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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找你有事儿。”

“什么事儿？”

．

“你去了就知道了。”

他猜对了，一定是窑上的人把他的手包儿翻走了，并把里面的东西看过了。这样，他的身份就提前暴露了。走在二锅子后面他就想，既然如此，他就要拿出记者的派头，态度一定要强硬起来。可不知为何，他身上却抖得厉害。他尿泡里似乎也憋着一泡尿，随时都会流出来。他把牙床子使劲咬了一下对自己说：“你要争气，你是人民的记者，真理和正义都在你这一方，你怕什么！”

齐老板在椅子上坐着，几个打手分列两边，还是公堂审案的模样。齐老板吸着烟，把周水明看了一会儿才问：“你是什么人？”

周水明反问：“你说呢？”

“我让你自己说。”

“你们是不是把我的东西拿走了？”

“什么东西？”

“一个黑皮包儿。”

“你拿黑皮包儿干什么。”

“这是—个公民的权利，我爱拿什么就拿什么！”

“不管你拿什么，到我们这里都要接受检查，这也是我们的权利。你要是拿了炸药包儿，来炸我们的窑，我们能不管吗！老实交代，你到底是什么人？”

周水明从齐老板的话里得到证实，他的手包儿的确在齐老板手里，他一指齐老板说：“我告诉你，我的任何东西都是受法律保护的，你动我的东西是犯法的。”

齐老板哈哈笑了，他笑得有些夸张，像是戏台上戏中人的笑法。笑够了，他把桌子一拍说：“我看你是个探子，给我拿下！”

周水明说：“我看你们谁敢动我，我不是老毕。告诉你们，我是共和国的记者！”

“记者有什么了不起的，记者就是探子。”

眼看几个打手要往他身边凑，周水明把事先设计好的应急的一招拿了出来，他拐起一只手，嘴对着手腕说：“喂喂，我是六号，信息收到。我这里一切正常，没什么危险。有新的情况马上报告。完毕。”见齐老板有些傻眼，他走到齐老板桌子前面说：“你知道了吧，我体内装有芯片，上面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一直跟我保持密切联系，监视着你们的一举一动，你，还有你手下这几个人，在可视听监视器里都有显示。同时，你们煤窑周围已埋伏下相当数量的公安人员，只要我轻轻发一个信息，公安人员马上就会冲进来，把你们一网打尽。”周水明这一招效果不错，齐老板被他镇唬住了，眼皮乱眨一气。那几个打手也互相看看，开始向后退，像是怕被监视器显示。

“那，你到我们这里干什么？”齐老板的口气低了下来。

“这里是国家的土地，煤炭是国家的资源，我为什么不能来？”

“你是不是要说我们的坏话？毁我们的窑？”

“这要看你们的表现如何，对记者的态度如何。我现在就要对你进行采访，有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

“不不不，”齐老板从椅子上站起来了，“我不是矿长，我们矿长姓国，等国矿长来了你采访他吧。”

噢，这个老板是冒牌儿货，真正的后台老板还没有露面，看来这个煤窑的水还真不浅。周水明说：“你不是矿长，在这里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去，把你们矿长叫来，我有话跟他说。”

“国矿长到县里去了，他明天才能回来。”

“不像话！你们县的县长是我的朋友，我打一个电话，县长马上就会来。对了，把我的手包儿还给我，我的手机在里面。”

“对不起，你的手包儿我派人送到国矿长那里去了。”

“你是不是把我的手包儿打开了？”

“没有……不是我打开的。”

“你不要支支吾吾，我正告你，我手包儿里的东西要是少了一件，我就拿你是问！”

第二天早上，没人再催周水明下窑。去吃早饭时，他听见一些窑工小声说，记者，记者。见李正东直着眼瞅他，他对：他对李正东笑了笑，拿出一些记者的表情，仿佛在说：“你小子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李正东有些害怕似的，赶快把目光躲开了。吃过早饭，他本来想到窑上各处转转，再把该窑的环境默记一下，可他—走就走进宿舍里去了。既然别人都知道了他是记者，既然已经恢复了记者的身份，他得拿出记者的形象才行。自己的脸是黑的，头发是乱的，衣服是脏污的，离一个记者的形象差得太远。他们惭形秽似的，不好意思出去了。

坝子里开进来一辆红色小轿车，他估计是国矿长来了，就下意识地地整理的头发。他的头发四下里飞着，怎么也抿不顺。他往手上吐了点吐沫往头发上二抹了抹，还是抿不顺。由于手心里吐了吐沫，手心里沾的煤油都抹到头发上去了，露出了手掌心的两块红肉。他因此醒悟，要整应该先整脸哪，比起脸面来，头发怎么说也是次要的。于是他不抿头发了，用双手搓脸。搓了几下，他觉得不理想，干脆抱起自己的被子往脸上擦。他这般慌乱，好像将要面对的不是什么矿长，而是一位让他心仪已久的女人。

