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关于皇帝与宦官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有四种人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核心力量，掌握着各色人等的生杀予夺。四种人里的第一档人物无疑是帝王君主，其他三种人则分别是御前的臣相、后宫的嫔妃、以及追随君主帝王如影随形、不男不女的宦官阉人。
中国古代政治核心构成的内在逻辑是：国是家的放大，宗法血缘是维系国家政治的纽带。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核心内，帝王君主既是皇室中的男性代表，也是整个国家社稷的男性代表，属阳一极；而后妃则是他名正言顺的对应物，属阴一极；阴阳两极的互制互动，形成皇室和国家的张力，也造成皇权政治的相对平衡、稳定与和谐。这是阴阳之一组。还有另一组，便是臣相和宦官。相（宰相、丞相）是国家社稷政治运行的中枢，持重、刚强和力量是其基本特征。相对于相的则有宦官阉人，人工化的阉割把女子的柔媚和顺从品格后天地加到了他们身上，从而使得即方便地游走于朝廷和后宫之间，又自然而然地成为相位的合理对应物。
帝王君主当然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主事，这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不言而喻，具有先在的合理、合法性。帝王又称天子，被视为代传上天旨意的人间真主。这是一条宗教思路，但宗教的形式里包含的却是宗法内容。宗教颂扬天道，宗法坚信人伦。
作为人间权力金字塔的顶尖，皇帝除了受制于那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天”之外，再 不受任何限制。从理论上讲，君道应无为，不理具体事务，平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才对他人造成神秘感，才具有神圣性。但帝王君主内心里也明白，仅有神秘和神圣还不能完全解决国家机器的运转问题，还必须有臣相来负责执行他的旨意，来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臣道应有为，相府是国家社稷最主要的职能部门，相本身则是帝王君主最重要的职能官员。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中，后妃脚踏实地地成为了政治中心的一维，她们往往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来讲，后妃不仅是帝王君主的性伙伴，也是其行政弄权的天然搭档。
女人之外，还有两性兼栖的宦官。在古代皇宫中，宦官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有特殊的身躯、特殊的形象，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古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而不男不女的宦官则可以尽情地穿梭于后宫，既为畸形之人，就可以行畸形之事。本来是可怜的一群，然而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却发挥着穿针引线、左右疏通，甚至连正常人想也不敢想的政治中枢作用，这无论如何也称得上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帝王君主端坐于上，左有后妃，右有宦官，下面对着的是相府的相爷。帝王任性而行，后妃床榻奏事，宦官上下游走，真正能做些正经事的主要是相爷，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基本结构、基本格局。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呈一点三线结构，粗看起来不能说不复杂，但就所持生存之法，却不外乎一个“术”字。“术”者，心术、权术也。“术”操之于平头百姓谓之“心术”；操之于权要则自当称之为“权术”。如此说来，这阴阳二组的四方人物所行之法自然都在权术范围之中。
后人常常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外儒内法，其实下面掩盖的都不外乎一个“术”字。“术”，又应解作阴谋，这种理论上称为“术”的东西，其实在实践中恰恰是地道的流氓战法。
古代帝王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尖，高则刚矣，但他的高高在上也必须靠各种基础支撑。因此，帝王不仅要培植亲信，调动大臣，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宗室，充分利用外戚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少了哪个台阶，这金字塔也难保不倾斜甚至倒塌。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他们主要与母系有关。由于外戚和皇帝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外戚要想获得皇帝的信任，那要比一般大臣容易得多，但天长日久、重任在身的外戚往往容易势大羽丰，难以驾驭，甚至导致越俎代庖、代皇室自立的结果。
皇帝重用外戚，主要是把外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使之在诸种政治势力的对抗拉锯中起一种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当然，外戚可以平衡政治天平，但有时也会导致天平失衡。一旦政治天平失衡，外戚就难免被皇帝作为替罪羊而抛出局外。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要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驾驭大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有难度。
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有效办法。
古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二是利益。
