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福冈不远有大宰府，名见中国史乘，即因元兵东征而得名。颇多梅花，乃一游览胜地。
大约就因为有这些好处，所以中国留学生进九大的特别多吧?我自己便是因为有元时战迹而选入九大的。
我本来学的是医科，医科在各科中年限最长，我前后在福冈住了五年。医科虽然毕了业，但终竟跑到文学的道路上来了。所以致此的原因，我的听觉不敏固然是一个，但博多的风光富有诗味，怕是更重要的一个吧。
在学生时代对着博多湾时常发些诗思，我的《女神》和《星空》两个集子，都是在博多湾上写的。在用白话写诗之外，也写过一些文言诗，录一首以志慨。
博多湾水碧琉璃，
银帆片片随风飞。
愿作舟中人，
载酒醉明晖。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六日
孔雀胆归宁注：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的《沸羹集》。一九五七年《沫若文集》第四卷未收，现据一九四七年上海大孚版补入。
我写成《孔雀胆》是前年秋天的事，在陪都连演两次，获得意外的成功，使同情于剧中人物的观众，慷慨地流出了很多的眼泪。去年和今年，在成都、内江、自流井、泸县、乐山、流华溪、五通桥等地演出，听说都收到了同样的成功。这在作者的我，当然是很大的安慰。
这次在昆明的演出，《孔雀胆》要算是回到了娘家了。参预演出的列位兄姐都是我的亲爱的朋友，承他们关爱，使我这个女儿竟有衣锦还乡的机会，我想昆明娘家的人看见了她，恐怕又有更深的感触，会为她流出更多的眼泪的吧。她太可怜了，在风尘之中虽然博得了很多的同情，然而她的身世却是愈显得可怜。
孔雀胆归宁郭沫若散文选集女主人公的阿盖公主，虽然是蒙古的种裔，元朝的王姬，但无宁称她为“昆明的女儿”是更要适当一些的吧。她那滢澈的性情，是昆明的秀丽的山川风物的化身。她那哀婉的歌声不就是昆明的呼息么?多艳丽呀，然而一瞬便飘零了。惨红满地，使苍柏倍加凄清。这不是山茶花吗?这不是阿盖精神么?阿盖，我将给你一个摩登的美名——“昆明的茶花女”。
段功，该是大理石的化身，至少在我自己是存心把他塑成大理石像的。他那端严、公正、无私、勇敢而又娴雅的精神，应该就是云南的精神。他是云南的阿坡罗（太阳神），事实上云南人是把他崇祀着的。我倒希望他成为“中国的阿坡罗”。在陪都，有人说他“太愚忠”了，或许是吧。但他并不是忠于梁王，而是忠于云南的老百姓。对于老百姓尽忠，是愈愚愈值得称赞的。对于老百姓尽忠，哪里还容得有丝毫的打算呢?彻心彻底是一个大理石，打成粉碎还是大理石。像大理石成为了普天下的神像，普天下的庄严华屋，普天下的屏风美饰一样，段功精神，你也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吧。我这样祷告着。
眼泪是准定要流的，连我写到这儿，都不免眼睛有点作怪了。这次的演出，听说费了很大的琢磨工夫，背境是现地风光，服装有精到的考究。导演章泯兄是诗人，演员诸兄姐都是海内知名的群星，那还有不更加感动人的么?山茶花配上了昆明湖，大理石安置在点苍山，那还有不更加哀艳的么?我倒恨我不能够飞来，和亲爱的观众诸兄姐，一同再洒一次眼泪呀!
