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官与政治
什么是政治？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目的。”
什么是政治？就是政权治理之术。
在充斥着私欲、虚伪、腐败的政治环境里，人们向往清明的政治。人们尤其希望反对这种肮脏政治的人高尚、无私，希望他们象圣人一样纯洁善良，甚至容不得他们有任何功利性的计算。这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伦理规范。以权谋私是政治理想幻灭之后的必然结局，带着被欺骗的感觉和深深的悔意，人们自然就会非常急切地及时行乐，不顾一切地抓住手头的实惠。
其实，从政治就是政治，它有自己的规则，并且不会因为目的的善良与否而改变。事政治的人必须自我保存、打击对手并且获得胜利，为此争斗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采用不大正当的手段也是必须的。作为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的巨人，马基雅维利说出了政治的真相而因此遭人痛恨。他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恼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他提醒我们，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时刻也不要忘记政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他接着解释说：“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在讨论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的时候，韦伯也嘲笑了那种坚信“善恶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的人，认为他们不过是政治上的稚童。但面对政治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承认自己并没有什么更令人愉快的解决办法，他说，“当什么时候、在大多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
对于一个已经卷入政治事务的人来说，事实正如费希特指出的那样：他没有丝毫权利假定别人是善良和完美的。即便是在追求民主的政治行动里，以这样的假定为自己行动的前提也是没有理由的。因此，那些坚信“人人只要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得更美丽”的人，如果从事政治，必定会遭受伤害。无论他们信奉什么样的政治哲学或者宗教，无论他们的信仰多么坚定，在这一点上，信仰对他们都不会有比除了心灵安慰更有价值的帮助。他或许会成为了不起的圣徒，但很难成为伟大的政治家。
如果他们已经厕身于政治事务当中，一定要牢记“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他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他这是在让自己周旋于恶魔之间，因为这种势力在一切暴力之中。”
在政治实践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用更坚韧的态度、更清明的理智去面对，而不是一听说分歧和斗争就幸灾乐祸。
政治上的事，大多数是拿不到前台来的。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就是政治。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你要想别人关心你的事情，就要想办法把你的事情变成他的事情。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表现，体现各方面利益关系，冲突的最高级别，会影响社会全局。政治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情。
搞政治，最要紧的是讲策略，讲审时度势。要学会等待，等待时机，等待条件成熟。
现实的政治必须讲妥协、讲平衡，不论叫艺术还是叫权术，叫策略还是叫手段，往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牺牲道义原则。所以，古往今来，一些清高之士视政治为肮赃勾当，政治家为俗物，甚至比喻为“娼妓”；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政治理论家和政客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在西方就是信奉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就是信奉“成王败寇”的厚黑学。
当领导也是一种职业。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背景下，不管那一种职业都是同等重要的。一个地方官退与不退不是某一个人的道德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现代社会的地方官是在制度之下产生的，也应该是在制度之下退位。服从制度的安排，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道德准则。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现代社会的政治，是每一个人的事情，而不是有特权的少数人的事情。在社会公共领域里，尤其在公民政治的范围里，既要抑制邪恶的欲望，又要调控美好的愿望，这都是政治文明的要求。
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为清廉。
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文化，一则它成了习惯，是多数人的习惯或者说是大家的习惯；二则可以说它是无形的；三则大家的这种习惯是逐渐养成的。换句话说，先立制度，让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
任何一个高级干部下台，真正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政治。
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质是混合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统资源与西方现代模式的“四不象”。
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或者说评价政治的标准是什么？好象很复杂，其实也并不是那样深奥；如果我们从亲身感受来理解政治，也许会变得很简单。所谓好的政治，就是符合我们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并使其中的合理因素得到有效发挥的政治。也就是说，评价政治的标准还在于文化，如果能将这种文化的合理性发挥出来，就是好的政治。
政治与道德应该是什么关系？也许有的人认为道德应该服从政治，也许有的人认为政治应该服从道德。其实，二者的关系可以套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明，即没有政治保障的道德是不可靠的，没有道德基础的政治是没有合法性的。
