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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散文选集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序言
朱文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叶圣陶（员愿怨源—员怨愿愿）是以小说创作的杰出成就而赢得声誉的。然而，叶圣陶在创作上本是多面手，并富有驾驭各种艺术样式的才能。他的散文创作，也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独树一帜，并且多有名篇。
叶圣陶的现代散文创作，曾结集出版过《剑鞘》（员怨圆源）、《脚步集》（员怨猿员）、《未厌居习作》（员怨猿缘）和《西川集》（员怨源缘）等多本集子，此外还有散见于各报刊的政论、杂文，小品，随笔和信札等数百篇，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有目共睹的。郁达夫在员怨猿缘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曾收录叶圣陶散文缘篇（入选篇目仅次于周作人、鲁迅和朱自清），而阿英在同年出版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中，如同郁达夫一样，也对叶圣陶的散文作品予以高度评价。
叶圣陶散文选集
一
叶圣陶，员愿怨源年（光绪二十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原名绍钧，字秉臣，一生有郢生等笔名四十余个，但以圣陶之名而著名于世。叶圣陶六岁时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至十二岁时，改入新式的高等小学，次年考入苏州一中。在这前后，他因受上海报章杂志的影响，开始萌发了文学兴趣，并且从员怨员员年苑月起向上海报刊投稿。员怨员圆年，叶圣陶中学毕业，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而无力升学，先是任小学教员，继而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这前后到员怨员愿年，他还与上海的《小说丛报》和《礼拜六》等杂志发生联系，为之撰写文言小说近圆园篇。由于叶圣陶出身清寒，且又能比较正视现实，所以这些最初的作品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揭露社会黑暗面，并表同情于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与当时那些逃避现实而乐道声色犬马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有着一定的区别，正因为这样，叶圣陶也就能够迅速拥抱“五四”新文化运动，毅然突破旧文学的藩篱而坚定地步入“五四”新文学阵营。
叶圣陶的新文学运动始于员怨员愿年秋冬，自员怨员怨年元旦始，就在北大《新潮》杂志和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言论以及白话小说和白话新诗。因其作为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批作家在创作上的成绩，还破例地以非北大学生的身份加入了著名的“新潮社”。至员怨圆员年，因同样原因，他又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位发起人之一。稍后几年中，叶圣陶在继续新文学创作的同时，还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便利，承担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组织工作，如除了负责文学研究会的日常事务外，还参与编辑《文学旬刊》（后易名《文学》和《文学周报》），并在长时间内任主编。
叶圣陶新文学活动的第一阶段似可断在员怨圆缘年“五卅”运动前夜。在这阶段，他的创作除小说外，新诗代表作被收入《雪朝》（八人集，员怨圆圆），话剧作品有《恳亲会》、《艺术的生活》和《风浪》三部（员怨圆员），童话则结集于《稻草人》（员怨圆猿），而散文作品更多，除了员圆篇记事抒情的小品文收入《剑鞘》（与俞平伯合集，员怨圆源）之外，未入集的还有政论、专论、杂文，速写、书评、信札和文艺短论等，共员猿园余篇。由此可见，在该阶段，叶圣陶的散文创作成绩至少是与小说创作相一致的。还值得注意的是，叶圣陶在员怨圆员年猿—远月间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一组以《文艺谈》为总题的文艺短论共源园篇。就它们的内容而言，相当深入细致地探讨了若干文学原理和文学技巧问题，而在形式上本身又是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语言流畅，文字朴实。这表明，叶圣陶第一阶段的新文学活动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文艺理论思索，这种思索势必影响他在后几个阶段包括散文创作在内的文学活动。
