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不能不用公文。不用公文，一些公务人员就得时时刻刻跑来跑去，关照这一件，报告那一件，多么麻烦。虽说现在各地有了长途电话，不用跑来跑去同样可以关照和报告，可是电话不留痕迹，要留个凭据备他日稽考，还得用公文。不过公文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乃是实际的事务。为了要办理事务，所以要发送公文。根据了公文，还得去考核事务有没有办，办得妥当不妥当。一般行政界却把这一个浅显不过的道理忘了，竟让公文跟事务脱离关系，收发和归档就是一切，此外再没有别的事，好像“行政”和“办公文”只是同一意义的两个说法而已。那科长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他的办法索性一件事都不去做，只要坐在衙门里发出一封呈报的公文就了事。这种办法，在没有行政经验的人看来，没有不觉得奇怪的。
有了收文簿发文簿，有了档卷，开起会来就有了报告的材料，“截至什么时候止，共收到公文多少件，发出公文多少件”。编起公报乃至年鉴等等东西来，同样可以取之不竭。办交代了，把这些东西交代下去，就是前任的政绩。后任来接手了，把这些东西接到手里，继续“办”下去。所谓行政就是“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全部行政的历史。
历史原是由人类造成的，但是靠的是人类实际的活动，并不靠纸面的文字。现在组织了一个报文的系统，大家专心致志，只在造成文字上的历史。你若问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就抱了一大堆档卷向你报销，“我们干的全在这里了”，仿佛责任已尽，脸色十分泰然，却没有想到实际的历史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没有想到你所问的原来是实际的历史而不是文学上的历史。
我们再来看看教育界，似乎这种报销主义也非常流行，几乎成为一贯的信条。
先说学生。学校教学生念教科书，学生只管念，念了就完事。学校教学生抄各种笔记，学生只管抄，抄了就完事。其实教科书和笔记跟堪以应用的本领之间还有不少距离，读了教科书，抄了笔记，未必就有了堪以应用的本领，必须根据所读的所抄的，再从事事物物上去体察去磨练才行。现在读了抄了就完事，就学校说，固然可以报销过去了，就学生说，却没有多大好处。
再说学校。学校负着异常神圣的责任把学生接到手里，“养成健全的公民”哩，“陶冶完美的人格”哩，一大套。因为这些项目难以作明显的报销，学校就把它具体化了，让学生读教科书。仿佛正中的公民教科书，加上商务的国文教科书，加上中华的算学教科书……就等于健全的公民和完美的人格。这样，报销起来自然便当得多，读到末了一册的末了一页就是读完了，谁也不会弄不明白。又把学生考试一番，评定了分数或者等第，填上成绩报告书，这更是个真凭实据的报销。至于教科书的内容是否融化到学生的生活中去，分数等第跟真实的知识能力之间还隔着几重山水，这些都跟报销无涉，也就置之不问。
再说视学员。视学员跑到学校里，最注意的是学生足额不足额，表册完备不完备。学生不多和表册不完备往往是一个学校受到斥责的重大罪状。其实学生不来上学，没法到一家家去拉。表册挂满了所有的墙壁，其作用也可以仅等于几幅字画。那么为什么应该受到斥责呢?就斥责你的不懂得报销主义!学生照理要满多少额子，学校照理要造多少表册，你却不足数，怎么报销得过去?至于视学员自己，自然大都是报销主义的信徒。“某学校训练有方，可以嘉许，某学校教法欠妥，尚待改善，”这样写成了视学报告书，在公报上登过一下，原稿归到了档卷里去，他们就问心无愧，到会计处领他们的薪俸去了。
岂止教育界而已，报销主义好像肺痨病，蔓延得非常广泛普遍，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一个团体组织起来了，章程通过，执行委员举出，以后就没事了：这样的经验差不多大家都有。这除了向大众报销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团体以外，还有什么意义？———说是说不尽的，不想再说下去了。可是有一层，若要把一切事办好，总得丢开这种报销主义，即使不能丢得干干净净，也得把它减少到最低限度。
原载《文学》第七卷第四号（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二十五史补编》刊行缘起
我国历代的史书，既然有了本纪，又有专传和类传。本纪记着年月，差不多是一条时代的索子；专传和类传记载各种人物，给人群的活动照一个相：这两部分互相辅佐，功用才见得显著。可是社会各方面的进展和变化，千头万绪，好比一团乱丝，如果没有另外的方法把它梳理清楚，读史的人就不能够把握那些事象，得到个明确的概念。所以纪传以外，又定下了表谱书志的体裁。