国矿长过来了，一进门就笑着伸出了手，说：“周记者您好，欢迎欢迎！”

周水明说：“对不起，我手脏。”

国矿长还是把他的手握住了，说：“没关系，我们都是兄弟。”

这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皮鞋擦得很亮，还戴着金丝边眼镜，他倒像是一个记者。周水明把手从这人手里抽回来，问：“您就是国矿长吗？”

国矿长说：“不敢当，我们这里不过是个小煤窑而已，哪里敢称矿长。我昨天到县里开会去了，没能赶回来向周记者汇报工作，实在抱歉。周记者光临我们这里，事先怎么不打个招呼呢，让周记者受委屈了。”

周水明说：“我随便看看，体验体验。我要是打了招呼，市里和县里宣传部的新闻干事都会陪我来，那样的话，前呼后拥的，我就体验不成了。”

国矿长把双手抱成拳对周水明连连晃着，说；“佩服佩服，我敢说现在像周记者这样忧国忧民、不辞劳苦、深入基层采访的记者不多了。你这样的记者才真正是人民需要的记者，我一定向您好好请教。您看这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请到我办公室里去吧。”

周水明把两手一摊：“为了对您的尊重，您总得让我洗洗脸吧。一个煤矿，怎么可以没有澡堂呢，这是起码的福利条件嘛！”

“我们这里是贫水地区，用水比较困难。”国矿长转身大声喊二锅子，指责说：“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对待周记者呢！你马上到食堂打点热水，让周记者洗一洗。”他马上又赔着笑脸对周水明说：“你先简单洗一下，吃过饭咱们一块去城里洗桑拿。”

·：

周水明说：“我看不必了吧，我昨天在窑下已经洗过桑拿了。”

“周记者真幽默。对不起，我们这里的条件实在是差！？

国矿长的办公室也是一间窑洞，只不过里面的陈设讲究一些，有电视机、电话，还有沙发。屋里除了国矿长，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在沙发上坐着。周水明一走进办公室，两个年轻人就站起来了，显得彬彬有礼。国矿长先把周记者介绍给两个年轻人，接着把两个年轻人给周水明做了介绍，女的是办事员小孙，男的是他的司机小李。周水明接见似的分别跟他们握了手。他似乎找回了一些感觉，这才是记者应有的待遇嘛。周水明在沙发上坐下，小孙马上给他泡了茶。国矿长对小李说：“你去食堂催一下，让他们赶快把莱送过来，我跟周记者喝两杯。”

周水明心中暗喜，知道国矿长害怕了，怕他把窑上的实际情况写成报道，捅出去。只要一捅出去，这个窑很快就会被查封，有关人员也会受到制裁。国矿长还算懂事，知道记者的厉害。他倒要看看国矿长耍什么花招儿，不管国矿长把招儿耍得有多花，他都要把招数一一接下来，对付过去。报道嘛，该写还是一定要写。他摆摆手说：“不要麻烦了，我喝酒不行。咱们随便聊聊。”

国矿长说：“你们当记者的走南闯北，到哪儿都是座上宾，都少不了应酬，哪能不喝酒！周记者您的名字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您是大手笔，名记者呀！”

周水明最看重他写的报道和报道的署名，每篇见报稿他都留下来，愿意拿给妻子和别人看。要是有人主动向他提起看到了他的名字和他写的报道，他就更有成就感，心里更受用。国矿长显然挠到他的痒处了，他刚洗过的脸有些泛红，说：“写报道是我们的工作，报社每月给我们下达的有写稿任务，任务用分儿稀量，完不成任务要扣分儿的。”也是因为高兴，国矿长并没有提出看他的记者证，他自己把贴身珍藏的记者证掏出来了，对国矿长说：“这是我的记者证。”

国矿长说：“不用看了，一看您的风度和气质，我就知道您是记者。”

周水明坚持让人家看，他说：“到下面采访，一定要出示记者证，这也是报社对我们记者的要求。”

国矿长把记者证接过去，翻开看了看，立即双手拿着，还给了周水明，感叹地说：“有了这个就可以在祖国大地上平趟。”

周水明把记者证收好，顺便问国矿长：“听齐老板说，我的手包儿在你这里。”

“不好意思，手包儿在我车上，我一会儿让小李给你取。你放心，一切完璧归赵。”

“国矿长，请恕我直言。”

“没关系，你说。”

“我觉得矿上管理严格—些是好的，但你手下的人太凶了，他们连劳动者起码的人权都不顾，竟然要用烧红的煤铲子往人家脸上打记号，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国矿长的样子很吃惊：“有这等事情？这个齐狗熊，简直是无法无天！”

“这不会有错，昨天晚上那一幕我是亲眼看见的。”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定严肃追查，决不手软！这帮人素质太差，有时候让你哭笑不得。也许这就是中国特色吧。”国矿长笑了一下。