但是，我们请把眼泪挥干。我们应该把阿盖精神，段功精神恢复起来，忠于人民，忠于乡国，把横暴的侵略者驱逐出去!现在昆明和大理的后门不是又有虎狼在那里盘踞着的吗?是时候了!警醒我们的不是东寺的钟声，而是响彻全世界的军号。是不是还有车力特穆尔呢?有的。汪精卫和一些准汪精卫的细菌们便是。我们要像杨渊海一样，除掉了它！中国人应该是真正抬起头来的时候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在重庆
竹阴读画
傅抱石的名字，近年早为爱好国画、爱好美术的人所知道了的。
我的书房里挂着他的一幅《桐阴读画》，是去年十月十七日，我到金刚坡下他的寓所中去访问的时候，他送给我的。七株大梧桐树参差的挺在一幅长条中，前面—条小溪，溪中有桥，桥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阴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轩豁，有四人正展观画图。其上仿佛书斋，有童子一人抱画而入。屋后山势壮拔，有瀑布下流。桐树之间，补以绿竹。
图中白地甚少，但只觉一望空阔，气势苍沛。
来访问我的人，看见这幅画都说很好，我相信这不会是对于我的谀辞。但别的朋友，尽管在美术的修养上，比我更能够鉴赏抱石的作品，而我在这幅画上却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画外的情味。
郭沫若散文选集竹阴读画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沫若先生惠临金刚坡下山斋，入蜀后最上光辉也。……
抱石在画上附题了几行以为纪念，这才真是给与了我“最上光辉”。
我这一天日记是这样记着的：十月十七日，星期日。早微雨，未几而霁，终日昙。因睡眠不足，意趣颇郁塞。……
十时顷应抱石之约，往访之，中途遇杜老，邀与同往。抱石寓金刚坡下，乃一农家古屋，四围竹丛稠密，颇饶幽趣。展示所作画多幅，意思渐就豁然。更蒙赠《桐阴读画图》一帧，美意可感。
夫人时慧女士享以丰盛之午餐。食时谈及北伐时在南昌城故事。时慧女士时在中学肄业，曾屡次听余讲演云。
立群偕子女亦被大世兄亲往邀来，直至午后三时，始怡然告别。……
记得过于简单，但当天的情形是还活鲜鲜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面的。
我自抗战还国以后，在武汉时代特别邀了抱石来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得到了他不少的帮助。武汉撤守后，由长沙而衡阳，而桂林，而重庆，抱石一直都是为抗战工作孜孜不息的。回重庆以后，政治部分驻城乡两地，乡部在金刚坡下，因而抱石的寓所也就定在了那儿。后来抱石回到教育界去了，但他依然舍不得金刚坡下的环境，没有迁徙。据我所知，他在中大或艺专任课，来往差不多都是步行的。
我是一向像候鸟一样，来去于城乡两地的人，大抵暑期在乡下的时候多，雾季则多住在城里。在乡时，抱石虽常相过从，但我一直没有到他寓里去访问过，去年的十月十七日是唯一的一次。
我初以为相隔得太远，又加以路径不熟，要找人领路未免有点麻烦；待到走动起来，才晓得并不那么远。在中途遇着杜老，邀他同行；他是识路的，便把领路的公役遣回去了。
杜老抱着一部《淮南子》，正准备去找我，因为我想要查一下《淮南子》里面关于秦始皇筑驰道的一段文字。
我们在田埂上走着，走向一个村落。金刚坡的一带山脉，在右手绵亘着，蜿蜒而下的公路，历历可见。我们是在山麓的余势中走着的。
走不上十分钟光景吧，已经到了村落的南头。这儿我在前是走到过的，但到这一次杜老告诉我，我才知道村落也就叫金刚坡。有溪流一道，水颇湍急，溪畔有一二家面坊，作业有声。溪自村的两侧流绕至村的南端，其上有石桥，名龙凤桥。过桥，再沿溪西南行，不及百步，便有农家一座，为丛竹所拥护，葱茏于右侧。杜老指出道，那便是抱石的寓所了。
相隔得这样近，我真是没有想出。而且我在几天前的重九登高的时候，分明是从这儿经过过的，那真可算是“过门而不入”了。
竹丛甚为稠密，家屋由外面几乎不能看出。走入竹丛后照例有一带广场，是晒稻子的地方，横长而纵狭。屋颇简陋并已朽败。背着金刚坡的山脉，面临着广场，好像是受尽了折磨的一位老人一样。
抱石自屋内笑迎出来了，他那苍白的脸上涨漾着衷心的喜悦。他把我们引进了屋内。就是面临着广场的一进厅堂，为方便起见，用篱壁隔成了三间。中间便是客厅，而兼着过道的使用，实在不免有些逼窄。这固然是抗战时期的生活风味，然而中国艺术家的享受就在和平时期似乎和这也不能够相差得很远。
我们中国人的嗜好颇有点奇怪，画一定要古画才值钱，人一定要死人才贵重。对于活着的艺术家的优待，大约就是促成他穷死，饿死，病死，愁死，这样使得他的人早点更贵重些，使得他的画早点更值钱些的吧?精神胜于物质的啦，可不是!
抱石，我看是一位标准的中国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会篆刻，又会书画，长于文事，好饮酒，然而最典型的，却是穷，穷，第三个字还是穷。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他的艺术虽然已经进步得惊人，而他的生活却丝毫也没有改进。“穷而后工”的话，大约在绘事上也是适用的吧?
