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官与民
中国一直有着“学而优则仕” 的官本位传统。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一直潜伏在人们的思想深处，从根本上影响着许多人，即使在如今这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好多人还是把从政当成首选。通常人们说某某人事业有成，大多是指某人官做大了；进入官场似乎是一个人事业成功，人生有价值的代名词。
中国从夏商周起，社会价值皆官本位。人一旦当了官，扬名声、显父母、置豪宅、买美婢、荫子孙、入历史。在官本位之外，还有两条支流，一条源于商贾，一条源于隐士；这两种人都在官场之外另找出路，不同的是一个进取，一个退缩；但在抗拒官本位的价值取向上二者是相同的。
“父母官”和“子民”的称谓，形象地反映出我国古代的“官民关系”。当官的只对上负责，小民们只能仰其鼻息。这种封建特权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流毒不减。它在立法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只重视设定公民责任，不重视设定政府责任：“治民”的法多，“治官”的法少。
在古代中国社会，政治权力与农民的关系同样密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专制皇权的影响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死存亡。
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是建立在对小农的剥削和压榨的基础之上的。古代中国，人民的生计，国家的财用，一切都寄托于土地之上，一切地主官僚以至整个专制国家机构，都是农民的劳动，土地的收获来供养的。
国家对农民的控制与干预，首先表现在国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束缚农民于土地之上。政治权力对农民的控制干预，还表现在为国家对小农家庭形态的干预上，在政治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掌握权力的国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农民的家庭形态及农民家庭的人口再生产。
一个人有机会从政，本身就有一种巨大的荣誉在其中，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价值观如何不同，从政都是地位显赫，令人向往的事情，即便是经济状况再差的地区，也绝不缺少从政的人。所以在西方社会，从来就不让从政的人在经济上有大富大贵的可能，从政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监督，从政的人没有特权，甚至连普通公民一样的隐私和自由都没有，这样才能使从政的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从而也平衡了没有机会去从政的人的心态。
对官员的社会评议制度的实行，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民意与官员的去留直接挂钩，对官员无疑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考核官员应该上级考评与公众测评相结合，过去考核干部主要是上级领导说了算，现在逐渐转向主要是公众说了算。
客观地说，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质量是不低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质量近年来明显下降和衰退，执政能力下滑，主要表现为党和政府官员腐败，由此引发官民矛盾。官民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处理和解决这个矛盾是执政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提高执政能力要有明确的标准，如果党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谈提高执政能力就是空话，就会在人民中失去信誉。人民对党丧失信心，党的执政能力必然下降。
如何解决腐败问题？从学理上说，政府腐败是世界上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之一，理论脉络非常清楚，就是分权制衡，建立法治；从经验上说，大国、小国、富国、穷国，都有在一夜之间把腐败控制住的历史经验，具体办法丰富多样。但是，从现实来说，治理腐败却相当困难，难在一些党的高级官员腐败了，其他人投鼠忌器，不敢下大决心。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对腐败的容忍，不仅是对人民福利的伤害，也是对党的自身利益的伤害。
论到官民矛盾，中国的传统思维非常好，“治吏不治民”。治好官，把坏官拿下，何愁人民犯上作乱？今天治官要用法治的办法，分权制衡，违法必纠。法治和法律不是一回事。法的内容分左右，法治不分左右，法治是使法律“顶用”的办法，核心是分权制衡。执政的人，权力相互制衡，法的权威才能上升。
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都关心政治？百姓自然是可以议政的，但百姓普遍地热中于议政，也未必是值得赞扬的事情。
造成百姓普遍议政的社会现象，主要原因是：
一是中国历史遗产的影响。王朝的一举一动对老百姓的生计有很大影响，小百姓自然也关心政治事物。
二是中国有所谓“有教无类”的传统，小百姓可能识文断字，可能通过考场获得功名，由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这也使得关心国家事务在利益上有了必要性。
三是中国社会的分工水平不高，相应地“政治”这个东西的专业化水平也不高。如果政治活动有高度的专业化，而且老百姓对从事专业政治活动的人士比较放心，那老百姓也可能不会太关注政治——政治的专业化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垄断，虽然政治世家的子女会受到父母的影响，从事政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在传统社会，政治是垄断的，老百姓不放心，于是大家都要关心政治。
专业化的政治也不意味着政治家不做错事，但因为近代政治家发明了不少有利于减少错误的政治制度，结果就比垄断政治要好了不少。总之，只要政治活动的规则能让老百姓比较放心，老百姓也未必一定要热情关心政治。在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件事情的专业化运作总比一群人盲目乱干要有效率。
