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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桂华在第二灯泡厂度过了许多时光，她由一个出众的高材生变成一个辛劳的女工，然后又长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是初级品车间的工人，她用嘴去吹制灯泡儿，一个一个像梦幻一样透明而脆弱的灯泡儿产生了，包装成箱送到千家万户。女工们吹制的灯泡儿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她的同事，那些同样吹灯泡儿的女工们，经不住火的熏烤，像一朵朵鲜嫩的花渐渐凋谢了、萎缩了，可龙桂华却越来越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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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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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殊的人群，浓缩了十五年的人生。
小说出版的时候，大概到了下雪的时候，大雪飞扬，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道道雪墙。我最喜欢欣赏雪景，可又怕雪下大了，把一群原本熟悉的人分开，变得那样陌生，寻找不到相知，寻找不到蒙蒙的小路。
那满院子的半只莲（北京叫它死不了），在大雪里枯萎了，来年，它会开得更绚烂。
大雪隔开的人间，更像是梦……
“过去的干部子弟”，他们的过去值得回味，当然有的也不堪回首。有人说，他们是红色的后代，谁能想到，这一称号的背后有着非常沉重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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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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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沂蒙要去安转办报到，正在马路边等候44路公共汽车。
一朵晃动着的半只莲闯入宋沂蒙的眼帘，那半只莲吐着弯弯的细丝，含着点点花蕊，浅淡微黄，浸着几分忧伤。北京春天的风打着旋儿，卷着沙子吹了过来，让这朵半只莲变得模糊了，人们的记忆也模糊了。
这朵半只莲别在一位中年妇女的胸前，她头上裹着薄薄的乔其纱巾，穿着一件蓝色方格子维尼纶上衣和一条熨烫得平平的灰色的确良裤子。她的身材瘦长而挺直，脸色苍白，眼窝深陷，她的举止沉静，她的表情却显得疲劳而滞重。她胸前的这朵半只莲让她的气质里蕴藏着独具一格的高雅。她一边用手挡着风沙，一边焦虑地望着远处。
这女人好面熟。宋沂蒙终于想起来了，这是中学的校友龙桂华，年龄比自己大两岁，他上高三的时候，龙桂华已经毕业走了。她在学校时很有名，所以宋沂蒙认识她。但她却不认识宋沂蒙，两人之间连句话也没有说过。龙桂华如今已是中年，表面上变化很大，可宋沂蒙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她。
几年前，宋沂蒙从大西北回家探亲的时候，在一条胡同里曾与她擦肩而过。那时候的龙桂华还年轻，脸色略带着红润，胸脯高高的，结结实实，走路时微微的颤动，充满了弹性。一个女人的春天那么短暂，才过去没几年，龙桂华变得几乎让他认不出来了。
在他面前的龙桂华，仿佛刚从磨房里走出来，浑身被汗水洗浴过，又沾了些灰尘。
谁又能想得到，眼前这个疲惫的龙桂华，当年，曾经是学校里的一朵花。
宋沂蒙记得，那年在篝火晚会上，龙桂华表演的新疆独舞把全校师生都给镇了，每一个人都睁大眼睛看着她，谁也不敢随便出声。那天晚上是属于她一个人的，除了音乐，会场上只能听到她有节奏的脚步声。夜幕下一堆火焰燃烧，火苗也随着节拍摇晃，龙桂华飞快地旋转，在火光的映照下，她的脸是红的，全身都是红的。
许多有了青春萌动的男孩儿异想天开，有机会就献殷勤。有位年轻男教师，为了纪念那场令人难忘的演出，私下里写了一篇日记，后来，那篇日记不知怎么在学生中间流传开来。那日记里把龙桂华形容成一弯月亮，还说将来不知哪位神仙能够有幸采得这束春桂。
有个流氓，一个曾经在宣武门城楼子上拜过老大的家伙也看上了她，天天拿着一把银勺子到学校门口等着她，说是要和她交朋友。同学们都为龙桂华担心，每到放学时间就把她簇拥在中间保护着。
有一天下雨，同学们疏忽了，龙桂华独自一人出了校门。流氓举着油布雨伞上前搭讪：
“龙桂华，今天我请你看电影！”
那流氓也就十七八岁的光景，个头儿不高，嘴唇上边长着毛绒绒的胡须，眼里冒着傻气。这家伙故意装成十分老练的模样，把银勺子伸过来，让龙桂华拿，按黑道儿的规矩，谁要是拿了银勺子谁就是他的女人。
龙桂华看见了那把银勺子，觉得很可笑，龙桂华一把就抢过那把银勺子，朝远处扔去。“当啷啷”，银勺子在满是雨水的沥青路上滚了两下就不见了，掉进了下水沟。
