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严令是很严厉的，六点过后街上已经很少行人，车辆不用说更不能通行了。街头隔不几十步便有哨兵站岗，枪头戴上刺刀，如临大敌。我们依然是穿着军服的，在天光还不十分暗淡的时候，当然可以通行无阻。
那天是特别阴晦的一天，等我们快要走到火车站的时候，天色已经朦胧下来了。于是“口令!”……“特别口令！”的叫唱，把那严肃的气象弄得更加严肃。
在车站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替我扛着一口小皮箱和一卷被条的我的大勤务兵，突然把担子放下，当街向着我跪了下来，流着眼泪，向我叩头。
我们都吃了一惊，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哭着把意思说出了：“请饶恕我吧，我家里还有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亲！”
这位勤务兵是湖北人，他是从武汉跟着我来的，看起来很雄壮，没有想出才这样胆小。他自然以为我们是上杀场，要他的命了。真是糟糕，他早又不说!但也只怪我们以貌取人，在事前没有经过一道甄别。
这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请他回去，我便把被卷也送了他，把小皮箱接过手来自己提。
五
车站上的人是很值得感谢的，尤其是铁路工友。
火车的交通已经停止了，据说在涂家埠以南有一道铁桥被炸断了，火车头留在九江的也只有两个，其它的都在南昌被扣留了。要去，就只好乘手摇车，但保不定能够到达。
车站上的人叫我们不要去，认为很危险。他们又说，外边还有这样的风声，说不定南昌那边还要打过来。
但我们坚决要去，请他们准备手摇车。他们答应了。北伐期中，铁路工友是有很好的组织的，他们知道了我们的来历，尤其自告奋勇，愿意把我们送到南昌去。
手摇车是一种正方形的木板车，下面四个滚子放在铁轨上，上面横置着一把固定的有靠背的长椅，可以并坐三两个人。摇车的人站在椅背后，摇着两边的发动机，车子便自然滚动起来。
我们连人带行李占了两架手摇车，我和一氓和他的小勤务兵占一架，翰笙和龚彬占一架，每架两位工友替我们摇，摇起来的速度，似乎和火车的速度相差得并不怎么大。
是漆黑的夜，没有月，也没有星。除掉到了车站，站上的电灯显得分外辉煌之外，沿途只于黑影森严中偶尔露出一些农家的灯火而已。那是情意深厚的灯火，好像是亲人的眼睛。沿途都有哨兵站岗，走不好远便有“口令!”“特别口令!”的呐喊，在这之中还可以听出扳机柄的声音。
工友们很卖力。他们是轮流换班的，摇得二三十分钟光景便要换班一次。那样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在车站上，车上的人把车停着，只要向暗中一呼唤，便有回应的声音，接着便有人提起灯来换班。一听了我们的来历，新来的人又勇气百倍地接着把我们摇向前去。我们在路上换了好几班。在夜深应该睡觉的时候，要工友们起来作分外的服务，但却不曾听见他们出过一次怨言。真是值得感谢的事啊！我们是南面而坐的，真好像是南面王一样！
我们不断地劈进柔和的夜空中，劈出浩荡的长风来，感受着万斛的凉味。
六
到了德安车站，已经是半夜过后将近一点钟的时候了。
月台上，横七竖八地堆积着一些货物的包箱，有一排人光景在那儿守卫。
虽然叫了口令，把口令也应对上来了，但士兵们一定要我们停车，不准我们过去。
一位短小精干的人来了。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广东人，哨兵向他敬礼，称呼他是排长。
我对他说：“我是党代表，受了总指挥的嘱托，有重要的使命要赶到南昌去。”
那人用多少已经官话化了的广东话，铁面无情地回答说：“唔得！就系总指挥自己来，也唔得过!一定要有营长命令先至得！”
“营长是不是在车站上?”
“唔在，在德安城里！”
“今晚好不好去通知他?”
“唔得！听晨我同呢一道见渠去。”
真不愧是“铁军”的少校，斩钉切铁地说了这几句话，他又各自回车站里去了。
士兵里面也有些是四川口音的，其中有一位带着同情安慰的意思说，这德安是最后一道防线啦，不是轻易可以通过的。前面十里路光景，还有一个尖兵站，这儿就算通过了，那儿你也通不过。
“你们的营长姓什么?”
