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暑假后开始教中学生。那被邀请的理由有点儿滑稽。我曾经写些短篇小说刊载在杂志上。人家以为能写小说就是善于作文，善于作文当然也能教国文，于是我仿佛是颇为适宜的国文教师了。这情形到现在仍然不变，写过一些小说之类的往往被聘为国文教师，两者之间的距离似乎还不曾有人切实注意过。至于我舍小学而就中学的缘故，那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今年，曾经在五所中学三所大学当教员，教的都是国文；这一半是兼职，正业是书局编辑，叶圣陶散文选集连续七年有余了。大学教员我是不敢当的；我知道自己怎样没有学问，我知道大学教员应该怎样教他的科目，两相比并，我的不敢是真情。人家却说了：“现在的大学，名而已!你何必拘拘?”我想这固然不错；但是从“尽其在我”的意义着想，不能因大学不像大学，我就不妨去当不像大学教员的大学教员。所惜守志不严，牵于友情，竟尔破戒。今年在某大学教“历代文选”，劳动节的下一天，接到用红铅笔署名“Ｌ”的警告信，大意说我教的那些古旧文篇，徒然助长反动势力，于学者全无益处，请即自动辞职，免讨没趣云云。我看了颇愤愤：若说我没有学问，我承认；说我助长反动势力，我恨反动势力恐怕比这位Ｌ先生更真切些呢；倘若认为教古旧文篇就是助长反动势力的实证，不必问对于文篇的态度如何，那么他该叫学校当局变更课程，不该怪到我。后来知道这是学校波澜的一个弧痕，同系的教员都接到Ｌ先生的警告信，措辞比给我的信更严重，我才像看到丑角的丑脸那样笑了。从此辞去不教；愿以后谨守所志，“直到永远”。
自知就所有的一些常识以及好嬉肯动的少年心情，当个小学或初中的教员大概还适宜。这自然是不往根柢里想去的说法；如往根柢里想去，教育对于社会的真实意义（不是世俗认为的那些意义）是什么，与教育相关的基本科学内容是怎样，从事教育技术上的训练该有哪些项目，关于这些，我就与大多数教员一样，知道得太少了。
二
作小说的兴趣可以说因中学时代读华盛顿·欧文的《见闻录》引起的。那种诗味的描写，谐趣的风格，似乎不曾在读过的一些中国文学里接触过；因此我想，作文要如此才佳妙呢。开头作小说记得是民国三年；投寄给小说周刊《礼拜六》，登出来了，就继续作了好多篇。到后来，“礼拜六派”是文学界中一个卑污的名称，无异“海派”“黑幕派”等等。我当时的小说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后来相仿佛，浅薄诚然有之，如何恶劣却不见得，虽然用的工具是文言，还不免贪懒用一些成语典故。作了一年多就停笔了，直到民国九年才又动手。是颉刚君提示的，他说在北京的朋友将办一种杂志，写一篇小说付去吧。从此每年写成几篇，一直不曾间断，只有今年是例外，眼前是十月将尽了，还不曾写过一篇呢。
预先布局，成后修饰，这一类ＡＢＣ里所诏示的项目，总算尽可能的力实做的。可是不行；写小说的基本要项在乎有一双透彻观世的眼睛，而我的眼睛够不上；所以人家问我哪一篇最惬心时，我简直不能回答。为要写小说而训练自己的眼睛固可不必；但眼睛的训练实在是生活的补剂，因此我愿意对这方面致力。如果致力而有进益，由进益而能写出些比较可观的文篇，自是我的欢喜。
为什么近来渐渐少写，到今年连一篇也没有写呢?有一个浅近的比喻，想来倒很确切的。一个人新买一具照相机，不离手的对光，扳机，卷干片，一会儿一打干片完了，就装进一打，重又对光，扳机，卷干片。那时候什么对象都是很好的摄影题材；小妹妹靠在窗沿憨笑，这有天真之趣，照它一张；老母亲捧着水烟袋抽吸，这有古朴之致，照它一张；出外游览，遇到高树、流水、农夫、牧童，颇浓的感兴立刻涌起，当然不肯放过，也就逐一照它一张，洗出来时果能成一张像样的照相与否似乎不关紧要，最热心的是“搭”的一扳；面前是一个对象，对着它“搭”的扳了，这就很满足了。但是，到后来却有相度了一番终于收起镜箱来的时候。爱惜干片么?也可以说是，然而不是。只因希求于照相的条件比以前多了，意味要深长，构图要适宜，明暗要美妙，还有其他等等，相度下来如果不能应合这些条件，宁可收起镜箱了事；这时候，徒然一扳被视为无意义了。我从前多写只是热心于一扳，现在却到了动辄收起镜箱的境界，是自然的历程。
三
