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官与改革
改革的需要，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现实进程之中，无论是内部现实问题层出不穷，还是外部制度竞争的压力，都使政治改革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迫切需要被强行压制，是因为存在另一种更迫切的需要、另一种更严重的隐性危机：保持基本稳定的需要，对于政治转型过程极其极端化后果的担忧。
社会的大转型，成功的要决在于整个过程中保持稳定。
改革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利益的重新分配，从上到下莫不如此。
在中国，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得到最高掌权者的支持，都要得到尽可能大的权力，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古今中外，任何改革必然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受益者自然拍手称快，而受害者必然竭力抗拒。
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从商鞅到张居正，多以经济改革为主，以吏治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范仲淹是第一次。从中国的历史看，任何一次改革，只要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便如同与虎谋皮，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将用人的权力，交给一两个官员，势必会造成“用人惟亲，用人唯我”的长官意志，造成托关系，走后门，巴结上司，献媚权势的歪风邪气。没有体制外的监督，休想触动官场腐败的一丝一毫。
当时的官场，不论有德无德、有才无才，有能无能，熬年头，拼资格，只要没有什么过错，不愁不能升迁。所以范仲淹的吏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这次改革触及了庞大既得利益集团。
任何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一种制度，给它带来灾难甚至最终导致灭亡的“忧患”，几乎是同这个王朝、这个国家、这种制度与时俱生的。这如同一个人，在他诞生的同时，导致他死亡的基因已经潜伏在体内了。
一个政权应该在它还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时候，在软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对强大的时候，果敢地即时地向社会让步，这样掌握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软力量一旦丧失，硬力量的强大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一个政权的长久维持不可能单单凭借硬力量。一个传统政府能否成功转型，根本上取决于能否留住人心；而能否留住人心，又取决于能否把握时机。在历史转折关头，人心往往稍纵即逝。
改革不同于革命，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改革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政治秩序改良。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社会结构的稳定，尤其是社会力量对比的稳定。这意味着改革是在原有力量对比基础上进行的，一定的力量对比格局决定着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强势群体仍然强势，他们掌握了各方面优势资源，有能力左右改革走向。伤害强势群体根本利益的改革必然被阻止，只有由弱势群体承担主要成本的改革才可能比较顺利推进，因为后者无力保护自己的权益。
除非根本改变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否则改革不可能导致利益格局的天翻地覆。利益的来源、得益与受损的人群可能有所不同，但强弱贫富的主要对象难以改变。一旦改变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改革即突变为革命。革命是通过对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力量的动员，改变力量的对比关系，使弱者变为强者。只有在这种力量对比格局发生根本改变的基础上，利益格局才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变革的成本才可能主要由原来的强势既得利益群体承担。
但是，革命以破坏秩序稳定为标志，一般需要付出耗费社会物质存量、使增量难以为继等代价。由于特殊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约束，这种代价对中国意味着大量人口丧失生存所必须的物质保障，这是中国承受不起的代价；因此，避免革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首要考虑。
社会演进是非线性的，人类在作出主动努力时应该保持足够的谨慎，拒绝冒险，为历史的偶然性预留空间。在既定格局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赢得强势群体的支持才能推进改革，这也是强势群体被称为强势的原因：强势不仅仅是相对于社会而言，有时也相对于政府。
现阶段能够进行调整的主要力量是政府与公共舆论。政府虽然无力根本扭转改革成本主要由弱势群体承担这一定局，但它可以通过干预二次分配，运用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一定的补偿。
在强弱贫富的利益博弈中，知识分子应该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边。通过公共舆论的介入，改变具体博弈点上的力量对比，改善弱势群体无力自保的境况，使他们拥有一定自保能力，减少所受侵害。知识分子与公共舆论的这种介入，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可以使强势群体（即所谓精英联盟）对弱势群体的伤害受到一定的限制，弱势群体在承担改革成本的同时，其最基本的权益有望得到保障，社会矛盾不会过度激化，冲突不会走向极端。
改革目标被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是因为它符合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但是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调整需要空间，需要有人承担利益调整的成本；在既定力量对比格局下，改革在推行中必然暂时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没有人有权力要求某些人为全局或者长远利益作出牺牲，因此这种牺牲实质上具有强迫性：弱势群体易于强迫，所以作出牺牲的往往是他们。
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革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
