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作为对官员的一种惩罚无可厚非。对于那些犯有过失，或者能力低下，不宜留在权力核心的官员，将其调离，下放基层，未尝不是一种可取的措施。问题在于，事情既然涉及的是官场，首先就有一个政治是与非、道德正与邪，其次是手段对与错，动机善与恶，程度重与轻的问题。从历史上的贬谪事件来看，其中大量的贬谪，其缘由或由于对君主过失的谏阻，对邪恶的揭露，对暴政、误政的纠正、改革，对正义、正直的支援；但他们失败了。
在专制制度之下，最高掌权者个人的品德、作为，决定着整个政治生态的清浊。一个好的最高掌权者，即封建史家所说的“明君”，可以使一段时期的政治生态变得比较洁净；而一个凶残的、邪恶的、平庸的最高掌权者，必然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变得毒气弥漫，污浊不堪。而这，也影响着所有政治人物的性格及命运。
“贬谪”，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多么平常，多么司空见惯。可是，在当时，却是一件天大的祸事，对于充满世态炎凉的中国官场、中国社会来说，那些遭祸的人，冤假错案也好，罪有应得也好，立刻从人生的高峰跌入社会底层。在一个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的社会，谁来分辨你的对错，谁敢议论你的曲直？掌权者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可以任意地指点江山，没人敢再去同他们抗争；小人们可以快意恩仇了，他们由于没有了伟大而变得神气起来；我们民族的多少精英，就在这种黑暗下被扼杀了。
最高掌权者的不明、不智、昏庸、残暴；同僚的排斥异己、打击陷害、落井下石，这是造成古往今来任何不当的、错误贬谪的两大主要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前者。
同僚间的倾陷，根据权力排他律，是事在必然，即使在所谓的明君圣主的治下，这种现象也在所难免。如果逢上昏君、暴君，这种倾陷则是助纣为虐，火上加油。中国的官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本领，就是揣摩，他们能够从最高掌权者的只言片语中揣摩出最高掌权者的意志心态及喜怒好恶，并根据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判断谁该贬斥，贬斥到什么程度。
2.3 关于官场秘诀
升官是为了提高待遇。职务级别上去了，政治的、精神的、物质的种种待遇一应水涨船高。但是，中国官员的待遇如果仅仅按照政府规定恐怕也未必有人看得上。真正具有诱惑力的，恐怕是职务背后那些有形无形的、若明若暗的各种利益。
做官到底有没有秘诀？好象是有的。天下有道时，一个人有才干，干得好，为民兴利，就能升官，没有什么秘诀可言。天下无道时，光干就不行了，有“秘诀”就有了捷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对此有精彩的描述：
第一个秘诀是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千万要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难闻着了。
按说，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官员更是如此。有面子的事情很多，升官就是其一，而且是很大的面子，官大面子就大，面子大就有人羡慕，就有人敢来“不怕难为情”。
“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连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
一是多磕头，少说话。
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晚年，他的门生请教官场之术，他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曹振镛型的官僚的形成，是官场千年风波冲刷激荡磨砺的结果。
据报道：1995年春节，原广西钦洲市委书记褚之田到成克杰家里拜年，一进门见到成克杰，便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行跪拜大礼。他真正跪拜的不是成克杰的肉身，而是他所代表的权位。因为大凡买官之人，总要做“市场分析”的，而且会发现卖官粥爵多半是“卖方市场”，仅仅从送礼的数量上与他人竞争肯定会有许多不易，必须另有一套，送钱外加送尊严。
二是圆滑避趋之术。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之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诈，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就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顺利地做官升官。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
三是唯上是从。在官场上，上司对下属的升迁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级，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级则可能官位不保。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级的大都掌握了一条诀窍：唯上是从。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说，唯唯称是就行了。