小李带着食堂的人把菜端来了，是一个木制大托盘，上面放着四盘莱，一盘热气腾腾的炖猪腔骨，一盘韭菜炒鸡蛋，一盘酱牛肉和一盘油炸花生米。小李帮着把菜端下来，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国矿长从桌子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瓶好酒，把盖子拧开了，说：“简单吃点，不成敬意啊！”

周水明说：“哪里哪里，本人衣冠不整啊！”

小孙要离开，国矿长不让她离开，说还指望她给远道而来的周记者敬两杯酒呢。

小李把酒倒满，国矿长端起一杯站了起来说：“周记者，我得敬您一杯，我们对您照顾不周，这杯酒先向您赔个不是。”

周水明也站起来了，说：“国矿长您言重了，我喝酒实在不行。”

“这杯酒您不喝，我国某人无地自容。”

“好吧，我喝。”周水明把一杯酒喝干了。周水明知道，国矿长还会敬他酒，他说：“我得先吃点菜垫垫底子，我不习惯空腹喝酒。”

国矿长马上附和：“对对，先吃莱，趁热。”

几天没有吃肉，周水明有些馋了。他想啃一块腔骨，却把筷子伸向炒鸡蛋。鸡蛋里边没有骨头，吃起来会顺利些，也快一些。

果然，吃了—会儿蛋和肉，国矿长再次站起来向他敬酒，国矿长说：“您能屈驾到我们矿上来，一定会载入我们矿的史册。”

周水明说：“说高了，坐下，咱们一块儿喝。”拿起自己面前的杯子跟国矿长碰了一下。两个人都把酒喝干了。

国矿长从眼角那里给小孙使了一个眼色，小孙马上站起来给周水明敬酒。周水明已把小孙看了好几眼，小孙长得还可以，属于丰满型的那种，皮肤也比较细。国矿长说小孙是办事员，也许是国矿长的小蜜。办事员嘛，办床上的那件事也是办事。为了显得有教养和文明程度与世界接轨，周水明也站起来了，说：“女士端的酒我一定喝。”说着一仰脸把酒喝下去，并把空杯口朝下向小孙示意一下。

国矿长叫了一声好。

多半瓶酒下去，酒色把人的脸蒙上，谈话很快进入实质。国矿长问周水明小出不出。周水明问他什么意思。国矿长说：“我知道现在出书需要花钱，你要出的话，我可以给你赞助。”

周水明从没想过要出书，听国矿长这么一说，他心里动了一下，说：“书是要出的，只是暂时顾不上考虑。”

“现在是出书时代，头头脑脑，这星那星，编辑记者都出书，出书名利双收，您干吗不赶快出呢！我说得不好听一点记者也是人，也有老婆孩子，花钱的地方也很多，也想多挣点钱，您说对不对？”

周水明想说当记者并不是单纯为了挣钱，记者有记者的光荣使命，但他没有说。他手上拿了一块腔骨，正啃骨头上的肉。表面的肉啃完了，骨头缝里的肉他的牙齿够不到，只好用筷头剜，或是用手指抠。骨头筒子阻骨头筒子里还有骨髓，他用筷子捅进那头，这头用嘴一吸，一条白色的很香的骨髓就被他吸到嘴里了。

国矿长轻轻碰了一下周水明的胳膊，小声说：“我看您老弟是个厚道人，开个价吧。”

虽然把酒喝了不少，周水明的头脑还是很清醒，国矿长这是要给他钱，要用钱把事情摆平。他没有开价，只说：“再说吧。”

国矿长在茶几下方对他把手一伸，五个指头叉开：“我给你这个数儿，怎么样？”

周水明的双眼不由一亮，把国矿长五个指头尽收眼底。他明白，国矿长的每根指头不是代表十块，也不是代表一百块，应该是代表一千块。那么五根指头加起来就是五千块。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以前外出采访，也曾收到过红包，最多的—次是两千块，外带两件金利来衬衫。能得到两千块钱外快，他就觉得不少了，曾让他暗暗高兴了好几天。现在国矿长表示要送给他五千块，五千块呀，操他妈妈的，这真的不是—个小数目。他妻子辛辛苦苦在选煤楼上干—年，才不过挣这么多钱。就算他挣钱多一些，五千块钱也相当于他五个月的工资。这个钱他不大好拒绝。管他呢，把钱收下再说。反正窑主们的钱都是从窑工身上榨取来的，他们的钱都多得花不完，不要白不要。至于还写不写报道，两者之间好像并不矛盾，也许报道的口气可以缓和一些。他对国矿长说：“不说这个，来，喝酒喝酒，这回该我敬您了。”

国矿长把酒喝干，说：“不瞒您说，以前我也在矿工报当过编辑。”

周水明的样子大为惊奇，他身子往后仰了一下，对国矿长重新打量一番，说：“真的？您怎么不早说呢，我说看着你很面善嘛，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嘛，原来咱们是同行啊，幸会幸会。您原来在哪家矿工报？”

