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有学问算个什么？官大莫过于皇帝，而当皇帝也一直被那些吃政治饭的人看成是事业的顶峰。但是，你看一看那些当皇帝的有多少是有学问的？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些人学问齐天，可是他们不是生活上穷困潦倒，就是政治上厄运重重；“文革”中的牛鬼蛇神，那一个不是有学问的人。
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却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政治学术环境。学术必须远离政治，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太多的牵连，从吴晗到梁效，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了它的死亡。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流派的存在。
文人的骨气，说到底是一个胆与识的问题，是舍身为国和顾虑为己的问题，又跟政治开明与否息息相关。文人失去骨气是文人的悲哀，有骨气的文人为社会所不容则是社会的悲哀。只有政府官员时刻受到社会的监督，政府官员不能用权力来决定文人的命运，文人自会抛弃卑下的一面，去追求崇高的一面，文人就不必依靠他人而靠自己努力来自立于社会。反过来，还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治学与为官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去甚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所以，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可兼得。如果非要兼得，郭沫若和吴晗的悲剧就是榜样。
知识分子应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萨依德认为：“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问，而不是顾问的角色。”质问与顾问，一字之差反映了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角色定位；由于这种定位的差别，导致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差异，以及他们思想、人格的落差。
质问，即知识分子始终以独立的人格、思想捍卫正义和公平，成为社会的良心。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不附和任何现成的教条。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一切，总以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去探求问题，发出呼唤，进而矫正社会弊端，促使社会进步。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追求的是正义和公平、真相和真理。
顾问常常会导致知识分子弱化或者失去独立人格和思想，他们要兼顾某些社会集团或利益，依附性较大，常常充当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种社会角色可能使之渐渐失去应有的批判、怀疑精神，与社会公正、公平，与真相、真理产生距离和隔膜。
自古以来，当权者往往喜欢知识分子做顾问，为己所用。顾问者，看权势的脸色行事；而质问者却对社会持批判态度，常常惹得当权者不舒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质问的知识分子，它将陷于呆板、僵化和停滞。
学者与官员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社会分工，因此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工作行为方式。
官员着重讲政治利害，学者着重讲学术是非。
官员着重求同，学者着重求异。
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的是按多数人的意见行事，尤其是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更强调个人要服从领导。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公务员法律都规定了公务员不得公开批评政府的决定，必须执行上级领导的命令。而学者则与此不同，学者和艺术家着重追求标新立异，多变、差异、选择、独立是这一职业群体的鲜明特点。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方面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只能实行体现个性的相对自由原则。
官员着重讲实际，学者着重讲理想。
官员是受人民之托当家理财的人，处理具体事务是无法摆脱的，因此官员不能不着重于务实的思维方式，遇事不能敷衍、搪塞，要有可以操作并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案。官员务实的思维方式与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密切相关，量化指标和物化指标是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它们大多数是实实在在的。而学者与此不同，学者不参与具体的社会事务的管理，掌握较多的人间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是他们的职业特长，追求完美和批评现实是他们的职业特点。他们可以开出一系列医治社会问题的药方，但不必直接承担药方实效的责任；他们可以描绘理想方案，但不必一定给出具体的操作方案。
