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里有个规则，就是你必须和大家一样，太出格了不行，太有本事了更不行。
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是圈子的本质。圈子是一种互利的活动关系，只是这种互利是经过长期积累和精心构建的，它没有商品买卖那么简单，也没有权力支配那么生硬，也不象商业化的俱乐部那样随意进出。圈子内外，由人际关系而结合，是社交利益的好渠道。
现在是老乡帮老乡，同学帮同学，战友帮战友。各个单位、各个层次都有不同的圈子，你进入不了人家的圈子，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枉然了。
围绕权力人物，都会形成一个生态圈，衍生各类物种。权力人物一旦失势，生态圈就不复存在了。那些赖以生存的物种就会退化、变种、迁徒、绝迹。
“谁是谁的人”是一个许多人常用的话，在机关呆过、在企业干过、在官场混过的人，多会用这句话。一个人一旦成了谁的人，他就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主意识了。古人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个人一旦成了谁的人，他必定战战兢兢，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此人。因为他要从主人那里讨衣食、讨名誉、讨权力。
圈子本是个数学名词，标准的定义是：圆而中空的平面形；环形；环形的东西。引申到社会生活中，意指：集体的范围或者活动的范围。
这个定义是简洁而准确的，是普通老百姓所理解的圈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自己为圆心，以不同的纽带为半径，就可以划出不同的圈子：以血缘而定的亲人亲戚圈；以交际而定的朋友圈；以工作而定的同事圈，此外还有同学圈、老乡圈、娱乐圈等等，不一而足。
在社会职业框架上，我们也经常说各种圈子：演艺圈、体育圈、学术圈、政治圈。。。。。。
各种大大小小的圈子交织而存，各色人等也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圈子中。有的人圈子多，有的人圈子少；有的人是圈子中的重要人物，有的人就是跟着人家混；有的圈子慢慢变小甚至不存在了，有的圈子却逐渐变大了；有的圈子很封闭，外人难以进入，充满神秘色彩；也有的圈子松散无序，散漫自由。。。。。。圈子给人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是每个人生存的心理需要。
在中国古代政治系统中，圈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官场一直是凌架于老百姓之上的特权系统，也因远离普通民众而充满神秘色彩，改朝换代，荣辱沉浮。政治是一个很复杂的生态系统，得失成败很难简单地总结，政治人物是是非功过也很难用简单的标准来衡量。
圈子一说，在百姓而言只是个生活范围的概念，但在政治系统中，却是一个官员安身立命的本钱。在政治词汇中，与圈子相近的表述还有很多：宗派、帮派、山头、派系、党羽、势力、班子、集团等等。简言之，一个官员置身于这个系统中，或主动自觉加入一个圈子，或无意识地卷入一个派系，或纯粹是被别人当作是某某人的“人”，多多少少都会被归类和贴标签。一个圈子就是一股政治势力，要想完全置身事外，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被边缘化：上边没有人照顾你，下边也没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个，既成不了气候，也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朝中有人好做官”——被人推荐赏识和提拔了，你就应该站在这个人的队伍中，如果左右摇摆，不但会被这个圈子抛弃，也很容易被别的团体所不齿，也就很难混下去了。
对圈子的研究和经营，可以说是古代政治官员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小人物要选好圈子，设法投靠加入，并逐渐在其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大人物要组建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资本和势力；最高级的领导者则要平衡好各种圈子，让其存在并竞争，但不能容忍其中一支势力太大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就圈子的组建和形成的目的而言，可以分出一定的层次来：
第一层是志同道合，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团结到一起的“君子”。在中国古代，这类人物基本上是一些理想色彩比较浓厚的读书人，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学而优则仕，想为君主分忧，想为天下苍生谋福利。
在这个层面上有一个特殊的圈子：清议派或者称为清流。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各级政府官员，是一个从读书人到行政人才的转变。有的人综合素质本来就高，经过简单的实习即可胜任，尔后边干边学；但也有许多书生意气很浓，纸上谈兵是高手，而一旦实际任事，就眼高手低了。再加上古代政治制度中特有的言官制度，即专门有一批御史、言官之类的监督官员，可以“风闻上奏”，没有事实根据也可以批评官员，向皇帝告状。在中国政治史上，这样的“政治评论家”是屡见不鲜的，他们往往会左右社情舆论，对政坛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好的也有坏的。总体来说，这个“清流”圈子基本上可以归入第一个层面。但因为他们只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即使他们掌握了权力，往往也难有实际建树。