国矿长没说在哪家矿工报，说：“小报儿，小报儿，跟您这大报的大记者没法儿比。”

“哎，你这个观点我不能同意，大报的记者不一定大，小报的记者也不一定小；大报社有小记者，小报社也有大记者，这要看记者本身的素质和水平。国老兄，既然咱俩有缘分，我得给你提个建议，煤矿要开，钱要挣，该宣传也要适当宣传一下。哎您听我说，我没喝多，这点酒不算什么，最多的一次，我自己喝过两瓶五粮液。你信不信？通过我的一支笔，通过我们的报纸，我能让你当上你们县里的政协委员。”

“谢谢，谢谢。”

“你不要谢，我说到做到。您有没有名片？给我一张，咱以后好联系。”

国矿长在身上摸了摸，说：“名片在车上，我一会儿到车上给您。怎么样？您还要不要在矿上继续体验？”

周水明笑了，说：“体验？我操，体验个屁！什么齐老板，二锅子，那几个家伙太黑了！” ，

“您收拾一下东西，咱们走，到县城洗澡去。”

“没有什么可收拾的，就一条被子。”

八

五千块钱可以买几十条新被子，这条旧被子还要不要呢？周水明有些犹豫。犹豫了一会儿，他还是把被子卷起来；塞进编织袋里去了。他没有走出窑洞，没到轿车跟前去，等着国矿长派人来请他；并替他拿着东西，他估计，来请他的应该是司机小李，或是办事员小孙。等了一会儿不见人来，他仍没有出来。他对自己说，一定要沉住气，架子该端的时候就得端着点，你要是着急，架子可能就散了。再说了，你总得给国矿长留点数钱的时间吧，五千块钱一张一张数，要数一会儿呢。

周水明把人等来了，来人不是小李和小孙，却是二锅子和一个监工，后面还跟着齐老板。二锅子说：“走吧，大记者。”

周水明从二锅子的话里听出一点讽刺之意，好像不大对劲。他还是问了一句：“现在就上车吗？”

二锅子说：“上车？还上轿呢！”

“怎么回事，国矿长呢？”

齐老板说：“国矿长在车里等着你呢。”

见别人没有替他拿东西的意思，周水明只好自己把行李卷提起来。他心里有些打鼓，事情不会有什么变故吧？他扭头往国矿长的办公室看看，见办公室的门开着，因里面是黑的，他看不见里面还有人没有。而国矿长的轿车是大红的，红得相当耀眼。他向耀眼的方向走去。他还没看清轿车是什么牌子，两只胳膊就被人钳住了，并向后面和脖子方向扭去。这未免有些突然，突然得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现在有一种游戏叫脑筋急转弯儿，恐怕脑筋转得再急，也没有这么快吧。周水明的脑筋没转过来，他的血流倒转得不慢，刚才脸上还是一派明媚的酒色，这会儿霎时变得惨白，像苦霜打过的白菜叶子一样，酒劲儿也没有了。他使劲仰头，想把胸挺起来，挺成记者模样，大声说：“怎么回事，放开我，我是记者，我找国矿长！”

齐老板给了他斗个大嘴巴：“操你妈的，你不是来我们窑上当探子吗，你就接着探吧！你赶快发信号呀，让公安局的人来救你呀！我差点让你蒙住了，你这个狗日的骗子！”齐老板把手冲窑口一挥：“把狗日的给我装到铁桶里去！”

周水明知道齐老板他们要干什么了，他们要把他放进地牢驻去，把他囚禁起来。天哪，这真是晴天霹雳呀，这比晴天霹雳还霹雳呀！要是被他们放进地牢，他就完了，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天日！他说什么也不能就范，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直到这时，他对国矿长还抱有希望，冲着国矿长的门口喊：“国矿长，你不够意思，你搞的什么名堂！不见国矿长出来，他就拼命挣扎，想挣脱扭他的人，跑到国矿长办公室里去。国矿长刚才一再向他敬酒，叫他老弟，说他是厚道人，不能这么快说变就变了。挣脱不掉，他就把腿软下来，屁股使劲往下打坠。他的衣服被揪上去，肚脐眼子露了出来，肚脐眼子里存了一窝儿煤。他顾不得维护记者的形象了，所有的形象都集中在屁股上，恨不能把他的屁股变成千斤坠，万斤坠，牢牢吸在地球上。成败在此一坠了。

崖头上的狼狗们都看到了坝下的一幕，它们大概认为这，一幕比较精彩，都来回拖着狗链子，笑得哈哈的。它们不会鼓掌，它们伸长了的上下嘴巴子就是它们的手掌，它们鼓掌鼓得红舌头都露了出来。下了夜班正睡觉的窑工们也从窑洞里出来了，站在窑洞门口，向热闹的中心点看着。他们站得不够高，没有狗们占据的位置好，看不到热闹的全景。有人试探着，向热闹中心走去。一个窑工走过去，别的窑工都跟过去了。层层煤垢把他们的脸覆盖了，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快乐或不快乐的表情。他们眼里都有些发空，眼白有些乌涂，像是不会发光的石子儿一样。