然而历代的史书里头，表、谱、书、志未必齐备；那原有这些门类的若干史，又往往因为当时作者的疏忽以及后世传刻的错误，引起读者的憾惜。历来的史学家弥补这种缺失，做了许多工作。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一是补作的工作，如钱文子作《补汉兵志》，郝懿行作《补宋书食货志》等就是。二是校正的工作，如王元启作《史记月表正伪》，汪远孙作《汉书地理志校本》等就是。三是考订的工作，如梁玉绳作《汉书古今人表考》，姚振宗作《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就是。
这三类书籍大多分散在各种丛书里头，很少单行本。谁要阅读，只有去搜求丛书；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力和时间，这个愿望就难以达到。还有一部分还只是稿本，并没有刻过；那就即使有了充裕的财力和时间，也很不容易有遇见的机会。我们常常这么想：如果把这三类书籍，分散在丛书里头的以及还只是稿本的，汇集在一起，加到全史里去，在读史的人实在是极大的便利。我们的能力虽然薄弱，我们应该对文化界尽这个责任。
我们抱着这个志愿，随时搜求丛书和稿本。到现在，关于补订各史表志的书籍，古人作的和近人作的，差不多齐备了。我们就把这些书籍汇印在一起，叫做《二十五史补编》，让它跟我们印行的《二十五史》相辅而行。
这个补编里包含天文、地理、兵、刑、食货等各方面的材料。谁要研究文化史上的任何问题，这里给他预备着充实的库藏。关于经籍源流的材《二十五史补编》刊行缘起料，这个补编里尤其丰富；把收入的艺文志、经籍志合起来计算，比较八史经籍志多到两倍。我们猜想，研究目录学的人更将喜爱这个巨大的结集。
姚振宗所著《隋书经籍志考证》等七种称为《快阁师石山房丛书》，它在目录学方面的价值，梁任公先生曾经竭力表彰过。但是《适园丛书》所刻入的仅有两种，浙江图书馆所排印的也不到一半，文化界没有窥见全豹，一向引为憾事。现在我们在补编里发表这一部极大的名著。汪士铎的《南北史补志》由淮南书局刊行，只有十四卷，实在是一部分罢了。现在我们访求到它的未刊稿十三卷，收在补编里，除尚缺《南北史·艺文志》三卷外，就是完璧了。万斯同的《历代史表》，旧刻本和广雅刻本都不完全。他的遗稿藏在鄞县冯氏。现在承冯氏借给我们收印，计有未刊稿一十七种。对于关心文化的人，这些应该是值得兴奋的消息。
在确定这个目录以前，我们曾经跟南北的史学家、目录学家通信商榷。他们对于我们的志愿竭力赞许，对于补编的完成尤其抱着热烈的期望；来信跟我们斟酌体例的，向我们提示意见的，每一位先生总有三四通。他们的好意使我们永远感激，仅仅道一声谢，那是太虚浮了；也使我们非常安心，因为这个目录不再是少数人的私见，而是许多专门学者的公意了。
历来的史学家还做过许多旁的工作，有的有关纪传的补订，有的有关一般的考证；这类专著和札记也非常多；因为属于表、谱、书、志的范围以外，且待将来再打算结集。什么事情都一样，既然认清了目标，只能一步一步地做去。
原载《二十五史补编》
（开明书店，１９３７年３月）
骑马
我小时候，苏州地方还没有人力车，代步的是轿子和船。一些墙门人家的女眷，即便要去的地方就在本城，出门总要依靠这两种交通工具。男人呢，为了比较体面的庆吊应酬出门大都坐轿子，往城外乡间去上坟访友大都坐船，平时出门，好在至多不过三四条巷，那就走走罢了。
那时候已经通行了脚踏车，可是很少见。骑脚踏车的无非是教会里的外国人，以及到过上海得风气之先的时髦小伙子。偶然看见一个人骑着脚踏车在铺着小石块的路上经过，抖抖抖抖的似乎要把浑身的骨节都震得发酸，在几乎肩贴肩走着的两个人中间，只这么一闪就擦过去了：这使大家感到新奇，不免停了脚步回过头去望那好像只有一片的背影。
与脚踏车一样需要自己驾驭的，还有驴子和马。可是骑驴子和马，意义不纯在代步，把它当作玩意儿的居多。骑了驴子往玄妙观去吧，骑了马往虎丘去吧，并不为玄妙观和虎丘路远走不动，却在于借此题目尝一尝控纵驰骋的快乐。
一般人对于驴子和马，用两样的眼光来看待。驴子，那长耳朵的灰黑色的畜生，饲养它的只是借此为生的驴夫，一匹驴子又不值几个钱，所以大家不把它看作奢侈品。无论是谁，骑骑驴子，还不至于惹人非议。马，那昂然不群的畜生，可不同了，虽然多数的马也由马夫饲养，但是很有几个浮华的少爷名门的败家子也养着马，所以大家都把马看作要不得的奢侈品。谁如果骑着马在路上经过，有些相识的人就不免窃窃私议，某人堕落了，他竟骑起马来了。这种想法，在别的事例上也常常可见。从前我们地方一些规矩人都不爱穿广东的拷绸，因为拷绸是所谓“流氓”之类惯用的衣料。马既是浮华的少爷名门的败家子的玩意儿，规矩的有教养的人当然不应该骑：这好像是很周密的推理。