“姓张，张总指挥的张。”
糟糕！这一张比那一张更难说话，我开始有点疑心了。我疑心的是张发奎在玩花头，当面做人情，背地里摆这一关来让我们不能过。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过不了的，的确就是张总指挥自己来也怕过不了。我们便决计在车站上过夜了。
摇车的工友们是有朋友的，他们要我们跟着他们去找一个宿处，我们谢却了。四个人加上一个小勤务兵，就坐在那手摇车上，睡了一个半夜。
七
德安城离车站还有五六里路光景，那是在铁路东面。第二天清早，在八点钟左右，我们算得到那位广东排长的许可，让小勤务兵在站上看守行李，我们四个人进城去见营长。他自己并没有陪伴我们，而是派了两位士兵荷着枪，上着刺刀，把我们送去的。我相信，他一定和营长通过电话，而得到营长的许可，叫他那样做的。照官制，党代表和总指挥是平行的，而且有监军的任务，一个营长就劳他的尊驾，亲自到车站上来迎接迎接，论理也还应该。不过在这样内部起分化时的党代表，事实就等于“共产党的代表”，派两位武装的兵士来护送，倒是最合格了。
这一天是晴天，迎着清早的太阳，在一片甘薯中向德安城走去。
营部驻扎在一个中学校里面，我们被卫兵引进了一间课堂，那便是营长的办公室兼寝室了。在黑板下陈着一张行军床，床上便睡着那位营长。他受了通报，看见我们进了课堂，便很想撑起身来。一眼看去，他是在害病。我劝他不要客气，但他仍然抬着半身，指挥我们在附近的课椅上坐。
营长也是广东人，说他在发疟疾；看那样子的确也很狼狈，脸庞是瘦削而灰黑的。
我估计他一定认得我，但我却不认识他。
我把来意告诉了，并把张发奎的亲笔文件拿出来给他看。我告诉他：“这是机密要事，故尔只能用铅笔写，也不好署名。但总指挥的亲笔，你总是认得的。”
营长没有多么留难，只是说要到南昌，恐怕也很困难吧，有几处铁路听说炸断了，不通火车。但他立即命令在那课室里的一位下属，写了一张路条，写明“有某某官长四名，勤务一名，准予通行”字样。我们便算得到了通过最后一道难关的把握了。
营长也很关切着当前的情势，他说：“我们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人要打自己人?”
我因为不明白他的思想底细，没有多说话。我只是说：“一定打不起来的，请放心。南昌的革命委员会里面，不是还有张总指挥的名字吗?他们只是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并不反对总指挥。大家都希望赶快回广东，说不定我们可以在广东再见。”
就这样，我们便告辞了出来，循着原路走回车站。这次的心境特别轻松，我自己都在佩服我自己的机敏。幸好当张发奎和我谈话时，我要求他写出了他的意见，不然不是要很费周折，而且说不定还要遭意外的危险吗?
八
回到车站，立即又坐上手摇车出发。
在前面十里路左右，的确有一队尖兵在那儿守卫，有一班人的光景。
见了营长的路条，毫无留难地便让我们通过了。
真是愉快呀！过了这一线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天下了！太阳照得特别的光明，南风吹得特别的馥郁，田园青翠得特别媚妩。两条铁轨发着银白色的光，就像专门为我们铺设出来的那样，坦坦荡荡地丝毫也没有阻挡，要把我们运往革命的乐土。
工友们也摇得特别起劲，不断地只看到两边的林木往后飞。眼前的大地真是活着的，一切都在笑，都在跑，都在长风中发着浩歌。我们有时也让工友们坐在椅上，自己去摇它们。都是自己人，在车上是无话不谈，毫无顾忌了。
我同一氓坐的车子是跑在前头的，不知道是车轮的活泼，还是人力加紧的原故，我们跑得特别快。翰笙和龚彬坐的那一架，有时他们一齐起来帮助摇，但也摇不过我们，总是落在后面很远很远的，要相差十几二十分钟的光景。
“这样的手摇车，坐着实在是再舒服利落也没有。我这回要算是坐第二次了。前一次是往河南慰劳前线将士的时候，由信阳坐往新郑。那时是六月初，枣子树正在开花，河南平原很多枣树林，车子在枣树林中摇过，一望无涯的枣花，漾成一片香海。那是使我终身难忘的一种印象。”
这个回忆自然会被唤醒起来，活鲜鲜地。在我们的车快要到涂家埠的时候，我向一氓说着，而于十分快意之中却表示了一星星的不满足：“江西境内的风物，太平淡无奇了。这儿和长江沿岸所见到的别无二致，希望能有一项有特征的东西，足以使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增加点色彩。”
说也奇怪，大抵人在走顺路的时候，希望总是容易得到满足的。
就在我们达到涂家埠车站那一段期间，同样使我终身难忘的另一种印象，出现到我们的眼前来了。
九
涂家埠是—个大车站，位居南昌与九江之中。这在军事上是一个冲要的地方。周围有水回环着，因而在南北两段的铁路上都有铁桥。当北伐军在江西境内和孙传芳作战的时候，孙传芳便屯驻重兵于此，借铁路的联络，以策应南昌与九江两端。攻破涂家埠是很费了点力量的。
我们到达了涂家埠，倒也并不是将近一年前的战绩惊悚了我们。认真说，那样的战绩，在车站上是丝毫也看不出来了。但在那车站上确实有一样东西惊悚了我们，至少是我自己。我们在车站上，看着一列火车停在那儿，有三个车厢都挤满了兵。还有好些服装不整的兵，拥挤在月台上。火车头向着九江的一边，升着火，正冒着烟。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惊讶了，“已经可以通车了吗?”
