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死弯的下坡路上，明朝的官军又狠狠地踹了社会一脚。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高斗枢不愿细说官军的“淫污之状”，但我们可以在别处找到补充材料。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公平地说，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好歹还能打仗，这总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抱头鼠窜的家伙管点用。另外，官军抢劫百姓，明朝官府要负多一半的责任。尽管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军官们也就不敢真管——已经有许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在这个意义上，官军的抢劫等于一次刮地三尺的极其凶残的高额征税，过度和违法之处，则相当于政府摊派和收税时免不了的“腐败税”，当时的正式称呼叫“陋规”、或者叫“常例”，反正都是那些按规矩必定落入贪官污吏腰包的黑钱。
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这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在计算崇祯死弯及其谷底的时候无法忽略。
李自成可以抬高谷底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年）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马世奇还向皇上汇报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他说“贼”知道百姓恨什么，专门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号，结果百姓望风投降。而“贼”进一步发放钱粮赈饥，结果老百姓把“贼”当成了归宿。（16）形势发展到这个份上，剿匪已经没有“剿兵”的旗号吸引人了，漂亮话的作用也就到头了。——漂亮话本来对安抚人心大有作用：同样是饿肚子，心里以为饿得对，饿得公道，就可能缩在家里等死；心里以为不公道，就很可能骂一声娘，拎着大棒子出门。所以林彪元帅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漂亮话可以使公正的旗号高高飘扬，不公却是爆炸性很强的危险品，确实能当武器用的。
皇上听说了“剿兵”之类的事，会有什么感想呢？李清记载了崇祯和蒋德璟等内阁大学士的一段对话。
皇上听说百姓多跟着李自成跑，叹息了很久，然后说：我以前当面对河南的督抚说过，叫他们选好将领，选好官员。有了好将领，自然兵有纪律，不敢扰民。有了好官员，自然安抚百姓。百姓视之如父母，谁还肯跟着贼跑？这是团结人心，是比剿贼还要靠前的事。（17）
在明朝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崇祯想要的“巧媳妇”究竟能不能选到，选到后如何做出无米之炊，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我在这里想说的还是崇祯死弯，而李自成等人的出现，对崇祯死弯的谷底的高度有重大的影响。
没有李自成，谷底会比较深，非等到“反正也是一死”的时候才算到了底。有了李自成之类的强大反对势力，人们利害计算的结果顿时改变，崇祯死弯的谷底就要抬高了。李自成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反过来倒有得天下的可能，这时候入伙的风险就降低了，甚至比当流民的风险还要低了。而自己当官坐天下的利益似乎也可以列入人生预算了。此外，李自成等辈将大批官军吸引过去，闹得全国各地兵力空虚，无论是造反起义还是当土匪抢东西，风险都大幅度降低了。到了这种时刻，当然不必等到快饿死的时候再造反。这已经不是生死之间的选择，而是怎样更有利的选择，是比生死底线高出一大截的选择。
对于一无所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民来说，答案是很明白的。对于躲在城里的良民来说，跟谁走的利弊恐怕还要算算清楚。这时候，李自成散布的歌谣给出了一个粗直的答案。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对于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来说，对于那些即将被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逼得倾家荡产的人们来说，痛痛快快地吃他娘几顿饱的，穿他娘一身暖的，不再给狗日的纳粮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世界啊！
结局
崇祯十七年（1644年）旧历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西北100多公里的军事重镇宣府，巡抚朱之冯开会，号召誓死守城。而城中哄传李自成免徭役、不杀人，全城喜气洋洋，张灯结彩，点上香准备迎接。镇守太监杜勋打算带人去30里外欢迎李自成。朱之冯痛斥这位皇上的特派员没良心，杜太监嘻嘻一笑，兀自领着人走了。李自成的队伍到了，朱之冯无可奈何，亲自登上城楼，向左右下令发炮，左右默然，谁都不动。朱之冯亲自点火放炮，又被左右拉住。细看时，大炮的线孔已经被铁钉钉死。朱之冯叹道：没想到人心至此。然后仰天大哭，给崇祯写了封遗书，劝皇上收拾人心。随后上吊自杀。（18）
五天后，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军抵达北京，发炮攻城。十八日，崇祯在炮声中发出罪己诏，宣布取消所有加派的新饷旧饷。当晚，北京城破。十九日凌晨，崇祯自缢于皇宫后的景山脚下，时年33岁。
注：
（1）（清）严有禧：《漱华随笔》卷一。顺便提一句：曾就义上任不久就病死了。严有禧恨恨地骂道：“夫国计民生，何等重大，而昧心妄言，以博一己之官，此天地不容。曾之死，阴祸致然也！”我觉得他骂得有点不分青红皂白。
（2）《明史》卷二百五十二，杨嗣昌列传。
（3）（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
（4）（清）赵翼：《甘二史札记》卷三十六。
（5）《明季北略》卷五。
