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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给东升通了几次电话，他的农民娱乐城项目一路绿灯被批准了，只等第一期款子到了他的帐上，就可以动工。我为东升感到高兴，平心而论，我宁愿看到东升能通过自我调节，把苦难带来的心理痼疾变成一截永不发炎的盲肠。我不希望他在我的研究中提供一份新的证明材料。右派作家后来表现出的观淫癖，在我看来是他在漫长的二十年里性压抑积淀的结果。他的病已成为不治之症，因为他已经过早地在生理上丧失了男性的功能，心理亏空被放大了。在和这位作家的诱发式交谈中，我曾指出，他错过了一个历史性机遇，没能充分重视他声名鹊起那段时间和一个年龄上可以作他女儿的青年女作家的恋情。我曾经用一个月时间，反复研读了这位女作家失恋后发表的大量的作品，发现她也有病。

有很多次，我真想中止这种研究。我发现，进入的愈深，我就愈痛苦。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是各个行业的最优秀的代表。正因为他们的优秀，他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完整性，看到了人性的弱点，看见了法律的漏洞，他们都是行动者。

过了近一个月，小李子突然来到我的家。

“是不是要开奠基礼了？”

“不是的。桑老师，下午打了起来，郝院长要告状，张队长要我接你过去讨个主意。”

我顾不得收拾案头的病历，急忙跟着小李子下了楼。

东升一个人闷坐在办公室里抽烟，看见我进来，踩了烟头骂了起来：“银行这些王八蛋，贵贱只给两百万，加上我的家底，这大楼也只能盖成一小半。我去找市长，市长说如果这个项目基本上由国家投资，就没多大意思，银行答应给两百万，已经破例了。他让我设法自筹资金。把我浑身骨头削成扣子卖，又能卖几个钱？我心里本来有气，这姓郝的还不给面子。”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我没动手。手下几个人不会办事，打出了红伤，他告到区里了。”

“你找我来做什么？叫我来给你擦屁股呀！”我坐在办公桌前，翻看一叠图纸。

“伤势不重的，这个姓郝的外强中干，不会有大事。我找你来，是想核计一下娱乐城的事。这个大家伙怕是搞不成了。省设计院太黑，搞一个设计，问我要了十几万，房子盖不成，这十几万不就泡了汤。”

设计费要十几万的工程，小不了，我说：“到底还差多少钱？”

“差多了。”东升打开保险柜，端出一个模型，“你看看，漂亮不漂亮？二十二层，五层以下搞娱乐，六层当生产队力公室，剩下十六层搞宾馆，一条龙服务，造价八千万。”

“八千万，贷款利息每年要付多少？”

“大概三百万吧。”

“第几年可以赢利？”

“大概第三年吧。”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东升，你这是蛇吞象！国家钱再多，也不敢让你拿来打水漂呀。眼下恐怕只有两条路，搞股份制，会有人感兴趣的；要不，就缩小规模。”

“股份制？谁当老板？当然是谁的钱多谁当。事儿办成了，人家吃肉我喝汤，这种傻事不能干！恐怕只能缩小规模了。可是，盖个小火柴盒子有啥球意思。”东升轻轻抚摸着那个精制的模型，“十几万呢，梦了一下就完了。我总得想法补上这个窟窿。姓郝的有钱，我会想办法叫他吐出几万。走，到咱的馆子喝几盅。”

“东升，你这么蛮干可不行，你能有今天这种局面，不容易，应该珍惜。”

“喝酒，喝酒，我又不是三岁小儿，大风大浪经得不算少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是顾问，等会儿我给你说说清楚，省得你睡不着觉。”

东升出狱后，过了两三年让老婆养活的日子。不知不觉中，白鹤庄人重新感觉到了经济的重要。土地被白家无偿送人了一千多亩，剩下的已不能养活自己，弄得几百个青年待业在家。人们开始怀念老支书执政的那些年月，不满情绪愈积愈浓。挨到大队改称村的时候，白家执政的人已走到众叛亲离的末路。这种怀旧情绪，终于把东升推到了前台，他当选为白鹤庄的村长。这时候，东升已不是党员。因党支部几个成员正因受贿问题受审查，东升向区委提出白鹤庄不再设支部的要求。区委不同意，理由是全国所有的村都设有党支部，白鹤庄不能例外。东升以退为进提出辞呈，并组织几百人到区政府门前静坐请愿，区委只好将白鹤庄由村降格成生产队。东升取得了白鹤庄的最高领导权。

这一年，东升押上身家性命贷款盖了这两幢楼房。当时，郝院长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骨科医生。郝医生租了东升的一幢四层楼，办了私立骨科医院，开始一代名医的自我塑造。东升因有这笔固定的房租收入，开始进行他的生产队由农变商的革命。这种患难之交，在当代中国的都市十分常见，正是他们这种自发的联合，促进了中国改革的进程。此一时，彼一时，几年后，地价暴涨，郝院长那笔房租在东升眼里只能是小菜了。这时候，遗忘起了作用。东升拿着十几万换来的图纸和模型，再看郝院长车水马龙的医院，感觉完全变了。当年的兄弟之情这时被一脚端进了爪哇国。郝院长拿出合同书拒绝东升，东升的手下动了拳头。