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这也属于唯上是从一类。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反；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得罪了上司就不一样了，上司会处处整你。
四是逢迎巴结，不怕难为情。对上司逢迎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是谋官、做官的重要诀窍。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千万要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了。
五是笑骂由人，好歹我自为之。谋官只有不怕难为情才能谋到，做庸官、黑官要想做得心安理得，也要不怕难为情。
在清朝，人们都要下跪。当下跪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时，它就成为一门学问，如果把其中很多的心理体验与感悟总结出来，是很有指导性的。下跪的时机、姿势、形态、时间这些元素就会有很多规范性的东西标例出来，成为后人下跪的理论。
其中的集大成者，应该是张之洞。天下似乎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他总结的为官之道只有六个字，却把深奥的当官秘诀说得很朴素，谁只要依了这六个字，就可能玩转一个官场。这六个字就是：多磕头，少说话。磕头就要下跪，磕头就不好狡辩。他不说下跪，而说磕头，这就回避了“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一问题。
当了官就不愁没有黄金，所以男儿膝下有官位比男儿膝下有黄金来得实在，也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
《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孙策在临终时对孙权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但奇怪的是，孙权并没有让张昭当丞相，而是让比张昭资历浅的顾雍当了丞相，而且达十九年，他最大的优点是沉默寡言。
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一是胸无城府、口无遮拦。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哪怕是不成熟的意见也急于发表，本意是想供主子决策时参考，然而言多必失。
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二是对上不恭、不善逢迎。而顾雍则能处处注意维护主子的形象和尊严。这样识趣省事的部下，做领导的谁不喜欢。
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三是为人矜持、过于清高，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仕途险恶，宦海风涛是清代官场中人，特别是久历官场、遭遇过坎坷的官吏们经常感叹的。有些官员虽然坐着八抬大轿，官派十足，但实际上提心吊胆，因为他们知道，别看今天是高官厚禄，明天就可能锒铛入狱。
仕途险恶突出表现在官场倾轧上，官场倾轧往往是残酷无情的，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势利在官场上表现得极为突出：
一是对权势大者逢迎巴结，对无权少权者冷落不睬。
二是与权势人物攀上关系后身价倍增，从而格外受到尊敬。
三是同一个人，官势显赫时，人们溜须拍马；失掉权势后，人们则眼睛朝天，甚至加以凄凌。
四是权势者失掉权势便身价一落千丈，如果死了，就更一文不值。
在封建社会中，同乡关系是除了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同乡之间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友情，即所谓“乡谊”。乡谊渗透在清代官场中，在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场中人互相拉拢，很系为党援的重要纽带。
拜干亲是清代官场中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此法建立的关系，较之拜同乡、拜把子、拜门建立的关系更为密切和牢固。但建立这种关系要具备一定条件：或有捷径可走，如结亲双方原来就有较密切的关系；或是下一番功夫钻营，如请中间人代为说项，给要拜的权贵送厚礼，甚至不惜让妻妾侍奉权贵。
清代官场中甚为流行拜把子的交结方式，也是依附攀援、拉拢关系的重要手段。拜把子虽然自称是“友情深厚”，但实际上是“以势相结”，“是势利上的讲究”。虽然彼此称兄道弟，但常常是互相利用，而决非真正的朋友。
清代官场中盛行的“拜门子”也是官场陋习，以求仕途通达。拜门时所拜的“老师”，并不是教学意义上的真正的老师，而只是建立师生的名义。拜门之前，双方可以并不相识；对于被拜为老师者的辈份、年龄、品行、学识，自认门生者也并不计较，只要有权有势就行。拜门以后，门生就可以向人炫耀自己是某某权贵要人的弟子，就可以靠着老师的权势活跃在官场上。
官场上一方面有人通过拜门来攀附权贵人物，另一方面，权贵人物也希望和欢迎有人来拜门。其原因，一是想通过网罗门生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是有些官僚不是科举出身，因而特别好“师”名，想通过收门生来过过“为人师表”的瘾。
清代司法，积弊重重。官员是执法官，官员的徇私枉法是造成清朝司法黑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封建社会，要想打赢官司，通关节是常常必不可少的。罪犯要想逍遥法外就必须通关节，受害者想胜诉也要通关节。
贪官张二江的《下级学》一书中就有：在上级面前要装糊涂、装孙子的“高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场的“潜规则”——升官不是看谁有德才，而是看谁擅长“装糊涂”“装孙子”。