流氓慌了，连忙扔掉了油布雨伞跑了过去，趴在下水沟边儿翻拣，不多会儿，他浑身沾着泥浆站起来，手里拿着那把银勺子。流氓追上了龙桂华，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一边叫：“你已经拿过了我的银勺子！”
龙桂华披着一件短短的蓑衣，这是小时候，父亲从成都带给她的，蓑衣有年头了，又破又旧，挡不住倾盆大雨，里边的衣服和书包都湿了。她慢慢地把头转了过来，与流氓四目相对。流氓看见的是一张流淌着雨水，端正、秀丽而温和的脸，一双柔和的眼晴里流露的不是斥责，不是鄙夷，而是姐姐般的怜悯。
那还不成熟的家伙像是被施了魔法，呆呆地一动不动，油布雨伞落在了地上也没感觉。
龙桂华的目光像火筷子把他的心灼伤了，他畏怯了，觉得自尊心找不回来，不但找不回来，反而失去了更多。在这美丽的女高中生面前，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女人也有自尊，而女人的自尊要胜过男人百倍。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可以随意被男人欺侮。
龙桂华用她的美丽，用女人本能的自尊，用她独有的温和力降服了一个流氓，这件事很快就在学校里传开了。
龙桂华的学习成绩很棒，品行优秀，从初一到高三大考没得过一个4分。在校园里，她是个极为特殊的人物，无论她走到哪儿，都会有人投以异样的目光。
1965年，她高中毕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她没有报考大学。大家都为她惋惜。一位年过半百，头发漆黑油光的数学老教师，平日一直把龙桂华当作是他的骄傲。他为此难过了好几天。他边叹气边摇头：“这孩子心里难啊！”
1957年，龙桂华的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母亲带着五个孩子生活得很苦。孩子们都很争气，学习成绩都十分优秀，以龙桂华的成绩，她完全有实力考上清华、北大，可就在面临报考志愿的前夕……
那天，她母亲哭得泪流满面，搂着她哽咽着说：“桂华，咱不考了，咱没那个资格……”
龙家有那么多女儿，一个比一个小，作为老大的龙桂华从小就很懂事，她知道家里生活困难，她体贴老人的艰辛，也愿意早些参加工作，挣工资贴补家用，可她多么想上大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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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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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让我上大学吧，只要四年我就毕业，只要四年……”她想说，她大学毕业了就可以挣钱养家。她还想说，难道仅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就不能上大学深造？她把这句话咽了回去，她害怕触痛了妈的心。
妈抹着泪走到桌子前面，哆哆嗦嗦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龙桂华的眼前一阵模糊，原来这是一封离婚证书。家里的空气凝固住了，屋顶又黑又低，仿佛快要塌了下来。
纸上盖着血红印章，那么清晰、残酷。父亲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已经八年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妈吃了数不清的苦，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可她都走过来了，她没有一点埋怨，她的心没有离开过远方的父亲。龙桂华怎么也想不通，已经八年了，也许爸爸就要回家了，一家人苦苦相盼的日子就要熬到头了，妈为什么要在这最后的日子离婚，以这种方式来了断多年的夫妻感情，拆散这即将团圆的家庭？
龙桂华和妈相互搂抱着伤心地哭，四个妹妹也抽抽哒哒地站在旁边哭，一家人哭了整整一夜。
太阳刚刚升起来，月亮还留在天空上，一群警察闯进家门。妈紧紧拉着最小的妹妹靠墙跟儿站着，双目茫然，不出一点声音，龙桂华吓得挽住妈的胳膊，心里“得得”跳个不停，两腿发抖。一个警察给妈带上乌黑锃亮的手铐，还故意把齿卡得紧紧的，然后唬了一声：“走！”
嘈杂中，龙桂华听街道干部厉声对她说：“知道吗，你妈是派遣特务！”街道干部的话犹如惊天霹雳，把龙桂华和她的妹妹们击倒了，爸是反革命分子，妈是派遣特务，那她们就是社会上最受鄙视的一代，这天果真塌了！这个家也塌了！
妈到了公安局，她不做任何辩解，人家问什么就承认什么，很快，妈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女儿们想去看看妈，可没得到批准。没过两年妈就去世了，据说是患了重病。这个来自西南世家的女人，经受不起一连串的残酷打击，在铁窗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妈走后，家里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难。为了吃饭，孩子们把家里的东西几乎都要卖光了。龙桂华初中毕业的时候，各科全得了100分，妈高兴极了，送给她一幅明代陆治的字，还说那是爸最喜爱的东西，让她好好藏着。她不忍心见妹妹们饿着肚子，几次想把这幅字卖了，可是她咬咬牙忍住了，她心里说：“留着吧，等爸妈回来！”
