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与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商人买卖一样，其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吃饭，养家糊口，不要以为那些显官政要，都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人；如果没有俸禄，没有官员所享受的许许多多特权和优惠，还有那么多人对仕途趋之若骛吗？
出人头地永远是文人投身仕途的终极目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黄金时期，对于文人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尚未形成，思想上的独尊儒术尚未确立，用人制度上的门阀等级观念尚未出现，甚至后世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忠孝”观，也还没有变成禁锢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桎梏。这样一种时代气氛，大大鼓励和激励了文人们，使得他们渴望出人头地，渴望一举成名。那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文人，都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支配下投身仕途的。
岂止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以致整个世界历史的政治舞台上，所有那些政治人物中的绝大多数，其投身仕途的初始的、基本的动因，都是赤裸裸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攫取功名利禄的野心。
官场，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场，投身其中的选手们希望夺冠，希望出人头地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
仕途上的文人，其命运对君权有极大的依附性。没有君权的认可，他们可能一事无成；如果得到君权的欢心，他们可能立刻身价百倍；而一旦失去了君权的宠信，他们又会立刻变得不名一文，甚至身败名裂。
君权是永恒的，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是不断变易的。你能得宠于旧主，未必能续爱于新君，而一旦失爱，就会变成阶下囚。
中国的文人，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影响，走上仕途以后，莫不以建功立业为己任，但并不是所有仕途上的文人都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因为象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等人，就不是干政治的材料。政治需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而是：一是行政能力，二是权力。
在政坛上多如过江之鲫的文人中，有这两种“力”的人不在少数，如果这些人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政治舞台上，事情就有的麻烦。政治人物与生俱来的对权力和利益独占的欲望、嫉妒的心态，使得他们之间不要说和衷共济，连和平相处都十分困难，必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这就是“权力排他性”法则的无情。无数事例表明，权力和能力固然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功业，也可能毁灭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
几千年来，中国的官僚就是这样，百姓的苦难死活可以漠然置之，国家的安危存亡可以视若无睹，但一关系到个人的乌纱帽，他们就绝不会掉以轻心。
历史的发展有两条道路，一是科技的，一是政治的。人在政存，人亡政灭，当一位主政者离开了政治舞台，他的那些所谓丰功伟绩，基本上也就灰飞烟灭了。政治并不是一步一个台阶地向上走，它经常是原地踏步式的重复，甚至是后退。政治如同磨盘，围绕着远古就铸就的轴心不停地旋转。看看今天所谓的民主制国家，比古希腊进步了多少？所谓专制制度国家，比秦始皇时代又有多大差别？
政治从来都是利益的角逐场，而不是道德的评判台，道德不过是中国的官僚们用以攻击和打倒对手的借口及武器罢了。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受到仇视的指责。不肯放弃权力和树敌太多，都可能给你带来致命的打击。
官场上的路，从古至今，同出一理：得要领者，得大自在；不得要领者，得小鞋。
“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话是一个现代贪官说的。说明当官的目的就是发财，它与《官场现形记》中的说法出奇的一致：“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最好。”一语道破天机，“当官”与“发财”之间的“关巧”与“机心”，就在于把手中的权力变作自己的摇钱树。
