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递延权力”腐败明显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极易有损领导形象。很显然，领导者身边的人借领导手中的权力行自己之便，往往在干群中造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错觉与误区，人们极容易错误地认为“领导身边的人可违所欲为”，由此产生极坏影响，并有损我们的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从而影响党群、干群关系。
三是“递延权力”腐败造成的后果更严重。领导者身边的人利用领导权力谋私利往往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因为它是“借鸡生蛋”，所以往往不计后果，即使出了问题，也认为前面有领导扛着，所以往往造成的犯罪实事更严重，影响更坏。
鉴此，“递延权力”监督应引起各级组织的重视，那么，如何监督呢？
一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从源头入手，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权力观的教育。各级党组织要重视并加强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经常开展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的教育，使之真正心为民想、权为民用、利为民谋，坚持掌权为公，执政为民。同时，要教育和引导他们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用高尚的人格力量去教育和影响身边的人抵御各种诱惑。
二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截断“递延权力”的传递途径，着力管好领导干部身边的人。管好领导干部身边的人，必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领导干部管好配偶、子女的一系列规定，细化、硬化各项具体措施，让他们静有其位、动有其轨。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身边人员的警示教育，增强他们的免疫力。要充分发挥好群众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表现和领导干部身边人员日常行为的监督。
三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加大源头治理力度，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一方面，积极适应“入世”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大机构改革力度，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审批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大市场配置资源的力度，降低诱发“递延权力”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对人事任免、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实行“票决制”、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切实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或“走私”。
四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对权力运行实行全程监督，健全完善防范预警机制。要完善并坚持个人财产申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积极探索个人财产公示等制度，为群众监督提供便利条件。要建立党风建设领导责任追究制，谁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推行公开选用、定期轮岗、任职回避等制度，干部调动时严禁带秘书。要创新监督机制，逐步实现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到哪里，从根本上减少和防止“递延权力”腐败现象的发生。
“递延权力”现象，关键在于权力者自身
“递延权力”是个什么权力？家族侵占公共权力资源这种现象被作家周梅森称为“递延权力”。在《绝对权力》一书中他写到：“作为领导干部的权力，除了党和政府赋予的绝对权力外，还有递延权力，比如说，一个市长的夫人被安排在了一个单位，也许市长并不会告诉该单位的领导要如何如何地提拔她，但是市长的秘书或者说是该单位的一些领导会主动去做一些取悦于市长的事情。以前很多作品一说到反腐败，就单纯把目光盯向了领导干部，其实这种由‘下面的人’干出来的事危害也是很大的。很多时候，权力是在正派者的手中，但是通过诸如秘书、下属，甚至社会等第三者的递延，腐败便滋生了。”