龙桂华横下心来到街道报名参加了工作，她只想挣钱，养活正在读书的四个妹妹。她曾经如此痴迷地幻想未名湖，还有清华园，然而她面前的一切在倾刻间坍塌了。不是象牙塔塌了，而是她六年努力奋斗的路塌陷了，她被沉重地甩在泥土和石块儿堆积的深坑里，永远不可能再爬起来。
龙桂华选择了一天下午，悄悄地来到学校办手续。她勉强地面带笑容地走在校园里，她在胸前别上了一朵黄色半只莲，她要告诉人们，龙桂华是真正的优秀学生。
学校虽然放暑假了，可校园里的人不像她想象得那么少。新升入高三年级的学生趾高气扬，意气风发，仿佛他们已经有一只脚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一个低年级的男学生在踢球，“哐当”一声把大教室的玻璃窗踢碎了，几个女孩儿吓得尖叫了起来，而那闯祸的男生却满不在乎地抹抹脸上的汗，然后大摇大摆地走掉。
就在这不大的院子里，她度过了六年的时光。在这儿，她带领全校学生唱过《国际歌》；在这儿，她和师生们听过何长工的报告，听老人讲述和毛主席一块儿创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故事；在这儿，她教几百名男女同学跳集体舞，准备在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度过狂欢夜。那时候的她，曾经是多么引人注目！
可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人们欢快地面对面走来与她擦肩而过，看见了她却都装作没看见，她突然觉得这所学校已经不属于她，她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右派反革命分子和派遣特务的女儿从学校的花名册上被勾掉。
有几个平时最要好的女同学十分挂念她，她们在校门口悄悄地等着龙桂华，等她从学校里出来，就把她围在中间，关心地问：“桂华，你分配在哪儿上班啦？”
龙桂华的心情虽然很沉重，可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乐观。她望着大教室那扇被球碰破了的窗户，那里面是一个深邃漆黑的天地，以后，她就要走进那片天地求生存，为了自己也为了妹妹们。那片天地将给她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里面有荆棘，有火，然而她不得不进去。
一切都发生了，无可挽回了，想到以后还要生活，她心里平静多了，于是她不假思索，诙谐地说：“二炮！”
当兵是中学生的向往，同学们还以为她到第二炮兵部队文工团当演员了，纷纷惊讶地望着她，惊讶中含着许多羡慕。龙桂华见同学们如此情状，觉得很好笑，便拍拍手笑哈哈地说：“你们以为什么呀？北京第二灯泡厂！”
龙桂华在第二灯泡厂度过了许多时光，她由一个出众的高材生变成一个辛劳的女工，然后又长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是初级品车间的工人，她用嘴去吹制灯泡儿，一个一个像梦幻一样透明而脆弱的灯泡儿产生了，包装成箱送到千家万户。女工们吹制的灯泡儿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她的同事，那些同样吹灯泡儿的女工们，经不住火的熏烤，像一朵朵鲜嫩的花渐渐凋谢了、萎缩了，可龙桂华却越来越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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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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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长得很标致，瓜子脸，眉毛细长，眼睛弯弯，像将要蚀尽的月亮，她的身材好，皮肤又白，她的打扮与众不同，在炎热的夏季里，她经常穿着一条短裤，露着两条极富诱惑力的长腿，大冬天的时候，她却穿着一件薄薄的、紧紧箍住身子的小棉袄儿，苗条而丰满，胸脯隆起，臀部不大不小，线条流畅。
她的性格开朗大方，她在干活儿的时候话虽不多，在休息的时候却充满了欢乐。她爱唱歌，会吹口琴，还会写娟秀洒脱的毛笔字。她仿佛对所有的人都热情，有求必应，不会轻易得罪任何一个人。她会不厌其烦地帮人到食堂打饭，她会牺牲个人休息时间，陪伴同宿舍的女友逛街买东西。在男青工面前，她不拒绝殷勤，对那些开过头的玩笑，也仅仅是一笑了之。
可是，她的笑容里隐含着那么多的忧郁。龙桂华笑完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叹气。她想起不少难过的事情，想着想着就落泪。她想得最多的是妈妈，在监狱里只度过了两年时光就死去的妈妈，妈死的时候一定很可怜……
