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页

“看你心眼儿小的，放不下个屁，”东升也不勉强，收了大哥大，“我哪里会笑你穷酸，我一丝不挂的样子你又不是没见过，在你跟前我敢烧包呀？”

我忙给他续了茶水，要堵他的嘴。

东升拉开旅行包，抱出六条红塔山、四瓶五粮液摆在茶几上，“看来看去，也只剩你这一个真朋友了，吃肉喝汤，我决不会忘记你。农民兄弟玩大哥大，名医兄弟抽喜梅，别人会怎么看？”

看来东升是有求于我了。一个人的脾气、性格，多少岁月也不容易把它打磨去。少年时，每逢考试前夕，东升都要给我行贿，条件是我用小纸团保他考试及格。那些时候，他送的是一杆红蓝铅笔，一支铅笔刀，一把水果刀什么的，或是送一只他用芭茅花茎精心编成的小鸟笼子。少时这些小用品、小玩物，至今想来犹如一只小白兔，很温馨的，眼前这一堆烟酒，不是老虎，起码也是一只狼了。我心里有些不快。

“张队长还用参加考试呀？要是看病，用不着拿这些，这是我的规矩。”

“你日鬼的精能！这些事你还记着，证明我没错看你。”他把烟酒分成两半，“春节刚过，上门不兴空，这一半算是带的年礼。这一半嘛，按咱俩的老规矩，谁也不能谈价钱，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要是让我帮你抢银行，礼是不是太薄了一点？”

“你抬抬手就能办的小事情。”东升呷一口茶水，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

白鹤庄一九五八年有耕地三千八百多亩，眼下只剩下五亩多了。这点地早被高楼包围在城里，东升派两个人在那里种菜疏。二七干道开通后，这五亩地恰好临街，处在黄金地段上。眼见是块肥肉，区市两级许多个单位都盯上了，正设法买到这块地。

“这还不好办，谁给的价高卖给谁呀。”我轻描淡写道：“原来你是靠卖地发的家呀，这可是掠夺性经营，早晚要坐吃山空的。”

“你把我看成败家子儿吧？”东升猛嘬一口烟，“你可是冤枉了我。这地不卖，就得白送。奶奶的，要不是白家当权时白白送人一千四百多亩地，我这生产队现在肯定是全国首富。卖地是杀鸡取蛋，这个道理咱懂，我这生产队还开着七八个工厂商店呢！这几亩地我暂时不想卖。为啥？今年这种地一亩三十八万，明年至少要翻到八十万，做什么生意能有这种利润？”

“你放着不卖就是了。”

“哪有这种便宜事！市城建局有个狗日的，限我们国庆以前动工，要不然就强行征用，能放吗？”

“那可怎么办？你今年卖要亏一百多万呢！”

“这不是来找你了吗？”

“东升，你这不是发疯了吧？我一个小医生，医个病还可以，这种事我可办不了。”

“我早核计好了。”东升胸有成竹道：“你能给省长说上话，这事就能办成。如今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你让省长给市里打个电话，过问一下这片地，市里、区里就不敢怎么样。熬过这一年，我买一套四室一厅商品房送你。”

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东升，省长能是我这种小人物支使的？这事我可干不了，你送给我八室两厅的房子，我也干不了。”

“昨天电视上，我还看见你跟省长说话哩。”

“那是开会，说的是能摆在桌面上的事……”

东升把半截烟朝地上一摔，“你胆子还没鸡眼大，不过叫你动动嘴，拿捏鸡巴什么架子，我要能跟省领导说上话，还能难为你？如今这社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剜到篮子里的才是菜，拳头硬的是爹，蹲大狱那几年，我只悟出了这个道理。你看你屋里这家当，都是什么年代的物件儿！小时候我总觉得你会比我有出息，昨天看见你和省长在一起，以为你是个多了不得的人物，原来你尽弄些虚的。听我劝一句吧，如今机会遍地都是，这时不抓，什么时候抓？说句干脆话，这忙你是想帮不想帮？”

这件事又不违法，当然可以试一试。我说：“我总得去看看那块地吧？要不我见了省长怎么说？”

东升狡黠地一笑，伸手拍我一巴掌，“这还像个朋友。其实，你只用给省长秘书说好了，让他假传个圣旨，说省政府看中了这片地，下面谁敢放个屁！又不是让你干什么违法勾当，不过是骗骗人而已。走，现在就去看吧。下个月就有咱自己的车坐了。”

二

铁丝网围着那一方地，地上铺着一层绿绸子一样的菠菜。红砖砌出的两间火柴盒样的房子摆在绿绸子的正中，房子边上有一口机井，架着一台破旧的水泵。歪脖槐树刚刚吐出的新绿，把阳光剪成一片细碎的斑驳洒在黄土地上。这情景终于唤醒了我的记忆。