当时我们一班中学生可没有顾到这一层，一时高兴，竟兴起了骑马的风尚。原由是有一个同学在陆军小学呆过一年，他会骑马，把骑马的趣骑马味说得天花乱坠，大家听得痒痒的，都想亲自试一试。刚好学校近旁有一片兵营里的校场，校场东边是一条宽阔的道路，两旁栽着柳树，正是试马的好所在。马夫养马的草棚又正在校场的西北角，花一角钱，就可以去牵一匹出来，骑它一个钟头。于是你也去试骑，我也去试骑，最盛的时候竟有二十多人同时玩这宗新鲜玩意儿。
现在马背上大都用西式皮鞍子了，从前却用木鞍子。十三四岁的人，站在平地，头顶就高出木鞍子不多，要用两手按着鞍子，左脚踏在踏镫里，让身子顺势一耸跨上马背，这是一连串并不容易的动作。马好像知道骑马的人本领的高低似的，生手跨上去，它就歪着头只是将身子旋转，这又是很难制服的。这当儿，马夫和朋友的帮助自属必要了，拉缰绳的拉缰绳，托身子的托身子，一阵子的乱嚷嚷，生手居然坐上了鞍子。于是把缰绳接在手里，另一只手按着鞍子，再也不敢放松。那畜生如果是比较驯良的，以为一切都已停当，肯规规矩矩走这么几步，初学的人就心花怒放了。
但是这样按着鞍子骑马叫做“请判官头”，是最不漂亮的姿势。多骑了几回，自然想把手放松，不再去“请”那“判官头”。同时拉缰绳的一只手也要学着去测验马的“口劲”，试探马的脾气，准备在放松一点儿或是扣紧一点儿的几微之间操纵胯下的畜生。
通常以为骑马就是让屁股服服贴贴坐在鞍子上。其实不然，得在大腿里侧用劲，把马背夹住，屁股部分却是脱空的。如果不用腿劲，在马“跑开”的时候不免要倒翻下来，两只脚虽然踏在踏镫里，也没有多大用处。这腿劲自然要从锻炼得来。我骑了好几回马，腿劲未见增强多少，可是站到地上，坐到椅子上，只觉得两条腿和腰部都是僵僵的了。
让马走慢步，称为“骑老爷马”，最没有趣味。那是一步一拍的步调，马头一颠一颠的，与婚丧的仪仗中执事人员所骑的马一样。我们都不爱“骑老爷马”，至少得叫它“小走”。“小走”是较为急促的步调，说得过甚些，前后左右四个蹄几乎同时离地，也几乎同时着地。各匹马的脾气不同，有的须把缰绳放松，有的却须扣紧；有的须略一放松随即扣紧，有的却须向上一提，让他的头偏左或是偏右一点儿；只要摸着它的脾气，它就会了意，开始“小走”了。好的马四条腿虽然在急速的运动，身子可绝不转侧，总是很平稳的前进。骑到这样的马是一种愉快，挺着身躯，平稳的急速的向前，耳朵旁边响着飕飕的风，柳树的枝条拂着头顶和肩膀，于是仿佛觉得跑进了古人什么诗句的境界中了。
至于“跑开”，那又是另一种步调:前面两个蹄同时着地，随即后面两个蹄离地移前，同时着地，接着前面两个蹄又同时跨出去了。这里所谓着地实在并不“着”，只能说是非常轻快的在地上“点”一下。在前面两个蹄点地和后面两个蹄点地之间，时间是极其短促的。这当儿，马身一高一低，约略成一条曲线前进。骑马的人一高一低的飞一般的向前，当然爽快不过，有凌云腾空的气概。但是腿劲如果差点儿，这种爽快很难尝试，尝试的时候不免要吃亏。
有一回，我就这样从马上摔了下来。那一天，我跟在那个进过陆军小学的同学的后面，在我背后还有好几匹马。起初是“小走”，忽然前面的那个同学把缰绳一扣，他的马开始“跑开”了。我的马立即也换了步调。我没有提防，大概马跑了两三步，我就往左侧里倒翻下来。后面的几匹马怎么一脚也不曾踩着我，我至今还不明白。当时如果有一个马蹄踩着我的脑壳或是胸膛，我的生命早在中学二年级时候结束了。
我摔了下来就不省人事，醒来的时候，很觉得奇怪，我是通学生，怎么睡在寄宿舍里的一张床上!又好像时间很晚了，已经吃过晚饭。其实还是上午十一点过后，我只昏迷了一点钟多一点儿。想了一会，才把刚才的事想起来。坐起来试试，居然没有什么痛苦，只觉得浑身软软的，像病后起身的光景。我赶紧跑回家，像平时一样吃午饭，绝不提摔交的事——在外面骑马，我从来不曾在父母面前提起过。直到前几年，儿子在外面试着骑马，回来谈他的新经验，我才把那回摔交的事说出来。母亲听了，微皱着眉头说：“你不回来说，我们在家里哪里知道。这种危险的事，还是不要去试的好。”她现在为孙儿担心了。
当时我们骑马，现在想起来，在教师该是桩讨厌的事儿。那时候学校比较放任，校长是一个自以为维新的人物，虽然不曾明白提倡骑马，对于其它运动却颇着力鼓励。七八匹马在学校墙外跑过，铃声蹄声闹成一片，他不会绝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禁止呢?大概以为这也是一项运动，不妨任学生去练习吧。但是多数教师却受累了。他们有一般人的偏见，以为骑马是不端的行为，眼睁睁的看学生骑着马在旁边跑过，总似乎有失体统。于是有故意低着头走过去，假作不知道马背上是什么人的，也有远远望见学生的马队在前面跑来，立刻回身，或者转向从别一条路走去的。他们一定在怨恨学生，为什么不肯体谅教师，离开学校远一点儿去练习你们的骑术呢!