叶圣陶新文学活动的第二阶段，自员怨圆缘年“五卅”运动到员怨猿苑年底抗战之初由沪入川前夜。叶圣陶在这一阶段的基本职业，员怨猿园年前仍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其中员怨圆苑—员怨圆怨年间又一度代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而员怨猿园年以来则改在开明书店从事编辑工作，主编《中学生》杂志等。如果说叶圣陶在投身新文化运动前曾经有过明显的政治活动的热情（如员怨员圆年间曾加入过“中国社会党”），而在从事新文学运动第一阶段中，改为信奉并实践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即主要以扎实的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进步的政治理想①那么在本阶段里，他的政治活动的热情再度高涨了，如“五卅”运动中参与创办《公理日报》以支持反帝爱国斗争；员怨圆远年又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中共外围组织）并负责创办该会机关报《光明》半月刊；员怨圆苑年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他也积极参加当时的临时革命政权组织（即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而在“九·一八”以来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又积极参加上海进步文艺界的抗日团体的有关活动。应该说，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叶圣陶的思想深受时代激流的冲击而更加重视现实的救亡运动的重要性了。这一点同样反映在他本阶段的文学活动上：
当时，叶圣陶作为文学编辑家，独具慧眼地发现并毅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茅盾，丁玲和巴金等左翼作家的重要作品；作为小说家，自己也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形象地否定“五四”以来的“教育救国”一类改良主义思潮，而提出了只有变革整个社会制度才能使中国获得真正的出路的思想主题；而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摆脱前一阶段着重描绘卑琐灰色人生的情况，从而刻划了一些敢于与社会恶势力作斗争的革命者形象。同样，作为散文作家，叶圣陶本阶段的创作，较之前一阶段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内容题材上针砭人生、批判社会黑暗现实的作品更多，批判力度也大大加深，典型的如写于“五卅”运动中的以《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为代表的一组散文。至于本阶段出版的散文集《脚步集》（员怨猿员）和《未厌居习作》（员怨猿缘），乍看似乎没有很激进的文字，其实，像《“怎么能 ”》和《“文明利器”》等篇，如同未入集的《勒令转学》和《报销主义》等篇一样，对于当时的反动思潮和国民党当局的包括反革命文化“围剿”在内的内外反动政策，都有深刻的抨击。
从员怨猿苑年底到员怨源怨年是叶圣陶新文学生涯的第三阶段。这期间，他先是随上海开明书店举家入川，辗转重庆、乐山和成都等地，至抗战胜利后才由川返沪。居川时期，叶圣陶在专职工作之外，还在内迁的武汉大学和光华大学等校兼课，同时又积极参加大后方的抗日文化工作，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主席团委员，又任《抗战文艺》编辑会委员。当时，叶圣陶的创作力仍很旺盛，除了继续写小说外，散文创作也甚勤。这时期的主要散文作品，部分收入了《西川集》（员怨源缘），其余散见于当时大后方的报刊，直到几年前才集入《我与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员怨愿怨）一书，其中名篇有《以画为喻》和《生命和小皮箱》等。返居上海以来，叶圣陶又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也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散文作品，如《又来挽〈民主〉》、《答丏翁》、《济之先生逝世》和《佩弦周年祭》等，只是这些作品在长时间里没有结集。
另外，在这一阶段中，叶圣陶还曾写有《渝沪通信》、《嘉沪通信》、《蓉桂往返日记》、《蓉渝往返日记》、《出川日记》和《北上日记》等，①其中若干书信，当时就被友人发表，因其文笔隽永，情思毕露，也很受读者欢迎。
叶圣陶的新文学生涯的第四个阶段，是自员怨源怨年秋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他以高寿谢世的四十年间。“文革”之前，叶圣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语文部主任等社会公职，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叶圣陶仍然笔耕不辍，散文创作方面即有脍炙人口的《小记十篇》（员怨缘愿）等。另外，叶圣陶还写了许多有关语文学习问题的通信，这些信稿连同他在解放前的类似文章，后来都收入《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下集，教育科学出版社，员怨愿园年员园月），也可以视作为他的另一体散文作品。而在“文革”结束后，叶圣陶虽已年逾八十，再次拿起搁置多年的笔。这时期他除了写下一批情深意切的悼念亡友的文章或为友人们的著述作序跋外，曾在《文汇报》辟《晴窗随笔》专栏，前后撰文凡十四篇，一时传为美谈，还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初，叶圣陶在其子叶至善、叶至诚兄弟的协助下编选了《叶圣陶散文甲集》和《叶圣陶散文乙集》，两书共收入叶圣陶在六七十年创作生涯中写下的散文作品源猿园余篇，而其中收入《甲集》的圆园园余篇，叶圣陶大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这表明叶圣陶在创作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可贵精神。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像叶圣陶那样笔耕七十年的情况，本是不多见的，而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叶圣陶的散文作品又远远超过他的享有盛名的小说。