这里原是华中平原的一部分，如今叫南边那鳞次栉比的高楼生生割了下来。记得有一年秋天，东升和我还在这片地里捉过鹌鹑。那时，黄豆正可烧吃，我们把四五只鹌鹑关进鸟笼，挂在这棵歪脖树上，燃了黄火烧毛豆煮鹌鹑蛋吃。也就是那一天，我知道了东升的最终理想。我说他其实很聪明，只要用心，成绩肯定不比我们这些城里孩子差，这样每次抄我的卷子，就不该进城里上学。白鹤庄办的有小学和初级中学，我不明白东升为什么舍近求远。东升答道：“我爹让我将来接他的班，当大队支书。我们张家在白鹤庄是小姓，白家人多，这才送我过街进城上学。只要在市里混个中学毕业，当兵入了党，白家人多也枉然。我数学没抄过你吧？这也是我爹让我好好学的。我们张家人当支书，他们白家人就当大队长和会计，支书不会算帐可不中。”

想着这一幕，我不由得伸手拍拍老槐树，叹口气。

“桑塬，你发啥癔症？”

“我想起初二那年秋天在这里吃毛豆了。”

“大年初二吃毛豆？你说的啥球鬼话！”

东升显然彻底遗忘了这件事，我陡然觉得无聊起来，四下一张望，看见房子周围长着十几株茁壮的植物，心里一阵发紧，“东升，你胆子可真大，种大烟干什么？”

东升大咧咧道：“大烟壳壳吃火锅用，籽籽又能治肚子痛，种这几棵，啥大不了的事。贩毒、吸毒，政府还管不过来呢。”

我无言以对。

沉默了一会儿，东升谈起了他这二十几年的经历。他表现出的倾诉欲令我吃惊，直觉告诉我：东升患有心理疾病。我认真倾听着，不肯放过一个细节，直到日薄西楼，东升才惊呼道：“天爷，我俩午饭还没吃呢！没想到你对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有兴趣。走，到我队部那两家菜馆喝两盅。以后有你听烦的时候。”

“你忘了我是医生，搞心理分析研究的，听不烦。”

东升说的两家菜馆，与他的瓜葛只是两个老板租了他生产队的房子。按理说，只要老板没有拖欠东升的房租，东升去吃盘小葱拌豆腐，也该掏腰包付帐的。可是，东升在菜馆里，表现出得比老板还老板。这地界已算中州市的闹市区，又是傍晚时分，自然是吃客盈门。

我俩走进左边的川菜馆，老板模样的肥胖中年人一脸烂笑迎了过来，“张队长今晚吃个什么菜？炒好了，我让小二给你送办公室去。”

东升一把拉我过去，“胖子，你可别寒碜我！你知道这是谁？我光屁股时就交下的朋友，市里大名鼎鼎的医生，省长、市长家的常客，来你这里吃饭，是赏你一个脸。什么办公室，好像我偶尔吃你一顿就吃穷了你，小气成啥样了？雅座侍候吧。”

我看见胖子嘴角的肌肉跳了几跳，为难道：“雅座有人预订了，张队长，你的客人不多，是不是将就一下？”

张东升鼻孔哼了哼，“将就？胖子，这大堂能是我这位朋友坐的地方？吵得鳖窝一样。雅座客人没来，明天吃一样嘛！年终我手指头一紧一松，也不是一桌两桌饭菜钱。”

老板竟妥协了，他朝两个女子喊道：“还愣着干什么，去雅座侍候张队长。”

没想东升还没完，又对胖子说：“你去给隔壁粤菜馆老林说一声，叫他做个清蒸河蟹送来。”

在雅座坐下后，我忍不住问他，“人家交了房租，你再这样胡吃海喝合适吗？”

“有啥不合适！”东升奇怪地望着我，“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巧宗儿，他还不识相！这地是白鹤庄的地，这房是我张东升当年冒家破人亡风险贷款盖的房，租给谁不租给谁，一年租金多少，还不是我红口白牙说了算？你只管心安理得吃喝，这两个王八蛋外省人黑着呢，这个亏他们不会吃。”

菜的味道不错，我却吃得毫无胃口。一个动荡的时代过去后，复仇心理普遍化，更多的时候，这种心理表现为自私，有的就带有攻击性，以损人为前提。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我认为这种时期多数人患了心理疾病。我和东升的生活、思想、行为，已无丝毫共同之处，作为朋友交往的前提已不复存在。如果把这次重逢当作天意，它的作用恐怕只是为两个少年玩伴的友谊划个句号。那个脚踩方口手工布鞋，身穿手挽布扣对襟上衣，四季都留着茶壶盖寸头，英姿勃勃的美少年张东升是我的少年朋友，眼前这个不农不工不官不商不洋不土的中年人，到底与我还有什么关系呢？我答应为他的五亩地去和省领导说情，实际上是和他进行一种交易。这么做值不值呢？可是，我又不能对东升身上那种独特的东西视而不见。他是受过大磨难的人，如今了成了社会的主要角儿，这种主角的表演，会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一部什么样的心灵史呢？在我的病人中，近一两年，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多了起来，有癔病患者，有隐性精神分裂患者，他们的病都深深地打着他们个人历史的烙印。张东升肯定能为我的研究提供一份新的资料。我还得与他交往下去。

