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节：第七章(5)

准岳父是个冷酷的人。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他是个非常刚愎自用的人，在家里他可以说一句顶一万句（这只是他的希望）。退下来后，没有谁再听他的使唤了，所以他希望在家里还能发挥这种“余热”。而事实上家里人谁也不听他的，这就让他非常恼火。在家里，他是个非常不协调的人，与老太婆关系也不算好。他是个非常大男人的人。邓一群看得出来，肖如玉的母亲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思。

闲下来了的这位老干部，有时还常常以革命者的身份自居。他从枪林弹雨里钻过来的，所以他对邓一群这样通过考试、入学、读书而进城的农村小子就有点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们的出身是相同的，但他对邓一群这种进城的方式内心有点小瞧。邓一群当然能够感觉得到，但他不会去说透。他对这位未来的岳父是敬而远之。如果说开始他对他还有些敬畏的话，完全是因为他的身份（一个正厅级干部与他的家庭有着怎样的距离啊），后来他则发现这位离休的高级干部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有时真想不通他这几十年的工作是怎么做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地缺乏人缘。

肖如玉的这位霸道父亲，退下来后没有什么爱好。每天在家里沉默寡言，定时起床、吃饭，然后出去散步，回来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坐在那张大写字台前阅读报纸和书籍。报纸有《 人民日报 》和《 参考消息 》。邓一群发现事实上他对《 人民日报 》并不感兴趣，更多的只是做做样子，好像是让家里人不要忘记他曾经是一位高级干部。他只看一版里的重要消息和社论，然后在上面用红铅笔画上一些道道，边上注明必须要注意几点几点，要求家里其他人也一起阅读（事实上家里人根本不关心他的这张报纸，例如他的妻子只读城市晚报）。他的那些红铅笔字写得又大又潦草，非常难看，就像是蜘蛛的腿爬过的痕迹。最让邓一群有时感觉好笑的是，有时报纸上出现什么反面人物的名字，他会在那些名字上打上红叉叉，一如在法院时在布告上打叉一样。当官当出来的职业病，病到了好笑的程度。除此，老人家会爱画两笔，这可能是他唯一像点样子的事情。邓一群有时也装出很有兴致的样子，看他作画，但那画却实在不敢恭维，画得山不似山，水不像水，至于花鸟鱼虫，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天赋，要命的是老人家绝不认为自己是在消遣，而纯粹是在进行艺术创作。

肖如玉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她这一生里最重要的除了孩子，就属于丈夫。在这个家庭里，她帮助丈夫树立绝对的权威。丈夫当权的时候，她跟着享受；丈夫没权的时候，她依旧小心地照顾他的一切饮食起居。丈夫是家庭的中心。退休前她是省级机关里的一位会计，但她对财务根本就没有弄懂过。她是个不肯动脑筋的人。她常常对邓一群抱怨说，现在年纪大了，什么事情也记不牢。她在家里常常感觉很难受，她不喜欢看报纸，同样也不喜欢看电视，出门又不方便，于是只能在家里同保姆拉家常。

保姆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据说在肖如玉家里已经干了好些年。肖如玉不喜欢这位老保姆，嫌她干活不细，择菜择得不够干净（保姆眼睛不好，她自己说是生孩子那年在月子里下地干活被风吹的），菜也烧得不可口等等，但是家里却没有把她辞掉的打算。肖如玉说一是因为她觉得她很可怜，她的丈夫得了癌症死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已成家，但他们却一个也不肯赡养她。二是因为这些年来已经用惯了，她妈妈觉得有这个老保姆陪着聊天，可以打发掉不少空虚的时光，日子好过。家里有这样一个人做对照，可以更深更好地理解眼前的幸福生活。老保姆的一些好处是人所共见的：干什么活都是任劳任怨，家里有什么剩饭剩菜总是她吃完，绝不浪费，永不主动提出加工资，上街买菜也总是尽量帮主人家节省每一分钱，在家里从不多话……

邓一群从这个保姆的身上，想到了自己的妈妈。他每年都会寄点钱回去，或多或少，而他妈妈却总是让他不要寄，说让他节省下钱娶亲成家，事实上她的心里有多高兴啊！最近二哥邓一明来信说，全家一年的粮食才卖了不到八百块钱。刚刚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农村生活真的很艰难。由此他更要珍惜眼前的生活，他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娶一个城里女子做妻子，而且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家庭，结婚，生子，这样，他作为一个昔日的农村青年，才算是走到成功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