以官职赏功有两大弊端：其一是缺乏才能的受赏者一旦任官，就会造成政务荒废；其二是功多官高，会造成权势过重而尾大不掉的局面。这种做法，因立战功而居高位者，大多会趁有权有势时多捞油水，无所不为。
帝王君主在驾驭大臣的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感情投资，从而深深地感动大臣，使大臣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
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
中国封建皇权社会是一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做任意调兵谴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了大利益而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情。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女虽然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却也不免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围绕使用、调动、控制臣下，历来帝王费尽心机，使出种种办法和心术。
大臣们如果真的联合起来对付皇帝，你皇帝纵然有天大的能耐，最终也会非吃苦头不可。为此皇帝对臣下常常采用分化、拉拢、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让大臣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使他们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皇帝的亲信，而事实上，自己所做的一切又无一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古代皇帝大多数喜欢面南称孤，不理具体事务。这一来，皇帝就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臣僚由于理事而权力越来越大，直至架空皇帝为所欲为。为了形成皇帝中心，使大臣只具有工具性，皇帝就需要对大臣实行分职弱权。执行是为臣的本分，而决策则在皇帝一人。
皇帝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象丞相一职，位及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帝造成重大威胁。如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书省，尚书令分去了过去丞相的一部分权力，又提高了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面。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弱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最有效的一种办法。
中国是礼仪之邦，正统文化标准是重德多于重才，有德无才不失得一个好名声，而因此无德却难生存。但是如果把这一标准原封不动地挪用于政治，那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因此有创造性的帝王，在为政用人方面往往不避俗议，大胆提拔虽有德行瑕疵，但却有安邦定国才能的人。
翻开历史看看，古代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时，哪个没有一批为之策划的谋士。这些谋士并不是靠什么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日积月累的经验、敏锐深刻的观察，特别是那没法解释和说明的天生才能。这种天生的才能可以把间接的经验变成直接的经验。
劝说、游说是用言辞说服人的，但言辞本身并不具有那么大的魔力，而真正起作用、打动人心的则是通过言辞所说明的利益归属和利害得失。
虽然说官场如战场，升沉迁徒都是难以捉摸，而且拌君如拌虎，作为帝王手下的人臣一般都有一种“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是中国古代历朝宫廷里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对面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而且还能不断高升。这就是官场“不倒翁”。
这类不倒翁官僚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权有职也不干事。世界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干事多的错误就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在官场上如果真能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之下，他就已经明白了人生三昧。
冯道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50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任五朝8姓11个皇帝。他为官处世的最大特点就是见风使舵、投君所好。冯道的为人为官方式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古代臣相中为人为官的共同性。也就是说，要想长保荣华富贵，要想不在官场上跌足栽跟头，容忍、装傻充楞，不急不燥，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历朝历代左右逢源的不倒翁是古代官僚中聪明透顶的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表明，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保住官位稳步高升。为达此目的，他们始终坚持一个根本性的处世原则，就是以柔胜柔，以柔胜刚。遇事少说话，不发表自己的主张，尽量逢迎别人，但心中主意其坚如铁、历久不变，永不吃亏就是目的。他们做事目的性极强，每走一步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永远立于不倒之地就是他们的原则。
