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痛苦，不管怎样强烈的恐怖，只要和大家在一起就能忍受，但是孤独等于死。忍受孤寂或许比忍受贫困需要更大的毅力，贫困不过是降低人的身份，但是孤寂就会破坏人的性格。他被“两规”以来，就觉得自己像个被陷入沼泽地的老虎，一天比一天更深邃地往冰冷阴暗的漩涡里坠落，找不到它的边缘，看不到它的止境，或许进来了根本就没有终极。他孤独的一个人，眼前没有一根稻草可以借助，他想绝对没有人走过同样黑暗的道路，这里或许就是他的人生。有时，他也模模糊糊地听到一些声音，看见隐隐约约一些人探问病情，也有人主动伸出手来，但是他从来不能准确地判断，那只手为什么伸出来，是不是他所需要的那只手？是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又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一直不敢去对接那只手。
他也知道专案组这么做是为了更好的办案，并不是奉了谁的旨意。专案组的人在保护他的生命，当然也包括政治生命，这也是在体验党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他心里非常清楚，不管怎么说，这种关心是要他付出代价的，决不是放过他，而是要抓住他。那么，首先必须要保护好他的生命。但是他还是不理解，因为对待他这样一个罪人，用不着这么精心照料呀！用不着这么重视呀！尽管他知道这是在打“感情牌”，他还是被感动了。也许他看到这么些人围着他转不容易，尤其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组织医生会诊，参加治疗方案研究，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研究了一套又一套方案，直至所有的人都满意为止。
高傲和屈辱是一对难分难舍的兄弟。如果想形容那一刻慕绥新的真情实感，我看用清朝诗人张骞的诗，是最好的写意“孤楼独坐夜寒天，检点冬裘付使传，若把心肠较寒暖，心肠暖过百重棉”。
他感动了，他一点抵触情绪也没有了，他觉得他的身体状况，完全能应付谈话的需要，做好了随时随地谈话的准备，可以说是翘首以待了。可是专案组还是说，不行！他们说必须请教专家，请示医生，并征得陪护人员的同意。在一切征求完意见后，专案组的人们还是反复推敲，反复研究，并设计出好几种谈话时出现问题的应变办法。他们的这种耐心，都超出了慕绥新的耐心。其实，专案组的人员心里非常清楚，他的病在科学上讲，并不影响谈话，他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谈话，只是谈话什么时候开始，要掌握好火候，掌握好分寸。这样一来才能水到渠成。
其实，此处无声胜有声。专案组围绕慕绥新的一切举动，都是在与慕绥新对阵，在短兵相接，就像蒸包子没到火候不能揭开锅一样，对于他这个主战场的司令官“围而不打”，是没到火候。必须在他的周围加柴加火，围绕他开展了全方位、多角度、多角落的面上斗争。
主战场很重要，他可以影响面上的斗争，或使之削弱，或激起更疯狂的反扑。当然面上的斗争也不能轻视，它可以影响到主战场，或使你无功而返，或使你化干戈为玉帛。
因此，“10·18”专案组负责人韩勇，要求与慕绥新谈话的姜德志、专案组负责全面的侯尚升，必须是钢琴大师，能在一架钢琴上弹出一曲惊天动地的交响乐来。当然，他们从来没有奢望与慕绥新一次谈话便出现“竹筒倒豆子”的神奇效果。
果然不出所料，腐败的势力不是孤立的。慕绥新在第一次谈话之前，已经做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充分受到感动之后，不仅感到了党的温暖，也感到了党的强大。按着他的坦率与直来直去的性格，他应该把什么都倒出来。但是，他知道他要真的全都说出来，他就彻底完了。而他的理智又无法接受贪官这个事实。他出任市长时，就知道治理腐败很难，或者说治理不了，现在自己果然腐败了。怎么配合好组织解决这个问题呢？是自己舍得一身剐呢？还是保护好自己闯过这一关呢？他选择了后者。事后他说，他觉得他在沈阳的事情还没有办完，极力地想给自己留条后路，那就是想东山再起，把他头脑中没有展示出来的沈阳形象，再展示出来。无疑，他还是想表明他想做一个好市长，如果给他机会，他会干得更好。
他是这样说的： 短短的几个月揭发出来的事实，使我认清了自己的真面目，我不是个好市长，是一个贪官。是党和人民憎恨的贪官，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希望，特别是辜负了我很心痛的沈阳老百姓的信任。他们怀着单纯、朴素对党热爱的感情，满怀希望地说，遇到了我可能成为一个好市长，可能为他们办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半途而废，经济没有搞上去，老百姓很多愿望没有实现，就揪出了我这样一个腐败分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但是，这个悲剧的主角还不想谢幕，几个月前，他还在电视上看到他引进的雪佛莱生产线安装好了，第一台雪佛莱汽车在一片鲜花与掌声中下线了！他本应该在那个场面中去剪彩。可是，他却成了一个局外人、旁观者。这时候，他才真切留恋地感到当市长真好！可以干许多许多事情。他也不缺钱，为什么还去捞钱呢？最后捞钱的代价，是他失去了干事业的权力，而他捞的钱呢？却讽刺地成为了一堆废纸，成为了一堆罪证。这值吗？
所以，在失去之前，他还是不想失去的。
2001年3月27日上午，当专案组与他第一次谈话的序幕一拉开，双方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准备，他以为专案组一定火力很猛，一定抓住他的问题步步紧逼。或者抓住了他的性格的弱点，激发他进攻，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失算了，办案人员只是很程序化地交代了党的政策，几乎什么话也不问了，什么话也不说，言之意外，专案组等着他自己觉醒。
他本来的策略就是进攻，不是防守。以攻为守，这符合他的个性。干什么事情都这样冲锋在前，一马当先。但这么鲜明的个性，不是干什么都好，你就拿眼前来说吧，作为一个受审查的对象，无所顾忌可不能算为优点呀！言多必失嘛！
