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才是正常，正常则意味着不正常。
只有经过磨难的人，受过挫折的人，才能日渐成熟；只有在极端不利条件下还坚持斗争并能出奇制胜的人，才能培养出一种特殊的冷静和敏感。
人们往往是以自己受益度来评判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好坏。
不轻易承诺的人，他的承诺才值得形容；不轻易动情的人，他的情才真。
毛主席早就说过，逼上梁山关键在于一个逼字。一无所有、一无所得的人，才会无所顾忌、破釜沉舟。职务越高的人，顾虑会越多，这是个一般规律。
政治人物头上的乌纱帽经不起阴谋家的袭击。何况一个人头上的乌纱帽有时间的限制；而企业家的权力是无限的，除非生命终结。
征服官场“大地震”杨建业
中国是个多地震国家。自20世纪以来，8级或8级以上的地震就有10次。但本文要说的却是另一种地震———政坛地震。
近年，皖北就发生了这样的“地震”。皖北，中国之穷乡僻壤之地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自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被立案查处后，其“大震”引发的“余震”就接连不断，竟有18名县委书记相继落马。其贪贿密集程度，世所罕见。其中贪贿“业绩”最为不凡的是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这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一把手”，任职四年，就创下了全县乡镇主要负责人百分之百向他行贿，腐败不留死角的“奇迹”。可谓有党以来，绝无仅有；建国以来，罕有匹敌。
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一样，皖北政坛的“地震”也绝不是“孤震”。这不，皖北“震灾”尚未善后，湖南郴州又“地动山摇”：先是2005年6月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挪用1.2亿元公积金使得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也被牵出，继而市委书记李大伦2006年5月也中箭落马，近又牵出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郴州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杨秀善等158名官、商。刚刚过去的“碧利斯”热带风暴给郴州人民带来了7.43亿元的损失，然而有论者称，郴州这场官场地震给郴州人民带来的重创并不亚于自然灾害，重建郴州政治生态环境已成燃眉之急。联系到前两年沈阳慕、马案，黑龙江韩桂珍腐败窝案、马德卖官案等等，中国政坛确实已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多震期”。
中国政坛为何多震？可从自然地震的引发机理得到启示。地球内部物质不断运动会产生应力，当应力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在地壳某些脆弱地带突然释放能量而造成岩层破裂，进而引发地球表层的振动，这就是自然界的地震。同理，从社会政治角度观察，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正好位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大“板块”冲撞带内，政府也正从原来威权型向未来管理服务型转变，故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乱，并重新组合与配置，加之多元的价值观念并存与相互冲撞，积聚的各种矛盾必在社会体系内产生巨大的应力。此应力若一时无法缓释，必寻求社会某薄弱带突然释放，从而引发社会大地震。而缺乏监督的权力区，就是其中的薄弱带之一。故现时中国之政坛，处于多震期，也就不奇怪了。
不奇怪却并不等于说可以漠然漫应。自然震灾本是天道使然，人们都在积极预防，更何况官场人祸呢？那么，如何防治官场地震？同样可从自然地震的预防得到启示。周总理提出的群专结合确是预防地震的好法子。群即群众，专即专业地震工作者。官场大地震之预防，也有赖于群专结合的严密监督网之建立和预报。事实上，官场大震前也并非无预兆，许多贪官事发之前，已不知有多少群众举报，甚至有流行民谚讥刺之。皖北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的“千万县令”的雅号早就传遍定远的大街小巷。原郴州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安仁县当县委书记时，就有民谚：“甲生甲生，民不聊生”。安徽的群众称大贪官王怀忠为“王坏种”，“王三亿”，并有顺口溜：“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抓住王怀忠”。连王怀忠自己也知道这些绰号，他自我解嘲说“叫我王坏种那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震前已有这么明显的预兆了，可仍然大震频仍，一可以说专业监测网还不够严密，二可说上峰对群众举报重视程度不够，以致一些贪官仍然边腐边升，带“病”上岗，终于酿成大灾，可不惕乎！
按理说，自然地震要比人类社会地震更难预防些。特别是我们如今已有许多先进主义和思想的武装，预防政坛地震本应该相对容易些。但现实生活中，似乎却是官场地震比自然地震更为防不胜防，频发不止，总是震得乱七八糟后有关方面才出来收拾残局。我想问：为何如此？
23.6 关于势利问题
“势利”新说
“势利”的名声不太好，清高与纯洁之人往往嗤之以鼻，所谓势利小人被人瞧不起。但长年累月在生活里浸泡，尤其是在股海中漂浮数载，突然发现该为“势利”两字正名。的确，势利小人不可做，但对于“势利”中“势”与“利”的关系，却值得品味。在投资中，势与利往往紧密连结，求利者必须先求势，先懂势。