人活在世上，进和退都是常有的事情。一般说来，进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幸福；退也不是为退而退，而是战略退却，目的无非是为保住荣华富贵，乃至保住身家性命。对于侍奉在帝王身边的人来说，个人功劳越大，其危险性也就越大，古来就有“功高震主”的说法。如果说范蠡的成功隐退为身在官场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正面典范的话，那么韩信着重成为与范蠡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性代表。他直到被押赴刑场，才勉强明白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官场道理，但他实在是明白得太晚了。因此，那些功高盖世的高官明白，全部危险的原因所在，就要不断地采用巧妙的办法打消皇帝的疑虑。
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不再做无谓的挣扎和牺牲，知难而退上另一种人的做法。坦然地放弃仕途上的功名利禄，而选择寂寞和平静，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人生方式。
主动选择政治退隐当然属于明智之举，有时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不会是完全没动脑筋的。
不管是急流勇退，还是顺坡下驴，从仕途官场走出来的人大多数并不想从此就和政治彻底断绝关系，也就因此不被视为不合作主义。只有从此洗心革面，以体力代替心力的人才称得上是不合作主义者。
人们痛恨奸臣，鄙视小人，常斥之为“不学无术”。其实，奸臣并非胸无点墨，有人很读过不少书，颇有文才。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是也不可能是从四书五经上或者任何一种古书中学来的，更不可能是从任何一位老师那里得到，而是无书自通、无师自通，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和才华。
凡奸臣发迹，一般都离不开这种天生的奸才、邪术。纵观历代奸臣作为，大都依次有投机钻营、取宠皇帝、陷害异己等方面的行为。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技巧和绝招，显示着各自特有的天赋、性格和灵魂。
机遇对于每一个要求发展自己的人都是重要和不可少的，古代奸佞之人、奸佞之臣，要达到更大的目的、实现更大的野心，敏锐地抓住机遇是其成功的真正开始。
找门路、抓机遇是历史上许多政治投机者共同的思路，与正直的大臣相比，此种人的所作所为常常为人所不齿，但他们象猎狗一样敏锐的嗅觉，又常常使人为之惊叹。后人评价某人的能力常用一句含混不清的话予以概括，所谓“能干”还是“不能干”，这种“能干”恐怕也包括投机钻营的本领在里面。
官场上有一个道理：拍马屁得找喜欢被拍的人。
古代官宦中的奸佞之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想跻身统治集团中心，甚至左右朝政的。然而为达到这一目的，仅仅结交权臣，靠权臣鼎力推荐还远远不够，因为最终决定其政治命运的还是皇帝。得不到皇帝本人的青睐，纵使你使尽浑身解术也是白搭。所以皇帝本人是奸佞投机的最终对象，围绕取悦皇帝，每个人实行的办法和设计的方案各有不同。
在政治圈内做政治游戏、耍政治心术也许还不失几分正剧色彩，而为达到政治目的专行生活手腕者就明显使人觉得其丑陋不堪了。
如果身为朝中大臣，一味投机钻营、取宠皇帝，甚至不惜使用俗招、损招，那么必然会出现连带性的问题，这就是招致同僚的反对。一旦结怨太多、树敌范围太大，即使早已到手的宠幸也会因此而失去。为此，对于这种奸佞小人来说，要想独占熬头，就必须抽出一只手来对付异己力量。对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陷害法。从长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看，历朝历代的奸佞都干出过陷害异己、陷害忠良的勾当。这似乎也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仅就杀人害人而言，大凡奸佞小人都想得到，干得出，但要做到既达害人之目的，又不露形迹、不露声色，这才称得上是害人有术，害人有方。
设陷阱使政敌处于被动，并进而除之而后快，这是古代官僚惯用的伎俩。设置陷阱有明目张胆、正面作战者，更有于不知不觉中致人于死地的人。
投机钻营、取宠皇帝和陷害异己是历代奸佞小人发达的三个主要手段，也是奸臣发迹的三个阶段。
古人跻身官场的途径大体上有这么三条：一是生来的福气，靠血缘获得爵位个官职；二是靠军功，孤注一掷投身疆场，活下来就可享受荣华富贵；三是靠科举考试。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善于投机者，他们能看准时机，抓住机遇，一步登天。
人们常以官场比战场，那不过是着意于它的残酷性和斗争性。其实，官场之中除了斗争性外，还有其生意性。事实上，官场中斗争的双方你来我往，刀光剑影，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获利，而一开始就从获利的眼光出发，直接把官场当作市场拉对待，实在是非具有特异眼光的杰出之人才能看得出，做得到。
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但他以商人的机敏眼光看到了一个比市场更能赚钱的去处，这就是官场。他意识到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特征：权力决定一切。权的作用远远大于钱。只要有了权力，金钱根本不在话下。
吕不韦以经商的思路经营政治，进入官场是为了获得更丰厚的利益。而也有人老老实实地赚钱，而钱财赚到一定程度后，官职和爵位自然到手。这两种人分别从两个不同地点出发，但结果却是不约而同地打通了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仕途上的人，越是急功近利、急于谋求升迁，往往欲速而不达，难免招致众人的鄙视和排挤；相反，越是表现得淡薄名利，于升官无甚兴趣，往往名声越大，不知道那一天被皇帝请求出山做官。
古代官场中人，要想发达，靠山必不可少。但找靠山也需要眼光，需要找准合适的人选。