《中学生》主干曾嘱我说些自己修习的经历，如如何读书之类。我很惭愧，自计到今为止，没有像模像样读过书，只因机缘与嗜好，随时取一些书来看罢了。读书既没有系统，自家又并无分析和综合的识力，不能从书的方面多得到什么是显然的。外国文字呢?日文曾经读过葛祖兰氏的《自修读本》两册，但是像劣等学生一样，现在都还给老师了。至于英文，中学时代读得不算浅，读本是文学名著，文法读到纳司非尔的第四册呢；然而结果是半通不通，到今看电影字幕还不能完全明白。（我觉得读英文而结果如此的实在太多了。多少的精神和时间，终于不能完全看明白电影字幕!正在教英文读英文的可以反省一下了。）不去彻底修习，达到全通真通，当然是自家的不是；可是学校对于学生修习各项科目都应定一个毕业的最低限度，一味胡教而不问学生果否达到了最低限度，这不能不怪到学校了。外国文字这一工具既然不能使用，要接触些外国的东西只好看看译品，这就与专待喂养的婴孩同样可怜，人家不翻译，你就没法想。说到译品，等类颇多。有些是译者实力不充而硬欲翻译的，弄来满盘都错，使人怀疑外国人的思想话语为什么会这样奇怪不依规矩。有些据说为欲忠实，不肯稍事变更原文语法上的结构，就成为中国文字写的外国文。这类译品若请专读线装书的先生们去看，一定回答“字是个个识得的，但是不懂得这些字凑合在一起说些什么”。我总算能够硬看下去，而且大致有点儿懂，这不能不归功于读过两种读如未读的外国文。最近看到东华君译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清楚流畅，义无隐晦，以为译品像这个样子，庶几便于读者。声明一句，我不是说这本书就是翻译的模范作；我没有这样狂妄，会自认有评判译品高下的能力。
说起读书，十年来颇看到一些人，开口闭口总是读书，“我只想好好儿念一些书”，“某地方一个图书馆都没有，我简直过不下去”，“什么事都不管，只要有书读，我就满足了”，这一类话时时送到我的耳边；我起初肃然起敬，既而却未免生厌。那种为读书而读书的虚矫，那种认别的什么都不屑一做的傲慢，简直自封为人间的特殊阶级，同时给与旁人一种压迫，仿佛唯有他们是人间的智慧的笃爱者。读书只是至为平常的事而已，犹如吃饭睡觉，何必作为一种口号，惟恐不遑地到处宣传。况且所以要读书，从哲学以至于动植矿，就广义说，无非要改进人间的生活。光是“读”决非终极的目的。而那些“读书”“读书”的先生们似乎以为光是“读”最了不起，生活云云不在范围以内；这也引起我的反感。我颇想标榜“读书非究竟义谛主义”——当然只是想想罢了，宣言之类并未写过。或者有懂得心理分析的人能够说明我之所以有这种反感，由于自家的头脑太俭了，对于书太疏阔了，因此引起了嫉妒，而怎样怎样的理由是非意识地文饰那嫉妒的丑脸的。如果被判定如此，我也不想辩解，总之我确然曾有这样的反感。至于那些将读书作口号的先生们是否真个读书，我不得而知；可是有一层，从其中若干人的现况上看，我的直觉的批评成为客观的真实了。他们果然相信自己是人间智慧的宝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得便时抛开了为读书而读书的招牌，就不妨包办一切；他们俨然承认自己是人间的特殊阶级，虽在极微细的一谈笑之顷，总要表示外国人提出来的“高等华人”的态度。读书的口号，包办—切，“高等华人”，这其间仿佛有互相纠缠的关系似的。
四
我与妻结婚是由人家做媒的，结婚以前没有会过面，也不曾通过信。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散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心窝的两件大事。到现在十四年了，依然很爱好。对方怎样的好是彼此都说不出的，只觉很合适，更合适的情形不能想象，如是而已。
这样打彩票式的结婚当然很危险的，我与妻能够爱好也只是偶然；迷信一点儿说，全凭西湖白云庵那位月下老人。但是我得到一种便宜，不曾为求偶而眠思梦想，神魂颠倒；不曾沉溺于恋爱里头，备尝甜酸苦辣各种滋味。图得这种便宜而去冒打彩票式的结婚的险，值得不值得固难断言；至少，青年期的许多心力和时间是挪移了过来，可以去对付别的事了。
现在一般人不愿冒打彩票式的结婚的险是显然的，先恋爱后结婚成为普遍的信念。我不菲薄这种信念，它的流行也有所谓“必然”。我只想说那些恋爱至上主义者，他们得意时谈心，写信，作诗，看电影，游名胜，失意时伤心，流泪，作诗（充满了惊叹号），说人间最不幸的只有他们，甚至想投黄浦江；像这样把整个生命交给恋爱，未免可议。这种恋爱只配资本家的公子“名门”的小姐去玩的。他们享用的是他们的父亲祖先剥削得来的钱，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未入母腹时早就安排停当，他们看世界非常太平，没有一点儿问题；闲暇到这样地步却也有点儿难受，他们于是就恋爱这个题目，弄出一些悲欢哀乐来，总算在他们空白的生活录上写下了几行。如果不是闲暇到这样的青年男女也想学步，那惟有障碍自己的进路，减损自己的力量而已。
人类不灭，恋爱也永存。但是恋爱各色各样。像公子小姐们玩的恋爱，让它“没落”吧!
