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慕绥新本身就是一个有想法、有责任心、又善于处理各种矛盾的人。作为一任市长，他很想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在沈阳历史上打上他的痕迹。
慕绥新没有想到，尽管他与马向东在政见上不同心同德，但在腐败泛滥上却高度一致，于是，他们打着“感情投资”的灵幡，构筑营造出了一组奇妙的“权力磁场”，并以高度旋转的魅力，把大大小小官员都吸进黑洞。他们的罪恶行为，不仅严重地败坏了党的威信，还公然向法律宣战……
但是，强权毕竟不是真理，“单边崛起”也决不是永恒的法规。
如果把中国的版图形象地比喻为雄鸡，那么辽东半岛顶端的大连无疑是“鸡嘴”，沈阳的地理位置则是“咽喉”。也就是说，如果沈阳这个“咽喉”不滑动，大连这个“鸡嘴”就不会发出声音，不会引颈高歌，发出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时代最强音。
这就是沈阳在中国的地理位置。
一些专家们预测： 正处在上升趋势的东北亚经济区，下个世纪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因而现在国际资本已经开始“东移”，沈阳又恰恰处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心。
这就是沈阳在世界经济战略中的位置。
特别是在中国，从全国区域经济结构看，将会出现经济成长重心北移的现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沿海开放，中国工业发展处于“轻型化”阶段，90年代伴随着中国工业逐步由沿海转入内地，由轻工业转入重工业的前期阶段，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越来越显示出卓绝不凡的风采。
世界的“东移”，中国的“北移”，使这里又一次成了风聚云涌时代交汇点，世界属目的“咽喉”之地。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沈阳，这么密集地来到沈阳。1995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吴邦国，以及二十多位部长都先后来到沈阳，帮助沈阳制定战略发展规划和蓝图。
外国大财团、大企业也从来没有这么看好过沈阳，正视沈阳。因为沈阳老工业基础改造，与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在时间上“同步”，在内容上“互补”。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把目光盯在沈阳众多的老企业雄厚的产业基础上。
曾几何时，建国后因为国家搞计划经济，敞开了北大门，沈阳占了天时，国家把44%的工业基础投资放在这里，694个限额以上的国家项目，沈阳有26项。其中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沈阳又有6项；它又占了地利，沈阳不仅是新中国的老解放区，又是距离中国政治中心北京最近的省会城市之一。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就像月球是地球的卫星；而从计划经济体制上看，它就像围绕地球转动的忠实月球，从不偏离自己的轨道……
天时地利、小灶偏饭，再加上以“移民文化”著称的豪放仗义的沈阳人民，无疑，这些有利的条件，使沈阳的重工业规模与产值雄踞全国的前列，成为中国冶金矿山设备、大型机床、电子、化工，以及军工生产的重要基地。
于是，当沈阳带着荣耀的光环，走过弹指一挥间的38年历程，步入中年之际，曾为共和国提供380个亿，相当于国家对沈阳投资的4倍多。沈阳人一度春风得意，豪情四溢，沈阳的产品也曾红极一时，扬名中外……
然而，时过境迁、斗转星移，时间到了２０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敞开了南大门，在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上，沈阳那充满活力、铿锵有力的起搏声，变得越来越弱了，许多老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装备陈旧，产品日渐落后。于是，沈阳在全国16个大城市经济排位中下滑，从２０世纪50年代的第二位滑到了第七位，而规模低于沈阳的广州、南京却后来居上……这时候，沈阳人才如梦方醒，大吃一惊，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产： 全市固定资产原值100亿，现值48亿，设备更新周期需要半个世纪，比国家规定年限长28年。