懂得势利并利用势利成就事业者大有人在。蒋介石借的就是孙中山的势；而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曾说过，“势利，势利，利与势不可分，有势即有利。因之求利者先求势”。这里的“势利”应该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奴颜卑膝与点头哈腰。无论你是否承认，借助别人的资源与帮助，实现自己梦想，可谓是“借势得利”。有时候很多看似难办的事出奇地顺利成功了，与“乘势”而入大有关系。
“势利”更是揭示了欲求利必先求势的道理。何谓之“势”？势，就是如同把一块巨大的圆石头放在高高的山顶上，轻轻一推石头，石头的滚落势头就是“势”。逆“势”而上，逆“势”而为，其结果自然是头破血流。
认清了“势利”的关系，就要顺应，就要尊重它巨大的惯性。在海滩上的冲浪高手都知道如何利用势来让自己飞得更高，而杭州的钱塘潮更能展现“势”的形象。我们都知道，大潮退去，很痛苦。但也是机会，因为沙子随潮水退去，封尘的宝贝也将露出。但是你要有站立在沙滩的资格，不要随着退潮的潮水和泥沙一起被卷去。
“势利”在世界上是不少人的人之常情，更是不少聪明人物的登高发达之长梯。但有一点还是要说，即便是势利，也得要有骨气，要有人品，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要想使得自己的力量和财富变大，就要懂得分析趋势，把握趋势，求利先追求势，权当对“势利”的新说。
势利是一种在对待他人时的选择和态度。是整个群体或个体的对于历史和环境考察后的价值选择，它并不一定是出于本人当前利益需要，而大多人是出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但其中大多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利益需要的期待。同时，此种利益需要可能是物质的，但大多是虚无的社会病态的虚荣心。
（一）势利心态的历史渊源，势利是与私有制相连的，暂不讨论。
（二）势利心态的现实社会条件。
1.客观条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由于物质资料的有限性，往往单个个体的物质财富和个人精神利益的个体有限性，使他不可能满足对于这两种利益的付出对象的个体数目，这个数目往往是巨大的。因此，付出的过程必然处在选择，这种选择必须能满足自我精神和物质以及现在或将来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取舍过程必然产生势利现象。
2.主观条件。势利基于个体的盲目性，盲目性是虚荣心的根源，虚荣心是势利的直接驱动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造成势利的利益期望并不可能实现，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这种对于利益的急于求成，想依靠他人走捷径的想法必然是盲目的
同时，势利的社会效应也往往是反面的，因此，对于势利的个体往往也会造成负价值。
基于以上分析，势利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的客观社会存在，不会因为对他的否定评价而消失
但是，它会随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建立一种健康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可能的。
势利的“眼”是以“势”和“利”为转移的。这种眼极灵活，随着“势”而转，随着“利”而动，眼不在高，有势则明，眼不在大，有利则亮。 趋势向利，虽说是人生中的一种人格缺陷，但又是一种最容易传染的“流行性感冒”。不势利的人格可贵，但保持特立独行人格的人太少；而有势利场一天，势利眼就不会绝迹。
有人鄙视势利眼，是在下台无势之后；在台上有势之时，他不仅不鄙视势利眼，甚至没有感觉到势利眼的存在。人生中不势利难，能冷对势利更难。
你在台上有职有权有势，许多人对你很势利，你需要拍他就拍，你需要捧他就捧，你需要挠他就挠，把你当神对待，但这时你不说他势利，觉得他很正常，很好。你下了台无职无权无势了，他也不向你巴结讨好了，把你当普通人对待了，一切都完完全全是正常的了，你却认为他是“人走茶凉”，是“势利眼”。这种对“势利”时感觉不到势利，把不势利说成势利，也是一种“势利眼”，而且助长了势利眼。
究竟是“势利”培养了“眼”，还是“眼”培养了“势利”？不享受“势利”之乐的人，一般没有感受“势利”的痛苦。
“势利眼”是一种短视症。这种“眼”只看眼前的势利，全不管以后的发展。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计，忘记了时来运转时过境迁的道理，忘记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规律，忘记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古训，忘记了人们都鄙夷势利眼，讨厌势利眼，也忘记了“势利眼”最容易遭受上述失去了势利的“势利眼”的报复。
“势利眼”是一种可怜相。“势利眼”热情谦卑的时候，多在做奴才；“势利眼”无情无义的时候，不会有朋友；“势利眼”拍马挨马踢，或“错眼”遇尴尬的时候，连同情的人都没有。比起这种人生的可怜来，遭受“势利眼”的冷漠，简直就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势利眼”是一种人格透支。“势利眼”的人，既缺少“义气”，更谈不上原则；既没有良心，也没有真情；既不得正直的人爱，还遭众人恨；从根本和长远来说，他们既得不到多少利，还落下个坏名声。人生最大的损失就是人格损失。