“你们之间有合同，他又没拖欠你的房租，你怎么能问人家要钱呢？”我觉得东升这种念头很可怕。

东升振振有辞道：“你没见他的生意有多好。八年前，他三个床位只有一个病人，现在一个床住俩，住院费他涨了三次。当年我眼窝浅，小瞧了他，签了十五年的合同。这合同还有六年才到期，我遇到了困难，他看见了就该帮我，等我开了口，已经是他的不是了。我问他要五万，不算多。要是前几年，我早撵他出去了。”

“法律呢？东升，拿农民的习气经商，能有多大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亿万富翁是靠这个办法发家的。你这样不讲信誉，这个顾问我可不敢当了。”我真的动气了。

东升忙赔笑道：“何必说这种话，我保证不动他一个指头，这总可以吧？”

五

半个月后，东升专程到我家报喜。

“事情解决了，按你的意思解决了。”东升得意地说：“桑塬，这回解决得很文明，姓郝的乖乖吐了五万元。这王八蛋黑着呢，第二天他又把床位费提了两块钱。”

我冷笑一声，“你的事我不会再管了。我想不出你能用多文明的方法。你问他要五万，他转身问病人要五万，你咽下这五万元，也不怕噎死了！”

东升嗫嚅着：“这个理我倒是没想过。”

“那你这些天都想些啥？”

“出了这事，我才知道这区政协委员还有个好处，犯了案，区公安分局没权抓我。我这下才明白有钱人为什么舍得花钱买官衔，买的不是官衔，是护身皮。你是个蚂蚁，三岁小孩都能捏死你，你要是个老虎，武松碰见也要吓一身冷汗哩。当年，我要有现在一半的风光，姓赵的、姓周的也不敢下黑手。”

我心里不禁一颤：东升终于想监狱这段苦日子，接下来，他就会让这个社会加倍偿还。重复了多次的社会灾难，都是这种心理之树上结出的苦果。这种心理不来自人性，它扎根在一种文化中。作为医生，我能认清这一点，可无力去改变它。但是，我又不能放弃我作为医生的责任，我看看样子朴实而狡黠的东升，叹口气道：“你这种想法太危险了。为什么老向后看呢？你住监的日子已成为历史，无法更改了。区里增补你当政协常委，是因你对社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省里把你当典型宣传，是因为你的生产队成了集体致富的楷模。为什么你不向前看呢？你逼郝院长，等于逼上千个病人。这个郝院长为什么答应你呢？”

“他不答应不行。”东升说：“姓郝的只租了我的房，没租我的院子，我让人锁了院子大门，收过院费，姓郝的立马慌了。当年签合同，写的有撕毁合同一方要赔偿对方的损失。当年盖这房，是想开旅馆。开了几个月，招来成群的野鸡，我平生最恨嫖女人和卖×的女人，他一租租十五年，解决了我的大难题。想想也真不该打他。这样逼了三天，他就下了软蛋。”

原来这也叫文明，真让我哭笑不得。我挖苦道：“你真是个天才！我想不出你当年用的什么办法战胜了那么多单位。我真小瞧了你。”

他没听出来，两眼倏地变得贼亮，一拍大腿说：“兔子急了能跳墙。好不容易搞倒了姓白的，不拿出点手段，江山能坐稳吗？我一个进过大狱的人，白鹤庄老少爷儿们不嫌弃，我只能豁出去了。开始跑户口，他们说我们还有地，不给办，闹到市里，才解决了四百个。这回我转的全是老的和小的。剩下六七百青壮年，不好办了，不耍横的不行。小鸡巴单位好办，连增带吓，都答应招几个人进去。有个饮料厂不服气，顶着不办，我就让人在他们厂门口打了一堵墙，那时城建局没有现在操蛋，不爱管闲事，最后，他们乖乖收了我的十个人。铁路局最牛，说早些年已经给过我们招工指标，不再管了。我一想，攻不下铁路局，就要砸牌子，找十几个老人到铁路局院里绝食。他们那块地当年一分钱也没花，我们有理由。这事惊动了北京，答应招我的一百多人。后来，地价涨了，卖一块，搭几个人，三折腾两折腾，就剩下这几个了。”

既然郝院长已经接受了这种“文明”，我还有什么说的。东升策划的是几千人的大迁徙，很悲壮，时过境迁，再去品头论足也没意思。

我说：“东升，还是往远处看看吧，世界著名的大实业家，事业发展到你的这种规模，心胸都变得阔大了。这些成功的人物，当年都吃过不少苦，他们都有个特点，能自己消化掉仇恨这种情绪。”