吃过饭后，我要去赶公共汽车，东升生气道：“你这个大忙人，我拉你出来一整天，又有那么大的事求你，让你坐公共汽车回家，日后我见到弟妹，你让我的脸朝裤裆里装呀？我一定要看见你上出租车。”

我听得一阵心里热，不由得伸手搭在东升肩头上说：“东升，你应该注意一下外部形象，这身装束太像个生产队长了。”

“我本来就是个生产队长呀，货真价实的农民。”

我忙说明：“你这个生产队长，已不是原来那种生产队长，你这一身打扮，与你用的大哥大、BP机，不般配，置几套行头，什么场合穿什么。”

东升在昏暗里龇出白牙笑了，说：“中！几千块钱的事儿。”扬手招来一辆出租车，塞给司机两张票子，“桑塬，那件事你可要用心。事办成了，不管明年涨多少，都按百分之十给你提成。”

不管这件事显得多么可笑，我还是被东升的话深深感动了，握住他的手说：“东升，你今后想发达，恐怕要靠生产队这三个字。都市里董事长、总经理多如牛毛，你这个队长可不多，物以稀为贵。”

妻正在家里等我吃晚饭，见我酒足饭饱的样子，埋怨道：“连个条子也不留，我正要到报社登寻人启事呢！”

我把情况简单说了，笑道：“东升支书没当成，终于还是当了生产队长，难道真有劫数不成？”

“这么大的都市里还有生产队？真是怪事。”

“那天接了他的名片，我也觉得奇怪。一九五八年扩大的城区，都有这种生产队，生产队长手里拿有征地合同，只不过，大部分生产队很快就城市化了。东升这个生产队，绝对是个例外。白鹤庄是个很大的村子，一九五八年大约有两千人，村址就在铁路局西南那一片，我以为它早消失了，没想到它的生命力这样顽强。现在，东升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农民，没有中州市户口。白鹤庄还有十八个这样的农民，他们组成这个生产队，直接受向阳区领导。”

“东升他们靠什么生活？”

“卖地，租赁房屋，办工厂。”

“正经生意人嘛。”妻说：“又是你小时候的同学，这个忙应该帮。其实，随便省里哪个领导过问一下，事情也就解决了。”

“从来没办过这种事，恐怕不好办。”

妻不以为然，“东升这事求到你，算是求对了人，就看你能不能放下架子了。听你这么说，东升是个仗义的人，你要把这事办成了，说不定他真能兑现。”

我心里一沉，立时有些不悦：“动动嘴明年拿十几二十万，这不是都市天方夜谭吗？再说，这种事我怎么好对人开口说。”

“有什么难为情的！”妻鼻子哼了哼，“你如今也算名医了，班上忙个贼死不说，下了班，省长、市长、部长，说叫你去就叫你去，义务按摩几百次了吧？这点小事，他们也该帮你办一办。”

“这么做合适吗？”我自言自语着。

“有什么不合适的。”妻冷笑道：“你打听打听，市里有你这种身份的医生，哪个还住两室一厅？为自己的事，我决不会要你破例，如今是为朋友，说得过去了。前两年我要停薪留职办舞蹈学校，你拦住不让干，如今各种舞蹈学校烂了街，想当你的贤内助也当不成了。做不做，是你自己的事，反正你不去求人，歌舞团也在传说咱家占了多大的便宜。”

妻这番话说得我心里疼，我正是不想当个按摩师虚度光阴，才转向心理分析研究的。不能说妻的这番话没有一点道理，我无偿为官人、官太太、衙内按摩推拿时，心里收获了几多亏空？几年来，我没为自己的事张过一次嘴，如今也好利用这件事，检验一下我在这些官员心目中的分量。

星期六下午，省委宣传部梁部长派车来接我去给他夫人治腰椎间盘突出。部长夫人是中州有名的才女，在全国要算一个二流知青作家，近年来为了创作，得了这个病。实话说，全市那么多官员找我治病，也只有这个病人对我有点吸引力。部长夫人毕竟和我一样下过乡，共同语言要多得多。

部长夫人俯在床上，照例发了一通牢骚：“这个病再好不了，我这辈子恐怕真的要被等掉了，文学史也他妈的太残酷，提起知青文学，吝啬得只提三五个人，要是提十个人，我也用不着这样拼命。”

梁部长插话道：“你也不用想不过，史书历来只记各行业顶尖的人物。”

部长夫人尖锐地笑了几声，“你还不如我呢！得意什么？中国搞一本官吏传，出十卷本，也轮不到省委宣传部长。你到时候青史有名，恐怕还得依靠我下面这部书。”

老夫少妻间的这种争斗，我见多了，笑着打圆场道：“女才郎貌，郎才女貌，你们全占了。嫂子这病，坏就坏在一个要强上。”

