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春三月，百草酿芽儿的时节，那草鸡婆们下蛋是格外卖力的，在响鼓庄，东家，西家，光听它们那“女高音”：“哥大——哥哥大——哥哥哥大——”而现在，人了伏，草鸡婆们就要休假了。因而，鸡蛋也就卖得稀。
莫看响鼓庄过富了，人们照例要把鸡蛋卖掉。从老祖宗那阵传下习惯，“啊哟哟，没人没客的，就把鸡蛋糟踏啦？”看看，把自己吃叫做“糟踏”呢！再有，爷奶们家家都是一口调儿：“钱么，猛劲儿攒就是了。酱缸里还怕足了盐？”
这是个星期天。昨夜一场风夹雨，黑枣枝折落了几根。水秀儿墨墨黑的大眼珠一转，就想出了个点子，她拾起一小枝。
吃完早饭，她挎了一只黄楞楞、沉甸甸的新桑篮，悄悄来到村口。那篮里，是鲜灵灵的一色来亨蛋，上面蒙了一帕长方巾。方巾之上，便是那青黑枣枝。
她在村口老槐树下站住，在供人歇凉的青石板上放下篮子。然后，她直起腰，看了看那小盆口一样的树洞，吹了吹，把那黑枣枝放了进去。
改玲哼着“羊儿呀，羊儿呀”也来了。一样挎了篮，一样黄楞楞。沉甸甸。
她俩同班，在四（甲）。
“秀儿姐，还是你早！”改玲将篮放在水秀儿的篮旁。
“卖完才算真早呢！”水秀儿抿抿刘海儿，捏捏耳后的“螃蟹夹儿”，墨墨黑的眼里闪着兴奋。她望着村里：“还有伴儿呐，再等等！”
没说过几句，就来了香菊、珍珠。接着，四跛爷的孙子王小槐也来了。他新添了件半袖衫，胸前还有消防桶形的小口袋儿。穿了新衣倒拘谨，那帽檐，不怕压歪了鼻子梁。香菊、珍珠和王小槐，都在四（乙）班。由于庄子小，大家都熟，像一个窝窝里的小鸡崽儿。
水秀十三岁，其余的都十二岁。大一岁就有领头的资格，昨夜她嫂嫂嘱咐了她半夜，她便对大家说：“喂，听我说！”
女伴儿们不眨眼地盯着她。王小槐性子急：“有啥可说的！快卖完，我还要拨野麻棵沤肥呢！——好不容易才熬到个礼拜天！”
“不听你走！”水秀儿横他一眼，“你七天过两个礼拜天才好啦，活计痨！”
小槐又想听听，便把帽檐又朝下拉了拉，催促说：“说吧，嘎嘣其脆！”
水秀儿说：“今儿，咱卖蛋挺挺（涨涨）价儿，挣它个小丰收儿！统一的，一块四一斤！”
小槐一听，噗哧笑了，鼻涕差点儿过了“河”：“人家都是憨子？今儿的鸡蛋能配药？上星期才卖一块一角五。还‘小丰收’呢！”
水秀儿“螃蟹夹儿”拨拉一摇：“人家倒不是憨子，反正有个憨子！难道你瞧不见，响鼓庄今儿变了样？”这都是嫂子透透彻彻地作了分析的。
小槐正要回话，村边河塘里传来一阵风钻吼：哒哒哒，哒哒哒哒……
他点头了，对的，响鼓庄是变了。
掐指头，算时间，也不过十来天，小小的响鼓庄就像揣了“肥”的面团，一下子发酵成一座小城。省水工局来修灵芝口水库了！基槽里响起了炮声，山崖上响起了号声，海滩上响起了马达声……建库指挥部，工地医院，水泥件预制场，大型机器安装队，质量检验处，保卫处……以及数不清的工棚，一排排地比邻在响鼓庄的周围。俗话说：“货卖一个抢，行市（价钱）随风涨”啊！
“人家要是嫌贵呢？”改玲问水秀儿。
“只要咱一口价，谁也别降，他们就得认花。人心齐，泰山移嘛！”水秀儿自信地回答。
“有了小丰收，我给我小侄儿买件海军褂儿！”水秀儿又补充了对“小丰收”的处理办法。
“我就给弟弟买一盒盒装连环画！黄老师有，我见过。”“我买一本新的《新华字典》。”“你呢，小槐？”她们活跃起来。
小槐挑起帽檐，用一根食指点点防火桶形的口袋儿：“弄一支一缩脖、一缩脖儿的圆珠笔，双色的！”看来，他已经为“一缩脖儿”找到了位置。
“听着！”水秀儿将那青黑枣枝从树洞里拿出来，摇着，“谁要是私自降了价呢，咋办？”
“就是狗！”珍珠说，“咱一齐羞他！”
“就是大叛徒！”蔫呼呼的香菊，加了这么一句，“一齐羞他！”
“罚她吃一颗青黑枣！”小槐毫不留情地说，“让涩巴味儿折磨她的良心！”
水秀儿点了头。她摘下五颗青黑枣儿，放在树洞里，枝子扔了，“每人一颗，谁也不兴狡赖！——回来见！”
他们出了村口，走得格外小心，但心情急切切的，只好步步拿脚尖尖着地。
二
工房区的上空，传来了孩子们的叫卖声。那些声音，是从不同的街道上发出的：有的嘹亮；有的尖细；有的由于羞，尾声颤颤的；小槐的声音则有些嘶哑，一冲一冲的，像他洗澡打狗刨时涌起的浪头……
一开始，人们都被“一块四”吓住了：“哟！涨啦！”“不是一块一角五么？”她们摇着头。但是，当几个不同的卖蛋人先后告诉她们，今天就是每斤一块四之后，她们不得不认肯：“呕，这么说，是缺唆！”只好递个篮子或铝盆，打开她们的钱包儿。