鲁迅说：“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中国仕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是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何一机会发混财。
步入仕途的人，都把做更大的官作为事业目标。因为，官做得越大，管的事情越多，权力也就越大，也越能体现为官的价值。
然而，官场拥挤，人浮于事。人越多，升职的机会就少。找不到正事做就要扯皮，就要争着管事。于是，官员之间便矛盾重重。
由于褒贬升降全在顶头上司，因此大家只须对上头负责，把心思都用在巴结、讨好上司那里。谁心中都明白，任人唯亲是当今官场的通病，和上司关系搞好了，比任何政绩都管用。这样，人人都有了争宠之心。结果是，能者忙于事务，常常难得赏识；庸人天天织“网”，偏偏最易遂愿。
谋利有权还得有术，其中的学问实在高深莫测。求的人多了，权力就会升值。官场“窝里斗”对内表现为争事，争权；对外扩张就是谋利。谋利的主要对象就是他们权力管辖下的企业。
世人只看见做官的好处，这做官的难处谁能知道？当官得有个当官的样子，许多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做的事不能做。脑子里只要有想当官或者由小官升大官的念头存在，这人就不得安宁。要知道，目前的官绝大多数是培养的，这“培养”可不同于竞争，不是凭自己的本事就成了的。
2006年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达到36.6万人，比上年增加47%，平均每个岗位有35人竞争。最多的岗位超过2000人竞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不少人认为，公务员的职业发展、工资福利、退休养老有较为完备的保障体系；国家机关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占据大量资源；竞争机制不健全，公务员缺乏淘汰机制；传统文化中的 “官本位”尚难清除等等，都是公务员热的诱发因素。
社会最顶尖的知识精英在某种价值引导下涌向“分配财富”和“分享财富”的权力领域；也有人认为，这种热的背后是年轻人对权力的崇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年轻人涌向中央政府正是这种“热”的真实原因。
中国出现的报考公务员的奇观，这是市场吸引力正在迅速流失达到一个明确预兆。其本质，则是中国人对市场的信任正在急剧下降。危险的是，我们已经在许多领域察觉到由于信任崩溃而导致的市场萎缩现象。它提示我们，在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JDP不断增长的表象下，市场的内部却出了问题。人们纷纷走避市场，投想公务员怀抱现象所显示的，正是他们对市场的恐惧。
清朝重臣李鸿章认为，这世界上最好做的事情就是当官。如今社会上最让人羡慕的职业还是当官，一个人只要当上了这长那长，就会让人刮目相看，就似乎实现了人生价值，就可以光宗耀祖。因为当了官，不仅名声很好听，而且更有着方方面面的、说不尽道不明的诸多好处。
当官可以先富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锅饭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透视富裕阶层，我们不难看到，先富人群中，有老板、有歌星、有体育明星等，其中也不乏戴乌纱帽的官员，而且官员们有致富速度快、付出成本低等独特优势，他们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升迁，这升迁之人可能送来几万酬金；一个电话可以得到一项工程，从中可以拿到几十万回报；一个签字可以报销空白发票。。。。。。，真是“闭门家中坐，钱从天上来”！
当官可享尽荣华富贵。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世界名牌、住的是豪华别墅、行的是奥迪宝马。
当官不会有错。如今官员职务不高架子大，开口就是“重要指示、重要讲话”必须认真落实。如果落实中出了问题，那肯定是下面的问题。因为领导绝对不会有错，如果发现领导有错，一定是我看错；如果我没有看错，一定是我的错，才使领导犯错；如果是领导自己的错，只要他不认错，他就没有错；如果领导不认错，我还坚持认为他有错，好坏都是我的错。总之，“领导不会有错误”这话绝对不会错。
学而优则仕，以学术能力提拔人才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取仕之道。就是现代，学者入仕也是很多的。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本是军事官僚即武人集团掌控政权，原有的文官传统被挤到后台，只能因势利导，以意识形态牵制、抵消、控制武人集团的极端暴力倾向。文革灾难性局面有一个组成原因——军事官僚与左翼人文官僚的冲突。
文革与改革，一字之差，天差地别。发生改变的不仅是执政者的工作重心，一定还有“吏部取吏”的择人标准。从人文官员到技术官员，且不管当时执政者的具体考虑，就客观效果而言，这是历史的必要过渡：
1、技术官员是人文官员和法政官员之间的隔火墙。它能淡化、疏离甚至隔断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狂热。
2、技术官员也人文官员和法政官员之间的桥梁。它比人文官员较能适应“从数字上管理而不是从人头上管理”的现代化转型。
从人文官员到技术官员这一过渡完成以后，随着民主呼声日益强烈，历史又会呼唤第二次过渡：法政出身的官员开始进入干部选拔队伍。