政治自身的职能过于沉重，也会导致人们过于关心政治。政治这个东西不过是为大众提供一种公共服务。而且不应该是全部公共服务。如果政治家的目标定得很高，想解决老百姓的一切问题，那就麻烦了；这样就会让政治家自己感觉很紧张，而老百姓也会把自己的一切问题都推给政治家去解决。每当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好，老百姓自然会归罪于政治家。
所以，政治活动的规模不能太大，目标不能太高；如果太大、太高，政治家就难以驾御政治机器的运行，调整起来也很麻烦。
百姓议政这种现象并非具有必然性，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存在误区，以为大家关心国家大事总是好事，其实不一定。如果一个社会的老百姓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可能意味着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之下，即使处于民主制度下，这种情况都值得警惕。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为官者“能上不能下”成为中国“官场文化”的核心内容。一些官员尽管因工作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却喜欢赖在位子上静观其变，极少有引咎辞职或者集体下课。有的责任官员即使受到“组织处理”，也多为平级调动，换个位子而已。由于级别未变，待遇无损，不少不合格官员因此成了官场“不倒翁”“老油条”。
站在机关门口往里看，里面全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宣判，保证不会出冤案。
在当今中国，“黑乌鸦”心态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天下乌鸦一般黑，不黑就是假的、是装出来的，黑是铁律。当社会形成一种无官不贪的“黑乌鸦”心态之后，于官而言，大家都贪，我为什么不贪？我不贪人家也不信，不如贪污算了；于群众而言，是官都贪，廉洁要么是做做样子，要么就是没有油水可捞。当了官就是要发财，没有发财就是没有本事。办事就是要送礼，没有不送礼能办成事情的。
“黑乌鸦”心态是群体心理经过外部物象不断刺激与强化的结果，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完成，它就会侵入我们生活之中，使得一切主流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都在这种文化的遮蔽下难以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难以建立。当这种心态成为社会意识的时候，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黑成了乌鸦的宿命，黑成为乌鸦们强烈的心理暗示，暗示它们只能按黑的思维去行事；黑也成为集体无意识，任何想白起来的乌鸦都将受到群体的孤立甚至攻击，最后这只乌鸦要么被染黑，要么被驱逐出圈子。
现如今好象大伙都在骂当官的，但一到各自的实际生活中，可以说没有谁不是在围着当官的转，也很少有人不是去哄着当官的、宠着当官的、媚着当官的，同时也拼命地利用着当官的；实际上广大群众也都跟着在腐败，大的大捞，小的小捞。
在我们社会 中，没有一个法条是在强硬地保障和保护上级与普通民众可以对当官的说“不”字的。没有这样的保护和保障，谁敢于说不字？谁又敢不下跪？一旦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可以“无所不为”的以后，离“为所欲为”就只有一步之差了。
人不能当官，人一当官，好多事情就由不得自己的良心了。
对于一个从政的人来说，你的人生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你的官运如何。有人碌碌无为却能平步青云，有的人才能卓越却终不得志，也有人糊里糊涂得到升迁。你不服也得服。
老百姓说：我们的好多干部因为无知而无谓，因为无谓而无耻，因为无耻而无赖。
有人抱怨中国的官越来越不好当，这是好事情。现在不是不好当，而是太好当了。
官与民结怨是官场中的大忌。民是一无官，二是无权，他没有什么可顾忌的，民要和官较起真来，当官的决没有好果子吃。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
中国有句老话：“官不管，民管；民不管，贼管；贼不管，匪管。”
有些事情是把双刃剑，伤了对方，也会伤了自己。民不与官斗，民斗不过官，这是千古传下的规则。
学者吴思在《命价考略》一文中说：有一条无形的社会底线，一旦突破就会流血，大规模突破，大规模流血。生存在血线之下的集团就是搏命集团。血线防护的缺失，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同样也难以划分清楚。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就记录了灾民和土匪的故事：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说是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这就是“搏命集团”，这个集团的特征是以命换物；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者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贬低人类之最要，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
刁民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
从儒家的治国理论到圣旨到中央政府的“律例”和“部案”，再到地方官府的“告示”最后落实到实际执行的“陋规”；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从宪法到最高指示到法律到中央文件到地方政策再到大家真正执行的潜规则，每一级别的规矩与上一级别的规矩比起来，都难免有一些冲突或者堕落之处。
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英雄，在他们可以挑拨激化事态，可以裹胁和利用民意的时候，主动放弃自己的最后一点希望挺身当了民众贡献给统治者的牺牲。
在中国社会摸爬滚打多年，自然知道官府是多么不好说话。不管小民的请愿有理没理，公道不公道，只要他看着不顺眼，说抓你就抓你，说杀你就杀你，最后肯定还是官府有理。代头惹政府生气，不是玩命要是玩火。潜规则通行多年，大家都愿意搭便车，最多不过出力拉拉边套，谁也不肯驾辕，驾辕者必须是一个不计较物质利益、不怕或不知风险、同时又有号召力的人。
