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官可恨，人人皆知，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脏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复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清官身上有一层保护膜性质的道德光环，这光环导致人们不能对清官做辨证的事实评价。清官“一清遮百丑”，即使客观上有什么不是的地方，也说不得的。
宋明以后，清官文化大发展。不要自作多情地以为，清官文化大发展是社会的进步，相反，清官文化越发展，越说明君权制度的腐朽与官民的水火不相容关系加深。统治者越是在无法继续维持统治的时候，越强调清官文化，他们希望通过清官爱民清政来修补制度之弊病，创造出一种官爱民，民拥官的假和谐来。
愚民们的无奈，只好呼唤清官，御用文人们投其所好，拿清官大做文章。其实，清官文化是统治者凶恶面目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清官本人是祭台上的牺牲。这种牺牲，对无能的上帝、弱智的百姓提供了感情上的安慰，意志上的迷惑，进而也构成了本质上的愚弄。中国现代史专家李新说：清官乃不详之物。
清官意识实际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让老百姓沉浸在一种幻想当中，因此是绝对权力的道德护身符。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有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繁复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海瑞一生的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然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以抽象的道德取代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者“非法”。
海瑞想固守原则与信仰，可这些东西与现实和世俗又常常冲突，坚持原则信仰与周围人容易格格不入，容易被人认为迂或痴，把自己置于和别人对立的位置上，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而要放弃原则信仰，与世俗同流合污，内心又会感到压抑和痛苦。一心孝忠，却不为主子理解，真是一大悲哀。
不会变通，不讲究策略，认死理，即使是为主子孝命，主子也并不感激。想当官的那么多，谁不愿意用几个听摆布的？谁愿意专找和自己过不去的用？古人说得好：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决定一个官员升迁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一两个当权者。有些人明明深得人心，只是由于忤逆了当权者，结果不是调离就是撤职。世上人有几个真正能出于污泥而不染。多数人都不免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既没有痛苦也没有人指责。
真正的官吏应该审时度势、知进知退、能屈能伸。海瑞的品格在舞台上万人敬仰，可在现实生活中却未必吃得开。
从古至今，用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管你过去是谁的人，只要你有本事并肯为我所用，我就用；另一种是，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只要你不是我的人，对国家有利我也不用。许多人就作了这种观念的牺牲品。
阳为道德、阴为利益
海瑞的清廉耿直、不畏权势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仔细分析他的自身条件，这几乎是他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自保，进而扬名立万的最佳方式。在重科第资格的明朝，只有进士，特别是选入翰林院的庶吉士，才可能顺利封疆进而入阁。海瑞出身举人，在官场上同年、座师这类最重要的资源没法和进士比，他在官场生存靠什么？最理想的方式称为道德的标杆，成为舆论普遍支持、百姓十分拥护的模范清官。但这样的标杆对那些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从来就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包括皇帝在内，别人没必要冒着舆论的压力去整治这样的标杆。海瑞对朝廷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为广大官员树立一个可望不可及，可颂而不可学的模范，让他处理实际的政务，多半会处处被掣肘，处处碰壁。因为为政的实际操作和对政治人物提倡的道德不是一回事，甚至十分矛盾，用口里说的那套办法去为政，在明朝那种政治生态中，不会有什么成就。就如剧中胡宗宪告诫高翰文所说的那样，当官和读圣贤书完全不一样。徐阶、张居正和后来的申时行，都是知道权变深谙时务的人，明规则和潜规则都会玩，所以才能当首辅。难道海瑞就不明白文官集团阳为道德，阴为利益（黄仁宇的总结）的潜规则吗？但他这种举人出身的官员，如果玩潜规则，也就是能做一个日子过得富庶的县官，这显然不是海瑞的追求，人家张居正16岁中举，23岁中进士，自小有神童称呼，有老师徐阶关照，又当过隆庆帝登基前的侍读官。海瑞玩张居正那一套，只会湮没在成千上万的中低级官员中间，哪能流芳百世。