政治强人的成功，离不开下属官员和普通百姓的俯首听命。但是，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前行，独立思考、不唯上、不畏权，敢于维护自身权益、勇于监督执政者的普通百姓正越来越多。
在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领导对你有了看法，你就完了。
与官员打交道，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首先要懂得政治、领悟政治，要对政治感兴趣。远离政治、厌恶政治或者对政治敬而远之都不行。投机取巧可以学点毛皮，但做不到将政治与经济有机相结合，也不会融会贯通于工作实践。政治是纲，经济是目，纲举才能目张。当今世界的文明与进步都是政治作用下的结果，没有政治的作用和进步人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中国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拨乱反正，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所以说，政治是经济的灵魂，是生命线。政治是策，经济是术，得其要领而昌；政治也可以是魔，助纣为虐则亡。
政治可以分解为大政治和小政治。大政治就是中央的红头文件，如果红头文件学不好、看不懂、领会不透，做什么事情都不得要领。小政治就是各级领导的脸色。
怎么学好和掌握小政治？
关键要掌握和出好两张牌。一是识别如何跟人、跟什么人，如何去跟人；二是如何用人，让人被自己所用。
如果政治是一张牌，哪面是阴面？哪面是阳面？是因人而事，还是因事而人？
政治何止是一张牌的两个面，政治是万花筒中的花花世界，但万变不离其宗。政治就是利益、利益就是政治，二者连笔画都一致，都是十七画。权大也罢，法大也罢，因人也罢，因事也罢，最后都要看谁的图章大，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权力和钱力。
搞经济的人万万不可不懂政治，摸不透政治走向和领导意图就不可能做好经济工作。所以精明的经营者不能光精明业务，还必须钻研政治，要把政治作为一门必修课。宏观上吃透政治的走向，微观上领会领导的意图。
在官场政治中，市场经济的残酷性不仅表现为竞争的激烈和反复无常，而且表现为等级分明的尊卑贵贱，表现为奉承中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色彩，表现为对无权势者毫无同情心的公开凌辱，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表现的习以为常。官场险恶，任何一句言差语错都会把祸事引向自身。
拿破仑说：政治是最肮脏的。这句话最常被无耻的政客引用。政治越是在它肮脏的时候，越是无处不在。在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内深刻的政治烙印，是肮脏政治自己暴的丑行。
政治是最无情的东西，它只能在终极的意义上去评判是非和道德。在它的过程中，的确需要许多的牺牲品去祭奠。包括英雄，也包括罪犯。不明白这一点，就永远不懂得什么是政治。
思想家拉贝尔有一句名言：“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
政治家，没事的时候别轻易挑事，有事的时候也不能怕事。不敢面对群众，叫什么政治家？政治家是依靠群众成就事业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是毛泽东说过的名言。
每临大事有静气，是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素质。
解决政治危机的灵丹妙药只有一个字：拖。
在政治斗争中，不败就是胜利，不败就证明了强硬的实力和存在的价值。
官场上的很多陋习，如行贿受贿、结党营私、弄虚作假等不会也不可能很快被割除，所以，没有自我修养的人最好不要从政。
政客：一切为我所用；用一切手段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深藏不露；用刀子杀了人，刀刃上依然明澈可鉴，笑容依旧、诚挚亲切。
政客绝对不为感情所左右，绝对不为人两肋插刀，绝对不允许自己得到的比付出的少；政客的语言只能选择着听。
官员的软骨病，怕硬的，压不住歪风邪气，导致了恶势力的上升。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政治载体，离政治都是很近的。并不是当官的才与政治有关。为什么对处以死刑的人要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可见一个人的政治权力跟生命是同等的重要。
从政的人不要太圆滑，不要太世故，当然也不能太老实。太圆滑太世故了，就容易玩弄权术和使用心计，导致互相欺诈。太老实了也不行，必须学得聪明一些，否则容易受骗。
实事求是的说，野心家在中国确实有很深的渊源。
在中国，“野心家”是最容易被人用来整人的罪名。因为野心家处心积虑地想获得的是某种权力，直接威胁的也是某种权力的拥有者。因此，野心家便是权力拥有这，特别是最高权力拥有者的心头之大患。在权力场上，谁想扳倒自己的对手，说他贪赃枉法、贪图女色都没有用，而说他是个野心家，却是立马见效。因此，“野心家”又是官场中人最惟恐避之不及的罪名。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有野心的和没有野心的，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野心家”这个称谓。
“野心家”这个称谓，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其底蕴，都很值得人们深入研究。人们不难发现，“野心家”这个称谓常常与“觊觎”二字为伴。通过词典可以知道，“觊觎”是非分的希望或企图的意思。总说“觊觎”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的是野心家，这话反过来说，就是希望或者企图获得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之于一般人，都在“非分”之列。所谓的“野心家”，其实也就被解释为对于权力地位有“非分”的希望与企图的人了。然而，既有“非分”，也就必有“本份”，这个本分则是特定的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的继承人。按照有权就有一切的逻辑，有最高权力的，就有最大的利益。于是，这最高权力，也就成了权力场中最具有诱惑力也最使人想入非非的东西。“野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萌生的。
因为“非分”而被称为野心家，也因为“非分”，想使野心得逞就得玩弄非常手段，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阴谋。总之，大凡被称为野心家的，又往往被称为阴谋家——不采取非常手段，那“非分”永远都成不了“本分”。
4.2 关于官僚政治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中国人见得最多的坏政治作风是官僚主义作风。
王亚南1948年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办法提供了启示。
第一个方面是官的方面。
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既不代表封建领主贵族的利益，又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封建剥削者。它的各级成员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所以，官僚政治基本上没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或规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坏全系于官吏一身，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人民荣枯，最后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这就是官僚政治从官的一方面来看的规律。