规则决定价值，而规则却是由有利益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则是西方人定的。
所谓“效益”的立场，就是资本的立场，就是利润挂帅的立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必须受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驾御，效率脱离了公平，资本脱离了人民驾御，中国的发展就不是可持续性的。
按照纯经济学的说法，社会公平也是生产力，也是良好投资环境的一部分。将国有企业市场化，利润挂帅，这样，城市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结果。利润挂了帅，企业竞争规则就变了。在利润规则下，“国企”肯定打不过“私企”，因为后者可以不择手段，前者则有社会公平责任。国家企业有公平的责任，还有保密的责任；保密是无形成本，这是没有办法越过的。私企没有这么重的包袱，当然就灵活。
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最低的社会保障对任何社会都是必须的，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人民应当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价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这是我们改革的一个底线。目前中国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已经涉及到中国改革的道路问题。中国的改革不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人民为核心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核心价值。
中国在改革前的政治结构就是政治权力分配的极端不平等。从人类的历史实践看，政治权力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很少有例外地导致经济利益分配的极端平等；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出现了例外：居然做到了政治权力分配的极端不平等与经济利益分配的相对平等。这主要是源自超强的意识形态制约。然而，人类的历史实践又表明，这种超强的意识形态制约缺乏持续性，于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又回到了不平等的结构上去。所以，人们抱怨的今天的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正是源于过去就已经设定的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
社会主义从本质而言，就是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经济上社会劳动成果相对平等的分配；二是政治上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即政治民主化。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于1990年代中期，这是中央主导的普遍优惠的放权让利的改革，社会各阶层普遍得利；第二阶段就是到现在，是行政部门主导的“揽权推责”的改革。行政部门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主要获利者，社会其他阶层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现在出台的许多改革政策不再是普遍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垄断权力，以霸占垄断利润；不再是为了公民和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部门和个人的私利。例如，股市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保障股民利益，而是推卸政府责任，骗取千万股民钱财来承担国有企业的亏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就业和税收，而是为了官僚们以权谋私，抢夺企业财产，使成群的官商凭空致富。改革明显走上了一条“权财揽进来，责任推出去”的严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对社会公众利益进行合法剥夺的手段。
改革的动力是利益诱导，这很重要。但这个动力在有些行业改革和基层改革中，是很可疑的。有些改革我们看到的是部门利益的膨胀。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现象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各个部门纷纷通过“部门立法”来保护既得利益和权力，防范别人对自身进行改革。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表面上看来，是中国法制化繁荣一时，其实完全是与法治化背道而驰的巩固权力的“霸王条款”。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过去基本上由国企领导人说了算，顶多再加上地方官员，实际上是怎么有利于内部人的瓜分就怎么来。这样的改革当然不会有普通员工的好处，当然不可能让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起来。
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实际上成为中国“权力资本化”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改革改不动，就是没有注意到公共改革的这个蜕变过程。“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导致改革参与度低，政府容易自我膨胀。
“社会参与型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改革风险共担”的问题，或者说是“改革压力分担”的问题。因为可以让许多部门、许多地方、许多机构、许多组织、许多利益主体都有一种改革的压力，而不是所有的改革压力最后都集中在中央政府。
对知识分子来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利益和风险的权衡非常复杂，如果不能证明改革的收益将大于成本加风险，则不敢擅言改革。有些人对分权导致的建设性力量看到得比较少，而对分权导致的破坏性力量、掠夺性力量看到得比较多，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企业家，或者说指向民营企业主阶层。回顾中国经济改革，最成功的就是给地方分权，进而形成地方参与的改革竞争。但我们说这个分权做得很不够，不仅应该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还应该把相当一部分权力下放到社会，下放到企业的员工，下放到工会这些组织，让他们能够在制度创新中扮演一个积极角色。