所以，海瑞干脆不玩这些，就只玩圣人所言、被朝廷所提倡的那一套明规则，反而是剑走偏锋，无人能挫其锋镝。当然，这样玩代价也是很大的，自己和家人生活清苦异常，一点贪污奢侈也不能有。清廉得不近人情是海瑞的公众形象，是他立足于官场最重要的利器，没有这点他什么也不是。所以对这些清廉的细节，他一刻也不敢放松。这一点，皇帝和其他大臣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上疏那样骂皇帝，皇帝都没法杀他，能杀掉夏言、杨继盛的嘉靖帝，哪有什么仁义之心，不杀海瑞这个小小的户部主事就是不中海瑞的圈套，遂了他做千古死谏忠臣的愿望。皇帝都对海瑞这样，其他文臣惹他干什么？所以他反而官运亨通，做过管理最富庶的南京周边的应天巡抚，做到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大员，主管监察，虽在南京是闲职，但政治待遇上去了）。如果海瑞不这样玩，一个举人哪能企望这样的高位。但他一旦有实权，办具体政务就不行了，那种行事方式只能激发矛盾。在当应天巡抚时，打击豪强地主纯用刚猛之法，搞得鸡飞狗跳，拿对他有恩的徐阶家开刀，最后没有什么建树就被调离。所以这样的道德标杆，只能是系而不用的葫芦。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数引不起特别的注意。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实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24.4 关于廉政文化问题
廉政文化是现代社会关于执政规律、方略以及公务员队伍建设、管理的知识、制度、法律以及观念、价值评价的总和，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关注的是关于权力和权力腐败现象，研究其原因、特点和规律，探讨设计如何防治的一般性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及其制度、法律等等。廉政文化对人的研究，一般着眼于人的本性、需要、生活环境对权力行使的影响，研究典型人物及其行为对廉政建设的意义，是从文化和制度层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为推崇某人，更不是把廉政寄托在某个“清官”的个人素质、能力和注意力上。要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廉政文化把腐败作为一种现象，强调教育、制度、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环境对腐败发生的影响，着眼于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防止腐败。
廉政文化强调法制，但并不排除、也不否定个人对廉政建设的作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廉政文化通过个人这种载体，以个人的勤政廉政、言传身教、思想品德、价值追求、社会形象影响和改变其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社会的廉政状况在绝对意义上说，有赖于每一个个体廉政意识的增强和廉洁习惯的形成，有赖于国家工作人员人人都自觉遵守廉政规范。廉政文化建设应该从人的道德修养、生活方式、价值追求入手，从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做起。
现在社会上流行“骂腐败”的现象。
“骂腐败”成为社会上流行的一种风气，不光是老百姓骂，领导干部也在骂，他们也乐于谈论社会上的种种腐败行为，咒骂各种腐败现象。
“乌鸦笑猪黑，腐败骂腐败。”这些领导在高谈阔论的时候，却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腐败者。
目前，全国上下都在骂腐败行为和腐败者，但谁是腐败者？似乎腐败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指具体的人；似乎永远是别人，而不会是自己。
无职无权的老百姓骂腐败，他们有些人之所以对腐败深恶痛绝，不是因为仇视腐败，而是因为别人在腐败，而自己不能腐败。假如他有腐败的机会，也许他比谁都腐败。
有小职小权的腐败者也在骂腐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贪点、占点、吃点，察觉不到自己也是一个腐败者，总认为真正的腐败是那些手握重权，动辄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才是腐败者。
而那些大腐败者的逻辑是：我腐败，别人也在腐败。你看那些腐败分子一旦锒铛入狱，他们都会很不服气，往往抱怨说：腐败着的人多着呢，比我腐败的人也多着呢。自己是运气不好。
腐败者是可耻的。腐败着且不知的腐败者却是可耻加可悲的，说明他已经对腐败行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失去了判断力、羞耻心和起码的“官德”与良知。
假如我们这个社会，对腐败只是在口头上骂一骂，而不觉悟和反省，那腐败恐怕真的“腐而不败”了。
官员修身养性不如官权修身养性
近日，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在“网上宿迁”论坛发了一个《关于宿迁人的行为举止细节问题》帖子指出：“有些干部与别人接触时，不注意礼节，比如大声接听手机，唯恐别人听不到。还有一些本来不值一提的细小事，比如在办公楼宇、公共场所如厕后不及时冲水。”
据新闻介绍，在市委书记的帖子发表后，宿迁市立马掀起了“修身养性”的热潮：当地报纸开设了专栏；机关干部开始了自查；一些单位成立了不文明行为纠察组；甚至，连该市的10多万名中小学生也走上街头，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学校影响社会，告别不文明行为”活动。似乎以前大家都是不文明的人，又似乎大家在一“贴”之间明白了文明的重要。
应该说，修身养性不是坏事，对于外部影响力明显的干部来说更是这样。但是，修身养性的意义不宜拔高。因为修身养性只是体现干部的细节，却不是决定干部的所有细节。从本质上说，修身养性培养出的只是良好的个性人格，而不能包括干部的执政能力，廉政素养。因此，在提倡干部修身养性时，应当看到其作用是基础性的：没有这样的习惯不会是高素质的干部，但是有了这样的习惯也不会水到渠成地成为得民意的领导。