从历史纵深发出的不可抗拒的合力，不仅改变在朝者的知识结构，也会改变在野者的知识结构。一方面在朝者从人文官员转变为技术官员，再接纳法政官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也会改变：从诗文型文人清谈，过渡为只讲数字的经济学帝国，再过渡为以政治学、法律学为主的法政型官员。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绝大多数来自法政专业。
现代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也应该是法律主导下的经济。法律是制衡世俗权力和协调人类关系的准绳之一。法学家参政议政，以专长服务社会，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公共权力滥用是有重要作用的。
当前干部制度设计下的人才取向
选人用人历来是中国政治中的“重中之重”。在制度绩效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人的素质、取向、情绪、状态成为影响甚至是生成“业绩”的主导性因素，所谓得人者得道。
对政治、行政过程中“人”的重要性的强调，本质上并不是所谓“人治”的独有特性。事实上，一个高度法治的社会对人的依赖也是极其重大的，“人”的差别正是高度法治社会相互区别的主要因素；或者说，“法治社会”是可复制的，而“人”的差异性是复杂的、多样化的，是难以甚至不可复制的，这正是全球多样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原因之一。因此在选人用人方面，强调人的差异性、明确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
事实上，对人的差异性的尊重，也是对官员个人的尊重，是对官员个人素质、积极性、创造精神等内在“秉性”的尊重，而在这些内在“秉性”实际上是官员个人通过长期的修养和磨练才能获得的。因此，在选任方面，解放思想、破除诸种形式的学历、资格迷信，戒除形式主义，实事求是，鼓励人格和作风的多样化是必要的。如此，既能选拔出优秀人才，同时更能够推动政府素质的提升。
即使是按照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理论，官员优秀的禀赋的形成也是官员个人和社会资源大量投入的结果，政府应当对这种凝聚了大量有形无形价值的禀赋给予相应的回报个鼓励，才能够换取更多的官员在此方面的继续投入，从而最终实现政府素质的提高。相反，如果对此种精神、文化、情操、能力方面的价值视而不见，而仅仅采用一些硬性、显性、格式化、条文化的标准，则不仅会模糊不同官员之间的差异，而且会在客观上导致滥竽充数、弄虚作假现象的泛滥和正常化，同时由于“劣币驱逐良币”规则的作用，更会加剧官场生态的恶化，使官员的精神境界、文化情操、行为做派进一步卑俗化、野蛮化甚至黑社会化。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选人用人标准。在古今中外政治和行政史中，政策的调整通常意味着官员的轮换，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是这种情况的形象化描写。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几年一轮的政治选举，实际上也是以政治领导人的替换而实现对政策的重新选择和确认。因此，政策的转换、调整伴随着以官员的整体性更换是人类政治和行政的常态，这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人治”，而是政府、官员对政策、对公共利益负责任的具体表现。这种官员任职与特定政策之间的总体“同进退关系”反映了官员的责任意识、职业道德和其对自身局限性的认同。
显然，只有当官员个人的职业前程与具体政策的成败得失息息相关的时候，政府、官员对政策长可能是设身处地、认真负责的，公众才可能得到负责任、有效的公共政策，所谓的“责任政府”、有效政府才能够产生。因此，本质上说，只有实现了官员与具体的政策同进退、只有实现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责任制”，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切实履行“责任制”的官员体制才可能出现。
我国虽然废止了官员具体职务任职的“终身制”，但事实上仍然实行官员“资格”的终身制，也就是说，除非政府政策永远不变，否则政策的变动与官员的职业发展没有关联，而事实上我国的政策变动是经常发生的，这就说明了官员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和运转实质上是不负责任的，因此，尽管新的政策变动也会“激发”官员的相应动作，但官员对政策的真正理解和把握是难以判断的。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中，经常出现官员对时常变动的政策手脚无措而自相矛盾的情况。另外，对具体的官员而言，不论政策如何变动，其职务总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即官员与政策之间不存在责任连带关系，最多只有“失误责任关系”。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官员职务职责与“政策”之间的隔离。
1.4 关于官本位问题
“官本位”，官不仅仅是一种职务，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身份和地位等级的标志。官为主，民为仆；高官为主，低官为仆。