“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当选“院士”意味着功成名就，是某一领域的权威，意味着巨大的利益。首先是副部级待遇，不用象在官场仕途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其次是钱，除了国家给的每年10万元科研经费外，还有地方政府或者单位提供的优厚待遇。但是，我国的院士制度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官本位”使科学研究行政化。“官本位”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院士制度偏偏规定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二是“造权威”不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突破和打破权威的过程，而评院士则是在“造权威”。尽管院士的当选不是政府决定的，但科学院的“官方”性质，使院士不可避免地带有“钦定”色彩；三是“终身制”非常不利于科技创新；四是我国的院士制度是残缺的。理科（中国科学院）和工科（中国工程院）都设有院士，但是文科（中国社会科学院）却没有设院士。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一种“精英联盟”，并且处于“精英联盟”的稳定时期，这一稳定带来了事实上的繁荣，也意味着对一部分人的剥夺，造成了广泛的不公，“精英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那些精英们，掌握权力的，掌握财富的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把一切好的东西都揣到自己的腰包里。比如，扶贫政策是到县的，钱到了县里怎么用，上面就不管了，在中央看来，钱拨出去了，但实际贫困人口的受益连十分之一都到不了。
研究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学问和学位是两回事，有时甚至是排斥。一些大师不是没有攻读学位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要做真正的学问，没有时间顾及学位。
凡是老百姓操心的事情，领导都得操心；可领导操心的事情，并没有多少老百姓去操心。领导操心的是如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操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第一次向群众承认错误叫有雅量 ；第二次向群众承认错误叫有气度；第三次向群众承认错误那就有问题了。
当人们向你点头哈腰时，你应该想明白，他们是冲着你的权力、才能、人品还是其他的什么。
一个社会，官员和民众的距离越大，这个社会的生态就越容易出问题。
干部考察是选人用人的一个关键环节。按照党的组织纪律和干部任用管理有关规定，官员的每一次升迁，组织部门都要对其进行严格的考核，但是，有的官员的考核材料却出现雷同，原因在那里呢？一个官员能否升迁，不在于他为群众做了多少有益的事情，而在于上级如何评价他，都上负责的体制决定了一些官员把迎合上级当成自己的工作重点。这种体制还导致组织部门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傀儡角色。上级要提拔谁，组织部门就必须按照上级的意图去考察谁；如果考察出了问题，就意味着领导看人不准，领导就不高兴；而不能领会上级意图的组织部门，自然也难堪，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深入去考察呢？走过场、弄虚作假、蒙蔽过关就成了组织部门的唯一选择。
前几年，社会上流行“跟着感觉走”，这是一种从众心理，具有盲目性和均利性；而今变成“跟着领导走”，这是一种出众心理，具有目的性和贪利性。百姓说：跟着领导走，就有便宜占；不用想不用算，领导咋办就咋办。
舞场上是“跟着感觉走”，官场上是“跟着领导跑”。
官架子是那里来的？官架子是物质撑出来的；是奴才吹捧出来的；是自己抖出来的；是制度惯出来的。
领导们的幽默感大都是下级惯出来的。
现在的一些官员，把芝麻大的官衔看得比磨盘还大，把自己的威风和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其实一句话，放不下架子；隐藏在架子后面的是封建主义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是官气、骄气、傲气，是看不起群众的不健康心态。其实，没有架子说难也不难，关键是摆正自己的位置。一个人做官只是人生的一段，做老百姓的时间还长些，干部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没有了老百姓你给谁去当官？你怎么当官？要有这样的认识，你才能放下架子。
中国有句老话：“官不管，民管；民不管，贼管；贼不管，匪管。”
有一篇《贪官十怕》的文章，列举了贪官怕记者、怕清官、怕小偷、怕老婆、怕情妇、怕司机、怕无赖、怕下属、怕贪官、怕纪委、怕正气，惟独没有怕人民。这恐怕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领导无法与群众面对面，就无法了解到下情，了解不到下情，就无法站到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做事情，进而做出正确的决策。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动向，认为只要让领导看到成绩，领导就会留下深刻印象，自己就会得到提拔。