在现实生活中修身养性是容易装扮的。许多干部在人前是风度翩翩、满口箴言；在人后却是大大咧咧、为所欲为。这样具有两张脸的干部与其说是修身养性的“得道者”，不如说是践踏规则的“恶搞者”。对于这样的干部，如果说他是没有素质的人，却可以看到他在公开情境中的修身养性；如果说他是修身养性的人，却可能发现他在私密情境下的粗糙不洁。所以，单以表面的修身养性评价干部也不尽客观。
同时，修身养性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对其宣传也不宜搞人海战术和运动战。有时我们以为自己修身养性到了一定程度，但事实上，当面临到利益和名誉的纠缠时，却又容易变得盲动和武断。可以说，修身养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不能相信那些急于自查的干部真的都明白了修身养性的重要，并且真的都能够做到修身养性。否则，所谓的文明进程就是可以加速的，只要干部们讲讲话，大家一拥而上，文明也就形成了。
所以，比较而言，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官权的修身养性。所谓官权的修身养性，是指通过严格的制度使官权保持纯净。我们知道，权力是容易膨胀和乱为的，其原因看似源于掌权人的素质不高，其实归根结底是权力的缺少约束。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实现歹意，不好的制度却也可以使好人无法善始善终。同样，纯净的权力会使人修身养性，哪怕是伪装；但是缺少约束的权力却会使人肆意乱为，即使他本身是一个推崇修身养性的人。
为官须谨记“三字诀”
古人讲：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走上新的岗位，面对新的任务，我将以此为座右铭，做到清正廉洁，科学民主决策，以勤补拙，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与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创造吉林更加美好的明天。(2006年12月8日中新网)
这是日前上任的吉林省副省长、代理省长韩长赋在吉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所说的一番话。他在讲话中提到的为官“古训”不但是鞭笞自己的警句，更是我们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所必须谨记的“三字诀”。
其一，为官当清。“清”乃清正廉洁，清心寡欲所大成。一要清正廉洁。“官”是人民群众赋予的一种称谓而已，不是用以贪赃枉法的庇护神或保护伞。任何为官当政者，必须始终牢记自己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都必须奉公守法，切不可做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始终保持清清白白之身，谨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古训，永葆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二要清心寡欲。无论是官者还是百姓，贪欲不除，祸患难避。党员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自己的天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特权和私利。而反观时下，一些官员“贪”字当头，欲壑难填，不惜一切为自己升官发财铺路。正因为其难以做到清心寡欲，也便难免不翻船，“清官”也便与之无缘。
其二，为官当慎。“慎”乃慎权、慎独也。一要慎权。大凡当官者，都握有一定的权力，但是权力向来都是一把“双刃剑”，稍有不慎，便会成为权力的奴隶或者以权谋私。所以为官者，一定要慎重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不独揽大权、独断专行，要充分发扬民主，将权力合理分配，真正使权力成为为民谋福的强大动力。二要慎独。党员领导干部永远不能将自己孤立在人民群众之外，要自觉地将自己置身在阳光之下、大庭广众之中，自觉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和约束。特别是“八小时以外”，更不能背着党和人民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要坚持做到独善其身，不能放纵自己的所作所为，更不能倚仗自己的权势，搞特殊化、“君主制”。
其三，为官当勤。“勤”乃手勤、腿勤之要求。一要手勤。有些领导干部不善于学习，不善于动手，什么都习惯于秘书代笔、主任代劳，长此以往，他们的手将变得懒惰了，不用说平时能够写写画画了，就是见到了老百姓，也不习惯于将自己“高贵”的手伸出来与群众握上一回了，这样的领导无论在哪里都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更不用说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了。所以，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勤动手，勤与百姓握手，否则高高在上难为官也。二要腿勤。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千方百计解决民生问题。但是，腿勤不是要经常性地跑官要官，而是要经常性走进群众之中，心甘情愿、自始自终地做人民的“小学生”，多向百姓请教；走到百姓的心坎上，真心诚意、实心实意地做人民的“贴心人”，多为百姓解难。
当然，任何一项修炼都贵在坚持。作为一位履新的官员要谨记此“三字诀”，打好预防针；而对于长期执政的官者，更要长思、常炼，不能将之作为挂在嘴上的一句美丽谎言。一切离开践行的话语都是“天方夜谭”，一切远离土壤的花香都不会恒久。
24.5 当今社会非廉文化种种
