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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沫若 当前章节:15292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15:00

——主哟,你要往何处去?

再上一次十字架耶稣对他说:“你要离开罗马逃走时,我只好再去上一次十字架!”

郭沫若散文选集啊,看到这里,我的全部心神都感动了呢!我此次出国放浪,誓不复返的决心从根本上生了动摇,“我要再去上一次十字架!”——一种严厉的声音在我内心的最深处叫出了。“我要再上一次十字架!”——我坐在观音堂畔的池亭上沉思了一点钟的光景。……

我初来时本是想在此地的生理学研究室里作一个终身的学究,我对于生理学是很感趣味的,我自信我在生理学里只要研究得三五年定能有些发明;但是一从现实逃出来,愈离现实远的时候,它对于我的引力却反比例地增加了。一句话的觉悟:我现在不是当学究的时候。——我自从把这种志愿抛去之后,我决心把社会经济方面的学问加以一番的探讨,我近来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对于马克思列宁的信仰愈见深固了。我们的一切行动的背境除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外一切都是过去的,文学也是这样,今日的文学乃至明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是无产者呼号的文学,是助成阶级斗争的气势的文学,除此而外一切都是过去的,昨日的。我把我昨日的思想也完全行了葬礼了。

“我要再去上一次十字架!”——这句话的精神是我数月来的生命。若渠,我不久又要回国了。武昌师大的同学们要找我当教授,当教授虽不是我愿意的事情,但是能跳到中国的中央,跳到中国人生活的海心里去尝盐味,这是我乐于干的。我觉得中国的武昌好像俄国的莫斯科呢。就在九十月间说不定要去,资平也应了该校的地质学教授的聘,我们在那儿又有伴侣了。

仿吾到广东后也有信来,他此次南游只能经历两三月,待他回沪后我们可要重整旗鼓了。到那时我们一切详细的计划自然要通知你和曙先——曙先的通信处我忘却了,你请告诉我。

《狮吼》是我们的兄弟,请尽管放大声音吼吧!在中国的大沙漠中吼吧!总有人认识你们这个“SPHINX”的呢!

末了我祝你健康。

(原载1924年7月15日上海版

《狮吼》半月刊第3期)路畔的蔷薇

清晨往松林里去散步,我在林荫路畔发见了一束被人遗弃了的蔷薇。蔷薇的花色还是鲜艳的,一朵紫红,一朵嫩红,一朵是病黄的象牙色中带着几分血晕。

我把蔷薇拾在手里了。

青翠的叶上已经凝集着细密的露珠,这显然是昨夜被人遗弃了的。

这是可怜的少女受了薄幸的男子的欺绐?还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轻狂的妇人的玩弄呢?

昨晚上甜蜜的私语,今朝的冷清的露珠……

我把蔷薇拿到家里来了,我想找个花瓶来供养它。

花瓶我没有,我在一个墙角上寻着了一只断了颈子的盛酒的土瓶。

——蔷薇哟,我虽然不能供养你以春酒,但我郭沫若散文选集要供养你以清洁的流泉,清洁的素心。你在这破路畔的蔷薇土瓶中虽然不免要凄凄寂寂地飘零,但比遗弃在路旁被人践踏了的好吧?

夕暮

我携着三个孩子在屋后草场中嬉戏着的时候,夕阳正烧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经出现在鲜红的云缝里了。

草场中牧放着的几条黄牛,不时曳着悠长的鸣声,好像在叫它们的主人快来牵它们回去。

我们的两只母鸡和几只鸡雏,先先后后地从邻寺的墓地里跑回来了。

立在厨房门内的孩子们的母亲向门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把米粒出来。

母鸡们咯咯咯地叫起来了,鸡雏们也啁啁地争食起来了。

——“今年的成绩真好呢,竟养大了十只。”

欢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霭中游泳。

水墨画

天空一片灰暗,没有丝毫的日光。

海水的蓝色浓得惊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群鱼喋的声韵。

这是暴风雨欲来时的先兆。

海中的岛屿和乌木的雕刻一样静凝着了。

我携着中食的饭匣向沙岸上走来,在一只泊系着的渔舟里面坐着。

一种淡白无味的凄凉的情趣——我把饭匣打开,又闭上了。

回头望见松原里的一座孤寂的火葬场。红砖砌成的高耸的烟囱口上,冒出了一笔灰白色的飘忽的轻烟……

山茶花

昨晚从山上回来,采了几串茨实、几簇秋楂、几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它们投插在一个铁壶里面,挂在壁间。

鲜红的楂子和嫩黄的茨实衬着浓碧的山茶叶——这是怎么也不能描画出的一种风味。

黑色的铁壶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样了。

今早刚从熟睡里醒来时,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种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气。

这是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呀?——

原来铁壶中投插着的山茶,竟开了四朵白色的鲜花!