在官场上混，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装功”——该装正经的时候装正经，该装孙子的时候装孙子，该装傻子的时候就装傻子。比如领导找你谈话，他说的明明是套话，你也要装出心悦诚服、有所领悟的样子，如果你不会装，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那你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在封建官场上，冲锋陷阵，建功立业不是最难的事情，最难的是那些在战场上能够冲锋陷阵的将军，在治理国家上建功立业的人如何自保。这些人往往在各自的领域里有过人的本领，有突出的才华，但一旦进入到朝廷的勾心斗角，他们往往显得无能为力。这些人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而在权力斗争中则是失败者。
所谓的功高震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而在这“三大忌”中，第一忌就是权大压主，而权大压主又不是凭空而来的；往往是由功高震主而来的。因此，皇帝最怕的就是功高。如果你的功劳高到皇帝都觉得无法赏赐了，你就要注意了，一般的情况是给你找个谋反的罪名将你杀了。
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是一句千古不变的名言。一个人如果在家里打爹骂娘，难道可以奢望他到社会以后可以忠于国家和人民吗？
封建社会的官场是个错综复杂的地方，下级官员的乌纱帽掌握在上级手里，如何与上级相处，讨上级欢心成了封建官员的尽心之事。当讨不了上级欢心时，索性放手一搏，有时反而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
以裙带关系赢得权力、巩固权力自古有之。中国早就存在着“和亲”的传统。“和亲”既可以通过姻亲关系来建立血缘关系，又可以增加感情的联络；其实，还有一种物质上的抵押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和亲”是制造“人质”的一种最为奇妙的方法，有了这种通过血缘遗传关系而制造出的特殊“人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君臣关系多少会有些改变。
传统中国人维护权力、巩固权力的办法实在是太多了，太丰富了。在这些办法的背后，隐藏着传统观念的这样一个侧面：权力和地位高于生命、高于一切。
在中国传统官场上，谦让往往是一条重要的制胜之道。但谦让不是逃避，而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种策略。如果运用得高明，就会使人察觉不到是在使用策略，而会使人感觉到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往往会取得更大的成效。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生。因为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在《史记》中，刘邦虽然成功了，但还是流氓；项羽虽然失败了，仍不失为盖世英雄。这与“以成败论英雄”的政治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到了近代，有“阴谋”和“阳谋”之分，同样是“谋”，所以能分出“阴阳”，是因为“阳谋”所谋之事是正义的，“阴谋”所谋之事是非正义的；“阳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阴谋”则是在见不得人的阴暗角落里进行的。
“阴谋”和“阳谋”在书生看来是泾渭分明的，但对于政治家而言，只要目的达到，手段并不重要。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如此。“阳谋”失败了，便成了“阴谋”；“阴谋”成功了，便成了“阳谋”。
“不以成败论英雄”是道德史观，道德史观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具有不竭的文化动力的理想，但现实中的政治，讲究的是当下的成功；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权力，稳固了权力，并且做出一定的成绩，你就成功了无论你当初用的什么手段，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从文化上讲，不以成败论英雄；从政治上讲，往往是以成败论英雄。
权是什么？在封建专制社会，权是财富，是尊严，是欲望的满足，是为所欲为，是一切。因而，在纵中国历史之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应该改成“人为权死，鸟为食亡”。老百姓因为很难得权，就把财富当作人生的目的了，其实，有财并不一定能有权，有权则可以有财。所以，“人为权死”才是最贴切的。怎样抓权、怎样保权，一直是中国帝王的永久课题。
权者，把柄也。有了把柄固然有操纵之便利，但要被操纵者顺从，就要为他人着想。
五代时期的宦官冯道是个官场不倒翁。他用一生的实践向人们宣告官场不倒的秘密：良心丧尽+善于投机。
从理论上讲，强权并不等于真理，但确实有的时候强权和真理并不是十分容易分清楚的。
由于秦始皇消灭思想、消灭文化，其结果是使社会失去了正确的导向，导致了惨无人道的统治。这样，农民大起义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古代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开国皇帝往往属于这样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因为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
