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因为学潮动乱，我从全总文工团出来，又回了天津。回想当时的我谈不上什么艺术水平，比不会好一点，如此而己，台上很一般。今年春节后，我有一次在一个酒店吃饭，酒店的一位名誉老总是当年全总文工团的团长，老团长退休之后到这里来兼一个职，无意中遇上了，先是碰到我太太，他说：我一定要问一问你先生郭德纲是不是当年在全总文工团的那个郭德纲。我夫人就乐了，可能是吧。老团长顿时满脸愧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跟郭先生一起吃顿饭，我是我们团的罪人，我怎么能把这么一个人才放走。没过多久，我们就安排在一起坐着吃了顿饭。老团长再三敬酒，我就说你不用这样，当初的我的确一分钱不值，我离开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进京。
一九九四年又到北京去过一次，这次进京恐怕只呆了十几天，因为漫无目的，只是想着到北京去，去干吗、去找谁都没想好，呆了几天后到处瞎撞，也没有什么头绪。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之后从戏院出来，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地走，一直走到了前门大石院。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不适合步行，脚后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干脆把鞋跟都踩下去，踩蹋了接着走。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在那住下来，一晚上十八块钱。那旅馆的屋很破，屋后面还有树，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有很臭的一股脚臭味。我就在那住了一夜，心想，我到北京来干吗了，我不是为了过这种生活的，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第二次进北京，也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就到了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我前思后想，既然干的是这行，喜欢上这行，我就希望去北京这个城市。如果不去的话，我在天津，过普通人的生活，娶妻生子，找个单位上班，我也能做得到。但可能老了之后会后悔，也许有八十岁的那一天，对着孙子，指着电视里面人说：你看这人当时跟爷爷差不多，我要是能进北京我可比他都强。孙子可能会说我，你早干吗去了。为了不使自己以后后悔，我决定铤而走险，再去一次北京，这次再去，抱着破釜沉舟力争成功的心态，走之前我也想了，我能干什么？我能说相声，我会说书，我会说长篇单口相声，会唱戏，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我都会唱，而且我还不只是清唱，而是化好妆穿上服装正式唱大戏，我能唱几十出。我想了又想，最起码饿不死我吧。于是我又来到北京。
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到的北京，来了将近一年多比较困惑，没什么正事可干，什么苦都吃过，当时出门在外，也是报喜不报忧，永远不跟家里说不好之类的，怕父母惦记，只说好，各种苦处只有自己心里明白。
一九九六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一个小茶馆，在北京南城，看到一些小孩在说相声，都是些十四五岁不超过十七八岁的小孩，其中有一位就是后来给我捧哏的王玥波。我也不自觉地加入到他们当中，一起说开了，当时无非也是和他们一起说着玩。没想到观众们居然都很喜欢我们说的传统相声，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小茶馆居然就卖满了，而且满到屋里坐满了，那门窗都开着，边上都坐着人，观众在外面听着呢。这倒是给了我一个启发，相声原来没死啊，不至于象人们说的那样传统相声不能说了，没有人听了，与时代脱节了。谁说的这些话？这是观众们说的么？不是。这是有些个相声演员自个儿说的！人家观众没说这话啊。于是我觉得相声还是有希望的，可能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想到了要把相声重新放到剧场里面去表演。
天桥有乐园