（6）参见《烈皇小识》卷一，《颂天胪笔》卷二十一，转引自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第22页。
（7）皇陵碑上这几句话的原文是：“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
（8）参见吴晗：《朱元璋传》第47页。
（9）《史记·陈涉世家》。
（10）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给事中的职位，近似如今总统办公室中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职位不高，但有权驳回中央各部甚至皇帝本人的不合成法的决定。
（11）《三垣笔记上·崇祯》。
（12）参见黄冕堂：《明史管窥》。
（13）《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六。
（14）这并不是天方夜谭。1999年春，我到安徽农村调查，发现那里就有白送土地给人耕种而无人接受的现象。当地每亩土地分摊各项税费将近200元，扣除种子肥料等项成本后，种地只能挣出来低廉的工钱。只要有机会干两个月的临时工，就没有种地的道理。当地抛荒的顺序，也是先从差地没人要开始。还有一点也是有启发性的：按照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规定，农民负担不能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五。而那里每亩土地的负担竟在“减负办”（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的眼皮下达到了百分之二三十。这也进一步证明，每亩赋税10两银子，并不是顾炎武在胡说八道。尽管这等数目在名义上是不存在的。
（15）（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页。
（16）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
（17）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18）《明通鉴》卷九十。
笑话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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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一个搞收藏的朋友家里，见过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圣旨真品。一卷明黄色的丝织物，平滑精美厚实，上面写着极漂亮的楷书。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那下面的文字，当然都是传达天意了。
"奉天承运"这个意思，在圣旨出宫的仪式中得到戏剧性的体现。明朝的制度规定，颁布诏书时，要将诏书装在盒子里，用绳子吊着，从承天门上缓缓放下去，就好像圣旨从天而降，下边则有人跪接。明朝的历史学家余继登在《典故纪闻》卷十四里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成化四年（1468年）秋天，负责办这件事的人不认真，降旨的时候绳子断了，装着诏书的盒子摔坏了，于是有御史参劾，要求将此人治罪，皇上竟饶了他。当时的人们都感叹皇上宽大。
我猜想，既然有这种仪式，承天门上一定还会有某种往下放绳子的沟槽，而且位置一定在承天门的正中央。承天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名字是清朝建立后改的，但模样并没有改。如今天安门却作了很多修整，更高了也更大了，正中央早已改换成了扶手，沟槽肯定是寻不着了。
奉天承运，粗略地意译为现代用语，大概就是遵循历史规律、体现或代表了历史规律的意思。当然这么翻译显然有点勉强，"奉天"所奉的天道，乃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共同遵行的规律，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但是现代人不像古人那样讲"天人合一"，除了"历史规律"之外，我在现代观念体系中找不到结构上同位、功能上对应的更恰当的概念，只得硬译一句。就好像历史规律运行一样，天道运行也是有阶段性的，国运昌或国运衰，三阶段或五阶段，初级阶段或高级阶段等等，运行的每个阶段上都有要承当的特定历史任务，这是命中注定，早已由某大师算好，等闲人更改不得的。
"奉天承运"这四个字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改定的。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里说，在元朝，诏书开头的套语是蒙古语的音译："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文言译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为这口气不够谦卑，改为"奉天承运"。
仔细品一品，朱元璋这话确实谦卑了许多。"上天眷命"，很容易给人自作多情的感觉--天凭什么单单眷恋你？而朱元璋就不自作多情，他尊奉天道，代理天道，体现天道，如此恭敬行事，天还会找别的什么人当代表么？
"代理天道"云云，并非我凭空瞎说，朱元璋的自我感觉正是如此。在废除宰相制度之后，朱元璋感觉忙不过来，便指示秘书班子帮助他严格把关，朱元璋指示的第一句就是："朕代天理物"。朱元璋死后，他的后代给他上的尊谥长达21个字，开头两个词便是"开天行道"。此后的明朝皇帝，除了半截被人夺了权的建文帝、景帝和崇祯帝之外，每位名字之前的17个字的尊谥里，最前边的两个词必定是谈天说道的。譬如定陵地下宫殿埋的那位很贪财的万历皇帝，其尊谥就是"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17个字，前两个词就赞扬他合乎天道的规范。
总而言之，皇上是真命天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天道。天道是神圣至尊的东西，一个人代表了天道，他的神圣至尊自然也就毫无疑问了。
二
正德皇上朱厚照，就是我在朋友家看到的那卷圣旨的发出者，闹出过许多笑话。