她听说妈去世消息的时候，正在车间里吹灯泡，火熏烤得她汗流满面，眼睛都红了，流下了泪，她随手抹去了汗水和泪水，然后又莫名其妙地笑了一回，妈妈的去世仿佛并不突然，她在梦里梦见许多回了。那天晚上，她躲在被窝儿里流泪，枕巾湿了一大片。从那天起，她就开始失眠，每天晚上都是她最难熬的时候，夜很黑很长。
龙桂华刚过二十岁就匆忙结了婚，和丈夫搬到了观音庙居住。丈夫是京剧团的鼓师，姓方，比龙桂华大十来岁。丈夫患有“夜游症”，犯病的时候劲头很大，院子门上的铁锁一扭就断，关也关不住他。
龙桂华不爱他，嫁给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免费听戏。她小的时候，妈常带她看戏，她只有听戏这么一个爱好，一坐到戏园子里，什么愁苦全都忘了。她常常被戏里的人物所感动，为王宝钏的坚贞而震撼，为杜十娘的命运而悲伤，为梁红玉的英武而振奋，为崔莺莺的爱情而缠绵。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龙桂华，说姓方的和观音庙饭馆里一个烙烧饼的女人关系不正常，龙桂华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她以为别人跟她开玩笑，于是也就一笑了之。姓方的自从结婚后，一回家就泡在她的身边，五分钟一搂抱，十分钟一亲吻，夜夜不空闲，简直把她当做了宝贝，这还不够满足？
有一天，民警把姓方的扣了，大半夜里派人来通知她，说姓方的和那烙烧饼的娘们儿跑到天坛公园，钻到烂草丛里乱搞。
龙桂华满脸铁青地到派出所把丈夫接了回来，打算好好数落他一回，可姓方的却嘻皮笑脸地讲了一大套理由，他说他如何爱着龙桂华，还说老婆是老婆，婊子是婊子，男子汉大丈夫哪个不风流？
龙桂华说不过他，气得回了自己的家。姓方的多次登门谢罪，跺着脚、指着鼻子发誓，天打雷轰之类的话都冒了出来，好说歹说把她拉了回来。龙桂华很年轻，她无法知道到底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从那时起，她产生了为人妻的沉重压力，她觉得女人是男人不舍不弃、随意摆弄的工具，早知道这样，当初不如不嫁人！
龙桂华心想，这回总得消停一阵子了吧？
一天夜里，龙桂华独自一人昏昏沉沉地躺着。突然，听见自家窗户“梆梆”响，她的心吓得“咚咚”直跳。
胡同对面管传呼电话的肖老头喊：“桂华、桂华，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老方快不行啦，在协和医院抢救哪！听见没有？”肖老头好一通儿喊叫，把邻居们都惊醒了，一个个都揉着眼睛从门缝儿里探出脑袋来看热闹。
龙桂华的脑子“轰”的一下涨得老大，姓方的又闹出事儿来了！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老头喊的是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人。她咬牙切齿地骂：“要死就死去吧！”龙桂华用被子把头蒙了起来，任凭肖老头在门外不住喊叫，就是不答应。
肖老头还是在喊叫，龙桂华实在无法再躲在被窝儿里，她磨蹭了好一阵，才勉强爬了起来。她穿上件衣裳，骑上自行车往医院跑。
原来这姓方的不思悔改，又勾搭上一个剃头的女人。当晚他是在剃头的女人家里搞得有点过度，心脏出了毛病，被那女人送到医院。那女人还挺仁义，往龙桂华家里打个传呼电话了。姓方的在医院里吸了氧，吃了药就回家了，回家以后不敢言语，他知道这回闹大了，妻子一定饶不了他。
龙桂华没跟姓方的闹，她不吭声，她过够了。于是，她离开了方家，还带走了两周岁的女儿小红。她也没有回娘家，因为家里人口太多实在没地方住，她背着小红跑到厂里。车间主任很同情她，允许她在一间库房的过道儿里搭了一间木板房，娘儿俩挤在里面凑活着住。
后来，她与姓方的离了婚。
那个曾经关心过她的车间主任经常给母女两人送吃的、用的，有时还泡在木板房里不走，一泡就泡到夜里十一二点钟，周围的人们在背后开始议论，渐渐地传来了各式各样的说法。
龙桂华终于受不住，带着女儿又走了，她离开了“二泡”，成为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干什么去了，厂子里很少有人知道，人家都说龙桂华走得很远，可能已经不在这座城市里了，一个女人带着幼小的孩子肯定不容易，吃的、穿的都靠着她一个人，总之很难、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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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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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身上一定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龙桂华被人们拥挤着上了公共汽车，宋沂蒙没挤上去，他还把自己当作一个军人，自觉地把这次乘车的机会让给别人。
