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习惯把接受送礼称为“润滑油”，因为送礼能办成许多无法想象的事情；把杜绝送礼称为“防锈漆”，因为涂上“防锈漆”，成了清高孤傲、没有作用的代名词。
慕绥新比较赞赏“润滑油”的说法，但他也不反对涂“防锈漆”。他说“水清没有鱼，山光没有兽”。他非常怀念他成长的年代，那个年代强调思想革命，每个人又都涂上了一层厚厚的“防锈漆”。人与人的感情非常纯真，几乎没有腐败，原因是我们太穷了。因此，我们的党员干部，往往因为拿了一张纸，一瓶钢笔水检讨；甚至什么也没有拿，只是大脑里偶然冒出那么一点欲望，好家伙！也得进行斗私批修。
为此，他曾形象地把我们的社会比喻成一台“机器”。他说，如果我们这台机器只涂“防锈漆”，保养得可能不错，可是转动不起来，就窒息静止了；而只要浇上“润滑油”，就会飞快地转动起来，产生巨大的效应，推动社会前进。
他也曾自我比喻。他说比方我吧，本来有治理一座城市能力，可是我清高孤傲，坚决不给任何人送礼，不做必要的“感情投资”，结果就可能没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怨天尤人空度一生；我送了一点礼，搞了一点“感情投资”，当了一市之长，有了施展才华的天地，给许多老百姓造福了，我这点微不足道的小礼物和感情，和千百万老百姓的幸福比，你说哪个大？再说了，我们社会都发展到今天了，那点小礼物算什么？
为此，他得出一个理论： 不要反对“润滑油”，也不要杜绝“防锈漆”。关键在于人、在于理智控制。有些时候有一点“润滑”，有一点“感情投资”，无论是对事业，还是上下级关系，不仅不是坏事，还是好事，因为他毕竟能推动社会前进。
然而，他没有想到： 当一个人有了第一次“润滑”之后，就像第一次进“赌场”，第一次吸了“毒品”一样，它会有瘾的。还会有第二次“润滑”，第三次“润滑”，结果越滑越快，越滑越远，最后理智再也控制不住下滑的趋势，直至掉进山涧摔得粉身碎骨……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流行说法，说1979年是大学生的春天。
当改革大潮涌来之时，中国的官场上也曾“青黄不接”，老的都老当益壮在第一线，新的还没有培养起来，而改革开放需要千千万万有知识、有科学头脑带头人。所以昔日人们不屑一顾的老大学生们，一时也变得物以稀为贵，奇货可居了。于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开始哄抢大学生，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都充实到机关重要岗位上去。言之意外，慕绥新是那个年代被充实上去的。我不否认我们的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政策，我也不否认从广义上讲，慕绥新是那股大潮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在这里我要阐明的是慕绥新之所以能成为高级干部，决不仅仅是因为他沾了那个时代的光。
慕绥新的家庭出身及早年接受的教育，都决定了他非常清高，是个讨厌送礼，不送礼的人。不客气地说，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送礼的人瞧不起。但是多年的基层生活，又使他非常理解送礼的人的心情。因为当年他年轻的时候，整天呆在宣传队里，贾桂娥不知是怕他被漂亮的女孩子勾去魂儿，还是从心眼里反对他蹦蹦跳跳，曾无数次骂他不务正业，劝他多到领导家走动走动，他不言不响坚决抵制。为此，有一次慕绥新的母亲来看他，贾桂娥还向老婆婆告了“御状”，母亲也曾劝他，别太贪玩儿，有家有口该收收心了，别再蹦蹦跳跳了，把心用到正经地方。
纵观慕绥新整个人生轨迹，他从送礼到收礼经历了两个过程，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他还是小人物时，他看见有一篇报告文学，曾经比较详细地描写了那个小人物送礼的心情，他才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鼓足了勇气，托别人买了一盒很高级的香烟，自己舍不得抽，想给一位老领导送去。只是这一盒也没有送出去，对于他的心理造成了巨大伤害，他也因此非常理解送礼的人。采访中他曾告诉我，那时候他非常穷，也是下了很大决心，买到了一盒很高级的香烟。但由于没有送过礼，送的方法不对，领导没有收。主要原因是他表现得太殷勤了。那天，他在一分钟时间之内，完成了打开烟包抽出一根，给领导点上火的全部的动作，并自以为非常完美。谁知，那位领导误会了，以为只给他一支尝尝，整包的不给。就说，我抽一支尝尝就行，剩下的你拿回去吧！