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德皇上南巡到了扬州，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王宪，抄发了皇上的一个命令通告天下。通告说，养猪杀猪本是寻常事，但是今年正是我的本命年，而且猪与朱姓同音，再说吃猪肉也容易长疮生病，很不妥当。因此通告各地，不许喂养猪、买卖猪和屠宰猪。如果故意违抗，本犯及一家老小，发配最远的边疆充军，永远不许回来。
命令一下，各地的老百姓纷纷杀猪，肉多了一时吃不了，便纷纷腌制贮存起来。这条命令显然执行得不错，到了第二年春天，孔庙的祭祖典礼要用猪的时候，果然找不出一只猪，只好以羊代替。
这则逸事见于明朝人沈德符写的《万历野获编》卷一。为了追根溯源，沈德符同时讲了两个这样的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杀狗的。
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谏官范致虚向皇帝提了一条建议，说陛下生肖属犬，人间不宜杀犬。宋徽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严令禁止屠狗。沈德符说，这已经成了古今最可笑的事情之一，没想到本朝又出现了。
我想，如果不提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可笑的不过是二位皇上。如果联系到天道，可笑的就是天道或者"皇上代表天道"这种说法了。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恐怕属于特大号的胡说八道。如果不这样解释，我们就只好承认，天道在二位圣上当政的时候变成了猪道或者狗道，这未免又有亵渎天道之嫌。当天道的解释权和代表权固定在某个具体的人的身上的时候，天道的笑话是经常发生的。三五百年的时间抵挡不住我们深厚悠久的传统。
明末张献忠造反，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这位也宣称顺应天道的造反者。用"杀人如麻"这四个字形容张献忠，显然力度不够。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宣布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我读到《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上的这些描写的时候，曾经怀疑写史的人蓄意污蔑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也是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提醒我们警惕的东西。后来，偶然看到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得到佐证，才不得不怀疑我自己的怀疑了。民国《温江县志》卷一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简州赋役，原额人丁8495丁，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这些都是政府为征税而做的统计，后边有实际利益督着，数字有误差也不至于差得太远。(1)
张献忠凭什么理由进行这等规模的大屠杀呢？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有张献忠立的七杀碑，上边刻着他的理由：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原来，大屠杀也是以天道为根据的，而且仔细想想，张献忠的推理并未违反逻辑。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逻辑地打扮成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三
在代表天道的问题上，曾有"民"从中插过一杠子，企图削弱皇上的代理权，惹得皇上很不高兴。这个拿民惹怒了皇上的代表，就是儒家的亚圣孟老先生。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当了三年皇上，脾气渐渐大了。皇上"审查"孟子的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对君主不够尊重的地方，大发脾气，对人说："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遂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将孟子逐出孔庙。后来有人替孟子求情，说他讲的道理基本上还是对皇帝有好处的，才恩准孟子回到孔庙。(2)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特命老儒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掉了《孟子》中85条皇上不喜欢的内容。下边我摘录一些被删除的内容，看看究竟什么东西惹怒了皇上。
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篇）孟子说民比皇上贵重，皇上不高兴是可以理解的。
2．"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孟子在这里把皇上用人和杀人的权力削弱了，需要获得大夫和国人的认可，朱元璋显然有理由不赞成。
3．"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孟子这话的意思也很可疑：究竟这天下是天给的，还是民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天子代天理民--代表历史规律领导人民前进。
4．"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孟子竟然把天的耳目安装到民的身上，如此说，真命天子的耳目又该往哪里摆？
5．"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这分明是宣扬造反有理了。
总之，我看朱元璋与孟子的核心分歧，就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至于天道究竟是什么，应该由谁来代表，无非是这个问题的哲学性表述，就好像"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著名争论一样。用"讲政治"的方法来讲这个问题，一切就显得很明白：究竟是人民听天子的，还是天子听人民的？