原载《新少年》第三卷第十二期
（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５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书桌
十多年前寄居乡下的时候，曾经托一个老木匠做一张书桌。我并不认识这个老木匠，向当地人打听，大家一致推荐他，我就找他。
对于木材，我没有成见，式样也随便，我只要有一张可以靠着写写字的桌子罢了。他代我作主张，用梧桐，因为他那里有—段梧桐，已经藏了好几年，干了。他又代我规定桌子的式样。两旁边的抽屉要多少高，要不然装不下比较累赘的东西。右边只须做一只抽屉，抽屉下面该是一个柜子，安置些重要的东西，既见得稳当，取携又方便。左右两边里侧的板距离要宽些，要不然，两个膝盖时时触着两边的板，就感觉局促，不舒服。我样样依从了他，当时言明工料价六块钱。
过了—个星期，过了半个月，过了二十多天，不见他把新书桌送来。我再不能等待了，特地跑去问他。他指着靠在阴暗的屋角里的一排木板，说这些就是我那新书桌的材料。我不免疑怪，二十多天功夫，只把一段木头解了开来!
他看出我的疑怪，就用教师般的神情给我开导。说整段木头虽然干了，解了开来，里面还未免有点儿潮。如果马上拿来做家伙，不久就会出毛病，或是裂一道缝，或是接榫处松了。人家说起来，这是某某做的“生活”，这么脆弱不经用。他向来不做这种“生活”，也向来没有受过这种指摘。现在这些木板，要等它干透了，才好动手做书桌。
他恐怕我不相信，又举出当地的一些人家来，某家新造花厅，添置桌椅，某家小姐出阁准备嫁妆，木料解了开来，都搁在那里等待半年八个月再上手呢。“先生，你要是有功夫，不妨到他们家里去看看，我做的家伙是不容它出毛病的。”他说到“我做的家伙”，黄浊的眼睛放射出夸耀的光芒，宛如文人朗诵他的得意作品时候的模样。
我知道催他快做是无效的，好在我并不着急，也就没说什么催促的话。又过了一个月，我走过他门前，顺便进去看看。一张新书桌站在墙边了，近乎乳白色的板面显出几条年轮的痕迹。老叶圣陶散文选集木匠正弯着腰，几个手指头抵着一张“沙皮”，在磨擦那安抽屉的长方孔的边缘。
我说再过一个星期，大概可以交货了吧。他望望屋外的天，又看看屋内高低不平的泥地，摇头说：“不行。这样干燥的天气，怎么能上漆呢?要待转了东南风，天气潮湿了，上漆才容易干，才可以透入木头的骨子里去，不会脱落。”
此后下了五六天的雨。乡下的屋子，室内铺着方砖，每一块都渗出水来，像劳工背上淌着汗。无论什么东西，手触上去总觉得黏黏的。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散发出霉蒸气。我想，我的新书桌该在上漆了吧。
又过了十多天，老木匠带同他的徒弟把新书桌抬来了。栗壳色，油油的发着光亮，一些陈旧的家具有它一比更见得黯淡失色了。老木匠问明了我，就跟徒弟把书桌安放在我指定的地位，只恐徒弟不当心，让桌子跟什么东西碰撞，因而擦掉一点儿漆或是划上一道纹路，他连声发出“小心呀”“小心呀”的警告。直到安放停当了，他才松爽地透透气，站远一点儿，用一只手摸着长着灰色短须的下巴，悠然地鉴赏他的新作品。我交给他六块钱，他随便看了一眼就握在手心里，眼光重又回到他的新作品。最后说：“先生，你用用看，用了些时，你自然会相信我做的家伙是可以传子孙的。”他说到“我做的家伙”，夸耀的光芒又从他那黄浊的眼睛放射出来了。
以后十年间，这张书桌一直跟着我迁徙。搬运夫粗疏的动作使书桌添上不少纹路。但是身子依旧很结实，接榫处没有一点儿动摇。直到“一二八”战役，才给毁坏了。大概是日本军人刺刀的功绩。以为锁着的柜子里藏着什么不利于他们的东西，前面一刀，右侧一刀，把两块板都划破了。左边只有三只抽屉，都没有锁，原可以抽出来看看的，大概因为军情紧急吧，没有一只一只抽出来看的余裕，就把左侧的板也划破了，而且拆了下来，丢在一旁。
事后我去收拾残余的东西。看看这张相守十年的书桌，虽然像被残害的尸体一样，肚肠心肺都露出来了，可是还舍不得就此丢掉。于是请一个木匠来，托他修理。木匠说不用抬回去，下一天带了材料和家伙来修理就是了。
第二天下午，我放工回家，木匠已经来过，书桌已经修理好了。真是看了不由得生气的修理!三块木板刨也没刨平。边缘并不嵌入木框的槽里，只用几个一寸钉把木板钉在木框的外面。涂的是窑煤似的黑漆，深一搭，淡一搭，仿佛还没有刷完工的黑墙头。工料价已经领去，大洋一块半。
我开始厌恶这张书桌了。想起制造这张书桌的老木匠，他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简直使缺少耐性的人受不住，然而他做成的家伙却是无可批评的。同样是木匠，现在这一个跟老木匠比起来，相差太远了。我托他修理，他就仅仅按照题目做文章，还我一个修理。木板破了，他给我钉上不破的。原来涂漆的，他也给我涂上些漆。这不是修理了吗?然而这张书桌不成一件家伙了。