“官本位”的表现是：各种社会组织及其所属人员，无论性质如何，都参照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行政级别，并以这种行政级别划线，形成许多成文与不成文的规定，以使这种行政级别实际上成为各种政治、物资待遇的等价物和确定各种社会组织及其所属人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通用标准。于是出现了“局级和尚”、“处级尼姑”等现象。
当前的官本位，又是和计划经济、几乎包罗一切的社会调控体系交织在一起的，情况显得更为复杂。
由于官本位的存在，当官便对人构成了一种极大的诱惑，而且是官越大越好。因为官越大，特权越多，权力的三种附加也越大，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利益，它意味着，是否让它成为现实决定于掌握权力的这个人。
权力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骨架。一个社会，必需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官组成一个系统来治理，问题只是依靠什么来治理和怎样治理罢了。另外，有人想当官也不仅仅是因为有官本位，权力欲与虚荣心是人类固有的本性之一，决定了社会中必然有一部分人去谋求权力。但是，官本位的存在，在上述“必需”和“必然”之外，又形成了一种以现代人目光看来是不正常的诱惑，于是便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官本位诱导人不断地沿着官阶往上爬。
在官本位、权力崇拜、有权就有一切等观念的熏陶下，官员不只是成为权力的化身，而且也已经成为权力的“具象”。与人治有千丝万缕的官本位观念，导出的另一种心理是“有权不怕法”。这也是某些干部大胆妄为、大行腐败之风的部分原因。
其实，无论是多大的官，其权力毕竟有一个限度；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官的权力也日益分明，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一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若没有其他官员的协助，任何一个官员都不足以抗拒法律，这里又一次显示出了结党营私，也即关系网的重要性。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有助于关系网的出现，而官本位则为关系网的形成添加了催化剂。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现实中，“官本位”不但没有退化，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比如某农场举行建场50周年庆祝大会，参加的人分成了“应邀”的和“硬要”的两部分。“应邀”的是指受到农场邀请的人，而“硬要”的是指没有受到邀请的但自己要来的人。在这两个音同字不同的“应邀”（“硬要”）中，是有具体含义的：“应邀”的是够级别的干部；“硬要”的自然不是干部或者虽然是干部但不够级别。
按说，场庆作为纪念也好，庆祝也罢，不过是一个公开的活动，不是干部会议有一定的级别限制，不够级别的不能参加。这就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
除了当官的以外，还有企业家和私界人士，这是“官本位”的延长线，尽管这条延长线表面看已经离开了政界，但并没有离开“官”。“官本位”的延长线不独“延长”到农场的场庆上，还延长到诸如校庆、厂庆、社庆、院庆乃至各种各样的“庆”上。那一个个嘉宾邀请名单，几乎都是从“官本位”延伸开来。说白了，就是借个名目“官庆”，找个由头“庆官”。搞一次庆祝，加深一次“官本位”的烙印，把“官本位”的延长线拉长一点而已。
“官本位”的延长线已经延伸到了中小学生那里。处长的孩子趾高气扬，科长的孩子略逊一筹，下岗工人的孩子就抬不起头来。尽管不是绝对现象，但却让人从中感受到“官本位”意识对孩子的侵蚀。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只有做官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只有在做官的路上拼搏，人家才会认为你是一个好士兵。所以，官场上你争我斗习以为常，争权夺势司空见惯，跑官要官直言不讳，弄虚作假理直气壮，人的脸皮变厚了，没有人觉得不正常，每个人都心安理得，因为只有权力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从古至今，国人对于等级制，存在两种兴趣倾向，一是强化等级，让级别越多，级别间的仪式差别越复杂越好。实行了多年的九品十八等官阶，每个级别不仅俸禄有别，而且衣帽服饰各有不同，彼此间的称谓仪式各自不同。
第二种倾向是大家都往最高的级别上挤。久而久之，在大家的死命拥挤下，主管分品的中正官顶不住压力，口子越开越大，最后，一项很贵族化的制度变成了头重脚轻的怪物。不少王朝末年，朝廷里的高品官就更多。太平天国灭亡前夕，一共封了2700多个王。
现在的中国，教授相当于处长，讲师相当于科长。所有这些毛病都跟官僚制度有关。现在所谓的等级都是官等官阶。中国的贵族制早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体制，历史证明，社会的行政导向势必会导致依附于官僚制的等级制，同时迟早会打破等级制的规矩和限制，使最高等级挤满了人，导致这种等级体制整体贬值。
