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腐败的主要表征，是“利益上收，负担下压”。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管制化，管制权力利益化”。各行政机关、职能部门、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城建国土、城管环卫、教育医药、交通运政、畜牧水产、农资农机、林政渔政矿管。全社会各领域由上面开口子给政策，下面积极推行，全面出台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继承的泛政治化体制加上利益驱动，使执法产业化推行起来轻而易举。这种制度设置、导致了执法产业化的恶性发展，全面地冲破了一税制的篱笆。中国具有历史传统的苛捐杂税，在当代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各级政府的预决算保密制度，是孕育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根源。“利益上收，负担下压”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所占份额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两级财政的收入，占据了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0%以上。而绝大多数事权却压到了地（市）县、乡镇头上。造成了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称。正常的财政收入被大量挪作它用，被浪费吞噬。在各级政府的权力均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衡的基础上，不管是加强中央权力还是加强地方权力，都不会有好结果。这样的利益上收，负担下压的格局，必然给下面层级的政府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越到下面，承受的压力越大，结果导致下面层级的政府普遍出现财政赤字和空头财政现象。导致执法产业化逾演逾烈。导致基层争夺管理权，检查权，“服务权”“施救权”的闹剧层出不穷。导致诸如设立“厕所办”“馒头办”之类机构的丑剧不断上演。
据有人不完全统计，一个地（市）级行政单位管辖的范围内。可以有4800种至8000种以上的收费项目。这种全面发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使政府机构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导致了行政机构及人员的迅速膨胀。“十羊九牧”的现象，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厉害。从而使许多地方的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人头财政。”也导致了中国这个基础仍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各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越来越建得高大而威武，成为一个权力膨胀社会的象征性物象。各级政府部门的奢侈性消费开支大幅度增长。
在全面大跃进的盛世气象下，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保障事业却被全面地压缩转嫁了。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由于在整个社会利益博弈中处于完全的劣势地位，从而导致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恶劣。最明显的变化是，底层打工者的工资比1990年代初，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流离失所的人群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结果，也决不应该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结果！
执法产业化把政府部门演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这是一种鼓励集体权力寻租的制度设置。而且集体寻租使权力寻租披上了合法的色彩。极端权力对社会公众的“合法侵害权”几乎被应用到史无前例的极致。因为这种体制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思维定式，从而导致这种侵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社会现象既严重地腐蚀了政府公务员的思想，也败坏了政府官员的心态。给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前大陆中国社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的恶性暴发，全面流行，无不与执法产业化有极大的关系。在这些丑恶现象的利益链上，都能不同程度地看到越位、错位的政府权力的身影。
泛权力化，泛行政化。首先表现为一些公用公益事业单位，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公共媒体、邮电通讯、公共交通、电力水务、农资供应、农技服务；甚至一些社团组织，诸如工商联、个体协会、文体协会、村委会、居委会、都因“公家人”色彩而自命为“政府”。此外，其它各国营企业，都设有“行政科”。能发带有政府色彩的“红头文件”。于是名正言顺地“行政”，顺理成章地以“政府”自居。而带有政府权力强制色彩的制服，则更是满天飞。不但政府各执法部门，诸如军警，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海关边检、城管环卫、运政检疫等部门人员着制服。就是电力水务、邮电通讯、公路铁路、保安等企业组织人员。也穿着与执法人员大同小异的制服，满世界招摇。这些社会现象、无不浓浓地烘托着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氛围。昭示着权力恶性膨胀的社会现实。