水秀儿走着。每经过一个栅栏门口，她都要朝里望一眼：绳子上晾着尿片片吗？檐子下有婴儿车吗？——双职工与单职工可不一样呢！双职工一般不吃食堂，肯买蛋。“谁买蛋哎——谁买新鲜鸡蛋哎——”她就这样喊，朝人家窗子，挺动听的。
“小姑娘——”有人招呼她了。
她回过头，嘿！多“帅”的一名女工啊！高高的个儿，壮壮的腰肢；劳动布工作服，胸前印着醒目的白字“汽○○三”，显得很有神采。只是发声太“侉”，把“小姑娘”叫成“小古娘”啦。
水秀儿忽然觉得眼熟。哦，对了，这就是开一辆杏红色“黄河”大十轮，载上沙石一溜风的姑姑。真棒！响鼓庄的老太太们，拍着膝盖盖夸不够的：“哟，哟，看人家！”
“买……蛋么？”不知怎么，水秀儿忽然有点怯了。
“多少钱一斤呐？”她立在一个栅栏门口。
水秀儿折身迎上去，一边掀开桑篮的长方巾，一边有点嗫嚅地回答：“一块……四”
女司机犹疑着。
“准保新鲜的。”水秀儿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一个蛋，对着太阳晃了晃，通红、透亮。
“一块二，行吗？我包圆儿。”女司机扶水秀儿一下，两人都蹲下去。
水秀儿没说“不中”，也没摇头；当然也没说“行”。你想，过去从未到过一块二，又是这么“帅”的姑姑买蛋，怎么能说“不中”，怎么能摇头呢？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挑头儿当了“叛徒”，那……哎哟哟，连蔫蔫呼呼的香菊，也会戳着鼻尖羞我呢！
正在这节骨眼上，院里踱出一位叔叔，他蹒蹒跚跚的，拄了一根丁字拐，头上缠着蛮厚的纱布绷带。
“别买啦，”他说，“出出血眼亮，犯不上‘一级保养’呕！”他笑着，却又急忙扶住头顶，像是笑的震荡引起了他某一部位的疼痛。
“买。只是……价码硬点儿。”
“响鼓庄厉害，”那叔叔又呵呵笑起来，“鸡蛋价码硬，石头更硬，一下就咬了我额角子哩！”
水秀儿一听，莫不是校长讲的那位排除险炮救民工的风钻手哇？她细细一问，果然不错。
她就打心里尊敬。
女司机并不像某些小气人那样，扒扯眼皮瞧秤星儿。她大大方方地抽出皮夹子，喃喃地说：“一块四……四就四吧！”
水秀儿倒为难起来。人家到你家门口施工来，够辛苦的啦，又是为救别人受了伤，你白送叔叔几个蛋不应该吗？十二斤多卖两块几毛，够你花一辈子吗？是寒怆哩！修了水库，人家可背不走，是你响鼓庄人享福的，亏你还在四（甲）当班长！
那小侄子的海军褂儿？不怕的，多喂两只草鸡婆，连冲锋枪也买得上！
可那青黑枣“涩巴味”折磨人真够呛的……最好是，唬唬他们。
“姑姑，依你，一块二吧！”她找回了钱。
“哟，小古娘，咋？”
“我——喜欢你！嘀嘀——”她比了个方向盘。
拄拐的叔叔笑咳了。
由于想瞒，想免吃那颗涩巴果，她对女司机说：“别人问，你就说是一块四！”
没说过谎话的人，最容易露馅儿啦。你看，水秀儿白净净的脸蛋上，不是噗一下就泛起了胭脂红……
三
在一棵新栽的水泥电杆下面，香菊蹲着，把鸡蛋朝两个安全帽里拣。她的对面，蹲着一位紫脸膛的小伙子，还有一位鬓角已经花白的老头儿。他俩上衣口袋里的八折米尺表明，这是两位工地上的木工师傅。
价钱已经说妥。老头儿似乎还挺满意，吱儿吱儿地咂着舌尖：“一块四就一块四，山里的鸡婆吃蚂蚱，蛋准肥呢！”
两顶帽里，鸡蛋码成了塔尖尖。
那小伙子却频频地吸溜嘴，仿佛吃了辣椒，嘟哝：“肥得真可以，贵得也真可以喽！”
老头儿也不吱声，照例码。
小伙又嘟哝：“不用说，这只为穷啊。不然，要价儿这么狠？”
“不对，小李子，”老头反驳了，“这庄，傍山，靠水，对面儿又有十里平原，本该是块宝地，不像穷庄啊！”
“不对，赵师傅！”小伙子又反驳了，“穷庄也有富户，富村也有穷人呢！这要看你会不会过日子！游手好闲的，浪吃浪花的，生病长灾的，肯定要穷。”他一手托起两个鸡蛋，一大一小，伸到老头儿面前：“都是鸡蛋，一样大吗？”
两位木工师傅真粗心，他们没有看出，小香菊脸都气红了，耳朵都冒火了，胸岔子都胀疼了！你才穷呢！你才游手好闲呢！你才浪吃浪花呢！——真是(口格)！
香菊这孩子，性子是蔫，可心不小，最要强了。老头儿掏出了两张十元票，她就盯着，不接，小肩膀一呼达一呼达的，真把俩木匠吓了一跳！