第二个层面可以简单定义为利益集团。这部分的人物相对前一部分来说，要低一些：他们的才干和抱负要小些，地位也低些，在圈子中也多属于二流人物，但他们人数众多，是政治系统中承上启下的部分。他们所结成的圈子是一个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集团。
公正的说，这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胸无大志自甘平庸的。初出道时，他们也同样有理想有追求，是想干事业的。但理想往往在现实面前被击碎，几番碰壁和挫折之后，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畏难而退，变得事故和圆滑起来。宦海沉浮，拌君如拌虎，他们开始明哲保身，而且经过多年的为官生涯，他们已经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要保住这一切，他们不免要媚上欺下，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也非大奸大恶，没有什么为非作歹、祸国殃民的恶迹。他们只是官僚系统中的普通人——有较多私心和较少牺牲精神的普通人，这样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多数。本来，世界上就难说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任何人身上都有“好的成分”和“坏的成分”，大英雄和大奸臣都是少数，中间的大多数是一个系统的稳定成分。
在政治生态系统中，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所以，虽然他们不是耀眼的明星，但往往是政治力量的基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中的恩怨情仇、门户帮派也是一种圈子。圈子会形成一张潜在的大网，把你裹在其中，把你的命运同很多人联系在一起。古代的政治江湖更是如此，对于众多的官员来说，他们要解决好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重要问题是跟对人。首先是政治势力的大小，是权倾朝野如日中天，还是风头已过在走下坡路？有没有发展潜力？有没有牢固的根基？核心领袖人物的前途如何？有没有潜在的危机？这些都是不可不细细盘算的。其次是自己与理想中的圈子的渊源。能不能与其中的关键人物发生直接的关系？诸如同乡、同学等等。自己能否体面地加入？自己的身份在圈子中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没有发展前途？自己能得到的眼前好处和长久利益是什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和机会成本？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要有人跟，也就是说你还需要经营好自己的小圈子。这个以你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是你的重要政治资本之一，它也决定了你在上一个层面的圈子中的地位。一个政治官员，要善于“跟上”，上边要有人；也要善于“御下”，下边也要有人。要妥善分配好下层的利益关系，学会用各种手段团结人，用理想、用利益等等。
为官行政者，要组建自己的圈子，最忌讳的是贪恋和刻薄寡恩：好处和利益都归于自己，过失和责任推委给下属，而且对下属严苛，少有笼络。具体的行政事务千头万绪，再好的政策也必须要有得力的人手给你去实施，所以，没有一支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队伍，自己在政治上也难有好的前途。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历史上，有许多政治家自己并不贪婪，很精明，也有好的报负和追求，但往往功败垂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清廉：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结果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见容于上下以及同僚，搞得就剩下自己一个好人，即使有很好的政策，也让下边的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给下属利益和好处是最起码的条件：人家跟着你干有前途，那么干得才有劲。而且，必要的时候还要保护他们，甚至是“护短”。有个小毛病小问题，要能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羽翼，羽翼被人家剪除了，你自己还怎么飞？
更多的时候，政治是一种妥协和平衡。局势如此，高层领导者也希望如此。细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我们会发现：如此广大的疆域，自然需要庞大的行政管理系统。庞大的系统运行的时间久了，自然会有它的惰性和惯性，这些惰性和惯性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而任何改革新政又需要大部分原来的人马去施行，道理很简单，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换了，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干了。在现实面前，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妥协，新的政治力量与原来的势力交锋和均衡，至刚至猛的外功不一定就能敌得过看不见的网和阴柔的太极拳。所以说，古代政治系统中的这些无名之辈是很严密的关系网圈子网，是盘根错节的生态系统，是在舞台上表演不精彩、没有太多掌声的众多配角似的人物，但他们却是最基础的力量。任何一个优秀的政治家都不能轻视他们的力量。
在圈子中还有一个结党营私的小人集团。中国历朝历代都不泛这样的小人集团。君子与小人，忠臣与奸臣的交锋斗争是历史中最常见的内容。但在现实中，没有百分之百的君子，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小人，利和道也往往纠缠在一起，道和道也有水火不相容的时候。