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其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权力是用来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还是用来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就成为区分权力观进步与腐朽、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也是权力观的核心内容。“递延权力”现象的出现，应该说是一种严重以权谋私，是对正确权力观的扭曲，是对人民所赋予权力的亵渎。权力外延的扩散，并逐渐形成一种虚幻的光环。就像古时所称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是一个道理，这种权力观具有明显的封建社会的烙印。最近，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昭耀的腐败案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家族占据公共权力资源，王昭耀一家被称为“安徽第一权力家族”。在王昭耀当选副省长后，其妻弟杨枫，原在某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成了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后改任宣城市委副书记。其妻二弟，货车司机杨誓信升任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调至宿州市委组织部任职；而曲艺演员出身的妻子及其身为普通公务员的大儿子王伟，也先后做上了省直机关的正处级官员。
如果没有王昭耀呢？没有他身居省委副书记的高位呢？那么“安徽第一权力家族”还会出现吗？所以说：“鸡犬”之所以能够升天，关键在于“一人”得道后的表现，这个“道”可以是光明大道，可以是道德沦丧、道德败坏。看来王昭耀所得之“道”非前“道”也，以至王家鸡犬得以升天。现在议论此事，虽有“棒打落水狗”之嫌，但这个“棒子”举的好，不但要举的高高，更要狠狠的打下去，要妙杀这种“权力家族”现象的蔓延，这样才会争得民意，赢得民心。
12.11 关于家庭腐败问题
古往今来，官和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官有多大，权就有多大。有官就有位，有位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有钱就有威。所以，“官”在职业排位中属于首位，人人都想做官，做了小官，想做大官；做了大官，还想做更大的官。官场中人又以男性居多，所以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当官、当大官。因为只要做官的男人手中有权，做“官太太”的就或多或少地与某些“特权”相伴随。
那么，“官太太”有哪些“特权”呢？有文章归纳为：公车附加使用权、公款消费参与权、公私馈赠接受权、特殊指令代理权、干部任免建议权、内幕信息披露权、经商办企优惠权、提拔晋升优先权等。这些特权有的是官员夫妻主动争取或者强索的，有的则是“身边人”或者“下边人”自觉营造或奉送的。正是有了这些“特权”，有的“官太太”比巨贪还贪。当男人还处于“有贼心没有贼胆”的时候，“官太太”自己已经捷足先登，提前进入角色。正是这些“官太太”们的贪欲、自私与享受，毁了自己的丈夫，严格地讲，她们是杀害丈夫的真凶。妻贤夫祸少，古来使然；妻贪夫遭殃，今天活证。
在反腐败中有这样一句话：夫人的项链可能就是丈夫的锁链。却同时告诉人们一个行贿的诀窍——找夫人。事实上，多少人的行贿都是通过夫人实现的。只要夫人动心了，收下了，丈夫就是刀枪不入，对老婆也毫无办法。
当官与家属在一起很麻烦，家里天天有人送礼；如果一个人，只要自己把好关就行了，家一搬去要堵好几个门户。到时候老婆的工作，孩子的教育，都有人给你操心，你不得不领好多人情。干部不敢找你，却敢找你老婆。家属一天给你出个主义，不听都不行，你不知道她出这些主义是因为收了别人的贿赂，还是听了别人的一面之词。如果你要认真，家里就得天天吵架，如果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就会酿成大错。
所谓“家族腐败”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因为如果不出意外，一切权力腐败必然导致家族腐败或者家庭腐败。利用权力牟取私利，这就是权力腐败。但是，我们从未见过自私到只为自己一个人牟取私利的腐败官员。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利用职权为儿子开办公司牟取私利等等。利欲熏心的官员们无论是积极主动出击、以权敛财，还是守株待兔、愿者上钩，权力腐败的“阳光雨露”总是“无私”地播撒在自己妻子儿女的头上。而在诱人的利益面前，我们更没有见到哪个贪官污吏的家庭或者成员有过符合法纪底线的行为。
并且，从权力腐败的过程看，官员个人腐败与家族腐败胶着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死圈之中，二者紧密得无法分别。比如，在众多“老子当权，儿子捞钱”的案件中，我们无法分辨是“儿子”为了谋取不法利益诱使“老子”滥用了权力，还是“老子”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利用“儿子”做自己的“遮羞布”；我们搞不清楚是妻子的贪欲击溃了丈夫的理智，还是丈夫的贪欲毁灭了妻子的人生。其实，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一个“双赢”的大目标下，“老子”和“儿子”，“丈夫”和“妻子”配合默契、协同作战、步调一致如一人。