不过，饱经风霜，素以奉献精神著称，敢想敢干，心理素质极佳，从来不怕困难的沈阳人民没有惊慌，他们坚信：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２０世纪50年代，国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抗美援朝一声令下，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沈阳人民，硬是一边拼尽全力支援前线，一边拼命建设起了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60年代，国家天灾人祸，经济危机，帝国主义乘机在国际上组成反华大封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沈阳人，硬是一边勒紧裤带大搞技术革新，一边出人才出设备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到了80年代，沈阳人已经失去了天时地利，但是他们不甘寂寞落后，大胆改革，曾创造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全国工业改革”、“全国城区改革”、“企业承包”、“企业租赁”、“企业股份制”、“企业破产”、“合作银行”、“全国首开证劵交易”等18项突破，再一次成为全国改革重地，令中外瞩目；到了1990年，沈阳人还以国家大局为重，上交了15个亿，相当于当时广东省（10个亿）与山东省（5个亿）的总和。
沈阳承担了比中国其他城市更为猛烈的震荡： 老工业基础需要改造、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经济体制需要转型、大批产业下岗工人需要重新就业、新体制需要在痛苦中转型，促使这座城市一直在艰难中探寻出路，左突右突，以求在突围中成为涅槃凤凰。
慕绥新走马上任时，沈阳的天还灰蒙蒙的，沈阳的早春二月还很冷，沈阳的老百姓还在怨声载道……然而，作为这座城市的领路人，他已经看到了天时地利，看到了中央领导的决心，看到了外国投资者的触角，也看到了沈阳老百姓穷则思变的决心。这一切说明： 历史要再一次选择沈阳。沈阳该苦尽甜来了。
当然，他也深深地知道能坐上这把交椅的每一任市长要想腾飞就必须要出政绩。而要想在一座特大城市打开局面没有两三年熟悉环境、熟悉干部的时间不行。可他已经55岁，作为市政府的一把手他只有一届的时间。换句话说他如果把精力和能力都用到熟悉情况与调整人事关系上，那么他在这个岗位上将一事无成。他如果真想有作为，惟一的出路，只有使出铁的手腕，拉满弓箭强行推进才能看到效果，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他非常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力。这几年的官场沉浮，又使他在政治上有铁的手腕，形成了办事干净、利落，决不拖泥带水的独特风格。这些优势都使他内心燃起强烈的欲望——希望自己在沈阳的舞台上能够演出一场威武雄壮、名扬中外的改革大剧。
为此，他一上任曾非常激动地率领马向东等领导班子成员在就职大会上举起右手宣誓： 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并提出了没有文化的城市，就是没有灵魂的城市。因此，他决定一边挖掘恢复沈阳的文化遗产，一边在最容易让老百姓看到成果的城市建设上大施手脚，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叫沈阳人民耳目一新。为之一振，感到骄傲。
可现实的状况并不理想。说心里话面对那些困难，他并不害怕，就是那些下岗工人，他也不愁，他最头疼的是人事关系。他知道这里是前任市委书记、现在顶头上司省长张国光的天下，换句话说这里一直是张国光经营的地盘，是张国光的“根据地”。
说心里话，他瞧不起张国光。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政绩，很平庸的人，能够一步步爬得那么快？换句话说他的权术起到作用。他可以瞧不起他的出身，瞧不起他的为人，瞧不起他的作风，但是他决不敢瞧不起张国光玩的权术。因为在他的助手中那些副市长们，也大多是张国光的人。张国光在担任沈阳市委书记时牢牢地掌握着人事大权，他能通过人大的选举把省里内定的副市长人选张鸣岐挤出沈阳地盘，而把流氓混混儿马向东提到副市长的位置上。张国光在荣任省长之后，曾走马荐诸葛，嘱咐过慕绥新关照马向东。慕绥新心里非常清楚，这种官场上的领导“过话”，说明领导与被过话人关系非同寻常，否则是不会轻易讲话的，只要讲了就必须照办。如果你不照办，就是你瞧不起上级领导，当然也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换句话说，张国光想通过慕绥新把马向东提为常务副市长，他坐镇省长的位置，就与马向东形成了犄角之势。他在省里一声召唤，马向东就会在沈阳遥相呼应，以达到他继续控制沈阳的目的。慕绥新自然知道他与马向东的关系，是他在沈阳能不能站稳脚跟的最大考验。
而马向东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能从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孤儿，一步步爬到这样的高位，就充分说明了他也不是等闲之辈。
其实，慕绥新与马向东并不陌生。1995年他当省长助理时，他们就有接触，那时马向东是市里年轻干部中的一颗新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的接触，还是沈阳商业城那场大火。那场大火不仅把整座新楼烧糊，还烧毁了两三个亿的物资。因为商业城与老百姓生活紧密相连，所以沈阳的老百姓非常关注这个事件。中纪委也派来了调查组。可是查来查去最后却定为损失7000万。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个从商业起家，又主管商业的马向东。他只是象征性地受到一点警告处分。