你凭哪只眼，看出我家是穷人呢！她心里质问那小伙子。我哥哥因为穷，相黄了嫂嫂，那是三年前；现在又成了，这是事实，响鼓庄哪家不知道呢！光甜叶菊就卖了一千一，是你家么！一夏天来了六百元的金矿沙，是你家么！黑白花乳牛生了闺女，是你家么！金花猪肥得一杆大秤打不起，是你家么！县里“多种经营”来照相，是你家么！——用你瞎说穷？！——真是(口格)！
老师傅以为香菊没钱找零，便翻天挖地抠衣袋儿。香菊也不言语，她那双极透亮的眼仁儿瞄准了小伙子，连一丝惧怕也没有，而且，她问出声了：“我爸是石塘的采石工，一锤楔得塌半拉山，不会过日子么？！我妈妈养水葫芦，供得三家喂猪，是游手好闲么？！我们家五口人一年不伤风，连个喷嚏都不打，算生病长灾么？！”
小伙子一见这势头，傻了，呆了：“哦，你……你这是，朝我呀？”
“朝别人，对不起你呐！——真是(口格)！”
老师傅哈哈地笑起来：“真逗，真逗，谁叫你说人家穷呐！”
她按一块一算账，将找还的钱放在安全帽旁边，嘟着小嘴儿，起来就走。
任俩木匠一再说“找多啦”，她也不理，只是“嘎嘎噎”地扔过一句：“少说咱穷！”
在胡同口，她撞在了水秀儿身上。小嘴儿还嘟着呢。
“咋？生气？少给你钱啦？”
香菊没头没脑地说：
“豁着吃黑枣！”
四
村口大槐树下，坐了水秀儿和香菊。她俩在啦嗑儿等着伙伴儿们。
一阵咚咚地脚步声，哦，王小槐来了。
这娃娃走热了，帽子不再压着鼻梁，而是歪在了后脑勺儿上。
水秀儿眼尖，她“呀”一声，便小声道：“看，他真买了一缩脖儿！”
香菊(目夹)(目夹)眼，一看，嗯，真的。
小槐踢嚓踢嚓地走近了，还美美地神了神半袖衫底襟儿。那“一缩脖儿”便被突出一下，在他胸脯上闪了一下毫光。
“小槐，一缩脖儿好使吗？”香菊问。
“当然！”小槐抽出来，“哒”地一摁，又一摁。
“蛋是一块四吗？”
“当然！”
“你爷帮你卖的蛋？”
“当——不，我自己嘛！”他把笔插上。
“你看——”香菊指向来路。真的，是四跛爷拄着老拐杖，一颠一颠地走近了。
三个孩子都站了起来。四跛爷是庄里的老残废军人，打天津时挂的花，连公社书记都大爷长、大爷短呢！
“槐头！”爷爷并不往石板上坐，他用老拐杖点着裸出地面的树根根，声气不高，却叫人害怕，“槐头，我问你，今儿，你卖的一块四？”
“哦。一块四。”
“是你爸叫你涨的？”
“不是。”
“是你妈叫你涨的？”
“不是。”
“是老师开导的？”
“不是，老师不管这些事。”
从爷爷的脸色里，小槐就知道出事了，不然，他爷不会对他失去笑容的。
“那，我还没伸腿儿，谁要你挣起棺材本儿？！”
老拐杖上的铁箍，戳得树根破了皮，“难道是你书读多了，年级高了，长了大本事了？”
水秀儿的心，像被锯子锯着一样，一钻一钻地疼。脸蛋儿变得惨白。她不敢搭话，背着人，贴身在槐树的另一侧。她用门牙咬住嘴唇，不让泪水流下来。“王小槐挨训，是因咱出了坏点子啊！”
“人家买蛋，是要来看我的。人家一听说我这人儿，为解放天津流过血，就要看我。嘿，可倒出奇！他孙子卖蛋要人家高价！看看，丑不丑！”
“我……我……”王小槐抬眼望望大伙，又把头低下去。
“你咋？瞒得过我？里面有个蛋，是你画过罗汉脸儿的，我一眼就认得出！你个混蛋玩艺儿！”
王小槐死死地勾下头来。是的，自己画过罗汉脸儿的那颗蛋，没洗净就放在里边了。
“你今儿要不去道个歉，看我不敲塌你的脊梁骨！”
拐杖狠狠地敲了一下老树干，爷爷走了。
水秀儿上前两步，说了句：“只怪我，四爷爷骂我吧！”可老汉却没听见，也许是不理人，反正没回来……
几张小脸蛋儿又凑到一起了。
小槐的脸，黑沉沉的。
水秀儿的脸，白煞煞的。
香菊的脸，美吉吉的。
他们在青石板上坐下来，闷声不响。河槽里的风钻，又哒哒哒地吼叫起来，惊得一群山雀儿呼地一蜇，从湛蓝的天空中折向了山后的老林。水秀儿咽下一口唾沫，轻轻站起，拍打拍打巴掌，才转到老槐树的洞口前，把自己那颗青黑枣拿出来。
香菊也学着，把自己那颗掏出来。不过，她不再用谁做出样子，便很俏地把它朝高一扔，又伸手接了，用白生生的牙儿咬住，咯嘣！
香菊哟，涩巴吗？香菊猛烈地大嚼起来，舌头搅呀，牙齿刮呀，在她伸了三下脖子以后，那枣儿消失在她的喉咙眼儿里。她是微笑着把它咽下去的。
轮到水秀儿了。她没有笑，因为她知道她这个班长把事情办得有多糟，她对不住所有的人啊！
小槐一把抽掉了“一缩脖儿”，放在篮子里。然后，他掏出自己那颗宝贝果儿。
“怎么，你也吃啊？”
水秀儿和香菊，一齐纳罕地望着小槐。
王小槐苦笑了一下，轻轻地把黑枣儿的萼花儿抠掉。在放到嘴里之前，他反问道：