二
当然，决定叶圣陶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地位和影响的，更在于他的散文作品在内容题材和艺术形式的结合上，有着独特的风貌。
由于本书编选的是叶圣陶在员怨源怨年以前的散文创作，所以单就这一历史时期而论，叶圣陶至少有下列五类作品是令人称绝的，也就是说，正是这几类作品，其显著的特色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优秀成果。
一是内容题材上以针砭人生、批评时政为主，与此相适应，语言笔调以议论性为主，但行文却不拘一格，富于变化，可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很类似于目前人们所理解的通常意义上的“杂文”。
试看《又来挽〈民主〉》。该文开篇的几句话是：
刚挽过《周报》，现在又来挽《民主》，悲愤极了。
在《周报》被迫停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必然也容不得《民主》。我们知道，隔不多久，《民主》也将使用那刺人眼睛的三个字———“休刊号”。
准备着挨的一刀，刺过来觉得更痛。何况我们已经屡次被刺过了一刀。
当然，多刺一刀，我们痛得更利害。可是，多刺一刀，也使我们恨得更深切。
短短的几行，记录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更揭示了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最普遍也最深切的感受。而读者又自然能够领悟到，文中“民主”一词不只是专指一家刊物，其另一涵义又是泛指中国人民的政治追求。这样，从题目到本文，“又来挽”三个字一用，境界迭出，潜在字里行间的那种沉痛悲愤的情思，无疑是凝结了一段历史的教训。
在这类作品中，最足以构成“五四”散文名篇的，当然首推《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该文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抒写作者在“五卅”惨案次日去南京路“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过程中的见闻与感受。那些血迹“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已经给烂了心肠的人们踩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的场景，已使作者感慨不已，而荷枪巡捕的狞笑面目，在店铺里号召反抗斗争的“露胸朋友”（劳动者）的警句，以及“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声‘怕’”的人的猥琐形象，更使作者体验了另一种政治情感。总之，“五卅”惨案次日的那场急雨中的情景，带给了作者强烈的感受，而作者要向读者表达的，也正是一种团结斗争的民族精神：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严肃的郁怒的脸，有露胸朋友那样的意思，“咱们一伙儿”，有救，一定有救，———岂但有救而已。
我满腔的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样的话在路上吧？我向前走去。
依然是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二是在内容上以写景状物、记人叙事为主，但在表现形式上抒情色彩浓厚，由此可以视之为狭义的“散文”。典型的如《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莼菜》、《牵牛花》、《看月》和《天井里的种植》等，以及那些怀念友人的篇什。
需要指出的是，叶圣陶的这类作品，有些虽然从内容题材看，所采撷的似是“身边琐事”，或者是表现养花种草和赏玩风月之类的闲情逸致，而没有明显积极的思想意义。其实不然，这是因为，首先，小题材写大问题，即所谓“一颗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本是散文创作的惯伎，也是中国“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①不独叶圣陶，鲁迅（如《风筝》）、郭沫若（如《小品六章》），朱自清（如《荷塘月色》）和许地山（如《落花生》）等也是这样。叶圣陶的这类作品，其感情基调不仅是积极健康的，而且在谈花草风月时又巧妙地融合了相当深刻的社会内容。且以《天井里的种植》一文为例，诚如有的研究者已经正确分析指出的那样：作品写道，在自己种植的花卉遭炮火摧残后，一度不想再操持此事，但终究还是再次种下绿蓬蓬的杨树和丛丛花卉，在这里，作品把人的心境，花木的命运与时代的风雨有机地交织在了一起。其中，既控诉了恶势力对美好事物的破坏，又写出了作者在危难困顿中对美好事物的执著的追求和在这种追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乐观向上的精神，再联系到当时的社会形势，显然就不能把这类作品看作为作者只是在谈论养花种草和赏玩风月一类的琐事闲情了。
