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责对应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政治秩序保持良性运行的关键。在现代西方社会，权责对应是通过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的；公共权力由公民自由选择、授予，权力与责任的边界由宪法界定，并定期接受选民的调节。
当代中国实行的是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政治体制。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是超然于不同利益集体之上的仲裁者，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制度有利有弊，其利是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能更方便地整合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力量投入某项具体国家目标；其弊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易走向自我膨胀，并因缺乏监督而在过程脱离其目标，权力部门成为利益主体。
毫无疑问，上述权威体制的弊端与“权责不对应，对政治权力难以追究责任”密切相关。因此，如何在现行体制下建立权责对应就成为关乎中国现行政体能否有效运转、甚至能否有序持续的重大课题。体制内学术往往回避根本性问题的存在，虽然提出了“官员问责制”这一治标之法，但在实践中见效甚微；体制外学者则基于西方经验往往断言在现行体制下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权责对称，只有彻底的政治转型才能消除体制弊端。
中国在现行体制下仍然有着建立权责对应机制的空间。既然权威社会政治权力的一强独大的现实难以改变，那么政治权力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并且建立起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这种责任追究不应该被掩盖在政治权力的体系之内，而应该形成外在的法律体系，能够受到全社会的监督；有关责任追究的法律条款不应该抽象、含糊，而应该准确、具体，便于外界形成清晰的判断。换言之，权威社会其官吏既拥有最大权力，就应该承担最大责任；既拥有处置几乎所有公共事务的权力，就应该对所有相关后果负责。一旦有事，政府有关官员应该成为第一责任人，被追究其渎职罪，而不应该仅仅拥有追究他人责任的权力。官吏至少在程序上不能超越于法律的管辖之外，而应该成为法律管辖的第一对象。
要求自己对所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后果负责，成为不仅仅是自己的直接错误，而是包括经济衰退、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官民冲突等所有公共事务的第一责任人，随时面临被追究渎职罪的危险，这种窘境显然是现行权力体系下的官吏们所不能接受的。不仅是主观上不愿意，客观上也无法承受。这种不能承受正是这一思路的意义所在，如此即可导出真正的解决方案。办法很简单，就是要官员们从所有自己不能负责的事务上退下来，将权力下交或者横移，让其他部门、自己的下属或者民众自己来行使权力，承担责任。总而言之，权力应止于其所能承受责任的边界。权威社会可以自上而下、尽可能地扩张政治权力，但不同职权之间，权力的上下级之间、官民之间，应该有明确的权力边界。每一官职的权力延伸到哪里，其责任就延伸到哪里：责任之不能及，权力亦不能及，不能搞从上到下的权位高者“通吃”。
要重新按责任之所及确定各类、各级权力的边界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但这也正是政治体制改革、转换政府职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改革的优势在于：只有成功之难，没有失败之险，不会引发整体性的社会危机，这是一种类似于西方宪政的分权制衡机制，它完全可以与中国现行体制相对接。只有建立起这样一种法制体系，这样的责任追究机制才能在现行体制下建立起责权对应。如果党政官员只有权力，没有责任，或者权大责小，无法有效追究责任，整个政治生态的恶化就难以避免，腐败弥漫，官民矛盾的愈演愈烈也难以避免。要真正依法治国、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政权基础，就应该以法治吏、建立权责对应机制。这是走出权力膨胀、官民对立的恶性循环，使社会治理趋于良性的必由之路。
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孔菲力的说法，政府的治理，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控制的过程。在传统社会，政府倾向于信息封闭性管理，逐级信息量递减，只有最高层的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在一个相对封闭而且信息传播手段十分落后的社会里，这种信息的控制方式无疑有其合理性，因为至少政府可以做到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地防止不利信息对社会稳定的伤害。而且，在那种社会里，信息量的多寡本身就意味着某种荣誉，跟他对体制的效忠程度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只要官场或者王朝的道德还能维持，这种信息控制方式就能奏效。但是即便如此，这种治理方式也会伴随着小道消息流行的弊端，时常扭曲政府的形象。
历史的惯性使得人们往往沿用过去的方式，每遇突发事件，首先的反应就是先瞒下来再说。事实上，政务公开，建设公共行政，也是竭制腐败现象的有效工具。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有多大规模的欺和瞒，就有多大规模的腐败。竭制腐败仅仅靠内部监督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把行政过程放在众人的视线之内，猫腻玩起来才会有障碍，所有内心有鬼的人，其实最怕的就是被暴光。
其实，政务公开作为中国政治和行政改革的一个方向，已经说了很有一些日子。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公开，怎样实施公开，却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办法。在政务公开问题上，应该抓住信息公布与传播这个关键。政府的定期新闻发布，不仅仅针对市民，而且针对媒体，在媒体的平台上，各路英豪，包括专业人士以及特别关心某些事物的民众，都可以就政府公布的信息展开讨论。这样，政府政务的决策和实施就可以尽量避免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甚至产生腐败行为。同时，在新闻发布会上，媒体的提问，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质询，如果政府部门在某个问题上说不清道不明，不仅自身尴尬，而且还会引发进一步的追究。
建立理性的官僚制度和公共行政架构，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所要避免的，是所有制度改革常犯的老毛病：日久生疲，流于形式，尤其是当这种改革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的时候，制度就会变形，直至变成跟原来的初衷完全两码事的样子。公开才能公正，公开才能竭制腐败，只要政府把自己放在了阳光下，那么政府自己也就阳光了。
