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帮助皇帝的是好伙计。皇帝要开道帮他开道，要聚敛帮他聚敛，要提倡文术就吟诗作赋，研经治史，要以孝治天下就力说孝怎样怎样有道理，这些人所得的品评虽然未必全好，可是在当时总可以致身显贵，不愁没有好的享受。然而与民众的全体利益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从民众的全体利益出发，他们只是帮了皇帝的忙。你看，司马光编了一部史书，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资治”，不是说这是皇帝的参考书吗?司马光当然是个好伙计。还有王安石，他的新政没有能够推行。而今人却认他为大政治家。现在不问他是不是大政治家，单问他计划他的新政，到底为宋室打算，还是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想来也只能说他是宋神宗的一个好伙计，而不是代表什么民众的利益的吧。你要做官，不论做得好做得坏，只能站在皇帝的一边。站在皇帝的一边，自然不能同时站在民众的一边。武断一点说，我国历史上就不曾有过站在民众一边的官。
用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当皇帝的伙计，就说这是民主，那是小孩儿也骗不动的。不料偏有人要想骗这么一骗，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时代过去了，皇帝没有了，国家的名号也换过，改称民国了，可是看看教育界的精神，还是在那里养成一批伙计，看看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还是一副伙计的嘴脸。这倒不是民主能不能实现，民众能不能做成老板的问题。到机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来这么一个激变，那时候，该实现的实现了，要做成的做成了，只有知识分子守着传统的伙计精神，以不变应万变，却是绝对没有安身立命的余地的。
原载《抗战文艺》第九卷
第五—六期合刊（１９４４年１２月），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以画为喻
咱们画图，有时候为的实用。编撰关于动物植物的书籍，要让读者明白动物植物外面的形态跟内部的构造，就得画种种动物植物的图。修建一所房屋或者布置一个花园，要让住在别地的朋友知道房屋花园是怎么个光景，就得画关于这所房屋这个花园的图。这类的图，绘画动机都在实用。读者看了，明白了，住在别地的朋友看了，知道了，就完成了它的功能。
这类的图决不能随便乱画。首先要把画的东西看得明白，认得确切。譬如画猫吧，它的耳朵怎么样，它的眼睛怎么样。你如果没有看得明白，认得确切，怎么能下手?随便画上猪的耳朵，马的眼睛，那是个怪东西，决不是猫；人家看了那怪东西的图，决不能明白猫是怎样的动物。所以，要画猫就得先认清猫。其次，画图得先练成熟习的手腕，心里想画猫，手上就得画成一只猫。像猫这种动物，咱们中间谁还没有认清，可是咱们不能人人都画得成一只猫；画不成的原因，就在于熟习的手腕没有练成。明知道猫的耳朵是怎样的，眼睛是怎样的，可是手不应心，画出来的跟知道的不相一致，这就成猪的耳朵马的眼睛，或者什么也不像了。所以，要画猫又得练成从心所欲的手段。
咱们画图，有时候并不为实用。看见一个老头儿，觉得他的躯干，他的面部的器官，他的蓬松的头发跟胡子，线条都非常之美，配合起来，是一个美的和谐，咱们要把那美的和谐表现出来，就动手画那个老头儿的像。走到一处地方，看见三棵老柏树，那高高向上的气派，那倔强矫健的姿态，那苍然蔼然的颜色，都仿佛是超然不群的人格的象征，咱们要把这一点感兴表现出来，就动手画那三棵老柏树的图。这类的图，绘画的动机不为实用，可以说无所为。但也可以说有所为，为的是表出咱们所见到的一点东西，从老头儿跟三棵老柏树所见到的一点东西——“美的和谐”、“仿佛是超然不群的人格的象征”。
这类的图也不能随便乱画。第一，见到须是真切的见到。人家说那个老头儿很美，你自己不以画为喻加辨认，也就跟着说那个老头儿很美，这就不是真切的见到。人家都画柏树，以为柏树的挺拔之概值得画，你就跟着画柏树，以为柏树的挺拔之概值得画，这就不是真切的见到。见到不真切，实际就是无所见；无所见可是还要画，结果只画了个老头儿，画不出那“美的和谐”来；只画了三棵老柏树，画不出那“仿佛是超然不群的人格的象征”来。必须要把整个的心跟事物相对，又把整个的心深入事物之中，不仅认识它的表面，并且透达它的精蕴，才能够真切地见到些什么。有了这种真切的见到，咱们的图才有了根本，才真个值得动起手来。第二，咱们的图既以咱们所见到的一点东西为根本，就跟前一类的图有了不同之处；前一类的图只须见什么画什么，画得准确就算尽了能事；这一类的图要表现出咱们所见到的一点东西，就得以此为中心，对材料加一番选择取舍的工夫；这种工夫如果做得不到家，那么虽然确有见到，也还不成一幅好图。那老头儿一把胡子，工细的画来，不如粗粗的几笔来得好；那三棵老柏树交结着的丫枝，照样的画来，不如删去了来得好；这样的考虑就是所谓选择取舍的工夫。做这种工夫有个标准，标准就是咱们所见到的一点东西。跟这一点东西没有关系的，完全不要；足以表出这一点东西的，不容放弃；有时为了要增加表出的效果，还得以意创造，而这种工夫的到家不到家，关系于所见的真切不真切；所见越真切，选择取舍越有把握；有时几乎可以到不须思索的境界。第三，跟前边说的一样，得练成熟习的手腕。所见在心，表出在手腕，手腕不熟习，根本就画不成图，更不用说好图。这个很明白，无须多说。