原载《中学生》第十一号（１９３０年１２月），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牵牛花
手种牵牛花，接连有三四年了。水门汀地没法下种，种在十来个瓦盆里。泥是今年又明年反复用着的，无从取得新的泥来加入。曾与铁路轨道旁种地的那个北方人商量，愿出钱向他买一点儿，他不肯。
从城隍庙的花店里买了一包过磷酸骨粉，掺和在每一盆泥里，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墙脚，从墙头垂下十条麻线，每两条距离七八寸，让牵牛的藤蔓缠绕上去。这是今年的新计划，往年是把瓦盆摆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这样，藤蔓很容易爬到了墙头；随后长出来的互相纠缠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来，但末梢的嫩条便又蛇头一般仰起，向上伸，与别组的嫩条纠缠，待不胜重量时重演那老把戏；因此墙头往往堆积着繁密的叶和花，与墙腰的部分不相称。今年从墙脚爬起，沿墙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会好一点儿；而且，这就将有一垛完全是叶和花的墙。
藤蔓从两瓣子叶中间引伸出来以后，不到一个月功夫，爬得最快的几株将要齐墙头了。每一个叶柄处生一个花蕾，像谷粒那么大，便转黄萎去。据几年来的经验，知道起头的一批花蕾是开不出来的；到后来发育更见旺盛，新的叶蔓比近根部的肥大，那时的花蕾才开得成。
今年的叶格外绿，绿得鲜明；又格外厚，仿佛丝绒剪成的。这自然是过磷酸骨粉的功效。他日花开，可以推知将比往年的盛大。
但兴趣并不专在看花，种了这小东西，庭中就成为系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毕回来，不觉总要在那里小立一会儿。那藤蔓缠着麻线卷上去，嫩绿的头看似静止的，并不动弹；实际却无时不回旋向上，在先朝这边，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边了。前一晚只是绿豆般大一粒嫩头，早起看时，便已透出二三寸长的新条，缀一两张长满细白绒毛的小叶子，叶柄处是仅能辨认形状的小花蕾，而末梢又有了绿豆般大—粒嫩头。有时认着墙上的斑剥痕想，明天未必便爬到那里吧；但出牵牛花乎意外，明晨竟爬到了斑剥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功夫!“生之力”不可得见；在这样小立静观的当儿，却默契了“生之力”了。渐渐地，浑忘意想，复何言说，只呆对着这一墙绿叶。
即使没有花，兴趣未尝短少；何况他日花开，将比往年盛大呢。
原载《北斗》创刊号（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０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闻警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日子!这一天的晚间十时，日本满铁守备队开始军事行动，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攫取满蒙的第一手!
十九日晨，他们占领沈阳，同时宽城子、牛庄、安东、营口、抚顺等处也被日军占领。今天报载昨天（二十日）的消息，葫芦岛、连山湾等处续被攻占；长春县城被焚毁，长官多遭杀害。明天又将有何等惨痛的消息，现在不得而知。总之，日本帝国主义的狠心与贪欲已如旺盛的火焰，正在蔓延开来。
对于对等的国家，使用这样凶暴蛮横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不爱惜他们国家的名誉，竟然做了出来。试问，身被毒害的我们忍受得了么?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是庚子以来最重大的耻辱!
日本帝国主义棘手于他们国内的不景气，另一方面对于苏俄的五年计划感到很大的威胁，因而攫取满蒙的野心十分迫切。近见欧洲方面经济恐慌，各国都在那里皇皇然图谋自保，而我国则既多纷争，又被重灾，他们以为这是稍纵即逝的难得的时机，就毫不顾忌地遂行他们的劫夺。
以前种种的利用与威胁，明取与暗占，是准备，是伏线。九月十八夜的炮声才是大张晓谕地宣告，他们现在来了，他们现在动手了!
日本在我国的投资，东北占十分之七。日本学校社会间用来互相勖勉的一句话是“到满蒙去”。他们对于攫取满蒙处心积虑，抱着绝对的决心。所以这次的事件虽似突发，实在是势所必至的。但是，身被毒害的我们忍受得了么?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是庚子以来最重大的耻辱!
“其曲在彼”，“理直气壮”，这些话是弱者当无可奈何时用来自慰的，或许又将听到了吧。向世界公告，在国联提出等对策，那是已经在那里着手了。然而在现今的世界上，公理是拜伏在炮口之下的；换句话说，真正的公理要等世界换过叶圣陶散文选集面目之后方才落胎。那么这些对策的效果如何也就不难揣度了。
热血的青年听到这样重大事件的消息无不愤怒，激昂，同时内问自己，外问同辈，遭逢这样的时势应当怎样自处。我们以为第一就应当认识公理——认识现今世界上所谓公理者是怎样委琐、卑鄙、不值齿及的东西!
第二应当认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素质、机构及其运用，将是我辈青年今后最切要的研究课题。要制敌必须详知敌方的底蕴，大家该立下这样的信念。
第三应当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怎样的力量，患怎样的病害，都要客观地加以检讨。检讨过后，对于所有的力量才可以设法扩充，纵使进展迟缓，扩充得一分一毫全是有用的；对于所患的病害自须努力排除，无论病在知识、技术或者一种制度、一个阶级，都须给它注射充量的解毒剂。
睁开眼睛，我们青年从事认识吧!我们将来的工作与事业就从这里开始!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日子!