“真正应该吃的，难道是别人吗？”
水秀儿和香菊，对视一下，会心地点了点头……
五
五颗青黑枣儿，只剩下两颗了。
改玲和珍珠，还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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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塔
作者：程玮
程玮 1957年出生。江苏江阴人。著有短篇小说集《永远的秘密》，电影剧本《豆蔻年华》，中篇小说《来自异国的孩子》等。
还记得那座塔吗，白色的塔？
“当然记得。”你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尽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尽管我们现在已经长成大人。
那时候，我们樱桃沟还藏在大山的皱褶里，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通向外面的世界。外面是什么样儿的？我们不知道。大人们不带我们出来。我们也不敢像大人那样站在路边招招手，让飞跑的汽车停下来捎上我们。我们常常站在路边，久久地看着远处，看着路尽头。山尽头那迷迷茫茫的、淡蓝的一片天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那重重叠叠的绿色的山峦后，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像一座塔似地高高矗立着。
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去问那些坐过汽车的大人们。汽车正是从那个方向来的，兴许他们知道。
“满世界新鲜玩意儿，谁还注意那个？”有人这样说。
“别是你们看花眼了吧，我可是一路瞅着，连眼皮都不敢眨。”有人那么说。
总之，大人们也弄不明白，那个白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夕阳从山脊后探出半个脸蛋，留恋地朝远处那白色的塔影瞅了最后一眼，便消失在起伏的山峦后面，只有那白塔般的影子还醒目地浮在一片深黛色的暮色中。远远看去，像大海里的一片白帆。
要是能飞过这重重叠叠的山峰，去那白色的塔影前亲眼看一看，该多好呵！于是，我们壮着胆子，学着大人的样子，站在路边，远远地见汽车来了，便招招手。可汽车像没长眼睛一样，径直开了过去，倒是喷了我们一脸一身的灰。
终于有一次，一辆卡车吭哧吭哧地爬上坡来，不等我们招手，就自个儿停了下来。
我们反倒愣住了。
车门打开了，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叔跳了出来，“妈的，这老爷车！”他骂骂咧咧地打开了车盖。
我们这才明白，这车并不是为我们停的。但我们还是满怀希望地悄悄围了上去。等他拾掇好汽车，用棉纱擦着手时，便壮着胆子开口了，“大叔，捎我们一段路吧！”
络腮胡子转过脸来，不耐烦地问：“捎你们？你们干吗去？”
“去看，白塔！”
“白塔，哪来的启塔，去去！”他朝我们扬扬结实的拳头，钻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看来，搭车是没指望了。我们决定扒车，这是一段上坡路，汽车开到这儿，总慢得像牛似的。只要胆子大，肯定能扒上去。
可这个计划一开始实行就很不顺利。不是车速太快，就是挡板太高。我的头摔了个大包，还险些被大人们发现我们的秘密。
以后，我们每天总坐在路边的高坎儿上。找机会。没几天，我们就发现经常过往的汽车中，有一辆卡车开得特别慢，上坡时喘得几乎要断气。大概是因为太老了吧，车上的油漆一点儿都没有亮光了。更妙的是，它后面没有挡板，只用一道铁链横拉着，而且居然还有一截脚踏梯子。这简直是为我们特意安排的。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来到坡坎上。汽车过去了三辆，都不是那辆车。等了好久，好久，日头都正中了，那辆车才在转弯处出现。