当时的我，不象今天。今天无论是从财力上、物力上、人力上，我们都比较方便，在当时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一地方说相声。茶馆后来又搬家，我们也跟着搬过去演了一段时间，后来那茶馆关门了，我们也失去了一块阵地。
那时这一年多的经历，让我感觉相声是可以在剧场中活下去的，所以说让相声回归剧场是我们提出来的理念。但后来也有人跟我们争，但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是从九六年以后一直这么坚持下来的。可能有人2004年，甚至有人1902年说这么说过，但那是别人家的事，我们就是这么一直做着的。
之后，我们就选择北京小剧场，这其实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们中国剧场都有问题，为什么呢，经过那段时间的计划经济，很多剧场不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去，只是在停顿状态，全国的剧场都如此，他们只是等着有人来包剧场，你演出挣钱如何如何他不管，你开会进这个剧场，你演出进这个剧场，一场分他多少钱，他成为了一个坐地收账的单位了，不象过去，演什么节目，剧场都帮着一起经营，请什么演员，剧场也都参与的，到时再一起分账。现在都没有了，都这样。所以我们到剧场去的时候，一场要两千块钱，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你一场票卖不了两千块钱。所以这很困难。
这十年当中我们演了很多剧场，广德楼，北京中和戏院，北京华胜天桥，天桥乐茶园……大小剧场我们演了一批，就这么陆续演了过来。当时有这么一个困难，譬如我们在中和戏院演出，开始不行。我们这一行有个说法叫“靠地”，就是把这个地“靠”出来，在这地头上站稳脚跟。在这演了三个月，观众也越来越多，知道的有那么一批人了，固定的能有二百多人。可突然间剧场对我说，不能再演了，他这地方要做别的事情了。那我就只能换地方了。换地方过程当中，有很多损失。刚刚把观众积聚起来，我们这一走，辛苦培育起来了观众群就又散了。当时我也不可能做广告啊宣传什么的。不做广告宣传可能也是北京德云社十年来的一大特点，现在我们知道了要通过媒体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剧团离不开媒体的支持，可当时我们也想这么做也做不起来，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个能力。
坚持了十年之后，2006年春节大批的媒体涌入，那会也确实不是我们请的。当然我们现在也掌握这块了，愿意和媒体互动，推动相声，宣传传统文化。不过当时是心有余力不足，所以这十年当中我们为什么演的断断停停，困难就在于此。包括很多剧场，开始去联系的时候，他那地方也没人去，他也就是闲着，闲着也是闲着，你就演吧，五个观众，十个观众，二十个观众，三十个观众，人慢慢上来了，剧场就开始跟你分账了，三七，前台摞七，后台拿三；演着演着，他看你人多了，就又来了，哎，不能三七了，得四六分账了，那就四六吧。四六四六一会就推到五五了，再逐渐要倒四六，他要拿六，真有这么个剧场，他后来甚至要到了倒九一，他拿百分之九十，这根本没法干了。所以说，我这十年来也没遇到什么好人。种种困难，我们都经历了。一直等到天桥乐的时候。
到天桥乐是个偶然，我们从某剧场出来，没地方可去，想找个下家。当时在北京南城，三环边有家小剧场，装修得也很好，谈得也很好，我们也就去打算演了，包括头一天我们演出的节目单都制作好了。但消息走露之后，也是被我们曲艺界内部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从中搞破坏，把这事给搅黄了，把另一支老弱残兵的队伍，他们的亲支近派弄到那边演出了。不过他们那也从来没什么人去看过，但他们就硬生生把我的事情给搅和了。
那事之后，我也很郁闷。一天无意中，我走到了天桥乐茶园。那边当时有一个群众业余的鼓曲演出，我一看，感觉这个园子还是可以的，找到了剧场经理，交谈之下很融洽，就这么定下来了。于是在我们停演两周之后，北京相声大会在开桥乐重新开张。天桥乐的内部设施也很简陋，不过当时有一地方能接我们就不错了，这地方最早是做旅游的，后来做得不太好，于是就联合和我们一起做。回过头来看一看，他这里面略旧的内部装潢，还是挺符合我们这传统相声的感觉的。观众们于是也一点一点的积聚过来了。