这些自命为“政府”的机构和企业。或巧设，增加收费项目。或利用垄断地位大幅度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使全社会的利益博弈，带上了浓厚的权力色彩。我们从全社会的腐败表现，以及大量积重难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后面，都能不同程度的看到极端权力的丑陋身影。
当前这一轮权力色彩浓厚的国营垄断企业和公用公益事业的涨价风。以教育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大幅度涨价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广泛、最恶劣。因为这两个领域是关系到社会公众切身利益最密切的领域。是社会公益色彩最浓的事业。而且是关系到民族精神素质和身体素质长远利益的事业。是国家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事业。而恰恰是这样的事业，却由于政府权力的恶性膨胀异化，使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成为灾难性的发展。社会公众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
教育领域，由于中央主管教育的官员相继表态：“要将教育办成大产业”，从而引发了一轮教育收费的大涨价。医疗卫生领域，则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幌子，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出面，大幅度地提高医药费用的最高限价。其结果是使药品最低端的零售价，可以高出出厂价的十倍左右。（这里还不包括出厂价的虚高）。明显地对这个领域的全面价格虚高，起了鼓励、纵容、推波助澜的作用。
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大幅度涨价风。其直接后果是剥夺或部分剥夺了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享受教育与医疗服务的权利。教育医疗领域的所谓产业化过程。是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社会性冷漠与排斥的一次大暴露。这种巧取豪夺的恶劣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过份的。
我们可以把医药领域作为大陆中国的利益链，食物链的一个标本来进行解剖。由此可以获得一个明晰的脉络。这个利益链、食物链、是以权力为纽带形成的。权力促进了垄断，维护了垄断。所以越处于高端，获利越丰。越处于低端，获利逾微。医护人员是医药行业的操刀者，是处于食物链最低端的群体。因此获利最小，而在社会上背的罪名最大。由医患矛盾而引发的人身伤害事件，他们是受伤害最多的人群。同样，教育领域处于最低端的教师，和处于执法产业化最低端的执法（执罚）者，同样是类似的角色。这正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君子远庖厨”机制。血淋淋的操刀者获利不多，却沾满一身血，惹得一身臊。社会由此引发的矛盾多指向他们。“皇帝圣明，奸臣当道”的思维习惯也把矛头指向他们。所以他们获得的骂名最多。而处于高端的行政主管部门和领导人，获利最多，却悠哉游哉，俨然君子！
教育领域和医药卫生领域的所谓改革，把原本受权力文化恶劣影响相对较小的人群，亦即被公认为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及“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白衣天使的医务人员。这两大知识分子人群被拖入了泛权力寻租的行列，来趟这趟浑水。哈尔滨市民住院六十余天，被开出了匪夷所思的550万元的天价帐单。是极端权力保护纵容下肆无忌惮地恶性发展着的整体黑幕中，一个符号性的事件。给当前社会道德体系的败坏与良知的丧失添加了一个标志性的注释。也是研究当前大陆中国泛权力寻租、滥权力寻租的一个典型标本。
承袭的泛政治化体制，在权力市场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体制内各部门、各机构、各公用公益事业、各国营垄断性企业中的人群，看到了权力所具有的获取利益的潜质，各自利用其“权力优势”在这场社会性利益大搏弈中攫取自身的利益。这就是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公用公益事业泛市场化、垄断化的实质所在。
泛政治化、泛行政化的社会制度基础。在极端权力严重失控的状态下，导致了全面的权力市场化。全面“利益上收、负担下压”的机制，执法产业化的制度结构，公共领域的全面泛市场化进程，形成了一种泛权力寻租的整体社会景象。从而对处于经济生活最下层的广大工农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形成了一种层层加压的压榨机制。这种机制又是一种类似于地下水系统的管网结构。从上至下的抽水机机制抽到了毛细血管。这种抽取和压榨的结构在不知不觉中逐步达到了一种敲骨吸髓的程度。这就是“权力经济”的立体模型。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给社会带来全面的福祉，没有带来广大底层民众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而只是带来了以权力阶层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奢侈生活。这样的“权力经济”不能发育出一个健康健全的国内市场，却能发育出一个为满足权力阶层极权政治需要和淫糜生活需要的畸型的腐败经济市场。
这种从上至下的抽水机机制导致了底层社会的严重失血。这又是一种金字塔效应。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承受的生活压力越大。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经大大地越过了预警点。只是因为极权控制使社会保持了一时的相对稳定，但“一根稻草压垮骆驼”的机制并未有改变。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使这种社会状态变得更其可怕。
在一个具有深厚权力崇拜传统的社会里，极权体制使国家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于是权力阶层在整个社会各层面的恶劣表现起着一个巨大的示范作用，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尤其如此。这个恶劣的示范作用，导致虚伪、残暴、卑鄙行为的全面流行；导致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性、体制性歧视、排斥和冷漠；导致了社会全面的道德滑坡。“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在大陆中国得到了最好的映证。