东方智慧的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智慧的标准是发明创造。所以，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往往是诸葛亮等权术家、城府家、世故家和识时务者；而西方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则是理论家、思想家、发明家和创造家。人家与物斗其乐无穷，我们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封建时代的集体主义说到底是一个更大的个人主义或者团体主义。它的主人是皇帝、官僚，他们以自我的个人主义来控制全国的集体主义。全国一盘棋，奴下皆棋子，任何一个长官，对待自己的下属无不是按照自我个人主义的意愿整治处理棋盘上的棋子，以便维护自己的集体主义。
从政为官者，其职能是夺取政权后，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界习惯于紧跟照办，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一来，各级领导必须表态，不得有半点犹豫；这是对各级官员的起码要求。
在官场的台阶上，有谁把向下滑行当做人生的成就？
在中国的官场上，官员的兴衰与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个人魅力、个人道德关系甚大。
官场就象牌场，四个人朝那里一坐，基本上只能由级别最高的一个人赢牌。官场变成了牌场，牌场的游戏规则就让位给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同时也掩护着官场的游戏规则。而被牌场掩护着的“官场规则”，“杀”起人来，也就更加隐蔽、更加残酷。
牌桌上有一个规律，只要领导在场，部下的牌技绝对不可能比领导好，因此牌局上总是领导胡牌。
牌场其实就是官场，这打麻将跟做官完全是一回事。你的上家就是你的上级，你必须对他摸得准，挖空心思奉承他，讨好他，巴结他，能力跟他搞好关系，将他侍侯得舒服了，他就会把好张子放给你，给你和牌的机会；你的下家就是你的下级，你必须对他握得住，给他点小甜头，又不能让他翘尾巴，该看紧的时候要看紧点，尽量限制他，控制他，处处留一手，关键的张子坚决不能放给他，叫他和不了牌；你的对家是你的平级，更是你的对手，你必须摆得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吃什么张，放什么张，你得看清楚，想方设法摸清楚他的底细，弄明白他的意图，时刻提防，多方设阻，拿出一切能够拿出的手段来制止他和牌。
“搓麻将”是老百姓对大规模调整、安排干部的俗称。干部们既是搓麻将的人，又是被搓的麻将，因为你在搓你的下级，你的上级也在搓你。而麻将呢，又张张都是变幻莫测的。
何祚庥院士说：当官的就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办，要按照你管的那个范围的原则来办，不能讲个性发展。
拍马屁本身就是一种并非人人都能掌握的艺术，多少人拍在马腿上，赔了夫人又折兵。能把马屁拍得炉火纯青，绝对是人杰。
官场是个哈哈镜，谁进到里面都要走形。在专制下的官场，不仅心灵要扭曲，外形都要扭曲。官场是个绞肉机，什么原则、感情、什么尊严、人格，统统要被绞碎。
政治的高压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政治的高压，谁肯轻易丢失尊严？政治的高压让人心灵扭曲，无法做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人。人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不得不给自己涂点保护色。在高压下，人们难免违心地表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人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实际上“忠”和“孝”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回事。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忠”的实质就是对国家和皇帝的“孝”。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提倡忠于国家和皇帝，是舍“小孝”而取“大孝”，归根结底还是“孝”。“忠”和“孝”本来都不是坏品德，坏就坏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所谓“愚孝”和“愚忠”。总之是要绝对服从——居家不服从是“逆子”，在朝不服从是“叛臣”。中国历史上的“叛臣逆子”数不胜数，原因多半是传统观念里缺少了两个字“平等”。
仇和，中国最富有争议的官员。他从江苏省沭阳县县委书记到宿迁市市委书记，再到江苏省副省长。他在沭阳县和宿迁市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仇和，具备新时期中国优秀地方官员的基本素质，他忠诚于执政党和人民的事业，对群众富有感情，熟谙官场规则，在官场交往中游刃有余，能力全面、视野开阔、思路清晰、作风干练。 但他又与众不同，这突出地表现在他锐意改革的进取心。
民知才有民主。在仇和看来，解决中国官的问题要做民的文章；解决中国政治的问题要做经济的文章；解决中国官场的问题要做市场的文章。而勤廉公示、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探索。
在当前中国的地方官员中，锐意进取的不少，但不畏艰难、能妥善化解干扰的相对不多；推行改革的不少，但有自觉意识和成套理论支撑的相对不多；愿意支持推动改革的不少，但能强力推行的相对不多；蛮横实践改革措施的不少，但能卓有成效、经得起群众见证的相对不多。
当官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我国自古以来，最精密、最深刻的学问是什么学问？或有人道，是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是法家思想，是墨家思想，是易经；或有人更道，是兵法，是中医，是文学，是祖冲之和张衡、郭守敬、沈括一类的科学家们的东东。