在这里还必须说明的是，慕绥新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也是负一定领导责任的。他在最后的岁月交代说，他1997年当副省长时，作为主管领导，曾负责处理沈阳商业城失火事件，因为市里把各方面工作都做得非常圆满，他也曾手下留情，没有难为马向东——换句话说曾帮助马向东渡过难关。
1996年8月，时任沈阳市政府副市长的马向东，不知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曾把慕绥新做生意的女儿慕洋、女婿李伟介绍给市城建局分管审批广告业务的副局长吕海滨，并明确地交代说： 她是慕绥新的公主，搞了一个广告公司，你支持支持他们，如果城建局定不了的事找我。而慕绥新到沈阳后第一个春节，马向东就和爱人章亚非，到他中山公园那个家去拜年。临别前，马向东对他说：“大老板，你刚到沈阳我来看一看，给你一点安家费。”说着就拿出一万元人民币。他没有推辞接过后，就交给贾桂娥了。
因此，慕绥新当上沈阳市市长后，很快就在人事安排上显示出霸气十足。他在马向东的工作安排上还是手下留情的。因为在许多副市长的分工上，他都采取了铁的手腕，惟有马向东的分工没有动。马向东原来管城市建设和商业。他知道城市商业“旱涝保收”，而城市建设则是市里最大的一块肥肉。
1996年下半年，慕绥新当上代市长后，曾先后几次在不同的会议上强调，要给外商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其中包括娱乐环境。甚至公开指责公安机关，你们老到宾馆、娱乐场所查什么？与此同时，他还让税务部门收三陪小姐的个人所得税，这实际上等于向社会发出信号： 三陪小姐在沈阳是合法的。在慕绥新这种为外商创造良好娱乐环境思想的支配下，沈阳市的色情娱乐行业迅速膨胀。全国各地的三陪小姐云集沈阳，沈阳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洗头房、练歌房、桑拿浴、足疗屋。而事实上我们的公安部门就一直不停顿地在打击这些丑恶行为。
当然，慕绥新的思想解放，不仅仅表现在创造投资环境上，在带领市政府领导班子宣誓就职后，就利用舆论开路。1997年春节一过，就疯狂地唱起了“三四三”美化城市之歌。而后，他还感到不够劲儿，又极富有战略眼光地搞起了两个超常的特大工程。一是在一环和三环之间，搞了一个大二环；提前8年圆了沈阳的二环梦。二是围绕大二环，他非常有想法地决定建立百里环城体系——百里水上带状公园。
他是一个不拘一格、独树一帜的人，他着眼点全放在事业上，放到他要做的事情上。他有超前跳跃的思维，从不循规蹈矩；他很少按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去办事，他不是不懂，而是不愿意那么办。在他那里前来办事的人，一般不会听到他说研究研究，能办不能办，马上就给你答案。因此，他对于会议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兴趣，除了正式大会或者他认为有价值的会，他就会认真准备。否则就连那些严肃、重要的市委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参加就参加，说不参加就不参加，开会迟到是家常便饭。
事实上，他即便参加会，也会把人们闹得哭笑不得。沈阳也曾传出他开会时三种非常有趣的现象： 一是开常委会时，所有的常委包括书记都来了，常常出现书记等市长的场面；二是书记市长同时参加的重要会议，他经常超越书记先拍板表态；三是在他的“领地”市政府开会，他就更一手遮天了，稍不如意，张嘴就骂：“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就收拾你！”如果这些现象放在别的地区，可能变成政治事件。但在沈阳，大家对他司空见惯又奈何不得。他成为了党内“个体户”。可他却认为这就是魄力，认为这是提高工作效率的表现。
他不把开会当回事，更不把学习当回事。我们的党为了适应历史转型期的巨大变革，为了遏制腐败，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曾制定了许多党规党纪，一条一条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确，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违反了受到什么样惩罚。但是，他认为这些都是走过场，是花拳秀脚，都是玩虚的没有实在意义。
比如，他同意夏任凡提出的把无轨电车改成汽车的建议，便让一个干部去论证。可当那个干部提出了不同意见时，他便火了：“你明不明白，我让你论证改后的好处，不是让你论证行不行，你他妈的回去给我重新论证！”
他也多次宣称： 党校的门我从来没有进过。言外之意，我不是干得很好吗？省委根据中央精神，通知所有党员干部观看《生死抉择》电影进行警示教育。慕绥新接到通知后说： 不管它，明天市政府照常开会，谁也不许请假。