我们躲在路旁的树丛里，瞅着那车头喘着气刚刚从我们面前爬过，我们便蹿出来，七手八脚，好一阵紧张，终于爬了上去。我们真快活呀，白塔的梦终于要实现了。
突然感到不对劲儿。可不，车停了。没等我们明白过来，一个人已经恶狠狠地跳上车，把我们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来，扔到了路边的草丛里。
“再扒车，看我压死你们！”正是那个络腮胡子，他从车窗里伸出头，炸雷似地吼了一声，便开着车走了。
真是冤家路窄！我们气得在后面追着汽车喊：“叫你翻车，叫你翻车，叫你四个轱辘朝天转！”
骂是这样骂了，可总觉得不解恨。我们立下誓言，非乘乘他那辆破车不可！
从此，我们一有机会就去公路边溜达。而络腮胡子仿佛看透了我们，一到这段路，就拼命地把车开得快一些，让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扬起一溜烟尘远远而去。有一回他在一个拐弯处撞上我们，甚至刹住车，探出头骂：“免崽子，滚远一点！”
“叫你翻车，叫你翻车，叫你四个轱辘朝天转！”我们一迭声地追着他的车子喊。
我们真的不能忍受了！我们准备了一大堆烂泥、石块，要给他一点儿厉害看看。
遗憾的是，一连几天，我们一直没能发现络腮胡子的踪影，好像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阴谋，突然偷偷摸摸地上天人地了。
又过了几天。一个早晨，公路上的露水还没干，络腮胡子的车终于又在坡道尽头出现了。可是没想到那车却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一个圆头圆脑的小伙子。小伙子钻到树丛里，沙沙地响了一会儿，又回到公路上。他冲着傻愣在一边的我们笑嘻嘻地吆喝着：
“喂，小兄弟们，干吗呢？”
我们相互看看，又看看小伙子身后的车，一点儿没错，正是络腮胡子的那辆破车。
小伙子奇怪地回头看看，突然明白了，“哦，你们想搭车，是不是？这好办，上来吧！”
“真的？”我们喜出望外。
“当然。去哪儿？”他把我们塞进驾驶室里，发动了汽车。
“白塔。”见他疑惑不解的样子，我们一齐指着远处那白色的塔影解释说，“喏，就是那儿，那不是白色的塔吗？”
小伙子笑了：“那是什么白塔？走近了你们就知道了！”
汽车开动了。那重重叠叠、连绵不尽的山峦第一次在我们眼里像有灵性似地活动了起来。白塔也开始在一道道山脊后时隐时现地移动着，真的像白帆一样慢慢地浮动起来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白塔完全消失了。但我们知道，它离我们更近了。
在一个岔路口，汽车停住了。“到了，小兄弟们，看你们的白塔去吧！”
我们扑通扑通跳下车，兴高采烈地朝他指的方向跑去。忽然，想到了什么，又跑了回来，一直跑到车前。
“叔叔，那个满脸胡子的，也开这辆汽车的，怎么不开了？”
笑嘻嘻的小伙子不笑了，他抚摸着方向盘：“你们认识他？”
“对，他老不让我们乘车，他没你好！”
小伙子慢慢地摇下挡风玻璃，看着远处，低声说：“他已经不在了。”
“哪里去了？”我们仍旧不理解。
“就是不在了。”
我们突然明白过来，浑身打了个冷战：“为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听人说，他的车正路过这儿，有辆车油箱着了火。暗，就在那边，油箱若是一爆炸，整个井场，还有你们的白塔就完了。于是他跳上那辆着火的车，把车开走了。”小伙子说得极简单，简单得让我们接受不了。
“那后来呢？”
“后来？又不是讲故事，还有什么后来呢。”
“那，那他不是变成英雄了吗？”
小伙子说了句什么，但我们谁也没听清。因为发动机又响起来了。因为我们都在很吃力地想着这个我们所无法接受的事实。
车什么时候开走的，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们慢慢地沿着岔路走进去。路是沙石铺成的，几道深深的车辙在路面上平行着，交叉着。哪两道车辙是他留下的？一定是最深最深的吧！路旁的树林里，有一只小鸟在悄声悄气地鸣啭着。
沉默着走了一段路。唉，什么话不能骂，偏骂那两句！