又上来两个监工，把周水明拖在地上的两条腿拽住抬了起来。四个，人拽住周水明的四肢，他的整个身体，包括屁股，都抬离了地面。地球的引力好像失去了作用，无论他怎样扭动都无济于事。周水明还有嘴，他的喉舌都在嘴里，嘴总算没有被堵住，他人叫：“你们都是法西斯，我抗议！我抗议……你们都没有好下场！”

周水明被强行填进铁桶里去了。他是先被填进的屁股，身体折叠起来，双手和双脚都向上举着。他的手脚还未及调整，铁桶就吊了起来，对准，了井口。铁桶一吊起来，他就不敢动了，井深百丈，他要是落进井里，—定会摔得死死的。他要是死了，人家把他说成自杀，或随便说成一个什么意外事故，他的冤就成了沉冤。铁桶往下落时，一开始他还能看见一个像镜子—样的小圆点，小圆点倏的一闪，就看不见了，他迅速陷进黑暗里。他没戴安全帽，也没有戴矿灯。他使劲睁大眼睛，仍是一井筒子漆黑，只觉得耳边有嗡嗡的风声。他做过无数次类似的梦，在梦中向无底的深井沉下去，沉下去，而做梦终有梦醒时，这个可怕的噩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醒。他没坐过飞机，他想飞机失事也许就是这样的，坠着坠着就完蛋了。

国矿长还在办公室里，把钓鱼台坐得稳稳的。齐老板等打手把周水明吊到井下后，就到国矿长办公室里回复去了。国矿长说：“我调戏调戏他，让你们看看他的丑恶嘴脸。你们看见了吧，我一说给他钱，他差点舔了我的屁股沟子。什么他妈的记者，我看他连妓女都不如。妓女还能让人泄泄火气，我一见记者就上火，就来气。想毁我的窑，我就把他放到窑儿里，把狗日的窖起来。”他指着一个监工：“你现在就下去，看看他还有什么表演，不行就修理他。你记住两条：一条是坚决不让他出来，把他变成白毛老鼠；第二条是每天让人给他带点吃的，不要把他饿死。还有，密切监视他的行动，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好了，就这样吧。?

铁桶落到底，周水明闭着眼，没有从桶里出来。井筒里的淋水流得哗哗的，把他的头发、衣服都淋湿了，他还是不出来。他想，我干吗出来，你们把我吊下来，我就待在铁桶里，让你们装不成煤。你们怎么把我吊下来的，还得怎样把我吊上去。

窑底的监工命他：“出来，出来，你不要装死狗！”监工朝铁桶上踹了上脚，把铁桶踹倒了。周水明从铁桶里滑了出来。半个身子落在窑底的一块铁板上。铁板又硬又凉，上面迸迸地溅着水，他只得从铁板上站了起来。他说：“我是记者，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监工说：“知道你是记者，治的就是你。去，拉煤去！”

“不拉，我凭什么给你们拉煤，凭什么当你们的奴隶！”

“小心我把你的杂碎抽出来！”

“你抽吧，抽死我我也不拉！”

这时李正东拉着一筐头子煤到窑底来了，见到周水明他好像有些惊讶，周水明既然是记者，既然和他们这些下苦人不是一路人，怎么又到窑下来了呢！

周水明看到了李正东的惊讶，这仿佛对他是一个提醒，窑工们还是认他这个记者的，记者的面子还是要保持一些的。他走到巷道边一处没水的地方靠巷壁蹲下了。大概因为他没戴矿灯，监工没有再逼他去拉煤。李正东把煤拉到铁桶那里，扶正铁桶，抱起筐头子，把煤倒进铁桶里去了。李正东拉着空拖车往巷道深处走时，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说：“李正东，不要拉了，不要给他们当奴隶！”

李正东没有听他的，拉着拖车无声地消失在黑暗里。

周水明需要回头想一想了，他的卧底过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总结起来，有这么几个没想到。首先，他没想到趁他下窑时窑上的人会翻检他的东西，使他的记者身份过早暴露出来；其次，他以为记者身份暴露后，窑上的人会害怕，会哈着他，敬着他，想着法儿地收买他，然后把他放走。从前半段的情况看，齐老板的确害怕了，国矿长也有收买他的意思。没想到姓国的突然就变卦了。第三点没想到是他轻信了姓国的花言巧语，没有看透那家伙的丑恶本质。姓国的一说他也当过矿工报编辑，他就把姓国的当成了知识分子，以为知识分子总会善良一些，不料姓国的比比别人更恶毒。这是深刻的教训啊！

周水明正睡得迷迷糊糊，李正东碰碰他，让他醒醒，说：“吃饭了，这是齐老板让我给你带下来的两个馒头。”