梁部长讨好道：“桑医生把你治好了，咱们比翼双飞。”

部长夫人在我身下咯咯了几声。我立即想起了东升说的那件事，心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梁部长不管，你张东升可别怪我不够朋友。

我说：“我的任务艰巨呀，嫂子这病，多看看绿色，常过田园生活，很快就会好。古时候的文人，没有得这种病的。其实这种病是一种城市病。”

部长夫人说：“说得好！满眼的鸽子笼建筑，看了心就烦，如今这中州，往哪里过田园生活呀！”

我说：“市区里还真有个生产队，有五六亩菜地，四周被高楼包围着，去那里看看，感觉好极了。”

“真有这样的生产队呀？”梁部长先问起来。

“是的。”我又用力推了两把，“今天就这样了。这个生产队在向阳区，队长张东升是我初中时的同学。这些年，他们靠卖地积累了不少资金，开办有工厂、商店。不过，这五亩地恐怕保不住了，很多单位要买这块地哩。”

“不能卖！”部长夫人穿着衣服道：“给都市留点活力吧。”

“张东升也不想卖，不过，他一个小生产队长，恐怕挡不住。”

梁部长若有所思了好一会儿，问道：“他们生产队还有多少人？固定资产有多少？”

“还有近二十个没转城市户口的农民，生产队的形式保留得很完整。他们具体有多少资产，我说不具体，大概有几百万吧。东升有大哥大、BP机，听他说还要买辆小汽车。”

梁部长喃喃自语道：“都市里的农民，又曾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现在有大哥大，小汽车，比我还阔绰嘛。一个人平均几十万元，在中州是很富的单位。是个人物，真是个人物。有机会我得去访访这个张东升。”

部长夫人道：“到时候可别忘了带上我。”

三

转眼到了夏初，我已经把东升和他的生产队彻底遗忘了。部长夫人听了我的劝告，去北戴河疗养去了。

一日，我让妻在家帮我整理病历，两个不速之客来了我的家。

两个电信局的工人带着一部高级录音电话，进门就要施工。中州市电话号码升成七位数后，每幢住宅楼都安装了分线盒，装电话已不是多难的事。可是，我们确实没有交过申请，怎么就大跃进到了施工阶段呢？我让工人拿出各种单据一看，用户一栏果真写着我的大名，只是我的单位变成了中州铁路局综合服务公司，付款一栏，赫然写着“转帐”二字。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开的这种玩笑！”

“张东升呀。”妻把一张收费单据递给我，“你看，经办人一栏写着张东升的名字呢！”

“莫名其妙！我要出去给他打个电话，他的名片呢？”

“看你急的，”妻说：“让师傅把电话安好，你想找张东升还不容易。问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嘛。”

我只好同意两个师傅施工。

电话安好后，我立即拨了东升的大哥大号码。听出他的声音，我大叫道：“东升，你搞什么名堂，这台电话是怎么回事？”

“狗日的，是不是今天才装上？”东升说：“迟了一个星期，早知道这样，上星期请他们的那顿饭还不如喂狗。电话机子不错嘛，你的声音一点都没变。”

“东升，你冷不丁给我装个电话干吗？我怎么变成铁路局综合服务公司的人啦？我胆子小，你可别吓我，说不清楚，我可要扔电话了。”

“桑塬，你狗日的尽给我装蒜！”东升声音大了许多，“你还想当活雷锋呀！你帮我张东升这么大的忙，我给你安个电话算鸡巴啥？我要是不还你这份情，我还是个人吗？告诉你，那块地没人敢抢了。桑塬，你小子真有能耐，一弄就把我弄成个典型了。”

我越听越糊涂，对着话筒央求着，“东升，要不你过来一趟，那件事怎么就办成了？”

东升公鸡打鸣一样笑了起来，“鸡巴船弯在这儿呀！你是争理吧？这个理也该争一争。我爹拼鸡巴一辈子，不过才当了个大队支书。你说几句话，我摇身一变就成了区政协常委。我已经弄清楚了，区政协常委相当于副县级。我是该亲自到府上谢你才对。前几天梁部长还来过呢。”

“哪个梁部长？”

“省委宣传部梁部长呀。你和他那么好的朋友，他来我这里视察，也没给你提说过？”

我拿着话筒听呆了。

“桑塬，这里说话不方便，等会议结束了，我请你作陪，好好请省报谭记者吃一顿。前天他在省报上给我写了一大版，以后这生意好做多了。有人来了。”话筒里传出“吭吭吭”的声音。

“东升，你装什么鬼！你到底在哪里？”

等了一会儿，东升急匆匆说：“我在中州宾馆茅坑里蹲着。正在开政协会，上午单个发言，再有两个代表就轮上我了。大哥大一嘀咕，我赶紧捂着肚子朝厕所里跑。咱是个新常委，要注意影响，怀里揣大哥大开会，这不是烧包吗？剩下的话见面再说吧。这泡假屎屙的时间太长，屙成井绳了，我得去会场准备准备。这两天电话可得关了，总不能老是假装屙屎吧？又有人来了。”