这样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他说回家之后，“我三夜没有睡着觉，想呀想，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是对我有看法，还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是外人，不是能靠得住的人？”有了三天三夜不睡觉的体验，还能不设身处地的为送钱的人着想吗？为此，他得出结论： 要理解送礼人的心情。
所以他说，“有些我比较欣赏的干部，我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我要收。还有一些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我不能不收，我不收矛盾就暴露了，我不希望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
没有雪鸡的山谷，狐狸不来；没有草籽的山丘，田鼠不打洞。慕绥新既然有收礼上这样体贴下情的理论基础，那送礼者岂不蜂拥而来。面对着那滔滔不绝的“朝圣人流”，慕绥新不得不抬高门坎。换句话说伴随着慕绥新的步步高升，他收礼的数字，也几乎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越来越多。特别是任位高权重的市长之后，更是无所顾忌。他在笔录中讲，随着送礼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花样翻新，慢慢地就把钱权的交易淡化了，而把这看成人情往来的一种方式，过年过节不送土特产了，送个卡，后来卡也不送了，送俩钱，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结果这条路就铺开了。
当然，送礼与收礼古而有之，并不是慕绥新的发明创造。可是慕绥新成为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之后，早就越过了“抽烟靠送、喝酒靠贡、工资原则不动、老婆基本不碰”的“原始小康”阶段，钱对于他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但是他还是被“世俗绑架”了，他既然认为收礼是“润滑油”，收礼属于“感情投资”，有利于事业，有利于上下级关系，他就没有理由不把收钱的这种方式延续下来。只不过他延续得富有创造性，延续得充满人情味。那就是慕绥新笑眯眯地收，收得非常大度，收得不拖泥带水，收得干净利落，收得送礼人心里非常温暖，甚至收得一点也不隐瞒，好像根本没有当成回事。根本使人没有往受贿方面想，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 这是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在先进发达地区，每逢年节领导给下属发红包，已经属于一种昭示温情、关心群众、鼓励干劲，调动积极性的一种方式。
而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相对滞后的沈阳送红包，就像钱塘江大潮似的海水倒流，不是领导给群众分发红包，而是群众给领导送，并且已经蔚然成风，变成一种时尚、一种风气。
不仅逢年过节必须送，送红包的时间也无限扩展，领导出国、领导住院、领导过生日，只要能找到领导高兴的借口，都可以视为送礼的最佳时间；当然，水涨船高送红包名目也跟着多了起来。什么生日礼、什么老人节、什么情人节等等。于是，每天都有送礼的，有人给慕绥新平均一下，几乎一天就收近两万元，这岂不使慕绥新每天都感觉生活在节日里，每天都感觉受到尊重，而心情极佳？
那时他大脑中也闪现过不辜负党的信任，坚决拒绝收礼。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到任第一个春节，第一个送礼的是马向东。他初来乍到，没有势力范围，如果谁来送礼，慕绥新都清高自傲地拒人千里之外，那显然非常得罪人，马向东会怎么想？工作怎么能好好配合？无疑马向东的礼，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事业的角度，他都必须收。况且他当时并不富裕，他的财富与他的官衔很不相称。