中国传统政治，首先讲究的就是个秩序，最忌讳的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后世的君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惜把礼仪道德化、制度化甚至法律化。
在中国，现在普遍存在一种“官位饥渴症”。一般的病称为“疾病”，称之为“症”的，就是“顽疾”。生理之外的“饥渴症”比较罕见，“官位饥渴症”就是一种。现在患“官位饥渴症”的太多了。
“官位饥渴症”的根源来于现实。在现实中，人人都看到了为官的利益和权力的含金量。在行政机关，很多人视官职为生命，那种盼望官位、盼望权力之情用“饥渴”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在那些执法部门更明显，很多职位和权力直接等于背后的灰色收入。再看看许许多多突出业务的事业单位，同样“寸官不让”，每一次中层干部调整，便上演活生生的打斗，好象官位比生命还重要。很多人把仕途美其名“政治生命”，就是把官位视如第二生命。鲁迅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背后的文化背景太深厚了，总有那么一些人前赴后继，为了官位，你拼老本，我拼血本。官位之下必有勇夫！多少人跑官要官，望权门而叩拜。当官没有当够的，到老不想退位，对权力流连忘返。有人说官最好当，只要给你一个机会谁都能当，当官是天下最容易之事。李鸿章就说过类似的话，说一个人在中国如果连官都不会做，这个人就太无用了。这只能说明庸官太多，官场有庸官的大市场，官位与能力不等，职位与责任不等，官德与实际不等，不为民只为私，这样的官实在是太好当了。怎能不让人“饥渴”。
仕途中人谁不想搏得上级的赏识而青云直上，更何况官职在如今的社会中附加了比官职本身更多的含义。职务代表的不仅仅是权力、地位、利益、名誉，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官员的人生成败。
官场里的很多事情，你心知我心知，你肚明我肚明；但你不说我不说，你蒙着我蒙着，谁也不愿意做丑，谁也不愿意去做戳穿皇帝新衣骗局的天真小孩。这就是官场里的生态法则。
官场就是一个染缸，一个人要想保持清白，要么不介入，要么就只有走极端。
一个正派人，很容易觉得官场其实也是一个围城，外人更多看到荣华富贵，未必深知其中的苦衷；但官场也不是什么私家花园，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官场当然是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正因为这样，也就有最多的道义和责任需要承担。
官场的神秘怪异，深不可测，其实玩在嘴上，看说功是否修炼到家；常常在各种会议报告上听到“原则上”云云，而少见具体措施办法，都因为讲原则容易，讲办法难，讲原则无需动脑筋，人人会讲；讲办法就需要真才实学。
在某些人眼里，官场上蒙人无可厚非，是“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需要，甚至称为“智慧”、“策略”。其实，这话反过来就清楚了：一个靠“蒙”才能“稳定”的社会，是个什么社会？一个靠“蒙”才能“巩固”的政权，是个什么政权？
把人“蒙”在鼓里，的确可以收一时之效，但要保持长久，却是不行的。因为，当这蒙人的“潜规则”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东西时，人们难免不会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反把蒙人者蒙进鼓里。
没有“周旋”和“妥协”，就构不成千百年来全部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技巧，也就造就不了全部历史生活的光怪陆离。
国人当官，最忌讳“副”字。“副”字无论哪一级，不仅待遇不如正级，永远戴不上“一把手”的桂冠，听起来也不顺耳，有“贬值”之嫌。好在官场有个“潜规则”：都会顾及副职的面子，下级、同级、上级在口头上会主动“删”去副字。这点面子在出差、开会、交际等场合，尤其注意给足。
“副”字虽然与名利有关，必然出现“副”转“正”的激烈竞争。这里的学问就更大了，聪明机灵的一般会从贴近领导、提高业务水平、搞好同事关系这三方面打造自己，谓之当官“诀窍”。若排除用人不正之风，跑官买官，有以上三种能力的人，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二年，就能被“扶正”，乃至“更上一层楼”。官场级别，历久弥新，代代相袭，奥妙无穷，深不可测。值得有识之士研究。
多数情况下，副手并不想把和正手的关系弄僵。如果正手能尊重反副手，肯于听取副手的意见和建议，让他们真正行使职权，许多矛盾就不会发生。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一把手都是独裁者，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根本不把副手们放在眼里，什么事情根本不于副手们商量，副手成了摆设，甚至成了出气筒，这让副手心里难以平衡，就生出许多事端。
其实，凡是正副手之间闹矛盾，主要责任往往在于正手。一把手常常对副手心怀猜疑，副手工作出色一些，他认为有压过他的可能，便处处提防；副手如果工作平常，他又疑心副手在泡自己。副手周围有几个得力的人，他怀疑副手在拉山头；副手事事向自己请示，他又认为副手没水平；副手如果不事事向自己请示，他又认为副手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弄得副手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天长日久没有不产生矛盾的。