同样的事在上海时时会碰到。从北京路那些木器店里买家具，往往在送到家里的时候就擦去了几处漆，划上了几条纹路。送货人有他的哲学。你买一张桌子，四把椅子，总之送给你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决不短少一件。擦去一点儿漆，划上几条纹路，算得什么呢!这种家具使用不久，又往往榫头脱出了，抽屉关不上了，叫你看着不舒服。你如果去向店家说话，店家又有他的哲学给你作答。这些家具在出门的时候都是好好的，总之我们没有把破烂的东西卖给你。至于出门以后的事，谁管得了!这可以叫做“出门不认货”主义。
又譬如冬季到了，你请一个洋铁匠来给你装火炉。火炉不能没有通气管子，通气管子不能没有支持的东西，他就横一根竖一根地引出铅丝去，钉在他认为着力的地方。达，达，达，一个钉子钉在窗框上。达，达，达，一个钉子钉在天花板上。达，达，达，—个钉子钉在墙壁上。可巧碰着了砖头，钉不进去，就换个地方再钉。然而一片粉刷已经掉了下来，墙壁上有了伤疤了。也许钉了几回都不成功，他就凿去砖头，嵌进去一块木头。这一回当然钉牢了，然而墙壁上的伤疤更难看了。等到他完工，你抬起头来看，横七竖八的铅丝好似被摧残的蜘蛛网，曲曲弯弯伸出去的洋铁管好似一条呆笨的大蛇，墙壁上散布着伤疤好像谁在屋子里乱放过—阵手枪。即使火炉的温暖能给你十二分舒适，看着这些，那舒适不免要打折扣了。但是你不能怪洋铁匠，他所做的并没有违反他的哲学。你不是托他装火炉吗?他依你的话把火炉装好了，还有什么好说呢?
倘若说乡下那个老木匠有道德，所以对于工作不肯马虎，上海的工匠没有道德，所以只图拆烂污，出门不认货，不肯为使用器物的人着想，这未免是拘墟之见。我想那个老木匠，当他幼年当徒弟的时候，大概已经从师父那里受到熏陶，养成了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了吧。而师父的师父也是这么一丝不苟的，从他的徒孙可以看到他的一点儿影像。他们所以这样，为的是当地只有这么些人家做他们永远的主顾，这些人家都是相信每一件家伙预备传子孙的，自然不能够潦潦草草对付过去。乡下地方又很少受时间的催迫。女儿还没订婚，嫁妆里的木器却已经在置办了。定做了一件家具，今天拿来使用跟下一个月拿来使用，似乎没有什么分别，甚至延到明年拿来使用也不见得怎样不方便。这又使他们尽可以耐着性儿等待木料的干燥和天气的潮湿。更因主顾有限，手头的工作从来不会拥挤到忙不过来，他们这样从从容容，细磨细琢，一半自然是做“生活”，一半也就是消闲寄兴的玩意儿。在这样情形之下做成的东西,固然无非靠此换饭吃，但是同时是自己精心结撰的制作，不能不对它发生珍惜爱护的心情。总而言之，是乡下的一切生活方式形成了老木匠的那种态度。
都市地方可不同了。都市地方的人口是流动的，同一手艺的作场到处都有，虽不能说没有老主顾，像乡下那样世世代代请教某一家作场的老主顾却是很少的。一个工匠制造了一件家具，这件家具将归什么人使用，他无从知道。一个主顾跑来，买了一两件东西回去，或是招呼到他家里去为他做些工作，这个主顾会不会再来第二回，在工匠也无从预料。既然这样，工作潦草—点儿又何妨?而且，都市地方多的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每一件东西预备传子孙的观念，都市中人早已没有了（他们懂得一个顶扼要的办法，就是把钱传给子孙，传了钱等于什么都传下去了）。代替这个观念的是想要什么立刻有什么。住亭子间的人家新搬家，看看缺少—张半桌，跑出去一趟，一张半桌载在黄包车上带回来了，觉得很满意。住前楼的文人晚上写稿子，感到冬天的寒气有点儿受不住，立刻请个洋铁匠来，给装上个火炉。生起火炉来写稿子，似乎文思旺盛得多。富翁见人家都添置了摩登家具，看看自己家里，还一件也没有，相形之下不免寒伧，一个电话打出去，一套摩登家具送来了。陈设停当之后，非常高兴，马上打电话招一些朋友来叙叙。年轻的小姐被邀请去当女傧相了，非有一身“剪刀口里”的新装不可，跑到服装公司里，一阵的挑选和叮嘱，质料要时髦，缝制要迅速，临到当女傧相的时刻，心里又骄傲又欢喜，仿佛满堂宾客的眼光一致放弃了新娘而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似的。当然，“想要什么”而不能“立刻有什么”的人居大多数，为的是钱不凑手。现在单说那些想要什么立刻有什么的，他们的满足似乎只在“立刻有什么”上，要来的东西是否坚固结实，能够用得比较长久，他们是不问的。总之，他们都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主顾的心理如此，工匠又何苦一定要一丝不苟?都市地方有一些大厂家，设着验工的部分，检查所有的出品，把不合格的剔出来，不让它跟标准出品混在一起，因而他们的出品为要求形质并重的人所喜爱。但是这种办法是厂主为要维持他那“牌子”的信用而想出来的，在工人却是一种麻烦，如果手制的货品被认为不合格，就有罚工钱甚至停工的灾难。现在工厂里的工人再也不会把手制的货品看做艺术品了。他们只知道货品是玩弄他们生命的怪物，必须服事了它才有饭吃，可是无论如何吃不饱。——工人的这种态度和观念，也是都市地方的—切生活方式形成的。
近年来乡下地方正在急剧地转变，那个老木匠的徒弟大概要跟他的师父以及师父的师父分道扬镳了。
原载《文学》第九卷第二号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生命和小皮箱