我们的手摇车本来还没有到换班的地点，但我要他们停下了。我到车站上去找站长。站长就在那月台上，我问他那火车是怎样的情形，他说，他也不清楚，是从牛行开来的，他们逼着加煤加水，要开往九江去。
“不是说有铁桥炸断了吗?”
“看情形大概是没有炸断吧，不然火车怎么能够开来呢?”
情形算弄明白了。我在心里这样想：这列火车是不好让它开往九江的。假如开往九江，那不是替那边增加了一个火车头和三个车厢吗?而且证明铁桥并没有断，不是又可以立刻通车运兵了吗?
因此，我便向站长说，要他不要让这列火车开出。
月台上的散兵看见我在和站长交涉，有的便簇拥上来。都是些没有符号的徒手兵，显然是在南昌被缴了械的程潜和朱培德的部队了。他们看见我穿的是军服，起初摸不准确我是那一边的人。有的喊我是“官长”，问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湖南人的口音。我没有十分理会他们。
我走进站长室里去打电话。天气很热，我把皮带和上衣解了，脱在室内的一张床上。我是在裤带上佩着一枝布隆宁手枪的。我打电话给牛行车站，要他们转南昌的贺龙和叶挺，报告他们我到了涂家埠；并希望他们注意铁路的交通，要断绝就应该严密。
当我在打电话的时候，一些散兵便拥在窗外听，他们自然看准确了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电话不容易打通，我又走出站长室，想找一氓来再打。待我走出月台的时候，那些散兵便簇拥上来了，立即把我包围着。我顿时感觉着情形的严重。我的手枪是上了子弹的，但不是拔出来自卫的事，而是护卫着手枪不要被人拔去的事了。我把两只手紧紧抓着手枪，约略二十名的散兵便来抓着我。有的在喊打，有的不做声地只是出手出脚，有的争着抢我的手枪，有的争着抢我的手表。眼镜被打掉了，自来水笔被抢去了，手表被扭去了，我仍然死命地保护着手枪。从月台被打下轨道，当我倾斜着还没有倒上轨道的时候，一个家伙从附近顺手捡了一个大石头向我当胸打来，但幸好只是一个大炭渣。
十
大家的目标都在争取我的手枪，我又被暴徒们从轨道拉上了月台。二十几个人扭着一团，我被打倒在月台上了。结果，皮带终竟被扭断了，手枪被一个人抢了去。他举起来，楞着仰睡在地上的我。就在这一瞬间，我自己的脑筋真是清凉透了。那真是形容不出的一种透彻的清凉。
种种的回忆在那一瞬时辐凑了起来。
一年半前由广东出发的时候，霍乱症正在流行，在爬南岭的途中，看着看着一些子和士兵，便倒在路旁死去，然而我没有死。
去年八月三十号打到武昌城下，跟着士兵一道去冲锋，纪德甫是阵亡在宾阳门外的，然而我没有死。
蒋介石已经叛变了，并且下了我的通缉令，我还公然到过南京，并和军部的人员同坐一部火车由苏州到上海。那时我也没有遭逮捕，也没有死。
由上海回到武汉的时候，坐着一只英国船，船到南京城下，正遇着孙传芳反攻，两军隔江炮轰，船只好停在江心五天。那时我也没有死。……
然而，没想出才要死在今天，死在这涂家埠，死在这些被缴了械的乱兵手里呀！……
清凉的意识在替自己不值，然而很奇怪，那枝手枪却没有送了我的命，而是救了我的命。
当那个把我手枪抢去的人高举手来的时候，一群殴打我的人却把我丢开，大家跑回头去争抢那枝手枪去了！
这样一个好机会还能失掉吗?我的生命便乘机脱逃，一直穿过车站，走向后面的一排工友房下。那里有齐胸高的一排方格窗，都是开着。我便在一个窗口上，用两手一按，跳进房里去了。房里沿壁都放着床，在靠北的一张床上，一位中年妇人，正抱着一个乳儿在午睡。她被惊醒了，我把来历告诉了她，请她不要声张。
不一刻，外边的哨子响了，有火车开动的声音。我知道是那站长被迫着把火车开出了。但到了这时，我也无法挽回，等调匀了气，我又慢慢从工人房走出。
奇怪，刚才那么高的窗，一按便可以跳过的，现在却是移步都感觉艰难了。虽然还在兴奋当中，但周身都已感觉着有点微痛。
十一
一场险恶的风波过了，在月台上又看见了一氓，翰笙和龚彬。一氓也挨了打，他是被一部份人追进一间待车室里面，躲在一只角落里，虽然受了脚蹴，但还没有什么严重的伤痕。
翰笙们的车到得迟，他们停在站外，正是我们挨打的时候。翰笙因为往田里去小解去了，得免于难。龚彬受了一部份人的追逐，幸好开火车的哨子响了，散兵们都丢下了人去抢乘火车去了。
小勤务兵呢?失了踪。这在我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当我在月台开始挨打的时候，我看见他在月台的南端，把身上的驳壳拔出来，想要救护我，然而另一群散兵却把他簇拥着了，以后便不知道他的下落。车站上的人说，他被簇拥上火车去了。这定然是实在的。因为始终没有听见开枪的声音，月台上也没有什么血痕，他被架去了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死活是怎样，我们至今都不知道。