依据这一规律，统治阶级讲究吏治者为防治官僚政治的流弊，历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安排，按其从人治向法治过渡的程度，可以分作五等。
最低级的，就是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既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对帝王负责的同时，不仅忠君，而且爱民。
较低级的，就是惩治贪官污吏，既当官吏的劣迹被人发现，引起公愤，造成统治不稳时，杀一儆百，以平民愤。但在官吏是特权的社会里，官官相护，无官不贪，上级要求于下级的主要是忠而不是廉，所以历代严厉惩治贪脏的法令并不能阻止王朝的灭亡。
中庸的，就是官僚政治本身有意识地实行一套自我调节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较进步的，就是对帝王百官的权力从体系外部而非内部加以强制性的限制，即所谓君主立宪制。但除非有足以与王权相抗衡的新兴政治经济力量来支持，否则君主立宪制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最激进的，在资产阶级时代，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以法治取代人治。即废除君主专制，实行分权制；取消行政官吏终身制和实行职业化的文官制度；官吏不再向国王负责，而向民意机构和最后向选民负责。法律规定人民有权监督、批评和选举、弹劾、罢免官吏；人民的权利受法律和一定机构的保护，官吏不能任意加以侵犯。从政治结构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作为官僚政治的对立物或否定而出现的，但是，中产阶级民主政治迄今为止，并没有消灭官僚主义。
以上五种反对官僚政治的方式，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都有参考意义，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其规律不在于根本否定官吏制度，而在于分权制。广义的分权原则的要害，它的核心在于尽可能行使行政与经济、行政官吏与企业保持一定距离，除一些经济命脉以外，国家行政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政策是它的典型表现。它的好处是，从政治方面保证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提高经济效率；从经济方面保证官吏队伍的纯洁性，提高行政效率。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应逐步改变党政不分工的领导体制，改变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等管理体制。
第二个方面是民的方面。
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的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落后因素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如果老百姓有足够的知识，较高的生活水平，心理上与官吏平起平坐，在职业上允许适当自由选择，再加上一定法制与机构来保障民主，官僚政治也就难以立足。因此，与官僚政治作斗争的釜底抽薪之法，从长期看，与其说在官的方面，不如说在民的方面，在于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与现代化。
官僚政治确曾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并作用于一切国家的某一历史阶段。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的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谋图利益的勾当。
官僚政治在任何历史时代都能存在。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够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委。。。。。。诸如此类，都是所谓官僚主义的作用。这种作风，确实在任何设官而治的社会中都可以见到，即使在民主政治下，也是存在的。
从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官僚政治，也就是说，在此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是为自己谋图利益的勾当。象这种社会性的官僚主义政治，是依存于诸般社会条件，而又为那些社会条件所范围着的，它可能增大技术性的官僚作风，却不可能单在技术上去谋求根治。
一是官僚政治得从技术的社会的两方面去说明，而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官僚政治，宁是重视它的社会的方面，虽然我们同时没有理由不注意到它的技术的方面。
二是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方面有了存在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作风，就会更加厉害；反之，如果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按照自己的利益而摆布，则属于事务的技术的官僚流弊，自然是可能逐渐设法纠正的。
三是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且可能如拉斯基教授所说，在一切大机构中存在。可是，真正的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许在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
那是一个什么历史阶段呢？
就政治史上说，那是由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者的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在那个过渡阶段上，一般的政治支配形态不是贵族的，也不是民主的，却是大小贵族与商工资产者彼此相互争权夺利场面下成立的专制政体；而所谓官僚政治，就是当作这种专制政权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必然产生的。
官僚或官吏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弄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把他们对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其私利了。所以，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伴随而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