抱石把他所有的制作都抱出来给我看了，有的还详细的为我说明。我不是鉴赏的事，只是惊叹的事。的确也是精神胜于物质，那样苍白色的显然是营养不良的抱石，那来这样绝伦的精力呵?几十张的画图在我眼前就像电光一样闪耀，我感觉着那矮小的农家屋似乎就要爆炸。
抱石有两位世兄，一位才满两岁的小姐。大世兄已经十岁了，很秀气，但相当孱弱，听说专爱读书，学校里的先生在担心他过于勤黾了。他也喜欢作画，我打算看他的画，但他本人却不见了。隔了一会他回来了，接着，立群携带着子女也走进来了，我才知道大世兄看见我一个人来寓，他又跑到我家里去把他们接来了的。
时慧夫人做了很多的菜来款待，喝了一些酒，谈了一些往事。我们谈到在日本东京时的情形。我记得有一次在东京中野留学生监督周慧文家里晚餐，酒喝得很多，是抱石亲自把我送到田端驿才分手的。抱石却把年月日都记得很清楚，他说是：“二十三年二月三日，是旧历的大除夕。”
抱石在东京时曾举行过一次展览会，是在银座的松坂屋，开了五天，把东京的名人流辈差不多都动员了。有名的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家中村不折，帝国美术院院长正木直彦，文士佐藤春夫辈，都到了场，有的买了他的图章，有的买了他的字，有的买了他的画。虽然收入并不怎么可观，但替中国人确实是吐了一口气。
我去看他的个展时是第二天，正遇着横山大观在场，有好些随员簇拥着他，那种飘飘然的傲岸神气，大有王侯的风度。这些地方，日本人的习尚和我们有些不同。横山大观也不过是一位画家而已。他是东京人，自成一派，和西京的巨头竹内栖凤对立，标榜着“国粹”，曾经到过意大利，和墨索里尼拉手。他在日本画坛的地位真是有点煊赫。自然，日本也有的是穷画家，但画家的社会比重要来得高些，一般是称为“画伯”的。
抱石在东京个展上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几张我题的诗，有一张我自己在看画时的背影。他拿出来给我们看了，十年前的往事活呈到了眼前，颇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趣。
我劝抱石再开一次个展，他说他有这个意思，但能卖出多少却没有一定的把握。是的，这是谁也不敢保险的。不过我倒有胆量向一般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推荐；因为毫无问题，在将来抱石的画是会更值钱的。
午饭过后杂谈了一些，李可染和高龙生也来了，可染抱了他一些近作来求抱石品评。抱石又把自己的画拿出来，也让二位鉴赏了。在我告辞的时候，他检出三张画来，要我自己选一张，他决意送我，我有点惶恐起来。别人的宝贵制作，我怎好一个人据为私有呢?我也想到在日本时，抱石也曾经送过我一张，然而那一张是被抛弃在日本的。旧的我都不能保有，新的我又怎能长久享受呢?我不敢要，因而我也就不敢选。然而抱石自己终把这《桐阴读画》选出来，题上了字，给了我。
真是值得纪念的“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抱石送我们出了他的家，他指着眼前的金刚坡对我说：“四川的山水四处都是画材，我大胆地把它采入了我的画面，不到四川来，这样雄壮的山脉我是不敢画的”。
——“今天的事情，你可以画一幅‘竹阴读画’图啦，读画的人不是古装的，而是穿中山装的高龙生、李可染、杜守素、郭沫若，还有夫人和小儿女。”我这样说着。
大家都笑了。大家也送着我们一直走出了竹林外来。
当到分手的时候，抱石指着时慧夫人所抱的二岁的小姐对我们说：“这小女儿最有趣，她左边的脸上有一个很深的笑窝，你只要说她好看，她非常高兴。”
真的，小姑娘一听到父亲这样说，她便自行指着她的笑窝了，真是美，真是可爱得很。
时间很快的便过去了，在十月十七日后不久，我们便进了城；虽然住在被煤烟四袭的破楼房里，但抱石的《桐阴读画》却万分超然的挂在我的壁上。任何人看了都说这幅画很好，但这十月十七日一天的情景，非是身受者是不能从这画中读出来的。因而我感觉着值得夸耀，我每天都接受着“最上光辉”。今屈原
亚子先生的诗，于严整的规律中寓以纵横的才气，海内殆鲜敌手。字，行楷有魏、晋人风味，草书则脱尽町畦。这是独创一格的草书，不仅前无古人，亦恐后无来者。
这种能纵能控、亦狂亦狷的辩证的统一，似乎就是亚子先生的独特而优越的性格。亚子先生在外表上不大拘形迹，而操持却异常谨严。他的正义感，峻峭到了极端，使他有着“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原子弹式的情操。但他信仰孙中山、马克思、列宁，有明敏的博施济众的思想，把他的强烈的感情控制着了。原子弹式地任其发挥的是他的草书，有所控制不作盲目爆炸的便是他的诗。他的草书或许是他的感情的安全瓣，为了有这一安全瓣，怕也帮助了他在控制上的成功。
画家尹瘦石曾经以亚子先生为模特儿，画过一张屈原像，这是把对象找得太好了。“佩长剑之陆离”者，是屈原，也是亚子。亚子，今之屈原；屈原，古之亚子也。但今屈原与古亚子毕竟有不同的地方，那似乎就在这感情控制的成功与失败上。屈原的字没有方法看见了；而他的诗，尤其是《离骚》、《天问》，确是原子弹式的诗。那样猛烈的感情无法控制，所以他的生命结果也像原子弹一样爆炸了，虽然也炸毁了一些佞臣和萧艾。
