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世界上只有两类人，欺人的与被人欺的。缩小范围来看，这个国度里也清清楚楚认得出这两类人的界线。命令放枪的，赞同放枪这件事的，乃至于微微觉得这件事有点儿快意的，自然都是“欺人的”。他们有顽固的头脑，有卑劣的贪欲；他们不要这个民族，不惜让它衰微，他们不要这个国家，愿意促它灭亡；同时他们是别人的奴隶。你们死了的，伤了的，我的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以及我，不用讳言自然都是“被人欺的”。但是我们有深刻的悲悯，有坚强的意志；我们要这个民族，希望它会壮健，我们要这个国家，致死伤的同胞相信它会永存;我们始终不肯做别人的奴隶。只有两类人，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决没有徘徊于两类之间的。三月十八日北京的枪声就像归队的信号。在我们这边的，已经听见信号而且嗅到我们的代表的血腥了，赶快集合起来吧!
我们再不用多说废话了。要是责备他们不该放枪，说他们没有道理，我就认为这个意思不必说。他们是我们的仇人，当然我们也是他们的仇人，仇人相见还该让坐献茶么?唯有放枪才是他们的正经事，他们的道理。我们只消问自己：仇人当前，情势严重，如何才是我们眼前的正经事，我们应当尽的道理?
北京死伤的同胞们，我听见了你们的惨酷的消息，悲悼地虔敬地作如是想。
原载《文学周报》第二百一十八期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８日），收入
《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莫遗忘
被遗忘的人比没有被遗忘的人多不知多少倍。我们翻开过去的记载，就看见一个个姓名，看见由这些姓名代表的一个个本体所做的事，于是兴起钦仰，怀念，憎恨，鄙薄等等感情。这些虽然颇不相同，而自以为所知不少，足以自慰，却是必然会有的意念。但是，这就真个“所知不少”了么？试一细思，就知道未必。在通行使用姓名以前，曾经有过多少可以由姓名代表的本体，在通行使用姓名以后，曾经有多少本体连同姓名一齐泯灭了，这是谁也不能确切地回答的。确切地回答诚然不能，但是谁也能想到这一定是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数目吧。这非常大非常大的数目，有他们的灵魂，有他们的力量，在人类生存的历程中，他们尽了承前启后的责任；或许有—部分还不止于此，他们的努力使人类少走若干弯路，他们的恩泽将遗传到无穷尽的将来。这未必比我们能够记住的那些姓名不重要吧?然而我们遗忘了，遗忘得干干净净，好像从来不曾有过他们似的。我们还能自夸“所知不少”么?
对于往昔不必多论，我们且来说现在。在报章和文件里常常出现的那些姓名和事迹，排印时须用大号字，谈论时须提高嗓音，当然是所谓“要人”和“大事”了。一个人假若不明白这些，那就只有抿紧嘴唇站在墙角里的份儿，因为他“不知世务”。反过来，能够源源本本，如数家珍的，那就是个“通达世务”的通人。这似乎非常公平，通人与非通人均由自取，正如赛跑者的成绩等等，全凭各自的足力。但是我们有时候不免有点儿怀疑。某人的寿宴有某某等伶人的堂会，某人在西湖上吃醋溜鱼大加称赏，也就是腾于口说，遍载报章的材料。从谈说和登载上看，这些当然是“要人”和“大事”无疑了。然而把通晓这些人和事的人称为“通人”，我们却觉得殊难感服。为什么?因为他通晓得太无聊，而不通晓的又太多了。
现在同往昔—样，而且将来也还是—样，总有极大部分人从不挂在别人的心头，虽然他们确实出生在这世间。这在别人方面自然觉得歉然，而叶圣陶散文选集在不挂在别人心头的人本身却没有什么，苟无名心，尽不妨独往独来。可是更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值得让人知道的，而且是应当让人知道的，他们的事业是为自己也为大众；然而他们被淹没了，被毁灭了，淹没他们的是愚昧的浪潮，毁灭他们的是残暴的烈焰。这比偶尔被人遗忘惨酷得多。同样生而为人，竟至于受到不容向人们透露一点真消息的严惩，不能不说是人间最深刻的悲哀!这种悲哀，我们想，凡是勉为“通人”的定必深致同情，而且极愿意知道经过的一切，不惮从水底里去检查遗痕，从灰烬里去剔寻残屑。