44路公共汽车冒着灰白色的烟，沿着宽敞的二环路走远了，带着当年的高材生和满满的一车忙碌的人们。龙桂华消失了，那朵黄色的半只莲淹没在人堆儿里，也许在那人堆儿里还有着牡丹花、丁香花……各式各样的花儿汇合在一起，祭祀着沉重的历史。
2
宋沂蒙与龙桂华不属于同一类人，他从小在育才学校读书，那是个有着革命传统、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制学校。
宋沂蒙小的时候身体很弱，虽说没有啥病，可比起其他吃钙片儿长大的男孩子来，他就是个半拉子病号。他跑三十米倒数第一，跳高倒数第二，排球比赛硬是把他安排在女生一边儿，在女生这边儿他也不算主力队员，女生里有好几个要比他强壮得多。
后来，他上了普通的中学，他的老爹与育才学校其他同学们的老爹相比地位不算高，可到了新的普通学校，他居然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干子弟，就这点儿特殊背景，使他在学校里获得了不少特殊的待遇。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尤其是语文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可他不言不语，不会联系群众，在学生中的威信不怎么样。有一天，年轻潇洒的班主任老师突然宣布：“由于宋沂蒙的学习成绩和家里的情况，校党支部决定让他担任少先队大队委员！”
大队委员是校级学生领导职务，应该是选出来的，老师为什么会指定他？宋沂蒙自己也糊里糊涂。可这个临时的大队委员把他从同学们中彻底孤立了出来，那段时间，没人跟他玩耍，没人诚心诚意地与他聊天，也没人到他的家里做客，他好像是其他星球上的人。那是一段最难受的日子。而且他的大队委只当了一个学期就被同学们轰下台了。自从他那次被“罢官”以后，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牢记当年的教训，再也不轻易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干部子弟。
“根正苗红”的宋沂蒙，无论到了哪儿都有着那么点儿特殊，这大概就是人家常说的优越性。“文革”后期，学校里的同学大部分到东北兵团、内蒙兵团，或者到陕西、山西的农村插队，可是宋沂蒙却回到老家，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在那里，他天天吃窝窝头就咸菜，每天要挑几担水，没想到身体很快就壮实了起来，肩膀宽了，腿肚子粗了，整个人就像变了一个形儿。只干了一年，谁见到他都说宋沂蒙简直变成了一条“车碾汉子”。
后来，在老爹的安排下，他当了兵。在部队里，他摸爬滚打，样样不落后，手榴弹能扔四五十米，几次强行军拉练，他都走在连队的最前列，走着走着就成了连队的掌旗手，有谁相信宋沂蒙小时候是差点儿免修体育课的半拉子病号！他立功受奖、入党提干，又接受了正规的军事院校高等教育，并且当上了副团职的军官，这在原先那帮老同学中间简直是奇迹！
宋沂蒙在部队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已经把自己和部队融为一体，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部队。可是，残酷的事实还是发生了，而且发生得那么突然。
那些天，驻地闹起了“口蹄疫”，闹得人心惶惶。天老是阴沉沉的，可就是不下雨。白杨树的叶子干得发灰，一片片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灰蒙蒙的低云和远处的土山连接在一起，笼罩着整个城市。房顶上是土，街道上是土，人们的脸上也好像沾了一层土。穿过城市中心的黄河，默默地流动，没有了汹涌奔腾的巨浪，没有了喧嚣，巨大的鹅卵石孤零零地裸露在岸边，饥饿的水鸟站在上头一动不动。
人们的心里都十分紧张，据说这种病可以从兽类传染给人类，通往郊区的路上设了关卡，卫生防疫人员向过往的牲畜脚部喷药，大桥上铺满了厚厚的草垫子，草垫子上洒了呛鼻子的药水，不管是牲畜还是人都必须从上面踏一踏，汽车轱辘也得用药冲洗一遍。
外面的气氛如此紧张，部队大院里却很平静，官兵们照样工作、训练、学习，一切正常。
半个月以前，政治部副主任偶然在办公楼旁边碰见他。副主任问了他许多无关的问题，眉头一皱，忽然冒出一句话：“小宋呀！你是从哪里入伍的？哦，年纪不小了，牛郎织女，苦不堪言！”
宋沂蒙是个聪明人，他立刻敏感地听出来副主任的话里有话，这虽然是十分简单的问话，但实际上是在暗示他，部队不要他了，准备让他转业！
副主任说完这句话，把手一挥，叹了一口气，倒背着手走了。
宋沂蒙果真接到了一纸转业命令，他想骂人，想好好地发泄一下，可他毕竟是个老兵了，知道闹别扭没有什么好处。他当然懂得转业命令是不能抗拒的，严格地讲，从宣布命令那天起，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军人了。