就君子就有小人，这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政治家要想干成自己的事业，要“亲贤臣远小人”，但有时候也必须采用手段，利用好小人，或者最低限度要不让他坏娘子军的事业。
“治大国如烹小鲜”——政治是个文火慢炖的功夫活儿。
政治家最忌讳意气用事，政治家的境界是委曲求全，任劳任怨——这也是一种牺牲，没有这种牺牲精神，那么最多成为一个“清流”政治家罢了。政治家要能屈能伸，不仅仅是立言、立德，更重要的是立功。
有韧性还要有肚量，容得下自己的人，自己不喜欢的人，比自己低的人，在某些方面比自己高的人，对国家有用的人，对自己有用的人。
政治的升迁其实就是圈子的转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流动是自然规律。一般来说，一个官员在一个职位上干上几年，兢兢业业，有些成绩，没有什么过错的话，总能得到升迁的机会。政治上每上一个台阶，周围圈子的构成自然就发生了变化。政治地位提升了，那么在圈子中的位置自然就不同了，对上他成为上一个圈子里的成员，对下他就是这个圈子的核心。
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还有一些特殊的集团。严格意义上他们不能称为官员，但往往对官场有重大影响。一个是太监嫔妃集团；一个是以师爷为代表的幕僚以及胥吏集团。
官与吏原来没有严格界限和区分的。在两汉时代，每个机关的长官称为“官”，其他的下属就称为“吏”。唐朝的时候，官与吏之间的区别就很明显了，吏的地位逐渐下降。到明朝情况更加不同了，朝廷规定了胥吏不准当御史和考进士，这就基本上把胥吏的出身和前途给限制死了，吏成为没有品级的行政公务人员。
古代的官员大部分是科举出身，有了功名但不等于有了实际治理的才能，尤其是到一个地方上任以后，对地方行政系统的运作以及当地情况，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这时候，挑选一个好的师爷就至关重要了。在明清时代，师爷已经成为遍布全国行政系统的重要力量。
因为很多实际的政务都掌握在胥吏手里，他们的本事师徒相传，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势力。好的胥吏和师爷与官员配合起来，则政治清明，否则，“任你官清似水，怎奈吏滑如油”，用人不当，治下无方，便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往往是矛盾的结合体。他们读四书五经长大，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可以说是深入其骨髓，可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他们一不得不权谋机变，施展手段。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但如果在动荡时期，读书人就没有多大的市场了，这种时候一般是英雄、枭雄、土匪、流氓、无赖等等的时代和乐园。因为乱世是没有秩序和游戏规则的时候，而读书人读的书越多，所受的约束就越多，他们的思想潜意识中，伦理道德都是规范自身行为的规则。
如果圈子中除了领袖，只有一个全面型的二把手作为次级核心的话，那领袖晚上就肯定睡不着觉；如果有两个次级核心的话，，这两个人很容易联合起来共同谋反，领袖很容易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而三个人联合的难度要大得多，而且如果没有得力的次级核心和干部也不行，事情干不成。所以，作为最高领导，随时要掌握全局，不可能让其中的一股势力发展壮大到威胁其他两人的地步，更不要说威胁自己了。
官场上有一个规则，就是“善归于上，恶归于己”。所有荣誉都应该归上司所有，下属如果分了上司的荣誉是会出问题的。“善归于上，恶归于己”是安身保命的良方。
政治家的根本是自己的队伍和势力，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在此方面花费心血，这样才能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本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短期的崛起到长久的霸业，根基扎得越牢固，则枝叶就会繁茂，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
在政治圈子的交锋中，要想打击对手，首先就是要铲除对方的羽翼，逐步削弱对方的势力。把政治舞台切割成几大圈子，把朝廷重臣卷入其中：你只要身在重要位置上，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帝王管理学”的核心就是要在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圈子之间搞平衡：要有塌实肯干为国为民的老黄牛，有对自己摇尾乞怜的狗，有收放自如可随时消灭异己的狼。
人际交往是一门大学问，其核心问题是：第一，交什么人？第二，怎么个交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要交大人物。可是，大人物很多，到底谁更有前途和希望，需要一个判断。而且，同时有多个大人物都有前途时，结交哪一个？这就要分析哪一个可能接纳自己，在哪一个圈子中混有自己更好的位置等因素，不可贸然行事。如果四处碰壁，那么名声就很糟糕了，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个问题也很有学问，交际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分寸尺度。钻营门路，结交高人，笼络人心，是政治人物的基本功课。中国古代有不少官员以“能”著称，所谓的能臣、能吏，除了精通具体业务外，就是人情世故上的精明练达。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尤其对那些热衷于功名的人来说，具体业务能力只是敲门砖，关系网经营得如何才是升官发财的关键。上边没有人赏识，下边没有人追捧是不行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贵人”一说。所谓的贵人，就是那些位高权重，在关键时候能够关照自己的人。而贵人不是毫无由来地就能关照自己的，要靠自己平时大量的“工作”：要让贵人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欣赏自己。这样，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才有可能轮到自己。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那么准备工作要做到什么地方呢？光埋头做业务是不行的，否则，当机会来临时，贵人头脑里的备用干部名单中根本没有你，怎么会推荐你呢？