天桥这一带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市井文化气息，天桥文化就是现在政府部门提到的宣南文化，什么是宣南？就是宣武门往南，过去据说真有这么个桥，天桥再往那边去就是天坛了，皇上要去天坛祭天，天桥就是天子过的桥，过了这桥之后，有一块空地。当时某军阀把这地拿过来，平了填上土，租给小商贩，这天桥是穷人的天下，在这里吃喝玩乐都有。各种卖吃的，卖衣服的，卖玩具的，打把艺卖艺的，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在天桥这能混下去的艺人都是有真本事的，有真材实说的，很多大事也是从天桥这成长起来的。包括候宝林先生、刘宝瑞都在这干过，天桥文化就是我们的市井文化，说学逗唱骗练耍吃喝玩乐赌，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市井图。后来时代变迁，天桥地区建了房，市场也没有了，天桥人物四散分裂，有的被专业团体吸收，演员也是四散逃亡，天桥文化也就逐渐淡化了，现在提起它无非就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再现，而能在天桥乐茶园说相声，我们能感受到天桥文化的旧时气息，对于我们而言，有如乐园般。
京津小剧场
讲完剧场相声，不能不说说剧场文化。华北地区的小剧场，包括东北地区的，我或多或少都知道些。我认为小剧场生命力之强那是大剧场无法相比的。根据资料考证，当年的北京天津，也是小剧场非常火爆，有的是一天三开厢，三开厢就是一天唱三回戏，演出三回。我没赶上解放前，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天津的小剧场，我都赶上了。
那回是天津的小剧场刚刚抬头的时候，小剧场没有多大，里面的戏台可能就两个席梦思床这么大，底下坐着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一二百人就了不得了。就这么个小剧场，小班的演员在演出，什么叫小班？过去专业团很多，后来因为合并，下放一批，解散一批。很多演员就无所事事，有的发到工厂去了，有的就是没有工作了。他们后来自己自发主动地成立这个剧社，演相声啊，演评剧啊，演京剧啊，这叫小班演员。他不受国家限制，完全是自负盈亏，今天唱戏卖了多少钱大家分多少钱，明天下雨了就下班，就这种体制。我也和他们一起搞过演出，当时的情形值得用另一本书来介绍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在我离开天津的时候，天津的小剧场还没有相声。我在天津唱戏的时候，小剧场还都是小评剧团，小河北梆子剧团。二三十是人就是一个剧团，大家在那演出，那会儿还没有相声。到九八年前后，天津才有这种相声小剧场，那是相声名家于宝林先生发起的，让相声重回剧场。在北京，小剧场相声我们德云社就是开拓者，从最开始的大茶馆、小茶馆、广德楼、中和戏院，都是这种二百多人上下的剧场。
从这个剧场来说，我总在想上万人的剧场是演什么用的，观众看也看不清楚，也许说舞蹈、舞剧，那些东西可能还行，但是要说相声，五百人到八百人的剧场，最舒服，这是从演员的角度来讲，观众能够看得见演员的表情。因为尤其是这种民间艺术诉说类的表演，相声、评书，更多的是靠演员眉目之间的表情啊，表演者要跟观众沟通。搁一万人的剧场中，演员什么表情观众也看不见，演什么都是打折扣的。所以在大剧场中，演员吃很大的亏。
天津的小剧场，鼎盛时期据说有三四十家。北京的小剧场估计到现在也没超过十个。这十来个中，还算我们德云社在天桥乐茶园维持得不错。
小剧场的生命力是极强的，首先是它所消耗的人力少，它不需要了打多少个灯，舞台装置也不甚讲究，豪华的硬件设施都不需要。它有好一点的沙发椅也可以，次一点的硬木凳子也能坐。人们来是为了欣赏艺术，是为了休闲解闷来的，他并不会在意内部装潢如何。从这个角度，我预测，小剧场越往后，可能越会被老百姓所接受。演出方便，不象大剧场那般麻烦，大剧场演出需要安排，到时候爱看的和不爱看的、懂的和不懂的都来了，效果也未必如意。小剧场会越来越好，这一点我坚信。
《你好，北京》
《你好，北京》是2003年北京电视台“立白杯全国相声小品邀请赛”获得了组委会特别奖，这个节目也是我和于谦的第一次搭档，或者说是正式搭档。因为这会是代表北京市曲艺团去参赛的，当时北京市曲艺团演出借我去帮忙，经过团领导的撮合，我和于谦正式为团里演出，正好赶上这么一个比赛。
其实比赛之前这个节目就有，它倒并不是为了比赛去写的。当时北京曲艺团正好有一个专场，响应北京市政府的号召，要说一个歌颂新北京的戏。我当时正在合肥为安徽卫视做节目，白天录象，晚上没事，在酒店房间里面随手就开写，在一个小时之内写好了。自己先看看，写得很顺。我写东西有一个特点，一边说一边写，连说带比画，我觉得这样说得顺了，这个东西就能写下来了。没两天回到北京曲艺团，和于谦对了一对，大家都乐了，觉得不错，于是用这个节目去参赛。一二三等奖没有我们的，但是获得了组委会特别奖。后来我听说这个特别奖在这个比赛中，三年里面只评出了一个，就是我这个《你好，北京》。我一般不写歌颂型的节目，但是这也是一个尝试。我们并不是不能颂，可以颂，虽然它是歌颂，但是它并不肉麻。它是从另一个切入点来写的，而且剧场效果很好，首先这个我达到了，一般歌颂节目观众不是很爱听，可我们这个在东城区相声俱乐部曾经演过一场，那台下观众的场面就四个字：山崩地裂。我有那个录影带，观众叫好都形成怒吼了，可见它深得人心。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说的惟一一个歌颂性的节目。后来就一直没有动它。一直到零五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北京市市委宣传部点名要这个节目，我们就重新收拾了一遍，在联欢会上演。
