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纠纷暴力化是一种以强力建立不公正秩序的体现，表现为在弱势群体面前，强势群体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
规划是一门科学，规划是政府行为，规划是公众参与的社会活动。但是，规划服从领导，领导服从利益；“开发商领导、市长决策、规划局执行”已经成为规划潜规则。把规划权拱手让给开发商，城乡规划成为“圈地工具”；规划腐败大案频频发生；城市建设畸形发展。。。。。。规划之恙日益蔓延，正疯狂地吞噬着有限的社会资源。
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城市规划纸上划划，墙上挂挂”。很多很好的规划多让位于短期行为和近期利益，成为政治利益或者经济利益的牺牲品。长官意志、规划师跟着房地产商的指挥棒转就是突出表现。
权力之所以会变成开发商手里的木偶，并不是因为他具有专业的设计水平。恰恰相反，开发商眼里只有利益，少数手握规划大权的官员千方百计想把手中的权力置换成看得见的利益。两种不同利益的交汇，成了规划腐败最好的推动力。所以，就有了有些开发商走上层路线越过审批程序，不经审批进行先斩后奏式的野蛮开发；少数开发商则游走于规划部门与审批部门之间，用金钱或者美色做诱饵，达到修改规划甚至推翻既有规划，实现自我利益的目的。
我国中央政府内部的争论屡屡公诸媒体，引起关注。中央政府内部矛盾的公开，说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而这种矛盾公开化，也有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
“政出多门”是最常见的“机构病”，源于政府机构普遍存在的自我扩张趋势。这种“机构病”转化成公开矛盾，导火线是不确定利益的增加。20多年来，市场经济创造出好多新利益，旧的利益格局与分配方式已经改变，而我们离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距离还很远，而政府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归属不明，职权界定不明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这就给部门之间相互争夺留下了空间；再加上法律的不健全，部门之间政策打架的情形也就频频出现了。
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我国行政管理的底子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职能配置，其最大的特点是条块分割、政企不分，按行业和部门分配社会资源。但是，市场经济要求统一标准，要求在市场这一大环境下优化资源配置，这就要打破部门壁垒和行业割据，也就必然要发生矛盾。
中央行政部门的矛盾早已有之，而近年来这类矛盾发生及公开暴光的频率则越来越高，已经因过去的边缘化，对社会经济生活一向不大的情形转变成为一个核心的、阻碍改革进程的障碍性大因素。
在最初阶段，各个部门政策均沿袭计划经济时代“信息隔绝、各管一段”的方式制定规则，将这些规则运用到今天社会开放、信息公开的经济社会管理中，就必然造成行业冲突，导致社会行政监管、市场监管中的混乱。
中央政令的矛盾到了基层，同地方保护结合起来，加剧了管理混乱。当前中央各部门政令普遍存在的另一种问题是标准不完备、法令不健全，这就为地方提供了一个很宽的取舍空间，地方认为有好处就执行，认为没好处就不执行，一定程度上就把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嫁接起来了。
随着上述矛盾的激化，部门即诉诸媒体，表现成公开性的冲突。从出发点上说，部门将矛盾公开出来，是为了借助媒体和社会的力量强化自己的权力，试图“先下手为强”，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
而矛盾的公开于问题的解决是否有用？公开的矛盾越大，爆发的次数越多，为解决问题提供的机会也越多。市场的发展不等人，现实将逼迫部门之间相互协商，以后政府的政令就要建立在相互协商、信息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从统一大市场的角度出发统一政令，思考自己的行政方式和服务方式。
国家行政部门的矛盾公开是好事情，好现象，这首先说明我们国家机关走上了权力谈判的阶段；其次部门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让全社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是推行政务公开、建立透明政府的一部分，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问题暴露出来也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如何解决和克服。
但是，政府部门领导的言论容易给公众发出这样一个信号：政府部门自身不和谐，不统一，会影响政府的权威。因此从长远看，暴露出来的问题一定要从速解决，并尽量纳入法制化轨道。长期持续的冲突，会助长政府部门游离于法制之外、政府之外解决问题的不良风气。
归根结底，中央政府部门矛盾的不断公开，实际上是向政府、向社会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政府部门从过去的条块分割、行业分割、部门割据中摆脱出来，真正变成统一政令、工作透明、良性互动的政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