更为关键的是：家庭或者家族极容易成为最坚实的腐败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信息共享和利益兼容程度最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意志最为坚固，对外界进犯力量的抵抗能力也最强大。因此，竭制权力腐败，防范的对象不仅是官员个人，而必须是其整个家庭或者家族。我们非但不能寄希望于“廉内助”或者“小眼睛看住大眼睛”等作秀式的反腐败措施，而且要将权力掌握者的家庭和家族纳入重点监督的范围。
如何让官员“亲戚”的数量成为常数
为澄清越来越多的“七姑八姨”，海南省委书记、省长卫留成日前向参加该省经济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详细谈了自己的家属情况。他无奈地表示，官越做越大，亲戚也越来越多，当省长时亲戚就比以前多出很多，现在当书记了，“亲戚”也许会更多，“亲戚”的数量与官职高低成正比
卫留成言许多官员之所不能言，道出了“‘亲戚’的数量与官职高低成正比(也即与权力大小成正比)”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足见坦荡和无畏。
其实，俗话所说的“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早已揭示出了类似的“哲理”。既然位置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而权力往往又比金钱更管用、更有尊严，那么“亲戚”越来越多，实在不难理解。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一走茶就凉”——权力一旦失去，马上就由“车如流水马如龙”变为“门前冷落鞍马稀”。
官越大亲戚越多的现实，无非说明了一点：官越大利用价值越大，权力越大则其向外递延的空间也越大。“亲戚”们想做的，也只不过是充分挖掘官员的利用价值，以为“我”所用。实际上，真正亲的亲戚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利用价值一大，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来“攀亲”。这里面不乏自充小辈来认干亲的——“奴性的人总是按照他人的法规生活”，也不乏扯大旗作虎皮行狐假虎威之事的。
到官员这里来“攀亲”的为什么多？那是因为成为官员的“亲戚”才好办事、才容易获取利益。而这，正体现出熟人社会的鲜明特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在程度上的伸缩”。既然如此，某些人竞相成为拥有权力者的熟人，也就在情理之中。
由此可知，要让官员“亲戚”的数量成为常数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权力没有那么大的缝隙，可利用价值极其有限，“含金量”大大降低，官员不能随意打招呼、批条子，不能任意突破法律。
卫留成公开自己直系亲属的情况，表明了勇于接受监督的态度，无疑是值得赞赏的。而事实上，进行这样的信息公开是为官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能仅靠自觉，而是必须这么做。在法治国家，公务员的家庭财产以及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等，都是向社会公开的。因为只有充分进行公开，官员手中的权力才是可监督的。要想让官员的“亲戚”不再对权力趋之若鹜，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应通过实行金融实名制、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来增加监督的可操作性。
当然，仅有这样的公开并不够。如果权力一滥用，比如官员为“亲戚”谋取了不当利益，民意立刻就能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滥用权力者马上就会受到纪检监察人员的调查，就会被人大代表向权力机关提请质询、问责、罢免，而不再是往往只由上级决定其命运，那么我想，官员“亲戚”的数量就不会随着官位的改变而改变了。
权力家族现象已成官场腐败新动向
大文豪莎士比亚曾经诅咒“万恶的金钱”———“金子啊，是多么的神奇，它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难的变成易的，穷的变成富的，无耻的成为高尚的。”权力同样具有催化作用，一个王昭耀就使整个王氏家族人人具有权力磁性，跻身厅级处级行列，连货车司机也能被包装成组织部部长！这幕现代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权力家族化、家族权力化，俨然成为时下官场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除了王昭耀的安徽“第一权力家庭”，被挖出来的家族窝贪还有不少，如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家庭、湖南原省政府副秘书长王道生家庭等。贪官们已不局限于做“衙内”的庇护伞，而是通过权力交易、权力置换等瞒天过海之法，与其他权力家庭、权力关系进行利益交换，将妻儿家人以及七大姑八大姨直接推向权力前台。如此近亲繁殖，不仅增加了权力的边际效益、扩大腐败收益，也使权力根基更为牢固和隐蔽，即使自己日后退休下台，权力也不会过期作废。