实践证明，不良文化因素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腐败易发、高发的原因之一。我国现阶段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所以没有得到根本上的竭制，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廉政文化的缺位和弱化。传统非廉文化的消极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消弭，中外文化在碰撞中不时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东西。
收礼不是贪——礼尚往来，人之常情。
[现象]不少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是从收受小额礼品开始，发展到欲壑难填的地步的。“吃了别人的口软，拿了别人的手软”，许多“礼尚往来”不过是他们利用职务便利替人办事、为己谋利的借口而已。
[文化根源]中国是一个极重“人情”的国度，求人办事就欠下了“人情”，就要对办事人有所表示。而掌权者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别人是否送礼、甚至送礼多少作为是否替人办事的参考标准。
行贿无风险——官不打送礼人。
[现象]毋庸讳言，许多人对于行贿受贿等不正之风都是深恶痛绝的，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会改变看法，以金钱开路，多能将事情办成，屡试不爽，便认为这是“无坚不摧”的法宝。
[文化根源]自古就有“官不打送礼人”的说法，行贿被拒而遭到尴尬的毕竟是少数；因为行贿而被法办的更是凤毛麟角，行贿违法而不惩罚，这种观念一旦形成风气，就会使人失去畏惧感，使得送礼、行贿成为一种自发而为的普遍现象，行贿受贿之风盛行。
羡慕腐败成时尚——以权谋私被称为能人
[现象] 以权谋私在许多人的眼里已经没有了罪恶感，而是成了攀比、炫耀的一种资本，成了衡量一个人社会活动能力特别是政治钻营能力的标志。
[文化根源]“自古恶人皆智者”、“见利不取是为愚”，政治上善于钻营被称为“能人”，不会吹吹拍拍、请客送礼的人被说成是思想僵化。摹腐心理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态。不少人认为，别人能够腐败、善于腐败才那样威风，生活得那样的好，而那些不敢或者年愿意腐败者终身受穷，是没有本事的人。
落网心不甘——只怪运气不好
[现象]怀着腐败是普遍现象，且多数人都能平安过关的心态，社会上出现了贪官一方面大肆贪污受贿，一方面求神拜佛的现象。一旦马失前蹄，就怪自己运气不好。
[文化根源]中国封建文化中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许多人认为，腐败者众，落网者寡，能否逃脱，全系于命。因此，大多数腐败者发案前怀着侥幸的心理大捞特捞，案发后牢骚满腹，认为自己不过是腐败之“沧海一粟”，落网实属天意，命运不济。这种观念不只是贪官有，不少群众也有这样的认识，更有甚者，看到有的贪官被抓竟然同情他“后台不硬，运气不好”。
营造腐败圈——法不责众、风险平摊
[现象]近年来，中国的腐败案件中窝案串案增多，其参与人数众多，且常常是在一定组织的权力参与下完成的，因而危害更大，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更大。此外，由于集体腐败牵涉面积大，案情复杂，查处难度也十分困难。
[文化根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认为“法不责众”，你腐败、他腐败，我也腐败，大家都腐败，也就无所谓腐败了。在这样一种惯性支配下，在一个群体内部，轻则形成各行其是、心照不宣、互不拆台的松散关系；重则形成互相关照、互相利用、互相掩护的生存机制。集团性腐败具有示范效应，使得上行下效，腐败成风。
清官被孤立——枪打出头鸟
[现象]由于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行贿受贿之风盛行，出现了送礼正常，不送礼反而不正常的怪现象。真心拒贿，想做清官反而成了难事、怪事，成了被孤立、嘲弄的对象。
[文化根源]一些人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奉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认为做事不能过于较真。有人认为，当今社会“无官不贪”，谁做清官，谁就是“出头鸟”，势必成为众矢之敌，要保持距离，以免伤害自己。
好民不于官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现象]对于种种腐败问题，敢于站出来揭发检举的人不是越来越多，这就使得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腐败分子不仅可以逍遥法外，而且更加忘乎所以了。
[文化根源]传统观念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宁结千人好，不结一人仇”。由于担心举报没有好的结果，一些人抱着息事宁人的想法，不愿意惹祸上身。
59岁现象——有权不用，过时作废
[现象]近年来，少数领导干部“退休前捞一把”也成了不可抗拒的规律。心态失衡、晚节不保被认为是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根源]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时作废”等思想，使一些手握大权、即将退休的干部将原则、纪律等统统置之度外，进而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何谓“氛围”？《辞海》说：“笼罩着某个特定场合的特殊气氛或情调。”它是群体成员一定生活方式的凝聚，是一定文化风俗习惯的积淀，是群体成员对群体心理的认同，是社会流行的一种普遍风气，是群体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和惯例。在腐败泛滥的社会里，也存在着一种“氛围”，那就是“腐败氛围”，即“腐败文化”。掌握权力的官员一走进这个“氛围”，就会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腐败起来。
