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总结出做官的二字要领：“厚”与“黑”。“厚”者，是说脸皮要厚，为了达到目的，脸面是可以完全不顾的。“黑”者是指心要黑，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什么都统统地可以不要。
有权不用，过时作废。
权力越位时的危害之大，但有时不是当事人的越位造成的，而是随从者的放纵使得一些领导造成权力越位。
市场有交易是正常情况，但如果把权力也作为交易的筹码，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公共权力本来是被用来为老百姓谋发展、做实事的。但公共权力容易发生异化，最普通的表现形式就是不作为或乱作为。从实际情况看，通常把市场规则与行政干预颠倒过来。如果是能力不足导致权力错位还好解释，但若受利益趋使，故意为之，那危害就更大了。
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很明确，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但目前对公共权力的细话不够，监督也不到位。因此公共权力中的“跑、冒、滴、漏”现象比较严重。表现形式往往是政府缺位，市场乱为。
行使公共权力者更多的是唯上级是从，对同为国家干部的同僚们保持几分谦虚，因为这些人是他今天和明天的领导。对于被管理者，没连门槛都无法跨入，也就永远不可能成为行使公共权力的领导，行使公共权力者也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天然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往往就会带来对私权的漠视。只有在被管理者不是永恒的被管理者，管理者不是永恒的管理者前提下，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做到不唯上，不唯内，也有利于优秀人才进入到公共权力管理体制中来。角色的互动体现出权力真正源于人民。
一个男人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权力，一旦拥有了权力，他们的生理机能也会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阳痿也会奇迹般地自逾。
权力就是给别人制造点麻烦。
绝对的权力令人恐惧，恐惧滋生谎言，而慌言又使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笑柄。
权力好比传销，上面的大官提拔一个小官就等于发展了一个下线，上线靠下线供养。
当人们意识到权力带来的好处时，权力就面临着竞争。
脱离权位的时间越久，被别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没有权力，想闹二心都没有本钱了。（这是说不要参加学习班或者其他的长时间脱离权力的事情）。
权力是根魔棒，这根魔棒既能“点”事成金，又能“点”人生威，从而助长了人们对权力的贪婪。最可怕、最应警惕，但有时又很难防备的，就是秘书与领导勾结在一起，将权力私有化、家族化。领导把秘书当成心腹、代理人；秘书把领导当成靠山、招牌。秘书出了事情，有领导护着；办私事往往首先抬出“我是某某人的秘书”这一块招牌。秘书“玩得好”，领导就能成为自己“令诸侯”的“天子”，同时又是避祸的“观音”。
秘书看似无权，但实际上权力不小。有些是制度赋予的，如秘书有安排领导活动的权力，秘书就是领导的“活动指南”，有人就通过秘书让领导去视察和指导，从而得到好处；有些是领导默许的；更多的是秘书自己开辟拓宽的权力，如：假传领导指示、或者添油加醋、随意截留、假借领导旗号狐假虎威等等。反正下面的人搞不清这到底是领导的意图，还是秘书的意图；下面的人也不愿意为一件事情得罪秘书。
秘书、司机之类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因为天然的位置，与领导离得比较近，因此也就拥有了话语权.