说到底，封建社会的官场就是关系场，就是一个个圈子网。从低到高，一个个圈子混上去，靠的是自己的本事以及重要关头贵人的关照。
有天分的政客对人际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他知道哪些人是将对自己的前途发生重大影响的贵人，他知道如何去靠近和赢得贵人的好感，他也知道如何在一个新的圈子中立足并逐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能量。
在政治格局中，要想不断地进步，除了上面要有通天的贵人以外，还要有效忠于自己的势力集团。这是一般情况下的通常道理。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作者）主义者关于什么是牢固的政治势力圈子，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评定：在这样一个圈子中间，只能有一个一号人物，众多的三号人物，不能存在二号人物。否则，权力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圈子的牢固性就不复存在。
对于小人来说，绝对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小人能结成朋党和集团，其主要的动机就是利益两个字，其表现方式就是“趋利”和“避害”。
如今的官场体系，基本上还是官选官、官考官、官评官，这使得官员只在意官场评价，更多考虑下属官员和同僚的利益，只要把下属官员和同僚安抚、迁就好了，就升迁有望至少不会倒。而如何才能安抚好下属和同僚，当然是只有第二财政多收，丰厚小金库，明里暗里增加机关福利（甚至纵容下属腐败）。而要壮大第二财政和小金库，只有炒高房地产，城市规模大了，腐败的权利提成也多了。如今的大腐败已经转移到城建和房地产领域。有几个有猫腻的地产项目背后没有权力的插手？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腐败的权力利益与共。
在我们中国，"圈子"是个意味深长的词汇，贪官的"圈子"，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官场现象，它无处不在却又无从查找，人人皆知却又讳莫如深。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运行和走向，贪官们的一举一动，也无不牵动着这根敏感的神经！
贪官为什么需要有个圈子呢？道理很简单：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它，就有了依靠和保障，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和资源，人们常说的谁是谁谁的人，所以就上了；谁是谁谁的哥们，所以就发了；谁有谁谁担着，天大的事情也能够摆得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圈子的组织十分严密，虽然没有名称、章程和组织机构（他们才不会干这种小儿科的傻事），但绝对等级森严、分工明确、运作有序，一切都在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之中。圈子对成员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想进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察"。圈子里则完全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对成员的要求第一是忠诚，第二是忠诚，第三还是忠诚。圈子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如果圈内有人不按游戏规则办或圈外有人无意中冒犯了他们，那肯定会听到这样的提醒："你还懂不懂规矩？"接下来的事情你可就要小心了！
圈子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但有官员、警员、商人、艺人和文人，还有流氓地痞，甚至还有军人和学生。是共同的信条、欲望和心态使他门走到了一起。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往往以"某某长"或"某某总"相称，极为文雅而卑谦；可当哥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爷们、哥们、老大、老板"便成为了他们的名字，如果还喝上几杯，那就更加热闹了，什么刺激来什么，可一出房门，道貌岸然又重新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
圈子里的话题极为广泛，上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最新动态，下至昨晚那个小妞好不好玩，应有尽有！但说得最多的还是权力和金钱，比如人事问题，就是圈子里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也是贪官的圈子与黑社会组织的不同之处）。人们通常以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家企业、一个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谁上谁下谁进谁出这样严肃的问题，应该是在会议室里决定的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往往是会前就已经在酒桌或牌桌上敲定了，会议只是个形式而已，这是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一条"潜规则"。操作和支撑这一规则的，乃圈中人也！