贪官走上腐败之路，自有他的内因，然而作为外因的“氛围”，作为外因的“文化”，却起着不可小视的催化作用。平心而论，并不是所有的贪官从一开始就那样高高兴兴地受贿的，也有一个心惊肉跳、瞻前顾后的“推辞阶段”，但是在“下级给上级送礼”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腐败文化”影响下，就顶不住了，无法顶，也根本不能顶。
为什么不贪不占，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官员会被孤立？为什么一些反腐斗士会被周围的人所不容？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触犯了看不见的“权势阶层”的利益，触犯了官场的“潜规则”，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与已经形成的“腐败氛围”格格不入，这些人的自律行为“破坏”了整个群体的“游戏规则”，触犯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于是就犯了“众怒”，就会“集体无意识”地联合起来。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群体的舆论，会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给这些人脸色看，让他们感到不自在，感到孤立，感到无法工作和生活，感到无法生存下去。
“腐败氛围”就是小群体中的“腐败文化”，就是一些单位中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其最终功能是“贪官蹑高位，廉吏沉下僚”，其后果是很可怕的。
所以，反腐败不仅仅是将一些腐败分子揪出来，还要下大力气去反那种“逼良为娼”的“腐败氛围”，去改变那种“好的不香，坏的不臭”，贪官成了“臭豆腐”的“腐败文化”。因此，反腐败不单单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斗争，努力构建与培育廉政文化，是新世纪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
社会的腐败使得我们把廉洁看得很重，同时，也因为腐败的普遍，使得廉洁很不容易。所以，对廉洁的歌颂，成了我们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24.6 关于权力文化问题
中华民族祖传老病的现代症候群
权力文化在当代大陆中国的现实存在是一个大题目，想通过一个短短的章节进行全面的论述是困难的。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原因交织着，深层次和浅层次的表现交织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可供实证的典型事例是如此之多地大量涌现。要全面深入地进行表述解读，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笔者这里只想就大陆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及当前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危机，从权力文化的角度，进行提纲携领式的探讨和解读。
首先，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权力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极权文化。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熟、最完备，也是最顽固的极权政治文化。只要从这个认识上去切入，许多事情就会变得条理清楚。
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的核心部分。政治应该是围绕国家权力而产生的范畴，实质上也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范畴，扩展开来是协调世界事务的范畴。列宁主义的理论家有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表述，其实质是有意模糊概念，以达到将政治无限泛化的目的。从而达到将政治应该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实质，变成社会公众全面从属于政治的目的。在现代政治理念中，由于对国家权力制衡的需要，国家权力是被严格界定了范围的，政治概念也被严格地界定了范围。政治被无限泛化，实际上是为了无限制地占有所有的社会资源，从而达到极权的目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泛政治化传统的国家。这从“统治”一词的构成中得到体现，从法家的政治哲学和儒教的政治伦理学中都可以得到大量映证。这种泛政治化传统，到了现代，被发展到了极致。抓住了泛政治化，就抓住了权力文化之纲，纲举目张，一切围绕国家权力而运转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都会变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