其实有不少人象我一样从天津涌到北京，演戏的，打鼓的，耍猴的，甚至小偷，也都北漂到北京来。北京是文化中心，媒体众多，演出团体众多，是条好狗也要到北京来叫两声。所以我们在这种大潮下来到了北京。很多演员都是这样。有些演员留下来了，有些也到别的地方了，有好多演员来京以后由于别的机遇，经了商了，嫁了人了，有的彻底改了行了，有的过得很不如意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但初到北京的那一刻，也许每个人心中都喊过这么一声：你好，北京！
上不上电视
有人说郭德纲相声是非主流相声，与主流相声形成一个对垒，我不是很愿意承认这一点。为什么呢，其实相声也并不分主流和非主流，它就是一个相声。有人说那谁和谁之间可能有些矛盾有些对立，亲兄弟还有打架的呢，父子爷俩还有动菜刀的呢。何况相声界？
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对艺术观念理解的不同，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有的人不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什么我能和师胜杰等先生坐在一起，谈得开来，师先生从小和朱相臣先生学，后拜侯宝林先生。和石富宽先生等这些人一样，他们都是从小学的相声，或是家传或是自己学的，他们都扎扎实实学过，这是很重要的。
至于电视，首先我很感谢它，没有电视哪来这么些人知道我们？这些个腕，哪来那么多粉丝？到贵州、到福建、到云南，那些荒凉无比的地方，当地还是有人会说：哟，我见过你，你说相声的。他怎么知道？不是每一个观众都能到天桥乐茶院来看我郭德纲说相声的。我郭德纲的命运也不是每天在天桥乐茶园里面给三百来号观众说相声。
爱相声就需要电视，来发扬光大相声。尽自己的力量，让他全面开花。我并不是非得守着这三百观众说相声，这一点很重要。我也从来没有说过电视不能上相声，这是错误的。电视为相声的广告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象一个广告的前沿阵地，告诉观众我们的相声如何如何好，你要真想买，就请到我们相声的门市部，到剧场来。这一点必须弄清楚，电视就是快餐。下午四点钟饿了，到肯德基麦当劳去买个汉堡吃，因为离晚上六七点钟吃饭还有时间。这样，它的作用就达到了。你不能进了肯德基说要一个佛跳墙，给我炒十个菜，蒸点大闸蟹，它不会有的，你指着肯德基出佛跳墙，那是你的问题，那就是说你指着电视想在剧场里面看相声，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一个节目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哪一家电视台给你这么长时间说段相声？那是不可能的。
但通过电视，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相声还活着，这个人是说相声的，这个作品很好玩，那样就可以了。那演员的根是在剧场里面，不在剧场里面好好说相声，还去埋怨人家电视，这是不对的。我们还有一批演员，就是我称之为奴才的人，他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说相声如何如何，他只是希望通过相声来给他带来荣华富贵，那么怎么办呢，他必须要上电视，在剧场里他没法把握，唯独电视是可以把握的，想让你火就火想让你不火就不火，哪怕你说的什么都不是，那后期再给你做上去，掌声、笑声，那感觉一样很精彩。我们很多演员就看到了这点，我不行没关系，电视能帮我实现。电视台为了自己的节目好看，他也得帮他做。
那演员要做的无非就是如何说服这个导演，让他来帮着做这些东西，如何能用自己。这就是一种奴才的心态。我们有一批导演很外行，外行得令人发指。我们很多演员明知道他说的屁话，但是为了能录节目，还是什么都搭进去。尤其是相声界的人，都是很贱的。为什么唱歌的挣钱永远要比说相声的挣钱来得快？导演去找张三这个歌星，问你演出多少钱？哦，要十万。哎你这太贵了，那去找李四。张三就告诉你，你找他他更贵啊。他要五十万呢！他们都是互相抬。唯独在相声演员这里，是互相往下拉。导演去找人说相声，你去干吗？我去找张三说相声。多少钱？五百。那你找我吧，我只要三百。这是一种畸型的病态心理。
