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关于关系学
中国人常常强调：他们称为“关系”的特殊情感，在其政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亲密关系是否存在，依赖于两者之间是否存有关系基础。构成特殊情感关系的基础随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中国文化中，关系的基础要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是否拥有共同的认同对象而定。换句话说，具有关系基础的人通常都拥有某些对他们个人很重要的认同对象，例如家庭、家乡、学校、或者工作场所。这种认同可能是由承袭而来的，例如故乡、血缘等。
特殊关系基础对每个人的重要性，随着个人所重视的认同事物而有所不同。然而，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却会促成某些认同形态。有四个因素可以影响这些认同形态以及关系基础的类型》第一，政治体系的层级将影响到何种特殊关系基础会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必须考虑谁与谁之间拥有情感关系。第三，政治舞台的类型对关系形态会有所影响。第四，关系基础的相对重要性可能随时间而有所改变。
地缘。由地缘关系而产生关联的人，拥有共同的家乡认同。在中国的中央层级政治里，地缘关系基础可能具有其普遍性和重要性。
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仅次于地缘关系。围绕着中国血缘关系系统的是差序等级和复杂性。中国亲戚关系中父系家长制的特性使宗亲与姻亲两种亲戚关系在政治上产生差异。
同事。政府组织中的同事关系大都是在诸如同一单位中的主管级人员间发展而成的。
同学。同学关系的重要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拥有学位即握有政治权力的帝制中国，一同读书并通过考试的同学所发展出的关系，具有广泛的含义。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也很大。个人受教育越高，学历对他的身份认同也越重要。换言之，大学的同学关系较中、小学的同学关系重要。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体系中，高阶层的政府官员通常教育背景也比较高，因此同学关系在高阶层官员间的影响力，似乎也较它在低阶层官员间重要。
结拜兄弟。包括政治领袖在内的许多人都有结拜兄弟。
姓氏。在政治系统的较高阶层中，同姓关系有其重要性。可以扮演某种角色。
师生关系。这是中国关系中的基本类型。
经济关系。人们常常运用关系来达到经济上的目的。经济上的关系在政治上是有用的。
公共关系。公共关系使互相依存的不同机关得以统一协调；公共关系的需要显示出关系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
朋友关系。其实朋友并不是真正的关系基础，而同学、同乡之类的关系基础才是建立友谊的先决条件。朋友是年纪、社会、地位及兴趣相似的人，借由一种非血缘性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政治上的同盟者可能是朋友。
关系既可作为双人活动，又可作为群体活动的基础；在形成以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联盟时，意识形态或者政见虽然很少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政治联盟却可能涉入以政治问题为主的冲突中。
中国人倾向于以关系为基础而组成社团。如同乡会、同学会、校友会、同业公会等。这些以关系为基础的社团是某些中国人用以达到其政治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
双人关系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元素，而关系确实是中国政治中团体活动的基础。找到一种共同的关系基础不过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建立关系而已。要使它在政治上有作用，必须先设法使疏远的关系变得亲密并加以维系。
在各种关系中，感情的品质以及关系的价值都是可比较、可排列、而且可衡量的。
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的地位愈高，别人愈可能和他发生亲密关系。社会互动不仅其亲密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性，对亲密关系的维持也十分重要。一旦缺乏社会互动，关系便会随之变弱并且变得疏远。换言之，时间和财力会造成实际上的阻碍，限制个人可能发展并维持的亲密关系数目。时间是最重要的限制。在亲密关系的发展和维持上，金钱不如时间重要；没有金钱的开销，亲密关系还可能发展。所以，一个人必须选择发展亲密关系的对象。
维持社会互动的技术之一，是在关系中加入其他的基础。复合的关系基础增加了社会互动的机会，它们也增加了双方的共同感，使感情更容易发生。复合性关系较单一性关系更为亲密稳固，而且更能抗拒关系的恶化。