当前的大陆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力量的，条块分割严重的资源配置格局。少数人对权力资源的高度垄断专享。导致国家各层级的权力继承，交接，并不因选举形式的存在而摆脱其私相授受的实质。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纽带的权力自我繁殖仍是主要形式。政治成为社会少数人专享的游戏。国家权力成为少数人群专享的资源。广大公众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当极端的政治强人退出历史舞台后，利益更为露骨地成为权力间的纽带。这就是腐败势力会很快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体制性原因。各层级间的权力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上下级的关系逐步变为下级对上级吹着，捧着、抬着、骗着、欺瞒着。上级对下级则拢着、哄着、保着、提防着、威吓着。“官官相护”的传统潜规则。发展至今已变成了几乎全无道德、法律原则可言的官场规则。相互维护和加强圈子内的利益和特权，成为腐败势力的执政基础和最主要的凝聚力。反腐败成为体制内争权的工具。落马者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中央集权在有效管理方面的职能被大大削弱。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成为空话。正面出台的政策，法规成为形式，成为空文。而分赃式的利益资源配置的作用在加强。“小文官政府”的权力生态在形成。而这种生态是“狮虎豺狼和狐狸甚至虫豸一起当道”！
各个层级各单位的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得到空前的加强。在各级掌权者的一亩三分地上，一切由他说了算。于是神州大地上“三、五里有王者兴焉”！又由于流氓文化在社会上的全面流行，于是，基层的一些政权在开始黑恶化。于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竟敢耗费大量财力，人力、明目张胆地搞起了僭越行径的阅兵式而无人站出来说句话。某电讯企业的广告词更是应运而生：“在我的地盘上，听我的！”其得意洋洋的无耻之态，正是当前大陆中国权力格局的现状和掌权者心态的最好写照。浓浓地烘托着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氛围！
执法产业化、权力市场化，虽然通过利益均沾法则，使涉权者和近权者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处。但是腐败程度的进一步恶化，权力的高度利益化，使权力资源和组织资源进一步向各层级“一把手”集中。随着买官卖官的日益严重，掌权者素质越来越低，“一把手”的人格魅力日益丧失。腐败的高速发展，体制内的矛盾增多，普通公务员和“一把手”的关系更是貌合神离。
在这样的状态下，清官淘汰，好人淘汰的逆效应机制日益明显。低透明度，低责任感的官场文化肆意流行。老百姓面对官场如雾里看花。官方社会与民间社会的隔阂日益严重。政府的信任危机已经成为社会性的显性危机。可怕的是高高在上者却仍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不着边际的梦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权力几乎通吃的资源配置格局。发展出一个以与权力亲疏程度为衡量标准的，条块分割严重的利益博弈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国家权力既是仲裁者，又是博弈的参与者。因此权力阶层成为这场博弈中最优势的人群。然后，是那些与权力关系密切的带着“公家人”色彩的单位。以及通过各种运作与权力建立了千丝万缕联系的个人。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广大工农弱势群体因为远离权力，而且诉求渠道日益壅蔽而处于绝对劣势地位。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政府一打瞌睡，经济就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成为过去。底层人群想通过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途径已日益堵塞。目前，这样的利益博弈格局正在社会定型化。
一个由权力集团主导的社会定型化，本质上是一个由暴力和谎言支撑着的资源独享系统。它既没有公开、公平、公正可言，其权力伦理和财富伦理也经不起追问。试图将这样的社会定型化，必然得不到全社会的认可认同。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以压缩广大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定型一个各个层级各个领域都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权力阶层在利用着经济发展，肆意地攫取自己的利益。挥霍着国家的资源，彰显着自己的意志。从而使国家陷入一场深重的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