而事实上大多数官员，没有立即送礼，不是不想送，而是开始摸不清慕绥新的嗜好，不知道慕绥新得意“哪口”，送点什么礼品好？想来想去，大多数智商不低的官员，都没有选择明晃晃拿着礼品，那样太显眼了，那不是给领导上眼药么？而选择送点钱，这样不显山不露水，天知地知，含蓄方便，顺理成章、合情合理。
况且，我们党在搞计划经济时曾经包打天下，施甘露于天下苍生，老百姓也曾感激这社会，把账都记在党的干部身上。而在历史转型期，我们开始搞市场经济，一时半时还离不开行政干预，而他作为一个大都市的市长，需要他帮助的人太多了，给别人的好处都是国家的政策，他不过是执行政策的人。他无论给别人多少好处，他慕绥新也不用掏自己腰包，可是人们还是把好处记在他的头上，因为他是掌握政策的人。而任何政策都不是万能的。总是有利于一些人，而不利于另一些人。他只不过是移动了政策“可给可不给”的砝码，这个“砝码”无论落在谁头上，谁都要记住这个的恩惠，而不是好政策的本身。换句话说，我们的人民就把过去对党的感激，转移到某个人身上。这是我们国家存在的一种现实，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公仆，常常带有一种上帝的感觉。慕绥新把送礼和收礼看得这样明白，理解得这么透彻，岂能装“二小子”？
可是悲剧也在这里，慕绥新聪明能干但不是圣贤，情感与欲望使他终于守不住最后一道防线。开弓没有回头箭，就像一个吸毒者一旦开了口，再也很难控制住自己，就会无止境地吸下去，直到最后把自己也吸干了。
他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他看得远，他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比方夏任凡，他成名很早，自认为在全国也算个人物。他1．78米的个头，胖胖的，特别健谈。他看好慕市长，认为慕绥新是个干事的市长，是个人才。他自己就能干事，而且也是个人才。他是辽宁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沈阳客运集团公司的总经理。
夏任凡在慕绥新到沈阳之前，再往前说２０世纪80年代初，他当沈阳电车公司经理时，就因为大搞改革名震中外，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企业家”，到北京大学做报告全场轰动。他的外号叫“夏大胆”，属于特别能干的人。他这些特色本来非常符合慕绥新的性格，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慕绥新根本就不尿他那“壶”。大概慕绥新发号施令时，他偏偏自恃才高，以庞统为榜样，看上去松松垮垮的，不像干事的样子。自然，慕绥新不理他，弄得夏任凡“隔着玻璃亲不上嘴”，心里非常着急。
2001年3月6日，他在监狱里写给中纪委工作组的一份《关于慕绥新提名我为市交通局长一事的因果分析交代材料》上，曾这样写道：感情是基础： 慕绥新来沈阳前，我们根本不认识，来沈后，初期对我印象不好，认为我不是他的人。对此，我非常着急，因为他是一市之长，又直接管我们，别说关系不好，一般化都不行。为此，我做了许多努力工作。如请领导引见，由和他社会关系好的人介绍，主动汇报，出国时尽量显示我们的外在力量。又多次请他到集团视察，逐步地慕绥新对我有了好感。在此基础上，慕绥新喜欢我办公室的画，我马上送去；一直到后来年底时，我借其妻贾某出国之机送上一万美元。慕绥新能收下，则表明对我有所认可，开始有了好印象，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信任感。这就是慕绥新对我个人感情发展的一个过程。即从不好——转变印象——有好感——产生信任。当然，夏任凡在送礼与工作升迁的因果关系中，把他个人工作的能力、才干看成关键；把市交通局班子不行，看成前提；并一再声称说，他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对市交通局发牢骚。他把以上这四种因素融合在一起，看成是慕绥新提名他为市交通局长的依据。
事实究竟怎样的呢？
说心里话慕绥新刚到沈阳时，那个自命不凡的夏任凡，已经在那个位置上呆了14年。他还没有彻底醒过来，仍然在苦心经营着单位和家庭两个“小天地”，有着一种山大王的感觉，不懂官场风情。可是慕绥新到沈阳不过一年，他看到那些与他肩膀头齐为弟兄的厅局级干部们，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有风行风、有雨行雨，都变戏法般地升上去。他当初心里并没有着急，反而有些骄傲，不耻与他们为伍，甚至于有点瞧不起他们。而这时沈阳市长换成了慕绥新后，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领导送礼的，已经变成了可以理解的不正常政治生活的补充。当然，这背后隐藏着严重的“钱权交易”，他的想法骤然就改变了。
