃饭，先陪你睡一会儿。”

妻子笑了一下，知道他要先干那件事，说：“我就知道你……”

周水明插上门，迅速脱下衣服，脱得只剩下一件三角裤衩，躺进被窝里去了。进了被窝，他才把裤衩揪下来。那件东西已经奋起，对裤衩有些戗茬。他戗着茬儿把裤衩退掉，那件东西马上弹回向上的位置。他把妻子紧紧搂了两下，示意妻子也脱去裤衩。

妻子说：“别急，咱俩先说会儿话。来，让我看看你瘦了没有。”

他说：“不行，我得先进家，进了家才能说话。”他把妻子的下面说成是他的家，做爱就是进家。他没有跟妻子说将去卧底的事，那个事情怎么说也有些重大，他怕说出来会影响妻子的情绪，也会影响他自己的情绪。他去记者站应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他也没跟妻子说起过，他跟妻子说的是，他已经当上了正式的记者。

妻子撒了一点娇，说：“那，你得给我脱。”

“愿意为你服务，老公亲自给你脱。”他把被子掀开，看到妻子穿的是那件麦绿色弹力尼三角裤衩，顿感不悦。这件裤衩是妻子从垃圾堆里拣来的。他说：“我说让你把这个裤衩扔掉，你怎么还是穿上了？”

“穿上怕什么，下面只烂了——个小眼儿，缝缝洗洗，一点都不耽误穿。”

“你知道这是什么人穿过的，要是染上了性病怎么办？”

还是妻子自己把裤衩脱下来了，扔在一边，说：“你仔细看看，我染上性病了吗？”

他把妻子的两腿分开看了看，妻子下面干干净净，好像没有什么性病的迹象。他把“家”进去了，似乎还有意见没表达完，说：“怕染上性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你这么做，对我的尊严是一个伤害。我在省会当记者，让老婆在垃圾堆里拣裤衩穿，别人知道了怎么看，显得你丈夫多没本事，多没面子！”

“我在里面穿，除了你能看见，谁能看得见！”

“我看见也不行，我—看见就堵心。怎么，咱连件裤衩都买不起了？下次回来，我要给你买一打裤衩，让你三年都穿不完。”说着把妻子的两只毛眼各亲了一下，下面也进得彻底些。

妻子把“家”门关紧密，再关紧密，说：“等你给我买回裤衩，我就不去拣矸石了，上街卖裤衩去。”

“我操，你真是我的勤俭持家的好老婆呀！”

亲热完毕，他让妻子给他找旧衣服旧被子时，才把准备去小煤窑卧底的事对妻子说了。他没说卧底，说成化装私访。

私访的事，妻子似乎从戏台上和电视剧里看见过，她说：“私访的不都是当官的嘛，你一个记者私访什么！”

“这个你就不懂了，当记者才更要私访。过去只有当官的，没有当记者的，私访的事只能由当官的承当。现在有了记者，私访的事就主要由记者去做。当记者的比一般当官的地位还要高一些，你知道吧？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这个我跟你说你也不懂。”

妻子对小煤窑的情况多少知道一些，小煤窑多是险恶之地，她有一个姨表弟就是在小煤窑里砸死的。她有些担心地问：“你去小煤窑私访，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他说不会的，下去私访的记者很多，没听说哪个记者出过大的危险。他给妻子举了两个例子。一个记者，为了了解乞丐的生活，自己装成乞丐，混到丐帮里去了。他蓬头垢面，跟乞丐一块儿讨钱讨饭，一块儿住阴沟，了解到丐帮的不少规矩和内幕。他装得很像，得到了乞丐们的信任，差点当上了丐帮的帮主。他出来后，把自己的亲历亲闻写成了报道，一下子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一个记者，听说有一个砖瓦厂以招工的名义把民工骗到厂里后，就不许民工出去了，强迫民工进行超时间超体力的劳动。厂里豢养了一批打手，他们动不动就对民工拳打脚踢，不但不给民工发工资，有时还不给民工饭吃。记者化装成民工到厂里私访，了解到的情况比听说的还要严重许多。记者本人除了累死累活地干活，也被打手打过，骂过，受到很多非人的折磨。后来记者逃了出来，把私访到的情况报告给当地的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马上组织警力包围了那个砖瓦厂，才把里面的民工解救出来，并把黑心的厂长抓获。记者把私访的全部过程不仅写成了通讯报道，还写成了长篇纪实文学。那个记者因此受到上级宣传部门的表彰，成为全国新闻战线当年度百佳记者之一。周水明没有对妻子说司站长对他的工作不甚满意，没有说他下去私访是迫不得已，为了得到司站长的信任。他肚子里还有好多话，都没跟妻子说到。比如说只有在记者站干稳了，才能多挣一些钱，才能买商品房，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才能有保证。不然的话，他家的经济状况一辈子都很难有大的改善。他跟妻子唱的是高调，把自己此次行动的目的说得很堂皇，很高尚，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夸耀。他把什么喉舌、天职、拯救、义不容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等大的词句都用上了，把妻子说得愣怔着。他跟司站长说的是计划下去七天，跟妻子说的却是十天，他说：“十天之后，我若是不回来，你也不要着急，但你可以到记者站找司站长问一下情况，必要时让他到公安机关报一下案。”