他睁开眼看了看，意识到他在窑下睡着了，时间已经到了他被关在窑下的第二天。窑下空气少，压力大，又温古嘟的，人一到窑下就想睡觉。他说：“我不吃，我要绝食。”他伸手把李正东一手抓着的两个馒头打落在地上，大声宣告似的说：“我要绝食！我要绝食！”

李正东没有劝他吃，也没有把馒头拣起来，拉起拖车干活儿去了。馒头本来就被李正东的黑手抓黑了，掉在地上的煤窝里一滚就更黑。在窑底负责装煤和打信号的两个窑工听见他喊叫，也没有理他。理他的只有一只白毛老鼠，老鼠大概嗅到了馒头的香味，爬过来，试探着向馒头接近。窑底的巷道顶上总算安有一盏灯，借助灯光，他发现了老鼠的企图。他说去，摸起一把碎煤，向老鼠投去，把老鼠吓跑了。他当然不能让老鼠吃馒头，老鼠把馒头吃掉，别人还以为是他吃的呢，绝食的效果就没有了。不要脸的老鼠又来了，这次不是一只，是两只。说不定一会儿老鼠还会来得更多。他只好起来把馒头拣起来，放在自己腿上。他对老鼠叱责说：“就知道吃，苟且偷生的东西，滚！”

绝食历来是给人看的，好像演戏是给别人看的一样。他一边绝食，有人一边劝他吃饭，绝食才有意义。他绝食没有人看着，也没有人劝他不要绝食，恐怕绝食就失去了意义。等李正东拉着重车转回来，他对李正东说：“你下班的时候，还把这两个馒头拿上去，谁让你给我带的，你就还给谁。”

李正东站下用胳膊擦了擦汗，说：“我看你还是吃了吧，在这里不是在家里，你就是饿死，也没人可怜你。”

周水明得承认，李正东的话有道理。在老家，有父母疼他。在矿上的家里，有妻子疼他。在这里，谁管他的冷暖和死活呢。记得他第一次高考落榜时，想再复习一年，第二年接着考。父亲嫌近千元的复习费太高，不想让他复习了。他跟父亲赌气，睡在床上蒙着头，不吃饭。母亲特意给他擀了细面条，卧了荷包蛋，端到床前，喊他起来吃。他就是不说话，不睁眼。后来母亲哭了，母亲说：“我的儿，你不吃饭，娘也不吃，要死娘跟你一块儿死。”这样想着，他轻轻叫了一声娘，竟嗷地一声哭起来了。他不哭则已，一哭就哭得声音很大，不算声震寰宇，也算声震煤窑。哭着他还想到了妻子，妻子要是知道他现在到了这般境地，不知有多着急呢。还有他的两个学习成绩都不错的好孩子，要是他死在窑下，他的孩子不但从此失去了爸爸，恐怕连学都上不成了。他越想越悲，悲上加悲，哭得更加痛彻心肺。虽然他哭得泪水滂沱，透过泪帘，还是看到不少窑工向他围过来了，窑工后面站的还有手持钢丝鞭的监工。他想，他的哭能不能对监工有所触动呢？是不是能唤起监工对他的一点同情呢？他毕竟是上边的人啊，毕竟不是一般的窑工啊！

监工分开窑工们到前面来了，照他的腿上就是一脚，吼到：“哭个屌呢，把尿水子哭干，也不会放你到窑上去，你就在窑下等死吧！”

监工的话对周水明的哭有着相当大的破坏力，他哭得本来有些痛快，监工劈头一杠子，就把他的痛快破坏掉了，他还没有哭圆满，就半途而废了。是呀，哭也是要看对象的，窑下不是狠如虎狼的监工，就是木头一样的窑工，他哭给谁听呢？哭死又有什么用呢！

周水明大概哭累了，抽噎了一会儿，又昏昏睡去。再醒来时，他的时间概念就乱了，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晚。想起睡觉时抱在怀里的两个馒头，找时，馒头只剩下一个，另一个馒头不知到哪里去了，或许掉在地上被老鼠吃掉了，或者拖走了。剩下的一个馒头也被老鼠啃了一个白洞。周水明决定放弃绝食，开始吃馒头。他不能死，要活下去。父母、妻子、孩子都在等他回去，他一定要活着出去。只有活着出去，才有可能揭露牢窑的黑幕，并当上正式的记者。煤窑上不断出事故，有时冒顶，有时透水。他看过很多报道，知道被冒顶和透水困在窑下的窑工，都是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他们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饿了吃煤，渴了喝顶板淋水，甚至互相喝尿，也要保住一口气。有一个窑工，在窑下被困了二十一天，后来还是生还了，被称为生命的奇迹。比起他们来，他的条件好多了。有人往窑下给他捎馒头吃，一天二十四小时还有人跟他在窑下做伴，他没有理由不继续活下去。

李正东又到窑下来了，又给他带了两个馒头。因李正东上的是白天班，他判断出窑上现在是白天。以李正东作时间符号，他脑子里又恢复了时间概念。他接过馒头，问李正东：“你怎么不给我带点咸菜？”