“你能不能说白一点，”东升央求着，“我那点墨水，你是知道的。生意上的事，这些年摸多了，水再大也淹不死咱，咱会水，怕个球。这种朝人上人奔的大学问，我一定听你的。我总想，你一个医生，能和首长、部长称兄道弟，肯定有绝招。”

“东升，这么说吧。山西清朝时商业很发达的，借钱实在还不起，这些大商人也不追究，几万两白银，还一把斧头就结了。这必须要人格精神十分健全才能做到。不扯这么远了。你要是能做到爱上赵副局长、周指导员这样的仇人，就上了一个台阶，我也放心了。”

“你胡扯淡！我又不是女人，怎么爱他们？”

“其实，我是想让你忘掉他们整过你这件事。总想着这件事，心里不会舒坦。”

“忘了这件事，我不成神仙了？”

我只好用诱惑疗法，“你最好能想着名利双收。将来，大财团恐怕要影响中国的政治。你现在的势头不错，弄好了，当然也可以和省长、部长平起平坐。”

东升眼睛瓷了一下，说：“这下我弄明白了，你是让我一手抓钱，一手抓名，不干小鼻子小眼的事。是个好主意，是个好主意。”

这次见面后，有一两个月没见东升。关于他的消息，倒能经常听到。他做每件大事，总要打电话来。他划出五十万元作教育基金，用每年的利息奖励白鹤庄后代品学兼优的学生。东升舍得进行文化投资，我很为他高兴，过了几天，我从报上看到他一次性为残疾人基金会捐了三十万元的消息，我忙打电话过去提醒他这样要坐吃山空。东升在电话里说：“你知道基金会的会长是谁？邓大爷的大公子邓朴方！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的事都是他说了算，攀上他家，有什么坏处？”

东升绝对是个智慧的人，这件事又可证明。

到了年底，他打电话向我报喜，说他的名声如今已出了省界，搞成了几个大项目，其中就有和残疾人基金会合搞的，产品将来能免税，又说他已在某次市政协会议上被增补为市政协委员了。又隔了几天，他又说，他的党籍已经恢复，那个案子要不了多久就能翻过来。

我很为东升感到高兴。东升在已经是个成功者的时候洗清历史，大概不会产生心理失重感。作为医生，又作为他的朋友，我为他感到庆幸。在这个前提下，东升很容易获得一个健康的心态，他以后的路会走得顺利得多。

这天晚上，我和妻专门为东升喝了酒。

妻说：“心理医生，今天我看到一则消息，中国现在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有一多半是蹲过监的，最富的一个，当年差点叫枪毙掉，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说：“这是一群具备超常心理平衡机制的人，因为他们从苦难的炼狱中煎熬过，所以他们更加热爱生命、更加珍惜机会。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现象，古今中外已有无数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东升也是这一类人吧？”妻又问。

我没有回答，或许是因为我对他太熟悉，不好下这个结论。

春节过后，东升的案子平反了。他在家里设宴招待了我和妻子，第一杯酒，他敬给了他当牙科医生的妻子肖英，当年他被捕后，周指导员三番五次去劝牙科医生和东升离婚，牙科医生带着女儿等了东升。这就是东升为什么把周指导员当成第二号仇人的原因。

春天里，东升出乎我的预料，真的要和赵副局长、周指导员和解了。一天上午，他诡秘地把我拖上了他那辆“桑塔纳”轿车。

他说：“我要让你亲眼看见我是不是进步了。能把仇人团结起来，心里真受活哩。桑塬，你真是能人，想出这样的乐子给我耍。杀死十个八个仇人，也没有干这种事痛快。墨水喝多了，到底不一般。”

我没听明白，对他说：“不是急事，我可不去，我忙着呢。”

“急事，当然是急事。”东升把我推进车门，“你让我上档次，上去了，你看不见，还有啥球意思。如今好话听得多了，也不受用。区委书记见了我，大老远就把手伸出来，一年前我哪里敢想！不知道这是不是上了档次。说上档次了吧，又像不是的，我咋一见你气就出不壮呢？”

“到底是什么事，你不说我可要跳车了。”

“我是拉你去看我行善。当年的周指导员，三年前得了中风，半身不遂躺在家里。人背时放屁能砸掉鞋子，他老婆的工厂也发不出工资了。两口子从牙缝里掏出钱供女儿自费读财经学校，毕业半年多了，却找不到工作。我决定聘这妮子到生产队当会计，你说这个主意好不好？”

我无法立即回答，问道：“姓周的同意吗？”

东升道：“原想这事好办，谁知道姓周的倔着呢，死活不同意。我低三下四跑了四五趟，姓周的才松了口。每月我给他女儿开四百元工资，管吃管住，待遇不错吧？我今天是去接那妮子上班，让你做个见证，我张东升可是真心诚意帮他家的。”