首先，让我们将权力文化在大陆中国的表现，作一个概括性罗列表述。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大陆正处于权力文化的恶性暴发期，是权力拜物教社会特征最明显的历史时期，也可能是权力文化由总暴发走向总崩溃的回光返照期。（当然清算和消除权力文化影响，在崩溃以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给它以这样的历史定位，是因为当前的大陆中国，国家权力的恶性膨胀与滥用，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权力文化（皇权思想、儒教思潮、宗法主义、官场文化、流氓习气）无不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地沉渣泛起。权力文化在官场和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同、应用、发展和充分表演，是历史上空前的。当前大陆中国腐败程度之广之深，侵蚀到的领域之全面，社会上腐朽淫糜气味之浓，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当前的大陆中国是一个权本位，官本位社会特征特别明显的国家。腐败力量早已登堂入室，明目张胆地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而且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张扬着。
深厚的权力文化传统，权力恶性膨胀的现实，使主流社会权力阶层的许多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成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和兴奋点。使攀附逢迎、交际应酬、各自编织其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成为主流社会的主要风景。装模作样、迎来送往、吃喝玩乐、成为主要的工作内容。双重人格，双重语言的处世态度。急功近利、及时行乐，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人生观，成为主要的处世之道。
这种主流社会的人格病态，导致了诸多的社会病，一个复杂诡秘的社会氛围在形成。造就了中国人的压迫淤堵感、无力挣扎感、阴郁茫然感、浮躁不安感。至使许多边缘人群也产生了不屈从于这种氛围，就会被这个社会所排斥，所淘汰的感觉。在这种氛围中，道德在沦丧，社会良知在消失。公权的滥用，权力寻租、买官卖官、都已经成为社会上人尽皆知的公开秘密。中华民族已经处于一场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历史时期，竟是出现于改革开放之后。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开放而激发释放的经济活动热情。使国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经济成果。这样的成果和几乎近在眼前的三年苦日子及文革灾难，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腐败发展齐飞，“盛世景象”与末世气象一色。这种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过的景象，不符合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尤其儒教思想的教化，总喜欢把社会起码的进步和成果，硬与“皇帝圣明”扯在一起。因此更容易麻痹人们的神经，混乱人们的思想。巨大的经济成果，不断的盛世鼓噪、导致人们放松了对极权与腐败造成的大量社会危机的警觉。
当前的大陆中国，已经成了利用国家权力追名逐利的冒险家的乐园。中国传统社会那种上下影响着、挟制着、促进着走向腐败的机制，得到了充分的映证。如果没有重要的历史企机，如果试图改革的上层资源不敢痛下决心。则危机和风险仍会依惯性大量积累，社会仍然只有被政权更迭周期律挟裹着走向崩溃的命运。
造成当前局面的远期的历史原因，我们在前几章也有系统论述。近期的一脉相承的源流却不能不专题分析。改革开始以前的时代，是一个逐步推进泛政治化进程的时代。在争夺政权时期，倾注全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包括军事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思想文化资源。一切为其夺取政权服务。在夺得政权后，一切以巩固政权，加强极权为中心。由于深厚的大一统皇权思想传统，实际上变成了以加强毛泽东个人极权为中心。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最后达到了将原来与其打天下的战友，以及民主党派人士，全体知识分子和所有社会公众，全都置于其淫威之下的目的。这就是实行泛政治化社会政策的实质。
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口号，是中国社会全面走向泛政治化社会的标志性口号。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一轮泛政治化浪潮，全面强调“一元化领导”的鼓噪。则进一步增加了泛政治化的广度与深度。这种政治运动的结果是催生了一个更加极端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从而使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得到了高度制度化实施。
一系列社会政治制度实验，为当前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的社会生态，打下了牢实的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推行市场经济政策以来，随着理想和蛊惑色彩的淡化，政治化的色彩渐淡（但泛政治化的体制并未改变）而权力化的色彩渐浓。当前的腐败势力，正是靠着毛时代的这份丰厚的政治遗产，推行着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所谓“市场经济”。从而享受着一顿丰盛的权力经济的最后晚餐。
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制度实施的结果。使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被一种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所规范。极端时期，甚至发展到全民吃食堂的地步。