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事物象“权力”这般具有复杂的双重性。权力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令人敬仰的天使，也可能堕落成令人恐惧的魔鬼。
权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强制性力量，离开了它的协调和指挥，整个社会只能是一盘散沙，一片混乱。所以，文明选择了权力。但是，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支配性力量，一旦自我扩张而超越了应有的限度，权力的拥有者随心所欲地滥用，社会也会受到侵害。
权力的集中往往走向极度封闭，这反过来又有助于集权的强化。
7.9 关于权力
崇拜问题
权力崇拜多年来难以打破，核心在于权力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并在资源的使用上缺乏有效监督。现在许多权力部门不仅没有在减政放权的道路上走下去，还通过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重新集权。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没有约束的巨大权力，不仅会带来腐败，还会制造出“神秘”的怪胎，实际上是同一种权力病的两面。“神秘背景”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与权力崇拜的盛行不无干系。
握有权力的本身，就有许多常人无从企及的利益。获得这些利益完全合情、合理、合法，根本可以不动声色。
权力是博弈。
用罪恶的手段得来的权力决不会被用在正当的目的上。
人们迷信和崇拜权力，只要你在位子上，就会有人投其所好。
寻求政治靠山，朝中有人好做官，历来就是人们不遗余力追求的目标。
无论政治资源还是经济资源，把它搞得更雄厚一些，都既是一条退路，也是一条出路。
在权力上，如果形成了权力斗争，一方坚持了一种观点或意见，另一方就会坚持与对方截然相反的观点或意见。观点或意见的对错并不关键，关键是谁在坚持。
在官场，争来争去，争到最后，能全身而退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好多功勋卓著的政治家，没有全身而退，为此抱憾终身。
在官场上，实力和投机是获取更大权力的有力保障。
对官员和其他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缺乏自上而下的监督，谁有了权力就有很多渠道寻租，可以处处逢源。在文化层面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传统造成的官本位观念。一切都是以官的等级来衡量，全社会级别化，人人都纳入级别。
人只要在官场上，就必须遵守“老虎杠子规则，即行酒令中的老虎——鸡——虫——杠子——老虎”的游戏规则，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
人表面上是平等的，但骨子里却分着等级，因此低挡次的人总想向高挡次奋斗，这就是创造的动力。
有些人虽然在位，但没有权力；有些人虽然已经休息，但依然很有权力，甚至权力比以前还大。权力不是职务给予的，权力是影响力。
追求权力是人的天性，世界上只有不想当官的人，却没有不喜欢权力的人；想当官也不总是坏事。就是和尚也有争名夺利的时候。当官就是比不当官好，你想办什么事情可以指挥别人，别人想办什么事情还要请示你。在这请示和指挥的过程中便体会出其中的美妙。
人们常说，从政的人，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等你能力增强了，阅历丰富了，工作出色了，可年龄又过去了。
官场中人不一定都是官迷，每一个人都想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成绩，但在目前的体制下，最直接反映这种成绩的就是你的屁股在哪一级台阶上座着。
一个只知道搞建设的官员，就会忘记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官场上的事情，有时候按规律，有时候又不按规律，但有一条规律是不变的：那就是利益。
官场上的某些事情，微妙就微妙在公参私，私参公。
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权力，往往倾向于挥霍性地使用权力，甚至带来更加严重的腐败。
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继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
通过权力交换谋取利益的腐败行为是国家机关大面积腐败和政权出现危机的标志。权力的这种恶性膨胀是不能通过合理的权力分配来解决的。它暴露了权力制衡的局限：相互监督是可以蜕化为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权力的强大、金钱的万能，已将许多人的心灵扭曲，占着现在的位置，盯着更高的，踩着他人的头顶去抢；捂住自己的钱，盯着国家的，不择手段不怕牺牲地去捞，这些已经司空见惯，根深蒂固。
如今是谁的权力大谁的地位就高。但权力和权力又不一样，管物、管钱的也是权力，就不如管人的权力大。
在中国历史上，当有权者行使权力毫无规则、不讲道理的时候，一般老百姓会有三种常见的态度和反应：一是忍着，将一切归于自己的命运不好；二也是忍着，但要找机会成为有权者，将现在忍受的一切加倍偿还给后来的无辜者；三依然是忍着，然后找机会寻求体制以外的权力，比如黑社会，以最暴力的方式将目前受的还回来。
不用说，不管是暴君还是暴官，无一例外地向往第一种结果；最危险的其实是第二种种反应。设法使自己变成压迫者，这种卧薪尝胆的努力中，实际隐藏着一种怨毒，一种对社会的报复。这报复一般都落不到那些原来欺负他的人的头上，而是落到其他的人的头上。
不知道为什么，权力总是横着使，没有一点道理；即使有道理也不跟你解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每个老百姓都被要求象军队里的士兵，奉行无条件服从主义。在这个环境里出来的人，只要有权，就只会横着使。
现在，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对有权者的跋扈，已经有了更多的警惕，可是大家对权力的怨恨，却远远高于对弱者的同情。