今屈原绝对不会那样任情爆炸的，他的原子能有所控制，控制向了生产方面，诗之多而精，可以寿人寿世。他的诗歌如粟菽，而他的志趣是“使有粟菽如水火”。因此，我更希望他的诗歌多多产生，而且更要平易近人，使人民大众能够接受，亦如水，亦如火。有所控制的原子能，能够像水一样普及，像火一样容易到手，那于人民大众是多么大的福利呵。或许有人要担心，成为了洪水或燎原的大火怎么办?如有要担心的那样的人存在，也就是洪水大火有时是必要的证明。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夜
叶挺将军的诗
那是新四军事变后的第二年（一九四二），希夷被囚在陪都郊外的某一地点。秋冬快要完的时候了，他的夫人由广东携带着一位八岁的女儿扬眉来看他。他们在狱中曾经会过几次面。我在这时却也得到了极可宝贵的一些意外的收获。
十一月十六日，希夷夫人带着扬眉到赖家桥的寓所来访问我们，她把希夷手制的一枚“文虎章”送给我，作为他给我祝寿的礼物。那是由香烟罐的圆纸片制成的，正面正中用钢笔横写着“文虎章”三个字，周围环绕着“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十个字。背面写着“祝沫若兄五十大庆，叶挺”。在这之上，希夷夫人用红丝线来订上了佩绶，还用红墨水来加上了边沿。
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实在是使我怀着深厚的谢意和感激。我感激得噙着了眼泪。
不久我们从乡下搬进了城，又从希夷夫人手里得到希夷给我的一封信，这里面还附有一首诗。
叶挺将军的诗郭沫若散文选集沫若兄：
在囚禁中与内子第二次聚会，彻夜长谈二十四小时，曾说及十五日将往祝郭沫若兄五十大庆，戏以香烟罐内圆纸片制一“文虎章”，上写“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两句以祝。别后自思，不如改为下二句为佳：
寿比萧伯纳
功追高尔基
叶挺卅一，十一，十四，
在渝郊红炉厂囚室中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六面碰壁居士卅一，十一，廿一
这里燃烧着无限的愤激，但也辐射着明彻的光辉，要这才是真正的诗。假使有青年朋友要学写诗的话，我希望他就从这样的诗里学。我敬仰希夷，事实上他就是我的一位精神上的老师。他有峻烈的正义感，使他对于横逆永不屈服；而同时又有透辟的人生观，使他自己超越在一切的苦难之上，五年的囚禁生活；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是不能够忍耐的。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一个人不被软化，成为性格破产者，也要被瘫化，成为精神病患者。然而希夷征服了这一切，现在果真是“地下的火冲腾，把活棺材烧掉”，而他“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了。
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
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希夷在五年囚禁之后恢复自由，晚上在中共代表团看了他回来，又在电火光中反复读着他这首诗。梅园新村之行
梅园新村也在国府路上，我现在要到那儿去访问。
从美术陈列馆走出，折往东走，走不好远便要从国民政府门前经过。国府也是坐北向南的，从门口望进去，相当深远，但比起别的机关来，倒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宫殿式的外表。门前也有一对石狮子，形体太小，并不威武。虽然有点近代化的写实味，也并不敢恭维为艺术品。能够没有，应该不会是一种缺陷。
从国府门前经过，再往东走，要踱过一段铁路。铁路就在国府的墙下，起初觉得似乎有损宁静，但从另一方面想了一下，真的能够这样更和市井生活接近，似乎也好。
再横过铁路和一条横街之后，走不好远，同在左侧的街道上有一条侧巷，那便是梅园新村的所在处了。
梅园新村的名字很好听，大有诗的意味。然而实地的情形却和名称完全两样。不仅没有梅花的园子，也不自成村落。这是和《百家姓》一样的散文中的散文。街道是崎梅园新村之行岖不平，听说特种任务的机关林立，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三十号的周公馆，应该是这儿的一座绿洲了。
小巧玲珑的一座公馆。庭园有些日本风味，听说本是日本人住过的地方。园里在动土木，在右手一边堆积了些砖木器材，几位木匠师傅在加紧动工。看这情形，周公似乎有久居之意，而且似乎有这样的存心——在这个小天地里面，对于周围的眼睛，示以和平建设的轨范。
的确，我进南京城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南京城还是一篇粗杂的草稿。别的什么扬子江水闸，钱塘江水闸，那些庞大得惊人的计划暂且不忙说，单为重观瞻起见，这座首都的建设似乎是刻不容缓了。然而专爱讲体统的先生们却把所有的兴趣集中在内战的赌博上，而让这篇粗杂的草稿老是不成体统。