原载《中学生》第十八月号（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今天天气好啊！”
《自由谈》,这是个幻影似的名词。从前秦始皇的时代,两个人在路上碰见了,停了步,谈一句两句话，就犯死罪；谈的什么话是不问的。后来虽然没有这样干脆简单的法令，但是一方面有示范作式的教条，教训人们谈话应该怎样谈；另一方面又有多少条多少款的律文，规定人们谈话不许怎样谈。在这双方钳制之下，哪里有什么“自由谈”？
我们听到的一些谈论，看到的一些文篇，都是苟存在这双方钳制的夹缝里的。不触着这一边，也不冒犯那一边，才得以说出来，写下来，给我们听到看到。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谈论就只好咽下肚去，让它烂掉；文篇呢，劈版，收毁，禁止投递，它的灾难何止一端。于是我们就无缘听到看到了。
环境如此，人们就变得异样机警，非常圆滑。怎样才能在双方钳制的夹缝里转侧自如，成为立言持论的人的必修科目。对于这个科目修习得太到家了，有时候竟会起一种幻觉，把自己所处的关缝收缩得更窄些。试举一个例子，近来北平有许多学者主张定北平为文化城，撤除军备，免遭日本飞机大炮的蹂躏；但是在他们的意见书里，却只含胡地指称“敌人”，绝对不见“日本”二字。他们大概是这样想的：若在这“未雨绸缪”的意见书里交代明白，说为的是日本，未免太使日本难堪了。
想谈张君，恐怕张君生心，不谈。想谈李君，恐怕李君动怒，不谈。谈谈甲事乙事吧，又恐怕跟甲事乙事有关的赵君王君不高兴，也只好不谈。于是谈天气。但是说天气不好还是不行，也许会冒犯了冥漠无言的大自然，忽地来一阵烈风暴雨，吹痛了头脑，沾湿了衣裳。“推头着壁”，只有说天气好是唯一妥当的办法。所以，两个人遇见了，往往异口同声地说，“今天天气好啊!”
原载《申报·自由谈》（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文明利器”
以前，商店逢到“特别大减价”“多少周年纪念”的时候，就雇几名军乐队（乐字通常念作快乐的乐）吹吹打打,借此吸引过路人的注意。现在，这办法似乎淘汰了。只在偏僻的小马路上，偶尔还有几家背时的小商店送出喇叭和竖笛的合奏，调子是《毛毛雨》或者《妹妹，我爱你》。过路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头也不回地走过了。这寂寞的音乐只有屋檐下的布市招寂寞地听着。
现在，上海的商店有了另外的引人注意的办法。即使并非“特别大减价”“多少周年纪念”，他们也要装一具收音机在当门的屋檐下。好在播音台那么多，从清早到深夜可以不断地收音，他们就一直把机关开着。于是，电车汽车声闹成一片的空间，又掺入了三弦叮咚的“弹词”，癞皮声音的《哭妙根笃爷》，老枪喉咙的《毛毛雨》和《妹妹，我爱你》，诸如此类。
但是，这办法也未必真能够引人注意。只在刚流行的时候，装有收音机的商店前站着几个抬头呆望的过路人。到后来就同雇几名军乐队吹吹打打的一样，你尽管“弹词”《妹妹，我爱你》，过路人还是走他的路。看看店里的伙计，似乎也没有一个在那里听这些“每天的老调”。那么，收音机收了音究竟给谁听呢?这大概只有市招知道了。然而新装收音机的还陆续有增加，好像没有收音机就失了大商店的体统似的。
我家左邻有一具收音机，发音清楚而洪亮，品质大概是不坏的。可是他们对付这家伙的办法太妙了。他们时时在那里旋转那刻度器，老生唱了半句，就来了女声的小调，一曲小调没有完，又来了高亢的西洋喉咙……他们到底想听什么，三四个月来我还不曾考察明白。也许他们的兴趣就在旋转那刻度器吧。否则就在“有”一具收音机!收音机是时髦，人家都“有”，他们就非“有”不可。
又听说上海有好多吸鸦片的人懒得出门，就利用收音机来互通声气。有几个自设播音台，在夜间一两点的时候，从鸦片榻上播音道：“张老三，吃过夜饭么?”“李老四，明天晚上的麻将局有叶圣陶散文选集你，不要起得太迟了。”啊，现代文明的生活!
说“收音机救国”（前天报上登载了吴稚晖君“马达救国”的谈话，我这语式是有来历的）固然近乎荒诞不经；然而收音机这家伙如果能好好利用，譬如说，用来团结大众的意志，传授真实的知识，报告确切的消息……那么，从社会的观点说，它的价值的确是了不起的。反过来，如果它仅成为“街头军乐队”的代替品,仅成为商店与人家的点缀品，仅成为吸鸦片的人的通信机，传送的又仅是“哭谁的爷”“哭谁的娘”之类，试问，社会上又何贵乎有这等“奇技淫巧”的玩意儿?