近年来关于改革的激烈争论之所以爆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约改革的深层次体制因素没有被触动，以至改革常常被变形，改革收益过分向强势利益集团集中，改革代价过分向弱势力群体倾斜，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不和谐，并由结构性的不和谐导致社会运行的不和谐。
制约改革的深层次体制因素，首当其冲的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现象。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由于权力运行的特殊性，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为了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成熟的市场经济都会严格限制权力介入的领域，并且对权力的运行实施有效的监督。中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行政性资源配置不仅在国有经济部门依然存在，而且近年来已经出现向非国有部门渗透的苗头。
社会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客观上存在着权力市场化的可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中的寻租，不难发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股票融资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权力作为个人或群体的资源参与市场化，本质上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在形成暴富阶层的同时，不但侵犯了他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收益，而且减少了社会可支配的经济资源，削弱了社会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加剧了经济转型时期社会的利益关系失衡。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并非当下争议的焦点。真正的焦点在于，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是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而且使后者产生严重扭曲。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构成严重的扭曲，在一些本不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举步维艰。在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改革等领域，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要素市场化滞后是制约改革与社会和谐的第二个深层次因素。现代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主导资源配置。中国改革在推动市场化的进程中，取得重大进展并且也最成功的方面，是重塑多元市场主体和产品市场化；而在对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市场方面，市场化进程明显滞后，这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在基本要素市场发育和形成的过程中，劳动力是最早市场化的要素。
在土地市场化方面，地方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在土地市场化中，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土地使用权拥有者的利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近年来在城镇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发生大量民事纠纷，并非仅仅是利益补偿问题，而是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垄断征用与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中的功能定位及运行程序方面的缺陷。
资本要素市场滞后集中反映在借贷市场和股权融资市场方面，其基本特征是以服务于国有企业资金需求为主；这种状况不仅严重不适应市场主体多元化的现实，而且蕴藏着极大的系统风险。
制约改革的第三个深层次因素是经济转轨中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平衡问题。市场机制并不能自然地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平衡，没有市场之外的力量，资本的统治就不可避免。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也会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便是国有资本，由于代理链条的下端代理人几乎获得了与私人资本同样的权力，并且在若干方面模拟私人资本的经营方式，客观上也存在职工权利被侵害甚至被剥夺的可能。问题在于，平衡资本和劳动的机制滞后，特别是代表劳动组织化力量的工会如何适应市场化进程，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的“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从一些地区企业职工的工资长期不变到人身安全等基本权利屡受侵犯，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劳资关系”的不协调和工会的缺位。
制约改革的第四个深层次因素是利益表达机制的扭曲。90年代中期以后，利益分化不断提速，冲突的社会性特征日益突出，冲突的焦点几乎普遍与不同的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相关，在基本价值参照系方面形成共识的困难越来越大。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思想观念的激烈冲突本不足怪，利益多元化和思想观念多样化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问题在于，在利益平衡机制还很不完善和健全的条件下，强势利益集团往往占有甚至垄断表达渠道。这种状况一旦左右现实发展方向，就会加剧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上述所有制约改革的深层次体制因素无不与行政管理体制有关。换句话说，正是居于传统体制核心部位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了改革的诸多变形。