以上两类图，次序有先后，程度有浅深。如果画一件东西不会画得像，画得准确，怎么能在一幅画中表出咱们所见到的一点东西?必须能画前一类图，才可以画后一类图。这就是次序有先后。前一类图只凭外界的事物，认得清楚，手腕又熟，就成。后一类图也凭外界的事物，根本却是咱们内心之所见；凭这一点，它才成为艺术。这就是程度有浅深。这两类图咱们都要画，看动机如何而定。咱们要记载物象，就画前一类图；咱们要表出感兴，就画后一类图。
我的题目“以画为喻”，就是借图画的情形，来比喻文字。前一类图好比普通文字，后一类图好比文艺。普通文字跟文艺，咱们都要写，看动机如何而定。为应付实际需要，咱们得写普通文字；如果咱们有感兴，有真切的见到，就得写文艺。普通文字跟文艺次序有先后，程度有浅深。写不来普通文字的人决写不成文艺；文艺跟普通文字原来是同类的东西，不过多了咱们内心之所见。至于熟习的手腕，两方面同样重要；手腕不熟，普通文字跟文艺都写不好。手腕要怎样才算熟？要让手跟心相应，自由驱遣语言文字，想写个什么，笔下就写得出个什么，这才算是熟。我的话即此为止。
原收入《西川集》，
文光书店，１９４５年１月，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血和花
德明小姐主编《血花》副刊，嘱咐我写些文字，情不可却，可是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忽然想起何不就取“血花”二字，仿效从前人作诗钟的分咏格，把两个字分开来各写几句呢。主意想定，就拿起笔来。
抗战到了第八个年头，我国同胞的血流得多了，各个战场上士兵的血，各个敌后游击区爱国志士的血，各条公路铁路上，各个飞机场上男女老幼的民工的血，各处被轰炸的地方受难者的血，各处被占领的地方遭到杀伤者的血，并到一块儿来说“血流成渠”，“血汇成海”，未必是过分的形容。那些流光了血的是死了，死了就无知。那些没有流光的还留着残废的身体和衰弱的生命，当然有知。假定死了的也有知，那么凡是流了血的没有别的恨，只恨滥肆侵略的敌人，只恨不把人当人的法西斯主义，只恨破坏秩序、妨碍自由的国际强盗；同时他们没有别的爱，只爱与他们平等的许许多多的人，只爱真正的“四海皆兄弟”的那种思想，只爱和平康乐，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享受都比以往好的那种社会秩序，这样的恨与爱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决不是只在心头萦绕一下而已，他们将始终执著，强固地执著，假若死了有知的话，死了也还是强固地执著，至于个人生命的丧失，肢体的残废，那是比较不关重要的事，人谁不遇到衰病死亡，只要恨得到雪，爱得到抒，血就不是白流的，心头也就安然了。如果那些血真的汇流成渠，汇合成海，一定会掀起波涛，那波涛激动的调子一定会表现出前面说的那些意思。
其次说花。什么花呢?就是《棠棣之花》中聂所唱的“我望你鲜红的血液，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开遍中华”的自由之花。这种花不见于植物词典，与这时节成都各处盛开的李花、桃花、海棠花、木笔花不同类。这是一个象征，表示人人心目中认为美好的一件东西就是自由；通常把花认为美好的东西，由于爱自由故而说自由之花。要注意这种花是鲜红的血液迸发叶圣陶散文选集而成的，现在已经流了那么多的血，自由之花应该“开遍中华”了，试看看，开了没有?即使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一时不得开，当然不会开遍，试看看，在将来（且不说最近的将来）有开的指望没有?这是必须问的，如果不问，旁的且不说，怎么对得起那些流成渠汇成海的鲜红的血呢?再说，自由之花虽然是个象征的说法，它的含意却是可以具体说出来的。把人当人看，把事当事做；人人自己管理，彼此相助管理；无论物质上精神上，谁也不受谁的欺侮和压迫；大家兼善，也就是大家真个达到独善，兼善与独善混而不分；生活一定要比往时好。不必学梦想家羡慕迹近渺茫的羲皇，也不必学笃古家怀念无征难信的唐虞，只须把目前的情形作准，譬如民国三十四年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吃不饱，到三十五年吃不饱的人减到百分之八十了，以后减到百分之七十六十了，直到每个人都吃得饱了，这就是生活比往时好。譬如民国三十四年事事乱糟糟，认真说话忌讳多，认真作事窒碍多，到三十五年比较好些了，以后逐步逐步好起来，直到一无忌讳，一无窒碍，这就是生活比往时好……再写下去可以写得很多，但是表明自由之花的含意，上面的话差不多够了。根据上面的话，要看自由之花开了没有就很容易，如果有人报说开了，要鉴别到底是真的自由之花呢还是假的也就不难。当然，谁也不要假的。真的自由之花开了，大伙儿培植它，保护它。真的自由之花没有开，大概是血还没有流够，再流吧，再流吧，“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开遍中华!”