人生易老，在向权力高峰的跋涉中，一个人能经得起走几次弯路。
世上多是拿得起的人，放得下的何曾见过。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是盼望着官越当越大，手中的权力越来越重，所谓位高权重。但到了你已经升迁无望，不得不退休养老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感到这一生，除了失落，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或者说除了把失落留给自己，其他的都不属于自己。
权力越大的人，越重视权力的牢固性；掌权时间越长的人，越看重别人对权力的尊重。充分享受过权利，才更加懂得珍惜权力，对无视权威的人才更加视为心头之患。
官场险恶的微妙之处在于，不一定把你降职 ，也不一定把你免职，甚至还可能升职，你的厄运就到来了。从高到低 、由好到坏、由富到贫等，便是最高明的排挤。
深知官场秘诀的都知道，在官员政治中，每一项活动都是一个筹码，每一个成就都是刺向对手的一把利刃 。失去筹码，就失去了在官场上的立足之地；握不住利刃，更会被政敌置于死地。
官本位文化的典型代表就是宦官人格，把人彻底地异化了；权力崇拜使人逐步丧失了个人的人格。
在集权专制下生活久了的人，往往只相信强权，而不相信其它。他们不知宽容为何物，也不知忏悔为何物。人性本恶，没有相应的约束，就会造成灾难。对不同的过失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才会进退有据。
如今社会的主导性质是权力与金钱两元结构，其要害是权力这个支撑点。
现在的事情就是奇怪，机关越大，权力就会越集中在一般干部身上，这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求，这就是县官不如现管。
人在官场，权力赐给你荣誉时，往往也把某种与荣誉相关的灾难种子悄悄种在了你的命运里。
权力是个怪物，只要它存在，它就可以人情化和货币化。
其实服务也是权力，没有权力你服什么务。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先考虑是否有“人”，这说明权力或显性或隐性地“交易”是一种普遍现象，有的是用金钱交易，有的是用人情交易。
权力既迷人又可怕，迷人在于它难以窥探的秘密，它总能汲引人臣服、折腰、献媚、逢迎和顶礼莫拜；可怕的是在于它要统治一切的本性。
有人说，权力可以使掌权者丧失理智和人性；而权力丧失以后，往往可以恢复人性，接近真理。
有了权力，识字不识字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权力这个东西谁都愿意玩、喜欢玩，读书则有读书的玩法，不读书有不读书的玩法。
一切向权力靠拢，这就是官场上的权力法则。
权力在一定阶段是很具体的。权力过度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已经超过了一个人的处理能力。如果你要坚持一个人处理，就和一台个人微机要处理全球的天气情况一样，从物理上讲是很荒谬的，所以必须把权力分散下去。这些权力资源首先到了“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说，这些“身边工作人员”连同首长，构成了神经中枢。
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看，代表公共意志的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有权力，但是，在好多单位，秘书就是公共权力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 这实质上就赋予了秘书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来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
权力的实质就在于应用。权力就象土地一样，你拥有一片土地，如果谁不征求你的意见，想种就种，也不交租，那你的拥有就毫无意义。
分工不同，手中的权力就有区别，因此有关的实惠也就有天壤之别。
历史证明，政治权力如能顺应经济、服从经济，社会就出现繁荣，国家才会富强；反之，如果权力扭曲经济，蹂躏经济，社会就走向衰败。一个新的世界性潮流是，只有实行分散的、集权越来越少的经济管理，才能适应新的经济。
权力崇拜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你想富没有政策不行，还得求权力，求得多 了，权力自然升值，权力崇拜就会更厉害。等到权力经济真正走向市场经济，权力“统”不起来了，商人更多的是求市场、求业务伙伴，权力崇拜才会淡化。利润崇拜必将代替权力崇拜，商业价值观将在一切制度里发挥同样的作用。
本来应该是理性支配权力，但是，很多人却如拿破仑说的“是权力支配着理性”。人一旦迷上了权力，信念就容易发生动摇，腐败也就开始了。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的时候，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追求荣誉、自由的乐趣时，人就迷失方向了。
许许多多有过权力的人，一旦失去了权力或势力，便大肆抱怨世态炎凉，抱怨人走茶凉。其实世态炎凉本就如此，只是你有权有势的时候，车水马龙，一呼百应，颐指气使，有求必应抬举惯了，被惯坏了 ，自己却浑然不知，以为都是应该的，以为是自己人缘好，以为别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以为天道如此。如今失势了，才感觉世态炎凉，才有了抱怨。
公共精神是在以公民为本位的社会中产生，公共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主权的让渡，以公共精神为基本理念 的公共行政在运作过程中，必须突出其公共性，强调公共利益和负责任；而缺乏公共精神的公务员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
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虽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但在公共行政运行过程中，却忽略了对政府具体服务职能的建设；强调政府是一个管理机关，以政府利益取代公众利益，奉行典型的“政府本位”。