发展维持亲密关系的第二种方法是以互惠的方式“利用”关系。人们会以和发展感情相同的理由而试图发展亲密关系；有了亲密关系，他们可以更轻易地达到目的。
关系的“利用”或“帮忙”可以是单向的。提供帮忙的人只要知道：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依赖对方，他便不会感到有所损失，这种关系也可以维持下去。一个人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需要帮助，所以除了商业交易之外，一般人不会斤斤计较于利益的平衡。
在交往双方生命的重要时刻，关系的“利用”和“帮忙”是一种社会互动的有力形式，它远远超过了亲密关系的发展和维持。因此，在发展并维持亲密关系之际，个人必须特别注意两点：一是他必须小心不要过度使用关系，以免造成对方太大的负担；二是当对方需要他的帮助时，他必须是可靠的。
可靠性或信用是维持亲密关系的基本要素。不信任比任何事情都容易使亲密关系变得疏远。只有在个人自己意愿受大损失，或者有类似亲密关系的其他人提出同样的要求时，才能显现出他的可靠性。可靠性和关系的亲密度成正比，关系越亲密，便越可靠；关系越疏远，便越不可靠。
关系必须用心去维持，它也可能因退化而变得疏远。这种退化可能是渐进的，也可能在一次严重的利益冲突之后突然发生。这种利益冲突被称为“利害关系”。
中国人通常用“拉”或者“找”关系来增加关系的亲密度。
在政治情境中，解开竞争性关系所造成的压力有两种方式：采取中立立场，或者做成有利于某一方的决定。一般的情形是，个人的政治色彩越浓厚，就越不可能选择中立。
中国人在寻找政治同盟时，喜欢和拥有共同关系基础的人结盟。关系必须在情感增加而变得更“亲密”之后，才能达到政治上的用途。人们可以透过社会互动和利用两种动力过程，谨慎地培养感情，使关系更亲密。
政治联盟形成的基础包括个人的兴趣、意识形态的认同、对某些特殊政见的兴趣，以及特殊的情感关系。在政见影响关系基础本身的时候，以及当关系是以共同经验为基础的情况下，以关系为基础的联盟也可能变成政见取向。
发展中国政治的高层次模式必须要有两个步骤。第一，所提出的任何理论必须应用到中国的各种政治体制之中，包括历史上的和现代的、地方的和中央的、官僚体制的和选举体制的。第二，任何中国政治的理论必须在非中国的政治中测试对比，看看观察到的现象是否源自中国文化或在其他文化中也同样发生。
文化可以被看做一个系统，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技术、宗教和语言等几个互相依赖的次系统。研究文化对政治影响的方法之一，是假设政治次系统为依变项，检视其他系统如何造成政治次系统的改变。
关系网就是“官”系网。官网恢恢，笼罩天下，官网的纲，是皇权。皇权也有网，宗室也有远近、亲疏。
以血缘为主是一种关系网。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门当户对在官僚等级内部联姻，巩固了一个个官员的地位，也形成了盘根错节达到派系集团的感情纽带。
以重臣为主又是一种关系网。
师生关系也是一种关系网。一名翰林，做一次乡试主考、副主考，出任一任学政，随着官职的升迁，做会试的同考官、总裁，殿试的读卷官，就可以桃李满天下了。
翰林们身处清要，俸禄微薄，生活清贫，若能得一任主考、学政，就吃用不愁了。而且，门生遍布各地，官职升迁，老师的声望越来越高，政治能量越来越大。任各级考官的次数的积累，成为文官仕途发达与否的标志。
师生关系虽然以道相传，但当科举考试变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后，师生关系却成了一种私人关系，似乎录取也成了私相授受的事情。门生仕途发达与否，似乎关系到老师的颜面和光彩。门生对老师的尊敬、爱戴、感激，更多的是私人成分，它成了官场网络的经纬线之一种，师生关系是人伦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乡土关系和乡情也是一种关系网。乡土观念中加了官场因素，凝聚了清末一个个地方实力派系。曾国藩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和李鸿章的淮系军事政治集团就是例子。乡土观念的凝聚力有时超过朝廷提倡的忠孝观念的力量，皇帝们对此不寒而栗，不时调动地方势力的首领人物也是釜底抽薪的措施。
宋朝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科举制度、荐举制度，又为一些新的“关系网”的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社会地位流动不居，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士人们相当自觉地构筑着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当时的士人交际范围广泛、关系活跃、连接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其中既有带着家世背景的往来，有姻戚之间的关连，又有因同学、同乡、同僚、同年以至同道之类关系而结成的友谊。他们评价人物注重气节学问，仕途的沉浮并不构成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障碍。