其实，依我阿赛尔个人的观察，这些都不是最精华的。一部中国历史，说是上下五千年，可考证的三千来年，其中最猛的是做官。你看从皇帝到小民，从学者到穷酸，所言的话语中心，是什么？都是做官。读书是为了做官，所谓“学而优责仕”；获得奖励是提拔，所谓连升三级；人生最大的价值是光宗耀祖，靠的就是“官至极品、朝野震慑”之威严。
何况一个儒家思想，更是赤裸裸的经世之学。什么是经世？其实就是做官，不过是打着为民的旗号来说的。儒家思想的意思，不做官是难以为民服务的，所以要“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
做官了，就可以为民服务了么？非也非也。你做官靠什么来保障官权？不是靠老百姓，而是靠皇帝。皇帝自己智力有限，他就是个天神也是有限的，毕竟是个人，不可能事事英明阿。如此，如何应对皇帝，就成了做官的第一学问。这是制度性的问题，并不是古代人傻，而正是聪明的选择。不靠皇帝，难道靠你老百姓？这不是开玩笑么？
但中国的皇帝（国君）经过了多年的经验积累，特别是秦朝的大力改造之后，懂得了一人之力非天下之力，学会了使用天下能人来辩论综合，懂得使用多人的智力来促成各项政策的出台——注意，这不是儒家思想带来的阿，其实正好是反儒家思想的法家秦始皇带来的；假如按照儒家思想建立所谓的周礼，那么就应该“继绝世”地承袭血统之权才对的——如此之结果，就造成了朝中官员众多，终于导致了做官学问的精密化和高深化了。大家互相辩论，也就难免出现利益的冲突，甚至彼此倾轧，但裁决权在皇帝那里，于是，上有皇帝、周有同僚、下有愚民之做官环境，成了中国做官学必须面对的真实处境。
于是，你通过儒家学说倡导的经史子集来阅读中国做官学，就可以窥探到中国做官学的高深之处了。特别是他的经和史两个部分，充满了这些深刻的道理。简而言之，就是做官要做到“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不可直抒胸臆、学会装傻充呆、两面三刀才能生存、残酷斗争同僚不要手软”等等做法之理论依据和事实论证，正如林彪所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正是中国做官学的精密之处了。
特别是官僚之间的彼此倾轧，最后要通过皇帝来最终解决，如何把握之并趋利避害，更是最重要的学问了。
有史以来，有关做官的学问真是浩如烟海，只是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它是做官学这个本质没有——帝王制存在的时候肯定没有敢明说是这个东东的，原因自然是毕竟做官学其实就是阴谋论，大概会引发皇帝的愤怒的。所以，直到了民国初年，随着帝制的崩溃，便有了直观的做官学问，这便是《厚黑学》为特征的在中国如何做官的经验性总结之论著了，随后便发展成了从文化上、国民性上论述的做官学了。
因此，关于做官，便有了“厚黑说（李宗吾）”、“奴才说（鲁迅）”、“酱缸说（柏杨）”、“潜规则说（吴思）”，其中最伟大的，当数厚黑说和潜规则说。前者你拿来就可以用；后者却从理论上让人服气起来而拿来就用的——当然，吴思先生的本意却是批判这个东东的，不多言。
你看，做官该是多么复杂的东东阿，而从事实上看，做官也的确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清官难做，毕竟社会整体黑暗，要“众人皆浊我独清”地搞个人英雄主义，充大头，还是很麻烦的。出头的橼子先烂么。这样的例子就不多说了，无论是海瑞，还是包青天，都有过灾难的时刻；今番就是说说贪官也难做，诸位可能就觉得新奇了。
贪官也难做？是的，就是如此的。君不见历史上的赵高、贾似道、严嵩、和珅那样的巨贪，伺候皇帝的时候，是如何艰难的？他们的能耐全都表现在正确揣摩圣意上，做到了如何让皇帝满意，才保证了自己的贪成功的。但是，这个过程该是多么艰难！历史上该有多少变态的、失常的、神经病的和装聪明但本质上是笨蛋的皇帝的，要伺候他们高兴，难度可想而知。人人都有自尊心，为了伺候皇帝不得不不要脸，就凭这个，也可知道贪官之难了。
何况，信息封闭的时代，你如何让别人知道你是贪官还是清官？难道你自己说了算？历史上被诬蔑为贪官而被处死的清官真是海了去了，不都是这种艰难情况的证明么？
我每每看到那些三朝元老都敬佩不已。我佩服他们什么呢？佩服他们变态的程度。中国的情况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却把新桃换旧符之不同皇帝不同政策的，没有什么连续性，夏天的天说变就变，何况是皇帝本人都不同了？但这些三朝元老真厉害，都能一直跟随下去而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作官的学问，就足够你我研究得了。
说一千道一万，那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只要存在，但凡你只要做官，做清官也罢，做贪官也罢，都是艰难的。一句话，“中国做官实为天下第一难”，因此必定学问高深的。
因此，在中国，做官难。你是清官还是贪官，还是要皇帝说了算的。因此，中国做官的学问之最高要义，当然就是如何侍奉皇帝的学问了。只要皇帝高兴了，你何愁清贪之名份呢？此种之深味，不可不察也。
2.4 关于官场权术
权术与政治斗争
政治权术，即政治斗争中带有诡诈特点的权变手段。所谓“权术”，依其字面上的原意，本无褒贬。“权”指的是古代衡器，又指称量行为。权的特点是根据不同的重量随时移动称锤以保持平衡，即所谓“权，然后知轻重。”引申为审时度势、因事制宜。因此，权术的本意无非是指一种灵活应用的手段而已。它的主要用武之地，是在政治斗争的场合。由于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权术总是同君主驭臣、臣属弄君、官僚相互攻讦等丑恶的政治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也逐渐赋予权术以特定的含义。通常所说的政治权术，往往即等同于历代统治者为争权夺利而玩弄的阴谋诡计和政治“手腕”。