原载《党军日报》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２日）。
谈成都的树木
前年春间，曾经在新西门附近登城，向东眺望。少城一带的树木真繁茂，说得过分些，几乎是房子藏在树丛里，不是树木栽在各家的院子里。山茶，玉兰，碧桃，海棠，各种的花显出各种的光彩，成片成片深绿和浅绿的树叶子组合成锦绣。少陵诗道：“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少陵当时所见与现在差不多吧，我想。
登高眺望，固然是大观，站在院子里看，却往往觉得树木太繁密了，很有些人家的院子里接叶交柯，不留一点儿空隙，叫人想起严译《天演论》开头一篇里所说的“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争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简直不像布置什么庭园。为花木的发荣滋长打算，似乎可以栽得疏散些。如就观赏的观点看，这样的繁密也大煞风景，应该改从疏散。大概种树栽花离不开绘画的观点。绘画不贵乎全幅填满了花花叶叶。画面花木的姿态的美，加上留出的空隙的形象的美，才成一幅纯美的作品。满院子密密满满尽是花木，每一株的姿致都给它的朋友搅混了，显不出来，虽然满树的花光彩可爱，或者还有香气，可是就形象而言，那就毫无足观了。栽得疏散些，让粉墙或者回廊作为背景，在晴朗的阳光中，在澄澈的月光中，在朦胧的朝曦暮霭中，观赏那形和影的美，趣味必然更多。
根据绘画的观点看，庭园的花木不如野间的老树。老树经受了悠久的岁月，所受自然的剪裁往往为专门园艺家所不及，有的竟可以说全无败笔。当春新绿茏葱，生意盎然，入秋枯叶半脱，意致萧爽，观玩之下，不但领略它的形象之美，更可以了悟若干人生境界。我在新西门外住过两年，又常常住茶店子，从田野间来回，几株中意的老树已成熟朋友，看着吟味着，消解了我独行的寂寞和疲劳。
说起剪裁，联想到街上的那些泡桐树。大概是街两旁的人行道太窄，树干太贴近房屋的缘故。修剪的时候往往只顾到保全屋面，不顾到损伤树的姿致，以致所有泡桐树大多很难看。还有金河街河两岸以及其他地方的柳树，修剪起来总叶圣陶散文选集是毫不容情，把去年所有的枝条全都锯掉，只剩下一个光光的拳头。我想，如果修剪的人稍稍有些画家的眼光，把可以留下的枝条留下，该可以使市民多受若干分之一的美感陶冶吧。
少城公园的树木不算不多，可是除了高不可攀的楠木林，都受到随意随手的摧残。沿河的碧桃和芙蓉似乎一年不如一年了，民众教育馆一带的梅树，集成图书馆北面的十来株海棠，大多成了畸形，表示“任意攀折花木”依然是游人的习惯。虽然游人甚多，尤其是晴天，茶馆家家客满，可是看看那些“刑余”的花树以及乱生的灌木和草花，总感到进了个荒园似的。《牡丹亭·拾画》出的曲文道：“早则是寒花砌，荒草成窠”，读着很有萧瑟之感，而少城公园给人的印象正相同。整顿少城公园要花钱，在财政困难的此刻未必有这么一笔闲钱。可是我想，除了花钱，还得有某种精神，如果没有某种精神，即使花了钱恐怕还是整顿不好。
原载《成都市》创刊号（１９４５年３月），
收入《我与四川》时有修改。
“算了，算了”的态度要不得
读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燕京新闻》，知道武大缪朗山教授教学俄文，被地方当局认为思想不纯正，勒令停课的事。这事件的结果，那期《燕京新闻》载得很详细，读者已经见过，这里不必重叙。我要说的是学校当局处理这件事似乎不甚妥当。教授受到无理的压迫，怎么能在“布告栏上贴出了一张纸条，宣布缪先生暂时不上课”，企图就此了事?又怎么能让缪先生“接到校长的通知以后，为了暂避无谓麻烦，就住到朱光潜先生家去了”，像一个逃避拘捕的罪犯似的?又怎么能要求缪先生接受什么“调停”，遵从什么“协商”，把那两个条件（“不再公开宣扬”与“除正式排定的课程外，不得私自开班”）答应下来?不能，万万不能，这其间的是非必须问个明白。教学俄文，没有错。开“拜伦研究”的课程，没有错。地方官吏干涉大学的行政，错。甚而至于违背政府颁布的保障人身自由的法令，错。即使是路人的事情，只要稍稍有点儿正义感的人，就会站在没有错的一边，与错的一边争辩。