一切所谓“文明利器”，其价值都不存在于本身，而存在于对社会的影响。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它被操持在谁的手里；二，它被怎样地利用。就说马达。像美国，总算马达很不少的国度了，然而都会的大道上有大队的饥民奏着饥饿进行曲。这就因为所有的马达操持在资本家手里的缘故。假如那些马达也有饥民的份，饥民就不是饥民了。那时候，马达的价值岂止可以“救国”而已?又如飞机。苏联用飞机散播种子，扑灭害虫。这就扩大了人类战胜天然的能力，飞机的价值何等高贵。但是，飞机被用作轰炸机侦察机的时候，除了在军缩会议中斤斤计较的野心家以外，谁还承认它的价值呢?
原载《申报·自由谈》（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３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看月
住在上海“弄堂房子”里的人对于月亮的圆缺隐现是不甚关心的。所谓“天井”，不到一丈见方的面积。至少十六支光的电灯每间里总得挂一盏。环境限定，不容你有关心到月亮的便利。走到路上，还没“断黑”已经一连串地亮了街灯。有月亮吧，就像多了一盏灯。没有月亮吧，犹如一盏街灯损坏了，没有亮起来。谁留意这些呢?
去年夏天，我曾经说过不大听到蝉声，现在说起月亮，我又觉得许久不看见月亮了。只记得某夜夜半醒来，对窗的收音机已经沉寂，隔壁的“麻将”也歇了手，各家的电灯都已熄灭，一道像牙色的光从南窗透进来，把窗棂印在我的被袱上。我略微感到惊异，随即想到原来是月亮光。好奇地要看看月亮本身，我向窗外望。但是，一会儿月亮被云遮没了。
从北平来的人往往说在上海这地方怎么“呆”得住。一切都这样紧张。空气是这样龌龊。走出去很难得看见树木。诸如此类，他们可以举出一大堆。我想，月亮仿佛失掉了这一点，也该列入他们认为上海“呆”不住的理由吧。假若如此，我倒并不同意。在生活的诸般条件里列入必须看月亮一项，那是没有理由的。清旷的襟怀和高远的想像力未必定须由对月而养成。把仰望的双眼移到地面，同样可以收到修养上的效益，而且更见切实。可是我并非反对看月亮，只是说即使不看也没有什么关系罢了。
最好的月色我也曾看过。那时在福州的乡下，地当闽江一折的那个角上。某夜，靠着楼栏直望。闽江正在上潮，受着月光，成为水银的洪流。江岸诸山略微笼罩着雾气，好像不是平日看惯的那几座山了。月亮高高停在天空，非常舒泰的样子。从江岸直到我的楼下是一大片沙坪，月光照着，茫然一白，但带点儿青的意味。不知什么地方送来晚香玉的香气。也许是月亮的香气吧，我这么想。我心中不起一切杂念，大约历一刻钟之久，才回转身来。看见蛎粉墙上印着我的身影，我于是重又意识到了我。
那样的月色如果能得再看几回，自然是愉悦叶圣陶散文选集的事，虽然前面我说过“即使不看也没有什么关系”。
原载《中学生》第三十七号
（１９３３年９月１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读经
六月间，报载广东电讯。粤省政府主席陈济棠提案，各学校应注重读《五经》《四书》，每周至少在六小时以上，……案经省府全体通过后，令教育厅即日遵行云云。
上海某报对于这事件特撰评论，有以下的一些话：“十五年来，自北大所谓新潮流发生之后，斥经书为死物，詈礼教为桎梏。……于文字则尚白话，而欲尽燔旧时典籍，虽二十四史亦不过一部相斫书。于人生则竞吹解放，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目为洪水猛兽。然行之数年，黉舍中之课艺，求一文从字顺者不可或得；而礼教既倒，共产党乃遍于中国矣。”篇末说，“陈氏虽武夫，而此举固未可厚非者也。”
这样的电讯，这样的评论，在有些人看来，一定觉得“正中下怀”。青年的心性太活跃了，自由探索的勇气犹如不羁的马。给他们以有形的束缚，他们会跳起来闹什么风潮。给他们以无形的桎梏，让他们的心思才力慢慢地腐败下去，这才不至于出什么乱子。于是那些人的权势得以稳固，天下得以太平，秦始皇所梦想的，他们得以亲身经历。此所以在如今时代，青年又将有“读经”的福分。
“读经”，怎样读呢?当然还是照传统的方法，像画符念咒那样地读。读了之后感到一种神秘的麻醉力，仿佛喝了过量的酒。于是写起文章发起言论来，无不如从前应制的经义：或者作一字一名的钻研，走到所谓“雕虫小技”的“牛角尖”里去。至于行为方面，就不折不扣当那些提倡读经的人的“帮闲”，作维护封建势力的篱笆。这时候，那些提倡读经的人是踌躇满志了；但是，被迫读经的青年却给葬送了!