冷对势利，第一位的是自己对人不趋炎附势，更不用“势利眼”待人；也不接受别人的拍马奉承，起码对拍马奉承有一份清醒。不在乎给自己倒不倒茶的人，还在乎茶的热凉吗？
势利的权力
权力的背后站着的是那种对金钱的崇拜，对高级人物像狗一样的尊敬。这是势利的权力。
这种权力最大的害处是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生活环节，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我们每天在痛恨和咒骂自己所遇到的势利权力的同时，自己也经常在行使势利权力。这是对整个社会体系最好的辩证的讽刺。
势利权力背后站着的是社会道德中爱的缺失，因为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只有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私利。有很多时候我们运用势利权力的时候是出于伪道德本能，也或者是对遭遇的潜意识报复。势利权力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就好像瘟疫一样散播开来，最终我们的社会道德体系就步入膏肓了。最可怕的是我们很少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反而把它作为十分正常的现象而当作习惯。吃饭有服务员的冷眼，买衣服有店主的冷眼，去机关办事有公务员的冷眼，开家长会有老师的冷眼，去乘公交有司机的冷眼，买房子有房地产商的冷眼。。。这个社会到处都是看不起，到处都是咒骂。钱钱钱，有没有钱，没有钱走开。大众心理走入迷失之地。除了钱，大众已经没有了其他的价值评价体系。
如果你有钱，你何必关心别人是不是有钱，你已经有钱了；如果你没有钱，你何必关系别人是不是有钱，反正你没有钱。如果你最终发现别人比你更有钱，你会郁闷，你更应该感觉到耻辱，因为你的价值标准就是钱了。那种有钱带来的所谓虚荣幻觉只是满足你那颗可怜的炫耀欲以及会暴露你内心深处苍白的人生观。一定的金钱是获得良好生活质量的保证，那只是存在于单个家庭内部自我生活的基本需求上面。在人与人的社会公众体系中，我们应该体现出对别人独立生活内容的充分尊重，包括别人的相对物质生活水平。
因为有钱而看不起别人的家伙，最终也会被更有钱的人所瞧不起。
因为比别人有钱而开心的家伙，最终也会因为不如别人有钱而郁闷。
请放弃势利的权力，这是有害的权力。
势利新解
势利的内容是：权势和利益，中心是金钱。
势利的动机是：个人利益。
势利的信仰是：金钱就是上帝。
势利的信条是：有奶就是娘。
势利的理论形态是：拜金主义。
势利的普通版是：趋奉一切比自己有钱有势力者。
势利的豪华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趋奉最有钱有势力者。
势利与否的界限是：“义”。
23.7 关于诚信社会问题
建立诚信社会和诚信政府是中国领导提出的伟大目标。在现代社会，信任是一种交往、交易的润滑剂。失去信任，既是个人危机，也是社会危机。然而，不信任却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信任的破坏可以在几年、十几年之内，但恢复信任的时间却要以“代”来计算。
信任有两大结构：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在当代中国都遭受了严重破坏。
制度性不信任，将导致集体无规则。当制度、法律、规则制定得不公正，或者执行不公正成为常态时，对制度的不信任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制度”，此时，人们内心遵循、服从的将不在是公开的法律、制度等规则，而是自我内心的律令以及各种通行的潜规则；比如，强者践踏规则，弱者被迫服从规则；明里遵守规则，暗里破坏规则。
制度性不信任通常是导致集体无规则的渊源。当制度性不信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时，人们往往选择忍耐，但当忍无可忍之时，一些人又会将暴力视为解脱的途径。没有合理的官民利益和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搏弈机制，社会很可能回到无规则的原始状态。
制度性不信任所导致的集体无规则，不仅在弱者身上广泛发生，也不仅广泛发生于强者与弱者之间之间，而且也发生于强者与强者之间。“山西民警打死北京民警案”就是证明。对某些部门和国家公职人员而言，对权力运行的骄纵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正是这种惯性种下了制度性不信任、集体无规则的种子，并成为点燃社会内耗、社会暴力的炸药包。
在现代社会，信任是一种交往、交易的润滑剂。然而不信任却是生活中的常态。形容的破坏可以在几年、几十年之内，但恢复信任的时间却是要以“代”来计算。
信任的两大结构——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在中国当代社会都遭到严重破坏。信任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备。
在中国，从假水泥到假钢材、从假烟到假酒、从假药到假种子、从假发票到假学历、从毒瓜子到毒大米、从潲水油到假奶粉、从买官卖官到假意上市到真心圈钱、从假执法到假评估、从假GDP到假政绩、从假爱情到假婚姻。。。。。。中国，终于完成了从官员到商人、从学者到农民，从精神到物质再到精神的“普假教育”，使做假害人之风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每一个中国人，既是社会伤害的承受者，又是道德丧失的推波助澜者。这个群体象一把双刃剑。当太多来自官方腐败的丑恶开始掠夺我们的善良时，加入这个群体的人就越来越多，自觉和不自觉、有意识和无意识相结合，终于导致了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集体麻木和对生命尊严的漠视与践踏。那些监管部门的官员不会忏悔，因为那本来就是整个链条的腐烂，不会有人承认单是自己的这一环无力。