何况没有错的一边是学校里的教授，并不是什么路人，又何况这不只是缪先生个人的事!不问青红皂白，惟图息事宁人，那是最无聊的和事老的行径。嘴里嚷着“算了，算了，”两只手拉开争辩的两造，这样的和事老，我们在街头巷口时常看见，心里不免想他们糊涂。学校岂宜作这样的和事老!何况就事实而论，学校与缪先生明明同在一造，不应该站在和事老的地位!我说学校处理得不甚妥当，意思大致如上。横逆加身，低头顺受，不能算什么美德。即使事不干己，不加辨别而说“算了，算了，”也算不得什么美德。见恶不抗拒，说得重些就是助长那个恶，那简直是恶德了。如今恶德层出不穷，报上常常有记载，耳闻目睹的尤其多。我们且不要摇头叹息，说这个局面怎么得了，我们先要问问自以为不恶的我们自己，对于那些恶事，我们有助长或是纵容的嫌疑没有?我们若说“贪污已成风气，怎能怪某某一个人,”我们若说“不拉壮丁，兵从哪里来?”诸如此类，我们就犯了助长与纵容恶事的恶德，局面弄不好，我们就该负“算了，算了”的态度要不得若干分之一的责任。而且，如今群己的关系愈见密切，我们从实际生活的经验中发见一切的事几乎没有一件“不干己”的。贪污不是我们的钱，拉去充壮丁的不是我们的子弟，好像事不干己，我们尽可以抱“算了，算了”的态度，不必多管闲事。可是再想一想，贪污妨碍行政的效率，拉丁不利于抗战，难道真是与我们无干的闲事，尽不妨“算了，算了”吗?我们要管，当然会遇到若干障碍，但是，一则“干己”的事不能不管，二则助长与纵容恶事的恶德决不愿犯，障碍虽然存在，也惟有冲上前去。“算了，算了，”不与恶斗争，就是信善不坚。真正行善的人就是那抗恶灭恶的人。人谁不欲为善，我们应该自勉。
原载《燕京新闻》（１９４５年４月４日）。
诗人节致辞
今天是诗人节。
诗人节想到诗人，头一位当然是屈原，诗人节定于今天端午日，就为的纪念他。他在他那时候，吸收了南方民间文艺的长处，把它发展，把它加深提高，写下他的光辉的诗篇。除了无名作者以外，他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我国的诗史。屈原所以值得纪念，就他作诗的宗旨来说，太史公有两句话很扼要，叫做“眷顾楚国，系心怀王”，记住这两句话读他的东西，可以说“虽不中不远矣”。
想到的第二位该轮到杜甫，他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他能运用他以前的各种体裁和技巧，可是取材的范围超出了古人很多，他把生活和诗融和在一起，生活里的一切全是他的诗料，读他的诗就好像读他的生活，这是在他以前没有的，在他以后，同样的诗人也找不出几个，我们会立刻想到他，原是非常自然的事儿。他有几句诗说明他作诗的宗旨，叫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希望最高统治者特别贤明，比传说中的尧舜还要强，他自己愿意帮他做些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历来批评家往往说杜甫继承的是儒家精神，就是为此。
屈原“系心”的是怀王，他“眷顾”的楚国只是怀王的楚国，杜甫希望皇帝比尧舜还要强，希望他自己当个高明的帮手，按实说起来，他们二人都站在统治者一边。而从前的统治者，不管他昏庸也好，贤明也好，实际上总是与人民对立的。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层，就说屈先生杜先生他们要不得，意识太落后了，不配称为诗人，那是不应该的。我们知人论世，最需要的是“了解的同情”，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尺度去衡量古人。在屈先生杜先生的时代，想使社会秩序好一点，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了解的同情”是一回事，我们正确地自处又是一回事，若说我们从前有两位大诗人，屈先生和杜先生，他们都是站在统治者一边的，我们现在也该照他们的样，走他们的路子，那就是不善于自处了。