啊,清秋活在我壶里了!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里徘徊,在一株老松树下戏筑了一座沙丘。

我说,这便是我自己的坟墓了。

我便拣了一块白石来写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把来做了墓碑。

我在墓的两旁还移种了两株稚松把它伴守。

我今朝回想起来,又一人走来凭吊。

但我已经走遍了这莽莽的松原,我的坟墓究竟往哪儿去了呢?

啊,死了的我昨日的尸骸哟,哭墓的是你自己的灵魂,我的坟墓究竟往哪儿去了呢?

白发

许久储蓄在心里的诗料,今晨在理发店里又浮上了心来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你的名姓我不曾知道,你恕我只能这样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吧?你替我剪了发,替我刮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涂了香膏。

你最后替我分头的时候,我在镜中看见你替我拔去了一根白发。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飘泊者自从那回离开你后又飘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芭蕉花

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

我的母亲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在公堂上自尽了。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进州署的池子里殉了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难了。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刘奶妈把我们的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但又逃了出来。在途中遇着过两次匪难,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义的刘奶妈在农人家里讨了些稻草来遮身,仍然背着母亲逃难。逃到后来遇着赴援的官军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贵州省城,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倚人庐下,受了种种的虐待,但是忠义芭蕉花的刘奶妈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直到母亲满了四岁,大舅赴黄平收尸,便道往云南,才把母亲和刘奶妈带回了四川。

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

郭沫若散文选集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母亲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赘。

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来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我至今也还记得。

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身子是异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在产褥中,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吧。

晕病发了的时候,母亲倒睡在床上,终日只是呻吟呕吐,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像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又才渐渐回复起来,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

在我们四川的乡下,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母亲发了病时,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不肯轻易摘卖。好容易买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

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的这样的蕉子来。

这样的蕉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以为吃那蕉子怕会和吃香蕉一样,那是大错而特错了。有一回母亲吃蕉子的时候,在床边上挟过一箸给我,简直是涩得不能入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连着的。

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人居多,在张献忠剿了四川以后——四川人有句话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在清初时期好像有过一个很大的移民运动。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我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宁化县,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时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圣母”。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岁时候的事了。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岁,同到天后宫去。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里面有一座散馆,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后了。我们隔着窗看见散馆园内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一朵大黄花,就像尖瓣的莲花一样。我们是欢喜极了。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处都找不出。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是我二哥擎我过去的。我们两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来,二哥怕人看见,把来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生气,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也不知为什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掏了一朵回来,为什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芭蕉花没有用,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大约是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吧?

这样的一段故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啊,母亲,我慈爱的母亲哟!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为什么使我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铁盔

——“曾先生是F家里的良师。”

F家里人是这样说,F村上的人也是这样说。

曾先生在F未出世以前十一年便到了他的家里,在F五岁发蒙的时候,在他家里已经教出了不少的“顶子”了。

F有次对我说过一段逸事,是他才发蒙时候的事情。

——“曾先生爱打人,尤爱打我们的脑袋。他的刑具是从篱栅上抽下来的斑竹。他一发作起来,便把那斑竹打在我们的头上,打一下,断一节。我们又不敢大声哭,哭大声了,他愈打得厉害。

“小小的脑袋打出一头的疱块。晚上回家痛得不能着枕,只是嘤嘤啜泣。

“我们的母亲知道了,母亲最可怜我,大约因铁盔为我年纪还小的原故,母亲便替我寻出了一顶硬壳帽子来。那帽子怕是我们的父亲或者祖父的年青时候戴旧了的。帽子既是硬壳做成,里面还有四个毡耳。

郭沫若散文选集“这顶硬壳帽子便成了我的‘铁盔’了。先生打起人来只是打得空响,脑袋一点也不痛。

“这个秘密在第三天上被我二哥知道了。他当时也不过才八九岁光景,他和我便要争戴这顶‘铁盔’。在家里时母亲不许他,进家塾时他在路上便替我夺去了,我竟伤心地哭了起来。弄到后来这个秘密连先生也知道了。