运作模式类似于传销的“权力家庭”，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是多方位的。王昭耀、杨大爱及其子王伟专卖厅局级官帽子和含金量高的商业利益，收获上千万元；杨枫集中批发处级官位和含金量次之的商业利益，收受48人126次的财物；而杨哲信则不择手段地通过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卖出69顶乡镇科级红顶子，获利百万。而这上百个买主又仿效此法，将权钱交易“传销”下去，整个灵璧、阜阳、宣城乃至安徽的官场焉能太平？！
什么孕育了“权力家族”？变本加厉的“权力家族”把社会风气引向何处？这些都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笔者认为，有关部门对王昭耀、杨枫、杨哲信这几个特大毒瘤的定点清除，尚属反腐斗争的第一役，彻底摸清权力传销链并一网打尽，将“权力家族”的家丁、奴才和官场渎职失察者清理出局，恢复法纪尊严和制度防火墙的功能，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
查一查有多少“权力家族”？
“安徽第一权力家族”是怎样形成的？报道称，始于王昭耀当选副省长那年。其妻杨大爱在设宴为夫君举杯庆贺时说，“你如今做了副部级官员，千万别忘了对我娘家亲戚多加提携哦！”王昭耀当场拍着胸脯承应下来。不久，在某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的杨枫便当上了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后改任宣城市委副书记。之后，几经运作，货车司机杨誓信升任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调至宿州市委组织部任职；而曲艺演员出身的杨大爱本人及其身为普通公务员的大儿子王伟，也先后顺顺当当地做了省直机关的正处级官员。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形象概括封建官场裙带关系盛行的成语，而今可以说被王昭耀演绎得淋漓尽致。“王氏权力家族”之所以能在当地逍遥十余年之久，我看至少折射出当下官场普遍存在的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党管干部成了主政官员说了算。在一些地方，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形同虚设，组织部门对拟用干部的考察仅仅是走个程序，用谁或不用谁，最终都由主管领导一锤定音。杨枫从政之初其所以可以“坐火箭”，从一名普通教师升任市气象局局长，关键在于王昭耀当时是分管气象的副省长。后来，王昭耀被任命为分管政法、农业和计生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成了当地权倾一时的“政坛大佬”。此时，他要继续“培养”一下自己的两个小舅子，估计只须让秘书给组织部门打个招呼也就成了。谁敢不给省委副书记面子？
二是不排除相关部门主动“培养”高官亲属的可能。尽管从报道的情况来看，“安徽第一权力家族”是由王昭耀在其妻子鼓动之下构建的。但仅凭直觉，我以为作为省委副书记，公开伸手为妻儿要官的可能性似手并不太大，而且他也大可不必为此操心。一般来说，相关部门为间接讨好堂堂的王大书记，为其妻儿封官许愿的几率或许反而要高一些。事实上，无论哪个中央部委和省市，省部级高官的妻子、儿女，不管工作能力如何，只要是国家公务人员，没挂处级头衔的恐怕不会太多。
王昭耀“权力家族”的崩溃缘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家族成员涉嫌经济犯罪，而非事发于用人上的腐败。这就更让人顿生杞忧：以家族成员为中心的官场利益集体，由于上下都有照应，其腐败能量是不是更大？如此非程序“近亲繁殖”将对整个政治生态产生何等恶劣的影响？为此，建议中央相关部门对省部级高官及其配偶直接亲属的任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看看其中还有多少王昭耀式的“权力家族”。
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这就是当政者的权势腐败。在这些被查处的家族腐败案中，显而易见的一个共同点是“老子当政，儿子捞钱”，并默契的用各种方式将黑钱洗白。这种“衙内现象”也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一种常见的腐败形式。
为何说是当政者的权势腐败繁衍了家族腐败呢？
一是权势是家族腐败的前提。离开了权势，就无所谓家族腐败之说。
二是家族腐败是权势腐败的一种变异。通过家族腐败实现权钱交易，是权势腐败掷出的障眼法，目的是为了“曲线救国”。当诱人的利益出现在家庭成员面前时，我们更没见到有哪个贪官污吏有过止于法纪底线的行为。
三是权势腐败助长家族成员腐败。
既然是贪官，当然是要贪财的，贪官的钱财是其拿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取的。情妇压榨贪官，贪官压榨百姓，最终被压榨干了的到底是谁的“血”？