也有一类官僚，本来没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才能，阴错阳差走上了仕途，结果是糊里糊涂上台，迷迷糊糊下台。混迹于中国专制主义的官场，认不清中国古代政治、官场的本质，即使一时走进了官场，也难保不知什么时候被赶下去了。
生活中的世界往往不够公平，比如说，选择女人的标准一般是由男人制定的，久而久之，男人制定的选女人的标准又反过来成为女人自觉的追求。
政治之所以为政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包含着斗争，又必须长于和善于妥协；既需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又需要宽以待人、大度忍让。从政治理论上讲，这是政治运作的策略需要，然而事情一落实到实处，真正的政治运行、政治操作却不能不需要实实在在的人物角色来承担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在现代政治机构中往往都设置了秘书长这样一个职位，他的职责是综理各种行政事务，既要上承，又要下达，对上要具体负责，对下要事无巨细，步步落实。在中国古代宫廷中虽然名义上没有这样的职务，但它却有大体相同或相似的任务需要处理、需要协调、需要斡旋。
中国古代的宦官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为男人，但又不能做纯粹的男人；他们原本是奔走宫廷之中的奴隶，算不得什么政治势力，但却又握有一般官僚不具备的权力。比起一般奴仆来，不用说他们更多一重被阉割的痛苦和不幸，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有了这份痛苦和不幸，，才有了在帝王之家、在前朝后宫游走穿梭的权力，也因此才有了不同于寻常奴仆的特殊地位。这群特殊的人，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如何赢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并进而凭借皇帝的威势而享受荣华富贵，为所欲为，就成了每一个宦官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满足这个愿望，宦官们绞尽脑汁以探讨操纵皇帝、驾驭皇帝的方式和方法，这就于千朝百代之中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谋略和权术。就是靠着这些谋略和权术，他们不仅操纵皇帝，干预朝政，而且由卑贱下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政治影响。这是连皇帝甚至宦官本人都始料不及的。
一般说来，宦官们的基本职责范围是在前朝后宫之间传递消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日常生活。宦官们研修好皇帝需求心理学，从而使用“投其所好”的手段，就会大获其利。但如果宦官遇到一位生性精明而又欲励精图治的皇帝，仅靠献媚求宠就不一定灵验了。每当此刻，宦官们改用小忠小信的手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谓“小忠小信”是从小事作起，既显其忠诚，又掩其大奸大恶。你想想，一个帝王，什么成为最关心的问题？不用说是用人。所用之人是否可靠，是帝王君主最关心的。
一般说来，人的思维判断往往受早期获得的印象与经验的制约，所谓先入为主就是这个意思。既有了这个先入之见，事后出现的另一个同类印象又会加强人的最初印象，强化这种先入之见。
在一个皇朝的相对稳定时期，围绕皇位的继承，皇族内又不免开展新一轮的争位斗争。已经夺得皇位的人，总是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来防范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和威胁，用分封安抚的软控制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的一方有时也并不甘心，因为他的失败并不是永久性的，如果走好了下面的棋，他还有苦恼挽回败局，有可能夺回帝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网罗和他同样失意的人才，以培植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而这时，也正是那些一向默默无闻的宦官们的邀宠进身的好时机。他们要投靠暂时失意的主人，急新主之所急，想新主之所想。只要看到新主具有未来占据帝位的可能性，他们便不惜孤注一掷，靠心明眼亮、心黑手狠为新主建盖世之功，也从此获取特殊的宠幸。
立功求宠所以能立见奇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此举适应了帝王之家皇位之争的需要，卖身投靠，以性命做赌注来帮助皇帝夺取皇位，故而有拥立之功，这是宦官的又一重要政治权术。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可以运用手中的杀罚大权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如果仅仅秉持一颗公心，对下赏罚分明，依法治政，这政务也并不至于太过犯难。但有的时候，皇帝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显示自己超出常人的谋略与智慧，在协调亲信宠臣之间的关系时，却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体有很多弊端，比如你身处官位，秉公办事，往往四处碰壁，有时弄不好连乌纱帽也难保住。而玩弄点弹性策略，讲究些权谋艺术，却常常扶摇直上。
要使受宠信受重用的地位永固，宦官们常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小计释忧、投石问路、以致瞒天过海，或表示至诚忠信，或欺骗蒙蔽皇帝。而有时得宠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受到威胁时，他们便厚着脸皮，黑了心肠，干起诬陷他人、抬高自己的勾当。这是宦官隐忍之处，也是他们背水一战，固宠求荣时不择手段的手段。这种方法意在抓住皇帝最敏感的部位，如篡逆、谋反、废立等问题，妄加诬陷。不论是明君还是庸主，对威胁其王位的事，总是很难保持理智的，只要听到风声鹤鸣、闻得蛛丝马迹，便一定严惩不贷。这样，宦官们就可以再度得到皇帝的信赖。