造假的结果是，报复会落到每一个造假的头上，大家的饭碗都要砸。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最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停止造假。但是团体理性和个人理性在此发生了冲突：每个造假的个体都有理由在最终的报复来临之前，努力捞上最后一把，反正自己不捞别人也要捞。这种个人想法是合理的，于是这个产业就会真的完蛋了。市场机制并不能摆平个人眼前利益和团体长远利益的冲突。
注重政治诚信建设
今天，诚实守信似乎已成稀缺资源，社会交往和经济生活诚信缺失现象令人深为忧虑。但我们可以说，政治生活中的诚信缺失现象，比其他领域的诚信缺失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更加根本的影响。这些年间，有的地方官员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谎报数字的行为时有所闻；在有的地方，一些弄虚作假行为已不只是官员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级机关的集体决策，不解决问题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多有所见，发生重大事故不如实提供信息，在关系公众利益的重大事项上不向群众报告实情，采取欺骗手段应对检查和监督，有的甚至达到明目张胆的程度。
更令人担心的是，没有足够多的人将这些弄虚作假行为放在政治诚信的高度来认识，而只是视为一般的歪风邪气。在讲到诚信建设时，人们甚至很少讲到政治诚信，而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风气和经济行为的诚信。政治领域中弄虚作假的行为公然招摇于市，不仅使有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在人民眼中丧失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形象，而且使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诚信缺失现象益形泛滥。可以说，政治诚信建设已经成为社会风气启衰除弊的关键问题。
政治诚信是基本的政治道德。民无信不立，同样，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政治与行政组织，如果缺乏诚信，它就难以说得上有什么威信，就不可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当他的诚信形象瓦解以后，就难以被他人所认同；一个组织如果诚信形象动摇，就更加不可能得到人们由衷的支持，人们不可能将自己的命运托付于它，不可能将自己的利益寄望于它。政治不是尔虞我诈，不是欺骗哄瞒，不是相互撒谎，而是通过信任、理解和共识管理众人之事。一个官员、一级组织、一个政府，不维护诚信的政治形象，政治品格就会破产，政治道德就会崩溃，从而政治正当性就会动摇。
政治诚信是政治风气的基础。把政治问题仅仅理解为政治立场、政治路线上的异同应该说是狭隘的。对一个官员和一个政治组织而言，行为不端不能仅仅从“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或一般的“不正之风”来理解，而应该视为政治问题。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公众对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的评价都是政治上的肯定或否定，而所有这些行为不端，都将损害人们对官员和政治组织的政治评价。
良好的政风，必然建立在政治诚信之上；没有政治诚信，就没有良好的政治风气可言。实事求是、不事虚浮，艰苦奋斗、不事奢华，言行一致、不尚空谈，言而有信、不口是心非，行为公正、不偏不倚，任用公道、不政出私门，理政清廉、不贪污受贿，行己有耻、不混淆荣辱……良好的政治风气表现在很多方面，政治诚信可以说是政治行为正当的前提条件。
政治诚信是社会诚信的示范。在一个社会中，政治风气与社会风气、政治诚信与社会诚信，不只是简单的相互影响。社会风气和社会诚信的水平，会反映到政治风气和政治诚信水平中来，但政治风气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政治诚信对社会诚信的影响更加强大。
上行下效是一种普遍起作用的社会行为方式，政治是社会生活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引导着社会发展的趋向，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当一个地方的政府为了应对上级检查而公然作假的时候，它也将被下级的作假行为所欺骗；当一个地方的政府为了显示“安全生产”而隐瞒重大死伤事故时，必然会有更多的人去效仿，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当一个官员总在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又大享威福、贪腐奢靡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违心说假话；当官员能够弄假升官时，必然让很多人认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当官员一面力陈“心底无私”一面奔竞权门，一面讲五湖四海一面树山头搞宗派时，还怎么能要求别人对社会风气的扭转抱有信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政治诚信的问题。提倡诚信的政治人格，建设诚信的政治制度，戒除不诚信政治行为，社会诚信才有希望，政风好转才有可能，社会和谐才有基础。