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只是在技术层面上模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很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这种模仿在短期内可以产生较大的收益，甚至可以率先推进产品市场化。但从长远看，由于在制度机制上尤其是在行政管理体制层面，传统的制度机理仍然发挥着强力作用，致使要素市场化很难向纵深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问题，而且牵涉到经济、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实质上就是针对传统体制的核心部位展开的一场攻坚战。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衡量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指数。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十一五”建议以行政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各项改革之首，把行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当作深化改革、推进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政府应该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倾斜；并通过制定和维护公平竞争的规则，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社会进入转型期，通常有四个显著特征：人们格外关注经济利益；社会骚动不安；犯罪显著上升；官员腐败严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目前面临着与西方国家当年类似的问题。
改革低效率重复造成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触动，最难的改革全都留到了最后。中国体制改革将处于艰难的攻坚时期，一些高难度的改革，将进入实质性的阶段。
改革成本集中支付，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中国进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使得改革成本得以集中支付。但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需要大规模地支付改革成本。
政府机构改革表面上看是人员的增减，是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背后隐藏的是利益关系。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关系的调整。
每次新的意见、建议和方案的出台前，都会有很多争论，这表面上看是不同观点的争论，其实是各种利益的争端。
90年代之前，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不是很明显，改革能够普遍提高各群体的收益，改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而近年来，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的现象，还有利益集团崛起已经为人所诟病。“十五”期间，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已经很明显。“十一五”时期，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利益群体的分化将更严重。不同收入群体、不同阶层的人群在利益需求上与以前大不一样，他们对改革持有的看法也各不相同，这使得改革的阻力进一步增大。
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靠一种间接的力量来推动，这种间接的力量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力量，还有社会的需求。
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还是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转换。到现在为止，政府还行使着很多不属于自己的职能，比如一些政府往往代表企业进行招商引资。对企业干预太多，这是政府职能的错位，政府部门主要应该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改革不要受利益中人左右，比如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和进行垄断行业改革，最好不要由相关部门自己制定政策，应该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提出改革方案。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
即使是“零价格”甚至是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行政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往往远比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尽管教训很多，但行政决策在某些部门长期存在的主观性、随意性等弊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行政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在中国，政治压倒一切，行政没有相对的独立性，更谈不上科学体系，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属品。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可以平等的参与国家管理。
陕西省榆林市的路志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官员，他即是常务副书记，同时又是常务副市长，在中国的政治人事中，这种安排无疑位高权重，且相当少见。
他在2005年12月27日陕西省法制办召开的一个小规模的《陕西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五年规划》论证会上，放言炮轰基层行政的十大弊端，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甚至在外界引起一场讨论。
他说的基层行政的十大弊端是：
一是行政权万能。明明是下级的权力，明明是部门的权力，明明是副职的权力，但就是这么被上级领导给抢夺了。
二是将法规变相、变形。明明法律有规定，但他就是不给你按这个来，甚至给你变相。这个问题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比较突出，也比较普遍。
三是法与情、法与理互相脱节。比如说，有个农民把一个年轻人撞死了，按法律规定这农民就要赔10万块钱，但他不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如果给他调解成五万元，当场结清，这不就解决了？结果不这样干，所以有法难依。