离开部队那一天，天不晴不阴的，大院里格外安静。宋沂蒙呆在宿舍里恋恋不舍，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朵里一阵阵刺心的耳鸣。他的搭挡、朋友、军需处处长黑胖子赵新都，抄起一瓶子西凤酒，“咕嘟嘟”倒在一个大茶缸子里，用双手端起来敬他。他眼里含着泪，心情复杂地端起这碗辣喉咙的白酒，二话没说，扬起脖子，一饮而尽。赵新都抢了一件最重的行李替他拎着，他们刚走出宿舍，全处的战友们就围了上来，跟在远远的后面送他。营区里静悄悄的，大楼上有不少人打开办公室的窗子，探着头向他张望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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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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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里专门派了辆伏尔加牌小汽车送他，宋沂蒙坐在宽敞松软的沙发椅上，心里酸痛酸痛的。
伏尔加缓慢地经过军职楼，透过车窗，宋沂蒙看见副主任抱着孙子，在门口望着他。他觉得首长一定也很难过，他不明白首长为什么会突然转变了态度，部队那么多人，为什么这一个转业名额独独落在他的头上？他足足想了十五个晚上也没想通，现在，他不想了，再想也没用了。
首长一定有难言之隐！他隔着车窗，看见副主任皱着眉头，半掩着满是皱褶的脸，一动不动地望着自己。宋沂蒙的眼眶湿润了，他直起上半身，扶了扶帽沿，郑重地给首长敬了个礼。
他觉得副主任肯定看见了。他的心里是那样的不平静，酸甜苦辣一块儿翻腾。
宋沂蒙离开了安转办。这时，已经是中午，他觉得肚子“咕咕”响，真是有些饿了。
他边走边想，这回咱和街上的人们都一样了，那些扛着行李进城的打工者、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赶路的邮递员、倒背着手遛弯儿的老人、拎着收录机游逛的小青年，大家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想着，得放开点，稍微放开点，于是他把风纪扣解开，两只袖子撸起老高，故意大大咧咧走在西单大街上。
他在小摊上买了包大前门牌香烟，还特地拦住了一位叼着烟卷的路人，装作老练的样子，跟人家借火点烟。其实，宋沂蒙根本不会吸烟，可是偏偏要弄支香烟叼在嘴巴上。
大街上穿西装的人真不少，溜遛达达逛商场的人，骑自行车的人，还有抱孩子挤公共汽车的人，男人们差不多都穿着国产西装，扎着五颜六色的花领带，外面清一色米黄风衣。老少爷们儿的头发都挺长，老远看去也分不清男女。街上外国人不少，穿得并不比中国人花哨儿，西服革履的不多。
他走进一间挂着“什锦坊”的饭馆，找了个靠门口的显要位置，拽过把椅子，一屁股坐下来。这是家国营老字号，五六十年代曾经享誉大江南北。
宋沂蒙坐在硬梆梆的木头椅子上东张西望，等了老半天也没人搭理他。已是中午十二点钟，正是吃饭时间。两个服务员还在聊大天儿，这是一男一女，岁数都不小了，男的肥得脸上淌油、眉飞色舞，女的干瘦、吐沫星子乱飞。
宋沂蒙暗想，这国营饭馆的服务质量也太差劲儿了，也不为公有经济争口气！于是，他没好气地喊了好几声：“服务员，服务员！”
那中年女服务员磨磨蹭蹭地向他走了过来。宋沂蒙盯着女服务员，那女服务员也盯着宋沂蒙，像是一对冤家。女服务员的脸上半点表情也没有，冷冷地把菜单往桌子上“啪”的一放：“吃饭呀！”不知是问话还是训斥。
宋沂蒙见这个服务员连话都不会好好说，很想批评两句，可他一看服务员那张铁青色的脸心里就虚了，他仿佛觉得这什锦坊的伙计比司令员的架子都大，哪个人也不好惹。
宋沂蒙一肚子不满，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于是，他随便点了个红烧狮子头和一大碗米饭。那女服务员扭着肥胖的腰肢，不理不睬地走开，他自己取过一副碗筷，摆放整齐，然后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把饭菜等来。
饭菜都有些凉了，饥肠辘辘的他不管不顾，闷着头吃。
这时，饭馆儿里冷冷清清,只有他一个人在吃饭，女服务员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个满脸淌油的男服务员没有聊天儿的伙伴，就耐不住寂寞，笑嘻嘻地向他走来。这家伙见宋沂蒙一身军不军、民不民的打扮，不知出于好奇还是其他什么目的，搬了把椅子，“扑通”一下坐在他的身边，两只脏手撑着下巴，幸灾乐祸地小声问他：“老乡，要米汤不？免费的！”
宋沂蒙浑身起鸡皮疙瘩，他气乎乎放下筷子，闭着眼睛不说话。
那男服务员见他不说话，以为他不好意思，便又问他：“够吃不？不够再加两碗米饭！”
宋沂蒙越听越觉得服务员说的话不中听，他心里想，一大碗饭吃不饱，还要再加上两碗，咱岂不真成饭桶了？他越想心里越窝火，他的自尊心被严重地伤害，他真想给这家伙一拳。
从对面玻璃窗里，他看见了一个中年人的身影，两眼无神，胡子拉茬，一件旧军装上衣还敞开着领口，两只袖子卷着，露出了洗得发黄的白布衬衣。可不是吗，现在的农民都这副模样，他的形象也就是个城市农民！他宋沂蒙当过几天农民，他老子也当过农民，他以前八辈子都是农民，这农民的细胞、农民的基因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他看见玻璃窗里的那个人乐了，于是他也乐了。他很庆幸，刚回到北京不久就碰见了一个能够看透自己本质的知己。他朝服务员挤挤眼睛，摇摇脑袋，三口两口把饭菜吃完，把空饭碗往服务员眼前一推，用手抹了抹嘴巴，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十元钞票“叭”的一声拍在桌上，抽身就走。