当个清官是很难的，物欲不但要诱惑官员本人，而且还时时在诱惑着官员的家人，一不留神，就有人利用这种物欲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的官太太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把男人搞得身心疲惫的野心家；另一类完全没有野心的家庭妇女。
官员的夫人往往比官员本人更具有杀伤力。要得到领导的器重，必须先得到领导夫人的赏识。
12.12 关于秘书腐败问题
秘书是个什么官？无非写写划划、收收发发，替领导服务的“书记员”，本无权插手领导事务。但由于是领导身边人中的贴心人，不是保姆胜似保姆，他的职权往往超越“书记员”的范围，他的能量往往因领导高位而“高不可测”。民间早有“秘不在书，而在重权；位虽不高，却很受用”的说法。说白了，如果领导是虎，那么，有鬼的秘书就是狐。这里有两种情形：一是狐假虎威，假虎威狐；二是虎助狐威，狐威如虎。
秘书问题实质上是领导问题，“一把手”问题。众所周知，作为机关单位，都有一套管人的规章制度，作为党员干部，也早有一系列监督制约党员的党纪党规。但为何执行不力，有禁不止，甚至形同虚设，让秘书们“不务正业”干预领导事务、中饱私囊且“前腐后继”，对秘书这类“身边人”的失控，往往不在制度缺陷，而在背后“一把手”有意无意的庇护。因此，人们对监督秘书和秘书长一类“身边人”的追问，往往转化为谁来监督“一把手”的追问。而对“一把手”的监督是个大问题和难点。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问题。
秘书是干什么的？“秘书”是掌管文书并协助机关或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因此，秘书角色与警卫、司机一样，应当是“职员”，而不是“官员”。但长期以来，人们官、职不分，加上实际工作需要，领导将其权力的一部分或临时、或较长期地交给秘书等“身边人”运作，这就给他们“窃权”提供了机会。
从我国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演变。然而，我国秘书的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社会、领导包括秘书自己都把秘书视为官，而且是更实用的“官”。
从已经公开的案件看，秘书腐败犯罪的前提大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的权力。有腐败高官，身边人往往就有腐败秘书。互相牵涉的事实证明秘书已经与为其服务的领导形成了权力链条、腐败链条。这样的利益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容不得出现一个缺口。这决定了领导和秘书两者必定互相利用，互相保护，没有特殊的时机和证据，绝难查处。而一旦查处，往往就是惊天大案，甚至足以瘫痪一个部门或者一级政府。
以与领导的关系分类，秘书大约可以分为五种角色：文秘角色、智囊角色、经纪人角色、养子角色和黑帮角色。除了第一种角色外，后面四种都足以使秘书分享领导的权力，而不必等领导的授权，其中尤其以、智囊和经纪人角色为甚。
文秘角色：这应该是秘书最原始、最本分的角色，主要是分担领导的事务性工作，属于有感情的文件和工作日程安排处理机。如果秘书们都恪守这个角色，也就很少有腐败的可能。但在官员的秘书中，尤其是其主要秘书中，甘于文秘角色的似乎不多。在公开报道的企业领导人犯罪中，似乎很少有秘书被牵连进去，就是因为企业的秘书一般都局限于文秘的角色，除了女秘书有可能与老板发生绯闻外，一般很少有参与决策的机会。
智囊角色：这是领导的主要秘书所承担的角色，一般都获得了领导的青睐，被授权为领导决策作参谋。这是中国大大小小的秘书们最看重的角色，也是一些官员最愿意巴结的角色，更是少数商人最想收买的角色。因为大大小小的决策，一旦过不了智囊式秘书这一关，也就很难过得了领导的关。相反，在领导那里难以过关的决策，却可以通过智囊式秘书条陈利害，而得以过关。
智囊角色其实是秘书最难当的角色，主要是分寸的把握。单纯陈述实情，客观分析各方观点，直言利弊，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秘书。但这取决于领导是否愿意听真话，为人民办实事，否则再优秀的秘书都难以获得领导的信任。智囊式秘书如果一味揣摩领导意图，看领导眼色行事，摸透了领导的脾气和心事，就可能诱导领导的决策，最终代替领导决策，成为事实上的“二书记”。这时候，领导和秘书都离腐败不远了。李真在河北就被称为“二书记”，能够叫谁上谁就上，显然是分享了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
经纪人角色：这是所有腐败秘书共同的角色，也是社会舆论最为反感的秘书角色。此类秘书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与腐败的领导狼狈为奸，做腐败领导搞权钱交易的中介人，从而自己获得“腐败中介费”。一种是利用领导的昏庸或腐败，瞒过领导，私下出售权力。多数腐败的秘书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李真是其典型。
养子式秘书大多具有政治上的“抚养关系”。秘书获得领导的栽培而高升，高升后的秘书又会报答领导的栽培之恩。秘书跟定一个领导，就可能终身效忠于他，再彼此扩展，最终形成有政治血缘关系的权力同盟。主要领导不倒台，这个权力同盟就稳如泰山。