“我们的曾先生终不愧是贤明的人,他以后打我们的头脑不再隔着帽子打了。他要先把我们的帽子揭下,然后再打。

“小小的脑袋又被先生打出一头的疱块,晚上睡觉,痛得不能着床,又只是嘤嘤啜泣。

“母亲也无法可想了,只是安慰我们说:‘乖儿,乖儿,以后好生听先生的话,不再挨打便好了。……’

“我们的头脑便是这样打出来了的。在我们几位哥哥的头上,疱块虽然变成了‘顶子’,而在我自己不幸的是在十二岁的时候便开办了中学,我便和‘顶子’永远绝缘了。”

F的话便是这样。

但是F家里的人到现在也还在这样说,F村上的人到现在也还在这样说:

——“曾先生是F家里的良师!”

卖书

我平生受苦了文学的纠缠,我想丢掉它也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庄子》、《史记》、《唐诗》,但在一九一三年出省的时候,我便全盘把它们丢了。一九一四年正月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只带着一部《文选》。这是一三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买的。走的时候本来也想丢掉它,是我大哥劝我,没有把它丢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一两年,它被丢在我的箱里,没有取出来过。

在日本住久了,文学趣味不知不觉之间又抬起头来。我在高等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学书籍了。

那是一九一八年的初夏,我从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以后是要进医科大学了。我决心要专精于医学,文学书籍又不能不和它们断缘郭沫若散文选集了。我下了决心,又先后把我贫弱的藏书送给了友人。当卖书我要离开冈山的前一天,剩着《庾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两书还在我的手里。这两部书我实在是不忍丢掉,但又不能不丢掉。这两部书和科学精神实在是不相投合的。那时候我因为手里没有多少钱,便想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我想起日本人是比较尊重汉籍的,这两部书或者可以卖得一些钱。

那是晚上,天在下雨。我打起一把雨伞走上冈山市去。走到一家书店里我去问了一声。我说:“我有几本中国书……”

话还没有说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在怀里操着两只手,粗暴地反问着我:“你有几本中国书?怎么样?”

我说:“想让给你。”

——“哼,”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又把下颚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吧,我不是买旧书的人!”说着把头掉开了。

我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很失悔。这位书贾太不把人当钱了!我就偶尔把招牌认错,也犯不着以这样侮慢的态度来对待我!我抱着书仍旧回到寓所去。路从冈山图书馆经过的时候,我突然对于它生出了惜别意来。这儿是使我认识了斯宾诺沙、泰戈尔、伽比儿、歌德、海涅、尼采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时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这儿的。我便想把我肘下挟着的两部书寄付在这儿。我一下了决心,便把书抱进馆去。那时因为下雨,馆里看书的一个人也没有。我向一位馆员交涉,说我愿意寄付两部书。馆员说馆长回家去了,叫我明天再来。我觉得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便把书交给了馆员,说明天再来,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没有遇着过这样快心的事。我把书寄付了之后,觉得心里非常恬静,非常轻松。雨伞上滴落着的雨声都带着音乐的谐调,赤足上蹴触着的行潦也觉得爽腻。啊,那爽腻的感觉!我想就是耶稣脚上受着玛格达伦用香油涂抹时的感觉,也不过这样吧?——这样的感觉,到现在好像也还留在脚上,但已经隔了六年了。

把书寄付后的第二天,我便离去了冈山。我在那天不消说没有往图书馆去。六年来,我乘火车虽然前前后后地也经过冈山五六次,但都没有机会下车。在冈山三年间的生活回忆时常在我脑中苏活着;但恐怕永没有重到那儿的希望了?

啊,那儿有我和芳坞同过学的学校,那儿有我和晓芙同住过的小屋,那儿有我时常去登临的操山,那儿有我时常去划船的旭川,那儿有我每天清早上学、每晚放学必然通过的清丽的后乐园,那儿有过一位最后送我上火车的处女,这些都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但我现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庾子山集》和《陶渊明集》的两部书呀!我那两部书不知道是否安然寄放在图书馆里?无名氏的寄付,未经馆长的过目,不知道是否遭了登录?看那样书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少有吧?即使遭了登录,想来也一定被置诸高阁,或者是被蠹鱼蛀食了。啊,但是哟,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我的旧友们哟!你们不要埋怨我的抛撇!你们也不要埋怨知音的寥落!我虽然把你们抛撇了,但我到了现在也还在镂心刻骨地思念着你们。你们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图书馆中健在,也比落在贪婪的书贾手中经过一道铜臭的烙印的,总要幸福得多吧?