改革的趋势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拉动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越来越向高端走。高端的改革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宪政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在这之前分权格局的形成，资源和力量的相对均衡、民众宪政意识的形成等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力量和资源的均衡，没有新的宪政意识，那就只能持续地出现“霸王条款”，而其他人手里没有任何资源去和人家对抗，只能认命，或者通过颠覆游戏规则来个“鱼死网破”。只有资源变得分散了、权力变得分化了，内部人主导改革的情况才会相应地改变，真正的新制度才有可能出现。而最关键的仍然是形成资源和力量的相对均衡。
市场经济是一个道德要求不高的经济，这种理想形态的市场经济只有在法治完善和权力得到很好规范的环境里才存在，而在转型经济中，这些条件并不存在。相反，在这样的转型经济中，权力是最大的资源，同时权力还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它深深地卷入了市场交易过程。一方面政府权力成为各种市场主体争夺的资源，权力面临着被俘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缺乏法治约束的情况下，权力寻租收益的欲望变得非常强烈。设租、寻租、权力买卖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这一切，都曾经被某些人称为“改革”。
90年代后期，改革派联盟出现了分化，局部地方出现了权力和资本的联合。对他们来说，如何使未来利益最大化。如何维护既得利益，成了最高目标。他们也打着改革的旗号，但他们的改革越来越不具有公共性。
我国当前社会冲突的形成机制，由四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改革的收益没有被公平分配；其次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权力和资源的占有，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三是某些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GDP成为政府追求的最高目标，而政府作为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职能被置于次要地位；四是司法体系的权力导向常常被政府或者强势群体俘获而有失公正。
许多事例表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甚至比较严重的危机，都与权力的存在以及市场、司法体系失灵有关。从权力和权力平衡的角度讲，这些失衡和冲突的背后，乃是权利缺位和权力没有进入法治轨道所致。
由于阶层之间形成了权利的分割，彼此之间无法沟通，改革的红利分享自然是不公正的。对那些被排斥在场外的人而言，经济增长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
要建立和谐社会的改革，仅仅依靠政府和司法部门自身是无法完成的。只有通过公民运动才能推动它们改革，只有公民权利才能平衡和制约政府的权力和司法部门的权力，也只有公民权利才能迫使既得利益者改变自身贪婪的性格，与民众分享改革的成果。因此，这样的改革，就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改革，以既得利益者为对象的改革，以公民权利为核心价值的改革，共同反对被某些既得利益者劫持了的市场经济。
在当前政治权力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角落的情形下，每一步改革，都不可能不牵涉政治。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经济改革措施，同时也就是政治改革的措施。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改革是广义上的。许多人之所以认定改革只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他们是从狭义上来界定政治体制改革的。
这些年来中国改革前进的每一步，就是上都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性，因为改革从经济角度看，是一个经济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从政治角度看，是一个党和政府逐渐退出经济领域的过程，是一个党逐步改变其执政方式的过程。
当然，毋庸讳言，中国人的权益保障还不充分，中国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我们对以往的中国改革是不是可以这样认识：这是一场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性改革。只是其间的政治改革是以放权让利的方式逐步把自由和权利还给市场和个人。这场改革的主轴是政治权力逐步退出经济社会活动，而非如何约束政治权力和保障民众权利。改革直接导致了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政府治理方式的渐变。
20多年的中国改革的确存在许多问题，最值得警惕的是绝不能让权力扭曲改革。具体而言，国有资产被腐败分子和国有企业单位的无良主管蛀蚀得千疮百孔，私人合法所得的财产缺乏保护，社会不公的加剧和腐败滋生，是行政权力滥用的集中表现。一些官员盗用党和政府的名义，通过种种违宪的行政法规和文件，在黑暗中吞噬着宪法和法律本来已经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一些部门和地方规章的制定严重缺乏公众参与和监督。
权力的滥用到1990年代中后期，导致了阵营的分化。局部变形的改革对许多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而局部地方和部门则出现了权力和资本的联合，这就是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
而权力之所以能够使改革扭曲变形，从观念层面上说，是因为在以往的改革中陷入了 “对于权力的信任高于对法治的信任”的误区。而在实际操作中，以往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放权让利、开放搞活”上，没有注重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而且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考虑得不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权力捉弄权利”的情况。总结起来就是这样一句话：政治权力从经济社会领域退出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尚未破题。
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要想保持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增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坚持改革、深化改革。
老百姓将医疗、教育、养老、房改四大支出比喻为“新四座大山”。