妻子说：“你越说我越害怕，咱不去小煤窑私访不行吗？”

“我一定要去！”他的表情和口气像是有些悲壮了。

“你去看看就行了，能不下窑就别下窑。”

“开玩笑，不下窑怎么能知道窑下的黑暗！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会随机应变的。”

他的那些旧衣服旧鞋和旧被子亏得妻子没舍得扔掉，从床下的旧木箱里一翻就翻出来了。他换上旧衣服，把头发揉乱，对着镜子照了一下，着实吓了他一跳。他似乎看到那个高考落榜后曾四处流浪的落魄青年又回来了。他曾以为那个倒霉蛋已离他远去，再也不会回来，谁知道呢，眨眼工夫，那小子又立在他面前。那身发着霉味的衣服，好像也在以皱皱巴巴的表情笑话他说：“你不是已经混出人样了吗，不是把我们抛弃了吗，为何又回到我们的怀抱，你这是玩的哪一套？”周水明苦笑了一下，体会到人的一张皮原来这么重要。她穿上那身皮，就是一个体面的记者；换上这身皮呢，就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

别看妻子自己愿意从垃圾堆拣裤衩穿，却不愿看到丈夫穿旧衣服，她说难看死了，让丈夫把衣服脱下来洗一洗再穿。

周水明说不能洗，一洗就没有现在的味道和效果了。

三

周水明把冷眼装在脑子里，是以十分清醒的状态被骗工的骗子骗走的。他原以为遇到骗子不是很容易，准备花一天或两天时间把自己送到骗子手里。不料骗子遍地，刚走一个，又来一个，他只用了半下午时间，就与他预先设定的骗子遭遇了。

他选择的地方是一个长途汽车站，全省各市县的汽车都往这里开，有人下车，有人上车，这里是来往旅客的一个集散地。加上汽车站对面不远就是全国有名的枢纽性火车站，更使两站之间的广场形成了人的洪流和若干个人的漩涡。不少人拉着箱子，背着挎包。在匆匆行走。不少人边走边对着手机说话。一个包工头模样的人对着手机大声骂人，嚷着他—定要报仇。不少人在散发小广告。不少人手拿写着所谓国营旅馆的硬纸牌在招徕顾客。不少涂着红嘴蓝眼的“野鸡”在悄悄拉人的衣角，问人要不要找个地方快乐一下。当然也有不少带着以塑料编织袋子为包装的粗笨行李的民工，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眼巴巴地等着用工的人把他们领走。记者站设在省政府附近的一个省属行政机关，离这里并不是很远，但他觉得这里和那里判若两个世界，他到了这里如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有些兴奋，意识到他的体验已经开始，可以进入采访状态。如果是往常，他会掏出自己的小采访本儿，把看到的情景记上几笔。他参加过矿务局矿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学习班，受过一些采访方面的基本本训练，其中一项训练要求就是勤动笔。谚语是，好记性比不过烂笔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了，一摸里面是空的，没有采访本儿，也没有笔。他的动作是习惯性的，下意识的。他的采访本儿和笔放进一个小手包里去了，还有手机、记者证、钱包儿、真的身份证等，都放进了小手包里。他把小手包上了小锁，外面还裹上了黑色塑料带，压在铺盖卷儿的最下面。小手包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不能露出来，露出一样就有可能暴露他的身份。他看过—个资料，一个国民党的司令官，战败后化装逃跑了，他本来已逃出层层包围圈，因解完大手用白纸擦了屁股，还是被人认了出来。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接受那个司令官的教训，处处小心，步步谨慎，不能把记者的身份露出蛛丝马迹，只能以民工的身份和面目示人。他也不能待在太显眼的地方，要是碰见井庆平那样的熟人就麻烦了，他现在这身打扮，恐怕得解释一会儿才能解释清楚。他站在汽车站出口处一家小吃店的墙角，低着眉，耷着眼，垂着头，丧着气，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等着别人来钓他。不，等着别人来上钩。