诬人宠己之所以能立见奇效，原因在于他们常常在皇帝最敏感、最多疑的问题上做文章，用焦点问题转移皇帝视线，转移矛盾，淡化自己的罪责或过失。诬人宠己之术，是宦官们玩弄厚黑学的产物，或者高举维护君主皇位的忠义大旗，抓住皇帝生怕他人抢了皇位的脆弱心理，陷害他人，制造焦点问题，转换矛盾，分散皇帝注意力，淡化掩饰对自己不利的影响，从而达到固宠求荣的目的。从根本上说，诬人宠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显示其忠信，以他人的失败、罪名甚至性命做自己荣宠的阶梯。
中国古代宦官之所以能够由非政治人物变成政治人物，是与一定时代一定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君弱臣强，君少臣老的时代，宦官最为活跃，也最容易发挥政治作用。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皇帝也是如此。在宦官们看来，皇帝老了要死，老皇帝死了太子就是新皇帝。因此，投靠太子是宦官控制皇帝的有效途径之一。谁都知道，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是未来的皇帝。这个角色对于那些梦想出人头地的宦官来说，其魅力仅次于在位皇帝。而太子本人为了能够顺利登上皇位，也总想暗中收买人才，培植亲信，不断扩充自身势力，这就为失意宦官投靠太子易主求荣打开了方便之门。
宦官要得意，就需要笼络、控制住皇帝。但是要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此，宦官们心里是有准备的，讨皇帝喜欢，一般只能被动地接受皇帝的封赏。如果让皇帝喜自己所喜欢的，使皇帝的发号施令完全掌握在自己所控制的范围之内，那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主动索取，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宦官们不得不在帝位接班人身上下功夫。他们选择的对象或是年幼无知者，或是优柔寡断、懦弱老实之人，只有把这样的人推上皇位，他们才可能真正实现变被动为主动，所选之人登位后，他们凭借拥立新皇继位的莫大功劳，便可高高在上，操纵包括皇帝处理朝廷大事在内的一切了。这样，自己的意志就可以通过皇帝的诏令，名正言顺地实现。这种做法在各个朝代的宦官中都能见到。
皇帝与宦官本来一主一仆。皇帝为了放手享乐，用宦官为奴；宦官为了飞黄腾达，靠衔枚讨好皇帝换得宠信，这是主奴关系自然之势。宦官作为奴才，有被阉割的生理缺陷带来的心理压力，造成宦官性格扭曲，心理失衡。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常常使他们卑躬屈膝，自然有一副奴才相。
宦官们控制皇帝所为，招数可谓多矣。得势之时，他们敢于藐视皇帝；失势或危难之时，他们又常常欺凌主上，干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这是宦官涉政中铤而走险的有效办法。
宦官们获得皇帝的赏识以后，参与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干些随心所欲的勾当，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意志。他们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想蒙骗皇帝一个人并不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并非易事。大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地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那么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政治手腕是宦官们的惯用伎俩。
指鹿为马是宦官们对付大臣的第一招。宦官们一旦获得皇帝的宠信，总是对威胁自己地位的朝臣严加防范，目的是不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给自己增加麻烦。弄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指鹿为马就是用来试探朝臣，把握大臣对自己的态度，区别知己异己的重要办法。
宦官们费尽心机讨好皇帝，为的就是借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所以一旦有了皇帝撑腰，宦官们要就胆大起来。他们可以乘一时之兴，对朝臣傲慢无理，肆无忌惮耍尽威风，过尽从奴才到主人的赢头，这就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又一招——狐假虎威。大臣们所害怕的不是宦官，而是宦官身后的皇帝；而聪明的宦官正是看出并利用了这一点。
宦官参政虽然得势的不在少数，但也不免偶尔碰上若干强劲的大臣对手。在宦官方面，尽管背后有皇帝撑腰，但要置对方于死地也非易事。这时他们往往运用含沙射影之术，攻击政敌，大造舆论，使影响扩大出去，也就达到了舆论杀人的目的。含沙射影在政治上极有作用：如果当事人直言申辩，那么你正中圈套，你费尽口舌也难以把事实澄清；如果当事人默不作声，那就等于认可了对方的指责。总之，含沙射影，制造舆论，远比正面交战更能击败对手。
对付朝臣的威胁，宦官们本来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或者军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但这种排挤打击或者兵戎相见的抗争方式往往要背负奸佞邪恶种种罪名。为了既不失脸面，又可得实际利益，最高超最艺术的办法就是借刀杀人。利用皇帝打击大臣，借皇帝之刀杀掉自己的政敌，既能保持不败之势，又能免遭非议，少点罪名。这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常用一招。
恶人先告状，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也是宦官们使用的有效招数。
历代皇帝坐稳了皇位，除了依功勋名位的高低分封宗室，总还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封赏皇亲国戚，进行利益均沾的权力再分配。这样就形成了皇帝之下宗室、外戚和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宦官们要参与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因此，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与外戚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角逐，对抗中宦官们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在政治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