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石油涨价了，出租车公司不干了，于是要向乘客涨价，收燃油附加费用；气、煤、水、电涨价了，各垄断公司不干了，要向用户涨价。我们看见所有的经济实体都有说“不”的权利，惟独最底层的百姓没有；所有的经济实体都要“化解风险”，惟独最底层的百姓好象永远被“风险”打不死，永远是“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有什么理由垄断实体不承担市场风险，而让老百姓来大包大揽？政府能为垄断实体考虑“化解风险”的方式——涨价，为何就不能为老百姓也预备一条“化解风险”的道路呢？处于经济链条最底层的百姓才是最没有风险预防能力、最需要政府关怀的人！向老百姓伸手也许是最容易的价改方式，但同时也是最无力的价改方式。
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国现在的首要任务。因为这是深化改革阻力加大的时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越大。而这一切都绕不开、躲不过。
公有制的特点是：当你掌握着它的时候，什么都是你的，而你不掌握它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是你的了。
在中国，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有了什么问题，“是改革与发展矛盾积压的结果”。改革与发展竟然是矛盾的，而且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前提，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发展更能支持改革。二者是统一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说改革与发展是矛盾的，就如同说治病与健康是矛盾的一样。如果说改革与发展是矛盾的，那就意味着对改革和防展的理解不同，因而产生了对立。
近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者财富掠夺的战争。
从历史上看，哪次改革不是被迫的？没办法了，混不下去了，才要说改革。凡是主动的改革，都是改人家，不是改自己。
多数改革都是无路可走后的选择。
所谓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游戏。这游戏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就是将阴谋包裹在漂亮的外衣里。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者虽然昭示了未来的路径，但其命运常常是孤独的，多以悲剧的形式谢幕。
害怕改革失败而导致工作上的缩手缩脚，为求四平八稳而导致行为决策的故步自封，因为安于现状而导致思想上的创新不力。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能力不强，对存在的问题分析不透，缺乏独到的见解和思想眼光，是不可能搞好改革的。
只有让绝大多数人参与改革，改革才能成功。所有的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既参与改革的设计，也参与改革的评估，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和投票权。
改革就是要敢想、敢说、敢干。所谓敢想，不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而是要凭借聪明才智富有创造力的想象；所谓敢说，是别把想说的话装在肚子里，公开场合说一套，肚子里装一套；所谓敢干，就是要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不墨守成规，敢于去干别人不敢干的事业。
在中国的改革中，有两种相反的极端倾向：一是道德主义的。只问动机，不看效果；只要动机是好的，大搞违反法律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情，也问心无愧。二是功利主义。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只要达到了目的，不管中间使用了什么手段。
22.2 关于人民与改革
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由企业管理者自己，或者与官员联手，通过自买自卖的方式完成的；而经营城市的改革是政府官员以大规模圈地的方式完成的。前一项改革对广大职工的利益视而不见，他们被要求承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后一项改革把千千万万的农民赶入失业的行列，买卖土地的巨大差价，分别流入了政府的部门小金库以及极少数个人手中。这些改革的主要受益人就是改革的发起者。
改革必须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着眼于少数人的改革，不可能是正义的改革，排斥了大众参与的改革，只能是权势者的该，它通过伤害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权势者的自身利益。大众参与的改革，如果不能采取直接参与的形式，也必须是间接参与的形式。间接参与就是通过他们的代表发表意见、干预改革。因此他们的代表是否能够真实地代表其群体的利益，决定参与的真实程度。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人民群众自己才能代表。
事实是，民众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的代表——从企业的管理者到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不需要民众受权，更谈不上受民众控制。可想而知，公众把自己的利益置于这样的代表手中是非常危险的。
制度改革被搁置起来后，只留下切蛋糕的改革单兵突进，而且切蛋糕的刀是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决定切的方式，他们决定谁得多少。切蛋糕本身没有问题，错误的是切蛋糕的方式，它使少数人趁机分肥。改革面临的真正风险也许不是改革失去控制，而是改革背离多数人的利益。
所有人的利益只有置于所有人的监管之下，才能得到可信的保障。而实现共同监管的基础是，所有人在他们的共同事务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
存在两种衡量和判断事物的标准，一是给予道德评价，这就是正义标准，关于善不善的判断；二是给予技术评价，这就是正确标准，关于对不对的判断。它们各有自己的重点领域，政治社会中的最高标准是正义标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实验中，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正确标准是最高标准。
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需要正确而明智的领导，正确决策的能力是政府进行正确领导的条件，但是，公众共同而平等参与管理是一项更为迫切的需要，是要优先满足的需要。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理由总是相对于专制制度而言，它更“善”，而不是更“对”。政治上的善，在于人民有多少管理自己的权力。
对社会的民主治理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实现的，它们是统治权和治理权。统治权为人民共同所有，人民不但以她的意志作为法律，而且以她的选票决定行政治理权。因此，大众虽然没有直接进行决策，但总具有最后监管治理权和对决策发挥影响的手段。当公众把行政治理权托付给少数人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统治权，行政治理权不能超越统治权。