现在没有什么怀王了，也没有什么皇帝了，是一。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了，人民是主人，不容叶圣陶散文选集许有谁跟人民对立了，是二。现在做人，且不说诗人，只说做个寻常的人，注定混合在人民中间。人民好比草原上的草，每个人是其中一棵。风吹着，阳光照着，彼此同样承受，霜冻着，冰雹打着，彼此也同样承受。由于息息相关，所以心心相印，必须把社会秩序弄好，必须把共同生活弄好。寻常人是这样，诗人难道另外一个样吗?简单一句话，现在的诗人注定要以人民的心为心。比起屈先生杜先生来，这当然可以说是进步，并不是现在诗人比他们二位高明，只是现在的时代使然。假如他们二位生在现在的时代，按照他们那么伟大的精神推想，他们作诗的宗旨也必然是表达出人民的心声。
在“人民的世纪”，“人民的诗人”没有旁的要写，要写的就是“人民的诗”。
原载《华西晚报》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３日）。
出川日记（１９４６年１月９日）
一月九日星期三
六时半开船。入巫峡，山形似与昨所见有异，文字殊难描状。水流时急时缓，急处舟速不下小汽轮，缓处竟若不甚前进。舟人言巫峡九十里，行约三十里，风转急如昨日，且有小雨，船不易进，复泊岸。
左边连峰叠嶂，以地图按之，殆即是巫山十二峰。以画法言，似诸峰各各不同。画家当此，必多悟入。而我辈得以卧游巫峡，此卧游系真正之卧游，亦足自豪。
泊舟二时许，再开。行不久，泊碚石。地属巫山县，系川鄂交界处。我店另一舟先泊岸，我舟在后数百丈。忽见彼舟之人纷纷登岸，行李铺盖亦历乱而上，疑遇暴客。舟人见此情形，断为船漏。及靠近问询，则知驾长不慎，触岸旁礁石者两次，水乃大入。此驾长好为大言，自夸其能，而叶圣陶散文选集举动粗忽，同人时时担心，今果出事。犹幸在泊岸之际，若在江心，不堪设想。于是众往抢救行李与货品，亚南、亚平、小墨、三官、两邱君皆颇奋其勇力。书籍浸湿者殆半，非我店之物，而余与三官之书则有三四包着湿，即晒干可看，书品已不存矣。逮货物取出，水已齐舷，下搁礁石，不复沉。
乡公所派壮丁七八人看守货物，且为守夜。舟中之人则由乡公所介绍一人家，以屋三间留宿。晚饭后商量善后，决依船主之意，破船修好再开，惟不乘人而装货，人则悉集我舟，且到宜昌再说。乘舟十余日，意已厌倦，又遇此厄，多数人意皆颓唐。惟愿此后一路顺利，不遇他险耳。
今夜余守上半夜，倚枕看谷崎润一郎之《春琴抄》终篇。篷上淅沥有雨点，风声水声相为应和。身在巫峡之中，独醒听之，意趣不可状。
收入《我与四川》。
我坐了木船
从重庆到汉口，我坐了木船。
木船危险，当然知道。一路上数不尽的滩，礁石随处都是。要出事，随时可以出。还有盗匪——实在是最可怜的同胞，他们种地没得吃，有力气没处出卖，当了兵经常饿肚子，没奈何只好出此下策。假如遇见了，把铺盖或者身上衣服带了去，也是异常难处的事儿。
但是，回转来想，从前没有轮船，没有飞机，历来走川江的人都坐木船。就是如今，上上下下的还有许多人在那里坐木船，如果统计起来，人数该比坐轮船坐飞机的多得多。人家可以坐，我就不能坐吗?我又不比人家高贵。至于危险，不考虑也罢。轮船飞机就不危险吗?安步当车似乎最稳妥了，可是人家屋檐边也可能掉下一片瓦来。要绝对避免危险就莫要做人。
要坐轮船坐飞机，自然也有办法。只要往各方去请托，找关系，或者干脆买张黑票。先说黑票，且不谈付出超过定额的钱，力有不及，心有不甘，单单一个“黑”字，就叫你不愿领教。“黑”字表示作弊，表示越出常轨，你买黑票，无异帮同作弊，赞助越出常轨。一个人既不能独个儿转移风气，也该在消极方面有所自守，帮同作弊，赞助越出常轨的事儿，总可以免了吧。——这自然是书生之见，不值通达的人一笑。
再说请托找关系，听人家说他们的经验，简直与谋差使一样的麻烦。在传达室恭候，在会客室恭候，幸而见了那要见的人，他听说你要设法船票或飞机票，爱理不理的答复你说：“困难呢……下个星期再来打听吧……”于是你觉着好像有一线希望，又好像毫无把握，只得挨到下个星期再去。跑了不知多少回，总算有眉目了，又得往这一处签字，那一处盖章，看种种的脸色，候种种的传唤，为的是得一份充分的证据，可以去换一张票子。票子到手，身份可改变了，什么机关的部属，什么长的秘书，什么人的本人或是父亲，或者姓名仍旧，或者必须改名换姓，总之要与你自己暂时脱离关系。最有味的是冒充什么部的士兵，非但改名换姓，还得穿上灰布棉军服，腰间束一我坐了木船条皮带。我听了这些，就死了请托找关系的念头。