专制主义政体是一个过渡的政治形态。在它下面，被看作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所谓民主政治，还不会当作它的对立物而成长起来；同时，被看作贵族利益代表的封建政治，也不会随着专制政体的出现而根本受到否定。是所谓官僚，大抵是由贵族转化过来的。
在专制主义政体下，主要是由贵族充当官吏，就是在市民阶级所理想的民主政治形态下，许许多多的上级官吏也还是贵族出身。可是，同是贵族，他们的性质会因所处的社会不同或经济发展的条件不同而大异其趣的。在典型的封建政治下，大大小小的贵族是自己在那里为自己行使统治，在名分上尽管小贵族对大贵族有一定的依附关系，但实质上他是所在属地的绝对支配者；到了过渡的专制政体下，充当官吏的贵族，已不是以贵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仆役的资格行使治理；再到了典型的民主政治形态下，他们又变成公仆或政治的雇佣者了。这种政治权力的推移和变化，在它后面，存在着一种社会经济实质的转变。
被看作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是由封建制到资本制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那么，一切现代化了的国家，显然都曾经历过这种政治形态；一切尚逗留在现代化过程中或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显然还不免在为这种政治支配形态所苦恼。
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的产物。某一个国家的传统封建关系愈强固，它的自由经济发展愈困难，它在此过渡阶段的官僚主义政治，就愈加混合着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且表现得更持续、更露骨。
中国的官僚政治，也正如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官僚政治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表象。由它的发生形态到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制，以至在现代的变形，其间经过了种种变化，它的特点应该从过去官僚政治与现代官僚政治两方面来说。中国现代官僚政治虽然大体照应着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形质上的改变，从国外、晚近更从德美诸国新官僚体制中吸入了一些新的成分，把原来的传统形态复化了，但原来的传统形态并不会因此被否定或代置，反之，那是原来官僚政治形态在现代的变本加厉或强化。
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诸特殊表象，分别体现在它的三种性格中：
一是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始终。
二是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
三是贯彻澈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
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专制政体不存在，当作一种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也无法存在。中国专制政体是何时开始的？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封建官僚起初不过是封建贵族技术上的助手，帮助封建贵族剥削农奴式的农民，组织榨取农民血汗的封建机关，并使这机关巩固和成为合法的形式。但封建的混战，使各种专门人才成为急切的需要，并且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制度，削弱了和抹杀了旧有的阶级划分，并在新的调子上来重新划分阶级。封建上层阶级社会地位一般的不巩固，是越来越加厉害，常使封建诸侯依靠官僚。这些培养起来的封建官僚不但成了专制政体实行的准备条件，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专制政体实现的推动力。秦得“策士”、“处士”或封建官僚之助而成就一统大业，实现专制的官僚的政治局面。秦代的官僚政客是在封建贵族政治崩溃过程中养成的；而秦后各朝的官僚政客，则都是在官僚政治局面下养成的。二千余年的历史，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同时又表现为各王朝专制君主通过他们的文武官吏对农民施行剥削榨取的支配权的转移。
中国官僚政治的包容性，那当然也是把它和其他国家的同类政治形态相比较而表现出来的。每一个社会同时存在有各种各色的社会文化事象和制度。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面的政治事象或其体制，往往总容易而且必然会变得突出，这是旧历史家们用政治史来代表人类文化史的一大原因。但政治现象或政治体制虽然比较突出而显得重要，却不能无视其他社会事象和制度的作用，因为大凡一种政治制度如其对于环绕着它的其他社会体制不能适应、不能协调，它就会立即显出孤立无助的狭窄性来；反之，如其他能适应、能运用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文化事象和体制，并且在各方面造出与它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来，它的作用和影响就将视其包容性而相应增大。与外国官僚政治相比较，中国官僚政治其所以能显出包容性的特性，就因中国官僚政治在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配合它的其他社会事象和体制。
首先，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虽然是在专制—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和父权是相互为用的。
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关联着的。人民对于法有所认识，有了习惯和素养，对于权利义务的相对关系有了一些明确概念，那对于任意蹂躏人权，任意剥削榨取人民的专制官僚政体就将成为一个阻碍。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的，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的；于是，“人治”与“礼治”便代替了“法治”。这显然是专制—官僚政治实行的结果，但同时却又成为官僚政治得以扩大其作用和活动范围的原因。
再次，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因素。好象是专门为了专制官僚政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的专制时代中，仿佛都与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达不到的一切领域了。
总之，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习与教育思想活动等等，在某种限度内虽为官僚政治施行的结果，但又是官僚政治的推动力。它们不但从外部给予官僚政治以有力的影响，甚且变为官僚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一种配合物。