自从学者吴思创造性地发现和总结了中国政治的潜规则后，舆论倾向于把一切官场问题都归于潜规则。但是，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郭元唏（曾经在四川德阳市挂职担任副市长四年多）的《市长手记》一书中，却揭示了：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最荒诞不经的举动大都不是潜规则造成的，而是在政府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的台面上发生的，一切都严格遵循议事程序，一切都严格履行组织手续，一切都来得冠冕堂皇，但结果常常是恶人当道，百姓遭殃。这一切说明官场显规则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事实上，凡是 潜规则流行的地方和时候，多半是显规则失常的地方和时候。
基层政府决策和运行中存在的缺陷是体制上固有的矛盾造成的。这固有的矛盾在根本上是权力的获得来自上级的委任，而不是选民的授予；在宏观上是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在微观上是程序设计漏洞百出或者形同虚数设，党政一把手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拥有无限的权力，一切程序都要服从于一把手的意志，是一把手贯彻、落实自己意图的工具。
党内监督、政府监督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如何真正落实到实处，就是问题了。在现实工作中，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对于错误的决定和决策，在党内的公开场合是没有反对声音的，更不用说谁来抵挡了；即使有反对的，也是在会下，不起任何实际效用的议论。
设计并真正实行严密的施政程序本来是用来限制和正确运用权力的，但在中国，许多程序却不幸沦为滥用权力的工具。这就是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党委的现实状况。在这样的 显规则下，各级官员无须接受民众认可的政绩检验，可以自由运作自己的升迁。在这样的显规则下，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正被不法官员侵蚀私分，共产党的党政权力逐渐流失到不法官员手中。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木桶理论”作用下（木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那根木版），被那些最拙劣的官员拉低了、削弱了，并正在危及其政治生命。
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对权力的运作程序进行更新和完善，与时俱进 ，借鉴人类一切成功经验，从宏观到微观，都能有效地约束权力的越位、腐败和不作为，建立新的官场显规则。在目前的显规则下，想按照自己的良 知和职责为百姓办点实事，必然伤害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得罪更有权势的人，结果只能成为书生气十足的另类，成为孤独的人。
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
商业贿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各个环节已经形成了某种权力链。从顶端开始，权力就处于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失衡状态，每一个环节都理直气壮或多或少地借助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凡是手中有一些权力，就一定要加以利用，使其发挥效益最大化。
如果从更大范围观察，权力失衡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大有蔓延之势。在社会的权力大系统中，政府、单位组织、个人构成由大到小的权力链，政府的权力失衡必然会对单位组织以及个人产生影响。通俗的说法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政府，都存在权力的滥用，那么就很难保证单位组织和个人将权力控制在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
权力原本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遗憾的是，监督、约束机制的缺陷，为权力异化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提供了种种可能。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借助权力谋利，诸如非法占用土地、直接卖地赚钱，将公共收入变成自家小金库，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类，已经是屡见不鲜。
一旦政府的权力变异行为成为榜样，单位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上行下效”。银行、学校、医院、电信等拥有某类特权的单位组织，也都理直气壮地将权力转化为利益。
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让人艳羡。而个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也就想方设法地将权力变现。人人都看到权力的好处，人人都会感到他人在滥用权力之时自己的被剥夺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超越权力的使用边界，以权谋私，以权获利。就象传染病一样，人人被感染，成为带菌者。
我们都在咒骂贪官、痛恨腐败、怒斥特权，但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失衡病毒侵袭的环境时，我们又会自觉自愿地加入追逐权力、以权谋私的行列，只要手里有一点点可以变现的权力，就会加以利用，并将由此得到的好处心安理得到揣进口袋。