他曾经告诉记者说： 我基本上像一部装甲车或一辆坦克车，呼啸着往前冲，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与问题，我都无所畏惧，我都可以克服。甚至在许多人认为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在我手里都变成了现实。他的沈阳改革三部曲： 一、 在大力挖掘沈阳丰厚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尽快恢复沈阳历史名城的地位；二、 迅速地改变沈阳城市面貌，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三、 随之再充实沈阳的内容，把它打造成一个机器设备制造业基地。
于是1998年，他在“343”工程基础上，又加大力度搞了一个“621”工程。“621”工程简单形象地说就是建设一个沈阳新北站街、长江街等6条市级景观路，绿化百里大二环与百里环城水系两个工程，以及进行沈阳市政府广场工程改造。
那年8月12日，建筑工人把新乐遗址出土的太阳鸟图腾放大，标志着沈阳城市形象，又作为沈阳新世纪曙光的象征，制作成雕像矗立在市府广场上。这不仅多了个新景观，让城市功能上了一个档次，也体现了文化底蕴，赋予了现代气息。这让沈阳散发出迷人的现代魅力。
此后又构想要建设浑河大市场。按他的构想，浑河大市场要立足沈阳辐射东北，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使沈阳成为东北城市群经济合作的领头羊。
新闻界又推波助澜，把“挺进浑河南，建设大市场”描绘成具有强烈时代感与现代感，气势恢宏的超大型商城的蓝图。你只要看看下边的这组设想的数字，也许会感到并不夸张： 建筑面积为150万平方米，其中营业面积为44万平方米，日客流量达20万人次，堪称中国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而沈阳博览中心拥有世界最大的室内足球场，可以容纳4万人。
正是这些赫赫战绩，使慕绥新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赢得了大多数老百姓的赞扬。这一上一下，使慕绥新霸气十足，八面威风，不可一世。
在此期间，伴随着慕绥新事业的不断成功，他也看到上级领导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也听到老百姓由衷地赞扬声，他有点陶醉了。陶醉中，他的胆子越来越大，脾气也越来越大，他的强者学说也开始急剧地膨胀。他甚至错误地认为他的成功，都是他奉行强者学说的体现。
于是，他开始强力推进，大搞一言堂，许多重大的事情，一个人拍板，一手遮天，一锤定音。具体点说就是“五个一”： 在干部任用上“一句话”；在大额开资上“一支笔”，在工程项目上“一手抓”；在班子内部“一言堂”；在打击报复上“一招狠”；这无疑充分显示了他的“强权政治”，他的“胆大妄为”，他的“单边主义”。
他先在人事问题上表现很硬。比方前边文章中提到的那个周伟吧，稍稍有点组织原则常识就知道根本不能办，给什么好处也不该办。因为把周伟调到沈阳来，太扎眼了，太醒目了，迟早要出事。可是，他只是因为妻子贾桂娥吹来的枕头风，为了显示他的权威，硬是办成功了。周伟在他的关照下，一下子从副处变成了厅级。
还有那个自命不凡的夏任凡。慕绥新刚到沈阳时并没有看好他。
而夏任凡反省了自己成败得失后，他认为在长达14年时间里没有上去的原因，是他平时没有重视“无形资产”的投资。于是他就把目标锁定慕绥新，从各个方面满足慕绥新的虚荣心。果然，当他向慕绥新行贿5次共计总价值388万元后，慕绥新在常委会上就提名他为市交通局长。尽管交通局坚决不同意，尽管常委会否定了慕绥新的提名，但是为了解决夏任凡的级别问题，慕绥新还是大胆利用职权将客运集团公司从交通局中划出去，破格划为市政府直属的企业集团，夏任凡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正局级干部。
原沈阳市客运公司经理夏任凡慕绥新要树立权威，一手遮天，他必须在班子内部搞“一言堂”。他飞扬跋扈、独断单行，将个人凌驾在组织之上，视党纪国法形同虚设。在党委会上成了特殊委员。他自称是“党内个体户”，常常借故不参加市委常委会，对集体的决定，他要推翻就推翻；当然谁要阻止他，他就软硬兼施，在打击报复上“一招狠”。
当然慕绥新更关注的是工程项目那块肥肉的“一把抓”，大额开支的“一支笔”。本来这是他论功行赏，他分封给马向东的“领地”。可是，当他看到这“一支笔”被马向东握紧后，却变了味儿；这“一把抓”被马向东抓去后，却肥出了油，他岂能不眼热眼红？他在中纪委的谈话笔录上，曾这样回答的：1997年我到市里后，我们合作的较好，他要到中央党校学习，考虑到他个人前途，我同意了，而且他的分工也没有调整，1998年我也同意其任常务副市长。
可过一段时间，我对马向东的一些事情有所耳闻，市里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也提出过意见，我也跟国光省长谈过，国光省长也做过我的工作……马向东在北京学习期间，我就发现了马向东的一些问题，例如土地审批，就他一个人批，风险很大。为此，我提议成立了土地审批小组，由我任组长。对此，马向东很有意见。以后，马向东感觉到我对他不信任，也多次向我表白。1999年在我办公室，马向东汇报完工作后，跟我说：“准备给老大多存点钱，以你的名义在香港存40万美元。”我当时非常吃惊，没有同意。到了１９99年4月左右，马向东又跟我说： 准备在香港给我存1000万港币。我也没有答应。并将这件事向文才书记、闻世震书记做了汇报。事实非常明显，慕绥新要拿下马向东，尽管上述原因都有，其实还是权衡利弊得失，做得已经非常策略。那就是一方面他把马向东提为常务副市长，另一方面拿下他的实权。无疑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是完成他“一箭四雕”，独领风骚的战略决策。其一从表面看不得罪张国光；其二从表面看对得起马向东；其三他对德高望重的老干部有个交代；其四他拿下马向东，不仅是杀鸡给猴看，表示大权在握喝令三军，也等于宣告他彻底一手遮天了。马向东又不是三岁两岁孩子，岂能看不出这一点小把戏？岂能对慕绥新满意？他认为慕绥新不讲情面卸磨杀驴，他认为这是明升暗降，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可是他又无可奈何，因为他在一些人眼中太臭了！因为他要失去目前这个位置，更将一事无成！他别无选择只有忍气吞声。