掌权的少数因为人数少，容易形成团体达到特殊利益，为了特殊利益，他们会彼此支持，结成利益联盟，损害多数的利益，压制多数的反对。人民统治和政府治理的结合，才构成全部的政治内容。
改革中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改革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同等的保证，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二是使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显然它又无法令人接受；三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找到一致行动的基础，唯有坚持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原则。
多数同意原则也是大众平等参与原则的归宿，大众拥有平等发言权，最后由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哪一种意见将成为公共政策的依据。
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它往往不是财富创造的结果，而是财富分配的结果。
多数人的权利优先于少数人的权利，经多数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对多数人权利的肯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从少数人那里得到保障，而只能由多数人来保证。
我们国家目前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的缺失和失效。社会公共品是指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包括司法、包括要求信息对称、自由度，要求平等、民主，包括环境保护。。。。。。这都是“社会公共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中国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要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国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才会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私人品”供给不足、失效，这个“私人品”主要是衣食住行。进入新世纪，温饱问题解决了。
改革的问题恰恰出在，我们没有回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这一职能上来。这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但财政的大量资金还是投入到继续发展经济——搞基建、拉投资、造高楼大厦、营造城市，几乎从乡镇到县到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都造得漂漂亮亮的。照理说，一个称职的政府首先应当将财政开支大量用于义务教育等公共品上来，这一点我们恰恰很少考虑。所以我们国家的弱势群体还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
由此看来，目前大家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公共品的提供问题，不是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有的人讲改革改错了，改出资本主义方向了，这是不对的。
既然产生“社会公共品”的供给的缺失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已经走得够远了，再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的话，我们改革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不是市场指导型的。我们市场经济自从1992年十四大确定改革目标以后，我们走了十几年了，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经济中还是第一主体。现在大家有意见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一夜暴富，为什么有那么多官员腐败，这就是根源。
中国当下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政府，还是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主导的政府？政府应该回到本位，不应该再站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与企业家打得火热。政府中否定改革成绩的人不多，但是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化到政治体制层面，就可能会动摇到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机制。
加入21世纪，社会前行的方向盘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少数人垄断，不能将各种关于改革的不同意见、对现状的不同判断、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人群与利益，排除在公共政策与制度法律的形成过程之外。民众并非只有接受的权利，他们还是社会行为的主体。在广泛的共识形成之前，改革难获前行的动力，立法也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相当的民意共识，就没有改革，更没有立法，这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
在一个利益分歧的多元化社会，不管经过多么充分的酝酿与讨论，理想化的、全民一致的共识都不可能出现；即使一时出现了，其实质也不过是将反对的声音、阻挠的力量尽可能降到最小。而现代社会公共问题的共识，本应是程序表决机制上同意的多数。
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也是对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最终出台的方案也可能损害部分人的利益，也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改革者、立法者要有承受反弹与震荡的心理准备。改革过程也是利益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无论改革方略或立法，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根据社会进步和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而不断调整。
22.3 关于农村改革问题