民主这种制度本质上是“人治”，要靠统治者作风上的民主来弥补制度的不民主，要靠统治者的品德来制约他的无限权力。发扬民主作风之类的东西，恰恰说明了是在不民主的制度下，才最需要这些东西。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民主作风反而不需要特别强调，说到底，民主并不是一种作风，不是一件靠发扬就可以取得成效的事情，它是一种制约权力的制度。凡是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凡是要靠领导者和部下发扬的民主，也不会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制的优越性在于，它通过定期选举的制度安排，使社会具有一种定期的纠错功能，错误不易积累到极致；遭大多数人反对的领导人也不可能长期占据高位，除非民主程序被扭曲。换言之，民主制具有一种防止“暴君”的功能。它虽然不能保证比在其他体制下治理更有效，但成熟的民主制能够避免最坏治理的持续，这就是民主制所谓“最不坏”的特征。
“暴君”的出现有两大必要条件：一是领导人具有足够的个人威望，二是有着不受限制的任期。即使具备这两项必要条件，暴君之出现也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
7.10 关于权力与资本
目前中国真正左右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因素是什么？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如果不能制止权力资本化，中国将陷入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境地。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无所不包的权力，是权力创造市场；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几乎所有的贷款和外资都需要各级政府计划委员会 做担保，当大家没有财产进行贷款担保时，权力体系承担了这个任务。
80年代的改革设计者是这样的：改革要给掌权者以既得利益，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权力靠近市场才能推进改革，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官商是市场经济的第一级火箭；传统文化是改革的阻力，分别主张民主政治、精英政治和新权威政治等等。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无所不包的权力体系为起点的，许多企业家是官员最近转化的，或间接支持而来，总体上讲很难避免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路径。改革是钱与权的交换，但有两种前途：一种是一次性交换，这意味着一定时期的腐败，用资本赎买权力，迅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腐败会逐渐趋于收敛。另一种前途是多次购买以后权力仍然存在，甚至会固化和夸张，这样腐败就会发散，市场经济反而不能推进。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正在中国出现。
90年代的改革与80年代不同，社会世俗化、利益集团化、权力资本化逐渐成为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改革和开放有了实质性的和更加广泛的推进。但由于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滞后，作为改革主力的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单纯的改革对象和成本承担者，出现了在改革中绝对受损失的社会阶层，少数人窃取 越来越大的增长和改革好处，强势集团做大，社会学家称为“社会断裂”。作为衡量社会收入分配指标的基尼系数，已经从改革初期的0。2急剧上升，接近0。5的水平。中国已经进入全世界收入分配差距很大、腐败非常严重的国家之列。
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直接与国际理论接轨；自由主义作为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出现；经济自由主义与一般自由主义分离，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成为强势集团的理论武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于权力资本化选择了先默认、再承认、后追随的态度。于是，“让少数人先富”、“发展是硬道理”、“中国改革要牺牲一代人”、“腐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经济学没有道德”等等。
身在官场，追逐权力最大化，是目前一部分官员的真实想法。为什么？很简单，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利。而且你还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因为你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就是最大的筹码。这不象作生意，需要实实在在的投入本钱，是有风险的，你可能血本无归，与做官腐败被惩处的风险相比，这个概率要大得多。
在现代中国，一部分官员但凡在官场中还有升迁的可能，哪怕只是前进一小步，他也不会去下海经商，因为做官的收益要远远大于经商的收益。围绕每个官员，各个利益群体都会找到一条线索来对你进行拉拢。如果没有“灰色收入”，如果没有权钱交易，那么很多官员的生活才是不正常的。
官员下海经商模式在中国政经舞台上正在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方式，并且这种政经联盟的路径选择已经进化到了自觉在收益与风险之间进行仔细比较、权衡和考量。事实上，每个官员在下海经商或者企业家参政之时，他们也都有着基于利益损益的双重考量。没有人否认，无论怎样变种，权力与资本体系下的政经联盟实质上都是一种畸形的联结，它破坏了政治与经济原本具有的协调发展关系。被学者称为“联体婴儿”现象。