小车七拐八拐进了一个胡同儿。周指导员家在一个大杂院里，占着两大间东厢房和一间小耳房。这里是都市的羞处，四周的高楼已经宣布这种大杂院便是变成一块旧城市的化石也不会有什么改观了。那个叫周小娜的妮子看见我们，立即笑烂了一张脸。东升过去小声和周小娜嘀咕几句，周小娜抿嘴笑了，笑得很自信。周小娜知不知道父亲和张东升的旧怨呢？中年妇女给女儿装了一些日用品，一再叮嘱女儿要好好干。一股呛人的尿躁气挤过旧布帘子刺激着我的嗅觉。我很想掀开帘子，看一看卧在床上的东升的仇人。

妇人把一个六十年代流行的帆布旅行包递到周小娜手里，朝里屋吼道：“别装聋子了。张队长亲自来接小娜，你也该说句人话。当年你们干的什么事，看看人家张队长的肚量。”

东升笑着说：“大嫂，我不会怪的，当年人家老周当过造反派司令，又是我的老上级，摆一摆架子也是应该的。日久见人心，我和老周肯定还会成为朋友的。”

一个中气十足的男人声音挤破帘子出来了：“小娜，你好自为之吧。”

妇人又骂了两句，说屋里又臊又臭，请我们出去。我想她肯定是怕东升变卦，心中不觉潸然。

东升能走出这一步，很不容易。我不由得仔细打量了他：西服裤线熨得笔直，领带打得规规正正，背头梳得一丝不乱，脚上的皮鞋一尘不染。回想起去年见的东升，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东升孩子气地笑着：“咋样，是档次吧？”

我说：“日久见人心呀。”

路过黄河大道火车票预售处，东升叫小李子停了车，拉我下去了。

太阳正悬在头顶，撒下一片过了头的春意。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坐在一张方凳上，手里捏着一簇竹牌牌，木呆呆地盯着梧桐树下一片花花绿绿的自行车。

东升走过去，摸出中华烟递给老头儿一支，指着我说：“这是桑教授大夫，和马省长、梁部长称兄道弟的人，今天我请他来作个见证，我要是有半点二心，断子绝孙。”

老头儿眼神变得扑朔迷离，“东升呀，我过得挺好，你的案子也平反了，也过得挺好。当年是我不对，如今你就不要变着法子折腾我了。”

东升吐了几个烟圈，“我真的很感激你，我要一直在所里干，你说我能不能当所长？”

老头儿眯着眼看了看太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什么事我都想得通，你不要逼我，我都明白。”

“你是不是嫌工钱少？这好商量嘛。”东升抬起左手，看看无名指上的钻石戒指，“五百块行不行？看你老人家在这里风吹日晒，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其实，活儿也不多，送送报纸送送信，我一个初中毕业生，外地有几个朋友，还是在牢里认识的，都不识几个字，一年能有几封信？剩下的时间，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坏人进来，这是你的老本行，累不着。”

老头儿似听非听的样子，淡淡说：“习惯了，习惯了，不用你多费心了。”

东升悻悻地回到车上，忍不住骂起来：“给脸不要脸！这就是当年的赵副局长，清理三种人，把他免了职。听说他当时就办了退休，干起看车子的活儿。我想让他去给我看大门，他还不领情。桑塬，你说这仇恨可以消化，可我消化了，人家不消化，我有什么办法！我能想个啥办法把他弄来看大门呢？”

“东升，”我忧心忡忡道：“仇恨可不是这样消化的。”

“怎么消化，怎么消化？”东升朝我吼道：“你是又当巫婆又当神，还让我活不活？”

六

鬼使神差，我又一次去了东升那亩菜地。十几株罂粟花开得血红。东升真生了气，个把月也没个电话打来。每次门诊值班，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东升。

在他的潜意识里，仇恨丝毫都没有消解。而是愈积愈浓了。东升这样做，或许是他的复仇方式。他选择了宽容作为手段开始复仇了。周指导员眼睁睁看着周小娜坐上张东升的小汽车去给张东升管钱，心里就没有亏空？赵副局长到底经得事多，要不然，新的伤害又产生了。

东升不救周家，周小娜下一步会干什么？她父亲重病在床，她走的时候连去里屋看一眼都没看，也是个狠角。

妻对这件事有另一种看法：“周小娜明知东升是她父亲的仇人，还是要去东升里做工，不是被逼无奈，就是有备而来。这个周小娜长得怎么样？”

“这个我倒没太注意，你问这干什么？”

妻说：“如果她长相中等偏下，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如果长得扎眼，又很风骚，到东升那里工作，也挺好。”

“你这话说的，怎么风骚了也好，一般了也好？”

“长相一般，就是生活所迫，要是那种性感少女，等于去了修道院。你忘了，东升是个不近女色的人。”

妻这么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再说，东升能把周指导员的宝贝女儿支使来支使去，时间一久，仇恨也就淡化掉了。春天里，病人特别多，一忙，就把这事忘了。一次，部长夫人请我去闲谈，不住地夸奖东升，要为他写电视连续剧。东升这么重视联络上层，可见他的日子过得不错。