即使饿得要死，也不定要去奉承颜色谋差使，为了一张票子去求教人家，不说我自己犯不着，人家也太费心了。重庆的路又那么难走，公共汽车站排队往往等上一个半个钟头，天天为了票子去奔跑实在吃不消。再说与自己暂时脱离关系，换上别人的身份，虽然人家不大爱惜名器，我可不愿滥用那些名器。我不是部属，不是秘书，不是某人，不是某人的父亲，我是我。我毫无成就，样样不长进，我可不愿与任何人易地而处，无论长期或是暂时。为了跑一趟路，必须易地而处，在我总觉得像被剥夺了什么似的。至于穿灰布棉军服更为难了，为了跑一趟路才穿上那套衣服，岂不亵渎了那套衣服?亵渎的人固然不少，我可总觉不忍。——这一套又是书生之见。
抱着书生之见，我决定坐木船。木船比不上轮船。更比不上飞机，千真万确。可是绝对不用请托，绝对不用找关系，也无所谓黑票。你要船，找运输行。或者自己到码头上去找。找着了，言明价钱，多少钱坐到汉口，每一块钱花得明明白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木船好极了，我可以不说一句讨情的话，不看一副难看的嘴脸，堂堂正正凭我的身份东归。这是大多数坐轮船坐飞机的朋友办不到的，我可有这种骄傲。
决定了之后，有两位朋友特地来劝阻。一位从李家沱，一位从柏溪，不怕水程跋涉，为的是关爱我，瞧得起我。他们说了种种理由，设想了种种可能的障碍，结末说，还是再考虑一下的好。我真感激他们，当然不敢说不必再考虑，只好带玩笑的说“吉人天相”，安慰他们的激动的心情。现在，他们接到我平安到达的消息了，他们也真的安慰了。
原载《消息半周刊》第１期
（１９４６年４月７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驾长
日本船上的驾长就等于轮船上的大副，他掌着舵。
一个晚上，我们船上的驾长喝醉了。他年纪快五十，喝醉了就唠唠叨叨有说不完的话。那天船歇在云阳，第二天要过好几个滩。他说推桡子的不肯卖力，前几天过滩，船在水面打了个转，这不是好耍的。他说性命是各人的，他负不了这个责。当时就有个推桡子的顶他，“‘行船千里，掌舵一人，’你舵没有把稳，叫我们推横桡的怎么办!”
在大家看来，驾长是船上顶重要的人物。我们雇木船的时候，担心到船身牢实不牢实。船老板说：“船不要紧，人要紧。只要请的人对头，再烂的船也能搞下去。”他说的“人”大一半儿指的驾长。船从码头开出，船老板就把他的一份财产全部交给驾长了，要是他跟着船下去，连他的性命也交给了驾长。乘客们呢?得空跟驾长聊几句，晚上请他喝几杯大曲。“巴望他好好儿把我们送回去吧，好好儿把我们送回去吧。”
舵在后舱，一船的伙计就只有驾长在后舱做活路。我们见着驾长的时候最多，对于驾长做的活路比较熟悉。一清早，我们听驾长爬过官舱的顶篷到后舱的顶篷，一手把后舱的一张顶篷揭起，一片亮就透进舱来。我们看他把后舱的顶篷全收了，拿起那块长长的蹬板搁在两边舱壁上，一脚蹬上去，手把住舵。于是前面的桡夫就下篙子，船撑开了。
驾长那么高高的站在蹬板上，头露出在顶篷外，舵把子捏在手里，眼睛望着前面。我们觉得这条船仿佛是一匹马，一匹能够随意驰骋的马，而驾长是骑手。你要说这是个很美的比喻吧?可是，他掌着舵只是做活路，没有大野驰马的豪兴。我们同行有两条船，两条船上的驾长都喝酒。我们船上的年纪大多了，力气差些，到滩上，他多半在蹬板上跺脚，连声喊：“扳重点!扳重点!……就跟搔痒一样!”有一回，舵把子打手里滑脱了，亏得旁边几个乘客帮他扳住。他重新抓住舵把子的时候，笑了笑说：“好几个百斤重呢。不是说着驾长耍的。”另一条船上的年轻人什么时候都喝酒，他夸张的摆给我们听:“不喝酒可有点儿害怕呢。脚底下水那么凶，不说假的，你们看到就站不住。喝点酒，要放心些。”我们的驾长就不然，做活路的时候他决不喝酒。这不是说他比那年轻人胆大，对于可怕的水他们两个抱着不同的害怕态度。
木船上禁忌很多，好些话不能说。偏偏那些话关于航行的多，我们时常会不知不觉的说出来。推桡子的听见了，会朝我们说：“说不得，说不得。”驾长听见了，会老大的不高兴，好像我们故意在跟他捣蛋。是的，人家把性命财产交给了他，他把这个责任跟他自己的性命一半儿交给了“经验”，还有一半儿呢，不知道交给什么，也许就是交给那些禁忌吧。船上的伙计们说：“船开动了头，就不消问哪天到哪里。这是天的事，你还做得到主啊?”