中国历届政府没有不鼓励生育的，农业文明的思维逻辑是：人头决定兵力、地力和财力，所以各朝代的政府想尽一切办法鼓励生育。执政者发现不了人口压力与执政危机、社会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国人口问题很不幸地验证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措施，贫困也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
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习惯于在政治方面找农民起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当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生活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愚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其次才是社会公正及分配不均等问题；第三是政府对饥民的处置问题。
种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种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与低能是中国传统政府的特色，我们常规的说法是小农经济导致了官僚主义。还有中国政府是靠天吃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西方商业国家是靠人吃饭，靠冒险吃饭，靠交易吃饭，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商业政府的高效与高智。
中国传统政府关心的另一件事情是人事：雇工偷懒没有，佃户漏租没有，官员贪污没有，农民起义没有。围绕这些人事，政府的牧民政策就是愚民，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
政府知道，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来源和基础；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农业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
“革命”一词来源于天文学和几何学，其科学含义是“循环往复”，就象四季更替一样。它在科学中意味着变动中的不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既是开始，又是结束。从革命的原始定义里，我们看到了农民革命的特征与最终宿命，永无止境，开始就是结束。
农民革命的目的——杀尽贪官污吏，走向——建立一个新王朝，以及最终结果——封建社会继续维持下去，决定了农民革命的性质和农民在革命中的悲剧性地位——仅仅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而这一切，又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农民的革命，使中国封建社会这辆破车，陷入一种周期性的震荡和规律性的循环之中。他们更换了王朝，但他们没有能更换封建社会的轨道。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现在改革中的难点和热点。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二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三是小农体制与市场机制不兼容。
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就象交通灯，六亲不认，每个路人都必须服从。在今天的西方，不属于某个社会组织的人，通常被视为“社会垃圾”。只有了解犹如军队一般的西式工厂和公司的劳动纪律，才能体会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缺少的是组织。他们比西方人自由得多。
人是第一生产力，从最根本上说，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没有能力组织起来，离开耕地改变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中国农民靠农业致富是不可能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乡村中国将日益步入绝境。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变成城市人。
历史送给我们的机遇是短暂的，不会长久，中国需要赶在农村衰败到崩溃之前把事情逐渐做起来，而不是任由农村的衰败发展到崩溃。
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组织退出农民生产环节的事务，农民凭借自发的组织来解决生产中的合作问题；很多人认为，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形势一 片大好，农民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总的来看，农民在生产环节尤其是灌溉方面的状况非常糟糕。一种弥散的、难以控制的、破坏性的无序力量，正在快速生长。问题的核心是农村无序的力量正在破坏着建国以来农民组织化的对未来尚存的预期。当前农村的无序，是建国以来农村社会从来未曾有过的危险力量。
“三农”肇始于这样一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是流民。中国历代王朝都毁灭于流民之手。今天没有“流民”这一称谓，但有另一个称谓叫“盲流”，实际上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失去农民，就失去了中国。毛泽东打天下的法宝就是依靠农民。
农民问题有多严重？问题究竟在哪里？
首先是观念，这是根本中的根本。观念造成歧视，歧视造成不公平，不公平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对抗，对抗造成暴乱。中国虽然是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深地在每一个人心中，包括农民自己心中。
中国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对形成这种歧视观念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都拼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实现；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实现。还有就是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种意识形态，骨子里就是愚民的，愚民首先就是愚农民。
建国以后实行的户口政策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户口政策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把农民紧紧地捆死在土地上的思路，使农民的迁徒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莫大的限制。在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也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农民真正休养生息。