只要不是领头，民众有愿望也有胆量劫监狱烧衙门。事情闹大以后，利害格局突变，乡民在官府眼里由顺民转变为暴民。这时乡民的第一愿望是不要遭到官府的报复，不要被官军作为暴民镇压，争取收益是第二位的，保命是第一位的。
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而这个利益的安排和变动又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
民众开始并不敢闹事，在正当秩序中的良民早就当不成了，他们照样在贪官污吏建立的潜规则中当了数十年顺民，如果没有替他们承担组织成本和法律风险的英雄出现，顺民还会继续忍受霸道不公和敲诈勒索。英雄的出现，改变了利害的计算，顺民发现搭便车闹事的风险不大，才作出官府所谓的暴民行径。
在一个合理的秩序中，人力和钱财应当可以帮助百姓争取到法律承若的公平，还可以使带头人名利双收，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带头。但是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允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切都要由他们代表。重大的失衡和不公调整不过来，又非常想调整，如何是好？商人毒蝇蕈制度的办法是用钱，小民的办法是用命——当暴民烧衙门。
在这种体制中，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所谓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者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
中国公民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怠工，让你无法挑毛病，让你见了也干瞪眼，你急得火烧屁股，他也不会打水来替你灭火。
偷懒是庶人（平民）对付官方的武器。《诗经》里有许多对农业集体劳动场面的描绘，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监督者的身影，这是官方阶级对付偷懒者的工具。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分明，地里闹草荒就意味着贵族失败了。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武力，平民很难用正规战法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但是惹不起却躲得起。平民人多分散，监督困难，干活使劲不使劲只有自己知道，干得仔细不仔细只有自己最清楚。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可以连蒙带骗；这是贵族们很难对付的“低成本伤害能力”。
公元前594年，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革命的制度变迁，就是改变公田为私田，向私田征收“公粮”的制度，确实开辟了两个阶级共同受益的局面，而新树立的规则并不神秘，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原来大包干也不是首创。
在老百姓眼睛里，官场根本就是粪窖，进去了莫有一个清白身。
老百姓都说正直的官员在污浊的官场里是很难站住脚的。中国的官情究竟糟糕到一个什么程度？虽然我们仍然坚持“大多数是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方面已经十分不好了。“带病提拔”、“带病升迁”的很多，只要没有杀人放火，官员生活即使腐化淫乱一点，都算不了什么事。
官情不好，民情就好吗？在网上点击“民工杀人”，与之相关的内容竟然有65万多条。民风之所以如此败坏，原因之一，就是恶劣的官情所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的社会，至今仍然如此。老百姓在敬官惧官的同时，无形中也把官的一言一行作为楷模效仿；比较趋同官们的价值观念。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就流传这样的话“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套用韩非子的话就是“官犹器也，民犹水也，方圆在器，不在于水。下之所行，皆上之所好。”也就是说，官就是盂，人民就象盂里的水。盂是方形的，水也就变成了方形；盂是圆形的，水也就变成了圆形的。骄奢淫逸、萎靡乱伦的官风一旦成为社会主流风气，往往善良本分的民风就会受到侵蚀，也必然会慢慢失去原色。
射人先射马，正民先正官。否则，即使有良好的制度，也会被不良的社会风气消解。制度对人的行为调节是外在的，硬性的；而社会风气的压力则强调心理认同，强调人的主动性；而一个没有良好社会风气的国家，也绝对不会有政治、经济可持续良性的发展。
老百姓是这样看待干部的：这辈子不做点好事，下辈子就会变成领导了。
清朝唐甄在《潜书》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韩非子说：官就是盂，人民就象盂里的水。盂是方形的，水也就变成了方形；盂是圆形的，水也就变成了圆形的。
孟子有些话带有民本这主义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说：“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这就是说，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须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都不是，不过是一盘散沙。
作为整个政权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论上和原则上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选贤任能”、“为民父母”、“爱民如子”之类的大原则和正式规则，以免洪水泛滥，大家遭殃。但在现实的制度运作中，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这就难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此培养出了敲诈勒索、勾引出了官场请托，豺狼虎豹们一个个混进了牧羊人的队伍，吃得牛羊断子绝孙，这便是最黑的潜规则。