我感觉自己讲政治讲出了一点毛病，再往回找一句：孟子并不是民主主义者，那不是中国圣贤的发明。中国圣贤发明的叫"新民主主义"，孟子不懂这个。但孟子很明白"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道理，很清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滕文公）。孟子无非是想强调一下，治野人也不能乱治，不能任性胡来，要守一定的规矩，不然就有翻船的危险。奈何皇上"无法无天"惯了，不喜欢"规矩"之类的东西。
四
朱元璋粉碎孟子进攻数年之后，撒手西归，他的儿子朱棣又在天道与民心的问题上犯了一回糊涂。当时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即位，开始削藩，燕王朱棣感觉到了威胁。道衍和尚姚广孝密劝朱棣举兵造反，和尚与真命天子之间有一番对话。
朱棣问：民心向彼，奈何？
和尚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姚广孝后来推荐了两个算卦的见朱棣。如此这般地推演一番，闹明白了天意赞许的东西，于是朱棣下了反叛的决心。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3)
由此可见，真命天子一时急糊涂了，竟忘了天道与民心并不是一回事。有了天道，民心大可不论。而天道是可以卜筮的，从夏商周三代起，就有了一套凭借卜筮手段领会和理解天道的办法。请注意，这里凭借的是卜筮，而不是民意调查。这是一套遇事查书本找指示的神秘方法。如果皇上本人就是这套书本和指示的作者，竟连卜筮和查找都不必用，开口出来的自然是天音，表达的自然是天意。
说了这么多，我努力想证明的其实就两句话：第一，天道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叫法，譬如天命天意或者历史规律，但在深层结构上这两者是一回事。第二，天道或者历史规律与民心或者人民利益完全可能出现冲突，这时必定要遭遇究竟谁服从谁的问题，皇上们的固定看法是人民服从天道，因为他本人就是天道的代表。
五
无论如何，天道毕竟不会自己说话，一定要有个什么代表。既然皇上和起义领袖都未必称职，天道的代表权到底应该归谁呢？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也有过争论。他们的问题是谁能代表"上帝"。天主教宣称教会代表了上帝，准确点说，是垄断了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渠道。凭借这种垄断，那些组织严密的人类先进分子就干出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把他们的追随者激怒了，结果就产生了直接与上帝交流的观点，说上帝就在平民百姓的心里，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用不着那些出卖灵魂的家伙当代理。这就是新教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历史故事。
后来，在政治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议会诞生了，各色人等都在议会中得到代表，替他们立法。这个代表们搅在一起立出来的法，作为各方利益合纵连横出来的结果，大概就好比试验室中模拟出来的天道了。当然，谁也不敢保证模拟得丝毫不差，可是现在似乎还没有发明比这种模拟更高明的寻求大道的办法。我们可以拿这种办法与皇帝代表大道的信念比较一下优劣。像正德皇上那样的人，满肚子山珍海味，满脑袋歌儿舞女，让那些雄性激素和别的什么激素模拟工农商学兵和各族同胞，难道真能搅出一个天道来，而且比议会里搅出的东西更高明？这真是奇怪之极的幻想。
皇上可以代表大道的高论，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不信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民国号称是人民的国，偏偏不肯让人民当家作主，说要经过"军政"和"训政"这两个历史阶段之后，才能"还政于民"，实行宪政。这套说法的理论根据是三民主义。主义云云，听起来很像是天道的变种。中国共产党人揭穿了这套说法的真实面目，说它的本质是为一党独裁和蒋家王朝的专制打掩护。(4)当然，这种揭露是很深刻的，但我觉得，宣称自己是老百姓的代理人，而且是临时代理人，总比宣称自己是天道的代表进了一步。毕竟他失去了可以永远领导老百姓的借口，失去了永远也不还政于民的理由。
注：
(1)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10页。
(2)转引自吴晗《朱元璋传》，第188页，人民出版社。
(3)《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姚广孝列传。
(4)参见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造化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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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街头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红绿灯下还有警察。通常还不是一个两个警察，而是四五个警察。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资的，而这些工资来自税收，本来那是企业的利润，可以成为生产的动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税收可以刺激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么在警察工资方面的开支能不能减少呢？