我们通过电视让观众认识了我们，但我们不能昧着心去电视上做节目说相声，你得有一个原则。因为我和于谦，在北京台也好，在中央台也好，都录过节目。我们所录的这些节目，首先要强调我们是否过得去，观众会不会高兴，观众爱不爱看，喜不喜欢这些。录完之后感觉观众不喜欢，那就别播出了。我们很多演员把电视只是单纯地看成了广告，我在电视上录一个节目，十五分钟，就是十五分钟的大广告，观众知道了我。但这十五分钟换来的，可能是观众的骂。这可能也是我和很多人有分歧的地方。所以再次重声，我没有说过电视不能上相声。我只是说相声更适合在剧场，如此而已。电视也不是不能上，有分寸地上，有选择的上，包括你上什么节目，这些都是要进行斟酌的，要有分寸。
上不上春晚
说起一年一度的电视春节联欢晚会，那话就长了。我们都是看着春晚长大的。当年每当年三十，等着看春晚，那是件很兴奋的事情，哎呀，春节晚会了，当时真是能从头看到尾，一个节目不拉。一家老小包着饺子其乐融融。少看一两个节目，到初一初二再补回来。大年初一孩子们就可以学其中的一些经典的段子。所以我们要承认春晚的魅力无限，也有大批的演员通过春晚一炮走红，成为了大家。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东西越做要求就越精，人们的口味也越来越刁，很难说每年都达到人们的要求，这是实话。我们别说每年有好多人骂春晚怎么怎么不好，但真要把节目放在那，让骂的人去做，他也搞不好。这是个众口难调的道理。我们不能单纯地去埋怨人家如何如何不好，这不公允。
每年春晚的导演不一样，创作者不一样，影响整个晚会的口味。可能这个导演比较偏好语言类节目，那么可能今年小品相声好一点。那个导演对歌舞感兴趣，那明年可能歌舞类节目要多一些。
对于我来说，如果十几年前的时候，我真是对春晚充满了憧憬。当时演员唯一的出路，可能就是春晚，你熬多少年不如人家春晚上一节目，一下走红了。包括我，包括于谦，我们这批演员哪个对春晚不是充满过由衷的期待。要是能上春晚，那可是身份的象征，了不起。这是实话，我们也不是一味地要把春晚打死。
到今天来讲，我们在尊重春晚的前提下，也要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现实情况。郭德纲于谦我们逐渐摸索了自己的演出道路，我们可能觉得剧场相声更适合我们。第一时间上放得开，第二表演的框架也松一些，包括节目语言，部分包袱，受的限制要少一些。我们设身处地去想一下，站在春晚那舞台上，那面对的不是三百多号观众，面向的是全世界的观众。有很多话都有个合适不合适，这个是没有错的。我要是做这个编导，我也会这么谨慎。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但是那样可能对我们的表演就会伤一些经脉，所以到今天我们都很谨慎。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接到春晚的任何一个电话或是书面邀请，但是我们自己也达成一个共识，春晚是件好事情。活是个好活，但不是个好干的活。我们也都知道，通过春晚，演员又能上一个档次。但是也有很多演员是因为春晚被挨了一年的骂。
我和于谦俩个走到今天是通过在剧场里面一步一步苦熬，如果说借春晚这一步我们走上去了，我们可能会锦上添花，但也有可能因为这一晚会我们十年的努力付之东流。那样我们反而得不偿失。而且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个晚会我们准能够成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考虑了很多。它要经过六道八道的审查关，一遍一遍，而且语言类的节目，越是审到后来，就越没了趣味。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哈哈乐，看了几回了，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不怎么好笑了。这东西和魔术是一样的。它和京剧不一样，越听越有味道。人们知道了包袱在哪，他审六回审八回，那样就完了。这对演员来说，不是很公平。所以我们对春晚谨慎又谨慎。到今天我和于谦也是很紧张地坐在家里面，在思考这个事情，上春晚还是不上春晚倒在其次，关键的是我们不能伤了我们的观众，这是我们要说的话。
《我要上春晚》（1）
《我要上春晚》是我前年写的一个节目。最早是一个几分钟的小段。后来越发展越多，越说越多，很多东西也是在台上创出来的。而且越来越完善，到现在为止，这个节目也成为我字系列里面节目之一，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节目。（《我要奋斗》、《我要反三俗》、《我这一辈子》）