本来，单只通晓人世的浮面而不能通晓它的阴暗幽秘的部分，是不配称作“通人”的啊。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为着自己也为着大众的利益而奋斗，所得的报酬却是毒骂和罪名和死。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并没有犯罪而以罪名死，死了之后，亲旧友朋都不很方便公然说死者是无罪的。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所干的事业不便于别一类人，忽然失踪了，他们的形体就此消灭于天地之间——大概死了吧，死也不得公然地死!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为着自身吃着痛苦，正当抗护，便受罪罚；这罪罚又是秘密的，不容谈及，在报纸的角落里都找不到这类消息，因为一谈及就是煽动之罪。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不为战争而给排枪打出来的血，凝结在大都市宽广的大路上。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自己也不知为了什么，却永久被拘囚在牢狱里的人物。
以上说及的这些人，都是被一般人遗忘了或者改装了的。现在我们要知道他们，遗忘当然不至于了，同时也就剥掉了他们被改装的外衣，认识他们本来的真相。这样，似乎可以堂而皇之作“通人”了。其实通不通没有多大关系，得到很多实益却是真的。这些人的人格，这些人的事迹，给与我们的感动是没有限量的。从此，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识力，知道应当怎样做人，怎样处世。从此，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感情，知道应当怎样去爱，怎样去恨。
莫遗忘，莫遗忘了被圈禁在人世阴暗幽秘的部分的人们!
原载《光明》第一期（１９２６年６月５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光明》第一期编辑余言
第一期的《光明》算是编成了，因为付印匆促，有好几位先生答应特为第一期撰文的，来不及等待他们了，很觉不安。但是答应作文并不是来装点门面的，内外感应，如鲠在喉，不说出来就觉得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别人，这样真诚的话留到下一期刊出，难道就没有意思了么?决不是的。这样想的时候，不安也就减淡了。
这个刊物是公开的，凡是有良心的，为中华民族同时为世界人类之一员的人，都是这个刊物的栽培者和爱护者。我们可以不加入任何党派，我们可以不拘守任何主义。但是我们同为中华民族同时为世界人类之一员，却是坚强如铁石的事实，不容我们否认；而凡是要生活的,必须如航海者守着罗盘似的，抱定一种生活的态度，也不容我们自居例外。那么，一个人，一个具有良心的人，在这个时代该抱什么态度呢?具有良心的人的核心是“爱”,是“广大的爱”，这是无待解释的。惟其如此，具有良心的人又有“恨”，有“深切的恨”。他恨那些破坏了人间之爱的，他恨那些不自爱又不爱人的。徒然恨又有什么用呢?因而要作种种努力，如杨杏佛先生所说的“互助与自救”，用来消释心头之恨。这个恨到什么时候才消释呢?杀尽了那些可恨的东西之后吧?不是的，要到他们变化了,他们也能完成人间之爱，也能自爱而又爱人的时候；换句话说，要到他们恢复了丧失的良心，回到具有良心的人的队伍里来的时候。这个工作真不轻啊，也许需要祖父子孙不知道多少代的继续努力。具有良心的人呀，还不该赶早团结起来么?见解的不同，派别的互异，那些算得了什么，完全驱散，排除出心灵之外!只想着彼此同是具有良心的人，同怀着“广大的爱”，也同怀着“深切的恨”，我们是一伙儿，是永久以心相结合的一伙儿啊!这个叫作《光明》的刊物，不啻是我们团结起来的宣言，同时也无妨作为我们团结起来的盟誓。
肖朴生先生说，“人们并不努力创造光明，人们有什么权利咒诅黑暗?”这是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们的同伴《光明》第一期编辑余言啊，抛弃了我们的悲叹颓丧与一切消极，我们开始从杨杏佛先生指出的两条路上努力创造光明吧!