一个人走近他，问他愿不愿意去建筑工地打工。他说对不起，不去。那人狐疑地打量他一下，走了。怎么，自已有什么破绽吗？他低头看看脚和腿，没看出什么破绽。他突然想起来了，自己不能随便说对不起，这里不需要说什么礼貌用语，你把礼貌用语用多了，只会引起别人对你的怀疑。又有一个人跟他说话时，他就不说对不起了。这个人问他愿不愿意搞装卸。他问装卸什么。这个人说到河滩里装沙子，再跟车到工地把沙子卸下来。他这次没有马上拒绝，问一个月多少钱。这个人说工资是计件的，装卸—车沙子十块钱。他说十块钱太少了。这人说，不少了，一车十块，一天装卸四车就四十块，一个月下来就是一千多块。周水明既定的目标是去小煤窑卧底，坚持说工资太少了，不去。他像中了魔一样，一心要去小煤窑卧底。结果一个女人盯上他了，妇女一手提个小包儿，一手抓着手机，像是漫不经心地走到他身边，叫他“这个兄弟”，问他：“是不是出来找活儿干的？”

周水明说是的。

“你想干什么活儿？”

“你那里有什么活儿？”周水明对这个女人的活儿不抱什么希望，煤窑都是男人的世界，跟女人不怎么搭边。

女人说：“不瞒你说，我们那里是煤矿。”

周水明心里突了一下，看来对上点子了。他把女人看了看，脑子里的笔飞龙走蛇，快速把女人的样子记下。女人三十五六岁，长得高高大大，奶子、嘴、屁股，哪儿都大。女人的嘴唇格外厚，一片嘴唇恐怕就有二两精肉。女人的嘴唇不好看，唇面子不发红，有点发紫。是了，让女人出来替小煤窑招工，才更有欺骗性。

女人掏出一支烟，安在厚嘴—上，用打火机点燃，深吸了一口气，浓烟从两个张圆的鼻孔呼呼冒了出来。她像是想起什么，把烟盒递到周水明面前，让周水明也来—支。

周水明说他不吸烟。

女人说：“我操，烟酒不分家，出门在外的男人哪有不吸烟的！你放心，我烟里面没有迷魂药。世上只有男人想放倒女人，哪有女人想放倒男人的！”

周水明脑子里又很快记了几笔，这个女人说话很冒料，很男性化。他把烟接过来了，心想，你要想得到人家的信任，就得听人家的，顺着人家的意思来。他问：“你们那里是大煤矿还是小煤矿？”

女人说：“说大不算大，说小不算小，中不溜吧。”

“去你们那里干，一月能挣多少钱？”

“我说了你别嫌多，一个月下来，除了伙食费，还能剩—两千块。”

周水明知道这个女人是骗人的，他嘴上说，挣钱是不少。又问：“你们那个矿安全吗？”

“你下窑几根鸡巴毛，上窑还是几根鸡巴毛，一根都不会少，你说安全不安全？”女人咧开阔嘴笑了。

这个女人很会骗人，语言也很生动。周水明也笑了。他又向女人提了几个问题：煤矿叫啥名字？在哪个县？哪个乡？离这里有多远？坐车需要多长时间？这些他都需要知道，知道了他才心中有数，好记下退路。

女人回答得有一搭没一搭，有的回答清楚了，有的回答含含糊糊，女人说：“你鸡巴问号不少呀！问号我认识，每个问号都像一个鸡巴，对不对？我看你像个有学问的人哪，不会是个知识分子吧？”

周水明心里一惊，难道自己说话又带出了什么吗？为了否认自己是知识分，他也说了一句粗话。他说的粗话只有—个字。

女人认为这还差不多。女人说：“我已经招到一个工人，在那边等着。你要是愿意跟我去，咱现在就走，天不黑就到矿上了。来，我帮你拿行李。”女人伸手把周水明的行李袋子提了起来。

周水明看出女人出手的动作像抢，女人的热情也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很符合那种煤窑的风格，他只好跟着女人走。他试探性地摸着行李，说他自己来，自己来，女人就是不撒手。他想，就这样跟女人走，过程是不是太简单了，写成通讯是不是不够吸引人？他脑子里还有几个问题，因问题的采访性都太强了，他没再敢提。