在前面我们讲了春晚有很多好的地方，但它的确有着不少不完善的地方，包括导演问题，演员问题。我们也确实了解到，有些情况对有些演员来讲，是伤到筋骨里的。很多演员，六月份开始就进行排练，到了大年二十九，甚至到直播现场，节目都开始了，可能突然间通知你，你的节目被取消了，被毙了。我虽然还没经历过这种情况，但我们设身处地为那些演员去想的时候，真的是死的心都有了。用了半年的心为了一个节目反复地排啊练啊，反复修改，最后时候被拿掉了。这伤人太重了。这对演员是致命的打击。有的是可以理解，但有的也难以理解。有的是人为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些知道的素材拿过来，用相声的手段，我们稍微地讽刺了一下，从剧场效果来看，观众很喜欢这个节目，说明我们这个切入点是正确的。这也成为我们德云社的保留曲目。
相声《我要上春晚》郭德纲 王文林演出本
天津中国大戏院专场演出版本.
《我要上春晚》
作者：郭德纲
郭德纲 王文林演出本
郭：我对自己一直很没有信心，当着家乡的人我自己说；
王：说心里话。
郭：从小学相声我挺不是材料的，一帮孩子边儿边儿大上台演出，人家说得都挺好，一出去“哗”鼓掌，唯独到我这儿，我一上去底下“哗”都出去了，我一出去，我那儿一探头他们就走。
王：噢。
郭：后来团长急了你别上了，你后边，后边呆着，搬桌子、检场子干这个。
王：是。
郭：哎你看我不上，也有人找到后台来。
王：噢。
郭：为什么不让郭德刚上，他再不上我那冰棍儿都化了。
王：哈哈哈哈。
郭：只有我上场大伙儿才出去买冰棍儿吃去。
王：呵呵呵。
郭：后来慢慢长大了，实指望能好一点儿，也不行，
王：怎么？
郭：跟鼓曲一块儿演，干不过唱大鼓的，
王：你瞧。
郭：人家都给唱大鼓的上花篮，到我们这儿，连花圈都没有。一咬牙，一跺脚，不干了。
王：哦。
郭：我干什么不吃饭，［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王：就是。
郭：是不是。干点儿别的去吧，
王：哎。
郭：跟着那个拍广告的，搞电视剧一块儿，那个圈儿也挺乱。尤其搞电视剧影视圈儿多不容易，我很恨他们呀，这个女导演太少了。
王：恩。
郭：后来拍广告去，人家劝我，你，你演不了电视剧，一跟着好几个月，就混饭吃，不挣钱哪，全中国你数数，挣钱的就这几个人，不要以为干影视都挣钱，糊涂！
王：对。
郭：拍广告去，拍广告，
王：广告。
郭：三五天拿几万，跟玩儿似的。
王：这么容易。
郭：我说谁找我呀，我找你，看见了么，火车票都在这儿了，
王：哦。
郭：赶紧，你，北京电影制片厂化妆，化完妆拿着票长春，男一号，广告男一号。我说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奔北影找化妆师，我说我这儿比较黑一点儿，您给我化白一点儿。恩恩，你这还白哪！
王：啊？
郭：拿那黑油彩，这通儿给我抹呀，
王：抹那么黑？
郭：给我穿一身儿黑棉袄、黑棉裤。
王：嚯！
郭：攥着火车票上火车，一上车没有不看我的，谁看我谁纳闷儿。
王：新鲜。
《我要上春晚》（2）
郭：有一车厢一犯人，砸着脚镣手铐这儿吊着，
王：哎呦！
郭：四个武警端着枪把着他，这人完了对生活也就算完了，低着头颓废了，我这儿过，他一看我，他找着信心了，你看了吗。到长春，我找着那剧组，我说导演我来了，我男一号，对，你是男一号，准备开始，就等你了。
王：好。
郭：我说那什么女一号呢？在那笼子里边了。一看哪，一猩猩！我说这咬人吗？不咬人，马戏团的。
王：噢。
郭：什么，什么广告？八宝粥！呆会儿它出来，你搂着它，开一罐儿，给它灌进去，然后说“真好喝”，就完了啊！四千块钱。
王：嘿。
郭：这比说相声挣得多这个。
王：就是。
郭：太好了，来吧，等不了了。实在等不了了，快，开、开始、开始，猩猩放出来，搂着，我拿着八宝粥，导演喊 “开始！”它比我手还快呢，
王：啊？
郭：这猩猩一把抢过来，特儿…...搂我肩膀,咕咚咕咚咕咚咕咚，给我灌下去了，他还冲镜头这样呢！我说导演重来吧，导演乐了，啊！谁灌谁都行！
王：咳。
郭：后来广告播了，播了观众打电话“哪个是猩猩，哪个是人？”
王：哈哈哈哈！
郭：攥着四千块钱回去，回北京。到北京我说这什么时候熬出来啊，什么时候是一站哪？
王：啊。
郭：来一朋友，“你，知道吗，想红吗，你会什么呀？”我就会说相声，我说他们都不带我玩。演出也不带我，录象也不带我。
王：恩。
郭：什么时候熬出来，上春节晚会！
王：哎。
郭：春节联欢晚会，一宿你就红了。
王：没错。
郭：我说我不认识人家。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那导演，你掏五千块钱，我给你引见过去。我就四千，我还用钱叫房钱，五百块钱买方便面。你这，算你该我的，拿四千。拿四千带我见导演。
王：哦，也行啊。
郭：我一看，假的！
王：怎么假的？
郭：骗子！连大胡子都没有，知道吗，没大胡子！
王：导演非得大胡子？
郭：我这朋友说“别瞎说啊，大胡子逮起来了，知道吗。”
王：哈哈哈哈。
郭：现在不兴大胡子了，知道吗，