权术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在运用范围、使用对象以及具体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考察政治权术的历史及其本质的时候，必须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权术”实际上是一个含义比较宽泛的概念。大致而言，可以包括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权术是指统治者为欺骗愚弄人民大众而采取的诡诈的统治策略和手段。
权术，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政治斗争所需要解决的首先是由何者掌握国家机器的问题。权术正是适应这个基本意义上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为了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争取主动，斗争的各方都会努力寻求各种有效的斗争手段，其中当然包括灵活多变或者狡猾诡计的手段。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实现和巩固对国家机器的把持，必然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针对人民大众的虚伪诡计的手段。
第二种情况是，权术是指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权谋和手段。
历代统治集团内部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不同利益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因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就是适应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权术实际上始终以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关系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舞台。
第三种情况是，权术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领导艺术，调节人际关系的方法技巧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手段。这些内容往往是人们政治斗争和生活实践的经验积累与总结。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在本质属性，权术表现出一种工具性的特点。权术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是实现一定对象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的工具。作为工具或者手段本身，似乎很难对其单独作出本质判断和道德评价。应当看到，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把权术手段直接等同于政治目的或者离开政治目的考察权术手段都是不正确的。险恶的目的需要借助卑劣的手段，手段的卑劣则往往表明目的的险恶。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实行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统治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处于相对立的状态。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除了依靠军队、法律等国家机器之外，还不得不玩弄阴谋诡计，不惜采用一切卑劣的手段。
在表现形式方面，权术具有隐晦性的特点。政治权术不同于其他一般意义上的手段。它更多的是采用隐蔽的、间接的、灵活的、诡诈的方法来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
在形成过程方面，权术具有经验性的特点。权术不是由圣人贤哲凭空杜撰而来，而是政治活动经验的产物。在长期政治斗争实践过程中，不同的政治集团和不同的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体味揣摩、提炼总结、归纳升华，逐渐形成了一些熟练的习惯手段。历史上政权的兴亡盛衰、仕途的升降沉浮、斗争的成败得失，也为后世提供了借鉴。权术在经验中产生，又在经验中发展，一步步的由简单到复杂，越来越成熟圆滑，越来越灵活诡诈。
在具体种类方面，权术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古代中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君臣关系、官际关系、民族关系和地区关系等各种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整个政治斗争的舞台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为了适应不同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名目繁多、花样别致的种种权术手段便应运而生。权术的随机性很强，变化多端，神出鬼没，没有一定的规律，常常在为人处世之时、临危制变之际，一种新的权术手段随之诞生。