啊,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旧友们哟!现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时候,我寄居在这儿的山中,也和你们冷藏在图书馆里的一样。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们别离的那个幸福的晚上,我觉得我也算不曾虚度此生了。

你们的生命是比我长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时,我的神魂是借着你们永在。尚儒村去年十二月初一发起调查江浙战祸的时候,我同C担任了调查宜兴的一路,所有的调查报告已经由C写出,用不着我再来费事了。

我们在宜兴,前后算费了一礼拜期间!所有宜兴乡下、太湖沿岸的战地大都踏查过了。奸淫掳掠的传闻,焚毁杀戮的遗迹,凡经我们探听得来,或实地查访过的,本也书不胜书。不过我要说一句天理良心的话:我在调查期中,除去认真地起过一次悲感之外,我对于这些所谓“江南的惨祸”,实在是淡然漠然的。我所以这样淡漠的原因,诸君,你们暂且不忙骂我是冷血动物吧!这样的战祸,自从民国以来,已是司空见惯,原不限于江南;而酿成这种战祸原因,并且一多半是应该归罪于我们国民自己。我们中国现有军阀和他们的牙爪,不消说是禽兽不如,罪恶通天的,但尚儒村他们不同一是中国人吗?我们全体的中国人,把军人的一部分除开了的,又是怎么样呢?兵队来了,有钱的请外人的红十字会来贴张保护的封条,没有钱的便趁火抢劫;兵队走了,又要到邻县或者邻村去蹂躏去了郭沫若散文选集的时候,大家又放些花炮来送行。好像邻人的悲哀是值得他们恭贺的样子啊。南翔和真如等地,被齐燮元的大兵烧掠殆尽的时候,南京城的绅士不是正在准备着替大帅办凯旋会吗?

有这样的国民,有这样的军队,所酿出来的野蛮的成绩,本是在谁的意想中也能预料得出的。对于意想中所能预料的事体,谁个还会起甚么特别的感触呢?

不过我说我认真起过一次悲感的,那的确也是一个例外。

是十二月初五了。我们从湖走到悬脚岭去,翻过悬脚岭便是浙江的长兴地界了。

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隘口名叫东川界,那在古时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从那隘口下去便是长兴的尚儒村。全村不上一百家人,四围都是山,村子就恰好在锅底里的一样。一望都是竹林,但那几万株的竹林,几乎每根每根都中了枪弹,有的拦腰折断,有的断了头,有的穿了孔。路旁间或是些乔木,身上的弹眼无虑在一百以上。我们那天上午走到这尚儒村来,蒙一位从前在南京建业大学读过书的王家翰君招待我们在他家里。他的叔父,一位很诚朴的乡先生,向我们说出了这么一段往事。

他说:他们村上是八月十二开火的,足足打了九天。浙军是十八退的兵,四山的苏军不敢下山来,还空放了炮弹两天两夜。

在他们村上浙军只有一营人,四山的苏军无虑有一万以上的,以这样众寡不敌的势子,两方在这儿支持了许久。开火以后苏军的子弹真个是像下雨一样,昼夜都不停。但是所打死的浙军呢还不上十个人!连受伤的还不上二十个!就在这阵亡了的军士里面可惜死了一位薛连长了。那是十八的一天,浙军已经退了,薛连长带了他手下的兄弟也退到了五里路外的张坞,但他又折转了来。因为村上的人还有多少没有退尽,他要来劝他们火速退,他要来做最后的殿军,保护退出村的百姓。——

王老先生说到这些地方,就好像要流眼泪的样子,我以下直接用他自己的话吧。他说:

“你看,这是怎样的一位好人!这在现在的军人中也就是难得的,况且还是在火线上的呢。可惜老天爷不开眼,端端这样有良心的反要丢命!他到村上来,挨家挨户地劝我们,叫我们赶快逃,赶快逃,他说:我们没有法子,奉了长官的命令,只好撤退了。我们一退,苏军一定要下山来的,那你们百姓就要吃大亏了。他这样家家去劝人,有时候作起揖来奉劝,但那晓得他在村上走着的时候,一个流弹打来,便打穿了他的胸膛呢!……”

王老先生极诚恳地,一面说,一面形容,他说得湿地含着眼泪,我也听得湿地含着眼泪。

的确的,这真正是一位好人,一位出乎意外的好人,我们谁都异口同声地斥骂军人的横暴,军人的野蛮,但谁知在万恶的军人中却才有这样的一位连长呢?