原载《光明》第１期（１９２６年６月５日），
原题《编辑余言》，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腐烂了玷污了的
我现在开始要骂了。骂什么?我要骂腐烂了的人心，我要骂玷污了的人格。这种人心这种人格是我们的乡人的。我为他们悲痛，我想；怎么乡人中会有这样的人心和人格呢!但是，悲痛有什么用呢?腐烂了再会完整么?玷污了再会干净么?不会，不会，历千万劫也不会。于是我就决定易悲痛而为骂。骂，老实说，就是表示“深恶而痛绝之”。其作用当然是说给完整的人心干净的人格听的，至于被我骂的听或是不听，倒并不在乎，反正他们的人心腐烂了，他们的人格玷污了，再没有别的希望。
在本刊第二期里，我们曾恳切说明我们不高兴骂人。我们所期望是地方的改善，全体乡人生活的进步。要做到这些，用得到的是道德、智慧、热诚和不断的努力，用不到的是无谓的骂。但是要知道，这是常情恒理，可以概括一般的人和事，却不可以概括异乎寻常的怪人怪事。好好的人心，会自致腐烂，好好的人格，会自取玷污，你想其人其事多么怪?既然是怪，我也就破了常例给他们一顿骂。而且，这些东西正是地方改善生活进步的障碍物，障碍物难道不该攻击么?那末，我的骂就譬如轰然的一声炮，并未违背我们的初旨。
事情是很简单的，恐怕读者不大知道，在此说一说。有些人说，我们办这个刊物是“有所为”的，为的是拿钱。钱哪里来?广州的宣传费。谁是收受者?丁晓先。多少数目?二千几百块。丁晓先拿了当然不好意思独吞，由几个作文的朋友分派。所以，我也是拿到钱的一个。可是，他们没有说我拿了多少，故而现在无法告诉读者。
他们的眼光比泥底下的地鼠还要细，他们的志概比泥潭里的猪还要渺茫。他们相信人生有所作为时，一定是有所为，所为一定是为自己，为自己的肚皮，为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的妻子，为自己的什么什么。他们不相信一个人会有谋及大众的志愿，他们不相信自己就包在大众里，大众的福利才是自己的福利。因为不相信这些，看见了不大熟习的事情就不免骇怪。出一种刊物是要出钱叶圣陶散文选集的，是要费心思的，而且在这八表同昏的时代，又是要担负一些危险的。他们想：“钱，何等可贵的东西，哪有肯白花的?有心思，打打麻雀不好么，为什么一定要作文字来提倡什么改善苏州?危险，那是可怕极了，不为了什么，哪有随随便便就把它担上肩膀的道理?”他们提出了这些疑问，自然要有个解答，以己度人，他们作如是想：“那一定是为自己的什么什么了。有了钱，自己的什么什么统可以解决，那么，一定是为的钱了。”于是传出上面所说的那个消息。——你晓得我所悲痛的是什么?我所悲痛的就是他们这样揣测完全表现了他们自己的心理，而这种心理，这样的自私，这样的卑鄙，简直是亡国破家的长养不来子孙的心理!
我不愿意告诉他们，我们的印刷费是你一块钱他两块钱凑集起来的，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人世间会有这样的事。我们本来可以把谁出一块钱，谁出两块钱，刊登在本刊以为凭信；但是，卑鄙的心理是什么都想得出的，他们不会说我们故意列出某人某人的姓名作为掩饰么?即使我们同人当着他们的眼，从衣袋里摸出一块两块钱来，他们不会说我们拿了若干若干的宣传费，特意吐出一块两块钱来遮人眼目么?所以我们不想辩白，只认他们自烂良心，自污人格，给他们一顿骂。
他们常常感慨道德沦亡，青年浮薄，似乎世间的直行美德只有他们还保守着。然而，他们偶一妄揣，误传消息，原形就显露了：原来他们是无上的自私者，是不知有群的鄙夫，是金钱座下的奴隶!道德，在哪里?淳朴，在哪里?让这些东西担负社会的责任，社会哪得不腐败!以这些东西作地方的栋梁，地方哪得不消沉!我相信一个社会一个地方要弄得好，须有许多高尚贞固的分子，须有许多阔大精深的人才。那些口里嚷着“道德道德”，而其实是鄙污不堪的东西，没有他们的份，应该淘汰，淘汰之后，社会地方才有新生的希望。
我们口里不嚷什么道德沦亡，然而幸免自私，言行如一，自以为具有那些东西所没有的一点美德。我们都是青年，不造谣言，不以小人之心度人，自以为比那些东西淳朴得多，而且还不屑与那些东西相比。我们各有一点能力，各有一种职业，虽然他们造我们的谣言，我们依旧可以从劳力所得之中取出一块两块钱来，继续做我们愿意做的事，自以为颇心安理得。——可是我们一点也不自满。我们觉得我们的力量太微弱了，只能出一张评论；我们又觉得我们的诚意太单薄了，并不能感化那些东西，却暴露了他们的丑恶。我们实在非常的不自满，我们口口声声说改善苏州，而苏州还是个萎靡破烂的苏州!