无形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无所不在，十分具体；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者间接地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似乎独立的个人，凭借其多层面的关系联结为群体，划分为派系，纵横蔓延为种种关系网络。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风云人物的种种表现，都潜藏着群体利害关系的作用力。
国家有考察网络，官吏有关系网络。这使我们看到一幅多维立体画面：一方面，官员们不得不置身于纵横交错的公共考察网络之下，另一方面，与考察网络交叉互动的，又有形形色色、四通八达的个人关系网络。前者调动着官僚体制下几乎全部的力量，组织浩繁，声势恢弘，却仍然难以确知官员的“实绩”，难以保证政令的畅通；后者不露声色，却在封建时代中发挥着颇为实在的作用。
1946年，殷海光在《中国国民党的危机》一书中说：中国历代的政治，可以说是“人的政治”；如果一个执政者将“人事关系”调整得宜，那么他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所谓“人事关系”，我们可以形象地说，血统、从属、师生、地域以及恩仇等等因素相乘或连乘之积，就是人事关系。这里说的人事关系，就是关系网。
[关系铭] 想人重用，拍马就行；欲己晋升，礼拜要勤。斯是诀窍，唯我高明。胡话贵乎多，献媚在于精，善于拉帮派，惯于巧钻营。可以讨喜欢，拿奖金。无办公之辛苦，无下乡之劳神。绒线细细结，青茶慢慢品。人赞曰：“聪明绝顶。”
[诀窍铭] 位不在高，头尖则灵；官不在大，手长则行。斯是诀窍，唯我钻营。对上捧粗腿，对下用私人；吹牛行鸿远，拍马不碰钉。可以开后门，讲交情。无正义之细胞，无原则之准绳。烟酒来开路，有钱能通神。自豪曰：“何鄙之有。”
辩证法说得好，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着的。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就产生了“关系”。哲学上的“关系”是纯学问，说起来没什么意思，有说头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关系”。
朋友关系、老乡关系、亲戚关系、亲属关系、同学关系、上下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邻居关系、情人关系、恋人关系、男女关系。。。。。。关系是一个凝聚力最强的词，它有着无限制的扩张性，任何看上去没有一点联系的事物，经过“关系”的一番运动，都可以建立起关系。
在一个规则意识不强的社会里，要问有什么东西威力无比，答案也许就是这么两个字：“关系”。升学、提干、调动、就医、打官司、工程竞标、公务员招聘、职务的提拔，任何东西看起来都有制度管着，都有规则在那里控制着，然而，“关系”——万能的“关系”却能无孔不入，到处都能看见它的身影。人们常常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可“关系”照样可以到大牢里去“捞人”，真正“疏而不漏”的只有“关系网”。有多少事情，没有“关系”的时候，办起来比登天还难，一旦“关系”到位，马上心想事成。
“关系”的凝聚力亲和力说到底来源于利益，这既有物质的利益，也有精神的利益。正是利益，把素不相识的人捆在一起，捆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共同体。
官场上有很多行话和术语。“上了谱的”算一个新词，想必应该是区别裙带关系中假冒伪劣产品的一个标志，是裙带关系泛滥逼出来的。想想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我们这个国家沿袭了几千年的官场文化。一个人做了官，有了权，凡是能挨上边的都会找上门来，挨不上边的也会想着法子攀龙附凤。无奈亲友太多，权力有限，这就有必要区别亲疏，鉴别真正假，因此“上了谱的”这个关系网上的防伪标识就应运而生了。“上了谱的”，就是有宗族关系、血缘关系的人。谱，有两种，宗族谱和家族谱，这里的“上了谱的”应该是指“上了家族谱的”，是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这种家族谱也不是传统上的，而是特指“裙带”意义上的，主要是指“姻亲姻属”。
宗族谱和家族谱，是一种记录家族迁徒、发展的事迹和家族人物关系的书，是以特殊形式组织、编写的家族生活史。宗谱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遗产，这种遗产被今天的官场用作区别裙带关系的防伪标识，这恐怕是我们的祖先所不会想到的。
中国的关系网错综复杂，除了血缘关系还有金钱关系、美色关系、师生关系、校友关系、战友关系等等。血缘关系用是否“上了谱的”来界定，那么金钱关系、美色关系用什么来界定呢？很简单，这就是社会中流传的“上了卡的”和“上了床的”。
“上了卡的”，是指金钱关系到了位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用钱当然能在官场上找到关系。但是由于反腐败抓得紧，送钱不容易，收钱的也在讲艺术，手中有权，但不能见钱就拿，拿了钱要办事，所以收钱的人要看场合、看事、看人、看金额。为了不混淆关系，只能用“卡”来界定。“上了卡的”就是指接了钱的，也就是办得成事的。上卡与否，就成了金钱关系是否确立的标识。