如此复杂的圈子靠什么来维系？当然不是革命理想，也不是三个代表，而是共同的利益关系和利害关系。利益关系就是相互利用、相互勾结获得的财富和权力，将他们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利害关系就是在一起干了太多的坏事，人人兜里都有一本流水帐，谁也惹不起谁。他让你拿了钱，入了股、上了床，甚至还有那么几条命案，捅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你除了乖乖地听命于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一些本来不是贪官的官，就是这样被他们搞定的。一首颇为流行的顺口溜讽刺道："官场哥们有五铁：一铁一起同过窗，二铁一起下过乡，三铁一起扛过枪，四铁一起分过赃，最铁一起嫖过娼。"就是这种状况的生动写照！
看到这里，你也许心里在嘀咕：这不整个就是个黑社会组织吗？确实是这样，从本质上说，贪官的圈子与黑社会组织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他们直接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具有更大的危险。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分出圈子。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这个意思。有可能是迷恋一种生活品位，或者是一种特殊的休闲爱好，都能让人走到一起，形成圈子。圈子其实小可以是二三知己，大可以是众多的爱好者，有可能是关系密切，朝夕相处；也有可能是在网络的虚拟现实中存在。圈子的特点一是松散，不是严格管理的组织，所以没有多少限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二是基于兴趣。
这里有个悖论：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变成了“大众”，什么都能放开，沟通非常便捷，话题已经公共化，生活也越来越同化；但圈子却越来越多，划定的界限也越来越多，一方面我们几乎透明地暴露在众人面前，另一方面我们又迫切地将自己隐藏在圈子里。
世间最深的伤害，常常来自最要好的朋友，人们可以容忍敌人的拳脚，而不能容忍朋友的伤害。
朋友翻脸后更容易把对方置于死地，因为朋友才知道对方的薄弱之处，也才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先发制人.
人有多少关系，就有多少感情的债务。中国人把更多的时间不是放在自身的修养和深造上，而是放在了和同事、朋友、亲戚、同学及各种关系上，最典型的就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实际情况是，路越多，红绿灯也越多。中国人恰恰就在凡事无章可循中，活得很累很累，在很累的同时，又浪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
任何反目成仇的和解，都是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世界上任何东西，一经破坏，便不会恢复如初，破镜重圆实在是一句很虚伪的话。
一个单位是个圈子，圈子里围绕着核心人物又有个小圈子，里面的几个人把各种好处都包揽了。
圈子里是要讲对等原则的。
圈子里就是这么回事：大家都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
在圈子里呆着，要训练有素，把形体语言、面部语言调整到得心应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在精神上的优势和劣势，并不是由这个人怎么样决定的，而是由他头上的那顶帽子决定的，你不得不把帽子看得比人格还重要。
一个人把事情看成正常现象，就没有什么苦了。说来说去还是太爱自己了，太爱自己就是不爱自己，圈子里的事情就是这样。想进入又把爱憎都写在脸上，那是不行的。圈子里的关系说到底是利益关系，爱也好恨也好，都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谁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因为自己重要，所以自己正确，越是大人物就认为自己越重要也越正确。一个人掌握了几顶帽子，他就可以威风了。对下面他是永远正确，永远不会有错误。除非你什么都不要，无欲则刚。但是，什么都不要也不行，最多只能做一个沉默的局外人。有些人在位置上坐久了，手下都是自己安排的人，他的想法对手下人就是圣旨。
世界上就有两种人，一种是说的人，一种是被说的人；说的人掌握了别人的命运，被说的人命运被别人掌握。
世界上就有两种人，一种是被别人气死的；另外一种是气死别人的人。你不做气死别人的人，就肯定是被别人气死的人。人跟人就是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看你处在什么位置上。生活中有许多相对独立的圈子，一个人在这个圈子中的地位，还有他能够得到的利益，是按照他与核心人物的关系来确定的。核心人物手中有若干顶帽子，帽子下面有一切。因为他是资源之源，他能够相当随意而又合理合法地把资源分配给自己所认可的位置上去。权就是全，其辐射面是那样的广，辐射力又是那样的强，是一切的一切，是人生的大根本。钱做不到的事情还是有的，而权力做不到的事情就没有了。所以有那么多人为之豁出一切，甚至拿生命孤注一掷。曲线救国到底还是为了救自己，现在的人拉关系都不必掩饰了，后面的功利动机都是一清二楚的。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事情办了就是真。办了就建立了关系，就有了默契，一切都在不言中，无需多说，这也是游戏规则。
一个人既要在圈子里求生存，又要对圈子里的人和事说三道四，那是不可能的。
圈子里的人，天然就是一条战线的，高度默契。没有重磅炸弹不要想炸翻一个人中国的官上去不容易，下来更不容易，能上能下能官能民，那是报纸上说的。