这位连长的坟还埋在尚儒村上,我请王家翰君作向导,去吊望了一回。一片萧条的竹林之中,一新垒的黄土,碑记也没有,甚么也没有。我立在他的墓前,禁不着把帽子脱下,把头低了半天。

朔风萧骚,

我来吊英雄之墓,

芒鞋穿过竹林,

远望见一黄土,

令我伤神。

听乡老话战事当时,

尚儒村的四山

布满了江苏的兵士,

江苏的兵士

多比那四山的松枝,

激战的辰光

真真是弹流如雨。

今日我来目睹战场,

无虑有数万株的竹木,

株株有无数的弹伤,

或则劈头断折,

或则拦腰穿贯。

更可怜路旁的乔木,

竟不止身吞百弹。

啊!少数的浙军,

在此竟支持月余,

伤者仅及廿人,

死者不盈十指。

这是浙军的勇战可嘉?

还是苏军的猛攻仅同儿戏?

八月十八日的清晨,

浙军接到了退师的命令,

全部的兵士已经退出了尚儒,

尚儒村的居民也将次第退尽。

在那时听说你也退到张坞,

但你又折回了尚儒。

你关心着村民的死生,

你要来尽最后的保护。

你走到一家的门前,

向着尚未逃避的人们奉劝,

你说:“我们是奉了长官的命令,

不能不火速退兵,

我们退了,苏军定要下来,

你们也快请退呀,

快向四方逃命!”

你带领着手兵几个,

尽在那惨淡的村上巡逻。

但谁知一个无情的流弹飞来,

竟打穿了你的心窝!

啊!你是一个模范的军人,

竟如此为匪兵击死!

你死在这僻远山间,

有谁人知道你的勇义?

啊!但是呀,你怕也不求人知!

你求的不是功名,

你求的是不欺自己!

你自己是求仁得仁,

你自己是虽死不死!

这位薛连长名叫振兴,不知他是山东人还是直隶人,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多岁。他有妻子还寄居在湖州,听说将来要搬运他的尸骨回去。

尚儒村里的人说:即使他的妻子就不来,他们也要替他改修墓表,还要替他建筑祠堂。

就这样,我们这位义勇的连长,快要被尚儒村人神化了。

是的,他就受了神化也没有愧色。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鸡之归去来

我现在所住的地方离东京市不远,只隔一条名叫江户川的小河。只消走得十来分钟的路去搭乘电车,再费半个钟头光景便可以达到东京的心脏地带。但是,是完全在乡下的。

一条坐北向南的长可四丈、宽约丈半的长方形的房子,正整地是一个“一”字形,中间隔成了五六间房间,有书斋,有客厅,有茶室,有厨房,有儿女们的用功室,是所谓“麻雀虽小而肝胆俱全”的。

房子前面有一带凉棚,用朱藤爬着。再前面是一面菜园兼花圃的空地,比房子所占的面积更还宽得一些。在这空地处,像黑人的夹嘶音乐般地种植有好些花木,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鸡之归去来花下面结着朝天椒,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围种着牛蒡,荷花和番茄结着邻里……这样一个毫无郭沫若散文选集秩序的情形,在专门的园艺家或有园丁的人看来自然会笑。但这可笑的成绩我都须得声明,都是妻儿们的劳力所产生出的成果,我这个“闲士惰夫”是没有丝毫的贡献参加在里面的。

园子周围有稀疏的竹篱,西南两面的篱外都是稻田,为图儿女们进出的方便,把西南角上的篱栅打开了一角,可以通到外面的田塍。东侧是一家姓S的日本人,丈夫在东京的某处会社里任事,夫人和我家里来往熟了,也把中间隔着的篱栅,在那中央处锯开了一个通道来。那儿是有桂花树和梅树等罩覆着的,不注意时很不易看出。但在两个月以前,在那通道才锯开不久的时候,有一位刑士走来,他却一眼便看透了。“哦,和邻家都打通啦!”他带着一个不介意的神情说。我那时暗暗地惊叹过,我觉得他们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不同,好像一进人家,便要先留意那家主人的逃路。