所谓“经”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读经的人未必知晓，就是作前面所引的那篇评论的作者又何尝认识得清楚。所谓“经”乃是古代的文化史料。在大学生及专门家，如果研究古代的文化，“经”是必要的对象的一部分。研究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是取客观态度的，既不奉为神圣，也不“斥为死读经物”，只还它个本来面目。这并不是“读经”。“读经”这勾当与基督教的“查经班”所做的工作大致相当，在研究者是无所用之的。
中等学生并不担负研究古代文化的责任。他们有历史、文学等课程，从这些课程他们会接触古代文化。假如嫌仅仅接触还不够，要他们与大学生和专门家一样，去研究古代文化，对各种“经”下功夫，这已经是责望非人，而且紊乱了教育系统。何况所谓“读经”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青年去上“查经班”，希望收到麻醉的效果。这不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吗?
那个电讯刊出以后，过了若干天，又见报载广东各校即日读经之说，查无其事云云。“查无其事”，我们也并不乐观。这个年头，有人正要把整个教育系统“读经化”呢!
原载《中学生》第三十七号
（１９３３年９月１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说书
因为我是苏州人，望道先生要我谈谈苏州的说书。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起，私塾里放了学，常常跟着父亲去“听书”。到十三岁进了学校才间断，这几年间听的“书”真不少。“小书”如《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如《三国志》《水浒》《英烈》《金台传》，都不止听一遍，最多的听到三遍四遍。但是现在差不多忘记干净了，不要说“书”里的情节，就是几个主要人物的姓名也说不齐全了。
“小书”说的是才子佳人，“大书”说的是历史故事跟江湖好汉，这是大概的区别。“小书”在表白里夹着唱词，唱的时候说书人弹着三弦；如果是双档（两个人登台），另外一个就弹琵琶或者打铜丝琴。“大书”没有唱词，完全是表白。说“大书”的那把黑纸扇比较说“小书”的更为有用，几乎是一切“道具”的代替品，诸葛亮不离手的鹅毛扇，赵子龙手里的长枪，李逵手里的板斧，胡大海手托的千斤石，都是那把黑纸扇。
说“小书”的唱词据说是依“中州韵”的，实际上十之八九是方音，往往勹∠不分，“真”“庚”同韵。唱的调子有两派：一派叫“马调”，一派叫“俞调”。“马调”质朴，“俞调”婉转。“马调”容易听清楚，“俞调”抑扬太多，唱得不好，把字音变了，就听不明白。“俞调”又比较是女性的，说书的如果是中年以上的人，勉强逼紧了喉咙，发出撕裂似的声音来，真叫人坐立不安，浑身肉麻。
“小书”要说得细腻。《珍珠塔》里的陈翠娥见母亲势利，冷待远道来访的穷表弟方卿，私自把珍珠塔当作干点心送走了他。后来忽听得方卿来了，是个唱“道情”的穷道士打扮，要求见她。她料知其中必有蹊跷，下楼去见他呢还是不见他，踌躇再四，于是下了几级楼梯就回上去，上去了又走下几级来，这样上上下下有好多回，一回有一回的想头。这段情节在名手有好几天可以说。其时听众都异常兴奋，彼此猜测，有的说“今天陈小姐总该下楼梯了”，有的说“我看明天还得回上去呢”。
“大书”比较“小书”尤其着重表演。说书人坐叶圣陶散文选集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张半桌，偶然站起来，也不很容易回旋，可是像演员上了戏台一样，交战，打擂台，都要把双方的姿态做给人家看。据内行家的意见，这些动作要做得沉着老到，一丝不乱，才是真功夫。说到这等情节自然很吃力，所以这等情节也就是“大书”的关子。譬如听《水浒》，前十天半个月就传说“明天该是景阳冈打虎了”，但是过了十天半个月，还只说到武松醉醺醺跑上冈子去。
说“大书”的又有一声“咆头”，算是了不得的“力作”。那是非常之长的喊叫，舌头打着滚，声音从阔大转到尖锐，又从尖锐转到奔放，有本领的喊起来，大概占到一两分钟的时间：算是勇夫发威时候的吼声。张飞喝断灞陵桥就是这么一声“咆头”。听众听到了“咆头”，散出书场来还觉得津津有味。
无论“小书”和“大书”，说起来都有“表”跟“白”的分别。“表”是用说书人的口气叙述；“白”是说书人说书中人的话。所以“表”的部分只是说书人自己的声口，而“白”的部分必须起角色，生旦净丑，男女老少，各如书中人的身份。起角色的时候，大概贴旦丑角之类仍用苏白，正角色就得说“中州韵”，那就是“苏州人说官话”了。