在圈子里，关键就是政治上站在一起，这是大问题，其他的都不是问题。谈不上永恒的朋友，也谈不上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政治上的同盟关系是最真实可靠的，也是最稳定的，除非有一天利害关系变化了。
在圈子里有回报这是规矩，没规矩就没方圆，游戏就玩不下去。一个人的走运是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倒霉为代价的。
在圈子里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大人物的心思了如指掌，要吃透他们。凭借本能准确地把握那些无法言说却又意义重大的事情。
什么事情都是人在做，规则只能限制那些没有办法的人；对有办法的人来说，规则只是一张白纸。圈子里形式比内容更重要，更有内容。形式就是实质，进入这个圈子，你不得不全神贯注地关注礼仪，这是给人一个定位。不然为什么皇帝要搞登基仪式？
进步是人人都梦想的事情，不能说谁是野心家，批判别人是野心家，那是很可笑的。你以前一点野心都没有，谁又会照应你？世界太现实了，圈子里尤其如此。对任何人，你只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设想他的态度，可千万不要去虚设什么公正的立场，那些原则是在打官腔敷衍老百姓的时候用的。
圈子里的人凭什么捏到一起相互照应？老乡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依据。
圈子里的思维方式与常人不同，向上负责是第一条。
在圈子里呆久了，就形成一种看人看事的眼光，这就是从利益关系去分析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这是最可靠的，而友谊、人格和道德的眼光都不太牢靠。圈子里的友谊是在精心设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具有民间友谊的自发性，一旦你不在其位，友谊也就完了。这种思维经过多次检验，几乎是百试不爽。这使你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些，而对人性的评价却更低了。
在圈子里，不能抱幻想，对什么人、什么事情都不能抱幻想，任何时候抱有幻想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圈子里的等级把人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在每一个小地方都得把层次体现出来。
圈子好象是个黑洞，好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安排了一切，进去了就身不由己。多少人以平民的姿态走上领导岗位，不出一两年，想法就完全变了，坦然地走在了既定的轨道上。
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渗透到了圈子里面，大批操作大师进入了岗位，他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信念，要求他们不以自己为中心设计一切，那可能吗？
办事一定要找关系，找到关系就没关系，没有关系就大有关系，只要找到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要疏通关系，不怕关系压关系。
友情只有在从小结下的朋友中才可能延续一生，成年后的结交则必有交易的成分；感情只有在爱人或者亲人中才可能延续一生，爱人靠情意相通，亲人靠血脉相连。
其实朋友一般都是到了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的人。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牵线人的角色已经成为政治舞台的主持。跑官的人离不开牵线人，手里有官票的人也需要牵线人。
走上了从政这条路，真才实学是一种能力，协调关系也是一种能力。要广泛结识有用的人，要尽可能地让你结识的每一个有用的人为你服务，同时你也要尽可能地为每一个有用的人服务。让结识的每一个有用的人为你服务当然不可能，但要努力争取更多更好。
为什么大家都要拼命拉关系，就是因为不合理的东西太多了，只有通过关系才能解决问题。
人情世故这东西，一旦包裹在提供人身上，就象枷锁，如果甩不开，年龄越大，这些东西就积蓄得愈加厚重。
一个国有企业的退休老总，退休以后有如下感概：当工人的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自己不知道；当科长的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自己知道，但是自己还得装成不知道；当主任是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自己根本就不该知道；当老总的时候，才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最好只有自己知道。
你在得势的时候，朋友多，但真的少；你在失势的时候，朋友少，但真的多。你在得势的时候离你最近的人，很可能就是你在失势的时候离你最远的人。
为官交友，要特别警惕三种人：一是官不大，特别能办事的人；二是挣钱不多，特别能花钱的人；三是不太熟悉，但特别能套瓷的人。
在很多时候，背景比一切身份、财富、荣誉都重要一千倍。什么是背景？这是很多中国人津津乐道而外国人却莫名其妙的东西。其实，说白了，背景就是权力。是中国人都心领神会的那种权力。它可以变成特权，可以变成无所不能的强权，变成一路畅通的霸权，变成神秘莫测的极权。这种背景崇拜，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某领导新到一地或一个单位，人们关心的不是他的真才实学，而是先打听他有什么背景。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官本位和钱本位同时并重，所以背景崇拜中即有权力崇拜，又有金钱崇拜。表面看来，中国人比以前更自尊、更尊重别人，其实不然，在很多时候，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背景。人们只尊重那些有背景的人，那些体面的有权有势的人。