两旁的树越来越稀了。接着，又出现一个个黄帆布的房子。不会儿，那座白色的塔无遮无拦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呵，这原来是一座蒙着帆布的铁架子。有许多人戴着奇怪的铁帽子在围着它忙碌着。它是因为一个那样的人死去了，才安然地留存下来的。
它到底是什么？
哦，钻井。哪里地下有宝物，哪里就有它。
它也不是白色的。它上面有很多泥，还有很多油迹。不如我们所想象的洁白，也不如我们想象的神秘。它不是塔，不是白色的塔。
淡淡的雾从周围的树林里升起来，我们踏着车辙一步步往回走，不知怎么，我们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后面严肃地注视着我们。
回过头去，只见那井架高高地、庄严地矗立在树林中。衬着玫瑰色的天空，它又成了一座白色的塔。
“是白塔。”你说。
“是真的白塔。”我也说。
白色的塔在大山深处矗立着。
唉，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可我们都还记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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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遥黄河源
作者：陈丽
陈丽 1936年出生。上海人。著有小说集《陌生的来客》，散文集《爱的花束》等。
两千多公里路程，梦幻般地甩在身后了。
路晔，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背着行囊怯生生地出了车站。
高原的风干燥、凉爽，天空碧蓝，云儿比中原盛开的棉花还要软柔、洁白。又是一个天地，别有一番异乡风味。
迎面扑来一阵高亢的吆喝声：“羊肉串！羊肉串！”“酸奶！两毛一碗！”“奶茶，奶茶，不香不要钱！”在这片异乡口音中摹地响起熟悉的乡音：“捞面条，蒜汁捞面条！”听起来分外亲切，路晔不知不觉循声来到摊子前。他一开口，卖蒜面的老汉就听出来是老乡，忙使铁笊篱捞了冒尖一海碗面条，浇上半勺香油蒜汁，外加一大勺鸡蛋卤。
“学生？”老汉把面端到跟前，打量着他身上带肩饰的制服。“嗯。”香辣的蒜汁弄得他满头冒汗，嘴里塞了一大块鸡蛋，只好连连点头。“过暑假？有亲戚在这儿？”“哦，嗯。”老汉揉了揉眼睛：“我那儿在老家，几年没来了，个头怕跟你差不离……”
平平常常的吃食摊旁，平平常常的陌生人间的搭讪，路晔听了却怦然心动：哦，哪个父亲不思念自己的儿子？要是自己的父亲也……他不敢再想下去，胡乱扒了几口，付了钱，就离去了。
他没有歇脚，接着登上西去的长途汽车，投身到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上。一连两天，汽车都行进在如绿绒毯似的浅草地上。黄河水在深深的沟壑里像游龙般地穿行。天空偶尔掠过一群褐色的斑头雁、洁白的鸥鸟。不时可见死马和死牦牛留下的骨架，黑洞洞的眼窝骇人地直视苍穹。牧民们都搬到巴颜喀喇山下的夏窝子草场去了，草原上竟连一座帐篷也见不到。荒漠得令人感到悲凉。
狭窄的车箱里弥漫一股令人作呕的膻味。几个身披羊皮大氅的藏族大叔，赤裸着酱红色的胳膊，不时从怀里掏出一瓶白酒，咕咚喝上一大口，又掏出熟羊腿，用洁白发亮的门牙，嚓地撕下带血的肉，津津有味地嚼着。路晔侧过脸，从眼角窥视他们，其中一位留着两撇俏皮胡子的大叔举起羊脚，龇着白牙，用生硬的汉话招呼：“喂，小弗（伙）子，来一块！”一见他捂住鼻子直摇头，他们毫不见怪，反而朗声大笑。瞧他们一个个脸膛黑红发亮，颧骨和嘴唇因高原强烈紫外线照射呈暗紫色。那一阵阵膻味就是从羊皮大氅里散发出来的。他想象不出自己的父亲几十年来如何生活在他们中间，如何生活在这一片荒漠的草原上。
想到这儿，他下意识地伸手到胸前的口袋里摸了一下，那儿放着临行前母亲交给的一封信。就凭着这封亲笔信，他只身一人到黄河源头去寻找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父亲会认出自己吗？会不会把自己当一个陌生人拒之于门外？他不免有点惶恐不安起来。这时汽车已经驶到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脑袋顿时嗡嗡作响，胸口憋闷得喘不过气来。他赶紧把手按在母亲的亲笔信上，好像那是一贴护身符，能保佑自己一路平安，事事如意。临行前母亲那委婉的话音又一次在耳边响起来：“小晔，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快满十八岁了，也该去见他一次。就是不看在我的份上，也要看在亲骨肉份上，不会过于亏待你的。”