领导家属是家属，而不是领导。领导是群众监督下的领导，而不是家属领导下的领导；人民赋予领导权力，而没有赋予领导的家属权力。配偶关系与配偶职权原则上是不产生关联的，但借用配偶职权谋取私利的却大有人在。
6.4 关于民情与民意
北京的独立民意调查机构“零点调查公司”的《2004年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2004年中国居民对各级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进行总体评价时，表现出“政府层级越低，满意度越低”的趋势。
原因是：对高层政府的评价是政策评价，形象正面多；对基层的评价是执行感受评价，在具体执行时的“硬碰硬”，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就是很凶，容易形成不良感受。另外，上级政府比较有服务意识，而在基层，官越小，越缺乏服务精神，这不仅体现在意识上，也体现在技能上。
基层干部容易因小的腐败行为留下恶劣印象，如吃饭不给钱等。相反，发生在高层政府部门的渎职、腐败等事情具有隐蔽性，反而不容易受到指责。
在从权力社会向能力社会、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大陆政府的服务功能越来越凸显，但一些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没有跟上，仍有政府工作人员以管理者和掌权者自居。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证书，是依法治国的“国王”。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之一。宪法理念与宪政信念使人思绪万千，法治理论与实践故事使人浮想联翩，顺民的愚昧与暴民的顽劣使人感慨万千，制定一部好的宪法不易，落实好一部宪法更难。公民权利意识淡薄，有公民之名而无公民之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神州大地，世世代代，芸芸众生，民众可以分为顺民、暴民、公民三类。中国古代的上下结构的等级社会秩序里只有等差没有平等；只有人生依附关系，没有平等对等关系；只有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没有独立自主的自由人；没有人格独立、灵魂自由，有合法财产无生存危机和精神恐惧的公民，只有君与臣之分，官与民之别。古代的人不是皇帝和王公大臣，就是臣民草民贱民，或者是江湖上的暴民。
皇帝是成功的暴民，失败后不做顺民，则为暴民。在位的皇帝是合法的首席暴民，以强权谋取暴利，以暴力维护既得利益。官员在皇帝面前是俯首贴耳、百依百顺的顺民，在下级和百姓面前则是作威作福、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的暴民。臣民对于强势群体是低眉顺眼的顺民，对于弱势群体又是蛮横霸道的暴民。
暴民失去暴力工具就成为人人可欺的草民、贱民；顺民一旦获得某种权力或者机会，又会象暴君一样实施无理性、无节制的、甚至是丧心病狂的暴力行动。被控制的顺民如羊，任人宰割；失控的顺民很快就成为暴民。
从公共社会到私人领域，由顺民和暴民组合而成的等级社会是个缺乏公平、自由、民主和理性，崇尚阴谋、暴力和利害关系的虐待型社会；顺民和暴民之间相互虐待、自我虐待、交叉虐待、交替虐待，冤冤相报、内耗不断，自己人把自己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无法集中精力发展自己，也无法集中力量对外。
市场暴民一放就乱，钻政策法律的空子，在规则上钻窟窿，破坏规则又抱怨规则；经济顺民一管就死，不会随机应变，怨天尤人，自私迷信；官场暴民贪污腐化，滥用职权，职场顺民懒散麻木，不负责任，得过且过。
民意历来是掌权者的一个工具，一个口实，一个理由，也就是掌权者的需要。于是，掌权者无论需要什么样的民意，都可以制造出来。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只是仅仅掌握民情，没掌握权力，这个民情掌握了也是白掌握。
掌握权力的人想掌握民情，实在是太不容易；总要到没掌握权力时，才有可能真正掌握民情。
在现实社会里，一些地方官民矛盾是导致社会不公平、阻碍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社会不公的根源是客观存在的利益群体力量对比失衡与信息不对称，要改变这种状况，在现行体制下，只能依赖政府的积极主动介入。因此，政府官员的责任极其重大。能否理顺官民关系，执政集团成员能否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有效增进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迄今为止，在原有体制下理顺官民之间的矛盾进行得并不顺利，各种体制内监督权力的手段亦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直至缓解这类问题。
当利益分配紧张时，掌握了分配权的官员在切分利益蛋糕时往往会将蛋糕多分给与自己存在利益关系的人，从而违背社会公平原则，损害民众正当权益，这是导致官民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在权力职位仅由上级委任的制度安排下，民众对自己的直接管理者几无制约手段，只能寄希望于有委任权、制约权的更上一级官员。这使得腐败不能被及时发现和制止，以至于屡治不绝，弱势群体生存状态持续恶化。
在民选官、民评官的利益格局下，民意成了可随时决定官员任免的重要力量，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官员的利益取向和行为模式也不能不随之改变，他们在切分利益蛋糕时不得不优先顾及社会公平原则、民众的正当权益、压抑不正当欲望，从而导致现实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从唯物主义角度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党风政风，不能仅仅建筑在思想道德教化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利益导向上。只有让民众拥有官员不得不在意的民主权利，官民关系才能真正理顺。