“上了床的”，是指美色关系到了位的。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今天不少革命干部也不例外。不少人不爱金钱、不爱古玩，但不喜欢美色的人相对较少。所以自觉有几分姿色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找上门去“献身”；本身没有姿色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花钱找美色去“公关”。手中有权的人，经常有人“送上门来”，对于那些勇于“献身”的美色，当然不能来者不拒，也有个能收不能收的问题。这就有了“送上门的”与“上了床的” 界定，“送上门的”不一定都能够实现“上了床的”理想，“上了床的”才是关系到了位的。
在上述三种关系中，民间还有一种说法：“上了谱的不如上了卡的，上了卡的不如上了床的。”由此可见，金钱超过亲情，色欲超过金钱，也超过亲情。
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站住脚，需要的是靠山，是环境，是基础，是人和。
当社会都变得没有原则和标准的时候，坚持美好的理想是那么不合适宜和可笑。人在社会，身不由己，要想混得好，终归要投靠一方，早投晚投一个样，还不如早点找个实力强的投靠算了。
社会是什么？就是一张网，就是人事关系结成的一张网，人人都是网上的一个点，网破了，人就全完了。
秘密就是身份，秘密越多的人，身份就越高。
领导平时口口声声要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真的到了调整干部的时候，才也好、贤也好，都记不得了，首先想到的都是那些经常在眼前晃动的亲信，而不可能是那些视线以外的人。古人说要知人善用，我对你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叫我怎么用你？
不能把自己的前途押在哪一个领导身上，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对哪一个领导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一个人不论进哪一个圈子，总是想着要进步的，这无可非议，但如果只把目光盯在一时一日的升迁上，那眼光太短浅，就会变得患得患失，经不起一点点风浪，产生投机心理，使自己的步子走不远，路只不宽，会把自己束缚住。
生活中，一个人的朋友往往能决定他的命运，认识一个贵人可以给你带来好运气，错交一个朋友也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是出门靠领导。
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
现在，老百姓忙着找关系，那些权倾一方的官员也在向上找关系。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是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
有关系靠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喜欢找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地缘、血缘关系往往在人际交往中处于主导地位。地缘、血缘关系本来可以孕育出真切的情感，但是，现在却常常编织出徇私舞弊的关系网，可见，什么样的制度背景，决定着地缘、血缘关系可能有着怎样的生长与发展。
不要一味地怪人们喜欢找关系，倒是应当追本朔源找一找社会体制中的那些漏洞和缺失，因为有漏洞和缺失的存在，芸芸众生才开始找关系。
“关系网式就业与权力出租”
人们为何一直讳言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求职的影响呢？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动用一切可以尝试的办法求职本身都无可指责。如果视“人际关系网”为一种市场资源的话，依托这一资源寻找就业机会也是市场资源配置的形式之一。从好的方面来理解，诚如有关人士分析的，通常认为人脉关系的形成往往依托于家庭关系背景，其实它的另外一部分可能要来源于大学生自己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因此，积极合理地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不断累积自己的社会资本也是个人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际关系网的另一面寓意着必须首先“拉关系”、“建关系”，其过程是否隐含着金钱关系与权钱交易呢？关系与权力往往不分家，“关系网式就业”是不是意味着“权力式就业”？
“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让数据说话，数据的背后隐藏着权力式就业的真像。而那些自身不具备权力就业优势者，也不得不“找关系”，他们惟一可用的只能是“用钱砸”，无疑增加了就业成本，权力出租者却从中牟取好处。
“关系网”式就业敲响权力出租的警钟。权力式就业是公平就业的天敌，蚕食着公平竞争的市场就业体系。越是在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的时候，越是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就业市场秩序，越是要阻止权力出租破坏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