在实际运用方面，权术具有有效性的特点。权术身披神奇的外衣，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往往较一般手段更容易奏效。权术的威力主要来自它的隐秘性。隐秘的权术常常出乎人们的习惯逻辑思维方式和常态心理之外，每每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上当受骗。正因为政治权术具有有效性的特点，所以它在政治斗争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权术争斗的目标。权术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是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权术手段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其实十分明确，一切政治权术的运用，都是为了争夺和巩固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就是各种权术争斗的直接目标。
政治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是实现一定对象的物质利益的根本保证。在政治权力的争夺中，政治权力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争夺者之所以极力追逐政治权力，则是因为政治权力可以成为他们满足自身某种利益和需要的手段。就各个群体而言，通过掌握国家权力，就可以使本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得到充分的保证；就个人而言，通过谋求一定的政治权力，便可以由此得到相应的物质利益以及其他方面的特权地位。政治权力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是人们获取其他价值的最有效的工具。所以，在内在的本质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争夺者的目光总是首先集中在政治权力上。权力之争无疑成为政治活动的焦点。
政治权力具有强烈的诱惑力量。为了满足权力欲望，统治集团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争夺。有争夺就会产生争夺的手段，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看，获得政治权力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靠法律制度；二是依靠暴力手段；三是依靠血缘关系；四是依靠金钱财富；五是依靠权术手段。
上述法律制度、暴力手段、血缘关系、金钱消费等途径，在谋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均有一定的局限性。隐秘的权术则以其独特的效力，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实际上，权术成为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条件下获得政治权力的一种主要途径。
权术争斗的目标，不仅在于谋求新的政治权力，而且也在于促使既得的政治权力能够得到巩固和有效行使。基于这种巩固政治权力比夺取政治权力更为艰难的认识，统治者们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手段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权力地位。对于统治者来说，巩固权力与夺取权力同样离不开隐秘的权术手段。他们需要利用权术手段、血腥镇压与欺骗愚弄的软硬两手交替使用，消除被统治民众的反抗，维护既定政权的长治久安；他们需要利用权术手段，防范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排除各种现实和潜在的威胁，保证手中的权力不受到削弱或者丧失；他们需要利用权术手段，驾驭各种分散的权力，控制权力分化组合的过程，维护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和有效行使。
无形的政治权力，总要外化为有形的相应权位。
所谓政治权术，既是一种具有工具性、隐晦性、经验性、多样性、有效性的政治斗争手段。政治权术作为一种手段，始终是为夺取权力、巩固权力和有效行使权力而服务的。任何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都需要借助各种有效的斗争手段。
权术与政治道德
社会政治是一个复杂而统一的整体。政治权术不可能作为一种孤立存在的政治现象而游离于整个政治系统之外。政治权术在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各种政治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其中尤以政治道德对政治权术的影响最为明显和直接。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道德的主流始终处在与政治权术相对立的地位。政治权术的命运总是同政治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考察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就必须探讨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政治权术生存发展的制约因素：
权术的运用，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政治行为，除了权术的运用主体本身的各种因素之外，主要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
一是来自法律规范的限制。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是政治行为规范中的基本规范。权术的运用既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当然也就无法逃避法律规范的制约。政治手段的选择和运用，总会受到法律规范多方的限制，不可能不受任何限制地随心所欲地发展。