一个以泛政治化结构为基础的社会，当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原来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简单社会生活模式，被强大的市场经济活动所冲激，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这样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剧烈的文化碰撞，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是必然的趋势。当体制面临全社会的全面权利诉求时，恶性膨胀的极端权力，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却强化了发自内心的加强管制的冲动。这种管制是通过增加、强化、细化机构设置，膨胀行政体制来实现的。膨胀的官僚体制借助深厚的官场文化的思维定式，对全社会各领域、各层级进行了全面的等级划分。这种等级划分，既包括各个层级的各种机构，也包括参入其中的个人身份的等级评比。个人身份既包括官位级别、工资级别，也包括学历级别、技术职称等级别。名目繁多的各种级别考核评比及荣誉级别评比。既定型了行政体制内成员的行为模式，也定型了其思维模式。这种定型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身份，则体现为名目繁多的证件。诸如身份证、学历证、暂住证、上岗证、下岗证、就业证、驾驶证、纳税证、各种技术职称级别证、各种行业许可证，数不胜数。通过这些不断细化的身份级别证件，把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思维模式定型束缚在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框架内，从而将全体社会成员定型在一个等级制度史无前例地森严的社会体制内。这种社会体制是将各种优势资源全面地向上面层级集中的机制。
二千余年的皇权统治传统形成的个人独裁模式，以及各个层级官僚体制的个人决策机制，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的个人绝对权力统治体制。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制度和思维定式，已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发展至现在，除了权力上的个人独裁体制外，就是全社会的精英至上运作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按权力精英至上、一枝独秀的原则操作定型。各个领域的人群都在依据各自的优势，怀抱各自的梦想牢记权力亲缘的原则向上攀登，各各希望成为政治经济明星、文化教育明星、体育演艺明星等等。这种权力精英至上、一枝独秀的机制无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机制。这种机制制造出来的各类明星受到制度的有意保护宠爱和社会的盲目追捧。整个社会的定型化就是按照绝对权力决定一切的机制运行着。这是当前社会定型化深层的秘密所在。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是以定型社会不公为实质。官吏任职以原籍为主，使宗法关系的纽带恶性膨胀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将强势人群定型为利益纠结的人群。将弱势群体定型为永远的弱势。这样的定型，使社会的有利地位几乎已被强势人群挤满并为之堵塞。
经济的高速发展，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环境的过程，也加速了国内社会变化的进程。但绝对权力的恶性膨胀、全面的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以及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与上述正常进程形成了巨大的背离和反差。这种反社会进步的反方向发展势头，大大地超过进步的势头。这种态势带来的恶果是严重而难以估量的。
中国大陆社会的定型化，一个最逃不开，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城乡二元化的社会格局。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二元化的社会格局，土地私有化问题，又是最逃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台湾自五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达到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稳定了社会人心，台湾后来的稳定发展，这一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大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的制度设置，起源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体制逐步完成时期。通过“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了把全国农民捆绑约束在农村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中。在这一过程中，户口分离制度等一系列身份的限定，逐步制造了一个身份歧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这种身份歧视被各种制度定型后，在市场经济推行后的今天，在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群的利益诉求日益突现之时，其对农民的不公正、不公平被首当其冲的突现出来。对农民这一最大人群的社会性、体制性岐视开始浮出水面。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征用补尝问题突现，失地农民大幅度增加，各地在土地补尝问题上对农民的侵害，已经发展成为引发冲突的火药桶。
大陆在建政之初，通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后来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是通过自愿申请，将土地连同其它生产资料交给所谓集体的。随着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的取消，土地本来应该一步到位还给农民，这本来是一件合符情理法理，也合符财富伦理的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制度设置却将农民的土地，限定为所谓集体所有。这种物权的设置是一种泛化的设置，实际上造成了真正主人的缺位，其实质结果是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将农民置于一种类佃耕农的地位。而且制造了一个针对土地的，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农民不拥有对土地的完整权利，“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因此便失去了对土地加大投入的信心，失去了对环境保护的兴趣，从而也失去了构建一个和谐农村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试图在没有坚实基础的土地上建立定型社会，无异于沙上建塔。