当时，这种不正常政治生活的“补充”，在沈阳市往往是主要领导说了算。致使那些跑官的人，只要抓住一两个主要领导，敢于下大赌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如愿以偿、官运亨通。而主要领导们敢于接受这种“投资”，不仅万无一失，还有三个好处： 一、 这都是“一对一”的活动，两头保险，十分安全可靠；二、 是存在两头害怕，送钱的怕不收，收钱的不敢轻易不收，因为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官僚阶层，许多人都想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化解矛盾；三、 是一箭三雕，几头都好。首先是名义好，过年过节，大事小情来看领导。其次是两厢情愿，改善关系，加深了解。再往下来，送、收双方过手的大多是公款，没有掏个人腰包，皆大欢喜。于是，在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观念影响下，沈阳市给领导送礼风越刮越烈。慕绥新曾在忏悔书中这样估计： 每年沈阳干部这种“人情往来”资金大约在一亿元以上。
在这种大背景下，夏任凡被这种大圈套小圈的关系网迷惑了，他想20年前他就名震华夏，直至今天还是原地踏步心里觉得太屈才了。他想再升一步。而事实上他完全有能力、有资历再上一步，况且市交通局长的位置，很长一段时间空缺，他只要往前迈一步，就顺理成章地坐上那个宝座。因为他在20多年前在北大演讲时，就宣称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但是，他又不想极露骨地去巴结、去买官。那样太掉价了，不符合他青年企业家身份。
夏任凡在法庭上他知道慕绥新很骄傲，轻易瞧不上什么人，他当市长这么长时间没有光顾客运公司就是例证。为此，他只有把握好机会，做得不显山不露水，一次就打动慕绥新。这种机会终于来了，一次，他知道慕绥新要出访马来西亚。便事先派人到那个国家去安排。慕绥新一到机场，那个“国际玩笑”果然开得很新鲜、很刺激、也很大，接待规格不亚于国家元首，先是十几台锃明瓦亮的“大奔”鱼贯而入，停在他身边，紧接着一位面若桃花的女电影明星为他献鲜花，那一刻，慕绥新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次活动后，慕绥新自然会顺藤摸瓜找到作俑人夏任凡，对他刮目相看有了好感。并破例到客运公司视察工作。自然，夏任凡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铺上红地毯迎接慕绥新，慕绥新岂能不对他有一个能干的感觉？结果效果达到了。慕绥新逢人就说，他了解夏任凡，这小子能干。
继而，他们回来后，他决定进行第二步“物资投资”，但是他不敢、也不会冒失失、赤裸裸地为自己当官送礼。1997年底，他第一次向慕绥新出手，应该说是一种试探。当时客运集团公司所属企业要进行无轨电车改造，更新运营车辆，需要市里帮助解决相关资金。按理说这本来是公家的事情，夏任凡只须按正常途径反映情况，按审批程序递交报告就行了。可是，为了“今后工作”探明途径，趟趟路子，他还是于12月的一天晚上，来到慕绥新家。
慕绥新在家显得很热情，他的前妻贾桂娥也在场，他们在大客厅接见了他。几句寒暄客套话聊过之后，进入正题时，夏任凡“大肚弥勒佛”般地笑了，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道：“快过年了，给嫂子弄点钱花。”慕绥新没有推辞，微笑地当了“二传手”，马上转交给贾桂娥。他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第一次出手如此顺利。慕绥新笑得很自己人的样子，也就很真诚。他知道见好就收，赶紧告辞了。
夏任凡走后，贾桂娥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立即问慕绥新：“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以前怎么没见过？”