那男服务员满面惊愕地站了起来,赶紧追上宋沂蒙，喊道：“嘿！爷们儿，找钱！”
3
宋沂蒙从什锦坊饭馆跑出来，不多远就走到西单大街，这里古老而繁华，人来人往，热热闹闹，大商店一个接一个，宽大明亮的橱窗内，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他不知不觉走到南口，过了长安街，第一条胡同就是教育部街。光绪三十二年，这儿是考廪生的试场，后来成了有名的新华和协化两个中学。当初，这里有着一排排古色古香的建筑。现在，中央一个单位在此盖起了一座高大的宿舍楼，历史的遗迹大部分已不存在，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小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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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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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沂蒙过去的家也在这附近，那是一座苏式建筑。现在，那栋红砖砌成的四层楼还在，只是那么陈旧。在五十年代，它被人称作司局长宿舍，很有点名气。里面多是三居室，面积九十六平米，人口多的家庭住着很拥挤，到了周末，孩子都从学校回来住，还得打通铺。
那时，每天早晨，附近的军营里传来了嘹亮的起床号声，他来不及洗脸就从楼上跑下来，到前面的小吃铺里买回油条、豆浆。父亲既慈祥又满意地笑了，抚摸着他的头说：“咱们沂蒙真懂事！”
宋沂蒙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山东德州人，前些年相继去世，家里无人居住，房子也就交了公家。他真想回到那套三居室看看，在那里，他度过了少年时期，可是这个愿望已无法实现。
楼的前边有块宽阔的空地，小时候他们亲手种下的白杨树，现在都长高了、长粗了，成了小树林。现在,宋沂蒙在这座楼前见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这才多少年哪！时过境迁，这楼变得又脏又旧，小树林子里盖了一座液化石油气站，卡车出出进进，铁罐儿碰撞“叮哐”乱响。
宋沂蒙漫无目的地走，一走走到复兴门路口。这儿曾经有一条护城河，河的两岸到处是茂密的青草，河边长着古老的柳树。河上有一条铁轨搭成的桥梁，桥的下边是一圈圈儿漩涡，许多蓝翅膀的小鸟在漩涡的周围嘻闹。每天上学的时候，他都要小心翼翼地走过狭窄的小桥，摇摇晃晃的身体离水面很高，他好像飞到了天上。
那时，跨过了这条河就到了郊外，人们把万寿路叫新北京。
那一年，他刚刚转入一所陌生的学校，他很孤独，经常来到河边胡思乱想。他吟着无声的小曲，抒发一个尚未成熟少年的伤感。他想写诗，一些似诗又似音符的东西从河里荡漾出来，他不懂那是不是诗，但是他感觉到了。
宋沂蒙最喜欢这个地方，结婚以后，他每年从部队回来探亲，都要骑着自行车，带着爱人胡炜来这儿看看。他很喜欢钓鱼，在长满芦苇和翠草的河边，支起鱼竿儿，有多么惬意！他们坐在小马扎儿上，互相依偎，一坐就坐到了晚上。河水映着月光，泛起许许多多亮着光芒的星星，他从星星里钓出一条鳞光闪闪的金鲤。每次钓起一条鱼，胡炜都会兴奋地喊叫。
如今，那护城河苇丛没了，那铁轨搭成的小桥早已被拆掉了，环绕京城的城墙荡然无存，留给人们的仅仅是记忆。宋沂蒙眼前是一条宽大的柏油马路，车流代替了河流。一座座高楼大厦矗立在马路两侧，遮住了阳光。这就是当年的柳林，就是当年的河流，忙忙碌碌的人们就是河水里的鱼儿。
那条窄窄的一条铁轨承载过无数人的命运……
宋沂蒙到了甘家口，这里有一条林荫道，街道两旁是一棵棵老树，树上结满了紫红色的绒绒球，落在地上厚厚一层，像紫红色的地毯。他沿着这条路茫然地走着，不知不觉到了甘家口甲八号，兵种基建研究院，这是他爱人工作的单位。
宋沂蒙刚要进门口，不想被卫兵不客气地挡住：“同志，出示证件！”他两眼一黑，哪儿来的证件？过去，他进出军区大门口，不用说出示证件，哪个卫兵不给他立正敬礼？在手持半自动步枪的小兵豆子面前，他看着明晃晃的刺刀，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感迸发出来。他想发泄，可是低头瞧瞧自己的一身打扮，满肚子的火，想发也发不出来。他只好没好气地回答：“我找门诊部胡炜胡医生！”
那小战士居高临下、满脸紧绷，不紧不慢地问他：“你找她有什么事？”小战士的口音南腔北调，也不知是哪儿的人。
宋沂蒙一下就火了，高声说道：“胡医生是我老婆！”
一听说胡医生是他老婆，小战士的态度立刻缓和了许多，但还是绷着脸说：“噢，那你等着，我打个电话。”
卫兵还没挪动脚步，有一个清脆的女人声音响起来：“让他进去，我认识他！”有个黑瘦黑瘦的中年女军人向他走来。宋沂蒙一看，原来是门诊部主任平茹英。尽管平主任发了话，卫兵还是让宋沂蒙办了入门登记手续，然后才准他进去。卫兵接过了会客登记单，举止潇洒地给他们两个人敬了个礼。