末了再说一句，我这些话是说给良心未烂人格未污的读者听的。
原载《苏州评论》第五期
（１９２６年６月３０日）。
愤愤
什么都不满意，什么都看不入眼，当然来了愤愤。
愤愤是一条毒蛇，它缠绕你的心，像蔓枝绕树。如果舍不得使用你的力量，那么，徒有愤愤而已，终于愤愤而已。
投入那不满意的看不入眼的事物中间去，勇往直前，像一个冲锋的战士,才能够抓住毒蛇,把它消灭。
用热情与真诚面对生活的人，得到的报酬是充实的生活，犹如打足了气的皮球。丰富的，是他，伟大的，是他。
原载《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九号
（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０日），系《卷头语》之一，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修改并加题。
“怎么能……”
“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吃的!”
“这样的材料，这样的裁剪，这样的料理，怎么能穿的!”
“这样的地方，既……，又……，怎么住得来!”
听这类话，立刻会想起这人是懂得卫生的法子的，非惟懂得，而且能够“躬行”。卫生当然是好事，谁都该表示赞同。何况他不满意的只是东西，材料，裁剪，料理，地方等等，并没有牵动谁的一根毫毛，似乎人总不应对他起反感。
反省是一面莹澈的镜子，它可以照见心情上的玷污，即使这玷污只有苍蝇脚那么细。说这类话的人且莫问别人会不会起反感，先自反省一下吧。
当这类话脱口而出的时候，未必怀着平和的心情吧。心情不平和，可以想见发出的是怎么一种声调。而且，目光，口腔，鼻子，从鼻孔画到口角的条纹，也必改了平时的模样。这心情，这声调，这模样，便配合成十足傲慢的气概。
傲慢必有所对。这难道对于东西等等而傲慢么?如果是的，东西等等原无所知，倒也没有什么，虽然傲慢总教人不大愉快。
但是，这实在不是对东西等等而傲慢。所谓“怎么能……”者，不是不论什么人“怎么能……”，乃是“我怎么能……”也。须要注意，这里省略了一个“我”字。“我怎么能……”的反面，不用说了，自然是“他们能……，他们配……，他们活该……”。那末，到底是对谁?不是对“我”以外的人而傲慢么?
对人傲慢的看自己必特别贵重。就是这极短的几句话里，已经表现出说话的是个丝毫不肯迁就的古怪的宝贝。他不想他所说“怎么能……”的，别人正在那里吃，正在那里穿，正在那里住，人总是个人，为什么人家能而他偏“怎么能……?”难道就因为他已经懂得卫生的法子么?他更不想他所说“怎么能……”的，还有人求之而不得，正在想“怎么能得到这个”呢。
对人傲慢的又一定遗弃别人。别人怎样他都不在意，但他自己非满足意欲不可的。“自私”为叶圣陶散文选集什么算是不好，要彻底讲，恐怕很难。姑且马虎一点说，那末，人间是人的集合，“自私”会把这集合分散，所以在人情上觉得它不好。不幸得很，不顾别人而自己非满足意欲不可的就是极端的自私者。
这样一想，这里头罅漏实在不少，虽然说话时并不预备有这些罅漏。可是，懂得卫生法子这一点总是好的，因为知道了生活的方法如何是更好。
不过生活是普遍于人间的。知道了生活方法如何是更好，在不很带自私气味的人就会想“得把这更好的普遍于人间才是”。于是来了种种的谋划，种种的努力。至于他自己，更不用担以外的心。更好的果真普遍了，会单把他一个除外么?