政府不愿意放开政治权力，既可能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也可能是出于维护集团既得利益需要的私心。虽然中国的政治权力没有真正放开，但执政党已经认同“政治民主”的目标。面对众多的权力腐败，加强民主监督已经不得不作为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提上议事日程。
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古今中外已经有不少理论表述，但其实质是一种契约关系。民众是买方，政府是卖方：民众付出的是经济上的税收、政治上的服从、思想上的认同；政府提供的是各种公共服务。如果政府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只关心短期政绩目标，不注重长远的社会利益；不能主动从民众的迫切需要出发，而是被动地应付迫在眉睫的压力；惯于采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应付复杂的社会问题，甚至在有意无意之间以公权力侵害私权力，就必然造成群众不满，民众与政府的契约就会出现裂缝。这种裂缝首先将危及思想上的认同，导致官民矛盾增加，政府治理成本增大，继而波及政治上的服从，造成制度危机；当危机蔓延到经济上的税收时，契约关系将难以维持。为避免这种危险，执政集团会作出自律，力求改进服务，使契约关系能够持续。但是，执政集团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当少数有责任意识的人致力于改进公共服务时，可能大多数人还在孜孜于眼前利益。这种情况将引发执政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和斗争。
通过强化民众一方的力量，也就增强了执政集团内部的责任意识一方的力量，使执政集团的整体行为向着改善公共服务，以维护和巩固契约关系的方向倾斜，而不是执着于眼前的既得利益。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社会矛盾更可怕
媒体的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
中国人素守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俗话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些人明明没有利益直接受损，为何还要瞎掺乎，“自告奋勇”地卷进社会冲突的漩涡？“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确是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
直接利益冲突，冤有头债有主，是显性的，只要对症下药，总是可以解决好的，事情解决之后也不存在什么后遗症，而“无直接利益冲突”属于直接利益冲突的“场效应”触发的“集体无意识”，是隐性的，既找不到原因，也没有根治之道，因此对社会和谐的危害更大，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细究起来，“无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强调社会冲突与参与者的利益关系“直接”与否，而不是“有无”之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利益驱使，作为理性的人，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某些人愿意参与社会冲突，肯定是与自己利益有关——没有直接，有间接；不是显性，是隐性。
“无直接利益冲突”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集体无意识”在作祟。心理学家认为，许多人都会在集会的场合中，受到周围气氛感染而干出许多和自己的品德、修养、性格完全不同的事情，相信“无直接利益冲突”也存在这种心理现象；
另一方面，“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所有冲突的综合体现。从社会冲突理论的角度看，冲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不相容的利益目标、损益判断或得失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作用的一种紧张状态。近年来，社会冲突加剧，正是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壮大，在经济、权力甚至政策层面对底层群体进行利益侵害（如官员腐败、征地、拆迁等等），从而引发矛盾与对抗的结果。
社会冲突如果仅仅涉及经济问题，如工资，革命发生的几率很小。但当经济冲突向政治领域转移，并对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管理、政治控制系统和政治统治权威构成挑战时，就有可能形成分裂性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在利益分化的时代建设和谐社会，必须直面社会冲突，研究冲突政治学，用长效机制去解决社会冲突，而不能靠强权去打压。冲突政治学对此提出“安全阀”理论，它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各种社会紧张能够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