那小朋友怕还不足二十岁吧?他是从前我们在南昌工作的时候跟着一氓的，一氓一定还记得他的姓名和籍贯，我是丝毫也不记忆了。只是记得他有一个还未十分成熟的身子，相当结实，不足五尺高。有一个桃子形的脸蛋，相当丰满而健康。的确是一位纯洁可爱的小鬼。但从那时以后，我们便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他到底死了，还是活着的呢，假使是死了，那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我的轻率造次而死，而且他还是存心救我并打算开枪的，他更完全是替我而死了。
大家的行李都被抢光了，最可惜的是我在北伐期中的一些日记，还有是一口皮箱里面装满了的二十七枝驳壳。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南昌之一夜
一
遭了散兵的殴打，自以为会死的，却从死亡线上挣脱了转来，这总是愉快的事。小勤务兵失了踪，全部的行李遭了抢劫，四个人倒真真正正成了名实相符的四条光棍了。
摇车的工友劝告我们，最好把摇车减少一部，我们大家都集中到一部车上，他们四个人轮流着摇我们四个人，沿途就不用换班了。看情形沿途一定经过了散兵的骚扰，换班恐怕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接着便在车站附近，尽可能采办了一些干粮，在十点钟左右，又重新坐上了摇车，离开了涂家埠。
八个人坐一部手摇车，两个人坐在靠椅上，两个人摇，四个坐在车板上，虽然拥挤得一点，但力量可显得愈见集中了。
南昌之一夜车在轨道上飞快地滑走着，沿着铁轨两旁，不断地还有零星的散兵从对面走来，又和我们擦身走过，有的是湖南口音，有的是云南口音，当然都是在南昌被缴了械的难兵了。情形都是很狼狈的，他们离开南昌，沿着铁路线走来，是已经整整走了两天了。
郭沫若散文选集他们对于我们倒也没有什么敌意，没有来抢我们的车，也没有来拦我们的车。毫无疑问，他们是摸不准确我们的身份的，看我们是从九江方面来的，或许怕还认为负有什么调解使命的吧。
难兵愈朝前走愈见稀少起来，到正午时分便终至绝了迹。
沿途的车站都没有人办公，乡村都是关门闭户，有些地方显然遭过抢劫。我们都私自庆幸，幸好减少了车子，并采办了些干粮，不然是无法应付的。
在阳光下直射着，摇车以单调而同一的速度进行，天气虽热，而却有不断的凉风，这些正好是催眠的因素，过了正午以后，车上除摇车的人以外，都打起了瞌睡来。
但我自己始终是兴奋着的。胸上和头上的打扑伤时时作痛。
眼镜失掉了，眼前的印象是模糊的，我也只得闭着眼睛养神。这样却打开了我内部的回忆的闸口。我回想到了整整七个月以前的一段往事，就好像得到了一个天启的一样，我把一个长久不能解释的疑团突然领悟了。
二
那是一九二六年的除夕，我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乘火车由九江回南昌。
是蒋介石和武昌政府酝酿着分裂的时候。广东的国民党政府北上，道经南昌，便被蒋介石控留在南昌，费了很大力量的争取，算把政府人员争取到武汉去了。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军权和政权分离，让蒋介石负军事上的责任，而同时要受政府和党的指挥，党和政府不能放在蒋的挟持下受他操纵。蒋自然是不甘心的，因此正秘密地在进行着种种的阴谋，联络帮会、勾结各种反动的民间力量，以从事破坏。
蒋上了庐山，代表反动势力的张静江和陈果夫们在他的左右。
邓演达是代表着武汉派，和当时还算是左翼分子的顾孟馀一道，从武汉到庐山见蒋。他们是受了蒋的电邀，还是自动出发的，我可不甚清楚。照我估计，恐怕出于电邀的成分居多。
邓在庐山和蒋的谈判并不惬意，蒋要邓到南昌总司令行营代理参谋长。（北伐时的参谋长是李济深，李一直留守广州。前方是由白崇禧代理着的，但这时自己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向浙江出发了，职务暂由总参议的张群代理着。）这自然是调虎离山之计，邓和武汉派都是不能同意的。然而在邓却有不能抗命的理由：因为蒋是直属上司，邓是一个军人，怎能不服从命令呢？