中国有句老话：“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这句话最能说明官与民的关系。老百姓是虾米，靠泥土中的微生物生活；县太爷之流的小官是小鱼，靠百姓生活；权贵以及权贵左右的助手是大鱼，靠勒索小官生活。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是固定的，只要吃的数量适当，别超过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这就是合理的。孟子所谓“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官当然是要吃虾米的，但是要有规矩，如果吃的不过分，就是仁政；如果吃的过分，就是苛政。苛政猛于虎，吃人可以不吐骨头。这也是官与民之间的食物链。
还有一种体现中国官与民之间关系的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与官方关系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主人的，因为这不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官方垄断的事情。
百姓常常受到这样的教育：要服从国家利益，要遵守国家的纪律；而国家利益和国家纪律又常常表现为与老百姓的对立。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百姓自然会认为国家的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那是官员们的事情。在这样的关系中，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本上自己就不是什么主人。
英雄很容易小看老百姓，最终被打败的却不是老百姓。
以人民的名义反人民，以爱国的名义卖国，这是专制者的惯用伎俩。
“民无信不立”。大约是说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国家就站不住脚。而“官无信失民”。
一个领导既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更影响着一个地方的政治风气。
领导们看上去是高高在上地领导着大众，其实也是受公众意识决定的。
一旦公民的命运掌握在大权在握的人手中，那么他的升降荣辱就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取决于他的运气。当他的命运和遭际仍然与别人手中的权力紧紧相联时，一个同情他、欣赏他的人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一步登天；一个不同情不欣赏他的人也完全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下地狱。
一个人在只为自己的声望、权力、利益着想的时候，尽管他可以打出很多漂亮的旗号，但旗号终究是旗号而已，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并不相干。由于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无关，也就难以持久。一个人并不因为他的地位高，就一定代表着下面人们的利益，并不因为他所处的位置高，思想就一定高。
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时并不由最高统治者代表。
一个人由于站得太高，常常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人一旦有了一定的地位，往往就极怕失去；而且由于有了地位，也就没有了内心的不平，没有了不平，也就没有了不平之鸣，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个人的欲望往往与个人的理想交织在一起，有时它们就象一枚钱币的两面，图案虽然不同，却表示着相同的价值；有时候，欲望与理想又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理想成为欲望的暴君，欲望则是理想的叛臣逆子。
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很少有假货？恐怕与国营商业体制有关。国营商店的赢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卖假货；国营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几十年。
三人成众，五人成群。到处都有群众。群众的力量是大的，只要有了群众，事情就好办，能办。因此凡事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但是，有些事情，群众只有脱离了群众才敢做，才能做；群众说真话时，站在群众堆里往往不行，还得单独跑出来。
群众的力量是大的，群众的言论就是民情民意。群众在一起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可这只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说，很多时候依靠群众反而办不成事情，群众的话有时候也失真，也有水分，也不是实情；敢说不敢担的群众就更多；在很多时候群众常常还是两面派。
群众是由三六九等的人组成的，相当散乱又极为社会化，不都是优秀的。因此，说话办事，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前面，应该加上相信、依靠那些正直、优秀、有头脑的群众。
集体的力量既然能强大到足以毁掉法律与规章，也一定能将个人的利益、尊严轻而易举到碾碎，在集体利益的共同诉求下，个人利益成为牺牲品，法律法规形同虚设。个人不能为、不敢为的的事情，在集体的声势浩大中无所不为。集体的利益和诉求一旦越出正常轨道，就象一辆脱轨的列车，很难再上正轨。
有时候，多数人的意见未必就是正确意见，多数人的利益未必就是合法利益。当众多人联合起来投票让某一个无辜者下岗时；当许多人拳脚相加在街头打小偷时；当大多数人的利益“合理”地覆盖个人的正当权利时，集体的力量实际上变成了集体暴力。
每一个人，都渴望融入集体之中；而每一个守法的个体才能构成共同的守法集体。在这一时刻，集体利益中的绝大多数，可能就是另一时孤立无援的少数人。所以，今天你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也就是明天众人对你自己利益的尊重。同样，你对法律的维护，也就是你自己权利得到保障的根本。
人类领导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外行领导内行。“兵”肯定是内行，“官”十有八九是外行。
外行领导内行，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担心露馅；怕被人小瞧。于是努力打扮成内行，至少别让人看出自己有多傻。