空袭警报传来的时候，许多人匆匆忙忙跑到避难室防空壕里去。其中有些人，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小皮箱里盛的什么?不问可知是金银财物证券契据之类，总之是值钱的东西，可以活命的东西。生命保全了，要是可以活命的东西保不住，还是不得活命。带在身边，那就生命和可以活命的东西“两全”了。这样想法原是人情之常，无可非议。
我现在想猜度各人对生命和小皮箱的观念。
也许作这样想吧：——既已有了生命，别的且不管，生命总得保住，直到事实上再也不能保住的一瞬间。敌人的轰炸机来了，当前有避难室防空壕，当然要躲到里头去，因为这是保住生命唯一的办法。待听到了一声拖得很长的解除警报，走出避难室防空壕一看，假如满眼是坍毁了的房屋，翻了身的田园，七零八落的肢体，不免点头自慰，生命过了一道难关了。其时看看手里的小皮箱，好好的，没有裂开一道缝，更不免暗自庆幸。有这个小皮箱在，那么一个地下室毁了还有别的地下室，一个防空壕炸了还有别的防空壕，敌人炸到东边，自己可以逃到西边，旅馆总有得住，馆子里的饭菜总有得吃。有得住又有得吃，不是生命仍然可以保住吗?
也许作这样想吧：——自己的生命是与别人的生命有关联的，自己的小皮箱是与别人的小皮箱“休戚相共”的。仅仅想保住自己的生命，生命难保；仅仅想依靠自己的小皮箱，小皮箱毫无用处。因此，要保住生命就得推广开来保住“四万万同胞”的生命，要依靠小皮箱就得推广开来依靠整个中华国土这个其大无比的小皮箱。（整个中华国土不是我们的小皮箱吗?）敌人的轰炸机来了，当前有避难室防空壕，自然要往里头躲，血肉之躯拼不过炸弹，这是常识。手头有个小皮箱，自然不妨提着走，化为灰屑究竟是可惜的。但是在听到一声拖得很长的解除警报之后，见到自己的生命和小皮箱都还存在，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安慰庆幸之处，只觉得一种责任感压在心叶圣陶散文选集头，非立刻再去操心思，流血汗，干那保住大众的生命，守护其大无比的小皮箱的工作不可。
我只能猜度，不能发掘人家的心。重庆人口头惯说“要得”“要不得”，提着小皮箱跑进避难室防空壕的人不妨问问自己：哪一种想头“要得”，哪一种“要不得”?还不妨问问自己：自己的想头属于哪一种?
原载重庆《新民报》
（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６日）。
嘉沪通信（第十九号）
昨夜勉强就睡，仅睡熟一小时耳。五时起身，收拾行李。教育厅之二职员入城觅汽车，至八时始来言以三百七十元雇得一汽车，汽油之购入犹是代车行设法者。八时二十分开行，郭君及教育厅职员川大数教员均送行，祝平安，殷勤可感。
天气甚热，车行不停，追过小汽车二辆。同行诸人皆屡看里程碑与时计，惟期立刻到达。一点二十分到夹江,见逃来者，就询被烧里巷，不及较场坝，余心略慰。但至小墨学校附近，遇见武大事务部董君，问之，则言较场坝完全烧光，余家人口不知下落，呜呼，余心碎矣!种种惨像，涌现脑际，不可描状，念人生至痛，或且降及吾身。车再进，逃避他往者接踵于途，皆若亡失其精魂。
入嘉乐门，人言车不能再进，遂下车。忽吴安贞走来，高声言余家人口均安，已在昌群所,彼正出城往视。余乃大慰，人口均安，身外物尽毁亦无足惜矣。安贞又言昨日轰炸时刻彼正在我家，共同逃出。遂别同行诸友，与安贞乘人力车到昌群所，三官墨林皆在小山上高呼，此景如在梦寐。上山，见母亲及满子均在蓝君房中，蓝君以自己之卧房让与我家，盛情可感。坐定，听诸人言昨日逃出情形，真所谓间不容发，如早走或迟走几分钟，殆矣。
昨日十一时许，嘉定发警报。安贞正在旅行社打听船期，将往重庆就南开中学事，闻警即避至我家。大家以为亦如以前若干次之虚惊而已，照常吃饭。小墨以将举行学期考试，停课温习，回家已数日。故在家者连安贞、黄嫂凡八人。忽闻轰炸机声甚大，遂避至前面堆栈中，而黄幼卿、老刘与幼卿之二友亦来同躲。方伏居书堆中，即闻轰然下弹。大家屏息掩耳，自念既闻其声，此身当尚在。墨偶仰首，见三楼天窗外有火光，大呼“火!火!”大家乃起立。开前门看视，对街诸店，火舌已出于檐。可走之路惟有后门。而后门即余书室之后壁，自余在书室铺地板，地板高而门趾低，开后门必须去地板。老刘、幼卿及其友多方想法，地板终不得去，而火星且自余屋已破嘉沪通信（第十九号）碎之天窗中下落。小墨知地板必不能骤去，遂用力将门抬起，使其枢脱于臼，门与墙之间乃有极狭之一缝。大家皆庆得生，陆续钻出。而我母身躯大，背伛，不能钻，安贞在门外拉之，小墨在门内推之，始得出。小墨又返身入屋，取可携之衣物，纳入一竹箱中而出。又在地上捡起余常用之澄泥砚（余所有书籍文具，仅存此一砚而已，此砚为墨家旧物，背有张叔未之铭，此后益可珍贵矣）。统计携出之物，除小墨一竹箱外，我们仅一手提箱，我母仅一藤篮，内皆单薄衣服耳。
大家既出门，向左行。时后门对面之草屋已着火，空气焦灼，安贞扶我母而行，贴近火屋，灼破其右臂弯寸许，其左臂弯于钻出时擦伤;逃出者共十二人，仅安贞一人受此轻伤，亦云难得。忽敌机飞来，经过头顶，大家伏于路旁躲避。时路上不见他人，至安澜门，于城门洞中又躲避敌机一次。遂下石级，向岷江之滩。沿江小屋正在燃烧，小墨主张必须过江，而小船皆在对岸，仅见一船，离江岸丈许，欲渡者凡数十人，呼之而舟人不肯来。小墨乃涉水而前，拉船较近，于是老刘抱我母，小墨抱墨登舟，余人皆涉水登舟。又载他客数人，徐徐抵对岸。