黑帮角色：这类角色的秘书在公开报道中很少见，在影视剧中常见。他们或者与黑帮勾结，从领导那里收买权力；或者掌握了领导的腐败证据，利用隐私来讹诈领导，获得权力。李真案发后长达数月不承认犯罪，就是等待程维高的救护，因为李真掌握太多的秘密，程维高不救他，程维高也得完蛋。多数腐败联盟刚被调查时能够牢固地互相保护，就是因为陷入了连环讹诈的关系，不能不一致对外。但只要打开缺口，他们就变成了狗咬狗的关系，破案势如破竹。
秘书得以分享和乱用领导的权力，说到底，还是对领导的权力缺乏约束，使得他能轻易将权力送人。在部分腐败的领导那里，权力本来就是个人掌握的稀缺资源，他愿意送给谁就送给谁，愿意买给谁就买给谁，与党和政府无关，更与人民的利益无关。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自己从上级那里争取的，只该感谢领导，不必接受党委和群众的监督。
领导者决策能力的低下、专业知识的缺乏和个人品德的下降，都使部分领导越来越倚重秘书、司机和警卫等身边人。这时秘书干政和秘书弄权就不可避免。许多领导所听汇报都是秘书筛选过的内容，所做报告都是都在念秘书写好的稿子，检查工作走的是秘书和基层官员安排好的路线。
秘书在政治生活中有重要地位。因为在政治机器的运行中，政治人物面对的公众是不确定的，工作对象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直接决定了要更好地行使公务人员的服务职能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秘书这样一个角色。
秘书身上赋予了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往往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系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看好。
秘书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僚腐败的一个重要特色；秘书现象说到底还是领导现象；秘书的腐败实质上是领导干部的吏治腐败。腐败总是与权力相拌相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秘书这个职业已经蜕变或者说进化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领导干部的级别标签。
秘书本来无职无权，却能办一些有职有权的人都办不了的事情；秘书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职业，却常常能镇住许多官员。
腐败的小人物，大多是领导的秘书、司机、单位会计以及一些基层的公务人员。虽然名不见经传，但这些“小人物”大多岗位特殊，或者有领导“身边人”的特殊背景，尽管官位不大，有的甚至什么官都不是，但却往往有着管钱、管物的具体权力。“县官不如现管，现管不如办事员”，掌握权力的“小人物”不仅难逃腐败的危险，而且由于其“权力附加值”不为人注意，“小人物”的腐败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发现之时往往已经酿成大祸。
“小人物”弄出“大腐败”这一现象再次说明，即使是最小的权力，如果不受约束与监督，也可能被用于腐败。目前对于领导干部的公共权力监督已经有一些法律、法规和制度，但是，对于在基层工作的“小人物”的权力的监督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
人们往往以为，只有手中掌握了实权的人才是反腐败的重点监督对象。殊不知，在腐败的行列中还有一群特殊的人们：他们手中没有实权，但处于官场的边缘，有能力协调处理一些事情，并为受托人谋取利益，人们称为“官场边缘人”。
频频发生的官场小人物成为大贪官的案件，却迫使我们不得不从更深的层面去思考问题，除了主观上的犯罪诱因以外，体制、环境、制约等等诸多原因都在我们的思考范围内。
在中国的行政、执法以及司法体系中，有着大量的“官场边缘人”，他们虽然不在官场主流位置，却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为自己、为亲友谋取利益。他们因为年龄等原因决定了他们升迁无望，可以不再顾及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更多地关注如何挖掘自身的资源；他们熟悉官场的规则，也善于利用政策、体制的漏洞、缝隙，可以做成许多高层、中层和下层做不到的事情。
“秘书兵法”归纳起来有四句话：
一是先斩后奏。这是一个秘书的基本功，也是被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一招，就是说秘书的工作必须主动地为领导排忧解难，不能事事都请示领导，有些事情你请示了，但领导不表态，等于是给领导出难题。所以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自作主张，作为秘书，他面对的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这样处理。
二是先奏后斩。这自然是一些事关领导全局的大事，比较容易掌握。
三是奏而不斩。有些事情只需要做做面子，有个说法，有个名义在那里放着，让领导总是惦记着你，让其他同志以为你在忙着，但并不需要你真的去干。
四是斩而不奏。