自由市场经济的几大要素是产权清晰、机会均等、规则公开、竞争公平。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社会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法制经济。而大陆中国则是在继承了泛政治化体制的社会生态前提下，发展了一种类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力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在其中起着无所不在的主导作用。它以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全面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体现着自己的存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使这种经济发展在短时期内达到了“辉煌”。城市化在全国全面铺开，路网化在短期内实现。外贸立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愿望，也在短时期内达到了目标。极端的权力、相对统一的意志，使大陆中国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潮流中，借助各种机会制造了一个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是一个巨大的畸型经济体，它以大量消耗国家的有限资源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疯狂地全面掏空着国家民族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这种竭泽而渔的疯狂行为，使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地孕育积累着危机。
这样的定型化，也定型了一个权力市场化意识强烈，官僚主义习气浓厚，积弊丛生，服务与管制职能错位，庸规陋习严重的行政体系。这个官僚体系面对权力运作反应敏捷，面对国是民谟却迟钝麻木，效率低下。这个极端权力主导的社会定型化，不能定位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同的伦理道德体系，不能定位于共同认同的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从而也不能定型于各阶层不同人群基本良性互动的社会，却定型了一个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窝里斗的格局。
泛权力化的社会生态，正以它不同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社会生态的特点在发展定型。这种定型化，其对中国社会的严重损害是深入骨髓的。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以人为制造的热昏虚假的太平盛世为表象。其实一切社会现象都在彰显着社会的不稳定和高风险。这样的定型化，将沉淀下大量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包袱和利益纠葛。从而使政治改革的前景更加暗淡。社会公众将越来越缺乏信心和耐心。底层弱势群体内仇视主流社会的反社会心理在孳长。破坏公共设施事件，不管对象的滥施报复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大量发生。马家爵事件、河南农民艾绪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制造的“艾氏911”事件，都是底层民众反社会心理孳长的典型事件。是反社会心理孳长的一个历史性符号。
当今的大陆中国，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被置于一架泛政治化、泛权力化的极权机器中。绝大多数人都被动而混噩地被转入恶性循环的漩涡。物欲、支配欲逾强的人们，逾试图进入以权力为核心的旋转中心。而其他的弱势群体，则更加地边缘化。这样的状态，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良性互动机制，已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幻想。基础于这种现实而试图建设一个定型的和谐社会，无异于痴人说梦！
悠久的极权政治文化，使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思维始终立足于加强控制和镇压。这种控制的方法和手段是全方位的。因此严重地伤害到社会的活力。单纯的加强控制和镇压，不但不能达到渲泄化解危机的目的，反而使矛盾危机和加强控制的力量，沿着互为同步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已经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法来解决。而如果从源头做起，又牵涉到太多的矛盾积淀和利益纠葛。
在顽固的泛政治化极权思维影响下，中国的统治者总是会对哪怕些微的小动作政治改革都抱极敏感的态度。总是敏感到认为政治形势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程度。就是这种对社会极权化控制的思维，导致了危机积累机制，导致社会总是向腐败和崩溃的方向滑去。
当前中国的主流社会和民间社会的人群，都应该放弃这种极权的泛政治化思维。争取在社会大局稳定的情况下，逐步推进渐进而切实的政治改革。
以上就是从权力文化的角度，对当前大陆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般性解读。也是对社会现实场景的全景性勾勒。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剧烈碰撞时期。社会生活也在发生剧烈而空前的变化。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都不应该放弃思考。只有这样，民智才能真正得到全面的启蒙，民智的真正全面启蒙之日，就是中国的历史天空晨光曦微之时。