我那时是在南昌服务的，我以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在管理着行营政治部和整个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邓电邀我到庐山，我是在除夕的前一天去的，我们在旅馆的一间小房里，谈了话。本来不想让蒋知道，以便秘密离开的，但不料于不经意间，遇着蒋的一位随从副官，也就只好公开出来，在山上住了一夜。
邓是讲好在除夕那天去南昌的，他说非去一趟不可，不去恐怕就不能下山。我自然也就决定和他同车。
当除夕的清早，我们在要下山之前，我先到庐山疗养院去见蒋。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正从里面出来，照例披着他那件黑披风。他突然见到我，很诧异。他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答应他：“昨天晚上。”他又问：“是择生（邓的字）叫你来的吗?”我回答说：“不是，是六军政治部（当时驻扎在九江）请我训话，我个人顺便上山来看看阵亡将士墓的工程的。”“见到择生吗?”“见到，我们同住在一个旅馆。他告诉我他今天往南昌，因此我来见你，我要和他同车回南昌去了。”
蒋听了我这些话，好像放了心的一样，他要我和他一道走。他说：“好，我们到招待所去，一道去看张静江先生。静江先生也打算乘今天的车去南昌的，但我想多留他两天。”回头又像有些不能放心地问我：“择生和你谈过什么?”我只好说没有。他接着又说：“我叫择生到南昌去代理参谋长，他们总可以放心我了。他们总说：军事的发展太快，政治赶不上军事。他来，总可以使政治赶得上军事了。关于武昌方面的总政治部的事情，我还打算要麻烦你去一趟呢。……”
走到招待所了。半身不遂的张静江，已经在一间凉厅式的会客间里等着，在那儿聚集着很多的人。邓演达、顾孟馀、陈果夫，都在。下山的藤轿都准备停当了，轿和轿夫们也聚集着在窗外的草地上。
那是阴晦的一天。蒋一走进会客间，大家都站立起来了。只有不能站的张静江，瘫坐在藤椅上，特别睁大着在那猴子型的脸上已经够大了的一双眼睛。
蒋没有十分理会别人，却匆匆忙忙地对张静江说：
“静江先生，今天不要走。”
“为什么呢?”张反问着，“一切都准备好了。”
蒋没有说出理由，只说：“我要你多留两天。”
就这样，我们该走的人也就告别下山。顾孟馀在九江留下了，邓演达和我便乘火车到南昌。
三
一氓从午睡中醒来了，他和我是并坐在靠椅上的。于是，在我脑中盘旋着的回忆，便找着发泄的对象了。
“一氓，你还记得，去年的除夕，南昌城那一次的兵变吗?”
“那一次你们不是几乎遇险吗?那次是第三军的少数士兵的哗变。”
“在那时候，一般是认为第三军少数士兵，因为年关的薪饷没有发足，激起了哗变，但我现在有点怀疑起来了。”
“怎么的?”
“我猜想，那一定是蒋介石和第三军的某一个下级军官串通起来，所组织的一个人为的兵变。他们是想在军乱中把邓演达打死的。”
于是我把离开庐山时的情形，向一氓诉述了一遍，接着又重述出我们到达南昌时的情形。
“我们从牛行车站过江，天已经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乱兵，携带着武器随便开枪。我们探问了一下，晓得是第三军的兄弟。邓主任是军事家，他看情形不稳，便叫我们要小心，一直挨着街边走。走到城门口的时候，竟有机关枪架在那儿。有兵来盘问我们，我们只说是自己人，第三军的，他们便把我们放过了。进了城，沿街都关门闭户，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时地乱放枪。走近臬台衙门的时候，在昏黑中又看见有机关枪架在那儿，听见有扳机柄的声音了。有人高声地盘问：谁呀?我们又说：自己人，第三军的。于是乎便把臬台衙门通过了。我们一直走到总督衙门的总司令部，便再没有遇到什么刁难。那晚上，我和邓主任都是草率地在总司令部过了一夜的。”
“怎么便可以断定是蒋的阴谋呢?”一氓听着我的陈述，他考虑了一下，还是有点不大相信。
“我的怀疑是有五点根据。第一，时间那么凑巧，刚刚在我们回南昌的时候便起了哗变。第二，变兵公然布防，而且只布防由码头到臬台衙门——我们到总司令部所必由之路的那一段。第三，当晚的兵变并没有经过好长的时间，便自行终止了。第四，事后，并没有惩办任何人。第五，这是怀疑出于蒋的阴谋的最坚强的根据，便是，张静江本来决定当天和我们同车到南昌的，由蒋的临时变计，差不多等于命令一样的方式，把他强留了下来。这不表明是有计划的吗?我揣想，他一定是头一天晚上，用长途电话约好了，所摆布的诡计，就是张静江他们也不知道的。”
一氓点着头表示同意，接着又问我：“你们在当时是不是觉察到呢?”