所以，知道更好的生活方法，吐出“怎么能……”一类的恶劣语，表示意欲非满足不可，满足了便沾沾自喜，露出暴发户似的亮光光的脸，这样的人虽然生活得很好，决不是可以感服的。在满面菜色的群众里吃养料充富的食品，在衣衫褴褛的群众里穿适合身体的衣服，羞耻也就属于这个人了；群众是泰然毫无愧怍的，虽然他们不免贫穷或愚蠢。
人间如真有所谓英雄，真有所谓伟大的人物，那必定是随时考查人间的生活，随时坚强地喊“人间怎么能……”，而且随时在谋划在努力的。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作
原载《文学周报》第二百四十一期
（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２日）。
白采
那一年我从直搬回苏州，一个晴朗的朝晨，白采君忽地来看我。先前没有通过信，来了这样轻装而背着画具的人，觉得突兀。但略一问答之后，也就了然，他是游苏州写风景来的，因为知道我的住址，顺便来看我。我始终自信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人，虽然有愿意了解别人以善意恳切对待别人的诚心，但是从小很少受语言的训练，在人前难得开口，开口又说不通畅，往往被疑为城府很深甚至是颇近傲慢的人。而白采君忽地来看我，我感激并且惭愧。
白采君颇白皙，躯干挺挺的使人羡慕。坐了一会，他说附近有什么可看的地方愿意去看看。我就同他到沧浪亭，在桥上望尚未凋残的荷盖。转到文庙，踏着泮池上没踝的丛草，蚱蜢之类便三三两两飞起来。
大成殿森然峙立在我们面前，微闻秋虫丝丝的声音，更显得这境界的寂寥。我们站在殿前的阴影里，不说话。白采君凝睛而望，一手按着内装画板的袋子。我想他找到画题了吧，看他作画倒是有味的事。但是他并不画，从他带笑的颧颊上知道他得到的感兴却不平常。
我想同他出城游虎丘，但是他阻住我，说太远了，他不愿多费我的时间，——其实我的时间算得什么。我声明无妨，他只是阻住，于是非分别不可了。就在文庙墙外，他雇了一头驴子，带着颇感兴趣的神情跨了上去。驴夫一鞭子，那串小铜铃康郎康郎作响，不多时就渺无所闻，只见长街远处小玩具似的背影在那里移动。
我的记性真不行，那一天谈些什么，现在全想不起来了。
后来也通过好几回信，都是简短的，并不能增进对于他的了解。但是他的几篇小说随后看到了，我很满意。我们读无论怎样好的文字，最初的感觉也无非是个满意，换句话说，就是字字句句入我意中，觉得应该这么说，不这么说就不对。但是，单说满意似乎太寒伧了，于是找些渊博的典雅的话来这样那样烘托，这就是文学批评。去年，他的深自珍秘的一首长诗《羸疾者的爱》刊布叶圣陶散文选集出来了，我读了如食异味，深觉与平日吃惯了的青菜豆腐乃至鱼肉不同，咀嚼之余，颇想写一点文字。但是念头一转，我又不懂什么文学批评，何必强作解人呢，就把这意思打消了。不过我坚强地相信这是一首好诗，虽然称道的人不大有。
去年冬，我们到江湾看子恺君的漫画。在立达学园门前散步的时候，白采君与别的几位教师从里面出来，就一一招呼，错落聚谈。白采君不是前几年的模样了，变得消瘦，黝黑，干枯，说话带伤风的鼻音。后来知道他有吐血的病。
今年大热天的一个午后，愈之君跑来突然说:“白采死了!”