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在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同一社会事象的反复，会使我们的反应牢固地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在专制官僚政治下，统治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贫苦大众的低贱感，是分别由一系列社会条件予以支持和强化的。
然而，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中毒最深的，毕竟还是一般立在封建专制统治地位或为那种统治帮忙帮闲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因为成见一旦与利害关系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非常顽固和不易改变。当中国农民大众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们不能再忍受横暴压迫而奋起自救的时候，士大夫阶层往往总是利用机会帮助野心家向民众提出许多诺言；尽管新的专制王朝出现，新的官僚系统登场，而旧的政治形态却又复活了。
贵族政治是建立在领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领主经济在周朝乃至秦代就解体了，此后贵族阶级 失掉了社会的存在基础。
资产阶级政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这种经济形态的重心在工商业，但要以农奴解放，地主经济成立为前提条件。中国地主经济虽然在形式上成立了，那种地主经济所允许并要求的商业和高利贷业，虽然在相当范围内很多着，但农业的生产不必说，就是工业亦始终没有脱离手工业的范畴，于是资产阶级又不能在中国取得社会的存在基础。
中国的官僚阶层，或者换一个表现方式，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特殊利益”。
一切官僚政治，都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中国官僚阶层头上顶戴着至高无上的帝王，使他们在某些场合表现为被支配者，而所谓在帝王的神圣权威之前臣庶一律平等则又不但表示他们对帝王间存在有极大的距离，并还显得他们与一般人民是无差别权力的一体。
中国帝王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使他扮演为地主的大头目；另一方面又扮演为官僚的大头目，而他以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则又无异是一些分别利用政治权势侵渔人民的小皇帝。官僚士大夫假托圣人之言，制作律令，帮助大皇帝把绝对支配权力建树起来，这绝对支配权力愈神圣、愈牢固，他们的小皇帝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作为一个社会的支配阶级来看，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是在充分运用或分有皇帝的绝对支配权。
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绝对支配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种基本生产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农业剩余活动或其活动生产物的占有上。他以那种控制和占有表现其经济权力；他以如何去成就那种控制和占有的实现表现其政治权力。但无论是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离开了他的官僚机构和官僚系统，都将变成空无所有的抽象。于是，整个政治权力，结局也即是整个经济权力，如何分配于全体官僚之间使得保持全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就成为官僚头目或最大地主们所苦心焦虑的问题了。
一个有心计或者有远见的帝王，乃至帮助帝王维持朝政或实际把握政权的官僚头目们，对于政务的推行，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如何使一般臣民对专制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达到心习；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
二是如何使各方面的官僚势力，都在对专制君主向心的重点上彼此保持一定的平衡。
三是如何使全体人民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接受官僚统治；并如何使人民中的优异或豪强分子，有机会有愿望参加那种统治。
一切官制的创立，至少有一大部分是玩弄权谋术数的结果。于是看似复杂的官制体系，就在无形中贯注有上述三大要求。
官制包括三个门类：
一是官职、官品、官禄的确定。创制者皆把自己的主观意图放在里面，为的是大权独揽；俸禄的差别是重高官而薄小吏，厚京官而薄外放，成为一种通则。用意所在，是昭然若揭的。
二是官吏权责的划分。仔细考察起来，无非是专制君主及揽权者们弄权斗法的结果。
三是官吏的任用。这在官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到官吏的职掌和权责。中国官僚政治能动员全社会的一切文化因素而发挥其包容贯彻的性能，也是藉此制造并任用官吏的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
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来在统一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始终存在一个统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图，接受治化，同时，扩充的版图越大，要使人们心悦诚服就越困难。为了解决这个治化上的矛盾，自汉武帝起，就多方设法推行儒家的纲常教义。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乎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亦即君权、父权、夫权的确认。从表面看，只有君臣关系是有关政治的，而父子、夫妇关系则是有关家族的。但中国纲常教义的真正精神，却正好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中国一般读书人都很记得“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把表现的方式换一下，就是“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
这在一方面说，是家族政治化，在另一方面说，又是国家家族化，伦理政治的神髓就在此。这种政治的目的不在使全国的人都变成一家人一样互相亲爱，而在使全国被支配的人民都变成奴隶一般的驯服。而且家族政治有一种连带责任：在有所劝的场合，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有所惩的场合，就是“一人犯法，九族株连”。
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我们一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我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这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