说书并不专说书中的事，往往在可以旁生枝节的地方加入许多“穿插”。“穿插”的来源无非《笑林广记》之类，能够自出心裁的编排一两个“穿插”的当然是能手了。关于性的笑话最受听众欢迎，所以这类“穿插”差不多每回可以听到。最后的警句说了出来之后，满场听众个个哈哈大笑。一时合不拢嘴来。
书场设在茶馆里。除了苏州城里，各乡镇的茶馆也有书场。也不止苏州一地，大概整个吴方言区域全是这批说书人的说教地。直到如今还是如此。听众是士绅以及商人，以及小部分的工人农民。从前女人不上茶馆听书，现在可不同了。听书的人在书场里欣赏说书人的艺术，同时得到种种的人生经验：公子小姐的恋爱方式，何用式的阴谋诡计，君师主义的社会观，因果报应的伦理观，江湖好汉的大块分金，大碗吃肉，超自然力的宰制人间，无法抵抗……也说不尽这许多，总之，那些人生经验是非现代的。
现在，书场又设到无线电播音室里去了。听众不用上茶馆，只要旋转那“开关”，就可以听到叮叮咚咚的弦索声或者海瑞、华太师等人的一声长嗽。非现代的人生经验利用了现代的利器来传播。这真是时代的讽刺。
原载《太白》第一卷第二期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５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昆曲
昆曲本是吴方言区域里的产物，现今还有人在那里传习。苏州地方，曲社有好几个。退休的官僚，现任的善堂董事，从课业练习簿的堆里溜出来的学校教员，专等冬季里开栈收租的中年田主少年田主，还有诸如此类的一些人，都是那几个曲社里的社员。北平并不属于吴方言区域，可是听说也有曲社，又有私家聘请了教师学习的，在太太们，能唱几句昆曲算是一种时髦。除了这些“爱美的”唱曲家偶尔登台串演以外，职业的演唱家只有一个班子，这是唯一的班子了，就是上海“大千世界”的“仙霓社”。逢到星期日，没有什么事来逼迫，我也偶尔跑去看他们演唱，消磨一个下午。
演唱昆曲是厅堂里的事。地上铺一方红地毯，就算是剧中的境界；唱的时候，笛子是主要的乐器，声音当然不会怎么响，但是在一个厅堂里，也就各处听得见了。搬上旧式的戏台去，即使在一个并不宽广的戏院子里，就不及平剧那样容易叫全体观众听清。如果搬上新式的舞台去，那简直没法听，大概坐在第五六排的人就只看见演员拂袖按鬓了。我不曾做过考据功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演唱昆曲的戏院子。从一些零星的记载看来，似乎明朝时候只有绅富家里养着私家的戏班子。《桃花扇》里有陈定生一班文人向阮大铖借戏班子，要到鸡鸣埭上去吃酒，看他的《燕子笺》，也可以见得当时的戏不过是几十个人看看罢了。我十几岁的时候，苏州城外有演唱平剧的戏院子两三家，演唱昆曲的戏院子是不常有的，偶尔开设起来，开锣不久，往往因为生意清淡就停闭了。
昆曲彻头彻尾是士大夫阶级的娱乐品，宴饮的当儿，叫养着的戏班子出来演几出，自然是满惬意的。而那些戏本子虽然也有幽期密约，盗劫篡夺，但是总要归结到教忠教孝，劝贞劝节，神佛有灵，人力微薄，这就除了供给娱乐以外，对于士大夫阶级也尽了相当的使命。就文词而言，据内行家说，多用词藻故实是不算希奇的，要像元曲昆曲那样亦文亦话才是本色。但是，即使像了元曲，又何尝能够句句像口语一样听进耳朵就明白?再说，昆曲的调子有非常迂缓的，一个字延长到十几拍，那就无论如何讲究辨音，讲究发声跟收声，听的人总之难以听清楚那是什么字了。所以，听昆曲先得记熟曲文；自然，能够通晓曲文里的故实跟词藻那就尤其有味。这又岂是士大夫阶级以外的人所能办到的?当初编撰戏本子的人原来不曾为大众设想，他们只就自己的天地里选一些材料，编成悲欢离合的故事，藉此娱乐自己，教训同辈，或者发发牢骚。谁如果说昆曲太不顾到大众，谁就是认错了题目。
昆曲的串演，歌舞并重。舞的部分就是身体的各种动作跟姿势，唱到哪个字，眼睛应该看哪里，手应该怎样，脚应该怎样，都由老师傅传授下来，世代遵守着。动作跟姿势大概重在对称，向左方做了这么—个舞态，接下来就向右方也做这么一个舞态，意思是使台下的看客得到同等的观赏。譬如《牡丹亭》里的《游园》一出，杜丽娘小姐跟春香丫头就是一对舞伴，从闺中晓妆起，直到游罢回家止，没有一刻不是带唱带舞的，而且没有一刻不是两人互相对称的。这一点似乎比较平剧跟汉调来得高明。前年看见过一本《国剧身段谱》，详记平剧里各种角色的各种姿势，实在繁复非凡；可是我们去看平剧，就觉得演员很少有动作，如《李陵碑》里的杨老令公，直站在台上尽唱，两手插在袍甲里，偶尔伸出来挥动一下罢了。昆曲虽然注重动作跟姿势，也要演员能够体会才好，如果不知道所以然，只是死守着祖传来表演，那就跟木偶戏差不多。