王：对。
郭：是这样的，知道吗。哦哦，导演好！啊你什么事，一说这个。这这都安排满了，哪就轮着你了，
王：就是。
郭：你先跟着忙活忙活吧，做卫生，送盒饭，来给我溜狗去！你看，给他溜狗，多缺德呀！
王：算剧务吧。
郭：天天给他溜狗去，就这破狗，走一步一停，走一步一停，
王：呦。
郭：我给领钟表店去了，我你看看这个走一步一停，怎么回事？不要紧的，擦擦油泥就好了。
王：咳。
郭：修好了，导演乐坏了，呵，这狗这么长时间没人弄好，你弄好了，你是我的心腹，你就留在这吧。
王：好。
《我要上春晚》（3）
郭：天天等着，哪个活儿我能来啊，哪个活儿我能来。哎，有一个四百人的集体的一相声，我能来。
王：四百人的大相声。
郭：这群口相声四百人，
王：嚯，
郭：全国各地的说相声的都聚在那儿，四百人，群口相声。搭的台，这边假山，这边山涧，这边游泳池，先上一直升飞机，先扔[奇`书`网`整.理提.供]下一百个说相声的来，都背着降落伞，站好了，冲观众挥手。
王：啊。
郭：这边水里边钻出几个来，各式各样的吧，这边打这山涧啊，三十米高一山，跳下来，背着降落伞，站好了。最后拿一洋车拉上一逗哏的来，上来说一句话“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大伙都站齐了，这逗哏的说“我说一句话，你们得给我翻过来啊”
王：哦。
郭：大伙儿说“来个试试吧”。“给大家拜年我很高兴！”大伙一块儿“我很高兴给大家拜年！”一鞠躬，相声说完了。
王：咳。
郭：呵，我说这行啊，这缺心眼都能来啊这个，
王：就是啊。
郭：我来吧，我来这个吧。导演说现在不行啊，这四百人都有来历，谁不干了你替他，知道吗，你盯着。我天天盯着，谁不来了，谁不来我来。现场忙着呢，好几千个观众坐那儿，天天盒饭我给送，
王：噢。
郭：递的手里边，筷子都得给掰开了，搓好了给他们，
王：嘿。
郭：完事我拾掇我送，现场什么事都我的，这渴了送水，那儿饿了买饭。那天现场彩排，有一大姐生孩子，你说这事闹得，把我恨的呀，你都快生了你家去，这好几千人跟这儿。
王：就是啊。
郭：我打电话叫车，把她扛车上去，回来都拾掇完了，都是我的事。
王：你瞧瞧。
郭：那天机会来了，
王：什么机会？
郭：四百人这相声，一开始打山涧这边都往下蹦，有一人降落伞坏了，
王：哎呦！
郭：啪！万幸啊，摔死了。我瞧的真儿真儿的，扭头找导演去了，我来吧，这个我来吧。
王：对。
郭：你来晚了，把他推下那人已经替他了。
王：咳。
郭：还让人活吗你们啊，一点儿机会都不给我呀，我找那中间人去了，退钱，退钱啊，四千块钱啊，退钱，到现在天天除了干活干活，生孩子也我负责这些都我管，
王：真是的。
郭：没我机会，给钱。你告儿你这人哪知道吗，脸皮太薄，你就先学脸厚，脸皮太薄，想上春节晚会吗你得不要脸你知道吗。
王：哎。
郭：我说我行吗，我害臊。害臊管什么，学去，你跟导演什么关系，溜狗的关系你知道吗，你给他溜狗的关系，你找他去，你学脸皮厚，找个老师，谁脸皮厚你找他去。谁脸皮厚谁能教我呢？
王：哪位啊？
郭：现场生孩子那大姐行。嘿，好几千人看着他生孩子，这脸皮够厚吧。
王：对。
郭：对，我找她去，扫听好了奔医院，一到医院她坐那儿正哭呢，嘿嘿嘿嘿。护士还劝呢，“别难过了”。哎呀，好几千人，春节晚会那么些人看着我生孩子，多害臊啊。
王：就是。
郭：咳，不要紧的，这不算什么，申奥成功那天天安门头里还有人也生孩子。哎呀，那也是我。
王：也是啊。
相声史话
相声发源于北京，成长于天津，这两个地方的相声推动了全国的相声，这之后大批的演员又从北京天津出去，有到东北的，有到南方的，远到贵州，重庆有叶利中先生，南京有张永熙先生，安徽有高笑临先生，武汉有王雨田先生，山东有张春奎，但不管天南海北，相声的根是在京津地区。最早，据史料记载，张三禄先生，我们称他为第一代，相声的祖师爷，之后是“穷不怕”朱绍文先生，这之后，大批的相声演员一代一代生根发芽，直到今天，我和于谦是第八代相声演员，相声最早是在地上，“撂地”，就是在空旷场地，大马路边，有一种形式叫画锅，就是用白粉画一大圆圈，演员站在圆圈里面说，大伙儿在圆圈的外面。这个圈是圆的，很象一口锅，我站在锅里说，也意味着我在这里能挣到钱，回家买米下锅，在锅里讨饭吃，这就叫画锅。
后来好一点有了棚子了，搭一棚子，摆上几个凳子，摆张桌子，演员站在那儿说，也不象现在这样站在桌子后面，当时演员是两人对着脸，三面是椅子，演员面对面站着，为了照顾观众。
再后来有了茶社了，就到茶社里站在台上，显得越来越完整规范起来，包括服装啊方方面面的都齐备起来。天津北京艺人众多，这些都有史料可查，包括我们的很多大师，当时都在地上说过相声。各地也形成了很多以说相声为主的娱乐场所，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步短，唐山的小山？，沈阳的北市场，这些都是艺人们比较集中的地方。