一个春雨绵绵的夜里，东升半醇的样子，闯进我家。一身衣服淋个透湿，像是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跌进沙发里，双手揪着头发，不住地说：“咋弄的，干出这种事！咋弄的，干出这种事！”

我递给他一块毛巾，“出什么事了？”

东升呜鸣地哭将起来，哭了一阵，轻轻说道：“我把她干了，刚才我把她干了。”

妻给东升倒了一杯热茶，拿着我的一套衣服塞给东升，说：“张队长，你不要命了，这种时候淋雨，快去里屋把衣服换了。”

东升忙接了衣服去了卧室。

我苦笑一下，对妻说：“看来那不是修道院。”

妻哼了一声，“男人的话真不能信。”

东升走出来，咧嘴挤出半个笑。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僵在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妻说：“东升，别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你现在是中州有名的大款，而有些年轻女子又太随便，只要以后能管住自己，嫂子那边不说也罢。你没听人说，隐瞒是美德。”

我吃惊地望着妻子。

东升说：“我发誓只这一回，弟妹，你说这事瞒着肖英合适吗？”

妻没回答这个问题，问东升道：“东升，这个周小娜求没求过你办什么大事？”

东升愣了愣，“这妮子心大着呢，总是提说我缺少个理财的助手，常说她的一个同学如何能干，我也没在意这个同学是男是女。”

“这就对了。”妻说：“是个男同学，小娜想让你也把他聘过来。她是为这才出此下策的。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大嫂又对你有恩，不能把这事嚷个满城风雨。这周小娜达不到目的，还是要纠缠你。先把事情按下一头再说。”

我惊诧妻的冷静，接着说：“眼下只能这么办，先把这妮子稳住，要是真有这么个男朋友，你就先把他聘过来，等事情放凉了，再作打算。”

东升答应连声，夹着湿衣服走了。

妻长出一口气，叹道：“你们这些男人呀。”

我等着她发表高论，不想她留个悬念，独自去睡了。

等了三天，没有东升的消息，妻打发我以取衣服的名义，突然去侦察一下。

回来后，妻问我：“东升的情绪怎么样？”

“挺好，你猜的很对，是有那么一个男人，如今在开一家公司。”

“东升也没说怎么了结这件事？”

“没有说。”

妻十分失望，一摊手，“这事用不着我们管了，一个巴掌拍不响。”

东升的事我们确实管不了啦。小娜成了东升的私人秘书兼会计。东升和小娜的关系，并不回避牙科医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东升这个久经考验的家支离破碎，专程去劝过东升。

东升玩也不恭对我说：“你是让我对肖英守身如玉吧？周指导员摸过她，你知道吗？小娜她好说的。那个姓周的瘫了后，一点照顾不好，他就说和哪个哪个女人睡过。现在好了，他叫小娜气死了，还是自杀，这口恶气是出够了，小娜有什么不好，大义灭亲，屁股坐在我的板凳上。她爱我的传奇经历，爱我的成熟，甚至爱我坐过牢，把我当英雄一样看，崇拜得不得了。谁不喜欢别人崇拜？英雄加美人，哪出戏不是这样唱的？你今天这样一套理论，明天那样一套理论，还不是要找一个个听众？你是医生，又搞什么心理咨询，听众多的是。我就不一样了，遇到一个崇拜者不容易。走一步说一步吧。人就那么几十年，如今我才知道，女人和女人不一样哩。”

东升表现出的无耻，我见得够多了，并不觉着奇怪。倒是周指导员的自杀，让我暗自称奇。看来，我和东升的友情真的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了。

妻听了这些，一反常态，表示不能轻饶了张东升，拉我去找东升的妻子肖英。女人在对待这种事情上表现出的反复无常，恐怕能算心理学的一大难题。

牙科医生静静地听了我的叙说，冷静地道：“周指导员劝我离婚的事，我不该对他说。东升是个农民，对这事看得很重，出这种事，很自然。他要觉得小娜好，我同意和他离婚。东升是个农民，他一不能有权，二不能有钱，三不能出名，这是他的命。”

我和妻都觉得无聊了。回去的路上，妻一言不发。她所做的是从比再不打电话和朋友聊天，也不再使用那台微波炉。

在这段时间里，我整理出了右派作家和东升的病历，对他们两入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在面对人生巨变时的殊途同归的行为，受同一种文化的制约。每一个文化转型期，惯性导致大批的人心理失衡。在旧的文化参照系里，他们是被遗忘的星座，文化转型后，他们却按旧的标准在新的参照系中尽可能大的圈自己的领地。他们的心理一直处于失重的状态，结局就别无选择了。