美国的红绿灯下没有警察，人们仍然能遵守交通规则。人们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竟然可以到这种地步：明明没有车辆，一个人在人行横道的路口也会等待变灯。我在赫尔辛基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位中年妇女在马路对面等待变灯，于是我也不好意思横穿空空荡荡的马路，一直等到红灯变绿。在中国，这当然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就是说，在美国和我说的那个欧洲国家，警察的工资是可以省下来的。省了下来，交通秩序并不会变坏。(1)
但是我确信，中国不可以节省这笔钱。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头，红绿灯下的许多警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我确信，这个路口就如同没有红绿灯一样，必定会拥挤得一塌糊涂。不用说别人，我本人也会跟着人们一块去挤。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单方面谦让，别人肯定不会让我，我永远也没有过路的机会。道德的约束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几个人不理睬红绿灯硬闯，这条路就要堵塞，我们这些打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没有必要遵守了。
当然，警察的工资也不是绝对不可减少。譬如，四五个也可以减少到两个。只要在岗的人认真负责，应该可以维持交通规则的威严。如此威严久了，再将人降低到两个，最后减少到一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责任心大大超过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水平，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我想由此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导致了政府的臃肿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原因不在别的地方，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系。我们活该。仅仅收入减少倒也罢了，我们非常在乎的国际面子也大受影响，我们的个人尊严因此蒙上了阴影。
欧美的红绿灯无须警察压阵，这已经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竟不用验票，因为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呢？在日本打投币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再将其吊出来。这真是极其鲜明的对比。我的一个非常能干也很有教养的朋友在德国吃饭，他说自己遵守了一切礼仪，也按常规付了小费，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觉到侍者对他的轻蔑。他说，他知道这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条件相同，宁可与外国人做生意，躲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失信和欺骗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我们的民族就遭到了报应，变成一个令人厌恶也彼此厌恶的民族。变成一个只讲利害关系，一有机会就坑蒙拐骗的人群。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高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对自己有利，谁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规则呢？按说，交通规则并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撑。
二
我有一个猜测，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骑自行车的人缺乏自觉精神，非要警察监督不可。我承认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儿童一样需要父母监督。但这不足以解释大众的行为。毕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数是成年人，他们在工作单位里很能忍气吞声，自制力并不弱，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对一种对自我与公共事务的关系的判断和肯定。
中国老百姓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果真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就像理论上应该的那样，我们交了税，雇人来管理交通，这些交通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公仆，那么，我们会如何看待我们委托他们照应的这些事情？--我们大概会像一个主人那样，自觉小心地关照家里的秩序，并且提醒警察要认真负责地维护秩序，好好干活，不要偷懒。毕竟我们是给他开工资的。我们不会把公共交通当成那些官吏和衙役的事情，我们明白这是我们的事情。
这使得我想到了一个朋友说到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见过一件事情，印象很深。一个老头，看见路口堵车，很生气，就下车把维持交通的警察训斥了一顿。说我们交了税，应该得到好的服务，你怎么把交通弄成这样？警察毕恭毕敬地听他训斥。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至少对我来说，很习惯听警察的训斥，从来没有妄想过训斥警察。在我的体会里，中国的警察和司机的关系，属于典型的猫和老鼠的关系。