诸人此次得生，可谓机缘凑合。苟小墨不在家，无领导之人，必不得出。苟后门无地板障碍，大家必得早出，得出必趋江滩，而江滩上被机枪扫射而死伤者不少，或亦将在此劫中。今不先不后，得脱于火灾与机枪之厄，实为万幸，天之厚我至矣。
大家在对岸沿江而行，至八仙洞相近，乃雇舟返北岸而至昌群所。昌群望见大火，即为我们着急，欲入城探视而路挤不通，见我家诸人俱安始释然。昌群家有刘宏度（永济）君全家寄居。刘君原系武大教员，本学期回校，方到嘉定，寓于旅馆，闻警而来此。蓝君遂以己室让与我们。刘夫人以一被借与我们，昌群夫人亦捡出被褥数事，俄而徐伯麟、刘师尚各送一被来，安贞以适间新买之毛巾、肥皂相馈，朋友之情，同胞之感，记之感涕。
昨日之轰炸，下弹时间不过一分钟，而热闹市区全毁。死伤者殆在千数以外。小墨曾见四个焦枯之尸体相抱于路中。较场坝一带，烧死者甚多。右邻一家仅余一儿，此儿与三官为同学，路遇三官，言父母兄弟俱烧死矣。军警于救火救人均束手无策。武大同学与艺专同学皆立时出动，拆房子，抬伤人，奋不顾身。余闻传述如是，觉青年有此行动实前途之福，不禁泣下。武大仅第二宿舍中一弹，他处均无恙。死同学六人（文健在内，此人上余之课，为一优秀学生，闻之又不禁下泪），校工二人。同事全家被毁者二十余家，杨端六、刘南陔两家在内。余不胜记。
傍晚昌群归来，互道大幸。刘家与我家俱吃昌群之饭，合昌群家，大小共十九口。夜间余与小墨、三官睡于昌群书房中，打地铺。刘君与其儿亦睡地铺，同一室。
此信写于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４日，
系以同月２０日日记代之。
收入《我与四川》。
蓉渝往返日记（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５日）
九月廿五日星期一
四时起身，旋韵锵亦起。五时离店，诸友皆在梦中，遂成不别而行。到两路口车站，韵锵为余买票，排在行列中至一时许。及得票，座次为第六号，系第一排靠窗，算是佳座，不知是站长预为排定否。既而达君乘人力车至，特来相送，盛意可感。
七时半车开行，觉此车行驶甚速，为之心喜。但行二十余公里而一轮之内胎爆裂，遂抛锚。附近有一修理厂，司机托其补缀，黏橡皮一小块于破处，用火力贴合之。工作殊缓慢，大家不要不紧，至上好轮子，已耗去约三小时。开至青木关，宪兵检查旅客之行李，亦费一小时。再开至璧山，停车进午餐，观车站之钟，已下午二时过矣。余吃饭一碗。下午太阳益烈，汗出如蒸，至不可耐。日将没，抵永川，遂歇宿。今日仅行一百二十公里，不过全程四分之一强，本料两日可以抵蓉，今知不可能矣。
入一旅馆，开一单人房间，茶房力言无臭虫，余未之信。洗身毕，出游街市，其城无电灯，而街上行人殊夥。恐不识路，少行即返身，在旅馆楼下喝茶。忽传警报（打钟），旋即传“紧急”。旅客出避者众，余则坐于室中，油灯悉灭。邻室有一皖人任下级军官者与余攀谈，言任事数年一无所成，其志在积钱。余含糊应之。历两时许而解除，遂就睡。臭虫出袭，满身起大块，痒不可耐，遂起坐。倦而复卧，痒甚复起，最后决坐以待旦。
收入《我与四川》。
知识分子
有些研究历史的人说我国的传统政治是“中国式的民主”，他们的论据是：我国的传统，政府中的官吏完全来自民间，既经过公开的考试，又把额数分配到全国各地，并且按一定年月，使新分子陆续参加进来，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成了。
“民主”这个词儿来自西方，不是我国所固有，咱们也不必考据这个词儿的语源，大家心目中自然有个大致共通的概念。总之，咱们决不把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叫做民主，就像咱们决不把一家老板店，因为他选用了张三李四等人做伙计，就认它是公司组织。在传统政治上，做官只是当伙计。伙计之上有个老板在，就是皇帝。汉唐盛世也罢，叔季衰世也罢，皇帝总是“家天下”的。他行仁政，无非像聪明的畜牧家—样，给牛羊吃得好些，好多挤些奶汁。他行暴政，也只是像败家子的行径，只顾一时的纵欲快意，不惜把自己的家业尽量糟蹋，结果至于家破人亡。皇帝而能“公天下”，站在民众的立场，为民众的全体利益着想，那是不能想象的事。如今咱们心目中的民主却是真正的“公天下”，全体民众个个是老板，成个公司组织，决不要一个人当老板，由一批伙计来帮他开店。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也知道，要是把我国的传统政治认为咱们心目中的民主，那未免歪曲得过了分，自己也不好意思，因此只得勉勉强强加上“中国式的”四个字，以便含混过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说得委婉些，可以借用《庄子》里所说的，“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说得直捷些，就是他们想做官，为了想做官，宁可违犯几个月以前发布的《审查图书杂志条例》中“不得歪曲历史事实”的条款。