接受这个现实十分痛苦：东升没能成为一个例外。

六月中旬，张东升再次闯入我的视野。关于他的文章又一次上了省报头版。

东升因私设公堂，致人终身残废被捕入狱。受害者邹仁也因贪污罪被捕，现保外就医。贪污案另一主犯周小娜也被捕了。省报对此案有详细报道。三月间，白鹤庄生产队队长张东升招聘市财校毕业生周小娜为会计，同月即成为张东升的姘妇。四月底，周小娜举荐市宏鸟文化公司经理邹仁任白鹤庄生产队财务部部长。五月，邹仁伙同周小娜利用生产队财务制度不健全的漏洞，贪污白鹤庄生产队公款七十四万余元。六月初，张东升觉察此事，但从帐上并没看出丝毫破绽。因怕巨款失去，张东升派人抓了邹仁严刑逼供，六月四日，周小娜逃出，到向阳区法院告张东升强奸罪，并报告了张东升私设公堂一事。四日晚，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受到生产队治安队武力阻拦，此时，邹仁双手双脚已终身残废。张东升被捕前，市、区政协已决定取消张东升政协委员资格。

我放下报纸，长叹一声。

妻唉声叹气道：“太惨了。东升真糊涂，人都抓住了，交给公安机关多好，这下弄了个二进宫。东升为什么就不知珍惜呢？但愿他下次出来能明白这一点。”

自由好比一个生灵，它能给人添上飞翔的翅膀，但绝对不能不好好待它。东升获得自由后，根本没把它当回事。这个孩子终于死掉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东升出来后再养这个孩子，还来得及吗？我没有对妻子说破这一层，好让她对从前的一个朋友存点希冀。

当晚，肖英来了，对我说：“东升很想见见你。”

第二天上午，我在拘留所的小号里见了东升。他人虽憔悴，精神还没垮掉。我只是反复劝他安心服刑，争取提前释放。

临走了，东升对我说：“早知今天，年初应该把那五亩地卖掉。姓白的一上台，卖了地就没你的回扣了。那台电话，能用多久就用多久吧。”

我听得眼眶一热，捉住了东升的手。

东升扑在我身上，嚎啕大哭起来。

　·6·

　柳建伟作品

九哥是一片风景

一

九哥的学名高东良，只有赵河东三官庙学校的老师们叫这名字。我们高王寨的老小，都只知有九哥而不知有个高东良。从九哥呱呱坠地到长成二十四岁的汉子，他一直是我们寨里人仰视的对象。这个时候的九哥让我们尊宠、敬畏，并非因为觉得他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只是因为他是老支书高富仁的独生子。自从有了可以主宰寨子几千号人生活的支书官位，高富仁一屁股坐上去，直到五十出头暴死，一直没有动弹过。在漫长的二十五年里，对高富仁说过不字的人，都没太好的下场，久而久之，我们都习惯按照高富仁的安排打发日月了。

回想起来，只有九哥一人曾对高富仁说过不字并使高富仁改变了主意。九哥二十岁那年，高富仁为他选二十里外大雾庄大队支书的二女儿做媳妇。相亲那天，全寨人都去瞻仰了九哥的未婚妻。那姑娘和哥嫂走后，我们把高富仁围在中间，询问什么时候下聘，什么时候行大礼，目的呢，在于提前安排如何从牙缝里挤出几个送礼的钱。高富仁剔着牙，吐着酒气，看着九哥对我们说：“九哥是我的独苗，又是文人，怕是对我包办不服，这事自然是他说了才算。”

九哥就站起来梗着脖子说：“爹，你这酒话算不算数？”

高富仁眼一瞪，笑骂道：“你个狗日的将我！在咱高王寨，你爹说梦话都算数，别说酒话。这是给你娶女人。”

九哥就说：“我没看上。头发黄得像牛毛，脸白得像尿泡过，身子像竹竿，能不能生养还难说。”

九哥妈尖叫起来了：“天爷！咱要退亲，今天这四百块见面礼可就打水漂了。”

高富仁不耐烦地挥挥多肉的大手：“娘们儿家家的，少插嘴，四百块，四百块见面礼算个屌毛。九哥年纪不大，眼怪细。九哥，你看上哪个了，说出来，爹给你娶。”

九哥就说他看上了秀秀。秀秀只有十五岁，五岁时死了爹。十年来，秀秀娘没改嫁是因为高富仁隔三差五要去换换口味，我们寨里人都知道，看着高富仁咋定这事。

高富仁眯着眼，摸着下巴看九哥，点头笑道：“是我的种，眼神不差，那就等秀秀长大。”

没等秀秀长到二十，高富仁就死了。分田到户那年冬天，秀秀带着母亲嫁走了。对秀秀远嫁，九哥连个像样的行动都没有。只是私下说：“秀秀肯定会后悔，我一定要娶个比秀秀还好的女人。”

这句硬梆话让我们寨里人暗里嘲笑了好久。来年春天，一场大火毁了九哥的全部家产，九哥妈知道是仇家开始报复了，拿根绳子追高富仁去了。九哥埋了母亲，治好烧伤，大队团支书也叫捋掉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的不假，把四百元看成屌毛的高家彻底败了，败得只剩九哥这个孤儿和一亩三分四厘责任田。