四是一些人依法搞腐败。政府的很多部门一般都至少掌握一部法律，且好多法律自由裁量权太大，许多部门就依靠掌握的这个执法权搞腐败。权力运行不规范，现在的行政权力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按说国家行政人员，特别是行政领导，你的权力必须是法律授予，现在很多情况是，自己给自己设定权力。比如应该下属管的事，他一句话就拿过来了：“这些事情以后要经过我批准啊”，进而形成了制度，如果按照依法行政的话，这都是不适合的。比如环保超标了，我可以罚你1千到1万都行，那么我一旦抓住就按最大额度罚，拿着法律条文在你面前一念，你害怕了，赶紧找人，请吃饭、送礼。罚1万变成了罚1千。这样他也不违法，都是依照法律条款罚的，这就是依法搞腐败，利用法律的自由裁量权搞腐败。
五是决策不科学是最大的腐败。决策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个决策失误就苦恼造成1亿甚至10亿的损失。
六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出现一言堂。现在基层有法不依、决策不科学、依法搞腐败等问题，最大的根子就是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
七是利用掌握的政府信息搞腐败。比如招标，本来三天完成的事情，他们一天就搞完了；本来要开信息发布会，他在不知名的媒体给你发布个信息。这样他可以限定信息公布的范围。
八是审批权过多。我国的行政审批权，尽管减少了好几批，但还是多。减少审批事项后，有些机关往往抓住一个特殊事例夸大，又把权力收回来，形成反复。
九是办事无期限。好多机关办事没有法定期限，很多人利用这个时间段来搞腐败。
十是行政成本太高。有时候开半天会，也要通知地市的市长或者分管领导来，这得花多大的成本？
路志强还说：我不是回避（人事腐败）这个问题，而是这个问题很敏感。不可否认，在组织人事上也有腐败，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本来这个人博览也行，应该上。但是他害怕被别人挤掉，就请领导吃了一顿饭，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比较普遍，你说这就是买官卖官吗？有些人水平不行，民主推荐也不行，领导硬是把他弄上来了，老百姓认为是腐败，但这也可能是领导认识问题。
行政权力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个社会太复杂，有些事情按法治来看确实很不适合，但在基层也就这么干了，久了大家也就默认了，依法行政确实必须加大力度，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榆林当地人看来，行政十弊无疑可以折射出当地的一些生态。作为一个“有切身体验”的官员，他的发言显然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的难点有五个：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改革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改革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更强了，难度加大了；
二是对政府自身改革的要求高了，长期作为改革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政府部门，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本身也成了改革的对象，需要大幅度地减少和放弃自身拥有的权力和利益；
三是改革越深入，对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就越高，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转向主要依靠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四是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强，不仅要参与改革，而且更要求分享改革的成果；
五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要考虑国内的情况，而且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要求更高了。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体制在某些地方有明显的向旧体制复归的趋势。不少部门为了强化部门利益，取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项审批权，但却在更重要的方面加强了权力；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方面的矛盾突出。事权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划分，这反过来又诱发了地方政府增加审批权和收费渠道的行为。
22.8 关于体制改革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使民主制度和法律具有权威，起码需要厉行宪政，实践分权制衡的政治原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任何个人、组织和机构都无法破坏民主和法治。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对政治体制的诸种弊端提出了改革的意见。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影响很大，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7年中共十三大肯定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并且明确将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纳为三点：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官僚主义严重；三是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
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弊端的总根源。因为：
第一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历史一再证明，权力过分集中与个人专断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常常造成决策的失误。对权力过分集中如不限制，象“文革”这样的悲剧也不能保证不再重演。
第二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必将滋生官僚主义。一方面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群众，墨守成规；一方面表现为临时机构激增，行政机构臃肿庞大，因人设庙，人浮于事，不讲效率，决策缓慢，内耗惊人。
第三由于权力过分集中，造成多年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等现象。许多党组织事无巨细，包办一切，以党的职能代替国家职能，以党委、党组代替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党组织也对同级人大、司法机关工作干预太多。结果使党组织陷入事务之中不能自拔，缺少考虑大政方针的时间和精力，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降低了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而政府部门对企业统得太死，常常又限制了企业的自主权。