至于这类作品中的怀念友人之作，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有着相当完美的结合。如《白采》和《答丏翁》，分别悼念两位刚逝去的友人，情深意切，哀婉动人，又把深切的悼亡情思与对亡友的文章道德的切实评价融为一体。尤其是《佩弦周年祭》，该文前三节的起句分别设问：佩弦，你为什么不迟死半年（八个月、十年二十年）？而在相应的段落中，则对亡友的思想、学问、才气、精神风貌乃至学术地位作了简洁、形象而又公允的揭示，其中包涵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思想主题，既丰富又深刻。朱自清先生逝世后，他的友人们所写的悼念文章不胜枚举，但相比之下，却数此篇写得最为感人至深。如文章的最后一节是：
佩弦，我到了你清华寓所的书房里。嫂夫人说所有陈设一点儿没有动。我登门不遇永不回来的主人，心里一阵酸，可是忍住了眼泪。后来北大十几位朋友邀我们小叙，我喝多了白干，不记得怎么谈起了你，就放声而哭，自己不能控制。为你，就哭了这么一次。我还没有去万安公墓，秋凉时候总得去看一看。
乍看，语调是平实的，交待事实也毫无“谬托知己”之迹，然而这样的文章却只有知朱先生最深，爱朱先生最切，同时又具有散文大手笔的叶圣陶才能写出来。
三是从内容看主要是谈论文学艺术和文化问题，在形式上也以议论性笔调为主，近似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文艺随笔”。但是这些作品具有两方面的价值：除了其文笔精致、逻辑严密、文艺观和文化观也有独到的见解外，同时又反映了作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的斗争业绩。
例如，叶圣陶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位发起人之一，在《文艺谈·二十六》和《诗的泉源》等文中，显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精辟地阐述了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叶圣陶在反击“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一马当先，而《侮辱人们的人》等文则是这一斗争的实录；在二三十年代文艺界文化界泛起“尊孔读经”反动逆流的时候，进步人士纷起反击，叶圣陶的《国故研究者》和《读经》等文，又不啻为重磅炸弹。试看《读经》一文说：
青年的心性太活跃了，自由探索的勇气犹如不羁的马。给他们以有形的束缚，他们会跳起来闹什么风潮。给他们以无形的桎梏，让他们的心思才力慢慢地腐败下去，这才不至于出什么乱子。于是那些人的权势得以稳固，天下得以太平，秦始皇所梦想的，他们得以亲身经历。此所以在如今时代，青年又将有“读经”的福分。
这段亦庄亦谐的话，深刻地提出了一个重要见解：反动统治当局把助长某种反动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无形的桎梏”，对于人民群众的心灵摧残和毒害，远比政治上的高压手段（“有形的束缚”）厉害得多；而且，反动统治者向知识分子套下以“读经”为形态的“无形的桎梏”，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实是一把利刀的两刃。显然，如此犀利的揭露批判，足以令青年们警醒，也足以令反动统治者胆寒。
值得一提的还有《文章病院·第二号病患者》。这篇绝妙之作虽然是从纯技术性角度指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言》在语法逻辑修辞上的错误，但每个读者显然都能够从中听出弦外之音而发出会心的微笑。
四是序跋性文字，其中既有为自己的作品集写的序跋题记，也有为他人的著述撰写的序言，还有为自己编辑的刊物而写下的卷头语、编后记以及广告文字等。
由于叶圣陶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其中冷暖甘苦，深有体会，所以他的这些篇什，或谈文说艺，或借题发挥，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另外这些也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文艺观和富有指导意义的编辑思想。加上这些篇什同样是文风诚朴，毫不做作，信手写来，娓娓动听，因此作为散文作品的一种别体，毫不逊色。例如叶圣陶为自己的散文集《未厌居习作》写的《自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常常想，有志绘画的人无论爱好什么派别，或者预备开创什么派别，他总得从木炭习作入手。有志文艺的人也一样，自由自在写他的经验和意想就是他的木炭习作。
朴素的文字，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艺术命题，对任何时代的文学青年来说，都是一种智者的提醒。当然，读者也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了解叶圣陶散文艺术特色的一种夫子自道。
五是书信和日记。