在中国，干什么事情都要“找找人”。一个人还在娘的肚子里就要“找找人”，看看是男是女；分娩、上学、工作、调动、生病住院、提拔。。。。。。没有不找人就能够顺利办成的事情。不论你官衔高低，能耐大小，恐怕都有过找人同时又有过被人找的经历。不同的是，做官的被别人找的时候多，当百姓的一般多求别人而已。
从表面看，“找找人”好象是人际关系融合的表现，实际上是在为腐败铺垫基础。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不找人就办不成？或者办得不如意？为什么找这个人办不成，找那个人就能办好？这人是白找的吗？要不要“意思意思”？什么时候不再找人也能把事情办好，或者“找找人”与“不找找人”的结局是一样的，那就好了。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本来是“猫”，其职责是“抓老鼠”，但是如果老鼠用“鱼”把猫摆平了，实现了猫鼠“联姻”，猫对老鼠自然就“睁只眼闭只眼”；如果老鼠摆平了“大猫”，那么“小猫”甚至会怕老鼠。这种“猫鼠联姻”到“猫鼠一身”就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
一遇到麻烦，不去找法律，先翻翻电话号码本，看能找到谁。这典型地刻画出了熟人社会的处世原则。所谓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与公权私用有密切联系。只要公共权力被用来解决私人利益问题，人们就会尽其所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关系，建立起随时可以利用的熟人网络，于是，熟人社会就成为人们追求私人利益的必然产物。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也与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缺失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公民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他就会通过法律途径去抗争、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反之，公民权利意识淡薄，才导致一些人遇到麻烦，“不找法律，先翻翻电话号码本，看能找到谁。”，将保护合法权益的途径仅仅寄托在熟人关系上。
要真正构筑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就必须让熟人社会寿终正寝。这就需要加强对公共轻巧了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使公共权力不能也不敢用于处理私人事务和牟取私利，从而在源头上割断熟人社会与公共权力的联系，使熟人社会回归于民间，同时也使公共权力真正用之于处理公共事务。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就会从根本上动摇熟人社会的根基。最重要的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
突破熟人社会，走向以法律为基础的契约社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假如有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遇到麻烦时，不再是先翻翻电话号码本，而是满怀信心的去找法律。那么，我们就离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真正的现代国家不远了。
在地方政权，这个地方的政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庇护模型。模型的主体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相关的有四种人：一个是这个官员的“恩主”，也就是可以 庇护他的上级；二是他的下级，是他的被庇护者；三是地方政法系统的官员和他所掌握的“黑恶”势力。这个地方官员凭借他上下左右的关系网，可以无所不能，一手遮天。违法的事情可以由黑社会代劳，黑社会摆不平的，可以动用他所控制的司法手段干预，再捂不住，就找他的“恩主”出面，寻求庇护。而在他的手下，有众多他所提携的下级官员，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效忠”与“进贡”。维系这个体系的内在力量，是层层庇护网之间的利益交换，才是通过授官、行贿、利益分脏来维持这种互利关系，形成利益目标一致的政治联盟。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地方重大政治事务，这个联盟具有垄断权。对外，它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企业家、平民百姓，都会被这个体系分为“网外”和“网内”两种人，网内人可以分享利益，网外则受盘剥。在这种地方关系网的支配下，往往会形成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对抗的势力。