川江的水凶，水太急的地方，单凭一把舵转不过弯来。所以船头上还有一根梢子，在要紧时候好帮帮舵的忙。扳梢子的大家也把他叫做驾长。到滩上，他总站在船头比手势，给掌舵的指明水路，好像是轮船上的领江。他拿的工钱跟掌舵的一样。
原载《消息半周刊》第４期
（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８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答丏翁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去看丏翁，临走的时候，他凄苦的朝我说了如下的话：“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这是我听见的他的最后的声音。二十三日下午再去，他已经在那里咽气，不能说话了。
听他这话的当时，我心里难过，似乎没有回答他什么，或者说了现状诚然一塌糊涂的话也说不定。现在事后回想，当时没有说几句话好好安慰他，实在不应该。明知他已经在弥留之际，事实上说这句话之后三十四小时半就去世了，不给他个回答，使他抱着一腔悲愤长此终古，我对他不起。
现在，我想补赎我的过失，假定他死而有知，我朝他说几句话。我说：
胜利，当然属于爱自由爱和平的人民。这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不是一句喊滥了的口号，是事势所必然。人民要生活，要好好的生活，要物质上精神上都够得上标准的生活，非胜利不可。胜利不到手，非争取不可。争取复争取，最后胜利属于人民。
把强大武力掌握在手里的，耀武扬威。把秘密武器当作活宝贝的，奇货可居。四肢百体还繁殖着法西斯细菌的，摆出侵略的架势，独裁的气派。乃至办接收的，发胜利财的，一个个高视阔步，自以为天之骄子。这些家伙好像是目前的胜利者。正因为有这些家伙在，才使人民得不到胜利，才使你丏翁在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消释不了你心头的悲愤。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胜利者。如果把他们目前的作为叫做陷溺，那么他们的陷溺越深，他们的失败将越惨。他们脱离人民，实做人民的敌人，在爱自由爱和平的人民的围攻之下，终于惨败是事势之必然。这个“终于”究竟是何年何月，固然不能断言，可是，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胜利者也就够了，悲愤之情不妨稍稍减轻，着力之处应该特别加重。你去世了，当然不劳你着力，请你永远休息吧。着力，有我们没有死的在。
丏翁，我不是向你说教，我对于青年朋友也决答丏翁不敢说教，何况对于你。我不过告诉你我的简单的想头而已，虽然简单，可的确是我的想头。
你对于佛法有兴趣，你相信西方净土的存在。信仰自由，罗斯福先生把他列为四大自由之一，不是说罗斯福先生说的就一定对，信仰的确不该受他力的干涉。因此，我尊重你这一点，而且，自以为了解你这一点。不过我有一句诗“教宗堪慕信难起”，要我起信，至少目前还办不到，无论对于佛法，基督教，或者其他的教。我这么想，净土与天堂之类说远很远，说近也近。到人民成了真正的胜利者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净土，就是天堂了。如果这也算一种信仰，那么我是相信“此世净土”的。
我比你年轻，今年也五十三了。对于学问，向来没有门径，今后谅来也不会一朝发愤，起什么野心。做人，平平，写文字，平平，既然平平了这么些年，谅来也不会在往后的年月间，突然有长足的长进。至于居高位，发大财，我自己剖析自己，的确不存丝毫的想望。总而言之，在我自己，活着既无所为，如果死了也不足惜。可是在“临命终时”以前，我决不肯抱玩世不恭的态度，因为我还相信“此世净土”，觉得活着还有所为。
丏翁，你以为我的话太幼稚吧?我想，如果多数的人都存这种幼稚的见解，胜利的东家就将调换过来，“此世净土”也将很快的涌现了。
我回到上海来不满三个月，由于你的病，虽然会面许多回，没有与你畅快的谈一谈。现在我写这几句，当作与你同坐把杯，称心而言。可是你已经一棺附身，而且在十天之后就将火化成灰。想到这里，我收不住我的眼泪。
原载《周报》第３５期
（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８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桡夫子
川江里的船，多半用桡子。桡子安在船头上，左一支右一支的间隔着。平水里推起来，桡子不见怎么重。推桡子的往往慢条斯理的推着，为的路长，犯不着太上劲，也不该太上劲。据推桡子的说，到了逆势的急水里，桡子就重起来，有时候要上一百斤。这在别人也看得出来，推桡子的把桡子推得那么重，身子前俯后仰的程度加大了。过滩的时候，非使上全身的气力，桡子就推不动。水势是这样的，船的行势是那样的，水那股汹涌的力量全压在桡子上。推桡子的脚蹬着船板，嘴里喊着“咋咋——呵呵呵”，是这些沉重的声音在教船前进呢。过了滩，推桡子的累了，就又慢条斯理的了。
这些推桡子的，大家管他们叫“桡夫子”。