屋后逼紧着是一道木板墙,大门开在墙的东北角上。门外是地主的菜圃,有一条甬道通向菜圃过边的公路。那儿是可以通汽车的,因为附近有一家铁管工场,时常有运搬铁管或铁材的卡车奔驰,这是扰乱村中和平空气的唯一的公路。公路对边有松林蓊郁着的浅山,是这村里人的公共墓地。

我的女人的养鸡癖仍然和往年一样,她养着几只鸡,在园子的东南角上替它们起了一座用铁丝网网就的鸡笼,笼中有一座望楼式的小屋,高出地面在三尺以上,是鸡们的寝室。鸡屋和园门正对着,不过中间隔着有好些树木,非在冬天从门外是不容易看透的。

七月尾上一只勒葛洪种的白母鸡抱了,在后面浅山下住着的H木匠的老板娘走来借了去,要抱鸡子。

不久,在中学和小学读书的儿女们放了暑假,他们的母亲把他们带到近处的海岸去洗海水澡去了。这意思是要锻炼他们的身体,免得到冬天来容易伤风,容易生出别的病痛。他们的母亲实际是到更偏僻的地方去做着同样的家庭劳役,和别人避暑的意义自然不同。我本来也是可以同去的:因为这一无长物的家并值不得看守,唯一值得系念的几只鸡,拿来卖掉或者杀掉,都是不成问题的。但在我有成为问题的事,便是在我一移动到了新的地方便要受新的刑士们的“保护”——日本刑士很客气把监视两个字是用保护来代替的。——这可使妻儿们连洗澡都不能够自由了。所以我宁肯留在家里过着自炊生活,暂时离开他们,使他们乐得享点精神上的愉快,我也可以利用这个时期来做些活计。

他们在海岸上住了不足一个月,在八月尾上便回来了。九月一号中、小学一齐开学,儿女们又照常过着他们的通学生活了。大的两个进的中学是在东京,要为他们准备早饭和中午的“便当”,要让他们搭电车去不至迟到,他们的母亲是须得在五点前后起床的。

在九月十号的上午,H老板娘把那只白母鸡抱回来了。老板娘已经不在浅山下住,据说是每月五块钱的房费,积欠了九个月,被房主人赶走了,现在是住在村子的东头。

母鸡借去了五个礼拜,反像长小了好些。翅子和脚都被剪扎着,拴在凉棚柱下,伏着。

那时是我亲自把那马丹·勒葛洪解放了,放回了笼子里去的。

鸡们相别五个礼拜,彼此都不认识了。旧有的三只母鸡和一只雄鸡都要啄它,就连在几天前才添的两只母鸡,自己还在受着旧鸡们欺负的,也来欺负起它来。可怜,这位重返故乡的白母鸡,却失掉了自由,只好钻进笼里打横着的一只酱油桶里去躲着。

第二天下午,我偶然走到鸡笼边去时,那只白母鸡便不看见了。我以为是躲藏在那上面的小屋里的,没有介意。我告诉安娜时,她也说一定是在那小屋里躲着的。本来只要走进鸡笼去,把那小屋检查一下便可水落石出的,但那只雄鸡是一匹好斗的军鸡,把笼子保守得就像一座难攻不破的碉堡。只要你一进笼去,它便要猛烈地向你飞扑,啄你。因此就要去取鸡蛋,都只好在夜间去偷营劫寨的。

到了第三天下午,那只母鸡仍然没有出现,我们以为怕是被啄死在鸡屋里了。安娜把那雄鸡诱出了笼来,走进笼去检查时,那只母鸡是连影子也没有的。

这鸡的失踪,是几时和怎样,自然便成了问题。我的意见是:那鸡才送回来的十号的晚上,不知道飞上那小屋里去,伏在地上被鼬鼠衔去了。安娜和儿女们都不以为然。他们说:鼬鼠是只吸血的,并不会把鸡衔去;纵使衔去了,笼里和附近也会略见些血迹。安娜以她那女性的特别锐敏的第六感断定是被人偷了。她说,来过一次,定然还要来二次;鸡可以偷,别的东西也可以偷的。自从发现了鸡的失踪的十二号起,她是特别地操心,晚间要把园门上锁,鸡的小屋待鸡息定后也要亲自去关闭了。

今天是九月十四号。

早晨在五点半钟的时候,把朝南的第一扇雨户打开,饱和着荷花香的潮气带着新鲜的凉味向人扑来。西南角上的一株拳曲着的古怪的梅树,在那下面丛集着的碧叶白花的荷,含着花苞正待开放的木芙蓉,园中的一切其它物象都还含着睡意。

突然有一只白鸡映进了我的眼里来,在那东南角上的铁网笼里,有开着金色花朵的丝瓜藤罩着的地方。

(该不是失掉了的那只鸡回来了?)