他们表面上你好我好，一团和气。马向东叫他“慕大哥”，叫得越来越甜，慕绥新叫马向东“马二爷”，叫得越来越热，看不出一点破绽。其实，当利益之争凸显时他们已经分道扬镳了。他们政治联姻的春天已经结束了。
如果慕绥新知道马向东错了（像他所说的那样看不惯马向东的作风），知道审批项目与土地里有许多猫腻，甚至有很大风险，那么慕绥新握这一支笔时，就应该非常谨慎。可是事实并不是那样。他手握大权后，在任政府市长期间，大到政府的年度计划、财政收支情况、城建计划等等，他从不在市委常委会上作详细报告。重大项目以及大块土地，都由他个人自作主张，土地开发中应收的上千万的税收，他大笔一挥说免就免，根本不进行集体讨论。小到一个公园的动工。比如八一公园，本来是沈阳市心脏位置的袖珍公园，是沈阳老百姓聚集最多的街心公园——据史料记载1906年时，这里曾是占地16万平方米的外国领事馆区，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了，可谓是寸土寸金的宝地。因被权势建筑蚕食得越来越小，只剩下68万平方米。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里都是应该留给老百姓的“绿肺”，应该加以保护。因此1998年又在公园东角动工时，老百姓以为慕绥新又做好事了！要撵走公园里的住户，还公园一个清新、美丽、完整。可是当一切烟消云散、尘埃落定时，老百姓惊奇地发现，占据公园东角的老房子是扒了，却多出了6栋现代欧式小楼。甚至慕绥新自己也搬进去了。很显然他与马向东之争，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光明，而纯粹是利益之争，权力之争。
作为硬汉、霸主、强龙、一手遮天的一把手，慕绥新要在自己的领地充分地表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打开了局面，完成“强龙”到“真龙”的转变。而马向东作为“马二爷”、“三朝元老”、地头蛇、配合工作的副手，尤其是在自己管辖最熟悉的领域，岂能甘心让慕绥新一个人唱独角戏？他也要顽强地表现，并把权力运用、利用到了极致。
因此他们表面上是唱眉来眼去的“二人转”，骨子里是各唱各的“单出头”。虽然他们面和心不和地明争暗斗、互不服气，各自构建自己的权力磁场。但是他们在腐败上则高度一致。他们打着以事业为重的灵幡，各自施展感情投资的本事，营造出了一组奇妙的“权力磁场”，并以高度旋转的“魅力”，力争把大大小小官员都吸进黑洞，都吸进自己的势力范围……
而市政府那些精明的“人精”，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岂能看不出他们这一点小把戏？对于慕马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他们别无选择，无力改变，就不得不臣服。
于是，在沈阳官场上，演出了最黑暗、最丑恶、最腐败的一幕——那就是后来被中纪委称为沈阳无法遏制的送礼潮。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员们也变得非常实际，他们也不再相信空洞的口号，甚至已经把给不给慕绥新和马向东“进贡”，看成是对他忠与不忠的标准。于是，在慕绥新与马向东的辖区内，凡是能和他们对上话的所有下属，都纷纷找机会给他“进贡”。没有办法接触的官员，也想方设法投其所好。
客观地讲，这不是慕绥新的发明创造。因为在他没有进入沈阳之前，张国光、马向东之流，已经把这里变成了他们“招财进宝”的发祥地、根据地。只不过慕绥新运用了“强势权力”的铁手腕，技高一筹，打破了他们的个人垄断，使“进贡”的渠道，硬是分流出一部分，理直气壮地流入了慕绥新的“私人领地”。
于是，慕绥新成了沈阳市最能干最有争议的市长。
不管人们怎么说怎么看，慕绥新执政这几年，用他那只看不见的魔幻大手，搅动了社会城堡里许多敏感的神经。使一直低沉而迷离的沈阳，出现了少见的喧哗与骚动；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可抗拒的经济魔力，把一片片破旧的棚户区，神话般地变成了美丽文明的社区；把一群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梦幻般地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又像一个巨大而又贪婪的无底黑洞，把一个个廉政的官员，变得无所适从、一筹莫展；也把一个个野心家、贪赃枉法者，魔幻般地变成了指点江山的政府官员……
于是，天使与恶魔在这里同时降临，机遇与危机在这里交错融合，光明和灾难在这里同时诞生。