秘书被定位于领导的“身边人”，走路要轻轻的，在领导面前要双手垂立，不能大声说话和放屁。说话的时候也不能有么说么张口就来。必须揣摩领导的意思，脑子滴溜溜转，专门拣领导爱听的说。所以出口的话没多少是真的。我那时年轻，就觉得这样活着太累。甚至还联想到一个更加屈辱性的词：太监。当然秘书被阉割的不是自己的命根，而是个性和思想。这种阉割是自愿的。也是不得不自愿的。秘书不能表现出黑白分明的性格和精神的贞操，这就是自我阉割的必要性。否则就难免受到领导体面的强暴。这个职业对于今天喜欢张扬的一代年轻人肯定不合适。别看他们还千方百计往公务员队伍里挤，一旦挤了进去他们保管不敢在领导面前放肆说一句“我就是我”。现在的孩子都不傻，过关斩将走关系跑门子挤进来不容易，只要是工作需要，他们时刻准备着接受精神的阉割。
秘书给领导写文章必须要保持一定的高度。领导只要高度不要深度。对于真正的文人来说，制造这样的文章实在是一桩苦差。但秘书多半懂得韬光养晦。这方面的个人修为却讲究深度而不要高度。所以秘书行文时不能像古代举子赶考一样，追求“文采飞扬立论精辟”。领导根本就不需要你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要忍辱负重跟上面和上面的上面“保持高度一致”，这样的文章便是好文章。
做秘书的如果仅仅充当领导的文秘角色，这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有进取心的秘书，必须把奴性发挥到极致。超越工作关系之外，担当起领导的家奴角色。全心全意为领导的老婆孩子提供奴才般地效忠。这样的秘书，几乎被领导看作家庭中的一员。既照顾领导的家长里短，满足领导少爷公主的各种需求。也可以适时地跟领导吹吹风、传传话、打个小报告。秘书做到这个境界，算是修成了正果。别看在领导家里当孙子，出了门便可以趾高气扬当大爷。元末有一个叫做“审不清”的县官，手下的一名刀笔小吏很能讨得县官家小少爷的欢心。当然也就讨得了审不清大人的欢心。4岁的小公子谁都不跟，每天都要这位刀笔小吏抱着出去玩。全城的买卖铺户都被他们玩遍了———买卖铺户有什么好玩的？———可了不得！他是领导秘书啊。这位领导秘书把少爷往买卖家柜台上一放，掌柜的马上跑出来点头哈腰好吃好喝好待见。临走还要拿出银子孝敬。说是给小少爷买点吃的，真正目的是盼着秘书少来“光临”为妙。
秘书做到这个境界，进一步就可以干政和弄权。这是现代秘书的最高追求。只图点孝敬银子的刀笔小吏恐怕还比不上。能够作为智囊型秘书为领导决策做参谋，这是现代秘书们最看重的角色。也是一些下级官员最愿意巴结的角色。更是少数商人最想收买的角色。“河北第一秘”李真就被称为河北省的“二书记”，显然已经分享了省委书记程维高的权力。这样的秘书有点像当年的宦官专权。
这个层面上的秘书还必须扮演一个角色：领导的经纪人。有些事情领导很少亲自出面，而是通过秘书来办的。这样秘书便以其特有的身份介入到领导的权力链条中来。或者也可以叫做腐败链条。一旦有幸与领导形成这样的利益联盟，那么这个联盟将变得非常牢固。领导和秘书共同维护，共同建设，共同防御。其中秘书承担的工作更多一些。这些工作比较辛苦，不算加班，没有加班费。而是作为权钱交易的中介人，从中获取更多的“腐败中介费”来得以补偿。
没有相当的定力和道德修养，秘书是最容易学坏的。就像太监净身那一刻只想入了宫混碗饱饭吃，混着混着就不满意了，就有了更大的贪欲。当年李真曾发誓要当一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最后还不是一样自毁了前程？
领导秘书的仕途怎么就如此坦荡？
领导干部的秘书进步快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贪官李真因为担任河北省委原主要领导的秘书，年纪轻轻就官至正厅级，走上了河北省国税局长的位置；因情妇问题被市委书记扳倒的王华平因为担任辽宁省政府一位领导的秘书，从凤城副市长走上了抚顺市长的宝座。
看一看现在的官场，领导干部的秘书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因其具有特殊的背景而在仕途上春风得意，步步高升。他们不仅进步快，是一般干部望尘莫及的，而且身居要职，更是一般干部可望不可及的。
是什么原因使得秘书们的仕途如此坦荡，是谁为秘书们铺就了平步青云的升迁之路？也许从领导干部的“由衷之言”中我们可以找出答案。有的领导干部直言不讳地说，秘书与一般干部不同，整天在自己身边，是有感情的，秘书也从自己身上学习了一些领导艺术，处理问题的能力比一般干部要强。所以，有机会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秘书，再说，秘书跟自己多年，总不能亏待了他。
这是某领导干部说的话，大意如此。如果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领导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这个道理只是个小道理，它既是干部用人之风不正的表现，更是干部用人之风不正的重要原因。如果说秘书因其位置的优越性而在仕途上走得更快还可以理解的话，领导干部的这种想法就太有违原则了。说到底，秘书的优越性是领导干部造就的，秘书的进步快是领导干部扶持的。因此，这个问题的根子不在秘书而在领导干部。
因为领导干部对秘书的厚爱和扶持，在干部问题上也就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使得一些优秀的干部在与秘书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从而也滋生并助长了干部任用上的歪风邪气。