叶圣陶一生写下的书信难以确切统计和完整的收集。但从目前所能见到的那些来看，其相当一部分文采斐然，作为散文佳作而毫不愧色，如“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发表在《晨报副刊》等报刊上的致周作人、顾颉刚、俞平伯、孙伏园和刘延陵等人的信。而他抗战期间从四川写给上海友人的信如《渝沪通信》和《嘉沪通信》（作者自己编了号），由于在内容上更多地涉及了本人工作、生活、交游等以及大后方各方面的情况，因而其社会学价值又与文学价值并存。唯其如此，当上海的友人当时就摘要发表其中一部分时，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有的读者（如黄裳）在几十年后还不忘此事。
叶圣陶写日记始于员怨员园年，以后基本坚持下来。以叶圣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出版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他的日记既是个人生活的实录，也是弥足珍贵的社会文化史料。其中典型的有在近几年整理发表的《蓉桂往返日记》、《蓉渝往返日记》、《出川日记》（又名《东归江行日记》）和《北上日记》等。如《北上日记·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有这样一段文字：
晚饭以后，举行第一次晚会。包达老谈蒋介石琐事。曹馝唱《李陵碑》《打鱼杀家》，邓小姐唱《贵妃醉酒》，张季龙唱青衣，徐铸成唱老生，余皆不知其何戏。全衡与郑小姐唱民歌。轮及余说笑话，余以谜语代之。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谜底为《庄子》篇名一。云彬猜中为《知北游》，“知”盖知识分子之简称也。云彬索奖品，要余作诗一首，并请柳亚老和之。继之为集体游戏数节而散。
这里记叙的是一批为中共组织接到解放区去的著名民主人士在海船上的一次娱乐活动，不特在内容上为中国历史的大变动摄取了一幅饶有深意的画面，而其中对包括作者在内的几位知识分子当时特殊的文化心态的反映，虽简洁但却极为传神。
需要说明的是，叶圣陶曾说过，“我主张公开发表的文字必须用普通话写，写日记不避文言，因为日记本来不打算给别人看，用文言却可以少写几个字”。（《东归江行日记·题记》）叶圣陶的某些书信也是如此。应该说，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家们写书信日记中的普遍情况，如鲁迅、胡适和郑振铎等人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叶圣陶的某些日记书信尽管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却不影响它们的现代文学性质。换言之，叶圣陶这类作品对于社会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描述，对人物形象的勾勒，以及对个人心绪的披露等等，的确都具有现代散文的韵味。
三
叶圣陶曾经这样论述作家作品应有的特殊的艺术风格：“我要求你们的工作完全表现你们自己，不仅是一种主张，一个意思要是你们自己的，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的，而不是旁的人的”（《读者的话》）。就叶圣陶本人的散文创作来说，正是有着迥然相异于其他“五四”以来散文作家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那么叶圣陶散文的艺术风格的总特征又是什么呢？如果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平实和淳朴，即以谨严的笔触，质朴的语言，“把感情和思维最适当贴切地表现出来”（《完满》），由此形成以“朴素美”为主要形态的美学风格。而这种美学风格又具体体现在立意、构思和语言三个方面，用叶圣陶自己的话来说，文学作品之美，艺术风格之精，“在乎文章的精魂似的意境，在乎由诸般材料酝酿成功的气氛，在乎一丝不苟，精密又忠实的技工。”（《毫不》）
我们探讨叶圣陶散文的艺术风格，正可以由此入手。
关于立意所追求的“精魂似的意境”
………………
郁达夫曾指出：“五四”以来的散文在思想内容上的特征之一，是“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而叶圣陶的散文创作，尤能做到“思想每把握住现实， 令人有脚踏实地，造次不苟的感触”。①这是中肯的评判。的确，叶圣陶的散文因力求实践“为人生的艺术”观，所以关注人生，探索人生，并引导读者认识人生和战取人生，便成了作品立意的基调。二十年代初期的作品（如《生活》、《丛墓似的人间》和《没有秋虫的地方》等），对于卑琐灰色人生的批判以及对于美和爱的追求是这样，“五卅”以来直到四十年代的作品（如《“怎么能?”》、《“文明利器”》和《生命和小皮箱》等），抨击腐朽的人生观以及指示正确的人生态度也是如此。
例如《没有秋虫的地方》，这是一篇在写景状物中抒情的名篇。文章首先描绘“绝对没有”“美妙的秋之音乐”的大城市里“井底似的庭院”的居住环境，再把它与有着秋虫合奏的乡村生活环境作对比，由此作出对连秋虫都不屑居住的“淡漠无味”的城市生活环境的否定。很显然，在这一否定中，作品的那个向往美好人生———“无上的美的境界”的立意就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至于文中用“味道”一词来贯穿全篇的情思，强调“我们所蕲求的不在某种味道，只要时时有点味道尝尝”，又在文末说———
井底似的庭院，铅色的水门汀地，秋虫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们没有它们的翅膀与大腿，不能飞又不能跳，还是死守在这里。想到“井底”与“铅色”，觉得象征的意味丰富极了。