“我是刚才坐在这手摇车上，才忽然想到的。我想就是邓主任，恐怕也不曾觉察。”
我的根据是择生在第二天离开南昌时的情形。我便把往事又继续说下去：“除夕，我们在总司令部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一早，我回到东湖的政治部，择生到南门外俄顾问的公馆里去了。九点钟左右，他打了电话来找我，我去了。他把他立刻要离开南昌的话告诉我，他说顾孟馀在九江等他，他们从武昌乘来的一只小火轮，是靠在九江上游的一个隐蔽着的地方，他们是不愁没有方法回武汉的。他说到要分离，他流出眼泪来了。他关心着我，要我小心。但同时他又说，他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这是择生临到那样的瞬刻所说的话，他对于蒋可谓一往情深。你能够相信，他已经觉察到，蒋就在头一天晚上竟摆布出一场兵变来，打算断送他自己的‘革命的生命”的吗?”
“演达邓（邓演达的签名，照例用西式，因此我们也每每这样称呼他）毕竟是一位忠厚的人。”一氓自语般地赞叹着。
“还有，你应该还记得：就在邓主任走的那一天，蒋也从庐山回来了，他打电话来要我到总司令部去。我去了，他第一句问我的，便是‘择生呢’，他竟把择生关心得那样紧。可见他没有要到命，便紧迫地向着我要人了。”
“你那次倒应付得满好，老蒋丝毫也没有怀疑到你。”
“我看他是把我当成书生，无足重轻，不值一杀罢了。”
在我们说话的当中，坐在我脚下，靠着椅脚睡熟了的翰笙，也早醒来了。他很像感到兴趣，他插口问起我来：“你是怎样应付的?”
“我吗?我是装傻。我对蒋说，就是为了除夕的兵变，择生认为有当面向总司令报告的必要，他便赶着回到九江去了。当然是在火车上彼此错过了。就这样，蒋也就没有再追究我。但我想，蒋在当时怕也认为，择生是不能够逃出九江的，因为船舶管理处不会为他备船。但他却没有想到，择生早自预防着了他这一着。那一次的阴谋，在蒋无疑地是失败了。”
四
这些回忆和谈话，算打破了车行中的寂寞，我自己也在私自庆幸着：我的生命力毕竟有蚂蝗那样的执扭，要想使它和我的躯壳脱离，好像也是不很容易的事。
手摇车摇到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的确到了牛行车站。车站和附近的市镇上，依然一个人也没有。
要打电话吧，电话房是上了锁的，没有办法打通。
我们走到赣江边上去，隔江可望到南昌城，但喊话的声音是不能到达的。江面上连一只船影也没有，赣江正是洪水期，无情的水滚滚地旁若无人地排泻着它的浊浪。有一团团的浮漂像小鸭一样浮在水面一道奔流着。
南昌城上时而有零星的枪声射来，也时而有模糊的土兵的影子可以看出。想来他们也是看见了我们，才在那儿瞄准射击的吧?
——这样是相当危险的，有什么办法过江呢?
我们不期然地，都有些焦急起来了。
在江边望了一会，又回到车站，想找那四位工友设法，但他们连影子也不见了。他们的任务是达成了的，赶紧脱离了危险地带，也正是应分的事。但是我们四个人，到了这时候，却俨然成为了无依无靠的四个孤儿了。
车站上没有办法可想，又只好折回江边。江水依然无情地滚滚地流着，船影一只也没有。有的是城上模糊的人影，空中零星的枪声。我们隔着江，整齐着嗓子，又试了几番喊话，然而一点反应也没有。有的依然是模糊的人影，零星的枪声。
——这是相当危险的，怎么办呢?