东升那边压了电话。

我想象着东升这个时候装作系裤带的滑稽相，不禁笑出声来。东升有极上乘的表演才能，上中学时，即兴表演常能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那时候，我很为他没有实现一名演员的抱负而感到遗憾，背地里常喊他小支书，以表示我对他恨铁不成钢的情绪。每次喊他，他都乐滋滋地听着，只是提醒我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喊，怕传到白鹤庄白姓人的耳朵里。想起这些往事，我多少理解了东升现在的得意。

“你笑什么？”妻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塞给电信局工人二十元钱，让他们买包烟抽，送他们出了门。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事对东升不一定是好事。他这些年，人生的最高理想一直处于抑制状态，如今一下子实现，心理会出现失重现象，这是精神抑郁症转化成精神分裂症的基本条件。我曾对中举时的范进作过病理分析，得出他曾患有癔想病的结论。在我收集到的上万份病历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在苦难时撑了过来，当他们重获自由时，他们的心理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崩溃了。省作协有个作家，二十岁作长诗名噪文坛，二十一岁被打成右派，二十二岁被追加反革命罪，判徒刑十五年，四十二岁被平反昭雪，进入第二个创作高峰期，女友如云，一年当二十年来过。五十岁后，这位作家又因收藏两千余件女人内裤胸罩闻名中州。事发后他自杀未遂，现在他正在我这里进行心理治疗。东升能不能经受这种成功的考验呢？我有点为他担心起来。

“桑塬，”妻喊我一声，“你一会儿笑，一会儿皱眉头，出了什么毛病？”

“毛病？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和梁部长说了几句闲话，那五亩地不但没人买了，东升竟当上了区政协常委。这部电话，他说是他的一点心意。”

妻的眼睛悠地一亮，说：“东升还真讲交清，如今这社会，过河拆桥的人太多了。我想，交这样的朋友，没什么坏处吧。”

“能有什么好处！这电话费竟要另外一个单位支付，谁知道背后还有什么交易。”我从茶杯里挖出一团茶叶子嚼着，辨不出是苦是香。

妻说：“干吗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你帮了张东升的忙，他还你一个人情，如今流行这个。流行的东西，总有它的合理性。”

“我总觉得这不大正常。”

“你是病人见得太多了，别疑神疑鬼了。”

我找了一张前天的省报，第二版果真登了一篇通讯《都市里的生产队》。文章占了一整版，标题是通栏手书，规格之高，实出我的意外。东升说的谭记者，竟是部长夫人。到底是作家，文章写得十分动情，白鹤庄人显然被部长夫人美化了，他们养狗养鸡的传统被根除，竟显出了一种悲壮。部长夫人在这里好好地诅咒了都市文明，把东升的生产队当做世外桃源来讴歌了。文章里引用东升的话，多半是广告性言语，十几项没受孕的工程，也让他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已经习惯了时下推出典型的作法，并没有觉得出格，也不特别为东升高兴。

星期四上午，东升拎着一只微波炉来了，一身质地考究的深灰西服，两个扣子都扣着，“金利来”领带的尾巴斜在右面一侧两个扣子附近，朝上一看，领带是红领巾的打法，松松垮垮，皱皱巴巴在下腭下面拧出一个疙瘩，脚上的皮鞋样子极瘦，蓬头垢面的。一个解放军中士紧跟着他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东升的大哥大。我有点诧异，一时没找出合适的话，只是让他们坐下。

妻从里屋走出来，笑吟吟地道：“是张队长吧。”昨晚东升打电话说今天要过来，她执意要认识认识，今天没去歌舞团上班。

东升显得手足无措，喉咙里咕咬着奇怪的响，结结巴巴说：“是，是弟妹吧？”

东升面对女人时的表现叫我好生纳罕，在我的想象中，东升是腰缠万贯的新贵，应该不乏和女性交往的经验。

东升立即啧啧连声，“咦，到底是跳芭蕾的，要不是桑塬说过你们儿子在杭州跟他外爷上学，我怕是要把你认作侄女子。真是人跟人不同，我那屋里的，爱人，论年纪，大不了你几岁，倒像是你的妈了。”

妻看上去很高兴，说：“老了，老了，不好看了，快坐下来喝茶，喝茶。”

东升并不坐，拉过中士说：“小李子，门也认清了，这是你桑老师，这是你师母，看清楚了，你去忙你的吧。你把大哥大随身带着，我啥时叫你，啥时你来接。别跟你那小鸽子玩忘形了，误了我的事。”

中士连声答应，转身出了门。

“东升，啥时候学会变魔术了？”

东升坐下来，“车已经上了牌子，小李子是专职司机。原想买个半旧的上海玩一玩，这一当政协常委，身份不一样了，换了这辆新桑塔纳，耽搁了一个月时间，要不，我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不来看你们。”