赞誉者巴不得把慕绥新捧上了天，把人世间最美好的词都用在慕绥新身上，什么“铁腕市长、政绩市长、沈阳的希望”等等；咒骂他的人恨不得把他打进地狱，把人间最恶毒的语言都泼到他身上，什么“魔鬼，黑老大、黑社会的温床……”
但不管官员们怎么捧、怎么骂，据说当慕绥新手下的部委办局，就连穷苦的老干部局、可怜的残联，都得给他进贡表示臣服、表示效忠的时候，结果可想而知……
当然，一、二把手失和，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他们的争斗、他们的失和，不仅使政府官员无所适从，纷纷改换门庭，投靠更加有利于自己的主子，也使腐败在沈阳大肆横行。那个“精明”的大贪官——省高院院长、当年沈阳市委常务副书记田凤歧，就看出了其中门道，巧妙地利用了慕马失和，来满足他自己贪欲、私欲的。他知道这种失和，给自己这颗砝码增加了重量，无论押在哪一边，都会使天平产生力量的倾斜。换句话说，他这个独往独来的大贪官，无论找到谁，双方都会买他的账。
田凤歧找慕绥新，是为了给儿子田丰和一个小商贩田华启投机取巧，搞到一个挣钱的大项目。成城花园所用的土地，原属1993年时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因为资金不到位未能如期开发。田凤歧一个电话打过去后，沈河区开发办便将这块地皮立即转让给成城公司。为了继续享受“棚户区改造”的各种优惠政策，成城公司以沈河区建委的名义，向市开发办呈报建设申请。由于此项目改变了原规划用途，立即被沈阳市市长和新兼任的房地产开发小组组长慕绥新否决。
听到这个消息后，开发商田华启顿时惊慌失措，如霹雳罩顶。当他没精打采地又找到田凤歧时，老奸巨猾的田凤歧立即打电话请慕绥新关照。慕绥新明明知道田凤歧在趁火打劫，有一种被“敲竹杠”的感觉，心里非常不舒服，且违背原则。但是为了摆平关系，他还是大笔一挥以“这是去年以前的项目，可不列入新政策范围”为由，同意继续开发。
有了慕绥新的批示，成城公司岂能不一帆风顺？先是建委主任宁先杰，他本来是马向东的铁哥们，一看慕绥新与马向东失和，他岂敢得罪一把手慕绥新？不仅批示了该项目开发，还让免交了165万元的建设“四费”；继而，市规划土地局为了给慕绥新溜须，他们显得更大方，同意执行1993年的土地出让金标准，这样一来又使成城公司“节约”了177万元，同时他们还同意缓交80%的土地转让金93万元，换句话说成城公司几乎没有拿什么钱，就得到了城中之城的宝贵土地。随后，成城花园正式开工，规划建筑面积本来是14万平方米，因为有这么多贵人相助，大胆的他们竟实际建筑了22万平方米，超标08万平方米，并于1999年竣工。经初步核算，该项目赢利就高达千万元。
当然，由于这个成城花园的开发，使田华启这个小商贩，一跃而为坐拥千万资产的房地产商，他岂能不“投李报桃”感谢田凤歧书记？他先后给田家两套房子，一辆小车，还替田丰还了许多债务，加起来300多万。
因此，中纪委进驻沈阳，清查“慕马大案”以来，田凤歧岂能不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他作为全省最高的法官来主持审结，岂能不利用权力为马向东通风报信？当然，慕绥新被“双规”时，他不是不想出力，事实上战火已经烧到他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慕绥新强力推进，摆平了各种关系，可以说在沈阳“强龙压住了地头蛇”了，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打开了局面，做到了许多人一辈子也不敢想的事情： 上边领导满意，下边老百姓满意。于是，慕绥新产生更大的政治欲望。
那一刻，马向东也知道，他再也没有能力推翻“慕老大”了。如果慕绥新再干一届，别说他没有办法“直腰”，没有办法实现当“沈阳老大”的梦想，就是围绕他转的那些小兄弟们，一看他说话不灵，也会四分五裂，纷纷投靠慕绥新。远的不说他的“左膀右臂”建委主任宁先杰、财政局长李经芳，现在都在千方百计讨慕绥新好，对于慕绥新的孝敬已经超过他了（其后有详细交代），就连那个铁心与他结盟、骄横无比的自来水总公司经理迟若岩，也因为“万豪事件”，看他不能起到保护伞的作用，也开始摇头摆尾地求助慕绥新了。
事件经过是这样： 1998年6月1日，在迟若岩的同意下，他所管辖的自来水公司，两次到即将竣工的万豪酒店施工现场，强行断停施工方的自备水源，还蛮横地下达了行政处罚通知书，要求对方上缴所欠水资源费、自来水增容费等共计180万元。
6月2日，他们见万豪没有反映，便强行封井，使3000多施工工人生活用水和施工用水，断停24小时，迟若岩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竟酿成了轰动沈阳的“万豪事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的行为，违背了沈阳市政府1996年下发的《关于改善投资环境若干问题的通知》。
6月3日，市长慕绥新大怒，指示一个副市长召开了全市20多个局级单位“一把手”协调会，拿自来水节水办与节水监察大队开刀，批评了政府部门不当的执法行为。6月5日，慕绥新又得理不让人，亲自来到万豪酒店现场，主持召开了全市执法队伍中层以上现场办公会，指出节水办的严重错误，责令节水办向万豪方面赔礼道歉，并停止工作、进行整顿。同时要求全市执法队伍进行大整顿，并派调查组进驻市节水办。