虽然并没有追兵在后，而确确实实是有大江在前。我们面面相觑着，真好像伍子胥在过昭关了。
江岸上骈列着一些大户人家，围着很高的封火砖墙，一家家都关门闭户。我们也试着去扣了两家大门，谁也没有人应门。说不定每家人家都是空的，家里人都到别处去躲难去了。
就这样，我们在江边上往复徒倚着，足足有一个钟头，突然晴明的天黑暗下来了，就跟谁在变戏法的那样，满天都涌上了浓黑的稠云，黑得来有几分令人可怕，就像快要到半夜光景。
这是暴风雨的先兆。我们赶快在一间大草棚下躲避起来，那在平时是从江船上起货的堆栈。
天愈来愈黑，突然间下出一批倾盆大雨。——不，这“倾盆”两个字还不够形容，倒可以说是倒海翻江，或者说，整个的天都垮塌下来了的那样。
五
暴雨没有好一会也就过了，眼前的一切，更加真真正正地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天气倒凉快了下来，可却增加了心境的凄寂。
——过不了江，和自己人接不起头来，怎办呢?
天色渐渐昏黄起来了，江水在经过一阵暴雨之后，好像流得更加得意，更加汹涌，船影依然是没有的。不仅渡船没有，就是上下游来往的船，偶尔错误地开来了的也没有一只。
这明明是封了江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在当时实在不大明白：张发奎的军队还远远驻在德安，从德安到牛行是一片无人之境，也应该是自己的区域吧，为什么要那样退撄，竟到划江而守呢?
大家的心境都已经达到绝望的程度了，真个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对着那浩浩的赣江，竟想喊出两声蹩脚的秦腔了。
在无可奈何中，我一个人沿着江边往下游走去。
但是奇怪！走了不很远，我突然发现了一只小船，打着一张红旗子，在江心不安定地摇着。
“呵，救命的船来了！”我不禁叫了出来，又接着拚命喊，“请把船摇过来!请把船摇过来！我是郭主任，要进南昌城去！”
船上有两个人影子，一个在后边掌舵，一个坐在船头近处。
“这真是天外飞来的救星了！”船果然在向着我摇来。
船摇拢了岸，船头上的一位是年青人，他竟认得我。
“你们是城里派来接我们的吗?”
“不，”年青人回答，“我是来收军用电线的。是你一个人吗，郭主任?”
“不，我们还有三个人呢，在那上面。我们是昨天夜里由九江动身，坐着手摇车赶来的。”
“你们碰着我们真好了，队伍今晚上就要开拔，从清早起封了江，我这一只船要算是最后一次了。”
啊，这真是天外飞来的救星呀!我自己在心里反复着：简直就像戏里编凑的情节一样。伍子胥过昭关，遇着江上渔父；楚霸王到乌江，遇着乌江亭长；我们来南昌，遇着这位电信队的青年。
六
在昏茫中，渡过了江，天已经黑下来了。
除夕遇险的一幕，自然又回忆起来，但我们这一次是化险为夷了，虽然费了一些周折。在全街关门闭户的街道上，被人引到了贺龙的军部，恰巧是在臬台衙门。贺龙和他的幕僚们正在吃夜饭，他看见我们到了，欢喜得跳了起来。
“呵，你们来了，来了，大家关心得要命啦!”说着便把我们拥抱起来。他当然还不知道我全身都感觉到疼痛。
我们少不得便把九江出发前后的情形，告诉了一遍。他听说我同一氓挨了打，便要叫军医来看，但我们推辞了。因为并没有受什么内伤，外伤也不怎么严重，大家都在忙乱的时候，最好是省得麻烦了。
我们被留着吃了晚饭，贺龙又叫勤务兵拿了两套卫生衣和短裤来送我作为换洗用。他虽然比我肥壮些，但我们的高矮是相差有限的。
不一会，恩来得着消息也赶来了。他已经在电话中知道了我们挨过打并把一切行李都丢掉了，他随身带了—套蓝布军服，是他所分得的，拿来送我。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把张发奎写来的四项要求，交给了恩来，他拿着看了一遍，说：“都不成问题了。我们是决定走东江，不走赣南的。本来我们打算今晚就出发，离开南昌，现在改成明早出发了。我们和他自然可以各不相干。我们的方针是缴械，不杀人，他也是应该知道的。‘八一’革命，我们只缴了第三军和第六军一部分的械，并没有杀一个人。”
“不杀人，有时也好像不大好。”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倒几乎被你们没有杀的人杀掉了。”
大家哄堂笑了一会，真的快心称意的大笑。
南昌方面的情形，我们也算弄明白了一些，彼此都在庆幸着来得的确是时候。假使我们再迟得一晚上，不仅会掉队，而且有可能会当俘虏的。南昌城里还潜伏着很多的反动分子，等我们的军队开拔之后，他们立地便要露出面来报复的。就是张发奎早迟也难保要翻脸。
恩来是属于参谋团本部的，负责指挥军事上的责任，他很忙。那个组织里面，包含着刘伯承、李文三、彭湃，和其他的主脑人物。他先走了。
当时的革命委员会里面也有总政治部。我和一氓、翰笙是派在总政治部里面的，龚彬属于那一个组织，我可记不清楚了，大约仍然是那一军的军政治部吧。
我们也得赶着在明天出发的，接着便被人引到旧总督署，去就自己的岗位。
七