打破政经联盟的过程实质上还是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而这种重新分配带来的自然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是身家性命攸关之事，也是反腐败的难点。地区的政经生态与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大批频临破产边缘的城市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可供瓜分的公共资源已经枯竭或油水已经很少的时候，权力场便自然成为了角逐的首选；不少优秀人才会聚官场，为官位争得你死我活。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显然呈现出了相关性。政经联盟显现的是“权力资本化”和“期货效应”的特色。围绕着权力系统及其利益链条，结成复杂关系网络的官员群体所向披靡，政府之手无所不在，这反过来进一步阻碍了市场经济前进的道路。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国有资源的私有化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导型改革则使这种可能性在某些地方成为必然。
官商结盟的最大危害还不在于腐败的泛滥成灾，而是民族政治文化的整体失语：一旦官员将逐利看作为官之道的根本，一旦经商者把贿赂官员与谙熟上层路线当作生意成败的核心因素，一旦大众阶层视腐败为如常，那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堕落。
政治既然是一种利益分配体系，那么“公正”就成为一个极端重要的政治问题。政经联盟在经济发展中得不到自然化解，国家就无法建立公平和民主的社会权力体系，即使在有限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也不可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分享机会和资源，因为这种联盟必然产生“黑金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便成了“黑箱操作”——不仅能够利用权力的保护脱逃社会的监管，而且直接导致了政府的腐败。权钱交易可能表现为一种家族性或集体性的政府腐败，在其所造成的经济或者金融危机背后，往往隐藏着政治危机。
以巧取豪夺为特征的高层腐败之所以特别触目惊心，就因为它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一方面，少数位居要津的官员以权谋私，盲目决策，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另一方面，寄生于体制内的各种行业垄断集团则以政府的面貌出现，以权力干预市场，阻挠市场规则的健全和运作，自己从中渔利，甚至鲸吞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把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私有化。
权力、金钱、知识、声望和地位等各种社会资源正在出现合流的倾向或趋势。某些“政治精英”的家属和朋友可以凭借政治资源经商、敛财；某些“经济精英”可以花钱收买官员和专家，也可以直接买官、买文凭；某些“知识精英”不但仕途前景光明，而且利用在政治上的关系经商，获取利润。这就是政治、经济、知识三个层面的苟合关系，这就是“赢家通吃”。一旦形成一个精英互相联盟、大众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理性的生存空间就十分有限，裙带资本主义就有可能是这种情形进一步演化下去的前途。那样，中国将面对的是最可怕的结果：改革开放最终步入的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
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极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它不仅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它将会侵蚀淘空经济改革给人民带来的实惠和好处，制约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对执政党的合法地位提出严峻的挑战。
如今在官场和商场有句流行语：“做官必读《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就是为了走官商结合的道路。
官商水乳交融，不分你我，踏出了危险的一步——互为寻租的结果只能导致官员腐败，而貌似得了神助如日中天的企业则蕴藏着巨大的经营风险；一旦视为保护伞的官员倒台，企业轻则面临道德拷问，重则因之与腐败官员有权钱交易而涉及犯罪。
美国学者布坎南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寻租”这一概念，把政府管制、干预市场产生的价格差、汇差、利差等统称为租金，一些人为了获得这些租金，便向政府官员行贿，这种现象被称为“寻租”。而另一学者提出了“政治创租”和“抽租”的概念，即政府官员采取各种手段引诱别人“进贡”或“分割”利益。腐败的经济学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寻租行为。寻租活动的常见方式则是官商勾结，达成一种“政经联盟”的默契。
对中国特色的“政经联盟”即官商经济，党的纪检监察条例一直有着明确的禁令，然而，监督难以对付众多腐败，其中必有难以启齿的原因。仔细看看，腐败常常发生在民营企业难以进入的国家垄断行业和领域。几乎所有的腐败案后面都有着类似的利益联盟。
一定程度上，腐败的存在，在于市场供需的失衡，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仍然狭小，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信息占有、税收环境、技术支持和公共服务甚至政治动员等方面仰人鼻息。因此，在体制性障碍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以前，行贿官员就是一个值得一冒的风险，为求得合法利益的实现，不得不曲线绕道，政治成为商业之桥，否则，企业就什么也干不了。只有进行根本性的政经体制改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完善监督机制，企业期盼走上层路线以获得高额利润和种种便利的尝试，才将成为“真正的危险举动”。