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目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与公家的关系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皇上和官吏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勒索和敲诈。在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确实不是百姓能够负责的领域。如果有谁不懂事，企图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对了领导的心思则已，对不上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怀就是证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
按照传统习惯，也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公共交通搞得好，这是领导有方，是皇上圣明和皇恩浩荡。我们要感谢政府把北京的交通整顿得那么好，让我们生活得那么方便。譬如出租车不许在长安街路边停靠，据说是为了方便管理。如果我们人民真把自己当成主人，这岂不成了仆人为了自己方便而禁止主人进家门？主人又如何能心平气和？还有一个例子是高官的座车通过大街，所有的立交行人天桥都要封锁。我曾问过封锁交通的便衣为什么要这样，他教育我说，要服从国家利益，要遵守国家的纪律。国家利益和纪律在此又表现出了和我们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对立。这样的经历多了，我们自然会认为国家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官员的事情，让他们自己操心去好了。
在这样的关系中，中国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主人。主人进了家门，难道还需要他聘请的小时工提醒他，要换掉沾满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踩地毯前没有换鞋，而我们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为这里不是自己家，连亲戚朋友的家也不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换鞋的规矩是自己的规矩，那是官们制订出来管制我们的规矩。其实，不仅在红绿灯前，就是在官场上，这种糟蹋地毯的心态也是很常见的。官员不过是皇上的雇员，能偷懒不妨偷懒。皇上吃香的喝辣的，进进出出还要让小兵小官给他站岗开道，本来心理已经不那么平衡了。凭什么还要对他忠心耿耿？
我愿意遵守交通规则，至少不想首先破坏交通规则，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说得自负一点，我耻于把自己降低到那些抢红灯抢座位的人的水平。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得多。而我的这种自我期许的基础又来自哪里呢？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人。国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民族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人类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我是真把自己当成主人的。秩序是我的秩序，交通是我的交通。我不认为那是警察的事情。我还用警察管么？我那么低档么？
我的这种认识和期许最初来自轻信，来自少年时代不加验证地接受的某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以为自己真是国家的主人，至少也是主人的接班人。后来我保持了这种自我期许，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服务的道理讲得透彻，从中我看到了理想社会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假如我真想成为宪法意义上完整的公民，我就不能妄想只享受公民的权利而不理睬公民的义务。这两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一个来自过去，一个来自未来，都不是现实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真正实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公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继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德便没了根基。
把上边提到的比喻再发挥一步：如果我雇小时工或者保姆来家打扫卫生，没想到他反客为主，仗着自己膀大腰圆在我家里当上了主子，这时我会作何反应？我被迫出去挣钱养家糊口，被迫给他发工资，这完全是因为没别的办法，不这样就会挨揍。那我还会在乎穿着雨靴踩地毯么？只要这室内卫生的事情还归那位当上了就不肯下台的小时工管，我才不在乎他忙不忙呢。累死他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么会体谅他的辛苦？他是猫，我是老鼠，我体谅猫的心情干什么？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的公仆。公仆如此德行，我的公德应该是什么样子？
三
大约2000年前，王充在《论衡》中谈论人性问题，说尧和舜当政的时候，百姓没有狂和愚的人。他还讲到一个古代的传说，尧和舜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封"，而桀和纣时代的老百姓，挨着屋子杀掉也不冤。他说，圣主的老百姓和恶主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在于"化"，而不在人性。(2)
按照这种说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来的，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不过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下手之处当然在政府。这是王充的高见。