二是来自道德规范的限制。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权术所受到的来自道德规范的制约，似乎比来自法律规范的制约更为深刻和广泛。所谓道德，即一种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政治道德规范，则是指政治生活中调整人们之间政治关系所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当政治权术作为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手段时，统治者的政治道德当然会对此采取容忍的态度。一旦政治手段成为人民反抗的工具或者破坏了统治集团内部既定的权力秩序，统治者的政治道德便又会对它们进行谴责。
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道德始终是统治者的道德。统治者总是把自己的政治道德装扮成全社会的政治道德，力图使其成为全社会多数人的政治行为准则。所以，当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利用“仁义道德”攻击政治权术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道德的力量，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心理信念来维持的。它比法律规范调整政治关系的范围要更完广泛。许多权术手段的运用，也许并没有触犯法律的规定，但却遭到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的广泛谴责和有力抵制。在政治道德压力面前，诡诈的权术不得不有所收敛。
传统政治道德对权术的排斥。
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道德，就其主流而言，是对政治权术采取排斥态度的。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道德规范是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历代统治者逐步提出了一整套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理想化的政治道德标准，并以此对人民群众及统治集团成员进行道德说教和善额恶褒贬。根据这些道德标准，权术显然处在被排斥的地位。
玩弄权术者反而对权术痛斥怒骂，这并不奇怪。因为越是搞阴谋诡计的人，越是要装出一副光明正大的模样；越是搞阴谋诡计的人，越是害怕和反对别人搞阴谋诡计。正是出于垄断权术的需要，统治者才不惜将各种污水尽量泼洒在权术身上。权术只能由统治者用来对付别人，一旦别人也企图运用权术来对付统治者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筑起道德的屏障。于是乎，在政治实践中，权术被苟且钻营者们揣摩研究，日趋圆滑成熟；而在道德领域中，权术又被真假道学家们贬斥，恶名臭不可闻。
政治权术的存在，毕竟是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无论政治道德如何责难和咒骂，都不可能将权术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除。相反，随着政治权术的发展，不仅在实际上促使了传统道德的沦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权术还会从理论上向传统道德提出挑战。
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决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
政治权术在理论形态上对传统道德提出的挑战，无疑是短暂的、有限的和苍白无力的。权术在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存在是根本不可避免的。统治者的统治术的变换，目的是为了使其统治更具有欺骗和迷惑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权术手段。在实际运用中，权术无时无刻地对传统道德观念产生着强烈的腐蚀和瓦解作用。
在政治实践与道德观念的冲突中，权术背负着恶名，伴随着历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时至今日，在正直善良的人们看来，权术即意味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口蜜腹剑、背信弃义等丑恶卑劣的勾当。
政治权术之所以在今天仍然长期被人们普遍鄙视，固然说明了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封建统治者遗留下来的玩弄阴谋诡计的政治现象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民大众的唾弃和谴责。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由于受到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的封建政治道德观念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沿着传统的思路，习惯地继续对权术进行不加区别的全面口诛笔伐。其实，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并不可能深刻揭示权术的本质。道德的谴责不能取代理论上的战斗，同时，权术毕竟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