通过政治结构自身的纠正机制和人民的广泛监督，使不诚信的官员受到处理，使不诚信的组织得到改变，是建设政治诚信的基本途径。让政治行为具备基本的道德品质，让公民们真切地感受到各级组织和官员的政治主张、政治宣告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体现。给公众一个道德的、诚信的政治，社会就会激发出强大的公共精神和负责任的政治态度。
权贵者并不先天具有被谴责的劣势，穷人也不先天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只要是犯罪，就应该同样接受社会的裁判、良心的谴责。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贪官污吏的伤害是纵深的，而民间的伤害是广泛的；贪官污吏是可数的，而民众的数量是广大的。人性的向恶要突破两道防线：道德和法律。道德约束群体，法律制裁特例，当社会道德彻底丧失以后，法律就变得相当脆弱，纵然死刑再保留一万年，又能吓倒几个人？
不承认就是没有发生过的——或许我们只能拥有这样一种真实。在问题逐渐生活化、技巧化的时候，我们所能拥有的真实就越来越只能是设定的。
有意思的是，再精妙绝伦的慌言也是会遗忘的，只有真相不会被遗忘；因为慌言表达的不是真相，而说慌者往往记得真相，因为只有真相是经历过的；这是真实与慌言的最大区别。因此说慌者要能不露破绽，不仅仅要记得真相，更要记得慌言。说慌者要有很好的记忆力。所谓“信任危机”也意味着人际间慌言多多。在传统的价值体系里，慌言往往是对合理价值的否定，事实上就是对谬误的承认，起码也是纵容。在慌言泛滥的时候，我们是否就必须将慌言当作真相？在慌言可以被当作真相的时候，绝对价值就可能被连根拔起。这样一来未必就天下大乱了，很可能是天下更太平了，但是我们的智慧和身躯也就要渐渐离开大地了。
社会互信的建立和失去，都是一个长时间、多事件的积累过程。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常常说社会把人给害了，却从不说人把社会给害了。
人的成长要接受四个方面的教育——父母、老师、书本、社会。有趣的是，后者总是与前三者背道而驰。
太平不是安宁，太平更多地表现为压制下的服从状态。
23.8 关于道德问题
盗窃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但只偷钱不害命并主动返还其他物品以避免失窃者更大的损失，这好象又是“道德”的。社会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以往那种把人分为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分成好人和坏人的简单方法已经不适用了，我们不能要求人人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楷模，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犯罪和各种丑陋现象消灭干净。于是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次道德现象。次道德现象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应当提倡，因为它可以把犯罪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次道德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只能承认或者正视这种社会存在。在现实社会，既然犯罪无法消灭的，我们只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次道德也是一种“道德”。
在中国，普遍存在着一种“看客现象”，这是一种社会病态，是和谐社会建设中刺耳的“不和谐音”。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幸灾乐祸的态度，拔一毛以利他人而不为，充当“冷血看客”而不知耻的现象，作为一种恶俗风气正侵蚀着社会机体的健康。
看客的基本心态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人生观。；还有精神空虚、百无聊赖、过度寻求感官刺激的“看戏心理”以及“金钱至上”的心态；此外，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心理不够健康等，都可能构成看客的微妙心态。
道德家满世界都是，而满世界都在缺德。
他人的不道德，绝对不能成为自己不道德的理由。中国人能不能有所长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服从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绝对命令”。
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
不讲知识，道德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
所有的不道德，都是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
现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产生善者的时代，而是一个产生智者的时代。某件事情做与不做，并不取决于是与非的考量，而是取决于利与害的权衡。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他的道德水准，而是取决于他的智商。
对道德行为的逆向鼓励，不仅会暗示道德的严重贬值，而且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滑。