13.3 关于面子与关系
中国社会与其他类似的社会所遵循的法则与西方迥然不同。这些社会十分重视“报”（报答、回报）的规范，这些规范又因人们在差序性“关系网”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彼此间“义务”的性质以及双方长期刻意操作面子及其他观念所造成的义务不同而有所改变。这些特殊的文化象征以及有权力的领导者在历史上长期垄断有价值的资源，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些行为形态的产生。
长久以来，强调社会和谐及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社会群体里，人们经常根据三种法则来进行社会交易或分配社会资源，它们是公平法则、均等法则、需求法则。
公平法则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依其贡献比例的大小，获得相应的报酬。
均等法则不管每个人客观贡献的大小，要求大家一律平均分摊利润及损失。
需求法则认为利润、成果或其他利益的分配应该满足接受者的合理需求，而不管他们个别的贡献大小。
由于每种文化都是独特的结构情景，也各有一组特殊的文化分类体系，它们会使个体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人际关系，世界各地的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
中国的“人情”概念，虽然可视为普遍性的“均等法则”之一例，但以之与其他文化比较，“人情”的含义却更加复杂，它与相互性的“报”之观念也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它强调在差序性结构的社会关系内，维持人际和谐及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换言之，“人情法则”不仅是一种用来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稳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用来争取可用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
所谓权力，是社会交往过程中，一方以社会道德的说服或群体的压力加诸另一方，使其改变态度、动机或者行为而表现出顺从的力量。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以权力影响他人的过程，基本上也是一种“社会交易”过程。
个人之所以会用权力来影响别人，主要是这样做可以让他获得对方所能支配的某种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情感性的关系。这通常都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可以说是对个人最重要的主要社会团体。典型的传统中国家庭具有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多重功能，能够满足个人各种不同的需要。
工具性的关系。个人在生活中和家庭外的其他人建立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他所希望的某些物资目标。个人和他人维持情感关系时，维持关系本身就是最终目的；而个人和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时，不过是以这种关系作为获得其他目标的手段或工具。
中国人和属于工具性人际关系的其他人交往时所遵循的法则是讲究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这是一种普遍性而非个人化的法则，凡被划归为工具性关系的对象，个人都会一视同仁地以同样的原则与之交往。
中国人常常为了维护团体内的人际和谐而压制或者禁止攻击行为；然而，他们却常常为了团体的利益，而对其他的敌对团体采取非常激烈而且过度的集体攻击行动。
混合性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混合性的关系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这类人际关系的特色是：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有一定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不象主要社会团体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一般而言，这类人际关系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不同的角色关系。
在这类角色关系中，交往双方通常都会共同认识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第三者，这样彼此认识的一群人，构成了一张张复杂程度不同的关系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能同时涉入几个不同的群体中，而置身于数张不同的关系网内；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而拥有独特的社会关系网。每个人关系网内的其他人又各有其关系网，这些关系网彼此交叉重叠，构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
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对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由于关系网内的人彼此认识，，混合性关系的另一个特色是它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混合性的人际关系大多数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不象情感性关系那样绵延不断，长久存在。它的延续必须靠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加以维系。