父亲，到底是什么模样儿什么脾性？和继父是同样的人吗？继父平易近人，待自己也还不错，可惜，三年前去世了。他和妈妈权且挪到姥爷家，和大舅、二舅家合住一院。起先还好，渐渐地矛盾出现了。大舅母提出各家自安电表，免得电费分摊不均。安了电表，矛盾暂时缓和。可是厨房公用，只好每家各拉一个灯头，谁家进来做晚饭洗碗，开谁家的电灯。有时三家同时做饭，六平方米的小厨房里三盏电灯同时大放光华。一次，自己家的灯泡坏了，大舅母做好饭，离去时毫不留情面，啪喀拉灭了自家的电灯。他正帮母亲熬小豆粥，一时黑灯瞎火，粥汤溢了满锅台，慌乱之中又拉亮了二舅母家的灯。想不到二舅母正好进来，哼的冷笑一声：“怪不得这么费电！”几天之后，大舅母又说厨房碗柜里的卤牛肉不翼而飞，僻僻叭叭拍打儿子的屁股：“是不是你偷吃啦？”从这天起，大舅母、二舅母家的碗柜上添了两把锁。三家亲骨肉之间，为了一盏灯、一块肉，常常闹得不愉快，到后来竟弄得像乌眼鸡一般。
也许正因为处在这种不愉快的气氛中，母亲才萌发了要自己千里寻父的主意吧！
十七年来和父亲惟一的联系，就是每月去邮局领取从黄河源头寄来的二十元抚养费。再有五个月，自己满十八周岁，和父亲的惟一联系，按照法律的规定将一刀两断。从此，永无见面的可能。也许，有朝一日，父亲退休回到中原定居，两人即使对面相遇，也如同路人，想起来多么可怕而可悲。
不管他曾经对待母亲怎样薄情，毕竟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啊！再说他在高原工作了二十多年，已快到退休之年。像大多数支边干部一样，会用一笔可观的退休金在老家盖上一幢新居，举家迁回。到那时，再去认父，岂不为时太晚。母亲说得对，在满十八岁之前，父亲对自己仍负有一部分抚育的责任，他不能任长子在亲友们令人屈辱的眼光中生活下去……
汽车颠簸着吼叫着吃力地朝山坡上爬去。空气越来越稀薄，有几个外地来的游人已经将氧气袋的粉红色软管塞进鼻孔，面色苍白地靠在椅子背上。一阵眩晕攫住了他，呼吸越来越急促，他不得不把头倚在靠背上，张大嘴，贪婪地吞吸着氧气。
汽车终于越过海拔四千五百多米的峡口，缓缓地驶近一片碧蓝的海子，一面面海子犹如翡翠，映着天上的白云。几座黑色的帐篷落在海子旁。几个藏民在这下车，路晔也想跟下去透透气。他觉得肺叶仿佛因为吸不够新鲜氧气而萎缩了，紧紧贴到肋肢上，心也抽缩成一团，随时都会沉下去。“会不会……”听说有的人因为缺氧产生高原反应，会窒息而死。啊，我才十七岁，还不能死。我要找到父亲，从草原上带回去新的希望，要让妈妈和弟弟生活得好一些，从此不再寄人篱下。
他摇摇晃晃刚跨出车门，眼前翡翠般的海子，鲜花盛开的草原，轻柔如棉絮的白云，突然像风车似的旋转起来。他一头栽倒在草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苏醒过来。一股浓郁的香味在四周飘散，一阵低语在耳边响着。
“门巴！”
“哦，他醒了！”
一双如母亲般柔软的手将自己扶了起来。他睁开眼，一片白蒙蒙的雾气，什么也看不清。原来是一杯凑近嘴边的奶茶，一个穿着紧身棉袄的女人和一个穿一身藏袍的老妈妈，正欣喜地瞅着自己。
她们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透过茶炊冒出的水汽，瞥见一个留有俏皮胡子的藏族大叔正倚在门口冲着自己乐哩，不就是那个在车上大啃羊腿的大叔吗？难道是在他的家里吗？凭借刚刚恢复的体力，他双臂一撑，坐了起来。原来他在一顶拱形的帐篷底下。
“尕娃，门巴救了你！”胡子大叔朝他挤了挤眼，“休息，我去给你打野兔！”
路晔喝了奶茶，浑身舒畅，向门巴道了谢就要走。
“不行，刚吸了两袋氧气，脱离了危险，怎么能走？躺下，快躺下。”