人际关系是社会最基础、最复杂的一种关系去；其影响社会生活的作用，往往大于工作的关系、组织的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现在是信息社会，无论什么人都一样，都要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领导也一样，有个关系比较亲近、比较熟悉、比较了解的人是最受欢迎的。
亲戚、朋友、同学、上级、部下和各种利益血缘、裙带关系结成的网，是一种互相利用、互为条件的关系。利益是维持这种关系的黏合剂。
人与人之间往往都是礼尚往来，你虽然有权，但你不肯为人办事，人家找你干什么？你有权时不帮人办事，等你退下来了，谁还上你家门？因此，现在的领导都想趁自己有职有权的时候为人办些事情，多培养几个亲信，给自己留些后路。有些领导尽管退下来了，甚至作古之后同样门庭若市，都是在位时乐于为人办事的回报。
什么是朋友？“朋友是双月互照”。月光下的一切虽然清高雅致，但孤独有余，阳气不足；只有把两个月字重叠起来，才能度过难关。两个“月”字重叠是“用”字，就是说，有用的则是朋友；换句话说，就是：没用就不是朋友。
据报道，广东有400多名私人企业老板自费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是为什么？在逐个人眼里，关系是最重要的；而且同学关系是 最靠得住的。现在不是经常有人搞什么同学会，但是，小学、中学，就是大学又有多少同学能当官呢？所以这样的“同学资源”的利用率是不会太高的。相比之下，党校的“同学资源”可利用的效率就高得多，因为那里的“同学”基本上已经是县长、市长甚至省长。。。。。。党校的级别越高，“含金量”也就越高。
商场乃江湖，官场亦江湖。在封建社会，“同门之谊”就是一种丰富的政治资源。在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寻租盛行的当今社会，精明的老板们岂能不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
大凡在官场上混惯了的人，干什么事情都想靠某个人的关系讨个巧。这已经成为官场人们的思维定势，而且越是手中有权的人，越不相信世界上有摆不平的关系；因此，越是手中有权的人，也就越热中于搞关系。
在一个单位，好感就是人缘，而人缘又是提前握在手中等待改变命运的选票。当领导的，平时手里握不住几张有情有义的备用选票，仕途中遇到过沟个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人在得势的时候，朋友多，但真的少；人在失势的时候，朋友少，但这时候的是真朋友。
同比自己职位高的人斗，如果没有比对方职位更高的人支持，是不会成功的。
善于理解别人，看别人脸色吃饭，才便于和别人和平共处，才会让别人喜欢自己，才能把别人团结住。
谁都不得罪，就是两面都得罪。
笑脸，无疑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和通行证。
老人说：堵啥也别堵人的路。这是做人最忌讳的事情。
一个朋友一条路，一个仇人一堵墙。
任何一种合作，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感情只能起到催化作用。
在如今的社会里，“关系”永远是战胜“规定的法宝。”
人事关系就是资源，资源只有自己垄断才能发挥最佳效应。
现在官场上流行的是个人感情+革命感情，这两种感情凝结在一起，地位才能巩固，才能晋升。改革开放的年代，法制不健全，经济秩序又混乱，这种个人感情+革命感情的干部最吃得开。这年头没有问题的干部不多，要是有了个人感情，工作中就是有了失误，用个人感情去处理，说道说道就过去了；反过来个人感情有了深度，又加深了革命感情，配合越来越默契，还有什么不好办的。
如今在官场上要想有所作为，靠自己一个人埋头奋斗、苦干傻干肯定不行，得编织一张互利互惠的关系网。你说是结党营私也行。
铁哥们的含义：一起同过窗的；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分过赃的；一起嫖过娼的。
上面关系没处理好没人用你；同事关系没处理好没人帮你；下面关系没处理好没人服你。
上级的事情坚决、快速办；同级的事情尽量办；朋友的事情拖着办。
你为了让一个人满意，你让多少人不满意了？让多少人对你失望了？
争取与领导的红人成为朋友，至少不能成为对手。这也是一条官场“潜规则”。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政治分的重要对于一个官场中人来说，有没有政治背景，有没有政治实力，关系非同小可，甚至涉及到生死存亡，政治分就是政治前途，关系到今后是大踏步前进还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往后倒退的极其重要一步。
中国的从政原则是：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乡镇基层官员往上走的空间并不大，他们离地方权力中心偏远，太多的基层压力又很难出政绩，有机会往上走的官员，必定懂得平衡上下两方面的关系。
中国的乡土政治规则使在仕途上能往上走的乡镇基层官员群众基础都不错。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官员，换个地方就不一定能适应。