不仅如此，它和工具性的人际关系也不大相同。在工具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普遍性和非个人性，交往双方即使可能再次相遇，他们也不预期将来他们会进行进一步的情感性交往。混合性关系则不然，在混合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特殊性和个人化的，交往双方不仅预期将来他们可能再次进行情感性的交往，而且他们还会预期共同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也可能了解到他们的交往情况，并根据社会规范的标准加以评价。因为关系网具有这些特性，如果个人需要某种生活资源，而要求其关系网内的某一资源支配者给予协助时，资源支配者往往会陷入人情的困境中。假如资源支配者拒绝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则势必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破坏其人缘。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资源支配者不得不遵循人情法则，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尤其是双方掌握有权力时，更是如此。
在中国社会中，许多人常常利用混合性人际关系的这种特性，运用种种方法来加强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以影响对方，并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
人情在中国文化中，有下列三种不同的含义：
一是，人情是指个人遭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
二是，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
三是，人情是指中国社会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
促使中国人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在一个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文化里，资源支配者施恩于他人时，虽然能够预期受者一有机会终将回报。可是，由于人情很难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不仅对方回报的时日遥遥无期，对方回报的方式也难以预计。因此，资源支配者只能依照对方权力的大小来估计他可能做出的回报。对方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越多，他可能回报的层面越广，回报的方式也越丰厚。反过来说，对方的地位越低，权力越小，掌握的资源越少，他可能做出的回报也越为有限。
在中国这种关系取向的社会里，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时，除了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和对方可能的回报之外，往往还会考虑：对方关系网内到底有哪些人物？这些人物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如果对方“交结尽权贵，往来无白丁”，而且这些权贵对自己又有直接的影响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他们的可能回应后，便可能“不看僧面看佛面”，答应对方的请求；反之，资源支配者就很有可能拒绝他的求情。
总而言之，资源支配者在面临人情困境时，往往会考虑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权衡轻重，以决定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如果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定的，而向他求情者的权力很大，关系很好，资源支配者不管是施恩于对方，或者是拒绝对方，预期获得回报的绝对值均远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则他很可能接受对方的请托。反之，则他很可能拒绝对方的请托。在中国社会中，无权无势又无社会关系的人，在失意僚倒之余，常会感叹“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其道理就在于此。
不给予对方正面答复，是中国文化中表现拒绝的一种方式。这时，请托者最好另谋解决之道；如果请托者不知趣地直接向资源支配者询问，后者很可能表示歉意并且提出许多理由来说明自己实在是爱莫能助。
社会取向的中国人，往往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依据他对外在情境中权力结构的知觉而表现出顺从或者反抗社会要求的行为。
请托者在资源支配者心目中权力和地位的大小，会影响后者是否愿意将其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因此，个人和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交往时，往往特别重视“面子”和“面子工夫”。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所谓“面子工夫”，其实就是一种“印象整饰”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的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