郭沫若散文选集客厅也很小巧，没有什么装饰。除掉好些梭发之外，正中一个小圆桌，陈着一盆雨花台的文石。这文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也就象征着主人的精神。西侧的壁炉两旁，北面与食厅相隔的左右腰壁上，都有书架式的壁橱，在前应该是有书籍或小摆设陈列的，现在是空着。有绛色的帷幕掩蔽着食厅。
仅仅两个月不见，周公比在重庆时瘦多了。大约因为过于忙碌，没有理发的闲暇吧，稍嫌过长的头发愈见显得他的脸色苍白。他的境遇是最难处的，责任那么重大，事务那么繁剧，环境又那么拂逆。许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但却丝毫也不敢放松，不能放松，不肯放松。他的工作差不多经常要搞个通夜，只有清早一段时间供他睡眠，有时竟至有终日不睡的时候。他曾经叹息过，他的生命有三分之一是在“无益的谈判”里继续不断地消耗了。谈判也不一定真是“无益”，他所参预的谈判每每是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是和他所花费的精力比较起来，成就究竟是显得那么微末。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的悲哀，这样一位才干出类的人才，却没有更积极性的建设工作给他做。
但是，轩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谈吐，依然是那样的有神。对于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会避易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镇定、也令人乐观的毅力。我在心坎里，深深地为人民，祝祷他的健康。
我自己的肠胃有点失调，周公也不大舒服，中饭时被留着同他吃了一餐面食。食后他又匆匆忙忙地外出，去参加什么会议去了。
借了办事处的一辆吉普车，我们先去拜访了莫德惠和青年党的代表们。恰巧，两处都不在家，我们便回到了中央饭店。
等于打死了林肯和罗斯福
李公朴死了，闻一多死了。一多的长公子闻立鹤和他的父亲同时遇难，左右两肺各中一弹，大腿被打断一只，已经不能言语，虽然还未接到最后的恶耗，但断然是凶多吉少的。
今天的情形很明白，这是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凡是要求民主、要求做人的起码条件的人，都不免要遭受这比霍乱还要恶毒的反民主瘟疫的侵袭。
公朴和一多都是受了美国式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公朴是文化批评家，是平民教育家；一多是诗人，是学者，是有数的名教授，然而他们为了为人民争取民主竟不免遭受了这样的惨死。
尤其是闻立鹤，听说是才进大学的一位十八岁的青年，这在国法上是还未成年的人。他显然要为了要护卫他的父亲，却亲眼看见父亲被暗杀，而自己在死亡线上倒下了。
反民主施瘟使者们的幌子，今天是自行揭穿了。他们说：他们在反苏反共，但事实上他们是反民主反人民。更明显的是，他们才是真正的“反美”派。他们用美械来打死李公朴和闻一多，那等于是打死了林肯和罗斯福。
公朴和一多为人民大众而牺牲，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他们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头，永远领导着争取自由民主的战斗，永远不会死。
我们今天对于公朴和一多的遗族，负了很重大的责任。公朴和一多都是十分清贫的文化人。尤其一多，他的子女多，除垂危的闻立鹤之外，还有两男两女，而他的夫人是患着心脏病的。一多生前，除可怜的一点教授薪金之外，是靠着治印或写字来维持家计的。这些事实，我们希望不要忽略，一定得周密地想一个妥善的办法来，才能对得住二位人民烈士。
等于打死了林肯和罗斯福好些朋友们都在说：这样下去会人人自危了。实情是如此，但自危也没有用处。像闻立鹤那样的孝子都要杀，你有什么办法?“何处桃源可避秦”?今天真是到了这样的实际。化悲愤为力量，把恐怖还给施行恐怖政策者。学习李公朴和闻一多，学习闻立鹤，为了人民，扑灭反民主的法西斯瘟疫!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鲁迅和我们同在
鲁迅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当中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中国也起了很大的变化。鲁迅所诅咒的法西斯蒂，遭受了很大的打击，鲁迅所颂扬的人民的力量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中国经过了八年的抗战，终竟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了。当然这胜利在我们有一大部分是侥幸得来，但我们敢于说：凡是崇敬鲁迅的人是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尽了至善的努力来赢得的。