在封建社会，权力的传销一般是以师生之谊或者同乡之谊展开的，进入现代社会，权力传销的形式更加多样：同学、老乡，只要能够用得上的各种关系，都被人们用上了。权力寻租是一种交易，难以实施就会立刻停止。而权力的传销则是一种社会人际关系的形态，凭借着类似于传销组织的“上下线”关系，及关系之外的交叉和彼此的感应，用贿赂与被贿赂形成一张可怕的大网，这张网，大到可以把整个社会都吞噬干净。
在中国金钱与权力的隐秘联系是上流社会“相互联系的艺术”。
在中国，永远是“官本位”战胜“金本位”。
行贿是犯罪，拉关系可就是再合理合法不过的了。
关系就是生产力。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时候对一个人的毁与誉，牵涉的并不是这一个人。
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一个人要是离开了关系，那么他在这个社会上将不可能获得成功，即使成功也是有限的。官要越做越大，靠的就是关系，方方面面的关系，一个用金钱织成的关系网。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人们最看重的原则是远近亲疏，推而广之，就是以人的“生”与“熟”来确定自己的处世态度。如果是“熟人”，自然要笑脸相迎；如果是“生人”，只能是漠然处之。因为熟人多是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这些人对自己的评价将会产生直接的利益效应，因而不得不笑脸相迎；而生人是与自己不搭界的人，他们怎么看自己无关紧要。表面上的没有礼貌，其实是以潜在的利益权衡为心理基础的。有一个规律：再傲慢的人见到顶头上司，也没有不点头哈腰的。而且越是对下级傲慢无礼的人，对上级越是卑躬屈膝。
从寻常角度看，以“利益”来网结关系，是官场人员的特色之一；谋取利益是“结网”的终极目的；而人际关系“网络”中，所有“勾结”都意味着冲突，冲突的“升级版”就是憎恨，憎恨的“升级版”就是你死我活；当人际关系发展到利益冲突不可调和后，报偿的极至就是死亡。
优化公务人员的人际关系是当务之急。“利益”的渗透力是极其强大的，“贪欲”也是人性恶中强大的本性，“利益贪欲”的强大内驱力，就会驱使你去交结种种不宜交结的人，而“不宜交结的人”也来巴结你这种适宜交结的人。从而编织官场人际“蜘蛛网”。某些官员为何需要结网？蜘蛛给你的启示是：费心费力结好这张大网之后，就可以坐在网中央，守株待兔，守网获利了。在“出事”之前，大抵是没有人认为那“网”是恶劣的。
人情是润滑剂，，好多人情是由权力或地位供起来的。你在位时，因为有帮助别人消灾解难、升迁提拔的条件，自然有人与你套近呼。
重利害而不重道义，这种事实早已成为金科玉律。
关系的亲密和疏离往往可以决定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原谅和信任程度。
13.2 关于圈子问题
“圈子”一词是近二十年流行的新词。古代叫做“党、派、党人、朋党”，近现代俗称为“山头、码头、窝子、门派”，也有叫做“沙龙”之类洋名的。圈子现象是当代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课题之一，学名叫做“非正式组织”或者“边缘化组织”。其实，圈子是个老现象、老问题、老话题。当代人大多从文化娱乐界的热闹中看到圈子之利，而不知圈子的束缚、牵连、局限之弊。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圈子”就是“社群”、“部落”、“团体”；通俗的说法，圈子就是“关系网”的变称，其同意语还有团伙、帮派、社团、组织、山头等等。俗话说“熟人多、好办事”，意思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即是看他生活半径的大小，尽管圈子的说法经常会被打上政治和文化的印记，每个人在潜意识里都想依靠一个下圈子。
圈子不同于公法上的组织机构，也不同于私法上的法人实体。没章程、没责任、没权力、没义务、没和约，依靠兴趣爱好结合，依赖风俗习惯维系，全凭“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约束，组织形式和行为松散、无序、多变。如果没有事业上的长期合作，任何圈子都是“缘熟而聚、缘尽而散”。
圈子里的秩序依据名位、能力、资历、声望、人缘和对圈子的贡献自动形成，从属、伦理、理论和利益等关系交织其中。圈子里面再套圈子，依亲疏远近在思想、行为和密度上划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外围层。核心层通吃一切资源，紧密层左右逢源，外围层不过是看热闹的而已。个人的成功最终要靠自己的努力，圈子仅仅是个桥梁和纽带，不可能包办代替。圈子的老大被拥戴，也被拥挤；圈内人被关照，也被关卡。许多人成也圈子，败也圈子。
圈子良莠不齐。良性圈子是一种和谐力量；反之，则与正式组织、法人和自然人的关系产生内在紧张。正式组织和法人实体之外的圈子多半为良性圈子，至少是无公害的朋友圈子。正式组织和法人实体里的圈子因为有利害关系、感情纠葛，所以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结党营私，相互利用，党同伐异，破坏体制、秩序、公正，侵蚀公共权力和利益的圈子就是古代人说的“朋党”，是典型的恶性圈子。恶性圈子往往是紧密型圈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倒一个头目倒一批人。