好些童话里说到永远摇着船的摆渡人，他老在找个替手，从他手里把桨接过去；一摆脱桨，他就飞一样地跑了，再不回头看一看他那摇了那么久的船了。在木船上二十多天，我们天天看桡夫子们做活，不禁想起他们就是童话里说的摆渡人。天天是天刚亮他们就起来卷铺盖。天天是喊号子的一声“喔——喔——”，弟兄伙就动手推桡子。天天是推过平水上流水，推过流水又是平水。天天是逢峡过峡，逢滩过滩。天天是三餐干饭。天天是歇力的时候抽一杆旱烟。天天听喊号子的那样唱：“哥弟伙，使力推，推上流水好松懈”，“弟兄伙，用力拖，拢到地头有老酒喝”。这样，天天赶拢一个码头。随后，他们喝酒，耍钱，末了在船头上把铺盖打开，就睡在桡子旁边。
那个烧饭的（烧饭的管做饭，看太平舱，是船上的总务，他的工钱比别的桡夫子大）跟我们说起过，“到了汉口，随便啥子活路跟我说一个嘛，船上这个饭不好吃。”他说：“岸上的活路没得这么‘讨神’，一天三顿要做那么多人吃的，空下来还顶一根横桡，清早黑了又要看舱，是不是?船漏了是你的责任嘛。”他说：“这么点儿钱，哪儿不挣了?”他年纪还轻，人很精灵，想要放下手里的桨，换个新活路。在他看来，除了自己手上的都满不错。
别的桡夫子们，有好几个已经三十多了。一桡夫子个十六七岁的，上一代也吃船上饭，也是推桡子的。这些人却不想放下手里的桨，都是每天不声不响的提起桡子，按着节拍一下一下推着。他们拿该拿的钱，吃该吃的饭，做该做的活。推船跟干别的活无非为了挣钱，他们干这一行，就吃这一行饭，靠这一行吃饭，永远靠这一行吃饭。“钱是各人各自挣的嘛，做得到哪一门活路，吃得成哪一门饭，未必是说着耍的，随随便便就拿钱给你挣了!”他们这样说。
我们下来的时候，从重庆到宜昌推一趟，每人拿得到四五万元。
在船开动的前一天，就散了一些工资。这是给桡夫子们安家买“捎带”的。“捎带”各人各买，有买川连的，有买炭砖的，有买柴火的，也有买饭箕的。买了各自扛上船，老板有地方给他们安放。老板说：“我不得亏待你们，总有钱给你们办‘捎带’的。”桡夫子们说：“牲钱（工资）拿来有屁用!不办点‘捎带’，回来扯不成洋船票,还走不到路呐。”这些“捎带”有赚有蚀。听到底下哪门货色行市，他们就办哪门。也许这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信息了，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不过他们总是高高兴兴地把“捎带”办了来，找个顶落位的地方放好，心里想，也许在这上头可以赚一笔大钱呢。
原载《文汇报》
（１９４６年７月４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又来挽《民主》
刚挽过《周报》，现在又来挽《民主》，悲愤极了。
在《周报》被迫停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必然也容不得《民主》。我们知道，隔不多久，《民主》也将使用那刺人眼睛的三个字——“休刊号”。
准备着挨的一刀，刺过来觉得更痛。何况我们已经屡次被刺过了一刀。
当然，多刺一刀，我们痛得更厉害。可是，多刺一刀，也使我们恨得更深切。
墨索里尼被枪毙过后，尸首倒挂在米兰市上。有个妇人朝他打了五枪。
为什么要五枪?不是一枪也不用打了吗?
那个妇人有她的道理。她的每一枪为她的一个儿子报仇，她有五个儿子死在墨索里尼的疯狂政策之下。
第一枪为了第一个殉难的，第二枪为了第二个。直到第五枪，每一枪都由于更深切的仇恨。
我们挽《民主》，我们恨。
我们决不肯说“予欲无言”；我们要呼喊“记住这个恨!”
原载《民主》第５２—５４期合刊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３１日），
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
牛
在乡还像显现在眼前的，只有牛的大眼睛。冬天，牛拴在门口晒太阳。它躺着，嘴不停的磋磨，眼睛就似乎比忙的时候睁得更大。牛眼睛好像白的成分多，那是惨白。我说它惨白，也许为了上面网着一条条血丝。我以为这两种颜色配合在一起，只能用死者的寂静配合着吊丧者的哭声那样的情景来相摹拟。牛的眼睛太大，又鼓得太高，简直到了使你害怕的程度。我进院子的时候经过牛身旁，总注意到牛鼓着的两只大眼睛在瞪着我。我禁不住想，它这样瞪着，瞪着，会猛的站起身朝我撞过来。我确实感到那眼光里含着恨。我也体会出它为什么这样瞪着我，总距离它远远的绕过去。有时候我留心看它将会有什么举动，可是只见它呆呆地瞪着，我觉得那眼睛里似乎还有别的使人看了不自在的意味。
我们院子里有好些小孩，活泼，天真，当然也顽皮。春天，他们扑蝴蝶。夏天，他们钓青蛙。谷子成熟的时候到处都有油蚱蜢，他们捉了来，在灶堂里煨了吃。冬天，什么小生物全不见了，他们就玩牛。
有好几回，我见牛让他们惹得发了脾气。它绕着拴住它的木桩子，一圈儿一圈儿的转。低着头，斜起角，眼睛打角底下瞪出来，就好像这一撞要把整个天地翻个身似的。
孩子们是这样玩的：他们一个个远远的站着，捡些石子朝牛扔去。起先，石子不怎么大，扔在牛身上，那一搭皮肤马上轻轻的抖一下，像我们的嘴角动一下似的。渐渐的，捡来的石子大起来了，扔到身上，牛会掉过头来瞪着你。要是有个孩子特别胆大，特别机灵，他会到竹园里找来一根毛竹，伸得远远的去撩牛的尾巴，戳牛的屁股，把牛惹起火来。可是，我从未见过他们撩过牛的头。我想，即使是小孩，也从那双大眼睛看出使人不自在的意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