慕绥新在会上声色俱厉：“对外商投资企业存在问题，执法部门查其当查、罚其当罚，无可非议。但必须按程序办事，规范执法，文明执法！”慕绥新抓住这一个问题，在沈阳大张旗鼓抓文明执法，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可是慕绥新话锋一转说：“国家的法规法令在我们沈阳也得变通，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此后，沈阳人都不会忘记沈阳媒体立即大做文章，就规范执法行为，优化投资环境，展开了长达一个月的“热烈大讨论”。
万豪事件，对于事业蒸蒸日上的迟若岩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灾难。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政界高层，都对自来水总公司和迟若岩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他乖乖地在现场会上代表属下向大会做了深刻检查，并向对方道歉。
他一方面在呈交的《关于万豪事件的检查报告》中说：“连日来，自来水领导班子为万豪事件，痛心疾首，彻夜难眠，追根寻源，一直围绕着万豪事件研究部署，组织讨论。目前，公司人人以万豪事件为耻，以万豪事件为戒……
我们的执法人员执法不当，侵害了港商投资企业的权益，造成了严重后果，给全市招商引资工作带来麻烦，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市节水办公室作出了与通知精神相悖的事，亵渎了法规的尊严……”
为此，迟若岩不停地召开整顿会议，不时地向上级领导汇报检讨，还对有关人员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另一方面为了扭转局面挽回影响，迟若岩极力讨好马向东，求他为自来水总公司说好话，并能在万豪酒店竣工大会上，为自来水总公司重树形象。马向东告诉他，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必须去找慕绥新，如果慕绥新肯为他正名，那就万事大吉了。没有办法，迟若岩只得硬着头皮去见慕绥新。
6月里炎热的一天，通过慕绥新秘书的安排，迟若岩好不容易走进慕绥新的办公室，当面作了详细解释，并信誓旦旦地做了“认罪”表态。此后，他又到慕绥新家中，恳请市长能在适当场合，给自来水总公司说句好话。迟若岩后来说，这次见面前后不到5分钟，谈话的气氛非常不好，慕市长当时板着脸什么也没说，迟若岩小心的送上两万美元，便非常尴尬的退了出来。事实上，慕绥新以后也没为自来水总公司说过什么好话。
而经过此次挫折，迟若岩深感已无法继续在自来水总公司干下去了，无论如何他都得走人了。
早在“万豪事件”之前，春风得意的迟若岩感到自来水总公司已经搞得不错了，他曾找马向东表示想要换个职位再谋进步。马向东欣然允诺，并向慕绥新推荐迟若岩到沈阳的一个区当区长。当时慕绥新对迟若岩的能力也颇认可，尽管慕绥新私下一直认为迟若岩是马向东圈子里的人。然而“万豪事件”之后，市委没有通过马向东的建议，迟若岩知道“症结”在慕绥新那里。他对马向东说：“马市长，这个事儿你不用再跟老慕谈了，我直接跟他讲吧。”
1998年底，迟若岩听到要调他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消息，便急切去找马向东。马向东告诉迟若岩已经知道这一任命，但表示爱莫能助，并对他说副秘书长这一职位，会耽误他的发展。迟若岩已经别无选择，为了日后的前途着想，为了取得慕绥新的信任，迟若岩不得不向慕绥新“投资”，迟若岩后来供诉，到1999年5月，得知慕绥新在医院治病，他拿了3万美元去看望慕绥新，前前后后一共给了慕绥新6万美元。1999年6月，迟若岩还是被正式任命为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
这只是马向东与慕绥新实力较量中的一例，还有那个宁先杰，当了很长时间建委副主任，找他想当建委主任，马向东也曾满口答应，结果他与慕绥新一说，慕绥新坚决不同意。还是宁先杰聪明，看出了门道，主动向慕绥新靠拢，主动讨好慕绥新，主动给慕绥新送钱，没出一年，他真的当上建委主任了。
这时候马向东已经看明白了，如果再与慕绥新较劲下去，他不仅没有一点胜算的希望，还会成为血本全无的孤家寡人。其政治命运就更不好说了。于是，当他一听说某直辖市市长要调走时，为了表现出更大的“忠心”和“热心”，带上礼品积极地到北京活动，让慕绥新到那个直辖市当市长。
事实上，与其说是为了慕大哥延长政治生命，倒不如说他也包藏祸心，那就是他打不倒慕绥新，还不如把慕绥新高高抬走，进而实现自己当一把手的愿望。后来尽管他没有活动成功，慕绥新在这件事上心里还是比较感激他的。但这时的慕绥新，已经自持政绩市长的头衔居功自傲，把一切都不看在眼里，自然对于马向东的表现也不会让步，他更加大肆张扬，更加无所顾忌，就像大闹天空的“孙猴子”，早忘了头上那个“金箍咒”，把一个干部起码的“度”抛到脑后。当然，他的危险和危机也逼近了。
当慕绥新知道公安局长杨加林打黑，传出刘涌说他受贿；当慕绥新知道马向东在监狱里，亲自指挥“打慕保马”的那一刻，内心复杂极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岂能不知道在这些特殊时期，任何一个举动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阴谋！绝对是个有计划的阴谋！他往北京打了一个电话，没有找到那位应该找到的大领导，更愈益感到自己的判断非常准确。