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差不多把九哥这个人彻底忘了。在小心仔细地打发越来越殷实的日子的空闲时，人们偶尔会轻描淡写说起九哥生活前景的黯淡，总露出这种意思：高富仁把这一支几代的精气都拔光了。

九哥再次引起人们注意，是在他二十八岁那年春天。

那一日，九哥正围着老宅查看，琢磨着趁着农闲把房子盖起来。太阳很好，照得人不冷也不热，舒服得让人要想一些活路之外的事情。四婶家的儿媳正抱个奶娃坐在皂角树下晒太阳。九哥几年来第一次触景生情想起了秀秀，不由得挪了脚步晃向皂角树。奶娃哇地哭了出来，媳妇慌忙撩了衣襟奶孩子。那一抹白光一闪，就把九哥怔在那里，双腿沉乏起来。小媳妇看见了九哥，微红着脸掩了衣襟，客套一声：“九哥，没下地呀。”

九哥讪讪搓着手，目光游弋到皂角叶剪出的斑驳天空上，哼一声：“我看看房子，只是看看房子。”

小媳妇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眼光朝九哥的房子漫过去，又收拢在九哥身上，叹道：“九哥，当年你该拦住秀秀的，都说你爹刚死虎威还在，一拦也就兴许拦住了。你这房，没五千块修不起，修起了，人也老了。你心太善，都说你心太善。”

九哥一笑说：“我不后悔，这事就不用提了。我想，我总能娶个老婆的，我不信我连这个事都做不成。我想先盖房，不是说要引凤凰来先栽梧桐树吗？”

小媳妇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把奶娃也引得眯着眼朝九哥张着没牙的嘴。九哥不明白小媳妇为啥笑，就问：“你笑啥？你笑我不该说这些文绉绉的话吗？”

小媳妇收了要岔气的笑声：“九哥，多说了你可别不高兴，他们说你是个圣人蛋。以后你可别说这大话了。”

“不大，不大”，九哥认真地说：“我真不信我连个老婆都娶不上。我知道我爹太狠，得罪人太多。可是我爹是我爹我是我。他们要烧死我报仇，烧了我家的房和钱，我都忍了。我就是不信连个老婆都娶不来。”

小媳妇又笑了，眉毛兀地一扬：“说你是圣人蛋真是圣人蛋。娶老婆？你凭啥？房子你没有，家具你没有，年龄也大了。别再想娶比秀秀还要好的本地姑娘了。就我这种样子的，也花你四婶家一万块。你呀，再在地里干三年，能说个二婚头就算烧高香了。”说罢，挟了奶娃走了。

九哥下意识地抬手摸摸结了大疤的右脸，自言自语地说：“不就是一万块吗？我不信做不成这件事。”

七伯家的长生风风火火走过来，拍了九哥一掌：“九哥，发啥子臆症，想女人了是不是？你别打巧荣的主意，四叔可是杀了大半辈子猪。”

九哥解释说：“我在看房子，她在奶孩子，我打她啥主意。她说我是圣人蛋，我还没恼，我不打她的主意，我谁的主意也不打。我不缺胳膊少腿，我能娶自己的女人。”

长生就笑了。“还是想女人了不是？你我都是大龄青年了，再晃二年，也只能打光棍一辈子。你那房子有啥看头，还不如我的房，想娶个本地女人，门都没有。想法子买个便宜的外路人吧。”

九哥伤感地叹一声：“你咋也这么说哩。娶外路女人就恁容易？”

长生拔起腿，拍拍腰问道：“二哥又从川东领来俩姑娘，我把钱都带上了，合适的话，我就留一个。你去不去在你，日后别说我瞒了你。”一溜小跑走了。

九哥感到浑身像爬了毛毛虫一样不舒服，这种感觉前所未有。他几大步跨进屋里，揭开地上几块土坯，把一个塑料包拎出来朝怀里一塞，留下一片大门的吱呀响，也朝二哥家走去。

二哥要算是我们高王寨的能人，二十啷噹岁就知道倒腾东西吃差价。高富仁整治他几回，嫌他搞资本主义那一套给高王寨抹黑，没想竟治不住他。高富仁最后决定把他送到八大监，他就跑掉了。二哥再回来时，显然阔了许多，还带着一个蛮子老婆和一双儿女。分了责任田，二哥就出去做生意了。过了一年多，我们才知道他做的生意就是从外省往回贩女人。