名利场上的圈子与圈子之间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专业江湖。圈子是对内开放的，对外是封闭的。圈子之间占山为王，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互动和搏弈规律与打麻将差不多，结局也与棋牌一样“牌打三十年，各装各的钱”。圈子内部因为合作关系或者兴趣爱好坐到一起，没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大家会相安无事，友谊第一；在利害冲突面前，总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亲家路宽，冤家路窄。
圈子如同围城，城外边的人努力冲进去，城里面的人努力躲起来；圈子外的未名人士希望被认识、被关注、被追捧；圈子里的知名人士努力让人看不着、听不见、说不白、弄不清。
圈子问题的客观原因在于公民自治水平偏低，公共信息不对称，社团组织不发达、不健全，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畅通无阻，显规则形同虚设；主观原因在于华人社会居心于有意无意之间，立足于庙堂与江湖之间，飘摇于利害计较与是非曲直之间。
农村以血缘为基础，以家族为圈子；现代人随着科技的进步，更在象蜘蛛织网一样，努力让自己的圈子越画越大。
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一种共性，无论是职业、品味、爱好、特长、个性、收入、甚至年龄、性别，都足以组成不同的圈子。
圈子是长期积累和精心构建的，但又是无形的，它的内在具有排他性。许多事情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知道，许多好处也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享受。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各种有形无形的圈子所影响。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但处在一个个洋葱头结构的圈子里，每个圈子都有核心，有边缘，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说话的分量各异。但是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圈子的依赖。
每个圈子有每个圈子的游戏规则，官场更是如此。圈子内的大都是懂得规则的，即或不甚懂，也会在这个规则的隐性制约下本能地去做。
古人说：朝中有人好做官。现在想在官场中混，恐怕还要千方百计钻营进某一个圈子，寻求一张保护伞。官场中人进入某一圈子，成为“某某的人”，是有本事、有能力、受赏识、前程似锦的表现。官场中的食物链不仅使得官员结成团，起到了利益输送和保护伞的作用，而且严重腐蚀了官场，如果不进入这个圈子，不向这个圈子输送利益，那就将永远被排斥在仕途的道路之外，迫使一些人不得不放弃原则而加入这个圈子。这个圈子如滚雪球一样，将一些官场歪风邪气传染到干净的地方。
圈外清、圈内贪的“圈子病”已经成为官场中值得警惕的一种特有现象。在小圈子中，杂人虽少，但角色俱全，通常都是掌握实权的一些党政官员或者国企老总坐镇圆心，趣味相投的官友、大款、巨商占据圆面，秘书、司机、财务等办事人员在圆的弧外线上担任谋士。大圈子作秀，小圈子作孽。官场中的这种圈子病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腐败分子的小圈子越小，越不易被人识破，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
圈子的魔力在于：一旦进入圈内，就不约而同地形成默契，对圈内人的事情不遗余力、有求必应，政治生活私人化，圈内兄弟好办事。私事公办，化私为公，是圈内相互谋取私利时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大凡进入圈子中的人在圈子内需要办什么，往往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官靠商富，商靠官发”是互相之间通过利用后达到的目的。象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那样要起钱来不论张三李四“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的腐败招数，风险太大，要做到既捞钱又降低风险，就必须采取“放长线”“打深井”的手法，还要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
在社会中，多数人注定是要别人替他们说话的，尽管由工作、生活而形成的众多人际交往圈子内，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但事实是总会有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左右，社会也就分化为平民、精英、贵族。他们依照经济条件，文化教养、政治需求，各自建立起一套行为准则，在这些准则之下，圈子也就成为一个准社会单位，虽然无形无声，但它限制着每个人的行动，同时也相互碰撞和渗透。
没有永远的圈子，就象不存在无保留的友谊，圈子可能随着社会环境而伸缩，但每个人都在其中，谁也无法脱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