我担忧道：“东升，涉及军队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这话是啥意思？”

“冒充军人，可不是小事。”

“桑塬，你也太小看人了。”东升说：“这种事我怎么能去干？别说现在咱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坑蒙拐骗的事，十年前我也没干过。这个小李子不是假的，车上的军牌也不是假的。你咋会想到这个岔道上！”

妻打圆场道：“桑塬跟你开玩笑呢！那小李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看就知是个真的。”

东升解释说：“如今这社会，不好混，凡事都得备七八个心眼。有车的人不多是不是；不多，别人心里就不平，交警、公安、保安，专爱找私人车的麻烦，一看咱是农二哥，肯定抡起快刀宰。我的司机是军人，车牌又是军队的，出点小问题，谁敢扣咱的车？”

我还有点将信将疑，“这事就那么容易办？”

“容易？鸡巴容易！我又没个将军舅爷，靠关系咱根本办不成。这是撞在枪口上的便宜，不拣白不拣。铁路局南边伊河路有个兵工厂，做服装的，想用一用围墙外面和大街之间的空地修个店面，对外出售军服什么的，找到我要给个方便。我提的条件就是给个军牌，配个司机。其实，这事能办成算是侥幸，我哪里不明白军队欺不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咱懂，他们要占，我也只能干瞪眼，军工厂不比铁路局，咱懂，不能跟人家耍横的。所以，我才说这事办成是运气。”

我还是不大明白，“你们生产队难道还有土地所有权？”

“鸡巴权。见缝扎针，打擦边球。六十条说得明白，解放后土地都归国有。国家是啥？先前公社大队就是国家。各个单位征地，都和大队签字画押，合同地契就留在大队了。这些地又不是有零有整划出去的，剩下的边边角角，日子一久，都想占了。咱有十几个农民，这地就属于咱。农民活命靠啥？靠地呗。他要盖房，咱不让他盖，闹出事情，官司打到京城咱也占理。国家总不能让咱这十几号农民饿死吧？”

“这里面还真有学问！”我不由得叹道：“这部电话，恐怕也是用这些边角地换的吧？”

东升得意地笑了笑，“我爹在世时，常对我说，精一门手艺，就能吃遍天下。你靠行医吃饭，弟妹靠脚下功夫吃饭，我只能靠地吃饭。一马平川的地，靠的是侍弄，会种瓜得瓜，会种豆得豆，有的家养猪兴，有的家养鸡发。这一圈到城里，什么都不灵了。外国城市还准养狗，这里狗也不能养的。说起生产队，城里人一想，不是鸡鸣狗叫，就是萝卜青青凌凌。我这生产队，这十八般武艺都吃不开了。开始想着没地了，做别的文章，办过草帽工厂，干两年，草帽不兴了。后来又做茶壶塞儿，又做两年，不灵了，为啥？高压水壶满街都是。想做别的吧，哪有力量和城里人竞争。走投无路，转回来又琢磨这地，没想还真整出点名堂了。那一次在铁路局门口见你，正和铁路局服务公司较劲。他们想修店面，招呼也不打一个，当我张东升是个二百五呀？在这块地皮上混了几十年，绝过食，请过愿，使过绊子耍过横，次次都赢。那边我让人推墙，这边我去找铁路局局长，把当年的征地合同朝桌上一摆，让他看着办。没过几天，服务公司经理去找我了。结果他答应安排我两个远房亲戚到他的公司上班。后来一想，还不解气，就让他们给你安了这部电话。我说你是我们生产队聘的高级顾问，理上就说得过去了。”

妻说：“张队长，桑塬点子还真不少，当个顾问，对他搞研究也有好处。”

我心里暗自叫苦，又不好再拒绝，只是咬着牙白了妻子一眼。

东升说：“弟妹说得对。桑塬提醒我要靠生产队三个字发达，果真就有那个意思了。边边角角的地，总有用完的时候，那时该咋办？梁部长那次去视察，指示我要把目光放远一些，要做城市新农民，把生产队磨成一颗中原明珠。如今我才后悔当年书读少了。桑塬随便一出手，我张东升就变成一个人物了，这才叫能人。”

话说到这种程度，我只好顺水推舟了，“这是什么话，你我朋友多年，在一个城市，相互照应一下，也该。”

东升眨巴眨巴眼睛，突然伸手捣了我一拳，“谁不想扑腾出点大名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朱元璋打天下，没有刘伯温，行吗？那块地这一两年不准备卖了，没有地还能叫什么生产队，没有生产队咱就当不了典型。当了典型，就能贷来款干大事。我琢磨好了，拆掉我现在队部的两幢两层楼，盖一座农民娱乐城。市里已经答应优先保证这个项目的贷款，我已经让省设计院设计图纸了。等这事办成了，再卖那块地。不管啥时卖，这钱都有你桑塬百分之十。”

“我不会要你这些钱的。”