其实，他还是非常聪明的，他认为专案组给他这么大的空间，让他自由发表言论，让他自由申辩，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他既然选择了主动出击，那必须有一个好的造型、好的亮相。他哪里知道想要用剑刺伤别人，耻辱的剑就会刺伤他自己。因为你掩饰了一个错误缺点的同时，就会暴露另一个缺点。
于是，他在平淡的开场白之后，立即话锋一转，借此机会先发制人，把心里怨恨的“死狗”马向东抛了出来。他说，我知道有人举报我，有些事情也可能说得非常具体，要不，中纪委也不会对我立案调查。但是要分析举报我的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与马向东一伙的，完全是无中生有，疯狂报复。马向东案发之前，他的妻子章亚非找到我，让我承认他们赌博私分的那12万美元，是政府发给他们的奖金，我当然不会给他们出这样的伪证。从此，章亚非就采取“打慕保马”的策略，来挽救马向东，到处串连，写我的举报信。
说到这里时，他当然不知道他的前妻贾桂娥已经交代了受贿和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共1000多万。紧接着，他又借着说话的兴头，显得大义灭亲，把前妻贾桂娥，以及跑到国外的女儿、女婿都抛了出来。
他说，我不是没有问题，我也有问题，马向东这样严重腐败的干部，我没有及时发现，就是问题，是我用人失察。另外，我的前妻和子女经商，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我管教不严，监督不够。在这些问题上，我应该负责任。其他问题我根本不存在。
他果然高明，理直气壮地以攻为守。是火力侦察？还是真的没有事？他平时收了那么多钱，可以忽略不计，可以一推六二五。他前妻和子女打着他的旗号经商赚了那么些钱，可以轻描淡写，以管教不严，监督不够来搪塞吗？而看他那副激动认真、略显委屈的样子，不像是撒谎与抵赖。越是这样越是令人害怕，因为这说明不是他问题太大想隐瞒，就是麻木不仁了，不把问题当问题了，这两种情况都非常可怕。
果然他在耍花招。他经过一段反思后，曾这样说： 省委书记闻世震在“三讲”的后期找过我，让我“三讲”的时候讲一讲夫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那是1999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有告诉他。他还让我讲一讲女儿做什么生意的情况，就是办什么公司了，有没有什么违法的事。我回去和她们一商量，什么毛病也没有，都说非常好，也没有参加什么经济活动，也没有办什么公司，把公司都退掉了，当然公司这笔财产不能随便丢掉。
他就这样说了一遍，认为这已经天衣无缝、非常合乎逻辑了，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还让我说什么？他不说了，专等着专案组人员的反应。
专案组的同志们注视着他，他们也能理解一向水平很高的慕绥新，为什么现在认识问题的水平如此之低。看来他还要在“两规”的实践中好好学习学习，因为这也是一所大学校。刚进来的人都这样，都怀有一种侥幸心理，跟不上“节奏”，抓不住“要领”。那么，办案人员就有义务根据他们不同的问题，对他们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补不同的“课程”。
于是，办案人员在第一次谈话结束前，针对非常“聪明”、一点就透的慕绥新，很平静地只说了两句话：“听你所说的，你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如果没有问题，中央纪委能不能对你随便采取‘两规’措施？如果只知道你有问题，而没有拿到这些问题的确凿证据，能对你立案调查吗？”
那次谈话结束了，慕绥新沸腾的心一下冷了，觉得空落落的。甚至觉得哪个地方非常不对劲儿，又说不出来。是自己自作聪明把事情办砸了呢？还是自己真有问题，办案组都掌握了，被戏耍了一番？反正那一刻，他非常懊丧，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了，他无力地摇摇头，被人搀扶着退了出去。
这是一种非常不成功的开始。他又回到了那种不上不下的状态。他想不明白，他的境遇，难道真是自己防范心理和防范行为的恶果？
他人生中很少防范，这使他吃过许多苦头，但是得到的更多。他的直来直去，透明度很高，上级对他容易相信。他知道对上级，也没有必要去点头哈腰。他们要的是政绩，是安定团结、是经济发展，上级看到这些比什么都高兴。当然不同的上级的需要也有所差异，但是政绩是真家伙，别的再多，也没有政绩使人腰杆子更硬。
对下级说什么？他历来认为对下级不要客气，你要客气了，他们就会给脸往鼻子上抓。他喜欢谁，信得过谁，就对谁说句“你他妈的”，这是他对下级最有感情、最不见外的语言了，他觉得这是人间最动人的语言。
甚至在接受别人贿赂时，他也没有什么防范，因为他认为那不是什么贿赂，那是人情往来，他不能不讲感情，他大方地收下了，双方都满意。
现在他这样与中纪委讲出来，他的思想弯子、感情弯子实在转不过来。这是一种谁也不说，但又是一种人人皆知的事实。好像大家都这样，都站在同样一条不怎么样的起跑线上，甚至连老百姓都认可了。在老百姓眼里有三种官，一种是两袖清风，对老百姓鞠躬尽瘁，这是好官；二是边出政绩边贪的，贪就贪点吧，能给老百姓办事就行，也算好官；三是老百姓最恨那些拿着国家俸禄，不干事的官，而且这样的官大有人在，活得非常滋润。
面对专案组，他必须隐瞒，这是防范，防范就要虚假，他不适应。平时他虽然没有把收钱的事对别人说，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并无虚假之感。
现在他认识到了虚假，刚才谈话时他没有意识到。他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强权毕竟不是真理，“单边主义”也决不是永恒的法则。因为他现在被关在这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失去了喝令三军、指点江山的能力，只能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