“啊!”大家愕然。
我恍惚地想大概是自杀吧;当时虽不曾想到他的诗与小说，但是他的诗与小说早使我认定他是骨子里悲观的人。
经愈之君说明，才知道是病死在船上的。
“人生如朝露”等古老的感慨，心里固然没有，但是一个相识而且了解他的心情的人离开我们去了，永不回来了，决不是暂时的哀伤。
他的遗箧里有许多珍秘的作品，我愿意尽数地读它们。已经刊布的一篇诗一本小说集，近来特地检出来重读了。我们能更多地了解他，他虽然死了，会永远生存在我们的心里。
原载《一般》十月号（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５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
《创作号》就是这样的一本。这一本究竟有多少价值，哪几篇是比较更好的东西，都让读者去鉴定。如果说这一本还不差，编者自然欢喜；就希望作者们更加修练，更加精进，《小说月报》在这里等着刊载你们尤见光辉的名篇。或者说这一本很少价值，编者也并不爽然若失；因为好东西本来不是可以定制的，只要大家努力，不肯懈怠，好收成总在后头。
编者决不是一架天平。天平能把东西称量得一丝一毫没有差错，编者岂其伦呢?但是编者对于惠示的许多文篇，除了不能领悟的以及质料与技术很次的，也曾勉力减轻关于习染与癖好等种种障蔽，只求它完成或者接近完成就行。所以这一本里所收各篇，态度与情调几乎各色各样，殊非同趋。好在《小说月报》本来是“杂志”。
颇有人这样说，生活本身就是诗，就是艺术。现在这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时代，有胡适先生与几位外国朋友各表意见，尚无定论，但总之是个不寻常的时代，当无疑义。在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生活，大概尤其是诗的与艺术的吧。如果把它写下来，岂不是非常之好的东西。然而这类东西还少见。读者已经渴望好久了。因此在这里向作者们要求：提起你们的笔来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
附带声明：本期里没有刊登画幅。
原载《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七号
（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０日）原题《最后一页》，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两法师
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不过与希冀看一出著名的电影剧等的渴望并不一样。
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国初年；那时上海有一种《太平洋报》，其艺术副刊由李先生主编，我对于副刊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以后数年，听人说李先生已经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时，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见到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恺先生刊印《子恺漫画》，丏尊先生给它作序文，说起李先生的生活，我才知道得详明些；就从这时起，知道李先生现在称弘一了。
于是不免向子恺先生询问关于弘一法师的种种。承他详细见告。十分感兴趣之余，自然来了见一见的愿望，就向子恺先生说了。“好的，待有机缘，我同你去见他。”子恺先生的声调永远是这样朴素而真挚的。以后遇见子恺先生，他常常告诉我弘一法师的近况：记得有一次给我看弘一法师的来信，中间有“叶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觉惭愧，虽然“居士”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
前此一星期，饭后去上工，劈面来三辆人力车。最先是个和尚，我并不措意。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地向我颠头。我也颠头，心里就闪电般想起“后面一定是他”。人力车夫跑得很快，第三辆一霎经过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颔下有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这样想着，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的后影。
第二天，就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见。
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该是怎样，他的言论该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因此，在带着渴望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里，还掺着些惝的成份。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叶圣陶散文选集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叫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就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向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时，似乎该有好些抒情的话与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许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
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一法师问几时来的，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话。他的回答总是一句短语；可是殷勤极了，有如倾诉整个心愿。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十一点钟就开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钢琴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
“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前面。
“不，是这个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这位日本人道谢了，弘一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愿欲。
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著有《人生哲学》，席间他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