“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难”
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难题，主要是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占33.3%；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的高达28%；希望子女当“普通职工”的仅1.5%；而希望子女当“进城务工人员”的为零。
当前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失衡，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
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底层的人群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城市底层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
在社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狭窄或者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
自古以来，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越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对子女的教育越是重视，子女有希望，他们就变换绝望。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国家应该保证全社会义务教育资源享用的公平性。
现在中国热衷于“民心工程”，实际上是典型的大忽悠。
一是因为“民心工程”都是花钱工程，政府花的都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理所当然，与政府官员“得民心”有何关系？
二是因为“民心工程”是当局本来应该干好的工作。其中不少是政府长期积累的欠帐，不追究责任已经是便宜，怎能拿“民心”来标榜？
三是因为确定“民心工程”缺少民众参与。工程项目大都由当局内定，当局留够自己的开销，余下的钱才办多少是多少。
四是财政暗箱操作没有资格谈“民心工程”。政府真要搞“民心工程”首先要公布全部财政收入。
五是“民心工程”的根本在于以心换心。
六是为人民服务是当局存在的前提和宗旨，再提出所谓“民心工程”纯属节外生枝。这恰恰说明一些地方的干部不得人心的事情太多，不得不拿“民心工程”当挡箭牌和遮羞布。
6.5 关于态度与规则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在你犯了错误甚至是犯罪以后，执法者往往看你的“态度”给以处罚。这也是中国的一条潜规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是这一潜规则的最好表现形式。但是，在法治社会，应该是规则看守一切，要让“态度”等于零。重“态度”轻规则，会使人肆无忌惮地藐视规则；重规则轻“态度”，一是可以促使人心甘情愿走向理性秩序。因为，规则往往更多地侧重于维护整体的利益，它与个人利益难免发生摩擦，有人根本就没有多少规则意识，就反复用“态度”来作挡箭牌，不看“态度”，只看规则，耍小聪明的人就会减少；二是可以大幅度减少看守规则者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腐败的土壤，它为某些人的权力寻租提供了方便。一些人所以看重犯规者的态度，表面上好象是在贯彻所谓“教育重于惩罚”的方针，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为自己制造精神和物质的谋利空间。
“态度决定一切”的实质，就是权力的滥用和权力欲的满足。“弹性权”是腐败效应的后遗症，是社会权力渗透于诸领域的连锁反应，是污染社会风气的苦果。尽管舆论在不遗余力地谴责权力与金钱结合的肮赃，尽管规则、诚信、公平、公正、公开的宣传不决于耳，却老摆不脱权力经济的阴影，权力寻租的怪胎屡出不断。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则这个东西，越来越被人看重，这是好事。治国有规则，玩麻将也要有规则。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玩规则，行行玩规则，事事玩规则，其中真规则不少，假规则也浑水摸鱼。今天这个规则，明天那个规则，根据个人需要来制定规则，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官场中人的拿手好戏，让丑陋的个人私货披上规则的堂皇外衣，委实成了许多游戏高手的高级游戏，所以规则有一个时髦的词：游戏规则，规则成了一场游戏。
“让规则看守世界，是人类的公正天堂”。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现在有那么多的规则，为什么没有人类美好的天堂？规则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谁来看守规则。如果规则只是由官员来看守，一旦官员看不住了，或者不想看了，这个规则就会轰然倒塌。要让规则看守世界，其前提是要让世界看守规则。
规则与原则，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都是要遵守的；但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来讲，有时候就要掂掂轻重，二者择其一了。当对历史负责与对上级负责有所冲突的时候，往往会弃原则而守规则。在这些人看来，原则是笼统的，规则是具体的；原则是弹性的，规则是刚性的；原则成文，但那是写在纸上的；规则虽不成文，但它是刻在脑海中的——在官场泡得越久，这刻痕就越深。