中国古人讲到尧舜，经常有一些理想化的赞美，但我还是相信王充讲的传说。尧舜时代是什么时代？那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尚未建立的时代，尧和舜都是大家选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范围不大的熟人社会的成员，彼此几乎都知根知底，而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别人对他的长期看法。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想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这行为是好是坏，恐怕都不那么容易归功于或归咎于首领或别的什么人。按照我们对原始社会的理解，这些人确实也可以称为贵族，在这样的社会里，"比屋而封"应该是可能的。
到了桀纣时代，人心就不行了，这也是有道理的。桀纣是主子，其他一概都是臣民或奴才。如果主子们像桀纣那样，连一点替天行道的遮掩都不讲，臣民的道德水平自然也应该坏得没遮拦。
但我对王充的说法有个疑问。刚才谈论尧舜的逻辑和生活常识都提醒我们，聚族而居或者在小村庄中生活的人，如果不出这个小圈子，其实是坏不到哪里去的，不然就要自作自受。而桀纣时代，血缘社会还没有解体，人们如何能坏到"比屋而诛"却不制造冤假错案的程度呢？
我估计，恐怕那些坏都坏在了"公德"领域，坏在与"公家"--王公之类的统治集团--及其掌管的"公务"的关系方面。而在"私德"的领域，在家族内部，在朋友邻居和乡亲之间，我们的祖先就未必落后，说不定还能领先世界呢。中华民族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大概就有这"私德"的一份功劳。私德好，社会管理成本低，生产者也能安心努力地干活。可是公德不好，先进就保不住，别人不打自己也要乱，早晚要大乱。
四
如今，我们的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都解体了，而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又没有建立起来。满大街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想随地吐痰就吐，想干坏事就干，连丢脸都不用怕，只要能躲过警察就不必承担责任，就可以不遭报应。随着私德领域的缩小和公德领域的扩张，我们的优势没了，劣势却露馅了。中国社会陷人了历史性的危机。
这个危险期，至少自明朝起就露出了端倪：因果报应的说法深入人心，关帝庙遍地开花，关云长所代表的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义气成为我们民族的理想。这些东西都是药，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不断吃镇静药，自然可以推断他的神经或精神出了毛病。
这种危机似乎还在加重。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政府，本来还有无道的权威支持，可以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统治集团也容易无争议地团结在真命天子周围。现在孔家店被砸了，天道和天命没人信了，本来就很弱的公德领域又少了不受置疑的维护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现在和过去一样处于大病未愈的时期。如果说有区别的话，无非是试验了几种药，效果都不那么理想。天道的变种和替代品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试验中先后丧失了权威，人们重建观念世界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各种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总叫人不满意。譬如毛泽东思想的猛药，治疗贪官污吏的一时效果不错，但我们在毛泽东时代买东西的时候却整天招人白眼，被那些售货员训来训去。工人农民干活也大规模地偷懒--这都是大家在社会分工中安身立命的领域，表现出来的竟是这副德行。
现在，经济发展了，售货员（国营商业还不敢保证）却不敢训斥我们了。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成就。工人（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例外）农民和售货员并没有接受更高强度的道德教育，干起活来却认真多了，尽管这认真精神也难免体现在制造和贩卖假货上。我想，这种进步所以能够取得，关键在于现实的报应机制。没有人愿意掏钱买售货员和服务员的训斥，于是老板就要招募懂礼貌的人，就要培训员工笑迎他们的衣食父母。不能约束自己就可能被市场竞争淘汰出局--除非这老板得到了国家特许的垄断地位，当了某个领域的老虎和霸王。
这里说的是经济领域。我想，市场竞争在总体的方向上应该有利于实现孔老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因为人们更愿意为包含了这种品德的产品和服务掏钱。
政治或者叫公共领域显然不那么乐观。如果像经济领域一样建立某种竞争机制，好服务得到选票，于是升官；坏服务丢掉选票，于是丢官甚至丢掉饭碗，我们在前边为不守公德辩护的理由就要站不住脚了。
当然社会生活不仅仅包含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我的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美国人很怕坏了自己的信誉。他们轻易不敢赖账，轻易不敢违反交通规则。我这位朋友在一个月之内曾经两次驾车超速，被警察叫了下来，登记了他的社会安全号码。不久，他的违规记录就遭到了报应。他接到了来自保险公司的通知，他的汽车保险费用从200元增加到400元。美国人的社会安全号码就好像中国的身份证号码，是惟一的，也是公民得到福利待遇的凭据。但是他如果赖账，如果在公共信用方面有了不良记录，任何跟他做生意的人都会查出这个记录。被他的不良行为害了的银行保险和交通管理之类的部门，自然也愿意登记这个记录。结果，假如你要在一个文明宁静的地方租一间房子，房主一定会要你的社会安全号码，要是你的品德和信用记录不好，就别想以正常价格租到这间房。我的这位朋友认为，这种精密的报应机制，就是美国社会公德水平比较高的根基。这套机制奖励公德，惩罚缺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