主动离开本职工作的叫“下海”。如今这些人，大多数已经成为某公司的经理、老板。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的叫“下岗”，现在这些人，大多数正在街头巷尾摆地摊。
中国有句老话：“夹着尾巴做人”。为什么？因为夹着尾巴做人可以更能保护自己，它能让人在屈伸之间找到摆平关系的法宝。
人夹着尾巴做人，是防谁呢？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权力”。除了“权力”，谁能管得了一个人是“冒尖”了，还是“出头”了，是张扬了还是显摆了。凡人与凡人之间的嫉妒，仅仅能导致嫉妒者眼红和失眠，若没有“权力”的介入，嫉妒只能伤害嫉妒者自己，当嫉妒一旦成为权威者的心态，翘尾巴的那个家伙就该倒霉了。
只要有专权，只要有人治，就容不得别人翘尾巴。中国自秦始皇开始，就只允许一个人翘尾巴。现实告诉我们，凡是不夹着尾巴做人的，命运都不会顺利。
“夹着尾巴做人”是老百姓的生存“规则”。
人们憎恨贪官，但对庸官却比较宽容，顶多就是嘲讽两句，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庸的危害更甚于贪。
领导最怕群众没追求，群众没追求就不会紧跟领导，领导也就不好使用；群众最怕领导没爱好，领导没爱好，群众就不知道怎么对付领导。
领导就是领导，群众最怕的就是领导深入群众，平日里高高在上，忽然要深入群众，哪个群众不怕被砸着？深入群众的时候，领导都有本领能收能放，收是集中，放是民主；收是权力，放是闲情，收是领导风范，放是与民同乐。
6.2 民间组织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基本权利，宪法支持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方式，也是我们党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
公民社会的发展，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民间组织的迅速壮大。在我国，民间组织主要是指各种合法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非党派的，实行自主管理的民间志愿性社会中介作葬，包括社团与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
民间组织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社会现象。民间组织的成长速度惊人，据统计，仅目前中国的志愿者组织成员就高达1000万人。
民间组织的出现，给政党活动提出了新的课题。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民间组织的发展给世界各国政党活动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政党面临着利益表达和精英集聚功能被替代的挑战，政党面临着管理手段进一步民主化、法制化的挑战；政党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等等。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由于政党与民间组织都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所以民间组织也具有政治性质，或者说可能成为政治性组织，与政党既可以是互补的关系，也可能是对立的关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党没有有效发挥自己的功能，民间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党，从而介入政治领域。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领导活动的层次高于管理活动；从区别上看，一般说来，领导活动都会挑战现状，而管理活动只会接受现实；领导活动更关注领导的对象，而管理活动更关注制度；领导需要交流，而管理只是发布命令；领导需要创新，而管理只是模仿；领导是做好事，而管理只是把事情做好。
6.3 关于知识分子
我国对知识分子的界定
《新华词典》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这一界定让人觉得在中国，当知识分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再说了，脑力劳动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至于文化水平是否高，目前的趋向是文凭和学历代表了文化水平。
王小波说：“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
西方对知识分子的界定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由来以久，而且一般都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籍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
今日的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公平、自由）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全部的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关怀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
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实就两个意思：一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说话没有权威。二是拥有公共关怀。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专业，更由于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在其他领域有前瞻性的认识，他的认识超脱其狭隘的专业，超脱社会，指向未来，甚至跨越国界。
中西方的知识界大都承认“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也是一种资本，不过这种资本与货币资本不同，它不是实体的而是符号的；但它与货币资本一样，也可以用来支配人们的收入、地位和权力。