第四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从而产生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有些党性不强而又大权在握的领导者凭借职权，大搞不正之风，捞取各种利益。而封建社会崇尚终身为官、官贵民贱的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建国以后一直没有明文规定解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则在权力过分集中的掩护下得以滋长，至今不易解决。
第五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某些下属干部对主管上级的“愚忠”，形成个人崇拜和家长制作风，在某些干部层中形成一级隶属一级的关系网和“依附关系”。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某些部门政治体制的保守性。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弊端以权力过分集中最为严重。但是，这种弊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建国多年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传统有关。自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以后，历代王朝无不仿效本加以强化，这种皇帝独裁、官僚政治、等级特权、文化专制是专制统治的对象特征。今天封建制度被推翻了，但封建主义遗毒尚未彻底肃清，给人们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国历史上多次强调党的集中统一有关。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武装斗争，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是必要的。建国后在某些时候和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也是必要的。但不看情况的变化，一味强调集中统一，则是不可取的。过去中央和地方分权，没有涉及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职权划分问题。政治体制没有适应国情的变化而转变，因而用战争时期的方法搞经济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政治运动则是必然产物。
权力过分集中与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国历史上盛行的家长制有关。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革命队伍中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架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们长期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各级党政部门都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而且“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集中于第一书记。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国没有严格完善的政治制度，以及对其重要程度缺乏认识有关。由于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及其他种种原因，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这就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
权力过分集中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由于又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夹杂在一起，从而使它的危害越演越烈。
体制改革涉及三个方面：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
中国的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各种体制性障碍也日益突显，如何尽快构建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于一体的“三角形”体制改革体系，已经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急迫任务。
政治体制、社会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以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点、线式的改革必须尽快走向“三角”型的改革。在这个“三角”型的改革布局中，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执政”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解决“效率”问题；社会体制改革则侧重于解决“公平”问题。目前的体制改革还只能是“不等边”三角形，经改边长，政改边短，社改边尤其短。“三角形”体制改革的归路，应该是从“不等边三角形”到“等边三角形”，总体目标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圆满和谐、协调发展。
“三角形”体制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一是当前政改的核心是党政关系问题。解决执政问题始终是“三角形”改革的核心问题，理顺党政关系又是核心的核心。执政不等于行政，政府才是行政的主体。理顺党政关系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党政职能不清、机构和分工重叠、责权不统一等问题。党应该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推进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并通过法治的渠道，将自己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领导政府行政，而不是通过人治，或者仅仅靠主要领导个人的权威来实现。
二是政治信仰与社会信仰相彰显。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仅有政治信仰是不够的，执政党的政治信仰不能代替社会信仰。要根据本国的传统的主流文化，形成有特色的社会信仰，并利用这个社会信仰来治理国家。