旧总督署，这个在北伐期中曾经做过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现在是革命委员会的大本营了。这儿是我在—九二六与一九二七年之交的三四个月中，每天必须出入的地方。隔了不上半年，又算是旧地重来了。
情形是变了。虽然是在夜间，照例是那有“瞎子”之称的电灯光朦胧地照着，而且都显得零乱，但大家都很兴奋，也都显得那么朝气勃勃。
北伐军由广州出发，不到一年工夫便席卷了长江流域，并几几乎完成了统一华北的使命，现在由蒋介石为首的内部叛变，阵线是分裂了，只剩下革命的核心力量，又从长江流域要折回到广东，准备卷土重来。照道理，这应该是革命的挫折，然而在当时，谁也没有这样的感触。“八一”革命是成功了，我们是胜利者。胜利者的气氛的确是弥漫着的，就仿佛那“瞎子”电灯，都呈现着胜利者的面貌。
就在那样的电灯光下，我看见了谭平山和恽代英。
平山在那时是革命委员会的事实上的主席，我们从武昌分手仅仅半个月光景，现在是在另一个天地里会面了。除欢喜之外，彼此都没有什么话好说。
但我对代英却表示了特别的谢意。因为在我未来之前，他已替我们把政治部组织了起来，而且处理得井井有条了。虽然明早就要出发，也没有剩下什么工作要让我们来赶夜工的。
代英在担任着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我虽然也是宣传委员之一，同样也无须乎要我来作事务上的处理。
说也凑巧，当晚让我留宿一夜的房间，正好是七个月以前的除夕我避难过的地方。旧时的回忆免不得又来萦绕了一番。虽然身上还在痛，但午前在涂家埠遇难的一幕，却比除夕避难的一幕，更加辽远了的一样。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入幽谷
一近卫声明
日本人在拿下了广州和武汉之后，便很踌躇满志地没有再加紧进攻，那是很有道理的。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师者上也”，那批矮腿邪眼的孙子高足是在那儿实验着不战而屈人了。这意识很鲜明地表现在近卫的两次声明里面。
第一次声明发表于十二月三日，在武汉撤守之后，长沙大火之前。很简短，文不过三段，字不过五百，然而却很扼要而有斤两。
第一段一开首就这样说：“帝国陆海军，此次仰赖陛下震武棱威，攻陷广州及武汉三镇，戡定中国各要地，国民政府由是降为地方政权。”很值得玩味。这是说征服中国的大功业已告成，所谓国民政府是值不得作为大规模的军事对象了。故入幽谷接着便下一转语：“但该政府如仍冥顽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该政府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这更明明是替“该政府”指示出了一条自新之路：只要你不“抗日”，不“容共”，那便再不打你了。“抗日”倒无所谓，因为你已“降为地方政权”。无足轻重。最要紧的是不能“容共”。
郭沫若散文选集第二段申述所谓“建设新秩序”，要“由日、满、支国相互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以“达到共同防卫，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这就更明白地替“地方政权”指示出了今后的任务：“共同防卫”——反共反苏。
路子已经开好，“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事拒绝”（第三段），招降纳叛，明目张胆了。“另由其他人员”，看来好像是把蒋介石、汪精卫都除外了，其实这儿正是文章，只要你自己不想除外，那就不算除外。明明除外了的自然是大有人在，在军事方面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政治方面便是国民党反动派以外的一切进步分子了。
这一政治攻势异常猛烈，在今天看起来，我们可以说就是这篇文不上三段、字不满五百的东西决定了“地方政权”今后整个的动向。
汪精卫是被诱引出去了。这位“副总裁”在十二月十八日飞出重庆，二十一日又飞出昆明，飞到了越南的河内。接着是二十二日近卫又有第二次声明，更索性把“共同反共”的要求提出了。“共党在东亚之势力为吾人所不能容忍。日本认为日、支两国为表现日、德、意三国之反共精神，亦应有必要成立反共协定。”“日本为达到此项目的，要求在华驻兵，并要求将内蒙划为特别防共地带。”于是而有汪“副总裁”的艳电（十二月二十九日）响应，公开通敌，赞成缔结“中日防共协定”。
“副总裁”是这样了，另外一位“正总裁”是怎样的呢?作风是不同，脚色是不同，而所演的却同是一出戏。自从武汉撤退以后，一直就是积极防共、消极观战，如此者六七年，不就是再好也没有的证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