“咋！”东升瞪起牛眼，“你是不是信不过我？要不我给你留个字据，你这样说话我可要恼你了。”

“张队长，”妻给东升剥了一支香蕉，“其实，你有这份心意也就够了，给得太多，我们怕担待不起。”

没想到东升竟动了感情，喘了几口气道：“我在监狱里，什么恶人没见过？这些年，那些年，什么险恶没见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出狱后这十几年，我苦挣苦挨，为的是什么。我有了钱，还是什么也不是。本来，我打算就这么活球一辈子算啦，你们拉了我一把，党籍问题有人过问了，被冤坐牢的事也有人过问了。没有今天，我就是成了亿万富翁，也是个劳改释放犯。桑塬，你说这能是钱可以买的吗？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如今成了典型、政协常委，才有这个合法洗刷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是谁给的？是你桑塬，我要是忘了这一点，我还是我爹掂球做的吗？”东升呜呜地抽噎起来。

我发现我低估了那几年冤狱给东升带来的伤害。东升这种表现，有极大的普遍性。一个生命的正常流程被扭曲后，只要这生命的细流没有中止，它的力量根本没有消耗掉，一旦时机成熟，它就要以合适的方式显示自己。从这一刻起，我把东升当成一个病人看待了。我不知道能为他做些什么。即便要做，也要等我知道了东升全部的心灵伤痕后才能决定。我拍拍他的肩头说：“东升，把肚里想倒的东西都倒出来吧。”

东升鼻子一嗡一嗡，嚎啕一阵，突然骂道：“操他妈！”

接着，他如泣如诉地讲述起来。他在戈壁滩为了入党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他在牢里搞同性恋的隐私；他出狱后得到白鹤庄的最高权力时的步步血痕，都使我惊悸。作为一个心理医生，我并不是没见过更深重的苦难。我一直认为，消灭生命并不是最残酷的。我需要一批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东升的经历，放在当代中国，它有极高的典型性。正因为我发现了这一点，我才感到悲凉，他毕竟是我的朋友。

中午吃饭时，妻教会了东升怎样打领带。

妻说：“嫂子读过大学，怎么没教你。”

东升说：“她整天想的就是拔牙，又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读的大学，咋会日弄领带。我让她辞职开诊所，你猜她怎么说？她说这样可以备个万一。哪里有这么多万一？我张东升总不能老走背运吧？”

　·5·

　柳建伟作品

都市里的生产队

四

所有伟大的东西都有魅惑力，哪怕伟大的苦难和伟大的罪恶。我热爱有魅力的生命，这就是我当初选择学医的唯一动机。艺术也崇尚苦难和罪恶，但它设置栅栏，我不喜欢中间的面纱。艺术有点叶公好龙，它在展示苦难和罪恶之后，只具有净化这一种于人类有益的功能。医学在饱览苦难和罪恶的奇观后，多半能产生根治的良方。

我该认真观赏一下东升了。支书坯子、要党票不要命的戈壁滩战士、片警、劳改犯、同性恋者、低层阴谋家、都市生产队长、腰缠万贯的大款、区政协常委，直到今天，东升完成了以上形象的塑造。将来呢？东升将来最终要完成一件什么样的雕塑呢？在东升以往的历史中，没有清晰可见的主要特征，每一段都呈现出模糊性和多义性。心理学认为，一个成熟的生命，其行为受一种处在无意识状态中的心理定式制约。东升的心理定式是什么呢？如果他被捕前的经历起了主导作用，他将来或许能成就一个政治家，经济决定政治，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如果劳改时期积淀的力量占了上风，东升又会朝何处去呢？东升多舛的命运，是天性使然，还是环境的塑造？

我必须对东升的重要历史片断进行梳理。

东升在戈壁滩几乎用生命换来党员这个身份那一刻，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想张家父辈苦斗时的艰辛了吗？他在想张家政权在白鹤庄的固若金汤吗？东升在那个年代，属于政治上早熟的一类人。东升他爹这个老牌政治家，在东升踏上西去列车的时候，已经给他打上了鲜明的生命底色。东升走进部队的目的，只能是一个：入党。要当支书，必须入党。

但是，东升还是能选择别的道路。这得需要环境的塑造。这个时候，军队的现状没能阻止东升朝自己的理想前进。东升入伍第二年，中苏在珍宝岛打了一仗，穿越沙漠地区的实战演习关系着国家利益，必须要搞。大规模演习前，要搞模拟试验，看一看战士的生命极限到底在哪个地方，以便决定中苏战争全面爆发后，部队从沙漠穿过，迂回到敌后的行军路线。东升报名参加小分队，是在拿生命赌火线入党。要不，就无法解释二十年后，东升谈起这次死亡行军时眼睛里闪烁的恐惧。七天后，他成了八个幸存者中的一员，他赢了。他赢了之后，唯一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回白鹤庄。