24.7 “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
一、倒胃的称呼
“官本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体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美国，除了亲属专有称呼外，对人的称呼很简单，通常情况下只有表示性别标志的“先生”和“女士”两个。具备特殊技能的人也许有另外的尊称，如“教授”和“医生”，但用官职来称呼人的极为少见。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见布什总统，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总统”，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会感受到揶揄。中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官职的称呼被认为是最最礼貌也是被称呼者感受最好最好的。你在大街上撞见一位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如某某乡党委书记，你不喊他为“某书记”而直呼其名，如果你不属他管辖就是极大的不礼貌，如果属他管辖你就得倒大霉！更难以理解的还是下一种现像：两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工作，平时姓名相称惯了，如果其中的一个突然当了官，另一位马上得改口称他为“某某官”，否则对方不但不会把你当同学给予额外的照顾，相反会处处给你小鞋穿，直到把你整得改口为止。在这方面我是有切身教训的：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调到另一个部门当局长，因为不属我的直管上司，就不存在给他的下属以不好先例的困惑，因此自作聪明地认为若改称他为“某局长”会有讽刺的嫌疑，于是见面时继续直呼其名。他老兄当然没有生气，只是莫名其妙地生了隔阂，尽量回避和我见面，昔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密友，现在一年也难得聚上一次。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行政职位，不能用官位来称呼，中国人一般也不直呼其名，多半是根据其职业选择一个与官有些许联系的称谓。如某某从事统计工作，就可称呼为“某会计”，会计虽不是官位，但中国的“会计”是一个权力很大与西方会计有天壤之别的职位（是假帐和虚高数字的知情人），是没有名位的“官”，称呼为“某会计”就是对其特殊身份的认同，比直呼其名感觉要好得多。
最让人倒胃口的还是“常委”称谓的兴起。近几年因为官职数目膨胀，有些官有特权的级别但没有明确的职位，如某某县列居“常委”且有头衔的副县级干部限定为X个副县长、副书记和各部部长，可副县级“常委”的实际数目却高于X个，于是没有县长、书记、部长头衔的“常委”的称谓就成了问题。直呼其名肯定不行，称呼为县长、书记、部长又名不符实，有“揶揄”的嫌疑。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用“常委”来称呼这些“官”，尽管这个称呼很不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听起来很别扭。“常委”的数目是有限定的，有时个别资历较浅的副县长没有进入“常委”，如果后来进入了，人们对他的称呼就由“某县长”变为“某常委”，以体现他升了官，这种现像尤其令人困惑。
有些貌似尊贵的称呼听起来着实令人肉麻，令人不解的是部分听者居然把肉麻当有趣。
对官位称呼的偏爱在中国有悠远的历史，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要数王羲之和杜甫的称谓。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界的泰山北斗，时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试图在他的名字上罩上一层光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他的名号和“官”联系起来，并且终于考证出王羲之作过“右军”官职，于是就把王羲之尊称为“王右军”。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尊称”，而是近乎侮辱性的贬称，因为大书法家的尊荣和当时的皇帝应该不相上下，可“右军”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官。王羲之听后应该吹胡子瞪眼睛，可他没有，似乎很满意这一称谓；另一个例子是诗坛的泰山北斗杜甫，他的名号比王羲之还惨。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圣”，人们出于良好的动机竟然称呼他为“杜工部”，因为杜甫作的最大官职是“检校工部员外郎”，级别是副部长的编外助手。
二、“长文化”的病态蔓延
在所有的拍马屁称呼中，最令听者感到惬意的就是被人称为“某某长”了。中国的“长”五花八门，大到首长部长小到村长组长，数得上名号的不下一百来个，并且还有加速度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称谓都企图和“长”联系起来。厕所管理员成了“所长”，一幢平民住宅楼新设了一位“楼栋长”……
掌方向盘的人一直被人称呼为“师傅”。“师傅”是一种尊称，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只有拥有专门技能的人才配享有这一称谓。当然我们在问路时也会称对方为“师傅”，无非是着意抬高他的身份，拍拍他的马屁，让他听上去受用，心情一好就会给我们指点正确的方向。一旦被尊称为“师傅”，就是对你能力的认同，可见称“司机”为“师傅”应该不会令听者不舒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事实也确然如此。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司机对“师傅”的称谓越来越不顺耳，因为“师傅”和“官”扯不上任何关系，在中国所有和“官”攀不上亲的称谓是谈不上尊贵的。小车司机的不满尤为强烈，他们虽然是司机，可因为和“官”接触得多，更多地知晓“官”腐败内情的缘故，被“官”另眼相看，地位较先前有了飞跃式的提升。称呼必须和地位相适应，地位变了，称呼也得跟着变，“师傅”已不能表达小车司机的尊贵，有技能没权在中国是看不上眼的。和这一变化相适应，一个全新的称谓在“官场”悄然兴起，这个称谓就是“司长”！