毛泽东主席说过：“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最有斤两的话。鲁迅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对于反人民的恶势力死不妥协的方向。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今天有资格能够站在鲁迅的面前来向着大家说话，也就是因为我遵照了鲁迅所指示给我的正确方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遭了挫折，我逃亡到日本一直呆了十年。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我终于单身地跑回中国来了。是什么人把我呼唤回来的呢?我要坦白地说是我们的鲁迅先生。
郭沫若散文选集鲁迅和我们同在这在我是有诗为证的。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七月二十五日，我乘着一只外国的商船离开日本，快到上海的时候，我在船上曾经做过一首旧诗，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或许还有人记得的吧，我自己是还记得的，我现在想向各位朗诵它一遍。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我在当时的确是把我全部的赤诚倾泻了出来，我是流着眼泪把诗吐出的；虽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它在我的生命史上的确是一个里程碑。但这诗所用的韵是什么人的韵呢?就是鲁迅的一首旧诗的原韵。这的的确确是可以证明我在回国的当时是有鲁迅的精神把我笼罩着的。假如没有鲁迅这座精神上的灯塔，假使鲁迅不曾给过我一些鞭挞，我可能永远在日本陷没下去，说不定我今天是会在南京和周作人作伴的吧?
这十年当中，鲁迅的肉体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是始终领导着我们的。他那种实事求是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那种坚忍不拔地向一切反人民的恶势力顽强作战的精神，始终领导着我们，我们追随着他的时候便可以保证我们的进步，我们违背了他的时候便一定证明我们的堕落。
周作人是堕落了，因为他违背了他。闻一多是进步了，因为他追随了他。闻一多说过：“鲁迅是对的，我们从前是错了。”这是把生命拿来做了抵押品的严烈的自我批判，像闻一多正是鲁迅精神的最优秀的继承者。鲁迅精神在这十年间所发生的领导作用，闻一多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指标。
我现在真切地感觉着，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应该加倍的警惕，我们到底还是做闻一多，还是做周作人，只在我们的一念之差。周作人固然还活着，但他是活着的吗?闻一多固然是死了，但他是死了的吗?在这对于我们是永远的生和死的关头，就要凭着自己的一念的转移，看我们究竟朝着什么方向走!假使我们实事求是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我们坚忍不拔地死不妥协地向一切反人民的恶势力顽强战斗到底，那便是鲁迅的信徒，我们便可以走向永生。假使我们是反其道而行，那便是鲁迅的敌人，我们便走向万劫不复的死路。
我们中国的近代史差不多是以十年为一周期的。内战了十年，外战了十年，今后的十年工夫可能是在内外交迫之下的坚苦建设的局面。但我们不应该悲观，无宁是应该加倍的振作起精神来应付我们当前的任务，来缩短人民的痛苦。
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倍的认识鲁迅，加倍的体验鲁迅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要有甘心做牛的精神，然后才有“横眉冷对”的胆量。
把我们的一切浮躁、苦闷、侥幸、彷徨的情趣镇定下去，我们要定着心，老老实实地来做水牛或黄牛的工作。虔诚地替老百姓耕田，拉车，出牛奶，服务到死还要把自己的皮、肉、骨头、角、蹄子、心肝五脏都奉献出来，一点也没有保留。
这种做牛的态度也就是鲁迅精神的绝好的象征。我们今天一个人应该要变成两条牛，然后才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
或许会有朋友会说，光是做牛，抵得什么事?老虎当前一下把你吃光了。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老虎是只能够吃孤单的一条牛，而没有胆量干犯一群牛的。就是单独的一条母牛，为了要从虎口中救出它的小牛儿，它终竟把老虎撞死了的故事，各位想来是知道的吧?我们不要把牛的力量轻视了，假如我们为老百姓服务的精神，真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孺子”一样，真是像一条母牛为它自己养的小牛儿诚心诚意地甘愿牺牲的那样，我们自然会有力量把那横暴的老虎撞死!