全文的立意显然又扩展到了新的层次：有无秋虫的声息，何止只是自然生态的反映！这种情况表明，叶圣陶的散文作品的立意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引起话头的大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平淡普通的画面，但作者以敏锐的生活洞察力予以另一种角度的点拨，就在文章中发掘了包含其中的社会意义和人生真谛。
再以《生命和小皮箱》为例，该文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一个极平常的社会风俗画面说起：“空袭警报传来的时候，许多人匆匆忙忙跑到避难室防空壕里去。其中有些人，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小皮箱里装的“是值钱的东西，可以活命的东西。”而文章的主要部分就围绕人们“对生命和小皮箱的观念”作猜度，发议论，并且自然地肯定了这样一种观念：
自己的生命是与别人的生命有关联的，自己的小皮箱是与别人的小皮箱“休戚相共”的。仅仅想保住自己的生命，生命难保；仅仅想依靠自己的小皮箱，小皮箱毫无用处。因此，要保住生命就得推广开来保住“四万万同胞”的生命，要依靠小皮箱就得推广开来依靠整个中华国土这个其大无比的小皮箱。（整个中华国土不是我们的小皮箱吗？）
在这里，把个人的生命与四万万同胞的生命相联系，又把个人的小皮箱与中华国土相挂钩，这样的立意的确既高且新。而把整个中华国土比喻为小皮箱，这不仅是修辞手法上的新奇巧妙妥贴，也不能不说是全文所蕴涵的“精魂似的意境”的点睛之笔。
关于“由诸般材料酝酿成功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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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说过，优美的文学作品“必须是浑然的一个有机体，而不是支离杂凑的集合体”（《文艺谈·十二》），换言之，为追求作品的“浑然的美感”，应避免那种“繁复的描写和琐碎的记述”从而“使人物情景呆板支离，和我们疏远”的弊病。（《文艺谈·十三》）就叶圣陶本人的散文创作来说，其实也实践了这样的艺术主张。
所谓“浑然的美感”，主要是指内容材料与艺术手法的结合上，讲究完善精致的艺术构思，即谋篇布局起承转合，既能舒卷自如又能紧扣题旨，而对材料的取舍、组合，以及记叙描写等方面的深浅详细的分寸，要掌握得既是疏密有致，又显得不枝不蔓，总之，在艺术构思上，要创造一种能够服务于显影“精魂似的意境”的形式美。
例如《闻警》。文章劈头就说：“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日子！”紧接着，作品分别从日寇的军事行动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社会经济背景两个方面来论证这一日子乃是中国人“庚子以来最大的耻辱”。尔后，作品妥贴自然地提出中国人在闻警之后应有的三种认识。末了，文章重复一句：“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日子！”首尾呼应，再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全文不过千余字，但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论据简洁而充足，论点又鲜明突出，整个论证过程还有机地揉入政治抒情。这样，全篇文字，严正的气概贯穿始终，悲愤的思绪溢于言表，加上语句短促，节奏强烈，既有理论的力度，又充满情感的力量。可以说，此文较之鲁迅著名的《“友邦惊诧”论》，只有撷取的角度的差异，而艺术构思的技巧以及能产生的相应的艺术感染力却是难分轩轻的。
《闻警》还是一篇内容上以批评时政为主的议论性散文，在叶圣陶的其他一些内容上主要是写景状物记人叙事，而表现形式上富有更浓烈的抒情色彩的散文篇什中，甚至那些序跋类或日记书信类作品，看似信手写来，但在艺术构思方面注重“由诸般材料酝酿成功的气氛”，更是极为明显。如上文提到的《佩弦周年祭》就十分典型，其他如《两法师》、《牵牛花》和《我坐了木船》以及《〈天鹅〉序》等，也是如此。
顺便说一下，不少评论家曾赞颂叶圣陶的小说创作擅长结尾的处理，①其实，叶圣陶的散文创作既然注重艺术构思，所以他对散文作品的结尾处理，同样深具艺术匠心。如《客语》、《看月》和《以画为喻》等篇，每个读者在掩卷之后，都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
阿英曾说：叶圣陶的散文，“每一篇，都可以说是非常精妙的佳构”，即“每一篇差不多都经过了很久的胚胎时期，而后用一种细腻老练的艺术手法写了出来”。②这无疑是一个很切实的评判。
关于“一丝不苟、精密又忠实的技工”。
………………
由于叶圣陶同时又是卓有见识的语文学家，所以他的散文作品就比其他作家更注重语言的锤炼，在语言文字上也更具有魅力和特色。
这方面首先表现为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叶圣陶散文的语言，采用纯正的白话口语，但又显得简洁洗练，通晓流畅，读之朗朗上口。换言之，在叶圣陶的散文中，避免了“五四”以来其他优秀散文家因处于新旧语言（白话———文言）过渡时期而在作品中不免存在的一些弊病：或未经消化改造而活剥古文；或过多地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套用冗长拗口的欧化语调语法，或为采口语、方言而不惜粗俗、难读。而叶圣陶则不存在这些弊病。且从《〈天鹅〉序》中的一段话来看叶圣陶这方面的语言特色和语言风格：