在中国，历来说的是官员是“仆人”，群众是“主人”。但事实上是“仆人”的权力、地位、享受、威信都远在“主人”之上无数倍，很多人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当“仆人”，甚至为了当“仆人”不惜卑鄙手段触犯法律。
如今大大小小的官员皆称公仆，说得更明白点，都是当了官的公仆。“公仆”的外衣谁都可以穿，“公仆”一词谁都可以用，只有在官场净化、吏治清明，群众监督有效又 有序的地方，才能真正分得清楚真假公仆。
莫为当官造势，要为百姓造福。
官德的力量只有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人做官不易，官做人更难。官服易脱，官架难丢。
顾全大局，似乎是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最高原则。大家常听，也经常照此办理，大家都习惯了。但是，好象很少有人公开反思：什么是顾全大局？大局有多大？大局的标准是什么？
说白了，大局往往指的是上边某个领导的面子。领导就是大局，大局的范围跟领导的职务成正比。上边若是讲理，也就不叫上边了；只要有上下之分，就总有讲不清的道理，但是上边又决不能落个不讲理的名，这才来了个顾全大局的大帽。有时顾全大局本身就是委屈下边的意思，含有虽然你很正确，但我是你的领导，你就必须听我的意思。
6.6 关于官与民的比例
中国的“民官比”到底有多大？“26个百姓一个官”是最流行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数字得出的过程中，“官”和“干部”以及“吃财政饭的”、“吃皇粮的”混为一谈，“官”的外延实际上是在被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最终算出了一个“4572万”的耸人听闻的庞大数字。
要还事物的本来面貌，其中的关键是要弄清中国“吃财政饭的”和“吃皇粮的”“国家干部”究竟有多少？包括哪几类人？“国家干部”中有多少人是“官”，多少人并不是“官”？
按照中国官方惯用的“说法”，“吃财政饭的”和“吃皇粮的”实际上指的是所谓“国家干部”，而“国家干部”基本上可以分为“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两部分。属于“行政编制”的国家干部是公务员；属于“事业编制”的国家干部大多在各类事业单位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实际上在政府机关上班。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中的数字，在党政机关中具有“国有”身份的人数约为1000——1100万，其中公务员有500——600万，实际上另外还有500——600万人，这些人则属于“事业编制”；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官”。因为，中国的“官”，不仅仅是“公务员”，目前大量的以“事业单位”的名义存在并且正在“实施行政许可”的“准行政机构”（事实上也是“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应当被看作是“官”。
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明问题：与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前比，公务员从800万减少到500——600万人，事业单位职工则从2500万上升为3000万人，“吃财政饭的”和“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总数从3300万上升到3600万。事业单位职工人数上升的原因，一是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有一大批原来的党政机关公务员被“充实”到事业单位，其身份也从“行政编制”转为“事业编制”；二是为了适应政府职能的改变，政府机关中增加的“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的机构和人员。
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总量太多，而是“官多兵少”，当领导的人太多，做具体事情的人太少。尤其在人员精简之后，差不多80——90%的人都有了“官位”。公务员或国家干部的多少对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一种重要的，甚至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影响因素。重要的是要把政府的社会定位，包括角色和任务分清了，再来考虑用多少人的问题。党政机关也好，事业单位也好；行政编制也好，事业编制也好，该精简的精简，该增加的增加。
“家庭出身”不在于提法，而在于客观存在。过去用它界定阶级成分，体现了人之初政治上的不平等；如今用它界定经济成分，体现了人之初经济上的不平等。
家庭出身本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的单位要求填写家庭出身，看的是你的家底厚不厚，家庭成员的权力大不大。当年引以为豪的贫农、现在都不会有人给你好脸色看。
强调家庭出身就是告诉你，人一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这是一种公开刺探隐私的行为。
不管什么年代，这种定格人的方式都会存在，有家庭出身就会有贫贱之分。
当学习好不如家庭好，有能力不如有势力成为人人信奉的准则时，谁不想拥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和复杂的关系网络。古今一样。
家庭出身是上帝送给人生的第一份礼物，或者是一根项链，或者是一条绳索。
许多贪官的家庭出身都是老贫农，许多院士的家庭出身都是大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