三是依法治国、以德治国，首先要做到依法治党、、以德治党。在推进“三角形”改革中，应该把法治与德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考虑。这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时期全面体制改革的重要前提。
四是适度的民主、高度的法治。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制度建设的两块基石，作为一种改革方向，民主要适度超前，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民主具有阶段性处于改革转型期的今天，由于法制不健全，国情比较复杂，民主不能走得太快，不能以最终的民主要求来审视现状，也不能以目前的民主原则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目前我国基层各种问题的解决，除了要有民本思想、民主意识外，还要有法制观念，不能简单以民主手段解决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五是要坚持公平与效率原则。公平与效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准则，在改革初期，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我们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改革的天平应该向公平一边多倾斜一些。
六是要善待改革者。这一点在当前这个阶段非常重要。进入全面的“三角形”改革后，改革难度将越来越大，体制的、制度的、人为的障碍——即所谓“雷区”必定越来越多。不能将体制的问题、制度的问题归罪于改革者，不能将应该由社会和体制承担的责任转嫁给改革者。
22.9 关于政治制度改革
政治制度改革本身需要长期的磨合，需要其他方面尤其是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配合。能不能解决中国的权力扩张和腐败问题，还很难说。由于政权整合已经成为维持社会有效运转的唯一支柱，它的力量不但不能被削弱，还必须得到加强，这就是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的触角越来越深入的内在动因；改革不能根本性的触及对象，而只能迂回曲折地整边补角，这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悖论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外开放是为了吸收国际上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吸收的东西分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观念层次（也可以说是文化层次）。
许多政治体制中暴露的问题正是源于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因此，干部人事与人才制度改革将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
政治改革能不能启动、中国能不能走出现时僵局和历史轮回，就在于能否出现新的、有竞争力的温和渐进的政治理论和主张。
中国现在的政治结构完全是自上而下建构的，中央权威是维系这种体系及其认同的根本纽带；全民政治认同迭经损折，没有通历政治参与的强化。此时，不管是启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程，还是突出中间的地方化联邦化进程，都意味着原来的政治结构解体。一方面，中央政权主观上决不可能认同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另一方面，客观上社会在旧权威丧失，新权威待立之际，也必然出现权威真空，可能致中国于政治危机之中，并且可能爆发全面的社会危机。
在中国，所有的反中共化进程都不可能获得中共支持，都只能在中央政权严重衰弱之后才有启动的可能。
要启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就必须设计出不会致中国于动乱的方案，即必须在顺应中央化结构、保持中央权威的方向上进行。
根据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理论，在中国社会，政权及其人格代表（执政者）与其代理人官僚群体可分别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民权民利的具体侵害，主要是各级官僚由自身利益驱使的作为，它并不符合政权本身追求稳定性、延续性的根本利益。官僚群体能够背离政权及执政者而操作自我利益，关键在于它拥有代理权力执行的地位、握有相对于执政者和民众双方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因此，在传统社会民众往往“只反铁外官，不反皇帝”，这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较优选择。
执政者在当前能否有效约束其代理人的关键是能否打破官僚群体的信息垄断和上下封锁，这需要借助于上下沟通，实行“信息民主”，放宽媒体的言论尺度，将舆论监督集中在官僚群体的权力侵害、以权谋私行为上，暂时不涉及政治体制。
由于以“反腐败，求公正”为号召，民众诉求可以不涉及政治制度，不指向最高执政者，政治进程将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可望获得政权高层认可；由于民众和执政者有着共同的对手——腐败官僚，从人的需求层次理性而言，在实际侵害者有可能解决还没有解决之前，民众的自我意识不会将矛头指向支持反贪官的皇帝。
从经验看，政治进程一旦放开，似乎就会呈现一种自我加速的趋势，政府、民间都无法控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走向极端。
中国政府的考虑是：既然政治过程一旦开放就会自我加速，走向极端、走向中央权威丧失，那还不如把它放一放，集中精力安安静静地埋头搞经济；只要经济搞好了，人民普遍满意了，到时候再谈政治，就可能拥有一个较为宽松、易于妥协的环境基础。
由于权力腐败猖獗，由于体制内缺少制衡腐败的有效手段，由于社会本身还没有成长出足以抵制权力的资本力量，中国的改革正处于危险期，路越来越难走。
虽然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工业化过程都不可避免伴随大量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引致社会普遍不满，但只有权威政体国家，这种不满才无处宣泻，只能转化为对政权合法性的怀疑，必然加强社会结构的刚性，加剧社会和政治危机。政治合法性的削弱也必然导致政府行为有效性的削弱，无论改革、发展还是稳定，都可能越来越难以持续，这才是当前模式难以持续的根本原因。
造成中国当前社会结构刚性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民主即行”主张和理论；二是权力腐败难以抑制。后者导致了普遍的社会不满即使原地不动也难以维持。中国问题的政治出路，就是要着眼于解决这两大难题，在左右之间设计出一条新路。
政治进程离不开压力，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单靠既得利益者的施舍，社会难以前行。但是，压力并非越大越好，而要适度；更必须讲究策略、考虑力量对比。只有在力量上占据优势，改革才能推进。当今中国社会能否启动政治进程的决定性力量是中央权威，只有中央权威认同，改革才可能启动；只有执政者和民众联手，改革才可能推进。如果将改革目标直接对准现行政治制度，在中央政府的压制下，这种改革将看不到启动之时；在政权和官僚们的联手压制下，社会自发的进程也会困难重重。