“惭愧，”弘一法师虔敬地回答，“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以学佛的人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依通常的见解，至少是一句笑话。那么，他有研究而不肯说么?只看他那殷勤真挚的神情，见得这样想时就是罪过。他的确没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师，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哪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觉得达到了怎样一种境界，或者比较落实一点儿。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觉健康，哀乐的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我就把这意思遣开；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
饭后，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师这个名字知道得很久了，并且见过他的文抄，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同去者计七八人。
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
惭愧，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背后。我在他背后这样想：
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丏尊先生告诉我，他曾经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见他是持律极严的。他念佛，他过午不食，都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达非由“外铄”的程度，人就只觉得他一切纯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这也是一种生活法，宗教家大概采用这种生活法。
他与我们差不多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如我，没有他的宗教的感情与信念，要过他那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为有点儿了解他，而且真诚地敬服他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哪一种生活法好呢?这是愚笨的无意义的问题。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别的都不行，夸妄的人却常常这么想。友人某君曾说他不曾遇见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与这个人对调的，这是踌躇满志的话。人本来应当如此，否则浮漂浪荡，岂不像没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说尤其要紧的是同时得承认别人也未必愿意与我对调。这就与夸妄的人不同了；有这么一承认，非但不菲薄别人，并且致相当的尊敬。彼此因观感而潜移默化的事是有的。虽说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坚壁；所谓圣贤者转移了什么什么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专事菲薄别人的人决不能转移了谁。
到新闸太平寺，有人家借这里办丧事，乐工以为吊客来了，预备吹打起来。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误会，说道，“他们都是佛教里的。”
寺役去通报时，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来（他平时穿的，袖子与我们的长衫袖子一样），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地静穆。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个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着，我想这一定就是了。果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就对这位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我心里肃然。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该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见这样可知完全不对。
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光亮；脑额很阔；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用戴了眼镜从眼镜上方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今来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对于这“慈悲，慈悲”，感到深长的趣味。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着机锋吧。没有人答应。弘一法师就指石岑先生，说这位先生看了语录的。
石岑先生因说也不专看哪几种语录，只曾从某先生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
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有道理；他说人眼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应该。他说来声色有点儿严厉，间以呵喝。我想这触动他旧有的忿忿了。虽然不很清楚佛家的“我执”“法执”的函蕴是怎样，恐怕这样就有点儿近似。这使我未能满意。
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
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佛家用因果来说，那就深奥得多。行善就有福，行恶就吃苦。人谁愿意吃苦呢?——他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师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
在佛徒中，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抄里，见有许多的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这想来由于他有很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不清楚。但或者还有别一个原因。一般信徒觉得那个“佛”太渺远了，虽然一心皈依，总不免感到空虚；而印光法师却是眼睛看得见的，认他就是现世的“佛”，虔敬崇奉，亲接謦，这才觉得着实，满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说，印光法师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师第三次“慈悲，慈悲”地恳求时，是说这里有讲经义的书，可让居士们“请”几部回去。这个“请”字又有特别的味道。