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这些传统中常常充满心计、权谋，与民主社会的要求南辕北辙。民主社会限制个人独断专门行、为所欲为，要求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不允许为官者为个人谋私，使丘陵处于监督之下。中国的许多正手与副手之间的冲突，其实是民主与专制的冲突，所以，要想消除正手与副手为敌的现象，只有真正实行民主，否则，这种现象不会消失。
领导干部排名确实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它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很多地方都存在这种现象。排名是一种“政治风向标”。你在当地的排名，表明了你的政治地位。排名靠前了，说明你上升了；排名靠后了，说明你的地位下降了；如果在媒体上长期看不到你的名字，说明你出问题了。现在，排名的意义更加深刻了，排名靠前的，有好事总是先享受；排名靠后的，遇到坏事总是你先出头；坐好车是排名靠前的先享受，排名靠后的只能坐淘汰下来的车子。秘书长是最谙此道的，因为他必须专门对排名学进行深入详细的研究，开会、吃饭谁排名在前，座位怎样安排，都很讲究。如果不懂得排名学，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长。
排名对工作的影响太大了，不是因事定人，而是因人设事。这是许多基层政府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痼疾。排名在前，发言权就在前；排名在后，发言权就在后。
排名在中国的官场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做官要明白排名学，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更不能错位。许多秘书长和行政工作人员必修的“基础课”就是“排名学”。如果这一课没有学好，从政就是不称职的。
做官，首先是官位的级别太重要了。正部级、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正处级、副处级，还有享受某个级别待遇的。不仅仅是级别的高低，在同一个级别中，排名的先后也是至关重要的。无形之中，这似乎也是一种等级，甚至尊卑。排名在前者当然是尊，这些年，中国的一些学术机构似乎也热衷于此道，好象过度看重排名已经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排名对于官员的实际意义在于：有好处的时候，排名在前的人先享受，排名在后的人后享受；有难题的时候，则是排名在后的人先遭遇，排名在后的人后遭遇。
有难题的时候，排名在后的人先说；有荣誉的时候，排名在前的人先上。政府组阁者的水平就体现在这方面，领导者的高明似乎就是善于充分运用排名手段。当别人把不好的话说尽了，领导者总是做总结，当好说的话要说的时候，聪明的领导是不会让排名在后面的人去说的。于是，怎么运用排名就是一门艺术。
排名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是有更深厚的政治内容，文化大革命中就有过深刻的表现。政府讨论任何议题也是如此，而决不是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重要程度来区分，而是取决于提出这件事情的副市长的排名先后。有的问题在没有时间讨论的时候，就只有摆到下次会议讨论，可下一次依然是按照排名先后，周而复始。
所谓“排名”，就是按照一定的次序将某类人的名字进行排列，其显著特征是次序的先后。如以职务大小为序、用年龄长幼为序，或者以姓氏笔画为序，总之必须有先后。这排名确实很重要，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会议和宴会。一旦摆错，没有将领导该坐的位置弄准，那是一个态度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们从排名中看到的则是“官位”。
官场上显性的腐败很可恶，但不干事、不负责这种更普遍的隐性腐败更可恶。
进入官场，忍辱负重是为了承担更大的责任。人的很多主观愿望要变成客观现实，要有勇气和胆略，并运用智慧获得上级的认同，你的思想才能冲出牢笼获得自由。
官场这个东西就象必须收费的三陪小姐，你不花钱就不可能对你微笑，你不投入就没有产出。
现在世道变了：以前大款流行包二奶、养小蜜，现在真正的大款对养着几个领导干部；而领导干部以前流行钻门子、找靠山，现在真正有头脑的干部对在结交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
1.5 关于合法伤害权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说：“造就潜规则的力量，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
“合法伤害权”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穿小鞋”、“整人”、“打击报复”等等。