当“师傅”被改为“司长”时，中国的“长文化”已成病态蔓延的趋势，近乎泛滥成灾了。
三、无处不在的级别
“官本位”和“级别”是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封建王朝的“官”被分为九个“级别”，通称为“九品”（详情可参阅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七品县官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今天的“官”级别分得更细，大概有二十五个左右的级别。县官大致相当于九级，够不上七级。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行政工作并有机会当政务官的，也不是每个有特权的位子都是行政职位。那些行政职位和政务官之外的特权空间，若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最好也要和“官”连在一起。当然不能简单的称之为“某某官”，这样会使真正的“官”感到权利受到侵犯，他们可是得罪不得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用“级别”在特权空间和“官”搭上一道红线，把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如某某县一家规模最大承担主要税收的民营企业的经理，县政府就明确地规定其级别为“正科级”或“副县级”，这些经理对“副县级”多半是很感冒且很重视的，因为“副县级”比“经理”享有更多的特权，自然要尊贵得多。
先前的“级别”联系多半是“软性”的，除了在技术职称和官吏级别之间有硬性规定的联系外（中级职称相当于正科级，高级职称相当于正县级），很多级别联系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领域，政府并没有明文界定。到了九十年代，“级别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很多先前存在于人们模糊意识中的“级别联系”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认可，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连与“级别”风马牛不相及的宗教寺庙也挂上了“级别”的“彩带。
有一次去当地最有名气的一家道观看风景，兴之所致花上十元钱请道长算了一卦。道长说我命中福禄双全，将来要作大官。我说道长算的卦不准，因为我直到今天仍没有发迹的任何迹像，且我天性直率最不适合的就是当官。道长见我怀疑他的“刀笔利口”，竟然激动起来，说他是“副县级”道长，怎会算不准卦，并拿出县政府颁发的红头文件在我眼前炫耀式地晃悠。
给宗教场所规定“级别”的作法显然是不适当的，因为宗教的内核是“众生平等”，而官吏级别恰恰是要制造众生的不平等，宗教场所也忌讳任何形式的红头文件。
四、接待的等级礼义
八十年代某地为了对外招商引资，派若干行政官员出国考察一个有意来中国投资的大型企业。令中方官员大为不满的是：如此重大的投资合作项目，对方竟然让几个熟悉该项目的专业人士接待陪同，并全权负责合资项目的谈判。企业总经理自始至终未露面，当地行政官员连影子也见不到一个。代表团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谈判级别相差如此大的悬殊，不了解外国国情的官员自然感到受了侮辱，至少是不受重视。其实代表团误解了对方，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员只是人民的真正“公仆”，没有任何特权，身价比专业人士要低得多，让专业人士接待中国人正是重视代表团的表现。好在那时官员的责任心还比较强，国家利益战胜了个人情感，没有一气之下和对方决裂，硬着头皮把谈判坚持到底。合作意向初步敲定后，参加谈判的专业人士和代表团一道来中国回访，中方派出最显赫的人物来隆重地欢迎外国专家，当地党政首脑全出席了接待仪式，豪华宴会和高级宾馆让外国人着实享受了一回（中国代表团在外国吃住全是自己买单，对方招待的一餐也是可怜的四菜一汤）。正式谈判时选定和外方合资的企业总裁竟然坐在末席，其余的出席者全是比他级别高得多的“官”。中方之所以不计前嫌，一方面是为了使来之不易的合资项目谈判成功；另一方面是为了间接的教导外国人“礼仪”，同时展示“礼仪之邦”的丰厚底蕴。此举的最后结果是弄巧成拙，外国专业人士竟然不知好歹，回去后向企业总裁作了负面报告，使已初步认定的投资项目功亏一篑。外方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出席谈判的中国人全是外行，没一个懂技术的，和外行合作等于是拿钱打水漂；二是中方的接待过于铺张，看上去挥金如土，不具备创业者勤俭自律的基本品格，因此也不是理想的合资伙伴。
这种微妙的接待礼仪在以后还有所发展，今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上级去某地检查或随访，无论对方的招待如何慷慨，可对方的一把手若不出面陪同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礼貌。在中国，“官”的价值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有时再多的钱也抵不上和某个大官合个影。
五、“知名度”背后的官影
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学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就更不用说“州长”等次一级的政务官了；可当地古往今来作出过特别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的名字，学生却能如数家珍。由此可见，美国的知名人士不是政务官，而是对科学和艺术有特殊贡献的人。
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一天一位记者去一所乡镇初级中学采风，问了十个学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知道屈原吗？有九个学生回答说不知道；一个学生的回答是：屈原是解放前的人。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是谁？十个学生全给出了正确地答案。