前途尽管有怎样的艰难，人民终竟是要翻身的!民主必然是要实现的!法西斯蒂必然是要垮台的!——这是历史必然的法则!
我们要七十二行，行行出鲁迅!
鲁迅精神永远和我们同在!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十载一来复”
事情的确是有偶然的凑巧。
这一次我于十一月十四日离开上海，在动身的前一天写了几首诗，其中有一首是：
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
毁家何为者?为建新中华。
因为距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我从日本逃回来，刚刚十年了。
到了香港之后偶然想起，十年前在这儿的六国饭店曾经做过一首诗，起句也正是“十载一来复”。
十载一来复，香港意旧游。
兴亡增感慨，有责在肩头。
这诗我是完全忘记了，这次不来香港，恐怕是永远记不起来的。
我算是三次来过香港，恰巧是十年来一次；第一次是一九二七，第二次是一九三七，这一次是一九四七。
第一次是参加了南昌的八一革命，在汕头失败，由神泉乘帆船漂流而来。
第二次是上海成了孤岛之后，从日寇的重围中脱出。
这一次呢，我也同样地获得了再生之感。
偶然的巧合积上了三次了。量的垒积要起质变，偶然要成为必然。
再隔十年我必然要回来香港。
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是人民的中国，而我这个中国的人民当然有绝对的旅行的自由了。
（《野草文丛》第八集《春日》）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这是悲痛的一个日子。
两年前的今天，一下子便把好多革命的领导者丧失了。王若飞，秦博古，叶挺，邓发，谁不知道都是一将当千的智勇双全的人民服务员，老辈的黄齐老，幼年的叶扬眉，也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光辉，然而一下子，这十一个人都粉身碎骨了。
他们是为了政协决议中关于宪草一部份的问题，飞回延安请示的。飞机在秦晋之交的黑茶山，因大雾误触山头而误事。就这样给予了中国革命以无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会说：这是由于偶然的灾难吗?
不，这完全是出于中美反动派联合摆布出的一个魔阵！
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一幕，像昙花一现那样，炫惑了很多的人，至今都还有人在迷恋而为之惋惜的。然而那一幕，整个是一套大骗局，由以后的时局发展直到今天，我们也应该明了了。那是美帝国主义特地派来了一位头等大骗子，在我们眼前耍了一场大花枪，而在暗地里替中国反动派布置了内战阵势。好多好心肠的中国人是被他骗着了。我们就是在这骗局中，把我们的一群卓越的领导者，四八烈士，丧失了的，我们能够说这是偶然吗?
四月八日那吗，是不是那些革命领袖们也同样受了骗呢?
不，我在这儿更敢于说出一千万个“不”！
四八烈士中的一位王若飞兄，就时常这样告诉我：
“假的，假的，但我们要把它弄假成真!”
我们请从这句话中，看取四八烈士和其他革命领袖们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吧!
郭沫若散文选集美帝诚然是我们的死敌，然而我们自己也应该反省一下了。美帝会骗人，而我们也实在太会受骗。就因为我们的太会受骗，所以逼得我们的领导者们不得不顺应舆情，每每冒着更大的危险去走迂回曲折的路。因此，不知道遭了多少次的损失。四八烈士的牺牲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例罢了。
美帝的骗还在继续，而我们的容易受骗也还在继续呢。最近眼前的事——一个卖“原子笔”走江湖的小骗子雷诺，不是都把我们中国的一些“大科学家们”骗得啼笑皆非吗?