这样的话在脑神经中枢中刚好形成了的时候已经发出了声来。

——“博,你去看,鸡笼里有只白鸡啦,怕是那只鸡回来了。”我向着在邻室里开着雨户的二儿说。

——“那不会的,在前原是有一匹的。”阿博毫不踌躇地回答着,想来他是早已看见了那只白鸡。

——“旧的一匹带黄色,毛不大顺啦。”我仍然主张着我的揣测。

接着四女淑子也从蚊帐里钻出来了,她跑到我的跟前来。

——“那儿?白鸡?”她一面用两只小手在搓着自己的眼睛,一面问。待她把鸡看准了,她又说出阿博说过的同样的话,“不会的,白鸡是有一匹的。”

小儿女们对于我的怀疑谁都采取着反对的意见,没人想去看看。我自己仍然继续着在开放雨户。

面孔上涂着些煤烟的安娜,蓬着一个头,赤着一双脚,从后面西北角上的厨房里绕到前庭来了。她一直向着鸡笼走去,她自然是已经听见了我们的谈话的。她走到笼子外面,立着沉吟了一会。

——“是的吗?”我站在廊沿上远远问着。

她似乎没有回答,或者也怕回答的声音太低,没有达到我这半聋的耳鼓里。但她走转来了,走到我们近旁时她含着惊异地说:“真的是那只母鸡!”

这惊异的浪子便扩大起来了,儿女们都争先恐后地要去看鸡。

鸡自然是被人偷去又送转来的,来路自然是篱栅上的那两处切口了。但妻儿们在园子中检查的结果,也没找出什么新的脚印来。

一家人围坐在厨房里的地板上吃早饭的时候,话题的中心也就是这鸡的归来。鸡被偷去了又会送回,这自然是一个惊异;但竟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可惊异的事,尤其是等于一个奇迹。这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奇迹呢。……

——“一定是那H木匠干的,”我说,“那老板娘把鸡借去了很久,大约是那H不愿意送还,所以等到那老板娘送还了的一晚上又来偷了去。那鸡笼不是他做的吗?路径,他是熟悉的啦。大约是偷了回去,夫妻之间便起了风波,所以在昨天晚上又才偷偷地送回来了。”

安娜极端反对我这个意见,她说:“那H老板娘是讲义理的人。”

——“是的啦,唯其是讲义理的人,所以才送转来。”

——“分明知道是我们的鸡又来偷,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

——“H老板娘做不出,我想那木匠是能够做出的。他现在不是很穷吗?”

安娜始终替他们辩护,说他们目前虽然穷,从前也还富裕过。他们是桦太岛的人,在东京大地震后的那一年才迁徙来的,以为可以揽一大批工作,找一笔大钱,但结果是把算盘打错了。

吃过了早饭后,大的四个孩子都各自上学去了。安娜一面收拾着碗盏,一面对我说:“你去看那鸡,那好像不是我们的。勒葛洪种的鸡冠是要大些的。”

但我把岁半的鸿儿抱着要走去的时候,她又叮咛着说:“不要把上面的小屋门打开,不要放出别的鸡来,我回头要去找H老板娘来认那只鸡。”

她要去找H老板娘来,我是很赞成的。因为她可以请她来认认鸡,我也可以在她的面孔上读读我的问题的答案。

我从园子中对角地通过,同时也留意着地面上的脚迹,的确是辨别不出新旧来。

小巧的母鸡照样在笼子里悠然地渔着食,羽毛和白鹤一样洁白而平顺,冠子和鸡冠花一样猩红,耳下的一部分带着一层粉白色,表示出勒葛洪种的特征,只是头顶上的一部分未免浅屑得一点,而且也不偏在一边。这鸡大约不是纯种吧?但这究竟是不是原有的鸡,我也无从断定。因为旧有的鸡我并没有仔细地检验过,就是H老板娘抱来的一匹我也是模糊印象的了。

不一会安娜也走到了笼边来。她总说那鸡不是原有的鸡,无论怎样要去找H老板娘来认一下。她说:“我是很不放心的,气味太恶。”