外戚与皇帝有着近似于宗室与皇帝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点是宦官们所没有的。为了弥补与皇帝关系上血缘亲情成分的缺欠，与外戚势力相抗衡，宦官们常常采取联合皇帝乳母共同对付外戚的办法。
宫廷中宦官、外戚和大臣三种势力往往成三方互为犄角之势，彼此制约是正常现象。一般说来，靠科举或者军功进入政治核心中的文武大臣既看不起宦官，也反对外戚的干政，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按下不说；就宦官和外戚两种势力而言，彼此的斗争和争夺也相当尖锐激烈，宦官整治外戚不仅利用人事关系的缝隙，同时他们也利用体制和政策制度，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打击外戚的发展势头。
宦官在宫廷之中虽处于奴仆之位，但其看门护院、通风报信之职却使宦官机构成了宫廷的信息中心。文武官员、宗室外戚要朝见皇帝由宦官通报，大臣奏事上本也由宦官承送。不仅如此，皇帝下达诏书也由宦官执行；宦官们借此可以大显威风，有时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篡改诏书或者假传圣旨，也是常有的事。
2.2 关于官吏与文官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说出了为官者对做事的态度。清初就有人说，官员们的十分精神，七分应付上司，三分做事。在专制制造的慌言氛围中，虚报、浮夸、上下欺饰就成为常态了。
吏不属于国家正式编制。胥吏概念的界定说法不一。官府衙门中掌文案的吏，俗称“书办”。部院衙门的堂吏、门吏、都吏、书吏、典狱之类，都可以称为胥吏。这些人熟悉某一方面或某一部门的办事规则，但难入仕途作正式官员，便以吏为业，世代相传。
中央机关中，户部书吏最多，多达千人；吏部、兵部次之。工部事情较简，礼部多是礼仪活动，刑部掌司法，事涉法律。故当时有以富、贵、贫、贱、威、武六个字命名六部的说法，户部得“富”字，吏部得“贵”字，礼部得“贫”字，工部得“贱”字，刑部得“威”字，兵部得“武”字。
户部索贿居各部院衙门之首，书办胥吏最富者首推户部。军费报销必须经过户部。凡是报销，实际上先是户部书吏与地方督抚谈判贿赂数字，双方同意则报销顺利；否则往返长达数年不能报销。户部官员甚至作为堂官的尚书、侍郎也染指分肥。这在官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国家机构的设置，各级官员的编制，选拔人才的制度，必然造成胥吏专权的局面。既然吏是办事的行政人员，却不在编制之内，必然造成各级政府机构大量编外办事人员，也造成官员当官作老爷的官僚作风。反之，官员不做事，就失去了官员本身的意义，产生了异化，似乎官与事无涉，做事反而不象官的样子。清末的官员很多是做官不做事，胥吏是做事不做官。
科举制度培养选拔官员，只是皇家规定的四书五经，与当官的业务没有关系。当官以后，必须从头学习管理行政的知识。在具体的业务上，状元、进士实际是启蒙的儿童，就不得不依靠这一帮业务熟悉的胥吏了。胥吏称官员为老爷，官员称胥吏为先生，实际上官员是学生。官员与胥吏对话，胥吏站立不跪，官员虽然愤怒，也不敢在脸上摆出来。
官员们忙于钻营奔走，很少有人去钻研业务，不得不听命于书吏，形成了比官员队伍庞大的书吏队伍，造成书吏专政的局面。（现代则表现为官员多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非常普遍。）
八国联军入都，官员逃亡的很多，胥吏则很少逃亡。所以书吏专政的局面，至高无上的皇权、政声显赫的大官都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县官，传统称之为父母官。而《汉书》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皇帝把国家看作一家一姓的私产，祖孙父子，世代相传，这就是家天下。家长制放大到皇帝这个层次，皇帝就是国家最大的最高的家长。
从皇帝到官员都是家长 腔调，他们是一级一级的家长。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熔铸了人们时候的依靠，把仁慈和威严和谐起来。皇权学说的理论家摸透了社会的脉搏，给皇权穿戴上家庭的衣冠，使家与国统一和谐，宗法血缘与皇权专制融和得天衣无缝，社会生活完全伦理化了。
清朝及一切宗法专制社会中，亲疏贵贱的等级与血缘辈分相对应，确定了每一个人的身份、名分，突出了人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压抑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立人格，进而取消、排除了建立在独立人格基础上的独立权利。与权利对应的义务由于强调地位低下者对尊贵者的绝对服从而被夸大了，产生了义务本位或者叫做片面义务制。这就排除了所有个人权利的合法性，把双向对应的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用伦理来割裂，使得割裂合情合理合法。人们所看到的无所不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就是这样从无所不至的义务中提取的。集中了全国每个人的权利在自己手中，他们才显得权力无边，能够生杀掠夺，尽享荣华富贵。
在晚清，流行着一首《一剪梅》，刻画了官僚们做官的手段、态度和心理：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要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
一味谦恭。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从容，议也
勿庸，驳也勿庸。
八方无事年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
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溢
文忠，便溢文公。
袁世凯的父亲在给他的信中说：“官场如戏场。”就是说做官如演戏。