用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来规范全体成员生活的做法，是许多邪教组织的通常做法。例如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琼斯的人民圣殿教。这种做法，一旦在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推行。政治权力对全体国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现了全面的高度控制。就是一种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生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中，社会的活力被扼杀到极致，带来的必然是灾难性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这种全社会军事组织化的社会生态，极象一个巨大的人工林生态系统。人为制造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模式，使单一或少数物种占据了统治地位。原始林，原始次生林那种生物多样性，生机勃勃的生存环境不复存在。动植物各物种间的平衡系统被破坏。这种人为制造的巨大的人工林系统，缺乏内在的平衡和谐机制。很难抵御病虫害及其它各种意想不到的灾害的侵袭。灾害一旦降临，往往容易酿成巨大的灾难。
当前大陆中国的社会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类人工林生态系统。因为始终未对那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实验进行全面的清算和反思。而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所谓“拨乱反正”。只是取消了诸如“人民公社”之类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而制度制造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模式，尤其是政治生态模式，很大程度上还存在。整个社会体制还基本承袭了那种泛政治化，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体制。社会管理的思维模式并未有质的改变，整个社会并未从那种社会生态中解脱出来。
中国的泛政治化，是世界上最全面、彻底、深入的泛政治化。所有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精神资源、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例如各种社会组织，各种社会活动，诸如文艺体育活动、民俗节庆、宗教活动，无不成为服务于专制政治的工具。 大陆中国的泛政治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模式，其影响已经深入到几乎整个社会生活中。它也成为了一种思维模式。其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已深入到几乎每个人的思想。泛政治化对大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诸如文学、艺术、教育领域的毒化更是深入了骨髓。泛政治化的体制和泛政治化思维，在大陆构筑了一个相当严密而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体制。因此而全面的毒化了我们的文学艺术，毒化了我们的思想思维，也几乎全面地毒化了我们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使无所顾忌地自由表达成为幻想。 例如，大陆的校园，就不可能产生象台湾那样轻松、自由、纯真的校园民谣。这是教育体制和整体思想文化氛围使然。这种泛政治化的程度，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当政治被泛化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被泛化到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内容。则文化被压缩矮化成只是唱歌跳舞以及文化馆、博物馆、音乐厅、美术馆等狭小的范畴。
这种以泛政治化为核心的泛化结构，是大陆中国社会哲理结构、伦理结构和法理结构的基础。其实质是造成主体的缺位。泛政治化造成的结果是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社会公众政治权利的缺位。大量泛化名词的应用，例如物权的“集体所有”、“国有”，造成了具体所有者的缺位。“人民”、“群众”等词语，造成具体社会权利人的缺位。远不象“公民”、“纳税人”那么具体贴切。这种变化，是极权政治魔术师玩的偷换概念手法、偷天换日勾当。“窃国”是怎么窃的？就是这样开始的！
文化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生活、是经济、是人类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整个存在。文化才是真正泛化的概念和范畴。文化的被压缩范围，与政治的被无限泛化，是极权政治魔术师政治障眼法的实质所在。
在这种泛政治化的体制中，社会公众的生活被全面置于从属政治需要的地位。广大民众在这种极权的泛政治化体制中，只有为它摇旗呐喊助威的权利。在这种庞大的极权政治机器中，只有充当毫无人性色彩的小零件的权利。社会公众广泛意义上的人权几乎被全面剥夺。其中最主要被剥夺的是政治权利。
社会公众的利益，在这样的泛政治化体制中，仍只能依赖于权力阶层的恩赐、转移及渡让。在现代民主制政体中，社会公众的广泛意义上的人权，是通过普选制，通过舆论监督，通过广泛的分权和对国家公权力的制衡来实现的。在民主体制中，社会公众的政治权利是保障人权得以实现的基础。社会公众参与政治改革是天经地义的事。