房间的右角里，装钉作似的，线装、平装的书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间纷纷飞散的那些宣传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黄智海演述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大圆居士说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口义》，李荣祥编的《印光法师嘉言录》三种。中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最好，详明之至。
于是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辞别。印光法师颠着头，从不大敏捷的动作上显露他的老态。待我们都辞别了走出房间，弘一法师伸两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随即脱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门内的包车上，方正平帖地把它折好包起来。
弘一法师就要回到江湾子恺先生的家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就向他告别。这位带有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将使我永远怀念了。
我们三个在电车站等车，滑稽地使用着“读后感”三个字，互诉对于这两位法师的感念。就是这一点，已足证我们不能为宗教家了，我想。
原载《民铎》第九卷第一号（１９２７年），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未厌集》前言
厌，厌足也。作小说虽不定是什么甚胜甚盛的事，也总得像个样儿。自家一篇一篇地作，作罢重复看过，往往不像个样儿。因此未能厌足。愿意以后多多修炼，万一有使自家尝味到厌足的喜悦的时候吧。又，厌，厌憎也。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察，似乎尚未厌世。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几篇小说集拢来付刊，就用“未厌”两字题之。
原载《未厌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８年１２月），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动摇》《追求》
革命的浪潮打动古老中国的每一颗心。摄取这许多心象，用解剖刀似的锋利的笔触来分析给人家看，是作者独具的手腕。由于作家的努力，我们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有了写大时代的文艺了。分开看时，三篇各自独立，合并起来看，又脉络贯通——亦惟一并看，更能窥见大时代的姿态。
原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二期
（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０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倪焕之》作者自记
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说什么话，我想是多余的事。要说的，说得清白的，应该在作品里都说了。要是怕作品里有些没有说，有些没有说清白，因而想另外说几句，这种求工好胜的心固然可邀谅解；但是，同样的一支笔，在另外的地方就会高明得多么?我不能相信。所以我每次刊行作集，都不曾加上什么话。
现在我还是这样想。这里单记着写作及出版的经过，以备遗忘。这篇小说，去年一月动手，十一月十五日作毕。中间分十二回，每回执笔接连七八天，写成一部分就投送《教育杂志》社。下笔不能轻快，成绩虽依然平常，而斟酌字句的癖习越来越深，所以每回的七八天，所有工余的闲暇差不多都给写作占去了。《教育杂志》把它登完以后，我没决定出单行本。是丏尊先生的意思，说送去付排吧。我仍然决不定，请他看了再说。他看过后，给我指示应行修改的处所，结末说不妨出版。我于是依他的意思修改，再送往开明书店发排。我不大欢喜校勘疏忽的书本，这回校自己的书，颇用了些心思。全书排成后又曾请调孚先生精细校阅。如果还有失校的处所，这本书苟有再版的机会，还是要把它改正的。
《文学周报》第三百七十期刊载茅盾先生的文字，论及我这一篇。因为他陈说的范围很广，差不多就是国内文坛概观，留心文事的人自会取《文学周报》来看，故而这里单把直接论及我这篇小说的转录了。丏尊先生的德行艺能，我向来心折，得他说几句话，并非欲夸耀于人，却自有说不出来的欢喜。他果如我的愿，为我写了一文。他们两位的文字里，都极精当地指摘我许多疵病。我承认这些疵病由于作者的力量不充实，我相信这些疵病超出修改的可能范围之外。现在既然不将这一篇毁了重来，在机构上，这些指摘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对于他们两位，我何敢泛泛言谢，心感而已。他们也有些奖赞的话，我看了真实惭愧。
应得说明，这篇里第二十二章的上半，是采用了一位敬爱的朋友的文字。他亲历这大事件，我叶圣陶散文选集没有；他记载这大事件生动而有力，我就采来插入需用的处所。因此，在笔调上，这一处与其他部分有些不同，应是又一端疵病。
曾有一位朋友问我，写这篇小说对于其中的谁最抱同感。我不能回答。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不敢存着玩弄的心思，我自以为这样的。因此就无所谓对谁最抱同感。然而，这就有人带讥含讽地用写实派的名称加给你了。我能说什么呢?
原载《倪焕之》
（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年８月），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致施蛰存
蛰存先生：
承饷鲈鱼，即晚食之，依来示所指，至觉鲜美。前在松江尝此，系红烧，加蒜焉，遂见寻常。俾合家得饫佳味，甚感盛贶。调孚振铎，亦云如是。今晨得一绝，书博一粲。
红腮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汤佐小醺。滋味清鲜何所拟，《上元镫》里诵君文。
弟叶绍钧十二月二十八日（十八年）
此信写于１９２９年。
收入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６年５月。
过去随谈
一
在中学校毕业是辛亥那一年。并不曾作升学的想头；理由很简单，因为家里没有供我升学的钱。那时的中学毕业生当然也有“出路问题”；不过像现在的社会评论家杂志编辑者那时还不多，所以没有现在这样闹闹嚷嚷的。偶然的机缘，我就当了初等小学的教员，与二年级的小学生作伴。钻营请托的况味没有尝过；照通常说，这是幸运。在以后的朋友中间有这么一位，因在学校毕了业将与所谓社会面对面，路途太多，何去何从，引起了甚深的怅惘；有一回偶游园林，看见澄清如镜的池塘，忽然心酸起来，强烈地萌生着就此跳下去完事的欲望。这样伤感的青年心情我可没有，小学教员是值得当的，我何妨当当，从实际说，这又是幸运。
小学教员一连当了十年，换过两次学校，在后面的两所学校里，都当高等班的级任；但也兼过半年幼稚班的课——幼稚班者，还够不上初等一年级，而又不像幼稚园儿童那样地被训练的，是学校里一个马马虎虎的班次。职业的兴趣是越到后来越好；因为后来几年中听到一些外来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自家也零零星星悟到一点儿，就拿来施行，而同事又是几位熟朋友的缘故。当时对于一般不知振作的同业颇有点儿看不起，以为他们德性上有污点；倘若大家能去掉污点，教育界一定会大放光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