知识分子具有启蒙性和批判性。
大一统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是中国的传统地理思想，地理上的大一统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了这个大一统的稳定，又会出现一个思想上的大一统。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知识分子集体爬下了。李斯出了个馊主意：以吏为师。当官的或许懂得法规，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当官的可能连法规都不懂，但他们有权阉割、扭曲思想，甚至有权支配思想者的小命。事情就从这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先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他们可以“处士横议”，所谓的“处士横议”，就是言论自由。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教育与选官制度相结合，儒学成为士人进身入仕的通途。儒学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家传统。自汉以后，士几乎就是儒家之士，而士则是道之所系，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化，目的是治国平天下。
知识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御用化，因为儒学本身逐渐被统治者利用和改造。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干脆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人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顺从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他们从不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只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在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科举小桥的单一性选择机制的确立，读书做官逐渐内化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自觉，这种心理自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招安情结。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的儒家思想和观念又是唯系他们的纽带。
知识分子与搞政治的人，为人处世的出发点与态度往往截然不同。知识分子的出发点是人类的良知、公平与正义；搞政治的人更注重党派和政治利益。知识分子认死理，搞政治的人讲策略，或者权谋。搞政治的有时坚硬如铁，有时又软如胶泥。随时可以变形，可以妥协，可以握手言和，也可以兵戎相见，角色转化比较自然。
知识分子往往宁折不弯，是非曲直分明。知识分子与人相处，只看人品不讲地位。知识分子往往看不起一些搞政治的人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言不由衷。搞政治的人也看不起知识分子的不识时务，不讲策略。
搞政治的可以含辱忍垢，委曲求全，保全了地位，解决了实际问题。而知识分子不屈不挠，宁折不弯，虽然有时于事无补，却给后人留下作人的风范，给人以人格的召感。
搞政治的人多看重的是地位，你只要在他之上，他就想方设法结交你；如果是一把手，就更加卖力；可你一旦下野或者落配，他可能就避之不及。搞政治的人在决定帮不帮你的时候，往往要在心里盘算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知识分子的理想靠搞政治的得以实现；搞政治的靠知识分子装点门面或者调整政策；知识分子可能去搞政治，但搞政治的人往往很难回头去搞业务与研究。
知识分子才面临从势还是从道的选择，从势力风光而实惠，从道贫穷而冷清；但从势往往心灵空虚，从道则内心充实，这让人颇费踌躇。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知识分子在从政后，官没当明白，专业又荒废了。
统治者总是担心权力受到威胁，以为知识分子的意见会动摇他们的权力，这实在有些过虑。知识分子的意见如被采纳，只会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丧失权力。相反，拒绝批评，对批评者狠下毒手，才会失去人心；人心失去了，权力也会失去。如果一个政权连几句批评都承受不了，那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中国人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开阔视野，战胜无知，启唤悲剧和危机意识。西方人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是有敏锐批判力和丰富创造力的社会思想家。这与中国的文化源头有关。
众所周知，中国的思想文化源头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几家。可别小看这几家，从春秋战国到清末，两千多年的光景，中国的思想就围绕着这几家打转。
这几家中，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或者当官，或者当个好老百姓，少管其他闲事。法家专门研究统治术，热衷法术势，但不会给当官的挑毛病。道家主张自然无为似乎不愿意与当官的沾边。墨家讲兼爱、非攻，有点哥们儿义气的风格，但和批评当权者不搭界。不象老外，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就有那种批评政府的东西。