其实，自打他当上沈阳市市长以来，在“三讲”中，全市上下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已经满天飞了，什么他支持老婆贪赃枉法，贪婪无度；什么纵容子女在沈阳包打天下，搜刮民财；甚至把他过去多少年的“陈谷子烂芝麻”都捡起来……
那时，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时至今日，如果在这关键时刻，把这两个消息一发布，无疑，等于抛出了一颗很有爆炸力的政治炸弹，还会波及其他，引发连锁反应。
他也知道中央对待自己培养的高级干部，是非常爱护的，是轻易不会“两规”的。而一旦高级干部被“两规”，就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法网的。因此，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非常想知道中纪委对他的看法。
他知道自己肯定有问题，他也知道中央对他有看法，否则，就不会把他弄到这里来了。但是，他也知道中央不希望他这样的干部犯错误，如果要得到上级的保护，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大前提： 他的问题不能太严重，或者说他被查出来的问题，不足以治罪。为此，他感到大事不好时，已经把能引起不良反映的问题，都处理得一干二净了。他已经与他最贴心的人们订了攻守同盟。是的，他是收了许多钱，也给不少人办过事。但是，收了钱没有办事的，或者没有办成事的，他都通过秘书，把钱清清楚楚地送了回去。一是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不欠人家人情；二是为了防止对方怨恨，凑热闹在这节骨眼举报他；三是为了平安度过这道人生难关，保住他的乌纱帽。剩下的钱物，他认为都是应该收的，不收怎么能体现出他是市长？不办事要你市长干什么？
尽管如此，他还是沉不住气，心里还是觉得不托底。就像放到天上的风筝突然断了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因此，他在医院急于想知道中纪委究竟掌握他多少情况？是什么态度？有个什么结论？因为这每一道门坎，都决定着他的命运。决定着他是通向天堂，还是通向地狱？
开始时，他还胸有成竹满不在乎。他知道他有三张“挡箭牌”。在他的周围已经筑成了铜墙铁壁，风雨不漏。而且他这三方面都“呱呱叫”： 他是全国有名的政绩市长，上有领导赏识他，下有群众拥护他。
大概也正是这些政绩，才使他平时目中无人，无所顾忌，没有一点防范意识。结果应验了那句老话，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过，他还不害怕，他还可以一推六二五，还可以把他的问题推到社会风气上去，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法不责众嘛！所以，现在有人告他，反映他的问题，他并不十分紧张，现在想干事的干部，有几个不触犯人们利益的？有几个不挨告的？只要没有确凿证据，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自己能说清楚也就完了。
无疑，上边的态度明确了，他也左右不了了，下边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要自己坚守住岗位，把问题承认的最少，他坚信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他从来没有被“两规”过，不知道中央掌握多少情况，才对高级干部“两规”？他更闹不清“两规”应该享受什么“待遇”？能不能“治病救人”了？他没有想到刘丽英发下话来：“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而且，他被“两规”后，主要是治病，很长时间了没有人急着找他谈话，似乎就是先治疗。这样一来，每天住在高级病房里，专案组为他找来高级的医生看病，高级的护理人员陪护，开出高级的进口西药。其实，久病成良医，他对自己的病情非常了解，他知道现在他的病，已经到了什么阶段，需要吃什么药？他没有想到医护人员对他的病，也比过去更认真了，更没有想到专案组的人员，对他的病也非常清清楚楚，甚至都能说出那些很拗口的外国药名。他反倒有些过意不去了，确切地说有些感动，甚至有点躺不住了，治不下去了。他常常陷入一种“静坐月明中，孤吟破清冷，隔溪老鹤来，踏碎梅花影”的孤独困境中。
然而，慕绥新此时的孤独是常人难以猜度的。他的孤独决不是为了家庭琐事，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原因，因为他曾经代表过一座城市，那是一种信仰的结合，他曾为此而自豪，也为此而孤独过。尽管那时也很少有人能理解那种孤独，尽管那种孤独与今天的孤独不能同日而语，有着本质的不同。那种孤独充满了希望，今天的孤独不仅没有希望，甚至连他的对手们也不理解他，说他今天这种难以忍受的孤独，脚上泡是他自己走的。是呀！如果他当初不固执，接过马向东伸过来的“橄榄枝”，主动承担了那12万美元的责任，也许这个震惊中外的腐败事件就掩盖下来了，他照样还可以指点江山。他嘴上也这么说，但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中纪委决不是仅仅根据马向东的举报，才下决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