中国仕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机会发浑财，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响。
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续存问题；又因为中国特殊的封建组织，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专制的官僚的形态于是，我们那种特殊封建社会体制的长期续存问题，自始就与官僚政治形态保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朝代交替与治乱分合，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周期的表演，很容易使人把那种表演当作历史发展的自然定律来接受。
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已不完全是传统的那一套，它由本质到表象都有了不少的改变和转化；如其说它在现代，在许多方面比过去表现得更其残酷有力，更其神通广大，更其无所不在，无微不入，那也不能说是由于传统形态的发展，而宁说是未被根本否定的传统形态，与模仿资本主义各国在转形过程中出现的新官僚政治形态的混合。
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也同以往的传统官僚政治一样，在本质上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范围着。那些对官僚政治不断发生限制作用的社会经济条件本身同时又在辨证地蒙受官僚政治的影响，所以，我们除了指出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是在何等社会经济基础上取得其生存以外，还得看它如何实施反作用于那种基础。
一般地讲，一切过渡社会才正好是官僚政治孕育发达的温床。但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却使它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上成立了如此长期的官僚政治。不仅如此，等到它面临真正的过渡阶段，它的官僚政治也无法与近代西方各国所发生的官僚政治一样采取相同的形态和现实相同的转化历程。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者“国民的”名义下，被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这种政治形态的存在前提：一是前资本社会的或者封建的体制，还在国民社会经济生活上广泛地发生支配的作用；二是一般人民还大体被束缚、被限制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三是那种无知人民存在的落后社会还很少与较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的、文化的接触和交往。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对官僚政治与制度的界定，分歧较大。国外主要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政治”或“官僚制”概念，从法律规章、职业分工、权力分层、专职化与人事任用上的考核任免与薪俸等方面，对官僚政治制度做了若干较为严格的界定。不过，中国学者更愿意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与使用官僚政治制度等概念。而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研究，同样也深化了对官僚政治制度这一范畴的认识。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古代贵族政治中其实已经孕育演生出官僚政治制度的若干因素。但一般而言，官僚政治更是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皇权政治转化的产物，是皇权政治赖以运行的基本政治制度。
构成官僚政治主要有三个要素：一是政治体制和官僚机构；二是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三是官僚。
中国古代政治具有早熟性。三代政治社会中已经初步具备官僚制度的早期发展模式，尽管它们与后代官僚制度差异明显，但商周政治体制的若干制度因素，其实已经开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先声。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使早期官僚制度渐渐脱离了贵族政治的纠缠，在国家体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全新意义上的官僚体制也得以逐步建立。伴随着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落，出现了郡县制、客卿制度，这些变革对新型官僚制度的确立至关重要。
封建贵族政治是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通过层层分封，权力分散在各级贵族当中，并且世袭享有这种特权。
秦汉是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西汉初年，地方郡国并行，中央则是以功臣列侯为相。一直到汉武帝元蒴五年前，担任丞相仍然是由功臣子弟袭任的列侯的特权。郡国并行表面上是吸取秦朝孤立、二世而亡的教训，而实际上则是因为当时中央无力对全国实行直接有效的控制。列侯为相就是皇帝与功臣集团共掌政权。皇权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者阶层，总是要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官；皇帝总是要和当时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贵族集团或豪强大族联姻，以加强皇权和他们的联系。
东汉至魏晋，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新阶段。豪强大族利用由经济实力而形成的文化优势，利用官僚政治发展的不完备、不成熟，利用官僚政治制度中的某些环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唐代虽然属于过渡，但为后代官僚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规划了基本的构架和运行模式。而其核心内容则为政府机构按职能分工而不断加以调整，政务处理的程式化，四等官制的确立，吏的系统的建立，以及各种制度和法令的规范。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不断调整成为唐朝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宋朝官僚政治制度从体制上看，最重要的变革是军政和行政的分离，财政使司的设立以及宰相被定位为行政首脑，而包括枢密使、副使在内的宰执则构成中央决策群体。
从官僚本身来看，士大夫综合型官僚的形成和与这个群体血肉相连的士人家族的出现，其范围远远超出唐朝后期的举人层，而向着明朝绅士发展，从而使官僚政治建立在一个更深更广的土壤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