“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夏任凡呀！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想当交通局长。”慕绥新那坑坑洼洼的脸上抽动了一下，夏任凡一撅尾巴，就知道他拉几个粪蛋。
夏任凡那点心事，岂能瞒过慕绥新的眼睛？原来他们在韩国与他交谈时，慕绥新就把他的底摸得一清二楚。但市交通局长这样的“肥缺”，岂是一万美元可以买下的？对于这一点，他们两个人都心知肚明。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交易。1998年5月、9月，夏任凡又分两次“送货上门”，给慕绥新送2万美元，慕绥新又收下了。
慕绥新将3次送的3万美元都收下了。这使夏任凡非常高兴，他想慕绥新收下3万美元，没有拒绝，这本身就是一种暗示和许诺。况且他知道慕绥新一言九鼎，是办事的人。为此，那些日子，他便做起当交通局长的梦。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那个好消息并没有来。可夏任凡是一个无论做什么事情，不做则已，要做就一定做好的人。于是，他每天都在非常焦急的等待中过去的。也是在每天分析猜测中度过的： 慕绥新还在等什么？是情分没到？还是送的不够？他的胃口到底有多大？自己送多少才能填满那无底洞？夏任凡心里没有底？但是有一条他心里是托底的，那就是慕绥新“当官人不贪财”，来者不拒越多越好。
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1999年6月的一天，慕绥新在商贸大厦会见外宾，其实夏任凡也在场。他抓紧有利时机，送给慕绥新一块“百达菲丽”男式手表，慕绥新收下了。有谁能想到，就在一市之长忙于公务、会见外宾的档口，行贿、受贿这样见不得人的苟且之事照样进行。
案发后查明，这只含18K金的“百达菲丽”表，价格不菲，值人民币9万多元。
夏任凡后来则告诉我，事情的经过不是那样。是那天他也参加会见，慕绥新看他的表很薄、白表带，在夏日里显得清爽干净好看。便随口而说，你的表不错呀！我看到慕绥新喜欢，想要这块表，就动心了，可我再想溜须拍马，也不会当场把一块旧表摘下来，送给慕绥新。那是对慕绥新的不尊敬。慕绥新也不会要这块别人戴过的表。事后，是我惦记这件事，不久有人出国带回来一块，我要来，送给了慕绥新。
慕绥新拿到夏任凡的钱后，他利用市长、市委副书记的职务之便，确实为夏任凡办了不少事。比方客运公司运营的价格、线路的安排调整，以及因燃料价格上涨等因素造成运营困难等问题，慕绥新都给予了支持并帮助解决。夏任凡还要求将沈阳市客运管理办公室，转归客运集团公司管理。慕绥新表示同意，并责成有关部门办理。但其后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办成。特别是在夏任凡要当交通局长的问题上，他更是主动与有关领导协商、并推荐，坚持要夏任凡到交通局当局长。
从此，他便鞍前马后，忠心耿耿地拥护慕市长，成为慕市长的一个可以任意驱使的棋子。慕市长太需要下级的拥戴和忠心了；太需要一些听从指挥，指哪打哪的大将们了。这样他在沈阳的一盘棋才能走活。当然夏任凡也不白给，也是一个人才呀！比方北运河是条臭水沟、污水沟。老百姓意见很大。慕绥新也把这个工程，当成市政府列为给老百姓办的十件大事之一，口号都喊出去了，可是市里百废待兴到处用钱，没有办法一下凑足这笔钱，夏任凡向慕绥新献了一个不花一分钱的计策，他让慕绥新先唱“人民城市人民建”的高调，再把北运河规划好，然后动用权力把北运河分段承包给各局，量化管理。让各局按指标、按时间去完成任务。市里只要稳坐钓鱼台，当好监工就行了。再比方沈阳客运各站的站牌子全都破烂不堪，慕绥新想搞一个亮化工程，又是夏任凡统一搭起了精美的雨搭、立不锈钢牌子、安上了夜晚照明灯可以以广告来集资，结果他又一分钱没花，把沈阳市的站台牌子全换了。类似这样的主意他出过几个，也干过几个。这样的人才为慕绥新效力，沈阳能不变化吗？
那么，夏任凡为什么最终没有当上局长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夏任凡与交通局有过节、名声不好。由于市交通局领导班子集体反对，他们说如果让夏任凡担当局长，他们集体辞职。为此，市常委会也否定了慕绥新提名。
一个改革初期极有抱负与作为的夏任凡，为什么这么没有人缘呢？
夏任凡自从1986年第二次上台以后，在交通客运公司担任“一把手”长达十四五年，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他就像一个大家长，把沈阳客运集团当成了自己的家了。比方，他一般人瞧不起，一旦来了他认为可以结交的朋友，就都把客人请到家里去，这样即能省钱又可以表示亲近，当然在家里请吃饭的费用，都是公司报销。还有一次，他母亲病了，为了用车方便，他一句话就叫司机把“大奔”开到家，给他弟弟使用，他弟弟一开就是两个月。