也正是这些前辈们，创造了我们的传统节目，创造了我们的传统艺术，为什么到今天我们都觉得很值钱呢？艺人们风里来雨里去站在街上奇$ ^书*~网！&*$收*集.整@理，真正通过自己的艺术使自己吃饱饭养家糊口，所以他的手艺活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他并没有什么单位拨点钱，哪个领导照顾一下。都没有，全凭着真能耐把观众给说乐了，把钱给了演员，回家买米买面，挣钱吃饭。这些艺术，生命力极强，直到今天，我们在台上表演的节目，很多还是一百年前的，观众听完照样乐。可见我们前辈艺人是多么的高超。所以我们常说要继承要继承，道理就在于此。百分之六百的继承，百分之四十的发展和创新，缺一不可。
相声很讲究师门传授，过去据说拜师还是有祖师爷的，象戏班子那样，有个神像，喊人来磕头。最早拜师的师傅要请很多相关行业的人，包括算卦的，变戏法的，各式跑江湖的，有关的人员都要出个代表请过来。我们管这个拜师的仪式叫“摆知”，摆这么一摊事让大家知道知道，今天开始他是我的徒弟了，从今往后在江湖上行走，你们各行各业的人要多照顾着，然后摆上酒菜，请大家吃顿饭。你今天吃了我的了，以后你们要关照我这个孩子。过去也有一主持的，拜师傅，拜师娘，拜师爷，师大爷，拜师哥，互相的见个面，见个礼，有钱的就摆大气一点，炒菜啊，喝酒啊，没有钱的哪怕吃碗面，走这形式。新中国之后，就不提倡拜师了。很多演员也就没有再拜师了，后来又重新抬头了。这也根据个人的财力有关系，有的人有钱，就找个很大的酒店，请各路精英，相关领导，说相声的不说相声的都请来，抬抬身份。有的人是拿这当生意做，拉广告，搞赞助，各式各样都有。总体来说，也就是聚一聚，大家坐好了，有磕头的有鞠躬的，然后互相换一下礼物，纪念品，师傅讲一讲话，大家再吃一顿饭，如此而己。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么多说相声的，聚一块胡说八道，开开玩笑。
在街上演出的，在马路边，这种画锅能画到一个或十几个人不等，十几个人就挺热闹了，有一个人的，开始要演出了，不是你一说就有人来听的，那没有人来听，你说什么啊，所以你得有招观众过来的方法。
有几种常用的方法，其中有白沙洒字，把汉白玉石头的下角料磨成了细砂子，用箩把它过出来之后，把它装在小袋子里面，用三个手指头捏着这白沙在地上写字，白粉通过指缝落地，形成了字，而且要有笔锋，看起来感觉象毛笔写的字一样。譬如穷不怕先生当时就写“画上荷花和尚画，书临汉贴翰林书”，这副对联倒过来念还是那个读法，也有写“春景当思，黄金万两”，一个字套一个字的也有，文字游戏，通过写字儿，观众们就围上来了。“哎，这写的是什么啊？”都过来瞧瞧。也有的说相声人，一边洒字一边唱，唱太平歌词：“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看是川字模样，四字写出来四角四方……”这样字一边写一边唱，观众们逐渐吸引过来，那再开始说相声。
还有的开始就唱戏，几个人在那边唱起来。我、于谦、王文林先生曾经录过一个节目叫《秦琼卖马》，就是开场先来段小唱，选择京剧里面一段，在那胡唱，瞎唱，也不知道唱的什么，连打带闹，把观众们都吸引过来，再接着说相声。这些都是招徕观众的手段。
旧时表演相声还有一种技巧叫托楮门子，就是要钱。要钱也是演员的基本功之一，怎么要这个钱，拉不下脸来不行。那站着的四五十人，谁能要、谁不能要、怎么要，要得还让他痛快、舒服，要完以后一会还得让他花钱，今天花钱明天还得来。那不是花钱的主，两句话就被你说得不敢往前站，只能往后面靠，把前面那些座儿让给能花钱的。这都是要学的，这很深，这就是传统的手段，当年的老先生都会，但现在时代发展了，没有这些了，都奔剧场买票了。可惜的我也没学过这要钱的技巧，因为我也没在马路上演过。
收钱的方法有一种是计时收费，十分钟两分钱。观众拿个条进场了，上面写着一点三十五来的，进去。你走的时候按你听的时间算。这也要看演员的能耐，要是你一上台，观众看你不好，他就出去了。出去在门口等着，要是有好的演员开演，他又进来了。你拦不住啊，这个要是演员没有能耐还真干不了。好的演员要留得住观众，好的演员要搁在什么时候？譬如说剧场演出，要搁在下午五六点钟，该吃饭的时候，你想走，好演员上场了。单凭他们能耐就让你走不了。过去的演员都是真刀实砍出来的，不象后来的，连蒙带骗，不会装会。
名家印象
相声其实谈不上流派，流派就是必须要有追随者，我们听马连良，听麒麟童，听梅兰芳，听张砚秋，他的追随者必须要和他一样，包括扮相、头饰、服装、化妆、动作、语言，在台上克隆一个流派的创造者，才能称得上这个流派的继承人，学任何一派就必须象，包括服装都得一模一样，他怎么绣一件，你也得怎么绣一件。当时相声也并不分南北派，都从北京天津出来的，有的混不下去，有的惹了祸了，艺人就沿着铁路走，走到哪说到哪，观众多就多说阵子，惹了祸就跑，其实都是北京出来的，并没有徐州文化啊吸引了南京的文化啊，都谈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