官场又如战场。你争我夺，世代相传，形成了职业化官僚们的职业心态、职业习惯、职业性格、职业手段。在争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既要出击，又要防范。为了安全，除了各自为战外，还要拉帮结派，使得官场战争规模和残酷不断升级。
中国历代的党争，史不绝书的汉朝党锢之祸、唐的牛李党争、明的东林党，都是集团军交战的大场面，大规模的战争、战役。从另一角度看，坐在权力宝塔尖上的皇帝常常充当了最高仲裁人的角色，他操纵着双方，平衡着胜利者胜利的程度和失败者失败的水平。
官风劲吹，而且温和适度。官职已经在清末名利化、雇佣化、职业化了。高度集权，官员们层层向上负责，已经很少向社会向老百姓负责，官职带来的比规定多得多的名利。朝廷命官，表明它是皇权的延伸和代表，更具备神圣性，笼罩上诱人的光环。官员在官场上的处世，圆通权变，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不再遵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入”“出”世之道，终身为官，死而后已了。
文官集体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意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机会；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等等。
地方官综揽民政和财政，致富的机会很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的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关。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清高自负，如海瑞。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身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时考中举人或者进士的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者进士就象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照顾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近亲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
文官名义上任职于更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
从客观条件看，引用私人是无法避免的。以我国幅员之大，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
一个县官无法长期与成百上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纳粮的户主抗衡。旧税未清是新税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把未收的部分减免，其后果就等于鼓励拖欠而拒不纳粮。
明朝张居正时期，采取乡绅“间接管理”的形式，这种“间接管理”虽然行政效率极低，实际上却为事势力所需，它在成千上万农民之间解决了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
张居正的措施，彻底地暴露了明朝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为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上升为道德问题。
在张居正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经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帝国的实际主人。
为什么张居正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罢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因此得罪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持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只能是事与愿违。想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逐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年，代代相传，在当时则是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
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统一。
明朝从一开始就有重文轻武的倾向。经过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明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其社会影响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概括起来说，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时，通常会导致战争。但是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了事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在一般情况下，武将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
“流放”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法律惩治，也称为“流刑”。而“贬谪”虽然也可称为“刑”，但其实是一种政治惩罚，是将官员贬职到京师以外的边远地区。“贬谪”在中国历史上，由来以久，直到今天，仍然是对官员惩罚的一种重要手段。不过在不同的朝代，使用的程度、范围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