二哥每回领女人回来，光棍们就闻声而来，掌握钱匣子的光棍的长辈来了，只负责品头论足的大姑娘小媳妇也来了，看热闹的孩娃们也来了，坐的站的蹲的游走的撑破了屋胀满了院，说笑声炸出一片又一片热闹来。光棍汉们说是来看外乡女人，其实是叫听外乡女人。堂屋已挤满了高矮胖瘦的姑娘媳妇，光棍们心里再猴急，也不过只能伫在二哥家堂屋门前的青石搭脚上，急切切地朝影影绰绰的堂屋里睃一两眼两三眼，捞都没捞到个外乡女子的面目。于是又踅到东厢房房檐下，挨着墙根一溜蹲着，抬头眯眼嘬着二哥散下的带把香烟。这时，便有寨子里口齿伶俐、最爱抛头露面的上了点年纪却又不显人老珠黄的媳妇给光身汉们讲外乡女人。这一回是白三嫂主讲，她朝黑黑白白粗粗细细的一排光棍看过去，嘴里水鸭一般的声音就响了。

“龙成、狗剩、三尖、磨眼，你们这些过了四十的，我看就别凑这热闹了。”

“为啥？”

“不为啥，”白三嫂笑道，“高老二这回可真是下了力气，不知从哪里捞出这两个水葱样的人儿。一个十八，一个十九，你们领回去，是当爹呀还是当男人？”

“不中不中，”有人便说，“过了四十，大年二十八看历头没几天啦。再说呢，总是先熟了大麦再说小麦吧？”

又有人接道：“又不是高老二摆赊饭摊子，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比的是腰里揣的鼓不鼓。”

白三嫂冷冷一笑：“买回去，你们守得住？包不准弄回个织绿头巾的。”

长生窜进院子，也到堂屋门口拽了一阵脖子，踅过来说：“白三嫂，人看毬不清，你比划比划，我听听先过耳朵瘾。”

白三嫂就说：“秀秀你们还都记得吧？十八那个不比秀秀差，腰怕是还细上寸把哩。眼嘛，比秀秀温。你不是说人不过三十不找外路人吗？”

长生打趣道：“熬不住呀，你那床又不让白上。”

白三嫂就追上长生满院子跑。正闹着，九哥钻进了人群。一直和几位叭嗒着旱烟袋的老汉私语的二哥看见九哥，怔了一下，站起来迎上去道：“老九，你是来看热闹呀还是也想选一个？”

九哥嗫嚅着：“我，我呀，看看，看看。”

白三嫂盯着九哥上看看下看看，嘴里啧啧连声：“九哥呀九哥，你真是个没福人。错过这个叫金莲的外乡妹子，你恐怕打两灯笼，也难在世上找个像秀秀的姑娘了。嫂子我可记着当年秀秀走时你发誓赌咒样的话，你定要娶个强过秀秀的女人。可是你如今连套像样的行头也置不起了。”

九哥扯扯嘴角笑笑：“我看看，看看再说。”

我们都没想到九哥也是来相媳妇，觉得九哥肯定出不起二哥要的那盆血。高富仁的儿子终于落到只配看人娶女人而且还是外乡女人的田地了，世态炎凉真的不假。退一万步来说，就是九哥真的有点钱，二哥能忘了高富仁当年逼他背井离乡的往事么？怎么看，高老二都没有这个肚量。正这么想着，二哥已经开始折磨九哥了。

二哥说：“老九，二哥我能有今天，全仗老支书当年教导。我呢，也不是那忘恩负义的人，总想找个机会报答报答。白老三家的眼毒，竟看出这个金莲像秀秀。不瞒你说，我正是看金莲橡秀秀，才费尽心思把她领来的。人，我让你看个够，满意了，咱兄弟俩讲个说法，这笔账我全赊，你出个月利就中。”

九哥仍笑着说：“我看看，看看。我不会赊账的，更不想借高利贷，我爷就死在驴打滚上。”

“那你就看吧，”二哥鼻子哼哼，转身叫来南腔北调的媳妇，吩咐说：“他们都想现在就看看人，又都不想和娘儿们挤一堆，你带金莲和银玲去赵河边看看风景，闻闻咱这里的槐花苦香。这苦香味日怪，”转身对男人们说，“我就是忘不掉这日怪的香才回来的。你们可看仔细了，个儿高的叫金莲，看看我是不是在骗九哥。九哥你也看清了，看上了改口也不要紧，账，我照赊。”

九哥固执地回答：“我不会赊账的。”

明知九哥吃不起羊肉，却要让他闻够羊肉的膻腥，二哥这种整法，太不地道了。我们都看不过眼，却又不好说什么，好奇地看着二哥媳妇带着两个外乡女人，缓缓穿过院子，朝河堤上的槐林走去。那个叫金莲的，确实有一种能比过秀秀的风采，九哥已经在吞咽唾沫了。

二哥说：“人你们都看了。我先问问九哥，这金莲像不像秀秀。”

九哥艰难地说：“像，比秀秀腰还细，眼也不冷。”

二哥对另几个光棍说：“你们先别和九哥争，不然，你们娶了金莲，九哥整日看着，心里也不好受。”

九哥黑药丸一样深嵌在眼窝中的两颗眼珠放着电闪一样的光芒，右脸银元大的疤疤胀得鲜红，这是那场大火给他留下的印记。他望着二哥说：“二哥，你说个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