李正东说：“人家让我给你带什么，我只能带什么。”

“跟齐老板说，下次给我带点咸菜。为防止老鼠跟他抢食，他把李正东新带来的两个馒头都吃了下去。”

他觉得这样等下去是被动的，也是消极的，谁知等到何年何月才是尽头呢？”他想起曾看过的一本被称为红色经典的小说，里面的一个革命志士被关进地牢后，天天在地牢里往外掏洞子。洞子还真的掏成了，成了后来越狱的秘密通道。可从煤窑里往外掏洞于是不现实的，下面离地面我儿百米深，靠他自己—个人，恐怕掏—百年也掏不通。还是那部小说，说有一个人，为了迷惑敌人，继续革命，装成了一个疯子，—直装到革命胜利，成了著名的疯子。装疯子的事倒是可以考虑。然而这一招儿革命前辈用过了，他再用不知还灵不灵。国矿长那么狡诈，倘是被他识破，岂不授人笑柄。想来想去，周水明总算想到了一个法宝，这个法宝就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他帮助李正东拉煤去厂。李正东头上有矿灯，他只能借点李正东的光，帮李正东拉一拉偏套。拉了两趟，他悄悄跟李正东说：“我们不能这样给人家当牛做马，一定想办法逃出去。”李正东问他怎么逃。他说：“你想办法给我找一张纸，一支笔，明天带下来。”

李正东说，他找不着，不知去哪儿找纸和笔。

周水明说：“不要多大的纸，烟盒纸就可以。笔嘛，你看准有，跟谁借一支。反正这事千万要保密，别让齐老板他们知道。另外，你就说我要干活，把矿灯也给我带下—盏。”他把李正东的后背拍了拍，“老弟，我就依靠你了，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 　李正东没有说话。 　周水明像访贫问苦的干部做的那样，想问一问李正东的家庭情况，比如他弟兄几个，家里几间房，找到对象没有，女方要多少彩礼等。不管他问什么，李正东都不回答。李正东说：“你说话太多了。”

这晚李正东一上窑，齐老板就把他找去了，问他；“姓周的跟你说什么了？”

李正东一点也没隐瞒，把周水明要他带纸带笔带矿灯的事都说了出来。他向齐老板表了态，说“我才不给他带呢！”

齐老板让李正东等等，他去请示国矿长。国矿长说：“把东西捎给他，继续调戏他，看他还有什么表演。”

齐老板把三样东西交给李正东时，交代李正东说：“你就说纸和笔是自己找的，记住了？”

李正东点点头，说记住了。

“你说错一句，我撕烂你的嘴！”

李正东的嘴是敏感部位，齐老板一说撕烂他的嘴，他的嘴唇跳了好几下。他说：“我听你的话，你能放我出去吗？”

齐老板说：“你要是表现好，当然放你出去，还给你发工资呢。”

李正东再到窑下，样子做得很神秘，他只把馒头和矿灯给了周水明，却没有马上给他纸和笔。周水明小声问他：“找到纸和笔了吗？”

李正东左右看看，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话。　 周水明觉得有戏。 　他吃过馒头，又帮李正东拉了一会儿煤，李正东才把一张纸卷着的一支圆珠笔从怀里掏出来给了他，李正东说：“赶快揣起来。”他赶紧把纸和笔放进口袋里，说：“你很能干嘛！”问李正东：“纸和笔是你自己找到的吗？别人没发现吧？” ’

李正东把周水明拉着的绳套收了回去，说：“你别帮我拉了，这样对你对我都不好。”

周水明在脑子里打好了稿子，趁窑工交接班的时候，他找到巷道一角一个背人的地方，迅速把几行宇写在纸上。他在纸上写的是，好心的人，请给记者站的司站长打电话。下面写了电话号码。告诉司站长，我身陷魔掌，危在旦夕，赶快营救，十万火急！他写上了小煤窑在哪个县，哪个乡。把信和笔交给李正东时，他让李正东设法把信交给到窑上来拉煤的司机，托司机把信带出去。

李正东一到窑上，就把信交给了齐老板。齐老板把信转交给国矿长。国矿长把信看了看，说：“这个游戏有点意思。”又说：“这个李正东也不是个东西，要是在战场上，我一定斩了他。”

李正东跟周水明说，他已经把信交给拉煤的司机了。

周水明说：“很好，这下我们出去就有希望了。”

九

周水明的妻子田少荣没能等到十天以后，到了第八天头儿上，他就有些坐卧不安。丈夫不是个不顾家的人，以前每隔两三天都要给她打三个电话，问问家里和孩子的情况。这次就算丈夫去私访，都七八天了，不会抽不出一点打电话的时间吧。丈夫不给她打电话，她就打丈夫的手机，打了一次又一次，都说丈夫的手机已经关机。人说现在通讯工具发达了，想找谁马上就可以找到，人的担心也少了。她不是这样的感觉。要是丈夫没有手机，她不想着给丈夫打电话，也就没什么担心。丈夫有手机，她就要给丈夫打电话，听不见丈夫接电话，她就难免担心，难免往不好的地方猜测。她的感觉是，通讯方便了，人的担心反而更多了。