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民营企业家要与政府腐败划清界限“官商勾结”的做法，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保护所有人的产权，而是权力的介入，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一些企业家动用权力使自己的资本积聚起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环境，正是市场混乱最重要的根源所在。
“官商勾结”是权力资本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官商利益共同体”首先通过贿赂建立利益同盟，再以公共权力掠夺社会财富，最后以财谋官，进一步维护不法利益。“官商利益共同体”结成以后，市场经济规则逐步让位于权力规则，公共权力开路掠夺社会财富的过程就开始了。
在权钱交易暴富过程中，尝到了权力的好处，暴富之后便以钱谋权，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成为有权有势的“红顶商人”。官商勾结、公权私用，使市场规律废弃，权钱交易横行，“官商经济”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特征。扭曲的政权结构必然导致经济社会的无序、失控和混乱。产业发展受制于政府权力而非市场规则。
在与政治、经济权力共生的庞大关系网笼罩下，利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成为社会风气，官员公权私化深陷利益格局，必然丧失应有的原则和立场，以市场经济之名，行权力经济之实，形成极度不和谐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黑金政治”造成社会不和谐，使执政为民变为“执政为钱”，干群利益冲突，紧张对立，直接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干部群众的“鱼水关系”演变为“水火关系”，引发局部水和动荡。
在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问题上，一般有几个特点：一是官商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二是亦官亦商，造成公权私化；三是通过垄断经营，大肆掠夺社会财富；四是以钱谋权，造成权力恶性膨胀。这些势必造成市场法则名存实亡、社会各阶层恶性分化，政府公信力下降等恶果。
反腐败有一个误区：制度是影响腐败的唯一决定因素。而事实上，腐败更多的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影响一国腐败程度的，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 把反腐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过于悲观或者过于乐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一改就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比较大的调整，改变贫富不均，缩小地区差距，才能逐渐消除腐败滋生的温床。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首先看一下2000多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简单地说2000多年的中国是开放的官场，封闭的商场。中国从秦始皇做皇帝以后只要通过考试、科举制度，一个平民的孩子也可以做到宰相，就和西方一样。做到宰相以后，政府给予的权力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封闭的商场，最有裁量的人都被吸引到政府里面，我们2000多年前中国人干的事就是头悬梁、锥刺骨。这也是中国近代停滞的原因，西方国家经过18世纪之后因为思想非常开放，产业非常开放，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西方的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中国人力资源在错误的激励之下进行错误的配置，但是这样的配置导致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有好处，但是对于商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以前是大国家小企业，这是与人力资源配置也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看26年的改革，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有才能的人一部分是聚集在政府，主要是在分配财富。另一部分是在政府外面，但是政府不允许他进行任何的商业活动自由，那时候有融通的人都是投机倒把被抓起来，这是最好能力的人分配。改革开放带来什么？最大的变化就是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举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八十年代除了政府之外最有才能的人才能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现，这些是所谓的能人做起来的，到九十年代之后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就是原来在政府的人出来做企业，我们说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下海。我们说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改变，改变中国发生比较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类转变职能，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去向。我们到2004年，我们看黄线代表事业单位，蓝线代表企业，总的来看去企业的人越来越多，去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越来越少。北京大学代表学生也是中国每一代人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60%出国考研究学院。