改革开放前期阶段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与法制的旗帜，曾经理直气壮地在社会上高扬着。诸如军队国家化的现代理念，甚至曾经被军队中的很多高级干部所认同。但是腐败势力一旦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形势很快急转直下。在不知不觉中，一切有威胁极权地位嫌疑的现代文明理念，无不被淡化，被压制。泛政治化思维，国家社会一体化体制的核心部分，被轻易地捡起。稍加改头换面，便堂而皇之的风行起来。时至今日，泛政治化以泛权力化的形式又走上了老路。
国家社会一体化过程，将政府制造成一个万能的政府。政府什么都管，政府无处不在，政府权力在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无处不在。这种无处不在既体现在政治思想领域，体现在精神领域，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甚至体现到了社会公众的潜意识里。就是这种无处不在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权状态。政府权力和官员的社会作用被无限夸大，其他社会成员的社会作用被大大弱化、淡化、压缩。最后变成了一种毫无人性色彩的螺丝钉作用。其他一切不依附于政府权力的非政府组织被取消，组织资源被高度垄断。所有的公共事务，被政府权力全面统管。
在政府万能，权力万能的社会里，政府权力可以最大限度地越位。专制的程度可以达到极致，可以经常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动辄“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美其名曰“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这种机制，导致了各种运动层出不穷。导致了三反五反、反右运动、除四害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目前则表现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表现为GDP决定一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违背了自然规律、违背了人类社会的规律。资源配置不是通过市场无形之手，而是通过政府权力这只有形之手。最终的结果，几乎必然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根据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标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合理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资源的合理配置，主要应该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得以实现。尤其是具体的微观配置，政府基本不应插手。政府如果全面插手资源微观配置，就制造了大量权力寻租的机会。政府的社会角色绝不应该是万能的。尤其是市场经济在一个国家迅猛发展起来的时候，政府万能的角色必然越来越捉襟见肘，丑态百出。
政府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充当的是规则制定者及“守夜人”的角色。如果它的职能，角色全面错位、越位。不该管的事被全面管起来。而该管的事却一样也管不好，唯一扮演得淋漓尽致的角色是一个腐败的政府，则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了。当前的大陆中国社会，政府职能已经全面越位、错位。由服务职能变成了管制职能、统治职能。
在当代大陆中国，政府权力是模糊而泛化的，要严格地界定起来相当困难。这种现实是导致政府权力全面越位、错位的主要原因。从而也就导致了一种“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生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中，政府的角色万能而无所不在。社会经济生活被政府权力统管和不断压缩。正是因为毛时代的那种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未能得到全面清算，那种体制和思维模式仍被大量保留。当市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今天，物质财富被前所未有地创造出来，权力寻租的欲望被大大激活。从而产生了全社会普遍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泛权力寻租现象。这是权力文化在当前社会现实表现的主要特征。
腐败的发展速度之快，权力的恶性膨胀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政府的信任危机，道德大面积滑坡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清醒者是有目共睹的。短短的二十余年，其发展的线性轨迹清晰可见。开始是价格的双轨制，银行贷款的权力寻租。然后是股份制改造与土地批租中的“商机”，是全面的执法产业化和权力市场化。是各垄断行业与新兴产业的“商机”。是国有企业改制的资产流失。吃了价差、吃贷款、吃回扣、吃土地、吃股份制改造、吃收费罚款、吃电讯、吃教育、吃医药、吃拆迁、吃殡葬、吃国有企业的改制，无所不吃。题材不断翻新，思路渐渐入骨。几乎一切皆表现为权力的利益驱动。权力与金钱结盟，金钱赖权力以膨胀的气味越来越浓。越来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从而对权力的追逐也越来越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