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关门”事件也许过于极端，但从中体现的强有力的预算监督机制却对我们不无启示。在我国，各级人大承担着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重任，“预算法》为此设计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要求各级人大代表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但在实践中，仍有不少人大代表看不懂专业的预算案，预算案的审议往往演变成程序性的走过场，政府的预算案经常未经严格审查就轻松过关。此种情形下，政府权力得不到应有的约束，民众的监督也就大打折扣。因此，加强预算监督的力度和实效，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民主法治事业的重要一环。
从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报告看，各部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各部委年年都在积极整改，但是，年年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问题恐怕在于，这种内部整改的模式，没有起到问责作用，未能有效地督促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对待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因为，相关责任人、包括部门负责官员，只要没有把钱装入自己的口袋，就不会被追究个人的行政与法律责任。
追究预算执行的个人责任之所以很难，一个原因是，现行的《预算法》规定非常笼统；而且，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有些部委滥用分配权力、有些部委未严格执行基建程序安排项目建设资金。所有这些问题，《预算法》根本就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即使提及法律责任的三条，担责的形式也太轻，仅仅规定了行政责任，而没有刑事责任。立法中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定，当然无从追究。
其实，即使法律责任规定得比较详尽，恐怕也难以追究相关个人的法律责任。原因在于，违法违规现象相当普遍。根源是，无论中央预算还是地方预算，预算案的编制质量都很低，不能充分反映现实的财政需要；而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调整过程中，未曾预料到的财政需要又层出不穷，因而，每级政府在执行预算的时候都不断调整。而《预算法》仅仅规定了重大的预算调整如何进行，却没有规定一般性的预算调整如何进行。因此，大量的预算调整就由各个部门擅自进行。
凡此种种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预算在各个部门，各级官员眼中，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按照法治的财政原则，政府的花费必须接受人民——通过其代表——的控制和监督。因此，预算案具有法律地位，唯一不同仅在于，法律具有较为长期的效力，而预算通常只管一年。一个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及民众服从法律，也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尊重相应级别的人大审议通过的预算案；随意更动预算，显然是不尊重人民的意愿、滥用手中的权力。建设法治政府，有必要从养成官员尊重预算的习惯开始。
在官员心目中树立预算权威，首先需要预算案的编制更为准确。因此，提高预算在官员心目中的权威，恐怕更需要提高预算编制过程的权威性。目前的预算编制几乎完全由那些用钱的各个部门和财政部门控制，理应发挥决定作用的人大常委会只是在走后阶段介入，至于人大则只能在两会期间进行非常简短的审议。因而，各个部门的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制定出来的，当然也就觉得自己可以随意修改，而勿需人大常委会的批准。
看一个国家的纸币，就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或者换个说法，就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因为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大体上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反映在纸币上的区别一目了然。
亚洲国家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基本上都是国王，只有实行宪政的国家，纸币上也就不是国王了。欧洲国家的纸币上通常只有四种人：学者、作家、科学家、音乐家；美洲和大洋州以总统为多，个别是科学家和民族英雄。
为什么民主国家就不愿意把国王的像放在纸币上？这与他们的政治文化精神有很大关系。总统是选出来的，而国王的天下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夺来的。纸币上的文明，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也就是一个国家自由和民主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