每逢周末，我习惯一人去乡下远足，在田畔村头随便扯上一个老农闲聊。传统农民对自己的村庄总是很钟爱的，总喜欢夸耀自己村庄的“名气”，并列举出一串从他们村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加以佐证，这些人物在八十年代多半是大学生，九十年代主要是“官”，到了新世纪差不多全是“官”，说明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并没有淡化的迹像。农民是中国负担最重、待遇最不公正的阶层，对“官”的反感比任何阶层都要强烈；可他们仍希望自己的村庄多走出几个“官”，并把这些官用于装点村庄的门面，可见“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
总之，中国的“知名度”是靠“官”来支撑的。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贡献，哪怕是个白痴，但只要作了“官”就有知名度，官越大知名度越大；一个人贡献再大，但只要没做官就难得有知名度，只有极少数例外（“明星”和金牌运动员）。这种现像在今天尤为突出。
六、等级式厚葬和墓志铭
中国人的墓葬在规模上有很大的悬殊，规模的大小与“官”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名，号称“世界八大奇观”，但秦始皇兵马俑只是“始皇陵”的一小部分，整个始皇陵的规模在已知世界上一定是空前绝后的，工程的浩大将使“世界第一大奇观”“埃及金字塔”大为逊色。好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以及他们的后辈在这个星球上永远地消失了，埃及的新主人（从中东迁入的阿拉伯人）并没有继承古埃及人“厚葬”的陋习；可秦始皇的后辈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把“等级式厚葬”的“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发扬光大。
等级式厚葬的古风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毛泽东时代一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时的官是不允许占据大面积墓地的，且不允许在墓碑和棺木上花大钱，不论多大的官一律火葬，一律用价格不高的普通骨灰盒，官的大小只在追悼会的规模上体现出来。遗憾的是：老人家创制的这一善政后来被不同程度地“改革”了，各级官吏开始占据远远超出棺木面积的墓地，并在墓碑上大把大把地花钱，花上十万百万的绝不是个别现像。官大的墓碑一定大，不但大而且装饰华丽。火葬虽仍严格地执行，但骨灰盒的档次开始体现官吏的等级，平民的骨灰盒一般只花几十元，官的骨灰盒则要花大钱，从几千元一万元到几十万元。有些官光有昂贵骨灰盒还不够，还要在外面套上一个价格更高的稀有棺木……
我真不明白把骨灰盛在昂贵的骨灰盒里有何益处，因为昂贵的骨灰盒多半是玉石做的，玉石的特征是坚硬致密。中国有相当多的官很迷信，相信并希望死后灵魂能够飞升。灵魂飞升的难易与骨灰盒的价格绝对成反比，普通的木质骨灰盒最利于灵魂的飞升，坚硬致密的玉石骨灰盒最不利于灵魂的飞升，若在外面套上一层棺木飞升就更难？！
在西方文明的国度，人死后都葬在教堂里，每个上帝的子民都占据同样大小的墓地和一样大小质料的墓碑，小到乞丐大到总统，墓葬的规模都是一样的。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还体现在墓志铭上，每个官的墓碑上刻写的都是他（她）曾经当过的官职，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荣耀和成就，至于对人类文明进步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则只字不提。如果一个大官写过一本很有份量的畅销书，他的后辈绝不会作为最主要的成就刻在墓志铭上。
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三、四任总统杰斐逊的墓志铭上只写有三行字：
“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杰斐逊当过的所有大官，从国务卿到总统则只字未提，因为他和他的后辈都认为上面的三件事恩泽后世，其正面影响可以延续几个世纪，是杰斐逊最最值得纪念的成就。官职的影响则人走茶凉。一度征服了整个欧洲的军神拿破仑在他政治生涯的顶盛时期，曾志得意满地列出了自己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排在第一也是拿破仑最最自豪的成果竟然是主持编篡《拿破仑法典》，而不是令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的伟大胜利。《拿破仑法典》的影响是久远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是法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战役的胜利则是暂时的，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很难说是正面的。
七、平民的矛盾价值观
新中国的中国人只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可我的家乡却经历了两次，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原因是我们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辖管理区，不超过一万人）书记又一次搞“浮夸风”，使我这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尝够了野菜和树皮的滋味。当村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吃米饭时，他们对某书记的痛恨无以复加，一有空就背地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巴不得他现世报早一天恶死。“天意从来高难问”，某书记不但没有得报应，相反还升了官进了城。按理村民对他的痛恨不会减轻，因为某书记升官后仍没有为家乡作一件好事，可村民对他的恨竟然一天天忘怀了，几年后不再背地里诅咒他，甚至开始说他的好话，说他有“板眼”有能力，天生就是当大官的料（在村民眼中县官就是大官），前年最大的旺族“系谱”时还千方百计地请他回来捧场“做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