东升在白鹤庄生活了四个月，父亲马失前蹄，被免去支部书记职务。此时，东升自小就开始追逐的目标突然消逝了。我认为，他对戈壁滩的恐惧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深深地烙在他的心灵上。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才开始考虑在戈壁滩付出的代价值不值这个问题。老牌农村政治家因为说了一句对林副统帅充满感情的醉话，他的政治生命就中止了。这种残酷的现实，把他送进一个心理颓废期。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在这种时期极易走向反面。东升决定来一次脱胎换骨，彻底走出土地，变成一个城里人。实际上，他是在尝试学会遗忘。第二年春天，支书坯子张东升去了一个派出所当了片警。这一年，白家在白鹤庄的权力较量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老支书在一个凄苦的冬日里含恨而逝，生前，老支书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东升在这个时期，打算要把警察一直当下去，他并没学会卧薪尝胆，学会的是谈恋爱，追求的是平凡和安静。父亲的结局，给他的启示是：不能再醉心权力了。二十年后，东升却说：“我爹死在我手里，他不该小看我。”我姑且把东升这种补遗当做他在那个时期的一份潜意识档案看。

紧接着，东升被抛入了另一个轨道。

“赵副局长为他侄儿的事，不该把我朝死里整。周指导员为什么要落井下石，我更不明白。我想，有些人生下来心就是黑的吧。”

我很重视东升重复两遍的这番话。他的结论重视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忽视了另一个方面。他忽视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其实，世界上不是每一件事都能问为什么的。铁路局医院外科医生扒儿媳内裤要化验精液，恐怕不能问为什么。儿媳妇偷人，儿子不急，老子急，为什么？这恐怕也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问题是这个场面恰恰让穿着警服的张东升看见了。张东升没问为什么，直截了当对那个挨打的女人说：“你打他不过，你爹，你哥，你弟弟呢？”

问题是这女人照着张东升的话做了，惊动了派出所。这起民事纠纷的问询笔录上，记下了女人这样一句话：“张片警要我找人打他的。”

女人这句供词本来伤不了张东升一根汗毛。

偶然事件发生了。张东升这一段经历中，充满了偶然事件。

一个月后，赵副局长的内侄与人发生争执，先动了刀子，案子恰恰出在东升管辖区。本来，这件事可以把张东升推到赵副局长亲信的位置上。他只用在审讯笔录上做点文章，很容易能达到这一目的。赵副局长确实给了东升这个机会，当面塞给张东升一个纸条。张东升看后，随手把纸团扔进了废纸篓。这一行为并不构成对赵副局长的伤害，甚至可以解释为张东升在销毁罪证。中午，张东升在一个同事家里喝了几杯酒后，去审了这个案子。他记着赵副局长的条子，放了一个姓赵的，写了“拘留十五天”的处理意见。偶然的事发生了，张东升忘了内侄外侄的区别，而与赵副局长斗殴的青年恰好又姓赵。这样，张东升的一系列行为就构成了对赵副局长的伤害。

必然结果出现了。一个星期后，外科医生好端端地，却住进了医院，那件民事纠纷变成了刑事案件。审理的结果，张东升成了主犯。两个月后，他被判三年徒刑，却被关押进一座重要罪犯监狱。

三年后，东升出了狱，发现自己的城市户口已不再存在。他又回到了白鹤庄。

一个警察和一群杀人抢劫犯住进同一个号子，所受的待遇可以想见。我有个病人，是个刑满释放犯，他家里人介绍说，他出狱后，几次回到监狱附近，后来就有了重新犯罪的行为。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我发现他是一个受虐狂。在监狱里，他挨了五年打，出狱后，与苦难有了距离，他透过这段距离，发现了苦难的诱惑。靠他自身的努力，他已经无法抗拒这种诱惑了。我对他的病毫无办法，当我知道他小时候很惧怕他父亲这一历史后，我约见了那位已经年迈的父亲，希望他能重新建立他的权威。半年后，这位病人自杀了。做父亲的在一次盛怒下，用木棍打断了病人的一条腿，因这次失手，父亲再没动儿子一根指头，病人无法再次挑起父亲的愤怒，他选择了死亡。正因为这样，我并没有追问东升在监狱里的详细情况。他对这一段生活讲得极少。在这极简约的讲述中，他重复了这样一个细节：开始的半年，他靠马桶睡，每天负责倒马桶，每天晚上，狱头罚他把头插进尿桶倒立，唱完三首歌才准睡觉。东升自杀未遂后，管理人员才把他换了一间牢房。

我已经注意到这段生活对东升产生的重大影响。东升在以上几个阶段的转变，都是急风暴雨式的，每一次打击，都足以改变他人生的道路。老支书死后，东升的酋长梦从理论上说已经彻底破碎了，再经过不堪回首的三年牢狱的磨练，东升应该变得安于现状了。事实上，东升却以百倍的狂热投入到白鹤庄的权力争夺中。这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理。东升的天性，东升所受的环境的影响，把他推到了一个带有攻击性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