我们看企业家趋向的变化，1985年国家做一个调研，46.6%企业高层管理人、厂长经理有大专以上学位，而现在有86.1%是大专以上学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体方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企业家队伍的学历越来越高，学历不是能力的唯一代表，但是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现在北京大学招生我想不是去政府，过去最优秀的人都往政府走，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有能力的都去银行、咨询业、企业。
而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中国企业家在做一些什么？我的判断是多数的企业家一个是再创造价值，创造财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企业家是在寻租分配财富，还有一部分企业家是既寻租又创造价值，两项工作同时进行；还有一些人一开始是寻租，后来转向创造价值，有些人也许相反刚开始创造价值后来拉关系寻租。这就带来了好多的麻烦，我们今天说创造价值和寻租搅合在一块，在人们心目中官僚企业家的形象。26年中国改革开放，证明我们大部分企业家实际上都是在创造财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何以年增长8%以上，中国的GDP何以从300美元上涨到1000美元。
寻租的原因何在？原因很简单，垄断。垄断可能来自于天然垄断，比如说土地、自然资源，减少寻租合同最重要就是一些明确产权界定，如果没有产权界定所有人都会为争夺资源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我们看到山西的煤矿产权界定不清楚，所以大家都在寻租。但是我想更重要是行政和法定垄断，你要办事要到政府去审批，行政手段带来的垄断。本来应该是创造价值转成租金，然后人们在寻租的过程当中和部分的工作价值创造，按照规定不能这样，但是我只好找政府，这样实际上也创造一种价值。我还要特别强调国有部门，我们国有部门如果不允许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就是全员寻租，高层的企业领导人寻租，其实在国有企业垄断是全面寻租，工人也是在寻租。我们可以说企业在寻租，我们银行也是在寻租，我们银行25000亿坏帐也是因为寻租。所以我们说最大的寻租是在我们国家控制的这些行业。
中国未来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增长，很大时间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因此第一必须完善产权制度，特别是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企业家权利的保护，如果没有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就会有更多人寻租；第二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审批，建立真正的自由企业制度，如果不是这样，企业家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行政上；第三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廉洁、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部门腐败，不廉洁，政府不透明就给企业家寻租提供好机会，企业家资源就会进一步浪费掉；第四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使政府在法律范围内行事；最后一点是必须改革国有企业，减少政府控制的资源数量。如果要使得企业家价值真正到企业里面来，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些，我们企业家大量的能力就会花在分配财富上，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未来政府分配财富，而不是为期也创造财富，这时候我们的天花板地基不稳，马上要夯实天花板，天花板地基不稳也是够不着天花板的，更不要说站在天花板上。如果永远是三等国民那永远是民族的悲哀。
7.11 关于权贵资本主义
要实现社会和谐，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实现普遍的正义。而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本身，将难以利用自己充当裁判员的位置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向自己的利益倾斜
最近一段时间来，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特殊利益集团”这个话题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在过去若干年中以某种不那么十分正当的方式，影响了政府决策、从而以特权方式获得了巨大利益的社会群体，人们通常提及的有垄断性国有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医院、学校等既有垄断权又商业化经营的机构、甚至还有部分官员。对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民众表示了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