一个人再厉害，他是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的；一个人智慧和道德水平再高，他也不能超越既有体制的局限而独树一帜。——这就是说，根子在于体制。
道德对于商业的意义在于：做生意不仅要提供丰富的物质，而且对提供精神方面的层面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人的不道德，不能成为自己不道德的理由。中国人能不能有所长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服从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绝对命令”
道德是最昂贵、最坚韧的金属，在金钱面前却不堪一击；金钱稍微一用力，道德就被扭曲成麻花，这是多么可怕的扭曲。
对当下中国很多的问题，很多论者动不动就谈制度建设问题。一切的社会问题，总想到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加强监督等等。好象制度是灵丹妙药，制度一完善，中国就和谐了。
法律法规多了，反倒更多违法的人。人如内心失去道德，他就不怕违法，就会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法令越严相应盗贼越多。这就是中国古话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个社会，如果怀着歪曲之心的人太多，法律有多大作用？并且，当执法的人也在亵渎法律的时候，法律有什么用？
要知道人类社会最初是没有法律的。法律是人创造的。因为一些人不自觉，才有了法律。法制不是灵丹妙药。所有的法律都有漏洞，何况对于“聪明”的中国人，什么样的法律不能绕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独有的中国情况，这是对“制度崇拜”的最好讽刺。况且，法律的执行是需要巨大成本的。
要知道中国当下最缺少的是什么。中国人普遍缺素质，中国人缺“德”。我们需要法制，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和素质做基础，缺少尊重法制的人，法制就会成为摆设。提倡道德，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灌输，不是说教。
政治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先以权力的力量垄断道德，再以道德的名义剥夺权利。
道德行为最讲究动机的纯洁性，就好比一条小溪，一旦源头被污染，下游的溪水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干净的了。雷锋本来是一个道德符号，而道德符号一旦和利益挂钩就必然导致虚伪。
“雷锋精神”的核心是利他主义的，恰恰与利润没有关系。把“雷锋”作为一个品牌管理起来，允许一部分人使用而禁止另外一部分人使用，实际上等于让使用“雷锋”品牌的这部分人垄断了和“雷锋”品牌有关的种种好处，这不是正好和雷锋精神相违背吗？
以海瑞这种个人道德高洁得让人不敢亲近的官场异类，他的作用仅仅是个符号，他政坛没有朋友，更不可能有党徒，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的平台。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不堪一击、苍白无力的。
“道德威望”并不等于“执政能力”。如果以为打着“清廉”的旗号就可以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借“高道德”之名行“低能力之举”，这种“清官”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道德洁癖的人，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真正去办事，可能处处碰壁，从而一事无成。
在官场上要干大事，仅仅凭道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这一点，张居正在官场的发达也证明了，要有大的作为，是不能保持个人品德的高洁，有时还得不择手段，自污名节。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和政治目的的实现总是矛盾的；如果真的成了道德完人，在政治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作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就是证明。
官员的道德能见度能否高一点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这一回的“露点”，还真让公众讶异：因严重违纪，他被“双开”；在“局座”任上，他不仅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而且“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据1月23日新华社)。
邱晓华“道德败坏”，竟至“涉嫌重婚罪”，这大抵是官员情妇现象的“最高表现”，已不仅蔑视道德，而且藐视了法律。“学者型官员”邱晓华在位时，曾要求统计数据“不可政治化、功利化、计划化”，号召全国统计人“应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统计信誉”。看来，官员珍视自己的信誉、重视自己的官德，还真难做到“像爱护眼睛一样”。“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说“心正身修”的重要，对于官员来说尤其如此，而且官德事关政治诚信。许多腐败案件中，落马官员都有“共同点”：表面装得很光鲜，其实经济贪婪、生活腐败，做人品格自我粉碎、官德底线自我击穿。而“贪欲”往往先从“欲”上点燃，因为“性之贪”通常不像“钱之贪”那样一起步就犯罪。