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根源于原有制度对现实变化的不适应，或者是不支撑新的社会目标。
中国的改革必须在实践中摸索适合自身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的具体模式。政治制度的成功，必须能够与社会环境协调适应。后发展国家的制度引进，只能引进西方制度演进的最后成果，无法引进社会演变的整体过程。因此，中国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主要应靠自己摸索，创造，西方国家的成形之作，只能作为参考。
中国未来的制度模式决不会仅仅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视自由为最高价值和唯一标准，将自由主义价值与西方制度模式绑紧在一起，捆绑销售。这种做法限制了制度创新的操作空间，使“全盘西化”成为必然选择。中国改革在价值上要兼顾多重目标，在结构形式上要适应具体国情。这样一种制度演变和创新，并非单纯按图索骥的生产制造，而是从研发到生产的整体过程，当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能期望一步到位。
改革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过程，“此”是现状，“彼”是能够实现富民强国和现代化目标的制度模式。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只能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在针对现实问题的反复试错中摸索，即使针对每一阶段性目标，也有一个由此及彼的过程。
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民富国强、实现现代化。因此，改革必须兼顾社会多重目标，不能不惜代价、不顾一切，这正是改革艰难之所在。改革以民富国强为目的，所以它不能将社会多荡、国家竞争力的大幅衰落为赌注。
另一方面，改革也是社会利益的调整过程，其进程和方向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对比。按照经济学新制度学派的观点，制度变迁都是社会强势集团主导的。宪政民主制度之所以普遍盛行于西方，是因为它符合了市场社会最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随着东方国家经济全面走向市场体系，随着市场力量的日渐壮大，东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好子迟或早会走上类似宪政民主的轨道。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下，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展开。由于政权体系对社会稳定的高度敏感，改革只能在不改变根本性力量对比，不危及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启动。这样的改革只能是渐进。
渐进改革成功的条件之一是社会能够拒绝激进，包括能够抵制激进理论对民众的诱惑与鼓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当前思想界主流的自由主义理论，虽然与改革取向具有某种价值上的一致性，但在客观效果上，却成了渐进改革的一大障碍。
中国的命运祸福系于能否持续保持政治稳定；在现行体制和国家社会格局下，最有能力对政治稳定造成致命打击的就是高层的权力斗争。中国之乱患，不在体制之外，而在体制之内。如果在机遇和危险并存的关键时刻，中国陷入了纠缠不清的高层内斗的话，那么，不但26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可能毁于一旦，甚至可能从此陷入万劫不复。
政治权力能否在长期稳定中实现和平更替，这本来是权威政体的最大难题，也是民主制度相对而言的最大优点。现在，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中国似乎已经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较有保障地解决了这一根本性的难题。
中国的权威政体关键是必须保持对现实变化的高度敏感，不墨守成规，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革新；既不“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又能虚心“借鉴世界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权威政体的“现代退让制”比之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还有其明显优势。 “突然子制”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往往都是久经考验、能力卓越的治国之士，而绝不可能是只擅长哗众取宠的明星。国家领导人的高素质保证，在权威政体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领导人的权力交接，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合议制政治的优点。即，事先指定并培养下一代领导人，使其深刻认识世界趋势，并在外交、政治、国防、经济领域中积累经验，从而预防国政混乱与国家彷徨的问题。
从政治改革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角度来看，选择政治改革的目标必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也就是说，要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最棘手的、并且是根源性的问题，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的目标应当是解决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建立一个民主的改革财政制度可以考虑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优先目标。
首先，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党政官员的腐败、政府权威减弱等。而这些都与中国公共财政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关联。
其次，公共财政的政府有效介入经济和政治之间，较之其他一些政治改革的入口较少敏感性，也容易操作。
公共财政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公共服务的范围随政府的能力大小而定，但基本上都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福利制度、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没有公共参与，公共财政制度就很难有透明度，腐败也因此变得不可避免。而预算是政府运作的血液，控制预算就是制约政府的最有效手段。公共财政制度改革需要保障公民的预算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