我觉得她这不免又是一种奇异的心理。鸡的被人送回,和送回这鸡来的是什么人,在她都不大成为问题:她的心理的焦点是放在有人在夜间两次进过我们的园子这一点上。她似乎以为在那鸡的背后还隐伏着什么凶兆的一样。她是感受着一种漠然的恐怖,怕的更有人要在夜里来袭击。

在鸡笼前面把鸿儿递给了她,我各自走上东侧的檐廊,我的所谓书斋。

不知道是几时出去了的安娜,背着鸿儿回来,从书斋东侧的玻璃窗外走过。后面跟着那位矮小的H老板娘。老板娘看见了我,把她那矮小的身子鞠躬到只剩得两尺高的光景。在那三角形的营养不良的枯索的面孔上堆出了一脸的苍白色的笑容,那门牙和犬齿都缺了的光牙龈从唇间泄露着。我一看见了她这笑容,立即感觉到我的猜疑是错了。她这态度和往常是毫无二致的。假使鸡真是她的丈夫偷去,又由她送了转来,她的笑容断不会有那样的天真,她的态度断不会有那样的平静。问题又窜入迷宫了。

她们一直向鸡笼方面走去,在那儿端详了好一会又才走了转来。据说鸡是原物,丝毫的差异也没有。

她们从藤架下走过,到西手的南缘上去用茶去了。不一会邻家的S夫人也从桂花树下的篱栅切口踱了过来。这人似乎是有副肾疾患的,时常带着一个乌黑的面孔,瘦削得也可惊人。

三种女人的声音在南缘上谈论了起来,所论的当然不外是鸡的问题,但在我重听的耳里,辨别不出她们所说的是什么。S夫人的声音带着鼻音,好像是包含有食物在口里的一样,这样的声音是尤其难于辨悉的,但出其不意的就从这声音中听出了几次“朝鲜人”的三个字。

——啊,朝鲜人!我在心里这样叫着,好像在暗途中突然见到了光明的一样。

由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所溃灭了的东京,经营了十年,近来更加把范围扩大,一跃而成为日本人所夸大的“世界第二”的大都市了。皮相的观察者会极口地称赞日本人的建设能力,会形容他们的东京是从火中再生出的凤凰。但是使这凤凰再生了的火,却是在大地震当时被日本人大屠杀过一次的朝鲜人,这要算是出乎意外的一种反语。八九万朝鲜工人在日晒雨淋中把东京恢复了,否,把“大东京”产生了。但他们所得的报酬是什么呢?两个字的嘉奖,便是——“失业”。

他们大多是三十上下的壮年,是朝鲜地方上的小农或者中等地主的儿子。他们的产业田园被人剥夺了,弄得无路可走,才跑到东京。再从东京一失业下来,便只好成为放浪奴隶,东流西落地随着有工做的地方向四处的乡下移动。像我住着的这个地方和扩大了的东京仅隔一衣带水,虽是县分不同的乡下,事实上已成为了东京的郊外。为要作为大东京的尾闾,邻近的市镇是有无数的住家逐次新建着的。因此也就有不少的朝鲜人流到这儿来了。

朝鲜人所做的工作都是些面土的粗工,从附近的土山运出土来去填平村镇附近的田畴或沼泽,这是一举两得的工事:因为低地填平了,土山也铲平了,两者都成为适宜于建筑家屋的基址。土是用四轮的木板车搬运的,车台放在四个轮子上,台上放着四合板的木框。木框放在车台上便成为车箱,一把车台放斜时,便带着土壤一齐滑下。车路是轻便铁轨,大抵一架车是由两个工人在后面推送。离我的住居后面不远便是取土的土山,在有工事的时候,每逢晴天的清早在我们还未起床之前,便已听着那运土车在轨道上滚动着的骨隆骨隆的声音。那声音要到天黑时才能止息。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当在十小时以上。我有时也每抱着孩子到那工事场去看他们做工。土山的表层挖去了一丈以上,在壁立的断面下有一两个人先把脚底挖空,那上面一丈以上的土层便仗着自己的重量崩溃下来。十几架运土的空车骨隆骨隆地由铁轨上辇回来,二三十个辇车的工人一齐执着铁铲把土壤铲上车去,把车盛满了,又在车后把两手两足拉长一齐推送起去。就那样一天推送到晚。用旧式的文字来形容时是说他们在做着牛马,其实是连牛马也不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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