道德是内修的世界，羞耻是内向的愤怒。从文化心理看，因为“笑廉不笑贪，笑贫不笑娼”的弥漫，以致羞耻感普遍丧失；而从本质上说，官员情妇现象乃是“权力雄起症”之表现。“官本位显意识”，伴生了“贪本位潜意识”。权力“雄起”，势必“扩张”、输送“利益”，而“利益”是广义的。可别以为那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其实只是“情自权起，一往而性”。而官德问题，大抵是无法以道德说教来解决的；流于道德说教不行，但诉于道德约束却不会没有一点办法，只是过去在官场“宽容与自我宽容”中鲜见付诸行动罢了。
外部对官德的约束，重要路径之一，就是增进官德能见度。害怕什么，什么就是制约手段；官员包二奶养情妇，还真是怕“露点”的；“点”的披露曝光，就是有效的制约方式。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统卡察夫陷入了性丑闻漩涡，“将暂时停职”，那职位尽管是象征性的，但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以色列人并不藏匿“家丑”，被称为“第一公民”的卡察夫总统，在“定论”之前就被媒体曝光了“拉链门”；否则，仅仅是“内部掌握”，公众还一直以为他“德高望重”呢。可见提高官德“能见度”，是对在位官员德行的有效监督，也是对将任官员的巨大制约，所以说道德约束并非不具备可操作性。
德治先治官，治官需严治。对官员的道德观察、道德监督，是一种预警，是严治的起步。法律约束是外来的，道德约束也不限于自我约束，可以是组织的诫勉、处分及社会监督、曝光。如今中央加强对官员的道德监督，并纳入评议考核范畴，这是好事。有的地方曾出台“不孝者不可为官”的规定，也是有益尝试，如今已非“忠孝不能两全”的年代，对父母的态度，可见官德一二。重要的是，对官德的约束须持之以恒，因为生活贯穿人生每一天，官员生活又太过“丰富多彩”，要求其始终做到“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实在不易，没有外部的预警约束肯定是不够的。
防止官员与大款富豪拉拉扯扯、与道德法律推推搡搡，就离不开“能见度”。不把政府“装进透明的笼子”监管，官员就容易把情妇“拥进黑暗的被窝”暖和。邱晓华的“道德能见度”如果高一点、透明一点，再加上官员任免的“能见度”高一点、透明一点，还会有刚上任没几个月就下台的尴尬吗？
200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有委员提出制定《从政道德法》，引起广泛争议。江西财经大学彭兴庭指出：
某法学家说“道德是无法用法律来进行规范的。”他只讲对了一半。事实上，法律制度本身就属于人类道德规范中的一部分，只是道德的一个子集合而已。杀人，我们都知道它是触犯了刑法，但同时，它也是不符合人性的，是反道德的，谁能说这里刑法没有规范道德呢？此外，在我们的婚姻法中，因为有“外遇”而造成感情破裂离婚的，法律明确规定另一方配偶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这又是一例“道德入法”。道德入不入法，得看这部法律针对的是谁。婚姻法如此规定，是因为夫妻双方有互相尊重和忠诚的义务。同样，这部《从政道德法》如果针对的只是平头百姓，可以是一部没有意义的法律；然而，如果针对的是公务员，就不能一棍子打死了。
权力也有伦理诉求。可以说，自权力产生以来，就存在权力伦理。从古希腊伯里克利斯关于“政治与人”的演说，到中国孟子的关于“仁者爱人”的雄辩，以及今天的“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都是一种权力伦理。伦理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也是政治行为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无视政治权力行使中的道德诉求，谈不上成熟的政治思维。
那些被视为是社会关系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巨大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当官，做公务员，也是一门职业，既然是职业，就也有其职业伦理。将这种职业伦理变成制度，以达到法律化，没有任何不妥。如今，新闻记者、医生的职业道德都有法律化的倾向，何况掌握着国家公共权力的官员。
因为信息优势的存在，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专家滥用自己的资源，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曾经读到一则关于某朝某皇帝的故事。一天，皇帝与大臣闲聊，闻得大臣早餐吃掉几枚鸡蛋，不禁大惊。皇帝对大臣说：一枚鸡蛋一两银子啊，可见你富裕得很！乖巧的大臣心里知道御膳房的贪官狠狠地骗了皇帝，也不敢揭穿事实。
皇帝深居宫闱，不晓市场行情，而御膳主管就成了“专家”，皇帝只能听信这种专家了。而官员相互勾结、结成蒙蔽皇帝的利益共同体机制又强化了御膳主管的专家地位，皇帝被骗就成了必然的事情。世间许多骗局之所以能成立，道理大抵如此。
经济学家把这种关系叫做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资源的一方如果要欺骗另一方常常会得逞。
通常，两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反复进行，道德约束就会起作用，因为交易一方上当一次就不愿意继续交易，或者会选择另外的交易伙伴，这就给另一方一种压力，使另一方不得不约束自己的行为。