另外，他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变得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对市交通局的领导自然没有看在眼里。比方市交通局召开交通工作会议时，他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可以旁若无人地鼾声大作；在商讨问题时，他可以言语顶撞怒颜冒犯；实在烦了，他可以看书、可以在桌子上写字。局长拿他没有办法，只得走到他面前，夸他字写得好。他觉得局长在嘲讽他，他站起来连会都不开了，拂袖而去。还有一次，还是交通局开会，中午用餐时，夏任凡走进食堂，到桌边看了看准备的饭菜，不禁皱了皱眉头，伸手端起一碗饭往菜上一扣，便对同桌的人扬了扬手：“走，跟我到外边吃去！”
交通局的领导与群众都知道夏任凡的“背景”也领教过他的德性，谁还敢同意他来当局长呢？
就是这样，交通局坚决不同意，尽管常委会否定了慕绥新的提名。为了解决夏任凡的级别问题，慕绥新还是利用职权另辟蹊径，将客运集团公司从交通局中划出去，破格为市政府直属的企业集团。而市交通局长这个位置，若谁再提起，慕绥新就一票否决。致使这个位置在足足三年时间里虚位以待，其中奥妙不言自明。由此，可见慕绥新和夏任凡不同寻常的关系。
上级需要下级的忠心，下级需要上级的赏识。怎样把这两个渠道连接起来呢？正常渠道不是没有，而是被人忽视了，最后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点缀与装饰。于是，人们便变得非常实际，非常现实，开始走捷径，送钱与收钱。
而送礼的结果，是慕绥新和夏任凡互相赏识，夏任凡通过慕绥新达到了愿望，站在了厅局级的位置，而慕绥新领略了夏任凡的能力之后，又提高了领导能力。慕绥新认为金钱交易是“润滑油”，会达到双赢的效果。
结果适得其反，这两个惺惺相惜、互相欣赏的人，没有“双赢”，而是作为贪赃枉法的“一丘之貉”，被一起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大贪官，被判死刑（夏任凡被沈阳中级法院认定非法占用公款824万、行贿38万、受贿66万）。
慕绥新在反思中说：“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这里边有许多问题，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达到目的，只有用钱来做润滑油。”
这样一来，在沈阳很快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给慕绥新送礼，感觉不到这是一种贿赂，而是表达友好的一种方式。
慕绥新收别人的钱非常马虎，不讲究细节。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并不在意，事后也没有时间去看，他要的就是这种氛围、这种感觉。比方有一次，一个大款送给他一个卡，多少钱他不知道，办案人员问他，他说记不清了，让我想一想，他想了半天承认： 噢，有这么回事，是他给过一张卡，多少钱我不知道，那年过年我随手又扔给别人了。办案人员找到那个人，那个人承认有此事，也以为过年了，领导破天荒赏卡也就几千块钱，便去商店买东西，一刷卡。乖乖！没想到竟是20万！
开始，他收受红包还注意场合地点，一般都在家里收，可是他收受贿赂不到一年时间，收着收着，便对川流不息到家里收钱嫌麻烦了。
于是，1999年春节，他干脆坐在办公室里收钱。这么集中收钱的好处是： 其一、 给人公事公办的印象，谁也不会想到他敢于在办公室里收钱。其二、 节省工作时间，那就是先由秘书约好时间，什么时间都可以给市长拜年，而拜年的人，一看市长的时间紧，大过年的都办公，不用秘书提醒，基本都很自觉地撂下红包就走。其三、 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一般给官员和大款送礼，都不愿意被别人看见，这也许是典型的中国送礼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既送礼了，又表明自己清廉。
慕绥新在这一点上表现得表里如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活得很真实。
审判 第三部分