平主任满脸堆笑，陪着宋沂蒙去找胡炜，一路上问这问那，话多得不得了。宋沂蒙觉得这位平主任的态度十分热情，但这份热情里有着几分做作。胡炜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但她的父亲生前是副司令员，因此她也无形中成为重要人物。宋沂蒙看透了平茹英这种人，这种人多了，首长在位的时候，她对待首长的子女就像对待首长本人一样，可但凡有什么变动，她立刻像对一个陌生人似地对你。老爷子去世了，平茹英对胡炜的态度有了些变化，可变化不大，这是因为副院长边九岭是胡炜父亲的老部下，这可比已经去世了的胡副司令重要得多。
平主任陪着宋沂蒙，一直送他到院务部办公楼里头。到了二层门诊部，她朝着不远处的一个房间指了指，然后轻轻地碰了一下宋沂蒙的胳膊，笑眯眯地说：“小胡在等你呐，去吧！”
胡炜在诊室坐着没事干，拿着根钢笔在一个小本子上乱画，桌子上放着一大堆医学方面的专用书籍，遮住了她的半边脸。胡炜忽然间发觉丈夫走进门来，十分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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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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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沂蒙，跑这儿干什么来啦？”
宋沂蒙害怕让其他人听见，他是个男人，刚一来就挨训，这让别人怎么看？他觉得脸上挂不住了，赶紧摆手嘘声道：“小点声！”
胡炜经常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不顾忌别人怎么看，也不管宋沂蒙高兴不高兴。她依旧满不在乎地高声道：“你来的正好，我一会儿就下班了。”
她比宋沂蒙小两岁，皮肤雪白，身材高挑，到四十出头了，还是体态丰盈。她长着一副漂亮的鹅蛋形脸蛋，黑黑密密的眉毛，长长的睫毛衬托着明亮的眸子，嘴唇红润，风度雍容典雅。她平时总是剪着齐耳短发，穿一身干干净净的军装，里外都透着精干、健康和妩媚。
胡炜在大院儿里是出了名儿的人物，她的美貌常常让不少男军人们惊羡不已，然而，她的门第又令人生畏。她性情直率、心眼儿不多、工作勤勤恳恳、从不惹事生非，她随随便便的，没有一点特殊感，因此群众关系不错。在外人心目中，都以为胡炜是个贤惠的好媳妇，除了嗓门高点儿，其他没啥缺点。她的那点小脾气，只在丈夫面前发作一下，单位里的人谁也想不到，那么有教养的胡炜在丈夫的面前会发脾气！还会骂人!
胡医生的爱人来了，这在平静的门诊部里是件蛮新鲜的事，立刻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好些同事找了不同的借口，纷纷好奇地到诊室看热闹。特别是那些小护士，探头探脑、叽叽喳喳、品头论足，把宋沂蒙弄得十分不好意思。
这时，有两个女医生走进诊室，宋沂蒙都认识，一个叫鲁映映，父亲曾经在空军训练基地当过司令员，大校军衔。另一位叫徐文，父亲原先是总政内部通讯杂志社社长，上校军衔。她们都是胡炜在卫生学校的同期同学，又都是干部子女，所以彼此之间的关系特别要好。
徐文十五岁就上了301护校，二十几年军龄，资格够老。这人长得高挑白净，眉目清秀，说话声音浑厚低沉，一个挺好的女中音。她的丈夫是老大学生，现在中国国际法律事务协调委员会担任要职，据说够得上副部长了，他们有一个独生子在加拿大读书。
只听徐文嚷嚷：“看什么看？该干嘛干嘛去！”
一群小护士被轰跑，屋里只剩徐文和鲁映映陪着胡炜两口子。徐文的性情率直，言语爽快，心里有话一点也憋不住：“转业啦？好！我他妈也该脱下这身军装啦！再晚就变成老太婆了，哪儿还要咱呀？”
鲁映映个头中等，皮肤黑黑的，长得端庄大方、优雅文静，平时总是含着微笑，待人很随和。她的丈夫在国防大学当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员，她受丈夫的影响很深，平时办事稳重，说话像是大姐姐。她略带沉吟，诲尔谆谆地对宋沂蒙说：“安排工作的事要抓紧，去过安转办了吧？”
宋沂蒙点点头。他记得这两个女军医，在十年前都单纯、漂亮得可以，可是,她们现在都成为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为人妻，为人母。他觉得徐文现在狂得像个半疯儿，鲁映映则好为人师，两个女人都远不如以前可爱。
女人和女人凑到一块儿，老是有着说不完的话，这时，徐文和鲁映映把宋沂蒙扔在一旁，聊起了兵种最近的人事变动。徐文大惊小怪地说：“听说兵种司令部新调来一个作战部长，今年才四十六岁，沈阳军区来的。”
鲁映映早就听说过这件事了。一个作战部长，凑合着是个副军级，有什么稀奇？她不但知道刚调来一个作战部长，而且还知道即将调来一个五十岁的副司令，这位新任副司令的夫人是位电影导演，过去曾拍摄过一部故事片，电影里说在四十年代的苏北小城，一个国民党少尉救了一个新四军女兵，又爱上了一个美貌的日本女间谍的故事。鲁映映想起这部电影就恶心，三角乱爱，居然乱到我军内部里来了，纯属捏造，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她平平淡淡地对徐文说：“跟你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