真正高明的政治家应当顺应历史潮流，整个中国的潮流是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的潮流绝对不可能游离于中国的整体态势之外。政治体制改革不光是党和政府的事情，中国有八亿农民，如果不把他们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生根。
在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很大，但城乡之间腐败的差距却相差无几。腐败已经成为农村不稳定的一个乱源，尤其是制度性腐败。腐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二是权力腐败。被腐败锈蚀的权力仍然是权力，这种权力必然带来绝对性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民意，化解危机；中国的改良为什么老是失败，就是缺少人民参加。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
“三农问题”是在比较意义上提出来的。之所以要从所有的问题中区分出“三农问题”，在于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个差距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才导致“三农问题”这一提法。所以，在“三农问题”中，我们用以评价三农领域各种现象所用的标准，其实是来自非三农领域。
经过分析，“三农问题”就转化为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三农问题”的成因，就是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巨大差异的成因，“三农问题”的对策，就是解决这个差距的政策措施。
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领域的核心是经济产业。农村与农民是因产业而区分出来的，没有产业的区别，便没有农村与城市、农民与非农业人口的区别。而产业的转移，意味着农民身份变化和农村城市化。因此，“三农问题”实质是产业结构问题，是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不能说是种田人的问题。实际上农民问题的根源在农村之外，其本质就是中国的公民权不平等，或者说在公民权总体水平不高的前提下，被称为“农民”的大多数中国公民缺失尤其严重。
过去的“农业税”其实既不是所得税、地租或资产税，也与“农业”没有实质的联系；它其实是一种身份性贡赋，或者用舆论广泛比拟的说法，是无优免特权的臣民交纳的“皇粮国税”。
农民问题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唯一的财富，怎样使土地从理论上财富变成现实的财富，是农村第二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步改革是解放农民，使农民成为自由人。
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里讲述的一个水渠被废弃的故事，针对曹锦清说的：“中国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善分，并非中国农民的弱点。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善分。中国农民分到家庭而止，西方人分到个人。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者说，村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 吴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废弃的水渠所体现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他们的聪明。这里面的成本太高。
如果有人组织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与原来的领导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这样的组织能不能合法存在？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赤裸裸地挑战，这是挑战现政权，是另立中央。不自找麻烦是明智的。
在农村，没有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仅仅靠谈判，靠利益引诱，事情简直就没有办成的希望。反正全村都没有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在互相搭便车、集体磨洋工的时代，这是社员非常熟悉的心态。在那条废渠下边，就埋藏着许多利害计算，因为帐算不通，渠道才不通。
水利设施的建设、收费和管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的色彩，因此政权的介入，强制力的介入，实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在目前的土地分布格局下，主流办法还是手握政权的英雄的介入。
所谓村级民主选举，由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村级政权负担着替上级政权榨取高额税费的功能，上级政权不敢放松对村级政权的控制权，因此村级民主选举往往流于形式。
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交换机制，一些事情自己干不了，需要一个公仆替大家办，因此就要一边指挥并监督公仆，一边给他公平的报酬。小农经济很难自发地产生超家庭的合作组织，维持这种组织的费用太高了，谈判的费用太高了，监督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不划算。于是这样的组织在历史上就难以出现，出现了也未必可以长期维持，维持下来的往往要凭借霸权，并且难免腐化变质。
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上看问题，村级民主选举这种试验成功与否，形成的状态都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中国的小农经济本身已经不是一种可以长期稳定的生产方式，农民集团与迅速膨胀的官吏集团的关系也不是可以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
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要求行政权力渗透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把农民全面纳入国家层层委派控制的社会组织系统中。而农民天然是分散的，“每时每刻都在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传统农村社会是自治村落的松散结合，所以需要“教育农民”：时刻强力克服、控制农民和乡村社会天然的分散性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是，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终于走入了历史检验的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