他（指郑振铎）访问朋友的家里，要是那人家有孩子，一跨进门总先去找那些孩子，或者抱在手里，或者两手托着，高高地升起来，或者叫他们站在桌子上演戏。孩子们当然高兴，谁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于是尽闹尽舞，常常有压扁了他的帽子弄坏了他的眼镜的事情。到他想着要走时，也许并没有同主人谈过一句话。唯有孩子，才喜欢找孩子为伴呢。
其次，叶圣陶对于遣字用词，也特别斟酌，既讲求准确生动、朴素传神，又不留下刻意雕琢的痕迹。即是说，无论是叙事记人，还是议论抒情，他从不取用那些陈旧、冷僻、晦涩的字眼，也不堆砌辞不达意的形容词之类，更不夹用外来语或西文，而总是选择那些常用的朴实的词汇，把它们恰到好处地组织起来，以最妥切地表述思想、记录事实、描绘意象、刻划心理。正因为这样，叶圣陶的散文作品总能在平实淳朴的语句中，体现出一种隽永的韵味。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且看《三种船》中的一节：
风顺，“当当船”当然也张风篷。风篷是破衣服、旧挽联、干面袋等等材料拼凑起来的，形式大多近乎正方。因为船身不大，就见得篷幅特别大，有总儿不相称。篷杆竖在船头舱门的地位，是一根并不怎么粗的竹头，风越大，篷杆越弯，把袋獉满了风的风篷挑獉出在船的一边。这当儿，船的前进自然更快，听着哗哗的水声，仿佛坐了摩托船。
在这里，“袋”字系名词转为动词用，而“挑”字的传神，又明显地强化了整段文字的生机勃勃的动态意境，可以说，简直没有其他字眼能够更恰当地替代他们了。
至于叶圣陶散文中的修辞手法和讽刺手法的特色，近年来有关散文选本和赏析文章对此谈得较多，这里就不赘述。而值得再指出的一点是，即使是在那些比较激烈地针砭人生批评时政的散文作品中，叶圣陶的上述语言特点乃至整个的艺术风格，也得到了体现，并不为了谋求激烈的程度而破坏散文语言的美。例如《腐烂了玷污了的》一文是为了反击一批别有用心的人对于自己的诬蔑，尽管开篇就说“我现在开始要骂人了”，然而下文真的“骂”起来，则围绕着对于“腐烂了的人心”和“玷污了的人格”的丝丝入扣的批判，从没有一句粗野的话。当年梁实秋说：“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一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之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语气，和村妇骂街的口吻，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是文调，没有！”①应该说，虽然梁实秋此话的出发点是可以批评的，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值得重视，因为鲁迅稍后何尝没有提出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命题。由此看来，叶圣陶的散文语言的精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沦于“粗陋”，还含有社会文化学的意义。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叶圣陶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如下几点概括：
第一，胡适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散文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以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①叶圣陶的散文作品，较之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冰心、朱自清、郁达夫、郑振铎和林语堂等人的作品，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在“五四”白话散文的“美文”中一枝独秀，所以它也为彻底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作出了自己可贵的贡献。
第二，鲁迅说：“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①以叶圣陶的散文作品论，他对“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整体上的成功，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况且，像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他们散文作品就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结合来说，在后期出现了曲折反复，而鲁迅等“五四”第一代散文作家，因种种原因又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间，或创作中断，或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所减少和下降，相比之下，唯有叶圣陶等少数几个人，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代的散文作家，直到四十年代末还保持旺盛的写作热情，且在质量上反而比之“五四”期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至渐趋炉火纯青的境地，这就更为可贵了。