打不通丈夫的手机，她就往记者站打电话，问司站长，有没有周水明的消息。司站长说：“没有，小周也没有跟我联系。”

“周水明不会出什么事吧？”

司站长也说：“不会吧？”

“您帮着问问。”

“到哪里问呢？反正我已经跟公安局的人说了，让他们帮助查—下。”

听司站长这么一说，田少荣的腿马上就软了，她有些喃喃，眼里也有了泪花儿，说：“这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

司站长劝她不要着急，估计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司站长说：“我不同意他到小煤窑去，他坚持要去，现在社会复杂得很。”

田少荣请了假，坐车到市里找司站长去了。司站长让她到公安局问问，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田少荣想让司站长跟她一块去，说她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司站长说，他还有事，离不开。公安局好找，一问街上的警察就知道了。田少荣来到市公安局的值班室，一位值班的警察向她简单问了问情况，对她说：“这事儿不好办，我们查不了。你说你爱人到小煤窑私访去了，你不能提供小煤窑的具体地址，我们怎么查！现在小煤窑太多了，多得跟蚂蚁窝—样，谁查得过来！”

田少荣说：“我们一家都指望他呢，他要是不回来，我们怎么活！”田少荣哭了。

警察给田少荣提了个建议，建议的内容是让田少荣再等等，说不定田少荣的丈夫这一两天就回来了。

如同病急乱投医，田少荣又去找周水明的朋友井庆平去了。井庆平一听就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表情好像还有些兴奋，又要严肃又要笑，说：“水明太天真了，搞什么私访，简直是开玩笑。十个小煤窑九个黑，小煤窑背后都有后台，有的小煤窑还跟黑社会连着，谁敢惹他们。知道哪儿有小煤窑我尽量绕着走，反正我一个人从来不去小煤窑。我估计水明遇到麻烦了，很有可能被人家限制了人身自由。”

田少荣说：“水明一说去私访，我就有点害怕，劝他别去，他非要去。你是他的朋友，帮着找找他吧。”

井庆平说：“这个水明，去小煤窑采访为啥不跟我说一声呢，要是我事先知道他要去小煤窑，我坚决不会让他去。你不知道，现在小煤窑的窑主都对记者仇恨得很，好像记者一去，就要断他们的财路，挖他们的祖坟一样。我看这样吧，别的忙我也帮不上，你在我们报上登个寻人启事吧。我跟广告部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给你优惠一点，别人登一条一千，你登一条六百就行了。”

田少荣听周水明说过，现在井庆平掉到钱眼儿里去，天上—飞过一只大雁，井庆平都要设法拔下一些毛。井庆平是不是把她也当成了一只大雁呢？她问：“登寻人启事有用吗？”

井庆平说：“当然有用，我们的报纸发行量那么大，覆盖面那么广，寻人启事一登，说不定很快就会有人提供有关你爱人的线索。到这个时候不能怕花钱，人比钱更重要。”

田少荣没有把钱掏出来，她说她带的钱不够。

井庆平问她差多少。

她说只有几十块钱。

井庆平说：“几十块钱绝对不行。” 　田少荣想说让井庆平先替她把钱垫上，她随后再把钱还给井庆平，话还没说小来，井庆平就到电话机前打电话去了。电话一接通，井庆平就笑着跟人家打哈哈，乐得身上乱打颤。田少荣等了—会儿，见井庆平说个没完，就跟井庆平说：“你忙吧，我走了。”

井庆平对她招招手：“我一会儿还要开会，就不送你了。”电话那头的人大概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说：“操你大爷，你不要胡说八道，跟我说话的是我朋友的老婆。”

又过了两天，周水明还是没一点消息，田少荣更加心焦。她不敢告诉周水明的父母，也不敢让孩子知道，只给在老家的娘家哥打了一个电话，没说几句，她就哽咽得说不下去。哥哥也没什么办法，劝他不要着急，再等等看。哥哥说，记者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别人一般不敢对记者太使坏。哥哥还说，水明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会自己保护自己的。

田少荣听说，离她所在的大矿十来里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小煤窑，她想兴许周水明就在那里，一路打听着到小煤窑上去了。

小煤窑在一个山沟的沟底，站在山坡上，她老远就看见沟底有一个小井架，井架旁边还有一堆煤。她以为离井架不太远，谁知七拐八拐，上坡下坡，走了半天才走到井架跟前。有几个窑工躺在井架旁边的麦地里晒太阳，一看见她，窑工们都坐了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她问：“你们这里有个叫周水明的人吗？”

—个窑工问：“周水明是谁？”

她说：“周水明是我爱人。”

“你是干啥的？是不是想男人了？这儿男人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