学者吴思在《身怀利器》一文中描述：“合法伤害权”或者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具有橡皮筋一般的特性。合法地伤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张居正是明朝最能干的大臣，有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他讲述的一个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有个兵部（国防部）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报告兵部的官员，说字有涂改，按照规定必须严查；等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小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还是一字，并无作憋；于是兵部的官员也不再追究。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都在这个小吏手上，你不贿赂他行吗？人们怕那些小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小吏，并不是想从他们手里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合法伤害权”的厉害。这恐怕也是人们常说的“县官不如现管”。
无论正式规定是怎么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如同鱼肉，所以有“鱼肉百姓”来形容这些人与老百姓的关系。古代民间有句“官断十条路”的说法，是指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也体现了橡皮筋一般的特性。
总之，“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财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即使这规则不合法，也没有转弯抹角将它装扮起来。
“合法伤害权”是一个能帮助我们洞察隐秘和真相的词，借助这个词，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就顿时了然。“合法伤害权”威力巨大，成本低廉，人们几乎可以无中生有，凭空攫取利益；相比之下，造福的权力却有限得多，离不开实际资源的支撑。因此“合法伤害权”对社会和历史的实际运行影响深远，也是潜规则形成的根据。
对暴力的掌控才是最终的根据。“合法伤害权”不过是对合法暴力的合法应用。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各集团内部，就是根据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种资源也是追随这种能力流动的。施恩者能不能得到回报，取决于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无法控制受益者的良心；加害者则可以单方面控制局面，因为加害只需依赖对方的恐惧。任何人都有恐惧，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
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而当贪官污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害格局决定的。这种利害格局又进一步决定了挤进官场的利润很高，于是我们看到无法竭制的官僚集团的膨胀。
合法伤害权的最大受益者是整个官僚集团，连皇帝都算不上；而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民集团。如果用现代工商社会打比方的话，那么最大受益者不是老板而是经理层，而最大的受害者是消费群体。官僚集团内部分肥的油水，最终都出自老百姓。
因为权威——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权力，也能使其变异。人群中不乏有其他领域的权力拥有者，但在特定场合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已习惯于遭受无礼的回应。“习惯”的可怕在于意识深处已经认同了这种荒谬的自然反应，于是参与彼此践踏尊严的循环——当离开那里，回到自己权力可辖的范围内，也换成同样的一张冷脸。其实权力的本质伴随着的则是责任与义务，如果缺乏内在人文良知与外部管理监督的双重制衡，极易转向威风等同威信，权威扼杀尊严的歧途。
清代官场上有一些小人物，他们不是官，而是官手下的办事员，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很重要，起的作用很大，有的甚至操纵权柄，挟制官员，横行官场。这些小人物就是幕宾、胥吏、长随等。
胥吏又称书吏、书办、是官衙中掌理案牍的小吏，包括京吏和外吏。书吏对于清代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其表现主要有执例弄权、舞文章伪、敲诈勒索等。
书吏执例弄权是清代的一大弊政。清朝的官员对大量的案牍文书都是不熟悉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不习法令世务。书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都谙熟例案，因而实际权力很大，常可执例以制长官。官员们因为自己不如书吏，只好“奉吏为师”。