放过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不谈，且来谈谈做官。自古以来，做官好像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固然很有些官儿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就是做官却是事实。换句话说，就是要找个老板，当他的伙计，帮他的忙。“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你看他找老板的心情何等迫切。像孔子那样的人物，虽然时代不同，不会有现代叶圣陶散文选集人心目中的民主观念，可是由于他的仁心，不能不说他心在斯民。然而他如果真个找到了个信用他的老板，就不能不处于伙计的地位，为老板的利益打算，至少不得损害老板的利益。而那老板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是先天矛盾的，那老板是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的。所以“致君尧舜上”只成为自来抱着好心肠的知识分子的梦想。尧舜当时是否顾到民众的全体利益，史无明文。咱们只知道一般历史家的看法，尧舜而后再没有比得上尧舜的皇帝。梦想不得实现，于是来了“不遇”的叹息，来了“用舍行藏”的人生哲学。这是说，没有老板用我，我找不到个合式的老板，我就不预备当伙计就是了。那当然与老板毫无关系，他只是我行我素，照样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
做官也着实不容易。做官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算到了顶儿尖儿了。而且，在前面所说那些研究历史的人看来，宰相制度是“中国式的民主”的最好表现。他们说在明朝以前，宰相是政府的领袖，皇帝的诏命非经宰相副署，不生效力，于此可见皇帝并不能专制。然而，单看汉朝一代，丞相因为得罪而罢黜的，被杀的，自杀的，就有不少。皇帝这个老板是很难侍候的，规谏他过了分，逢迎他不到家，都有吃官司的可能。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实在不算过分。所以二疏勇于早退，传为千古美谈。某人终身不仕，值得写在传记里，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不是说他们看透了皇帝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矛盾，故而不屑当皇帝的伙计，去侵害民众的利益，只是说他们比一般知识分子乖觉些，能够早早脱离危险，或者根本就不去接近危险罢了。一些高蹈的诗歌文章大抵是从这样来的。元朝人写些曲子，极大一部分表示看轻利禄的思想，骨子里只是说明了在异族入侵的时代，皇帝的伙计更不容易当，或者你想当也当不上。
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做皇帝的。历代打天下的与篡位的，都不是知识分子。这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实力，他注定是个伙计的身份。既然注定当伙计，即使他胞与为怀，立志要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碰到老板这一关，就只好完全打消。张横渠的“四句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志大言大了。前三句不去管它，单看第四句，他说要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太平?依咱们想来，该是指民众都得享受好的生活而言。民众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个概念，是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好的生活不是空口说白话，是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试想，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的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这样的太平是皇帝和他的伙计们所能容许的吗?这样的太平真个“开”了出来的时候，还有皇帝和他的伙计们存在的余地吗?所以“四句教”只能在理学家的口头谈说，心头念诵，而太平始终开不出来，历代的民众始终在苦难中过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