女人说：“你看出来找活儿干的人有多少，一片一片的，脖子都伸得跟鹅一样。我不到人多的地方去招，我一去他们就会围住我。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你碰见我算是你运气好。”

女人把他领到一处铁栅栏外面，果然有一个小伙子在那里等着。小伙子浓眉大眼，拿着一瓶矿泉水在喝。有一个人跟他一块儿去，这不错。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暗中采访对象，说不定他在通讯中会写到这个小伙子。这样想着，他就把小伙子看了一眼。见小伙子也在看他，他的目光就让开了。可小伙子的相貌似乎有什么特点，他回过眼再看。小伙子上嘴唇中间有一道紫红的疤痕，很显然，小伙子原来是一个兔唇，经过手术，把兔唇缝合上了。缝合的效果不是很好，除了疤痕突出，嘴前面还有一个小豁儿。小伙子见周水明注意他的嘴，就把手中的矿泉水瓶举高，把嘴和鼻子都遮住了。这让周水明又捕捉到一个细节。

女人在打电话，说：“我又招到了一个，你过来吧。”

周水明马上作出判断，骗子不止一个，听电话的人可能是一个男的。

那个人很快过来了，正是一个男人，有四十来岁。男人把周水明上下打量了一下，没跟周水明说话，就要带他们去坐车，情节一点都不曲折。周水明似乎不甘心就这样跟他们走，便掏出自己的假身份证说：“给，这是我的身份证。”

女人说：“我们不看身份证，现在假身份证太多，看了也没啥用。只要人是真的，我们相中你这个人就行了。”

人家上来就怀疑他的身份证是假货，他只好把演戏的道具收了起来。他想，他得弄清这一男一女的名字，这是新闻写作的其中一个要素。他说：“我还不知道两位师傅怎么称呼呢？” 女人说：“他姓马，我姓杨，你就叫我们马师傅，杨师傅。”

不愿说出真实姓名，这表明他们是骗子无疑。周水明说：“我可以看看你们的身份证吗？”

那男人恼了，露出了凶恶面目，说；“你这人咋这么多事儿，你去不去？不去拉鸡巴倒！”

周水明是不想去，对这个男人的粗暴甚是反感。还没上路，这个家伙就这么凶，到了窑上，不知这家伙会凶成什么样呢！可是，他要是不去的话，他怎么卧底？他的报道任务怎么完成？一想到他的远大理想，他受到这点粗暴对待就不算什么了。是呀，他寻求的不正是这个吗，让这两个狼狈为奸的男女充分表演吧。

长途汽车里塞得满满的，大都是带着猪腰粗行李卷儿的民工。他们一到车上挨挤着坐下，就像终于找到了前进方向一样，脸上有了些许喜气，互相开始让烟，车厢里霎时烟雾腾腾，跟烧锅一样。周水明想让售票员制止一下，公共汽车上不许抽烟。想到自己现在的身份也是一个民工，也应该抽烟，就作罢了。他知道了缝过兔唇的小伙子叫李正东，他和李正东坐在最后排的座位上。后排座位上已经坐了三个人，男售票员大声嚷着挤一挤，挤一挤，他和李正东硬挤着坐下了。最后一排座位比前面所有的座位高出一个台阶，正好便于周水明观察整个车厢里的情况。马师傅和杨师傅坐在前面汽车发动机的扣盖上，正给司机和售票员让烟，彼此挤弄着眼说话。周水明看出来了，大概是司机常跑这趟线，马师傅、杨师傅常坐这趟车，他们是熟人。周水明心里一亮，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说不定日后用得着。他在脑子里把这个情况留了个记号。一个人在车下买了一塑料袋白包子，上来用黑手捏着分给几个农民工吃，每个民工分得几个。前面的双人座位上坐着一个男青年，一个女青年。女青年披散着染成的红头发，撒娇似的趴浓男青年腿上睡觉。女青年极瘦，极丑，像鬼。李正东碰碰他的腿，他一看，李正东在给他让烟。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烟接下了。李正东是他的同路人，他得跟李正东搞好关系。两人把烟对着，似乎从此算是接上头了，他对李正东笑了—下，李正东也对他笑了一下。李正东不适合笑，一笑他的嘴唇一紧，前面残留的豁口就大一些。不过李正东笑得还是比较羞涩。李正东不大爱说话，医生用针和线把他的兔唇缝上，好像把他的整个嘴都缝上了。周水明里面坐着一个岁数较大的男人，看样子至少有五十多岁。车开动了，他问那个男人，是不是出来打工的。男人没说话，只点点头。他问是不是去煤矿打工。男人仍不说话，只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