由于书吏权大，便可放手作奸，大肆索贿纳贿，所谓“官凭文书吏凭贿”。中央六部衙门的书吏权力更大，人谓之“无异宰相之柄”。吏部掌握官员任免之事，求官者便纷纷打点吏部的书吏，书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肥瘠决定索贿数目，然后再上报。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提出和阐述了“合法伤害权”这一概念。在《灰牢考略》中又进一步通过对监狱的白、黑、灰的演变，使人们对“合法伤害权”有更深刻地认识。
《辞海》对“班房”的解释是：“看押犯人场所的俗称，指看守所、监狱等。”但从古书和史料上研究，在最初的意义上，班房是官衙或私人府第里的差役们值班或者休息的地方，后来这地方用来临时关押人了。清朝著名师爷汪辉祖在《学治说赘》里提到班房时说：“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万不得已而用之，随押随记。”这就是说，监狱在法律上是有正式地位的，班房却没有；班房中的关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关押。这就不能叫“白”，但这是由合法官府“万不得已而用之”的，又不能叫“黑”，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关押场所，就是“灰牢”。“灰牢”就是非正式监狱的意思。清朝末年，浙江省南浔镇的乡绅自发设立的“洗心迁善局”，将一些不够绳之官法的人禁锢其中，也是类似“灰牢”的地方。
从灰牢制度中获利最多的似乎是衙役。衙役们很善于利用在押人犯牟取利益：可以利用盗窃嫌疑人夜出盗窃，得脏分肥；可以利用民事诉讼，作弊诈骗；可以向命案牵涉人敲诈勒索；可以调戏奸污在押女人；可以私下收钱放人；以关班房为威胁手段敲诈平民；向在押人犯收取高价饭钱等等。
“灰牢”发展到现代，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因为向国务院总理上书，为农民负担沉重叫苦而成为知名人物。他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里，谈到了因为办“学习班”而造成农民自杀的事件，其中说到十几个人关在十几平方的“小黑屋”里。这里的“学习班”和“小黑屋”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权威部门用来关押“有过失”的人的地方，在这里，关押是强制实施的，是作为惩戒手段使用的，是对人生自由的剥夺。具有这些特征的地方正是监狱；然而，乡政府属于行政部门，没有权力建立监狱剥夺公民人生自由，因此又不好称为监狱；所以叫“灰牢”。“学习班”是干部的叫法，“小黑屋”是农民的叫法，都是一个东西。“学习班”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朔到延安时期，当时的叫法是“学习组”或者叫“整风班”。
文革期间，各个单位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叫“牛棚”，其实也是一种“灰牢”。
开会学习总要把人圈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之中，与会者总要暂时丧失部分自由，那么圈三五个小时是圈，圈三五个月也是圈；拘禁关押与开会学习的分界究竟在哪里？这种模糊性提供了一个空间，在此模糊空间之内，可以产生一种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这可是很有利用价值的东西。这种模糊性正好开发出低成本伤害他人的权力。对各个单位的得势者来说，握有这个武器便比较容易整人。东西既然好，需求量自然比较大，牛棚便容易普及了；也确实在文革中普及到几乎每个单位。比起牛棚来，学习班的参加标准更宽泛，谁敢于说自己不需要、不应该学习呢？这种更加模糊的特性，使学习班的生命力和普及程度又超过了牛棚。
据李昌平介绍说，一个“小黑屋”就是一个监狱。在监利蹲过“小黑屋”的农民每年都数以万计。关押的需要产生于征收粮款的需要，有人抗粮抗款，基层政府不得不打击震慑，于是“灰牢”小黑屋出现了，“灰警”纠察队也出现了。由于政府人员严重超编，又超标准建设办公楼房和宿舍以及小汽车。在上述背景下，农民抗粮抗款和干部的镇压就很容易理解了。这是真实而要紧的利害冲突，“灰牢”就是这种冲突的产物，其功能是维护干部受益和农民受损的利益格局。
按说，超标准楼房和超编干部工资都不属于合法权益，属于利益分配的潜规则体系，但他们又确实获得了地方权势半公开的、瞒上不瞒下的支持，对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于躲躲藏藏，因此我们可以把“灰牢”定义为支持“潜规则”和“横规矩”的威慑手段。
在实际征收粮款的时候，公共利益（合法征收部分）与代理人利益（超编干部和超标准用品）是搅和在一起的。谁说得清楚抗粮抗的是哪一部分？代理人的利益之所以能够搭便车，正因为有这种模糊性存在。
小黑屋的发明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荣升了；这就是说，他们是只受益不受害的，受害的主要是无权势的下层百姓。不过，侵犯平民百姓也有一道灰色界限，越过这条界限便可能遭到反抗，使侵犯者也受到伤害。这种反制能力正是维护边界的关键因素，即决定灰色界线位置的关键因素。平民对灰牢所代表的对自身权利边界的压缩是认可的。从班房开始，经过牛棚到学习班，灰牢一直没有遭遇真正的反抗，甚至没有遭到质疑。中国农民接受潜规则式的征粮标准，也接受灰牢的关押。他们不闹也不告，他们并没有把人生自由和公民权利之类的漂亮说法当真；不过这已经是底线了，更深入的侵犯就难免遭到抵抗，比如 ，抓人可以，但不能把人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