第三，叶圣陶对于中国现代的发展所起的实际的积极影响也不容忽视，诚如阿英早就指出的那样：叶圣陶的散文“给予小品文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②我们可以顺手举出几例：在二十年代末开始涉足散文创作领域的巴金，后来曾回忆说，他本人的散文创作明显地受到了鲁迅和叶圣陶等人的影响；而当代著名散文家何为，也正是在抗战前夜因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处女作《路》而走上散文创作道路的。至于建国后的文学青年（尤其是散文习作者），更是几乎毫无例外地通过学习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和《记金华的两个岩洞》等名篇，才拿起初为稚嫩的笔来的。
四
关于本书编选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由于受本丛书篇幅和体例的限制，显然割爱不少。但需说明的是，《伊和他》、《不快之感》和《春联儿》等篇，虽然有关的散文选本都把它们选入，然而考虑到作者本人把它们视之为小说并多次收入小说集，事实上这些作品的小说特征也至为明显，所以本书就没把它们选入。
另外，为尊重作者的修改权，收入本书的作品凡曾编入《叶圣陶散文甲集》等书而经叶圣陶修说，他本人的散文创作明显地受到了鲁迅和叶圣陶等人的影响改者，其文字则从修改本。这一情况也在有关篇末予以说明。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稿
叶圣陶散文选集
吾人近今的觉悟
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还是“强权称雄”的遗型，率了一种“强权欲”的冲动而前进，和“庶民主义”、“社会主义”根本矛盾。中国政府毫没学识，所以做出罪恶来格外难看。他国政府将学识自文，所以坏得较为冠冕，其实是一个样子。
我们欲改造世界，第一步先要铲除强权欲的冲动。我们恃自觉的奋斗精神，凡是和“庶民主义”、“社会主义”相背的，都要去反对他。我们不要怕强权，只要真能自觉，真能奋斗，最后胜利终属我们。我们如今应当认定，改造世界是我们的责任。无论什么难题，只有我们去解决———我们真欲解决，终能解决。
若是自居第三者地位，单说几句漂亮话，或是单能说不能行，或是深抱悲观，只会叹“国亡无日”，这都是懦夫的行径，我们绝对不应有这等态度。
我们要改造世界，只重在一个“我”———只重在我的“努力奋斗”———这是我们近今的觉悟。
原载《时事新报》
（１９１９年５月日）
侮辱人们的人
最近，上海的报纸上刊载一个使我痛心的广告，我想一定有许多人和我同感。这个广告几乎使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确确实实是印得很大很清楚的字。语句是：“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以下就是《礼拜六》周刊的目录。该刊每期的广告总有几句叫人难受的开场白，这一回是更为突出的罢了———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更为突出的话想出来。
这实在是侮辱，普遍的侮辱；侮辱文学，侮辱他们自己，侮辱所有的读者。我从来不肯诅咒人家，现在，我非诅咒他们不可了。无论什么游戏的事总不至于卑鄙到这样地步，游戏也得讲究高尚和真诚。现在既然有写这两句话的人，社会上又很有能够容忍这两句话的人，类似的语句几乎常见于报纸，这不仅是文学前途的渺茫和可虑，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奋发前进的渺茫和可虑了。
然而我们有这样的信念：人们最高精神的连锁是文学，使无数弱小的心团结而为大心，是文学独具的力量。文字能揭穿黑暗，迎接光明，使人们抛弃卑鄙和浅薄，趋向高尚和精深。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任文学的前途真个渺茫和可虑呢？
我国与文艺接触的人实在太少了，我们的希望当然要求逐渐增多。就是少数接触文艺的人，又缺乏辨别能力，不明白他们爱好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们的希望当然要求他们具有辨别能力，明白了解文艺的性质。但是现在的新文学运动能不能影响本来不曾接触过文艺的人呢？能不能使迷途的人辨明正确的趋向呢？实在不能不假思索地回答个“能”字。且不说从来不曾接触过文艺的人；一部分入了迷途的，他们既已接触而且成了爱好，当然要继续接触下去。可是好的正当的非常稀少，力量非常薄弱；坏的荒谬的当然要乘机而起，供应他们的需求了。确实的，好的正当的文艺除了少数几种杂志和丛书以外，还有什么呢？
看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广告，我们不要徒然伤感，应当格外努力。当然，我们先得着眼于曾经与文艺接触过的人；他们爱好失当，不自觉地认非为是，已成习惯，与我们所谓真正的文艺往往不愿意亲近，这一层障碍首先要打破。我们应当摸清可以打动他们的方法，设想怎样写作他们就愿意亲近了，然后从事写作。这并非迎合迁就，而是“因势利导”，实为是给他们以强烈的讽刺和正确的纠正。他们接触了新的，既然不觉得不习惯，就会屡屡接触，因而潜移默化，进入新的途径。这一层是我们现在极须注意的。同时，从事文艺的人要尽量增多，才能扩大文艺界的范围，供一般人广泛汲取。
我相信前面所说的那种广告总会有绝迹的一天，时间的早晚，全看我们努力的程度如何。
原载《文学旬刊》第５期（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０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３月）时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