昆曲跟平剧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然而后者比较适合于市民，而士大夫阶级已无法挽救他们的没落，昆曲恐将不免于淘汰。这跟麻将代替了围棋，豁拳代替了酒令，是同样的情形。虽然有曲社里的人在那里传习，然而可怜得很，有些人连曲文都解不通，字音都念不准，自以为风雅，实际上却是薛蟠那样的哼哼，活受罪，等到一个时会到来，他们再没有哼哼的余闲，昆曲岂不将就此“绝响”?这也没有什么可惜，昆曲原不过是士大夫阶级的娱乐品罢了。
有人说，还有大学文科里的“曲学”一门在。大学文科分门这样细，有了诗，还有词，有了词，还有曲，有了曲，还有散曲跟剧曲，有了剧曲，还有元曲研究跟传奇研究，我只有钦佩赞叹，别无话说。如果真是研究，把曲这样东西看作文学史里的一宗材料，还它个本来面目，那自然是正当的事。但是人的癖性往往会因为亲近了某种东西，生出特别的爱好心情来，以为天下之道尽在于此。这样，就离开研究二字不止十里八里了。我又听说某一所大学里的“曲学”一门功课，教授先生在教室里简直就教唱昆曲，教台旁边坐着笛师，笛声嘘嘘地吹起来，教授先生跟学生就一同嗳嗳嗳……地唱起来。告诉我的那位先生说这太不成话了，言下颇有点愤慨。我说，那位教授先生大概还没有知道，“仙霓社”的台柱子，有名的巾生顾传玠，因为唱昆曲没前途，从前年起丢掉本行，进某大学当学生去了。
这一回又是望道先生出的题目。真是漫谈，对于昆曲一点儿也没有说出中肯的话。
原载《太白》第一卷第三期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０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三种船
一连三年没有回苏州去上坟了。今年秋天有点儿空闲，就去上一趟坟。上坟的意思无非是送一点钱给看坟的坟客，让他们知道某家的坟还没有到可以盗卖的地步罢了。上我家的坟得坐船去。苏州人上坟向来大都坐船，天气好，逃出城圈子，在清气充塞的河面上畅快地呼吸一天半天，确是非常舒服的事。这一趟我去，雇的是一条熟识的船。涂着的漆差不多剥光了，窗框歪斜，平板破裂，一副残废的样子。问起船家，果然，这条船几年没有上岸修理了。今年夏季大旱，船只好胶住在浅浅的河浜里，哪里还有什么生意，又哪里来钱上岸修理。就是往年，除了春季上坟，船也只有停在码头上迎晓风送夕阳的份儿。近年来到各乡各镇去，都有了小轮船，不然，可以坐绍兴人的“当当船”，也不比小轮船慢，而且价钱都很便宜。如果没有上坟这件事，苏州城里的船恐怕只能劈做柴烧了。而上坟的事大概是要衰落下去的，就像我，已经改变为三年上一趟坟了。
苏州城里的船叫做“快船”，与别地的船比起来，实在是并不快的。因为不预备经过什么长江大湖，所以吃水很浅，船底阔而平。除了船头是露天以外，分做头舱中舱和艄篷三部分。头舱可以搭高，让人站直不至于碰头顶。两旁边各有两把或者三把小巧的靠背交椅，又有小巧的茶几。前檐挂着红绿的明角灯，明角灯又挂着红绿的流苏。踏脚的是广漆的平板，一般是六块，由横的直的木条承着。揭开平板，下面是船家的储藏库。中舱也铺着若干块平板，可是差不多贴着船底，所以从头舱到中舱得跨下一尺多。中舱两旁边是两排小方窗，上面的一排可以吊起来，第二排可以卸去，以便靠着船舷眺望。以前窗子都配上明瓦，或者在拼凑的明瓦中间镶这么一小方玻璃，后来玻璃来得多了，就完全用玻璃。中舱与头舱艄篷分界处都有六扇书画小屏门，上方下方装在不同的几条槽里，要开要关，只须左右推移。书画大多是金漆的，无非“寒雨连江夜入吴”，“月叶圣陶散文选集落乌啼霜满天”以及梅兰竹菊之类。中舱靠后靠右搁着长板，供客憩坐。如果过夜，只要靠后多拼一两条长板，就可以摊被褥。靠左当窗放—张小方桌，方桌旁边四张小方凳。如果在小方桌上放上圆桌面，十来个人就可以聚餐。靠后靠右的长板以及头舱的平板都是座头，小方凳摆在角落里凑数。末了儿说到艄篷，那是船家整个的天地。艄篷同头舱一样，平板以下还有地位，放着锅灶碗橱以及铺盖衣箱种种东西。揭开一块平板，船家就蹲在那里切肉煮菜。此外是摇橹人站着摇橹的地方。橹左右各一把，每把由两个人服事，一个当橹柄，一个当橹绳。船家如果有小孩，走不来的躺在困桶里，放在翘起的后艄，能够走的就让他在那里爬，拦腰一条绳拴着，系在篷柱上，以防跌到河里去。后艄的一旁露出四条棍子，一顺地斜并着，原来大概是护船的武器，后来转变成装饰品了。全船除着水的部分以外，窗门板柱都用广漆，所以没有其他船上常有的那种难受的桐油气味。广漆的东西容易擦干净，船旁边有的是水，只要船家不懒惰，船就随时可以明亮爽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