在政治权威的巨大压力下，多数知识分子都象是得了软骨病，心里总是战战兢兢，总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对自己已经没有了信心。于是我们看到的文人，便几乎没有正常形态，不是歌功颂德，就是溜须拍马，再不就是钻到故纸堆里。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狭义的知识分子则特指代表社会良心与良知的人。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学历和职称再高，也只能看作“脑力劳动者”。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不等于知识分子，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广义的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是谋生手段，即只要是以知识和智力谋生，就算广义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的界定标准则是生存状态，即只有以读书为生存方式的人才是读书人。也就是说，是否以知识和智力为谋生手段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而且读闲书的不算。
既然传统读书人的阅读领域把锁定在社会政治伦理的范围内，政治伦理的知识和理想毕竟只能实现于政治伦理领域，这就要做官。传统社会的读书人要想参与过问政治，唯一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做官。
士大夫和读书人并不是一个概念。士大夫本是指官僚阶层。读书而不做官，只是士；做官而不读书，只是大夫，只有既做官又读书的人才是士大夫。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官为本位的，叫做“官本位”。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有地位、有名声；官位高则地位高，官职大则名气大。所以，士大夫一词，有时也指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而这样的读书人，又几乎都与官和官场有联系、有瓜葛。
在上古时期，士与官，还是互不相干的。士们虽然也参与、介入、过问社会公共事务，但并不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那时的士，是贵族，介入政治的途径也多，做不做官无所谓。后来，官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实行世袭制时，做官和读书没有太大的关系，至少学习成绩与官位大小不成比例。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在权力争斗夹缝中的中国文人很艰难。后世有一位最高掌权者说，知识分子如同毛，必须有所依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文人如果不甘于平庸，想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依附权力（即所谓的“皮”），那么，究竟是依附于虎皮之上，还是依附于豹皮之上呢？在权力斗争中，是非与成败，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如果你所依附的那张皮，在虎豹相争中成为胜利者，那这块皮毛也就光鲜，如果失败了，你这块毛则要与皮同腐。在残酷的权力斗争在，文人是无独立性可言的。
中国的文人在政治上多是缺钙的，这主要是指处于权力结构下层中的那些人。他们的缺钙，主要表现在对上层权力的屈服、迎合、献媚。但是，也有象南唐后主李煜和宋朝皇帝赵佶这种处于权力顶峰的人，也会软弱无能。看来缺钙不在结构的上下，而在于权力的强弱，在结构上处于上层的人，在强弱方面也可能处于劣势。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便有了面对强邻和权臣而不得不当儿皇帝的人。
文人要有变化莫测的想象力，起伏不定的情绪，爱憎分明的感情，敏感纤细的神经；而政治家则应该脚踏实地、沉着冷静，喜怒不行于色，爱憎不显于言，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尸骨积于野而无动于衷。
充满理想的知识分子，有热情、有干劲、有专业知识、有开拓能力，偏偏就缺少政治斗争经验。在中国这样政治高于一切的国家，他们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想色彩，把自己首先变成一个没有立场的市侩，或者一个厚颜无耻 的政客。否则，做不成上司赏识的玩物，就只能被放进陈列柜里。
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能兼得。治学与为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忽冷忽热，难以适应。从政为官者，其职能是夺取政权后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界习惯于紧跟照办，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一来各级领导必须表态，弱化全身心地投入运动，不得有半点犹豫。这是对各级官员的起码要求，必须做到的第一步。
历代的统治者（掌权者、治国者、政治家或者政客）是打心里看不起文化人的。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士）信奉的是“良禽择木而栖，士为知己者死”，他们的最高理想是“为王者师”。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处于从属地位，是附皮之毛。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掌权者才能建功立业，这就决定了他们发言的方式，总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说话。
在当代，政治是众人之事；有助于社会沟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语，不一定要说给掌权者听，更不一定要站在治国者的立场说话。一个普通公民的言论，应该负法律责任，也许应该负道义责任，但不一定要负行政责任。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集权的社会，统治者当然希望老百姓象羊一样温顺，不希望老百姓象狼一样，在这样的宣传教化加武力淘汰下，中国的民族性里面确实有不少羊性。
现在很多事情，多半是长官意志，有时候必须用民意去做幌子，往往民意的幌子恰恰又是强奸民意。学问就在这里面。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却不是人民写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有时并不是历史本身。
真正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是读书人，但是很多读书人却往往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