是应该痛悔的时候了!我们在四月八日这一天，应该重新宣誓：我们要肃清我们自己的容易受骗，图拣便宜的劣根性，要拿出粉身碎骨的精神来和中美反动派不共戴天！
（《华商报》１９４８年４月８日）
涂家埠
一
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后的第三天，那是阴郁的一天，清早，我同一氓两人从庐山下来。我们是忙里偷闲，在分外冷落的庐山上只呆了一夜。
在大暑天，正好避暑的时候，避暑胜地的庐山偏会冷落，说不定会有人奇怪吧。但假如明白了当时的局势，那就一点也不会奇怪了。
那时是大革命的分化期。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在南京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残余，和武汉的所谓赤色政府对立。但那“赤色政府”究竟赤到了怎样程度呢?五六月中在河南和张作霖作战，虽然打赢了，然而牺牲很大，而迎接出来的西北军却主张和南京妥协。就这样，内面潜伏着的反动势力便抬起头来，逼得投机分子们汪精卫和孙科之流逐渐右倾，解除了中国总工会的武装，并解散了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而结果连政府本身也不能不逃难了。
郭沫若散文选集武汉政府所依赖的唯一武力，是张发奎所领率的第四方面军，这里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还有贺龙的两师人和叶挺的两师人，军容是相当盛大的。本来坚守着武汉，和唐生智、何健等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作一坚强斗争，也未尝不是办法。但由于长江下游的封锁，汪精卫等的自私与无能，而更加上张发奎的想保全实力，终于全面退让，所有的政府要人和军队，都移到南浔铁路沿线来了。
涂家埠所假借的名义倒是很堂皇的，东下讨伐南京蒋介石。但在实际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面勾结，企图宁、汉合作；军事方面的人，特别以“保护阿斗”自居的张发奎，则是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对我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退走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
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采取了新的动向，突破那些已腐或将腐的果皮果核，而迸发出新的根苗来。那就是在八月一号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义。参加了那次革命的主力是贺龙、叶挺的四师人，另外还有后来走了岔路的第十一军的旧部。这样一来，把张发奎的部属几乎抽成了一个真空。
避暑胜地的庐山要遭冷落，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二
我那时是第四方面军的“党代表”，照例是兼摄着政治部主任的。我们跟着军队也到了九江。驻扎在一座已经放了暑假的教会学校里面。
我同张发奎通了电话，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挥部去商量善后的办法。我去了，那是在一间两面临着庭园的楼房，陈设相当零乱，除张发奎之外，还有两位新任军长黄琪翔和朱晖日也在座。他们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没有好一会，面容都很颓丧而又兴奋。
张发奎和我商量的就是解决政治部的事情。他主张解散，我也同意了。这是一种革命的逻辑，在当时一般认为：凡是干政治工作的都是共产党。八一革命是共产党发动的，所有的政工人员自然也应该共同进退了。
四方面军政治部虽然成立不久，但它是跟着我一道从总政治部分化出来的，它却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华，单是骡马我们就有四五十匹。这在二十年前，不要说一个政治部，就是一个师部或军部都还没有这样的豪华。那些东西，我们既然拿不走，也就乐得慷慨，全部移交了。但是我们的结论是：人员一律以礼遣散，不作留难。
三
张发奎和我，本来是有些相当的友谊的。北伐期中，我们共同过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战的时候，我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资格曾经上前线去慰劳，在新郑我们作过一番深切的谈话。我认为我们那时进河南作战是错误了，应该趁着南京的勾结还未成功之前，先讨蒋而后讨张。他那时很尊重我的意见，说我们是志同道合。故在回武汉之后，他升为第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就邀请我做他的“党代表”。但一从我做了他的“党代表”之后，便由“志同道合”一变而为“貌合神离”。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见，他一句口头禅，便是“书生之见，纸上谈兵”。于是我们的交情便进了一境，由“貌合神离”再变而为“分道扬镳”了。
当我们在同意之下，决议解散政工组织之后，他却关心到我个人的进退上来。他问我打算怎么样，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他却希望我能够跟着他走。他说，他个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队交给黄琪翔和朱晖日带回广东，希望我能够帮他的忙。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学生，懂日本话，够做他的私人秘书，但我谢绝了。
不过在这儿我倒也应该感谢他，我虽然坚持要到南昌去，他也没有阻拦我，而且还帮了我一点小忙。
他说，“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我们回头就要下戒严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别口令可以照发，明天就不能保险了。”
还有，也是他说的，要到南昌去，最希望为他传达一点意见：
“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
“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做傀儡我不来。
“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负了我的人。”
这些话我请他笔记下来，他很勉强地用铅笔来在随便一张纸头上写出了，但不肯签名。不过，尽管不签名，尽管用铅笔，这总算是他自己的亲笔文件了。
四
就和毁坏一个器皿是很容易的一样，解散一个组织当然也是很容易的。没有费上半天工夫，整个方面军政治部和留在九江的一切政工人员都一律遣散了。但只剩下四个人决定在当晚一同赶到南昌去。
这四个人是谁呢?便是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和我。一氓是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秘书，翰笙和龚彬是属于四军和十一军的军政治部的，职分我记不清楚了。我们是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聚齐。此外还带了两位勤务兵：一位是一氓的小勤务兵，另一位是我的大勤务兵。这两位勤务兵的姓名，我也记不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