说话的就是被人称作门巴的女子。她脸色黝黑，颧骨和嘴皮紫红，像个土生土长的高原人。但一开口，声音柔和悦耳。她的汉话怎么说得这样流利？他胡乱猜想着。半天过去了，他实在忍不住了，跳起来，原地旋了几个圈儿，微微显出唇髭的嘴角挂着狡黠的微笑：“门巴，瞧，我全好了。放我上路，我还要到鄂陵湖的黄河口去，我有地图，有指南针，我能走到。”
门巴注视着他，为少年的勇气折服了，默默地点了点头。
路晔背着行囊，走进了茫茫的草原。一会儿，一阵马蹄声在身后响起来，回头一看，门巴骑在一匹雪白的马上，长长的黑发飘散着，大声冲他喊：“我去巴颜喀喇山，捎你一阵！”“不！”“那，给你！会变天的。”她从身上掀下一件羊皮大氅，扔给他。“我不需要。”“傻孩子，大风雪就要来了，可别迷路。这儿伏天温度也在零度以下。”
路晔接住大氅，朝马背上看去。门巴哈哈一笑，露出光亮、洁白的牙齿。这一笑，把她黝黑的脸整个儿地照亮了。修长的眉梢、眼角和小巧的嘴唇显出南国女子的娇美。眉梢上有一颗黑痣，三伏天她穿一身褪了色的旧棉衣，惟一惹人眼目的装饰品是系在脖子上的一条黑底洒金蝶的围巾。这种寓娇柔于粗犷，寓佻挞于严肃的特点，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要记住她，永远记住她。是她救了自己，让自己的梦可以继续做下去，可以去寻找父亲，可以把母亲的信亲手交给他。
“哦，大夫，上哪儿还你的大衣？”
“放哪儿都行，谁都认得我。”
就这样，连个名姓都没留下，她趴在马背上，向远在天边的雪山飞驰而去。
怀着感激和敬意目送她远去，路晔开始了自己的跋涉。按照父亲每月寄款的地址，终于在大雪纷飞中找到了黄河河口第一个水文站。想象中有一座乳白色的小楼，还有一艘天蓝色的测量水位的小艇，可是眼前只有几间红瓦白墙的平房，孤零零地立在黄河旁。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草滩，雪白的江鸥栖歇在水边，不时扑棱着翅膀，迎着风雪飞旋。
没有帐篷，没有人声，只有流水哗哗。
路晔整整衣衫，忐忑不安地一步一步走过去。木栅栏就在面前了，一片色泽浓艳的美兰子像翩翩起飞的蝴蝶，扇动蝉翼似的花瓣。红的似火，黄的似金，白的似雪，蓝的似海水，紫的似彩霞。一朵朵在风雪中争奇斗艳。他卸下行囊，轻轻推开栅门，走近小屋。啊，现在再也没有勇气朝前跨一步了，要是父亲看了信以后勃然大怒，要是父亲不承认自己，那怎么回去见母亲？
门虑掩着，门帘在风雪中摆动，他叩着门，一下，两下，三下……没人应声。他鼓起勇气掀开门帘撞进去。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当门一个铁炉子，燃着一堆马粪饼，一壶奶茶在吱吱地冒着热气。
父亲，父亲，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墙上玻璃镜框里挂着几幅照片。路晔把行囊一扔奔过去，急切地寻找着对自己是那么陌生的亲人。照片上几个精壮汉子赤着脊梁站在一艘小船上，手里拿着标尺和绳索。船头高高昂起，迎着劈面而来的浪涛。还有一幅上几个人身穿紧身小袄站在黄河的巨大冰块上，在测量水下的什么。一个个肤色黝黑、肌肉结实，可到底哪一个是父亲？不管怎么，他们在风雪屹立在冰块上的情景太动人心魄了。十几年来对父亲的怨恨，一瞬间烟消云散。他站在照片前，不禁浮想联翩。
门外嘟嘟嘟一阵响，他急急奔出去，只见一艘小汽艇从浪花上飞掠而来。上面立着两个赤脊梁披着羊皮大氅的汉子，这形象猛地使他想起小屋墙上挂的那张照片。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一霎间好像遇到休止符，停了一拍，又扑通扑通狂跳起来。左手下意识地按到胸口那封信上。
一个汉子咣啷咣啷把船锚下到河里，另一汉子跳上岸，将缆绳缚在石墩上。他们脚蹬高腰胶鞋，背着测量仪，迈着大步过来了。
路晔呆立门旁，低下头，不敢直视他们的眼光。
“进去呀，小伙子，喝碗奶茶！”
这声音听起来多亲切，都是中原口音呀！路晔满怀希望地抬起头来。原来是两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他不再局促不安，跟着他们进了小屋，可若有所思地频频回头朝门外张望。
“喂，丢了啥？”
“没……”路晔惶恐地说，“请问，这儿就你们两个吗？”
“嗯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