因为信息优势的存在，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专家滥用自己的资源，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现在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也有可能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吓唬政府官员，并从中获得好处。而如果他们要夸大事实，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也没有什么简单的道德劝说办法来应对。好在是官员也需约束，有专家警钟长鸣也有某种好处。
中国古人讲“慎独”，讲“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个标准要求人们不论在什么交易条件下都要守住道德底线。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充满着小共同体准则与社会公共道德的冲突，奉行这种高标准道德的人在社会上将举步维艰，这种道德也就难以发扬光大。以德治国需要一系列社会条件的存在。
政治道德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几方面的含义：
一是公平、公正。一般来说，公平、公正作为底线的具体表现是政治道德最基本的规范。
二是平等、平治。由于平等、平治作为社会的产物是专属于人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赋予平等以不同的内涵，再加上平等具有质和量两方面的规定性，研究平等、平治的具体内涵和程度，从而以此为根据建立政治制度、约束政治行为就成为政治道德的主要内容。
三是为政清廉。现代的政治道德理论则不仅要强调政治廉洁、经济廉洁和作风廉洁的重要性，而且要研究使从政者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能够抵制不良现象的侵蚀和干扰的措施和方法，以保证权力的干净运行和政治目标的实现。
四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作为政治道德的基本规范意味着政治与道德的结合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文关怀作为政治道德的规范，要求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满足人的需要，为人服务。
综上所述，公正公平的核心是平等、平治，人权的平等和政治的平等是平治、平等的关键；为政清廉是实现公正和平等的条件，人文关怀则是政治道德的落脚点。
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人们没有多少社会交往，而在狭窄的社会交往范围里，有道德规范着、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因而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制度的制约，只有道德的好坏。人们对从政者的政治道德看得很重。政治是道德的前提和条件，道德的完善有赖于政治的力量。政治是目的，道德是手段。当一个从政者失掉政治道德就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没有道德，他在别人眼里、最后在自己的眼里，渐渐地异化为可怕、胡来的代名词。
政治道德是维系一切正常政治关系的纽带，公权力的道德又是整个政治信用得以建立的基石。纯洁政治道德既需要宏观的社会环境，也需要微观的个人条件。
如果说在政治领域中有所谓道德的话，那就是对上的忠诚，奴才式的忠诚。
从政，归根结底是中国大多数文人谋生的一种手段，就象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商人买卖一样。但是，中国人赋予从政以太多、太高的理想色彩和道德要求。按照后世儒家的观念，这种道德的核心，便是一个“忠”字，而“忠”的核心，可以概括为“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如果要求一个臣属做到这一点，应当有个前提，即最高掌权者的绝对正确和永远正确。而这样的最高掌权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因而这种“忠”的要求是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严格地说，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所谓的“忠”，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否则中国至今还应当是由黄帝轩辕的子孙后代统治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儒家的创始人认为改朝换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之频繁，更是将这种“忠”的观念击得粉碎。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宣告了“忠”的虚妄，都是“不忠”的胜利。
按照现代人的理念，任何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不具备法律上的合法性。然而，人没法选择历史，正如同人没法选择父母一样，他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生存、生活。如果能够逢上个明君圣主，如果能够赶上个太平盛世，能够如愿以偿地施展其本领，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那是他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