现在秘书出身的领导干部犯事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我又想到，对于秘书们的腐败问题，领导干部能脱清干系吗，不应该受到追究吗？
秘书也是干部，没有理由不让他们进步。但问题是，他们的进步应该回到公平竞争的轨道上来，如果有领导干部的后盾作支撑，如果领导干部总是优先考虑秘书，这就成问题了。
权力腐败的“纵向”效应（指上下之间的关系），其力度和波及面相对还是有限的；而当权力腐败既“纵向”发展，又“横向”跨地区、跨行业发展时，其效应就可怕了；行业部门的“横向”制约将被摧毁，腐败将纵、横无阻，以全方位滚动式发展。
现在一些官员出事，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出在官员缺乏遵守制度的意识上。一个官员要是真想廉洁从政，一部宪法、一部党章就足够了。特权思想是制度的第一杀手，特权以及特权思想让人入迷，最终也会害人；但是约束特权和克服特权的确不容易。
不太富裕的地方官员事权与财权有冲突，“弄钱”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以后，将赃款个人支配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这说明腐败已经深入官员的骨髓。
现在官员的工资普遍偏低，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争着去当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员的灰色收入很高。这说明现在不是国家财政在养着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腐败收入在养着官员；不是纳税人在养着官员，而是官员自己依靠腐败 技巧在养着自己。
能够大手大脚给领导送钱的人，十有八九他的钱就来得不正当。
权力与腐败仅一步这遥。当一些细微的不正常行为和不良欲望被默认或者不被及时制止时，这种欲望就会慢慢膨胀。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定的权力，但权力和腐败注定了亲密无间，两者之间仅一线之隔，当权力缺乏监督的时候，就必然导致腐败。监督的缺位，使得腐败官员走得顺畅和轻松。
小秘书有大能耐。在古代都是宦官和管家当道，到了今天秘书可以左右大局，这是有道理的。官僚中有一部分是秘书出身，靠实力升上去的就必须实力超群，更得有人提拔和推荐。
腐败者是以有一定的权力为前提的，经过腐败之后，有权又有钱，呼风唤雨好不得意。但是，人们发现腐败者有五怕：一怕群众检举；二怕小偷光顾；三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四怕被“咬出来”；五怕反腐败力度加大。
贪官为什么年轻化？
一是耳濡目染。未入官场就明白，头上的乌纱帽自始至终都在领导手里什么时候给你，什么时候也可以罢你，于是唯马首是瞻；再发现“腐败”结成一个“圈”，圈子里的人利益均沾荣辱与共。
二是政治信仰缺失。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
三是制度设计有问题。我们的制度就是吸引人才去做官。传统的人才体制，以权力为中心。所谓的人才，实际上是由权力者恩赐的，官本位和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他必须唯上是从，按规则出牌，也必然复制出权力体制中的不平等和森严的等级，有“位”才有“为”，干部的为，就是保住“官位”。
四是民众监督的缺失。任何一项制度行之有效，没有民众的热情参与，百姓的积极监督，其生命力很难持久。
12.13 关于学术腐败问题
当下学术腐败的肆虐，学术公正的紧缺，导致社会心理严重失衡。关系代替水平，掏钱可以买到核心期刊的版面，这就是当前学术圈内的潜规则。
在人们心目中，学术圈应该是一方净土，然而现在却是“潜规则”盛行取代了学术，“关系学”取代了科学。说这种学术腐败让人触目惊心，一定也不过分和夸张。剪刀加浆糊凑成论文，然后掏钱却买版面，更有甚者，连剪刀、浆糊都懒得却拿，所谓投稿，已无须寄送文章，而改为直接交钱。还有的不惜重金，从国外邀请知名学者、专家到单位演讲、做报告，付给高额报告费等方式，请专家在发论文时帮忙署名。总之是为了欺世而不择手段地盗名。
何祚庥院士还揭露了目前学术圈内的三个关系网：一是由血缘或师生等自然形成的利益近亲关系；二是以利益分层或者利益补偿为筹码，通过公关等方式临时建立的关系；三是赞助企业与个人之间千丝万屡的关系。三个关系网把学术圈异化成了“利益圈”，在这个“利益圈”中，不搞科研拉关系的就能如鱼得水，成为“冠军”，不拉关系搞科研的就会捉襟见肘，四面楚歌，成为“孤军”。
我们的学术界腐败严重，和体制有一定的关系；体制问题之一是整治腐败不力，包庇、纵容腐败。科研体制最大的问题是科学资源分配不公。现有的科学资源分配不能体现国家利益。学术腐败的深层问题还没有抖出来；学术腐败 和更深层腐败有密切关系。
学术圈子里有一个人所共知的潜规则——只捧场，不拆台。
学术腐败与官场腐败密不可分。中国至今实行的是官本位制度，研究职务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例如系主任是处级，校长是局级，院士是副部级等等。名为学者，实为“学官”。科研、教育机构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官场的一部分。因此，官场腐败必然会导致学术腐败，也必然要包庇学术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